民本人權與民主的體用之辨

民本人權與民主的體用之辨

玄野

鴉片戰爭後，西方文化全麵入侵中國，舉國上下皆在富國強兵一念，中體西用之說十分盛行。之後基於體用的概念對中西文化在中國未來的定位出現了多種理論。由於對民族前途的焦慮，對兩種文化的評判失於平靜與準確，百年來對文化諸要素在體用方麵的定位混淆以至於成患。辨清這一問題，不但對中國前途關係重大，對世界的協調作用也意義非凡。所謂體，就是社會的價值體係，稱得上體的理念應該表達了人類的核心價值，如今稱做普世價值。所謂用，就是達成這些人類普世價值的方法與工具。

西方文明展示給中國的首先是技術與武器上的強大，所以，西方技術的引進成為十九世紀仁人誌士的共識，這一階段中國對西方的理解主要在用的層麵上。同時因為對傳統的價值體係的深刻理解，明白中國的存在無法脫離這些價值體係所構成的體，所以中體西用成為主流。其中存在著巨大的盲點，西方之用必然是建構在其體之上的，其用也必然是為達成其體而服務的，單有船堅炮利是不可能賦予西方人以幸福生活的，而且沒有一個幸福生活的基礎，到達船堅炮利這一階段是不可能的。西方文明以技術優勢所帶來的全球化浪潮遠比蒙古人憑快馬利刃征服歐亞大陸複雜得多。所以，解決中國近代以來落後的問題，遠不是當年趙武靈王用胡服騎射就能得到戰略優勢那樣簡單。洋務運動的落寞是難免的，同時也是對西方文化初次膚淺認識造成的必然。百餘年後的當代，國人自鄉野至朝堂，自蒙學小童至學界泰鬥，依然夢想以科技創新複製胡服騎射打敗匈奴的曆史。可悲可歎！

體用本不可混淆，而且體用之間的依存關係也不能割裂。在技術與生產層麵的引進，因為僅限於純粹的用，體用間的生發關係被隔絕，固然是要失敗的。其後囫圇吞棗式的整體引進也沒有創造長久的奇跡。體用方麵的混淆是原因之一。洋務運動落寞後，中體西用的說法不再具備統治地位，全方位地吸收西方文化，以達成救亡圖存大業成為共識。但是，由於對西方文化理解的膚淺，文化各要素的體用屬性並沒有厘清。本身為體的概念，在西方是體，到中國也隻能作為體來存在，而不能當作工具來用。本身是用的概念，在西方是用，到中國來也隻能作為用來存在，而不能僭越成體。中國的嚴重混淆有二，一，科學與理性在民眾的意識裏極其崇高，但是在實際生活的持守中卻當作工具發展。科學在中國幾乎青黃不接，隻在技術這個工具層麵發展尚可。二，將民主當作普世價值的體來對待，實際上他是達成人權平等的工具。民主的倡導中，經常因為用而損害了本－－人權平等和中國的民本主義。第一個混淆因為超出本文範圍，下麵主要就第二個混淆予以討論。

當代諸多學者，從中國的古籍經典中發掘思想，用各種角度來闡明傳統文化中的民主思想，理性科學概念，自由精神及法製觀念等等。王達三先生曾以＂不許漢話胡說＂的戲言反對這種用西方文化語境來解讀中國宗教哲學思想的做法。中國的大陸文明與西方的地中海文明是人類文明的兩大主幹。理性人權等概念是西方文化所濃縮出來的普世價值，我們應該在實際中遵循，而不能用這些概念來評判中國文化。西方文化和中國文化溯及上帝或天道，二者是幾近重合的。在這個重合的天道或上帝角度上，可以看到諸多普世價值在兩個文化中的不同表達方式，可以來評判兩個文化中的優劣得失。在兩個文化綜合之前，用一個當前得勢文化的概念去刪訂當前沉寂文化的經典，所得到的結論是必然有悖曆史經驗，空泛，牽強，而且有害的。如同建築房屋，因為氣候不同，北方溫帶的建築風格與南方雨林地帶完全不同。若用北方的建築標準衡量雨林地區的房屋，所得出的結論一定是很片麵也很幼稚的。這一現象在民主概念中表現得最典型。將民主理念拔高到人類最高價值層次上，導致了對中西文化中真正體層次概念的誤讀。民主是一種製度形式，目的在於如何保證公權公用和民意表達的暢通，被認為是能夠達成某些普世價值的最佳方法，但不是人類應該追求的某種普世價值本身。

民主發源於古希臘城邦，是當時重商社會的市民對政治問題達成一致意見的主要方式。這時，民主法則雖然對選舉者保證了彼此平等，但是卻否定了婦女和奴隸的選舉權利。而奴隸正是人口構成的重要成分。這種不平等構成了社會的最大不安。民主法則遲至天賦人權思想在社會中雄居統治地位的時候才獲得新生，並進而為西方文化的發達奠定基礎。天賦人權和平等正是民主這一形式工具所要表達的價值理念所在。

因為人口爆炸和商業文明的發展，公共事務變得眾多而且涉及的人口越來越廣，民主演變成了一個完全間接的政治工具，不但大到國家是如此，小到城市都是如此。民主直接決定事務來表達民眾的權益已經成為曆史。間接民主的體製中，民眾權益的體現必然受另外一個要素的極大製約，就是執政者的個人修養，或者說，民本思想在政府員工頭腦中的地位。為人民服務的匾額可以掛在頭上，但是辦事的時候是否能克盡厥職，做判斷時是以人民的利益為出發點，還是在製度與程序之中穿梭而以個人前途為出發點，就全部取決於個人信仰與修養。基督教徒的信仰是堅定的，但是其信條中卻不涉及執政的理念，使得政府官員的敷衍行為不受道德的譴責。中國的民本思想不同，民在儒教政府中是作為神來對待的。左傳桓公六年：夫民，神之主也，是以聖王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這樣的政府在運作中其道德的力量才會充分發揮出來。

民主工具所表達的天賦人權思想和中國的民本思想是同一把斧子上的斧刃與斧背的關係。斧刃鈍則難入於木，斧背薄則無力。所以，二者是當代與未來政府所必備的元素，非獨中國需要明確，世界上的每一個政府都應該明確。當代輿論往往喋喋不休於民主體製，多為達成個人目的的障眼法，為仁者不為。今世首先應該明確這兩個本體概念，然後才是實現這些概念的工具。

當代流行觀念中，人們往往申斥中國古代的封建帝製不民主。這是極大的誤解，也有子孫不肖棄曠世遺產如糞土反怨老子遺產不豐的味道。簡單追溯一下民主在古代的曆史我們就會明白當代數典忘祖的狂悖了。直接民主在古希臘城邦的適用，主要在於城邦人口相對少，而且僅有占人口十分之一或更少比例的人有選舉權。同時在當時需要共同處理的事務相對較少，不象現在，幾乎每天的很多事情都將城市中的所有人口的利益牽涉進去。現代的間接民主，如果不考慮全民公決的情況，其功能隻在於選擇品德優秀施政綱領適宜的公共權力執行者。這種權力繼承或分配方式，在幅員遼闊的中國是不可能的。在工業化之前的社會中，對於大國，非但直接民主不可能，如現在選舉國家首腦的間接民主也非正確選擇。國家首腦的任用一般靠上屆首腦的推薦和賞識。羅馬帝國就是典型。其最初的幾任皇帝比較賢明，一般是看好了某個人以後，先將這個人收為義子，然後再將皇位傳給他。電影角鬥士中的那位哲學家皇帝馬可·奧勒留可能是這一良好慣例的終結者，將皇位傳給了被自己嬌慣的親兒子而不是一個賢明的義子。其後羅馬帝國一步步走向衰亡，緊跟著的是黑暗的中世紀，直到文藝複興之前的歐洲曆史，西方人提起來自己都皺眉頭。在近代解除基督教的思想獨裁和現代政治理論成形之前，在幅員遼闊的大國用民主選舉的方式確定國家元首，不但在理念上與傳統相悖，在技術上也完全沒有可行性。傳媒不發達，被選舉人完全沒有在上台之前向全民表述個人或團體執政規劃的機會。民眾所了解的隻是當政者上台之後的效果。下屆國家元首的選擇不可避免地由高層的領導集團來確定。在這種環境下，深入到統治階層的民本思想有更充裕的發揮空間，而天賦人權的思想隻能在宗教的環境中延續下去，而民主的工具則被視作無可奈何之舉。作為民主發源地的古希臘，蘇格拉底和柏拉圖將君主政體定為最佳，而民主政體排在寡頭政體和僭主政體之後，叨陪末座。由此來看信息傳媒未發達的三千年鐵器時代，民本思想在學術上深度發微又在實踐上發揮得淋漓盡致的中國領先世界近兩千年，也就順理成章了。

西方政治同樣存在民本思想，羅馬帝國首任皇帝奧古斯都在其統治羅馬的前三十年的職位就是終身保民官。問題是西方沒有把民本思想探究得如此深刻與透徹。地中海地區奴隸製的傳統導致社會不平等的意識根深蒂固，所謂的民主共和也都是屬於貴族與平民等少數人的特權。這一致命缺陷造成了古希臘與古羅馬文明的無法挽救的衰落，從而蘊含著天賦人權的基督教才得以入主歐洲。

民主表達了多數人的意誌，卻無法表達少數人的正當權益。隻有在保證了每個人不可剝奪的權利以後，民主才會體現出積極意義。有了天賦人權和保障自由的普世價值以後，民主這一工具才成熟起來。民主與憲政是互補的，而非一致的。民主是一種運作程序，著重於政權歸屬。憲政是一種製度，其核心價值在於平等自由。蘇格拉底之死令西方每一位仁人誌士痛心疾首，但這一判決卻得自民主程序與法製規則。這構成了蘇格拉底忠於這一製度放棄逃亡而慷慨飲鴆的原因。這一經典事件體現了民主的局限性和民主作為工具而非普世價值的本質。這一工具在成熟的體製下是保障人權的利器，在濫用的情況下則成為戕害自由與真理的屠刀。

天賦人權和平等是權利單個目的人角度上的表達，中國的民本思想則確立了權力持有者的行為宗旨。天賦人權和平等是對天道與上帝的好的視角，民主是實現這些目標的適宜途徑，我們應當吸取。民本思想是中國宗教與政治之本，是解決現代社會困境，平衡當代政治運作弊端的唯一出路。民本思想的發微，傳播與施行，不單關乎中國的前途，而且是中國及國人對世界和人類文化的責任。上不愧天地之造化，下不辱九泉之英靈，可曾捫心自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