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三封

Helen:

這幾天腦子裏有些零零碎碎的東西。

比如說，突然看到一個令人匪夷所思的視頻：一個名叫李毅的旅美學者，相貌頂級油膩，腔調惹人厭惡。他竟然公開說相對於14億人口，中國大陸在此次新冠疫情中隻死亡了4000多人等於就是沒有死人……嘛！句尾還拖著一個極其輕佻的“嘛”字，且邊說邊露出一種十分猥褻的神情以及一種牲口般的笑聲，嗯，如果畜生會笑的話一定是他那樣笑。

這個視頻可能流出的範圍也不是很廣，但是足夠讓我震驚了那麽一小會兒吧。隨後看到一篇短文介紹說此學者其實學曆見識頗廣，竟出此言，屬於禮崩樂壞。想想的確，他內心究竟怎麽想的很難知道，但是不難知道的是這麽自然而然地拍出曠世“彩虹屁”，少不了環境的縱容。而且，在我們的生活裏，這樣長著人臉的牲口可能還不算太少，他們甚至還掌握著部分人的生殺大權。說起來是不是有點悲哀？

在這些零零碎碎的東西裏，還有一個畫麵總是叫我難以忘記：那是一群穿著校服的中學生，他們在簡陋的操場上做廣播體操。學校的圍牆有一半已經坍塌，坍塌的牆外是一部等候在此的挖掘機。孩子們做完這次廣播體操，學校便會夷為平地。

這是一個專為打工子弟學校服務了十數年的公益組織的負責人在做演講時，給大家看的一張照片。學校沒有辦學資格，用地也不合規。負責人說到這兒突然使勁兒抬起頭，當然她是不希望眼淚流下來。片刻，她又笑起來，接著述說她們的公益計劃。

我其實也不會一直沉浸在這樣的畫麵裏，況且我相信這樣的情形會得到改觀，畢竟天底下的孩子們都應該擁有和父母在一起的權利、接受基礎教育的權利。但是當演講者抬頭不讓眼淚落下的時候，我流出了眼淚。上了年紀的女人，總是心很軟，見不了孩子們遭罪受苦。同時，我也知道這個世界上應該的事情多了去了，但現實呢？

所以這世上大概有兩種正確。一種叫政治正確，一種叫現實正確。政治正確追求普天下人人平等，但現實正確就是處處有不公。政治正確可以鴻篇巨製滔滔不絕，現實正確，往往由無數個沉默的碎片交織在一起，叫人無話可說。

我的姨媽這次來上海，是我姨夫的主意，姨夫想叫姨媽出來散散心，因為最近這幾年我姨媽變得越來越憂慮、越來越多疑、越來緊張、越來越強迫。我隻知道姨媽總是擔心姨夫開車會出車禍，每一次出行都坐在一邊千叮嚀萬囑咐，姨夫煩不勝煩隻好把車賣了，從此老夫妻二人出門都是公共交通，我不知道的卻是：姨媽今年果真害怕打仗，竟然叫姨夫囤了好幾個月的糧食。姨媽在上海的這些天裏，總是擔心我家弟弟獨自上下學路上被壞人拐走；又聞聽有學計算機的大學生猝死在圖書館的消息後，囑咐我要天天跟哥哥通電話詢問健康情況；而她最大的憂慮是何時能再去澳洲看望自己的兒子和孫女，她總是非常悲痛地問我：會不會這輩子母子再也不能相見了。

我姨夫悄悄問我，姨媽要不要去看看心理醫生呢？但是姨媽肯定不會去看心理醫生的，因為她身體的毛病已經多得來不及看。姨夫總說如果姨媽心態好了，身體就應該會好起來的。

又是應該，可哪兒又有那麽多應該呢？

有時候我覺得人老了之後，他（她）小的時候、年輕的時候的那些遭遇會變成一種極其頑固和深刻的印記，一刀一刀刻在這些老人的臉上。如果過往的那些遭遇不曾得到很好的處理和消化，就會像我姨媽那樣把年輕時候曾經有的恐懼一遍又一遍地重演。

多年以前，她沒能讀完高中便下鄉做了“知青”，最初的知青體驗是有些恐懼的，如果說這個恐懼因為隨之而來的戀情得以部分消解的話，那麽在“下鄉”之前她數次放學回家，發現自己熟悉的家被掀得底朝天的恐懼則深深烙在了她的身體裏。所以，直到現在，她每晚入睡前都要檢查房門是否鎖好，對家裏貴重物品的放置也總是憂心忡忡，她自己說過這叫“抄家後遺症”。而另一種恐懼則來自在那個年代裏，她每一次從農村回到城裏總是會有警察上門查戶口，發現“知青”賴在家裏不走，警察總要教育幾句要勸返回鄉。天性膽小敏感的姨媽到如今都不願意跟警察打交道，她說見了警察會不由自主的緊張，感覺自己又不得不和媽媽、和家分開，她跟我說過那個分開的過程有一種撕扯的感覺，好像是撕下了身體的一塊皮膚，讓她感到疼痛不已。

不過，那樣的年代，說過去也就過去了。姨媽這一代中，當然有很多堅強、樂觀、豁達的人，那些遭遇也曾經以一種百煉成鋼的模樣成就了許多人。但具體到我的姨媽，她的身上就一直帶著那個年代留給她的深刻的缺失和恐懼，哪怕在外人看來她現在的日子實在過的很好。

我經常會去看人們做的各種訪談或者所謂的“田野調查”，可我覺得除去那些數據，更多的人和他們的人生都是叫人張張嘴想說話，卻什麽也說不出來。我忽然特別明白那個叫雙雪濤的年輕男人為什麽能寫小說，因為他和沈陽的那條豔粉街一起結結實實地被生活暴擊過、結結實實地痛過，那些無比鮮活的日子隻要記錄下來就好，不用多說什麽；所以當我看到另一個叫袁淩的年輕人寫了一本名為《生死課》的新書時心裏有驚訝也有更多的敬佩，因為這本書是去記錄那些沒有留下遺言的死者。他說沒有留下遺言的死者很多……如果不能記錄下他們的遺言，那就記錄下他們的沉默。同樣，隻要記錄下來就好，不用多說什麽。

每個時代都有每個時代的主角，但大部分的人都在各自的時代裏帶著獨屬於自己的創痛，沉默以及沉浮。這也沒什麽，這就是現實正確。

上海又進入了陰冷潮濕的冬季。雨不大，但一直下，下得樹葉凋零，下得人心凋敝。這些天、這些散落的訊息和感想就像冬天的樹葉一樣，一片一片，在我身邊隨雨落下、隨風飄散。我還是那樣，會努力地去過自己的每一天，因為我和沉默的大多數一樣都別無選擇。至於過得好不好，我就不問不求了。

Jin

2020年11月25日

Jin：

是的，這幾天的手機裏都在討論這個叫李毅的學者，相貌油膩就不評論了。讓我吃驚的是作為一個學者爆出的是極其下流的粗口。看他讀了那麽多年的書，那麽多年人文修養的曆練，仍然可以做到不忘初心、不改初衷，我相信他一定是個頑強執拗、不屈不撓的人。

這個公開說中國14億人口，死亡了4千多等於沒死人的海歸學者同樣也叫囂武統對岸，可能對他來說，生靈塗炭不是個事兒，比Low則更有樂趣。不過，僅此而已嗎？顯然不止於此。你想想當年那些深宮怨婦們為了博得皇上的寵幸，也得使出洪荒之力，不過用力過度也是要招來殺身之禍的。李毅同學，你要“耗子尾汁。”

疫情以來，美國每天的PBS新聞結束之前都會念出一串長長的名字，他們的職業、性格、愛好等等，這些人都是死於新冠的人。昨天我聽到的名單中有音樂家、護士、裝修工人、超市收銀員、教會執事、中學老師、業餘棒球教練、家庭主婦、外科醫生。有長者、有中年人、也有年輕人……他們中有的是專業領域的精英、有的是領時薪工資的普通人，有人喜歡周遊世界，也有人熱衷於社區服務……聽到這些陌生的名字，我想到的是不同年齡、不同種族、不同職業的一個個鮮活的生命。他們就像在你周圍，可能是你的同事、你的鄰居、你的朋友……我想他們就是你說的那個年輕人寫的書《生死課》中的人物，他們可能沒有留下遺言，留下的隻是沉默，但是他們真實地存在過。

芸芸眾生的我們對於時代變遷，就像滾滾紅塵中的細沙，無足輕重；然而時代變遷對於我們卻可能是驚濤駭浪。就像你姨媽的那些經曆，沒有在彼時消化與處理，卻隨著歲月內化成了內心的恐懼與不安。看到她害怕警察那一段，我突然也想想說說我的“警察故事”。

幾年前，我帶父母去北京的故宮。在金水橋上排隊時，父親腿腳乏力，走得有點慢，背後一個年輕人就推了他一把，讓他走快點。我馬上說：“年紀大了走得慢，你不要推，小心一點。”年輕人不耐煩地說：“必須快點走，不準磨磨蹭蹭的”。我說：“你有話好好說，不用這麽大聲。”誰料到他馬上伸出手指著我的鼻子說：“你少囉嗦！信不信，我可以馬上把你拖出去。”我嚇了一跳，半晌不知如何回複。這時候，旁邊一個好心的遊客拉了拉我，悄聲在我耳邊說：“他們可能是便衣……”

便衣就是便衣警察吧，當時聽到這四個字我也害怕起來，不敢出聲了。雖然不能確定那位遊客說的對不對，但我的害怕是確定的。

當然，讓我更加緊張的是美國警察。或許是因為美國不禁槍，普通民眾擁有槍械會直接威脅到美國警察的生命，所以美國的警察整體都會給人一種在他們麵前不可造次的震懾力。   記得1991年的夏天，我第一次開車從加拿大過境美國的布法羅前往匹茲堡。邊境的警察檢查護照時不動聲色，墨鏡背後的眼神不知道是在看證件還是在看人，問我們去匹茲堡幹什麽？住在哪裏？朋友家的地址等等。全部如實回答後，仍然不把護照還給我們，靜默得令人心裏發毛。總算，他慢悠悠地合上護照，正當我們都暗暗鬆口氣的時候，他突然把已經準備從窗口遞給我們的護照又收了回去！並且冷不丁地問到：“你們打算在華盛頓特區停留幾天？”我們一下子懵了，不知道如何回答，老公小心翼翼地說：“華盛頓特區？我們不去那裏呀！”這時候，警察把護照遞了進來，嘴角露出一絲淺笑，然後大手一揮說：“旅途愉快！”

車緩緩開出檢查站時，我從倒車鏡中仍然能看到那個警察狡黠的笑容。原來他突襲的問題是假設我們為不法分子，準備到特區圖謀不軌，而特區是美國政府，總統所在地。

這幾十年來，每次過美國海關，即便是有合法的證件，我都有如臨大敵的感覺。主要原因是海關邊境的警察都得罪不起，他們的權利絕對不隻是核查每位進關者的身份，敲個圖章那麽簡單。如果他們對你產生懷疑，他們有權利拒絕你入境，甚至可以當場拘留你。或許最後你也終於得以入境，但卻極有可能是通過律師經由其他渠道，因此沒人願意碰上那種耗時耗力、沒完沒了被折騰的經曆。我敢負責任地說，平日裏再呼風喚雨甚至享有各種特權的人士，他們在經過美國海關時，也會有幾分鍾的恭謙時刻。

而加拿大的海關則輕鬆得多了，雖然也都全副武裝，但多是和顏悅色、彬彬有禮，在還給你護照的瞬間還不忘說一句：“保重，歡迎回家”，令人心生溫暖。小城、小鎮上的RCMP（皇家騎警）更是親和，就象是鄰家的大叔。有一次我下班開車回家，在後車鏡中發現一輛警車跟著我，但是也沒有打警燈，就那麽默默地跟著，直到我在家門前的停車場停下車。我坐在車裏，取出駕照等他上來盤問，他看了看我的駕照還給我說：“你的車牌已經延過期了，但是車牌上的貼紙可能是被哪個淘氣的小朋友撕下來了，你要補貼一張。”我這才想起來，車牌的確是延期了，但是貼紙根本就是忘記貼了，還在車裏放著。可如果警察打上警燈截停我會動靜太大，他就寧肯這麽默默地就跟了我這一路提醒我！當時我內心的感動可想而知。也許這與我居住的安大略省的小倫敦是一個隻有30萬人口的小城有關吧。

我想盡管加拿大禁槍，但是像多倫多，蒙特利爾這樣大城市犯罪率也相對高，警察也未必如此和藹可親。

這幾十年經曆過不少城市的警察，但是最讓我充滿好感的一定是香港的警察。說個小事情吧，我一度懷疑我的前世是個賽車手，因為我吃過無數張超速罰單。但其實並不是我有意要超速，我真沒有覺得車開快了。於是，我跟香港警察打過無數次的交道，他們從來都很客氣、禮貌，即便是被警燈截停，我也從未有過緊張、恐慌之感。最近的一次，是一個女警打電話到我家來，說她在電腦係統看到我的罰單：我在同一個地點被攝像頭拍到超速，這已經是5個月內的第三張了。她說：“就超了一點點，如果人工截停應該是不會開罰單的，但是電腦係統很嚴格，真是抱歉了。”雖然這隻是一個很小的例子，但請相信我，我對香港警察的好感是建立在超過20年的觀察與感受之上的！這也決定了在之前的社運中，我始終堅持支持香港警察的立場。

 

去年示威期間，有一位內地朋友，雖然覺得自己粵語過關，卻也明白終究是鄉音未改，他就很擔心自己去到市中心會被警察騷擾甚至毆打。我告訴他這完全是杞人憂天，如果你遵紀守法、不在地鐵站放火、不在美心或360店鋪裏“裝修”、不在旺角的馬路上撒釘子設路障、不在交通要道砸爛紅綠燈，警察絕對不會找你麻煩。在當時那樣的情形下，我勸他“低調”一點，最好別說國語發音變奏版的“粵語”了，不然大概率會被香港本地人“私了”。

 

對於各地警察的不同感受，無論是好感還是恐懼，也都是源於自己所經曆的人和事。昨天，香港迎來了確診病例破百的第一天。全港中小學星期三之後停課直至聖誕假期以後，但是聖誕假期之後很快就是農曆春節。如果疫情沒有改善，停課仍然會繼續，我也不得不焦慮起來。

 

Helen

2020-11-30

圖片來自網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