豬不啃的南瓜
不管雨下了多久，雨後都將會有彩虹。版權所有，嚴禁轉載。
Ahne教授的憤怒與煩惱
中秋聯歡晚會後，我抽空來到馬普基金會的辦公室，找到外事處的Harrison處長。我很小心地問他：“我可以申請叫我的夫人也來德國嗎？”Harrison似乎早就等著我這句話了，嗬嗬一笑說：“當然可以，沒有問題。我給你寫一封辦理簽證用的邀請信就是了。”剛提筆寫了幾句，又回過頭來問我：“你孩子呢？要一起來嗎？”我疑惑地問：“可以嗎？”他肯定地點點頭：“為什麽不可以？”
Harrison很快寫好了邀請信，把信紙折好，放在信封裏交給我：“就憑這個邀請信，在北京的德國大使館辦理簽證沒有問題。趕快去辦吧。你夫人來後，每個月有六百馬克的補助。兒子來後每個月有五十馬克補助。”我拿著信，高興地跳起來。立即寄給小樊。希望她能盡快把手續辦好。
才過了兩天，我跟Ahne教授正在看細胞，他突然看著我說：“嘿嘿，你要把夫人和孩子帶到德國來？”我驚訝地望著他，心裏想：他這麽快就知道了，看來他跟馬普聯係很密切啊。我點點頭。Ahne教授高興地說：“好啊，希望她們能盡快到來。需要我幫什麽忙嗎？”我看著他：“不知道，我沒有自己辦理過簽證。”他想了一下說：“唔，我知道了。對了，按照國際合作的安排，我下周會去中國十多天，到你們實驗室去看看，指導那裏的研究。需要我帶什麽東西給你家裏嗎？”我一聽到這個消息，馬上就說：“好啊，給我家裏帶點東西吧。”
於是，我回到屋裏，準備了一盤磁帶，對著話筒就說了起來。我介紹了這裏的生活、工作和城市的情況。以及想跟小樊和江蘇淮說的話……，把磁帶的兩麵都錄得滿滿的。再上街跟江蘇淮買了一個會自動轉彎和翻跟頭的小汽車。把這些東西一起交給Ahne教授，托他帶給我家。
幾天後，Ahne教授就去中國了。兩周後，當他返回慕尼黑，立刻回到了實驗室，把我叫到他的辦公室來。我聽說他回來了，高高興興地跑過去，想聽聽帶來了什麽好消息。不料我一進門，Ahne教授就遞給我一本書：“你看看這個是怎麽回事？”口氣是那樣嚴肅。我這才發現他黑著臉，好像很不高興的樣子。
我拿過書一看，是一本亞洲淡水養魚學術討論會的摘要匯編。原來十月十一至十五日，在北京舉行了亞洲淡水養魚學術討論會。這是我國第一次舉行的水產養殖方麵的大規模國際學術會議，有十一個國家和地區的一百三十多位學者參加。其中三分之二是國內學者，宣讀了八十多篇論文和二十多篇牆報，當然水生所也一定有報告了。我不知道他想叫我看什麽，就看著他：“怎麽啦？”他指了指書上的一篇文章：“你看看吧！這是你們寫的草魚出血病的論文。”我仔細一看，啊，是陳燕新老師宣讀的關於草魚出血病的論文《草魚出血病的病原及滅活疫苗的研究》。Ahne教授看來是生氣了。他敲打著那本書，大聲說：“你不是在這裏做了那麽多次試驗嗎？用了那麽多細胞，采用了各種方法，雖然在電鏡下確實看到了病毒，但都沒有看到CPE（細胞病變）。怎麽這裏又說有CPE？究竟是怎麽回事？”
我這才仔細地讀了一遍陳老師的文章。上麵赫然寫道：“病毒接種到細胞後，在二十五度左右出現出現CPE，三天CPE能完全，滴度達十的六到八次方……。”Ahne教授大發雷霆。他一定是非常煩惱：“在這裏你還在辛辛苦苦地尋找CPE，而在那裏什麽都有了，那還做什麽國際合作呢？”
看到這我感到有點哭笑不得。在武漢誰也沒有見過細胞病變是什麽樣子，看到一點不正常就認為是CPE，實際上並不是。但發表文章時大家都覺得沒有CPE不像是篇完整的文章。所以剛開始大家都說自己“看到了CPE”。但，我應當怎麽對Ahne教授解釋呢？
剛開始，我試圖把我和他們分開。我小心地對他說：“這個問題我還不是很清楚，讓我寫信去問問，看是怎麽回事。”不料Ahne教授一聽更生氣了，跳起來指著文章的前麵說：“你不知道？看看，這裏文章作者中有你的名字啊！”我一看，上麵在作者一行裏明明用英文寫著：陳燕新、高漢姣、江育林和王迎喜。我心裏一驚：壞了。他根本不明白中國的國情。他們寫文章把我帶上，這是看得起我，根本就沒有征求我的意見，連看都沒有給我看啊！我搖搖頭：“我沒有見過這篇文章，他們事先沒有給我看過。”無論我怎麽解釋，Ahne教授怎麽也無法相信我事先沒有見過這篇文章。我這才感到事情有點麻煩了。我該怎麽辦呢？
我立刻給潘老師寫了一封信，並事先貼上足夠的郵票。先通過外交郵袋送往北京，再從北京用航空信寄往武漢。告訴他這一情況，希望他能提出解決的辦法。在此期間，我盡可能地向Ahne教授解釋中國的情況。一方麵，水生所缺乏必要的技術，分不清細胞不正常和細胞病變的區別，得到一些錯誤的結論。另一方麵，國內有一些單位在相互競爭，在爭奪有關草魚出血病的成果。所以在這個情況下研究工作做得不是太謹慎，都隻是想盡快發表文章，僅此而已。經過幾天的解釋，Ahne教授似乎明白了什麽，但還是沒有想通。他在考慮下一步該怎麽辦。
外交郵袋確實是快！不到一周，潘老師發來電報：劉健康所長不日將來慕尼黑參加國際會議，可安排他跟Ahne教授見麵。啊，所長要來這裏，太好了！我鬆了一口氣。趕快把這個信息轉告Ahne教授。他點點頭，沒有做聲。看來他也希望有個能相互溝通的渠道。
幾天後，徐穎跑過來找我：“小江，劉所長來了，你知道嗎？”我連忙說：“聽說了，但不知道住哪裏，日程安排怎樣啊。我正想找他呢。”徐穎說：“我知道。所裏告訴我了。明天我們一起去見劉所長，好嗎？”
第二天，我和徐穎到酒店找到劉所長。我向他匯報了前不久發生的事情，感到很頭疼。劉所長聽我說完，想了想說：“小江，不要著急，來之前老潘跟我講過這事。事情還不像你想象的那麽嚴重，還沒有到國際合作破裂的的地步。這樣吧！”他翻了翻日曆牌。指著上麵的日期繼續說：“我這兩個時間有空。你問問Ahne 教授，能否選個時間來跟我見麵。我去跟他好好談談。”我這才舒了一口氣。
劉健康所長和Ahne教授談了兩個多小時。談了些什麽，我一點也不知道。反正後來劉所長對我和徐穎說起這事時，隻是簡單地告訴我們：“沒事了，我跟Ahne教授談得很好。你好好工作吧，不要擔心這事了。”而Ahne教授也似乎明白了：這隻是在學術上的一些問題，和中德雙方的合作沒有什麽關係。也不再和我討論這個事。
但是不久以後，Ahen教授又找到我：“江，我想了一下，你還是回中國一趟比較好。到實驗室跟他們好好討論討論，看看這個病毒究竟有沒有CPE。你準備一下吧，我給你準備機票。好嗎？”我一下子愣住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