漸趨右傾化的日本政局
9月12日，時任日本首相安倍晉三向自民黨幹部表示，由於閣僚不透明的政治資金處理問題等引起國政混亂，他為此引咎辭職。辭職後安倍以健康為由遁入醫院，騰出的政治真空被亂而有序的自民黨總裁選舉暫時填補。
短命首相對政局造成的輕微震蕩對日本社會各界來說早已不陌生，20年來，首相任期三年一屆的日本經曆了11任首相，考慮到前任小泉創造的連任兩屆的奇跡，其餘的短命程度可想而知。然而政界的更迭頻繁無法阻止不斷向右偏轉的日本政局，日本20年來不僅具備了右轉的政治、民意和組織基礎，還發展出了一套係統的、前後相繼的理論。在這套理論的指導下，日本在目標直指建軍、修憲和恢複普通國家甚至構建世界性政治大國的道路上有條不紊地前進著。
政界整體右傾
河野洋平所謂“自民黨和社會黨分庭抗禮”指的是二戰後日本確立的“1955年體製”， 1955年，日本保守、革新兩大勢力各黨派分別實現了大聯合，形成了以自民黨和社會黨“保革對立”為主要特征的“1955年體製”。雙方在社會基礎、國內政策、安全戰略、對外路線上都尖銳對立。但是以社會黨為主的在野黨始終未能問鼎政權。這種在法律上容許政權交替、實際上卻由一黨長期執政的政治結構，通稱 “一黨優位製”。在“一黨優位製”下，社會黨與執政的自民黨對立得再尖銳，也隻能算作日本非軍事化和民主化的背景。當時日本右傾跡象不太明顯，甚至還呈現出一種中庸的態勢，社會黨與自民黨之間的尖銳對立和勢均力敵隻是造成這種形勢的一個因素，而主要是迫於二戰後的國際大環境、美國壓力以及國內恢複發展經濟的需要才選擇中庸之路的。
實際上，兩黨分庭抗禮的民主政治從未構成阻礙日本政界右傾化的腳步，而民主政治中兩黨以政權為目標的選舉博弈會讓失敗一方的路線逐漸向勝者一方靠攏。日本社會黨逐漸向右傾靠攏就是典型的例子。二戰後，日本在美國的占領下經曆了以民主化和非軍事化為核心的戰後改革，走上了新的政治運行軌道。但是美國出於自身在亞太地區利益的考慮，再加上冷戰思維作祟，選擇了扶持自民黨為首的親美保守勢力，打壓社會黨為首的革新勢力。上世紀50-80年代自民黨製定的經濟發展戰略取得的巨大成功更是讓其獲得公眾的廣泛支持。在這種情況下，百姓寧願繼續把選票投給執政的自民黨，這樣給社會黨帶來了巨大壓力。為了獲得選民認同，該黨不自覺地向自民黨的方向靠攏。1986年，自民黨在中曾根康弘領導下獲得眾議院大選勝利，並由此確立 “1986年體製”後，日本政治進入了自民黨一手遮天的時代。該體製的顯著特點就是自民黨不但獲得了穩定的大多數，而且使社會黨調整了立場，對自由市場經濟、日美安全條約、自衛隊等由反對轉向讚同或默認，力圖向“超階級”的“國民政黨”轉變，以便得到更廣泛階層的支持。
2007年7月 29日在參院選舉中大獲全勝的民主黨，在黨首小澤一郎的帶領下走上右轉之路的可能性也很大。作為最大的在野黨，民主黨是代表市民、工薪階層利益的溫和保守型政黨，其主要支持基礎是工會組織。該黨主張在“市民、市場、地方”的基礎上建立分權社會。主張堅持專守防衛，保持為行使個別自衛權所需的最低限度的實力；不行使集體自衛權；遵守無核三原則。但自2004年4月小澤一郎出任黨首後，民主黨的走向變得令人擔憂。小澤是原自民黨大佬，小泉純一郎、安倍晉三在小澤麵前充其量算個政治小字輩。小澤一方麵向中國政要承諾要“向田中角榮老一輩政治家學習努力改善中日關係”，還痛批自民黨多年來實行“無原則、無責任” 的政治，表示應與中國、韓國等亞洲國家建立互信的外交關係。然而小澤是個不折不扣的右翼，他是“普通國家論”的始作俑者，他的“普通國家論”就是要日本能夠像其他國家一樣擁有軍隊，擁有核武器，其核心內容就是要拋棄和平憲法第九條，修憲派兵，這種理論化的軍國主義比小泉個性化的大放厥詞係統得多，也更容易引領中庸的民主黨最終重蹈社會黨變節的覆轍。
長期占據權勢巔峰的自民黨更是永葆其保守本色，黨內從來不乏強硬的鷹派分子。叛逃自民黨的小澤拋出的“普通國家論”越來越被自民黨所接受。自民黨與二戰結束前的統治勢力有著千絲萬縷的聯係。1946年，在美國占領當局實行第一次整肅時，自民黨的前身自由黨的43名議員中有30名被整肅，進步黨(後解散成立民主黨)的274名議員中有260名被整肅。但以後替代這些被整肅人物的都是他們的親朋好友，這些人的政治態度可想而知。自民黨與二戰結束前的日本統治勢力的親緣，再加上美國對保守勢力的支持，都為自民黨的右傾立場埋下了伏筆。
50至80年代自民黨治下的日本經濟高速發展，使自民黨加強對外影響的意誌不斷增強。1982年11月當選為首相的中曾根康弘，接連發表了關於爭當政治大國的言論。1983年7月14日，他在政策演講中稱：“今後日本作為國際國家應同經濟力量相稱在政治方麵也積極發言，並履行義務。”7月28日，他在家鄉群馬縣的演講中稱：“要在世界政治中加強日本的發言權，不僅要增加日本作為經濟大國的分量，而且要增加作為政治大國的分量。”這是日本首相首次用“政治大國”的概念代替“國際地位”的提法。日本外務省1991年版《外交藍皮書》指出：日本已能對有關國際秩序的所有問題產生很大影響，尤其是在亞太穩定與發展方麵“起到中心作用”。
就自民黨內而言，經過幾十年的發展，各派對保守理念沒有太大分歧，剩下的隻是漸進保守與激進保守的區別。這兩派追求的總體目標並無二致，差異僅在於其實現步驟與策略方麵。“漸進保守”的特點注重國內政局與內外輿論，不公開打出努力目標，不喜歡政治冒險和強行突破，寧願采取穩妥漸進的方式；“激進保守”的特點則與此正好相反。“激進保守”的真意，就在於盡早擺脫戰後非軍事化和民主化改革中形成的法律與體製束縛，力圖成為一個具有經濟、政治、軍事等全麵影響能力的綜合性大國。
這種目標和小澤的“普通國家論”本質上沒有太大區別，隻是小澤處理方法比較老練，他認為“普通國家”需要兩個必要條件：“其一，對於國際社會視為理所當然的事情，就把它作為理所當然的事情來盡自己責任去實行。……這一點在安全保障領域尤為如此。其二，對為構築富裕穩定的國民生活而努力的各國以及對地球環境保護等人類共同課題，盡自己所能進行合作。”他認為，日本在“經濟援助”等領域已作出了一些國際貢獻，在“安全保障”方麵卻遠不盡人意。可見，“普通國家論”的要害就在於以“為國際安全做貢獻”為由，突破“和平憲法”束縛和內外輿論牽製而重新獲得對外行使武力的手段。為了論證“為國際安全做貢獻”的必要性，“普通國家論”以強化日美同盟和參與聯合國維和行動為正麵理由，以所謂“中國和朝鮮半島是亞太地區最大的不穩定因素”這樣的荒謬命題作為反證理由。
而小泉和安倍政府以各自不同的方式把“普通國家論” 的理念正式列入了執政計劃，主要包括三個內容：一是修憲，改變憲法第九條關於戰爭、戰爭權的限製，使日本能夠擁有其他國家那樣的戰爭權；二是自衛隊的更名，小泉也說過“自衛隊就是軍隊”；三是完善“有事體製”法製，為日本在周邊地區主動參與軍事行動提供國內法律依據。隻不過小泉飛揚跋扈的性格使得他以比較激烈的方式實施這一計劃，在他任內，戰後的日本首次把自衛隊部隊派往戰爭尚未結束的伊拉克，高調參拜靖國神社。但由於深受焦頭爛額的郵政改革等內政掣肘，他無暇著手修憲。而溫和的安倍在小泉的基礎上走得更遠，他把修改憲法作為上任後的頭等大事，要把自衛隊變成自衛軍，能與美國並肩作戰。為了減少來自亞洲國家的阻力，為了不重蹈小泉時代不斷揮霍周邊外交財富的覆轍，安倍在參拜問題上保持了克製，在任一年間未曾參拜，改善了與中國、朝鮮的關係，盡管在就職幾個月前他還去參拜過。但在日本的國際形象稍事改觀後，他馬上著手他的恢複正常國家之路，先是開展愛國主義教育為修改憲法造勢，修改基本教育法。2006年將防衛廳升格為防衛省。他還支持右翼分子的粉飾二戰的曆史教科書，不承認“慰安婦”的存在。在他出版的暢銷書《致美麗的祖國》中，安倍甚至質疑東京審判的合法性，這已經超出了小泉的政治底線。在右傾化的政界引領下，輿情右轉也是阻擋不了的。
輿情整體右轉
日本前首相小泉純一郎以壓倒性的優勢贏得2005年9月11日的大選。這一“意外”結果，說明其所實行的國內外政策在日本是著深厚民意基礎的。民意調查顯示，小泉的支持率幾乎達到60%。2005年9月13日，日本《每日新聞》報道說，新當選的日本眾議員中有 84%的人主張修改憲法。這表明，修憲已經成為日本國內共識，修憲反映了日本社會的真實情緒，日本已經具備了修改憲法的國內基礎。況且在小泉和安倍時代為自衛隊解禁以及修改基本教育法早已把“和平憲法”人為地作了內科手術。現在“和平憲法”基本上算是名存實亡。在這種背景下，修憲隻是個時間問題。
對重大事件缺乏一定了解的公眾往往會關注媒體之關注。日本媒體在為右傾造勢上功不可沒。2005年9月，日本《中文導報》發表文章說，不同傾向的日本傳媒，在對中國報道上開始出現了高度的趨同性，那就是總體右傾化傾向。那些“有勇”、“有謀”敢於和中國等亞洲國家抗衡叫板的政治精英，大都能攻占輿論市場的製高點，獲得不少受眾的鼓掌喝彩。小泉執政期間，6次參拜靖國神社，通過操縱民粹主義，以高人氣維持政權支持度。安倍則以對朝鮮采取強硬立場，聲稱將在朝鮮可能攻擊日本前向朝鮮導彈基地發動先發製人的打擊，在選民中博得一陣“喝彩”。
意見領袖的作用也是不容低估的，他們可以對輿情的發展走向產生巨大的影響。20世紀90 年代以來，日本包括政治人物在內的一些公眾意見領袖提出訴求：要徹底改變二戰後的國際政治舊秩序，結束近50年的“不正常狀態”，擺脫政治侏儒狀態，在 21 世紀引領日本真正完成向“普通國家”的轉變。創建“普通國家”成了日本發展戰略的重要構成部分。10餘年來，日本思想輿論界進行的這場以創建“普通國家” 為訴求的“共識動員”，對日本民眾價值取向的影響是深遠的，特別是在社會“共識動員”過程中，“中國因素”不僅是刺激議題深入展開的焦點，也是牽動日本輿情走向的一個極為重要的變量。政界精英和公眾“意見領袖”所建構的“社會議題”借助媒體的輿論動員，迅速成為民眾普遍關心的“公眾議題”。
1993 年小澤一郎的《日本改造計劃》和2000 年中曾根康弘的《21 世紀日本的國家戰略》的出版發行，先後為上述問題的探討建構了權威性的原則框架。小澤是日本“普通國家”論的建構者。他的《計劃》充滿了濃厚的“國家主義”色彩，特別是此書為所要擬建的“普通國家”—日本賦予了極不“普通”的使命和義務。綜觀全書，突破“和平憲法”第九條的束縛，並借助美國的實力進而取得對國際事務的主導權等內容，是作者政治主張的“精髓”所在，也是其對“普通國家”核心價值的詮釋。該書涉及日本在亞洲的地位時用了“頭雁”、“牽引車” 等用語，實際上表達的也是一些日本人至今不願放棄的所謂“亞洲盟主”的利益。中曾的《戰略》是繼《計劃》出版七年之後的又一部進行社會輿論動員的力作。在涉及日本國家戰略定位上，該書與《計劃》的主張有相當多的重合部分。但在中日關係問題上，小澤偏重從政治或者說冷戰的意識形態著眼，認為來自中國的“威脅”主要是共產主義製度使然，因兩國價值取向的衝突必然引發日中關係的持續緊張狀態。與此相比，中曾根康弘則從曆史的、民族的、地緣的角度展開對此問題的論述。《戰略》更多地體現了後冷戰時代所謂“文明衝突”必將引發中日關係對立衝突的學理見解。
明治維新以來的右翼膨脹
以往學術界傾向從為資本主義開辟道路角度來理解明治維新，卻忽視了明治維新實際上埋下了右翼的伏筆。於是，正是在明治政府西方列強的寬大、縱容和利用下，在一個改頭換麵的軍事貴族集團的指揮下，日本在短短的時間內，以軍事暴力的手段吞並了朝鮮、中國台灣，發動了甲午戰爭和日俄戰爭，並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擠入世界列強。
日本學者堀幸雄在其編撰的《右翼辭典》中對右翼概念是這樣界定的:右翼“沒有明確的定義，一般指反動的、反近代的國家主義思想及其運動”。現在，基本上將國家主義、民族主義、帝國主義、極權主義、國家社會主義作為右翼概念來理解。右翼具有狂熱的排外主義、沙文主義式的對國家過份的忠誠以及對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的敵視。他們強調民族使命，具有打破現狀、發動政變的強烈願望。按照這種概念，明治維新的右翼色彩非常濃厚，而之後的侵華戰爭則將右翼理念進行了升華。
1930年代日本發動全麵的侵華戰爭，這場戰爭的動員方式就叫做“昭和維新”。而所謂“昭和維新”，不但其基本原則和信念，而且其整個發動過程遵循和繼承了“明治維新”的一套說法和做法，昭和維新(侵華戰爭和“大東亞戰爭”)就是明治維新道路的自然延續和必然繼承。然而，日本曆史上引以為豪的兩次維新實際上都是在瘋狂掠奪他國資源基礎上緩解自身嚴峻形勢及國內壓力。
1929年紐約股票交易所的大崩盤，使得世界資本主義秩序陷入危機。作為資本主義世界秩序中的“新興力量”，日本同樣也陷入了激烈動蕩。由於世界市場對於日本紡織品、棉花和製造業需求的嚴重萎縮以及日本當局為了迅速工業化而實行壓低糧價政策，盤剝農村。這使日本政府麵臨著城市失業和農村貧困的雙重壓力，日本社會陷入嚴重的兩極分化。而麵對危機，當時的浜口雄幸政府的表現，非常類似於1860年代的江戶幕府，政府采取了矛盾而曖昧的政策：一方麵大幅度削減軍事預算和政府開支，另一方麵為了防止經濟危機時代共產主義思潮的興起，則頒布了《治安維持法》，壓製社會民主運動。
恰恰是浜口這一左右不討好的處理社會經濟危機的不祥方案，反過來極大地加劇了社會危機。大幅度削減軍事預算和政府開支，激化了政府與軍隊的矛盾。像曆史上多次出現過的幾乎一模一樣，1930年代日本軍人集團非常容易地繞開並推翻了國內的文官官僚製度，導致了現代日本政治的全麵危機。正像明治維新起源於武士與政府的衝突一樣，類似的政治危機同樣呼喚出一個新的、更加野心勃勃的軍事貴族集團。1936年下層軍官針對文官政府的“二·二六”兵變，同樣再次把一個危險的軍人集團推向了前台—其代表人物就是近衛文麽。像明治維新一樣，近衛內閣一方麵迅速平息了下層軍人的騷亂，然後立即再把國內的矛盾引向外部。他毫不掩飾地提出一個鮮明的旗號開始了它的新政，這就是“昭和維新”，在這個旗號下開始了所謂“大東亞戰爭”。在近衛內閣的統治下，日本通過大幅度增加軍事開支和增加軍事訂貨的方式應對國內的經濟危機，將法西斯主義作為自己的意識形態。1937年，近衛內閣發動盧溝橋事變，開始了全麵的侵華戰爭，1940年，德、意、日法西斯軸心國聯盟形成。1941年日本發動了太平洋戰爭。沿著這條道路，日本以不可抑製的速度走向災難。
戰後美國對日本實行單獨占領並包庇大批戰犯，為日本右翼勢力的複活埋下禍根。對日本敗降的處置，主要是在美國政府控製下完成的，實際上是在麥克阿瑟一手壟斷下進行的。“冷戰”開始後，美國在對日本的占領和管製過程中，采取兩麵政策，在打擊限製的同時，又部分保護日本軍國主義勢力。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對日本戰犯的判決，可以說是對日本軍國主義侵略戰爭罪行的最輕微的部分清算，既不完全又不徹底。被盟國起訴的日本各類戰犯約5700餘人，被判刑者約4300人，其中920人被處死刑。在獄中的絕大多數日本戰犯先後被麥克阿瑟赦免釋放了。從1950年10月到1952年8月，在美國的支持下，吉田茂政府先後為18萬左右的軍國主義分子解除“整肅”， 岸信介等一大批日本戰犯重返政壇，竊據要職。這些人不僅自己堅持軍國主義思想，而且還對日本社會產生了極為消極的影響。
隨著冷戰的加劇，美國的對外政策明顯地轉向反蘇、反共、反對中國革命，企圖把日本變成在亞洲的反共前哨陣地。在政治上，美國將投降後的日本政府原封不動地搬過來，變為美國占領軍的政策執行機構，軍國主義的政治體製機構完好無損地得以保留。這是右翼勢力複活的組織基礎。在經濟上，在美國的保護和扶植下，日本大批被當作解散拆除或提交賠償對象的軍需工廠又重新恢複生產，為滿足美軍侵朝戰爭的需要而大量生產槍炮子彈和軍需物資。日本成了美軍侵朝戰爭的後方兵站基地和補給基地。而日本每年則能從“朝鮮特需”中獲得七八億美元的收入。在軍事上，隨著美國占領政策的轉變和重新武裝日本的意圖逐步明朗化，殘存的軍國主義勢力變換手法得以保存和發展。
在思想意識形態領域，出於“冷戰”政策的需要，美國顛倒是非，在《舊金山對日和約》中間接著否認日本1941年12月7日以前發動的戰爭是侵略戰爭，結果，這個本來有利於使日本人民仇恨法西斯侵略的事沒有做。同時，日本右翼勢力從50年代起就利用輿論工具公開掩飾、否認和美化日本對外侵略的罪行，使日本多數青少年隻知道本國遭受過原子彈的轟炸，而對日本當年對中國和亞洲人民所帶來的災難，卻全然不知或知之甚少。思想教育的誤導使日本殘餘的軍國主義思潮得以繼續擴大。此外，大批主張徹底鏟除軍國主義的進步人士橫遭迫害，在戰爭問題上，日本社會被搞得是非顛倒，黑白不分，毫無正義可言，結果使日本國民沒有像德國國民那樣有一種負罪感，反而產生了深深的恥辱感。美國學者本尼迪克特在其著作《菊與刀》中精辟論述了“罪感文化”和“恥感文化”的差別。罪感文化依靠罪惡感在內心的反應來約束人的行為，恥感文化則依靠外部的強製力來約束人的行為。日本的傳統文化向來以“恥”為主要的強製力，“恥”是一種社會的外來評價，而不是心靈的自我拷問。日本學者加藤周一在《日本社會文化的基本特征》一書中分析說：“在十五年戰爭中(指自1931年‘九一八事變’開始至1945年結束的戰爭)，作為個人，日本沒有一個戰爭責任者，即如果有錯，大家都有錯。戰爭責任由全體日本國民承擔，不是由領導人承擔。所謂‘一億總懺悔’，就是說無論是香煙鋪的老板娘還是東條首相，都有一億分之一的責任。一億分之一的責任，事實上就是等於零，即變得沒有責任。大家都有責任，幾乎等同於都沒有責任。”
由於日本政府中右翼勢力強盛，因而對社會上的右翼勢力采取了縱容、姑息的政策。據不完全統計，日本右翼團體組織從60年代的400多個增至今天的900多個，其成員達12萬多人。這些右翼團體的共同特點是：鼓吹“皇國史觀”，否定侵華戰爭，反對道歉。1995年8月，日本47個都道府縣的議會都通過了追悼死難者、美化侵略戰爭的決議，參加阻止“不戰決議”在國會通過的簽名者達近百萬人，日本的右翼勢力有著廣泛的社會組織基礎。日本憑借經濟實力，急欲成為政治大國。同時不斷增加軍費開支，加強軍事實力，現已成為一個潛在的軍事大國。日本右翼思潮日趨泛濫和國家主流意識的嚴重右傾化及其所作所為實在令人擔憂。
作為一個亞洲島國，一個經濟發達的、有著強勢靠山的、日益右傾化的日本對亞太局勢穩定和安全造成了巨大的潛在威脅。日本經濟在經曆上世紀後半期的繁榮後，一直處於低迷狀態。迫切的經濟壓力再加上島國資源缺乏帶來的焦慮心態，以及政客、國民不斷彌漫的右傾化情緒，仍不排除日本在內部危機激化或發展受到挑戰時，仍有可能會再次踏上危險之路。因此，作為日本的鄰國，對日本右傾化的深入探討，有助於我們認清日本政情及走向，為中國的和平發展的外部環境做最充分、最客觀的估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