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介石和汪精衛之間的你死我活
1935年11月1日上午,國民黨四屆六中全會在南京的中央黨部舉行,就在開幕式後舉行全體委員合影之際,攝影記者中突有一人舉槍射擊,隻見國民黨的二號人物、行政院長汪精衛當場中彈倒地。“行政院長汪精衛遇刺”一時成為轟動全國的新聞,轟動程度蓋過了四屆六中全會本身。當時,日本策動“華北事變”,中日矛盾激化,國民黨內部倒汪的風潮不斷,四屆六中全會本是為召開確定國民黨內外方針的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做準備的,此際發生汪精衛被刺事件,自然引起中外輿論的極大關注,誰?為什麽要刺殺汪精衛?這是人們最想知道的答案。
蔣介石一度被懷疑為刺殺事件的指使者。理由是蔣介石與汪精衛曆史上曾經針鋒相對,在不少問題上有矛盾。刺殺案發生於集體合影之時,蔣介石已到會場卻沒有參加照相,這種反常舉動更令人心生疑竇。許多文章均寫當蔣介石聞訊趕到汪精衛被刺現場時,汪的妻子陳璧君情緒十分激動,雙手緊緊扭住蔣介石,邊哭邊喊:“你不要汪先生幹,汪先生可以不幹,為什麽派人下此毒手啊?”蔣介石竟無以應對。還有人質疑,刺客能混入警戒嚴密的國民黨中央黨部下手,說明背景很深。
不久之後,案件宣告偵破。實施刺殺汪精衛的是華克之領導的一群愛國人士,他們強烈不滿蔣介石為首的南京政府對日妥協政策,組織了晨光通訊社,周密部署,伺機以記者采訪新聞的便利接近蔣介石,將其刺殺。在錯失幾次機會後,終於確定在國民黨四屆六中全會開幕合影時動手。不料,蔣介石竟然沒有出現,實施行刺的孫鳳鳴臨時決定將槍口對準了汪精衛,汪成了蔣的替死鬼。案情公布時,南京方麵又說,刺客係受共產黨指使,或是“斧頭幫”王亞樵所策動,但許多人仍將信將疑,認為南京宣布“破案”是蔣介石在使用轉移公眾視線的“障眼法”。直到刺汪案一周年時,華克之為紀念因此案死難的孫鳳鳴等戰友,特地寫《告全國同胞書》,揭露蔣介石推行不抵抗政策的罪行,坦承刺殺是由他們所為,與共產黨、王亞樵均無關,行刺的目標就是蔣介石,最後射擊汪精衛,則是孫鳳鳴不得已的臨時選擇。蔣介石才從刺汪案中徹底解脫。
在國民黨內,孫中山死後,蔣介石和汪精衛之間的你死我活。《一山不容二虎:蔣介石是如何鬥倒汪精衛的》書摘如下:
刺殺事件之後不久,就查明、蔣介石也公開宣布,刺殺事件並不存在什麽共產黨的陰謀叛亂。那麽,汪精衛到底是不是要謀害蔣介石呢?如果回答是否定的,蔣介石為什麽如此說,如此做?讓下列事實回答:
刺殺事件發生之後,汪精衛怒不可遏,22日開過中政會之後,23日,便以患暈眩症向中常會請假治療,不見客,接著又自行辭職,即汪精衛所說:“兄弟自動辭職離開廣州”。5月11日,汪精衛離粵赴港,6月中旬到法國巴黎。
刺殺事件的事發和事後,汪精衛所憤憤不平的是蔣介石這麽大的舉動竟連招呼也不打。直到他旅居國外之後,與人通信提起此事還難以抑製內心的氣憤,說:“三月二十日之事,事前中央執行委員會、政治委員會毫沒有知道。我那時是政治委員會主席,我的責任應該怎樣?三月二十日,第二師團黨代表以下都被拘留,我是國民革命軍總黨代表,我的責任應該怎樣?我這時候以為不問這事情做得錯與不錯,而這件事情做法不能說是不錯。我隻責已而不責人,我以為皆我不能盡職所致,所以引咎辭職。”
汪精衛對蔣介石的指責沒有錯,蔣介石製造了刺殺事件,不論從政治上說或從組織紀律上說,其過錯都難以推卸,理應受到製裁。汪精衛如果有謀害蔣介石之心,正好是個好機會,何不借機除了蔣介石,而自責出走呢。
1927年4月,汪精衛回到武漢,陳公博當麵質問有無要謀害蔣介石之事。汪精衛“愕然了半天”,反問:“公博,你信不信?”
刺殺事件時,蔣汪間關係的實質,在蔣介石的另一舉動中暴露出來。
汪精衛辭職出國後,海內外國民黨人擁汪呼聲高昂,請汪複職函電如雪片般飛來。蔣介石對此甚是反感,竟憤然聲言:“我以為黨政軍隻能有一個領袖,不能有兩個領袖。如果大家要汪先生回來,我便走開。如果大家要我不走,汪先生便不能回來。”應當說,這才是蔣介石的出自內心的真正實話。
蔣介石在刺殺事件後,到處演說、報告,說:“黨的領袖隻有總理一人,本校長以總理的精神為精神,以總理的意誌為意誌,我可以做總理真正的一個信徒,這話隻有我能說,亦隻有我敢說,這是不用客氣的。“
汪精衛走後,蔣介石取代了軍委會主席的位置。以解決國共合作中出現的問題為名,蔣介石向國民黨中央提出“整理黨務案”,排斥、限製共產黨員在國民黨內的領導職務,規定:共產黨員在國民黨省、市、中央黨部任執行委員者,不得超過各該黨部執行委員總數三分之一;共產黨員不得擔任國民黨中央部長。
5月15日至22日,國民黨召開二屆二中全會,通過了蔣介石的“整理黨務案”,並選舉蔣介石的盟兄張靜江為中央常務委員會主席。
會後,共產黨人辭去在國民黨擔任的部長職務。
而蔣介石的官銜接二連三地增加,當上國民黨中央組織部長、軍人部長、國民政府委員、國民革命軍總司令。
7月4日至6日,國民黨中央召開臨時全體會議,張靜江以足病辭國民黨中央常務委員會主席職,會議選蔣介石擔任。
至此,蔣介石成了國民黨黨、政、軍的領袖。
蔣介石說,如果汪精衛回來,他就走,表示一山不能同時藏兩隻虎。
《汪精衛死後葬在梅花山,蔣介石下令炸毀後火化不留骨灰》說明了在國民黨內部汪精衛和蔣介石鬥之間的你死我活。
蔣介石下令炸毀汪精衛的墓穴,二人之間究竟有何恩怨?
1883年,汪精衛出生於廣東一個落寞的大家族裏。因為是家中最小的孩子,所以汪精衛十分受到家裏長輩的鍾愛,甚至可以說是溺愛。但是好景不長,汪精衛十幾歲出頭時父母便相繼離世,年少的汪精衛隻能跟著兄長生活。雖然二人是骨肉之親,但兄長對汪精衛的管教卻十分嚴格。這也讓汪精衛有一種寄人籬下的淒涼,父母的缺席,兄長的嚴格,共同造就了汪精衛敏感多思的性格。
在他20歲那年,獲得了公費前往日本留學的機會,也正是在日本接觸到了先進的革命思想。1905年,汪精衛成為同盟會的一員。隨後他開始發布一些關於“三民主義”思想的文章,獲得了孫中山的讚賞。
隨後年輕氣盛的汪精衛決定前往北京刺殺攝政王,在行刺之前他特地給孫中山去信一封,信中種種措辭盡表他的雄心壯誌。然而最後行刺計劃失敗,汪精衛被捕入獄後在獄中遭遇了非人的折磨,但他仍寫下了“引刀成一塊,不負少年頭”的豪情詩句。在他的供述中,洋洋灑灑四千多字都在控訴清政府的無能腐敗,還表示刺殺行動與他人無關,全是自己一人所為。
當時汪精衛認為自己必死無疑,清政府一定會對他判處死刑。而他骨子裏便存在反抗的特性,因此堅決不向清廷低頭。但是清政府的處理方式卻出乎了他的意料,原來那時候清廷早已苟延殘喘,希望像汪精衛這樣的人才可以為自己所用。為了顯示自己的大度,也為了和革命黨搞好關係,甚至對在監獄裏的汪精衛進行“優待”。正是清廷態度的轉變,也讓汪精衛的思想開始發生變化。雖然他骨子裏有著反抗思想,但從小的生活環境塑造了他對生活極度渴望的特性,因此在《有感》詩句中,他竟然將清廷和革命派比作“豆萁相煎”。
孫中山去世之後,汪精衛成為國民黨的幾個重要領袖之一。汪精衛在國民黨內聲譽很高,並且他很會左右逢源,孫中山生前又對他十分賞識,所以汪精衛順理成章成為廣東國民政府主席。
但是蔣介石卻成為威脅他地位的最大存在,1926年蔣介石策劃了“中山艦事件”,但事先卻並未通知汪精衛,這自然令汪精衛十分惱火。
隨後他命令黨內人士去抓捕蔣介石,但卻並沒人尊崇,汪精衛在黨內的威望遭到了極大的折損。顏麵掃地的汪精衛決定主動辭職,這也給了蔣介石進一步擴張的機會。
雖然汪精衛比蔣介石在國民黨內部地位高,但是隨著蔣介石軍權的發展,已經逐漸脫離了汪精衛的控製。中山艦事件後汪精衛主動下野,蔣介石正式成為軍事委員會主席。
汪精衛認為當下的局勢對自己很不利,於是想主動躲一躲。但夫人陳璧君希望他能和蔣介石鬥爭到底,但在之後二人的每次交鋒中,汪精衛都輸蔣介石一頭。
但此時汪精衛依舊抱著不切實際的幻想,認為可以憑借自己的黨權壓製蔣介石,但最終這個幻想也成了泡影。
抗日戰爭爆發後,蔣介石被推選為國民黨的總裁,在戰時行使黨的最高權力,而汪精衛則成為副總裁,屈居於蔣介石之下,這讓他十分不甘心。這下可得了蔣介石的意,在工作中他常常把汪精衛晾在一邊,根本沒給他什麽實權。
在國民黨內被蔣介石排擠後,汪精衛為了能獲得繼續跟蔣介石較量的籌碼,於是選擇了另一條道路。因為汪精衛曾經有過日本留學的經曆,所以當時他一直抱有“中日友好”的幻想。並且他自己認為中日之間力量太過懸殊,中國沒有戰勝的可能。
在抗日戰爭進入相持階段後,日本人為了繼續加重中國的國內矛盾,混淆視聽,便放出消息稱可以和中國談判,雙方簽訂條約後便可以撤兵。汪精衛正好中了計,開始私下裏和日本的一些人員開展秘密會談,十分迫切地想要和日本進行“合作”。
1938年11月,汪精衛與日本方麵在上海達成協議。雙方同意日本在中國建立“滿洲國”,並且承認了日本在中國的一些不合理特權,隨後日本承諾會在不久後撤兵。除此之外,日本方麵還要求汪精衛徹底和蔣介石決裂,並且建立自己的政權。其實日本人的意圖非常明顯,那便是想控製汪精衛建立的偽政權,從而達到吞食中國的目的。
但汪精衛還是在不久後前往河內,與日本簽訂了《中日新關係調整綱要》,徹底成為大漢奸。日本卻並沒有像當初承諾的一樣撤軍,汪精衛徹底沒有了退路。這件事情也使得蔣介石和汪精衛徹底決裂。當日本人向汪伸出橄欖枝的時候,汪精衛才會如此迫切地答應,其實他渴望的是那個國民黨“一把手”的位置。
已經利欲熏心的汪精衛已經顧不得自己到底做了什麽,他太想要坐上頭把交椅,因此才心甘情願地喝下這杯“毒酒”,成為日本人的工具。1944年,汪精衛在日本名古屋因病去世,隨後他的遺體被運回中國,葬在南京梅花山。
抗日戰爭結束之後,蔣介石國民黨大小各級官員們一方麵正在忙著接收日本戰敗後留在大陸也是中國人民的戰利品,另一方麵蔣介石高層忙著消滅中國共產黨。《“六個月,隻要六個月,我們就能徹底解決問題!”》,也就是在六個月內就可以從全中國各地徹底《消滅中國共產黨》,同時完成《接收日本留在大陸的戰利品》。
1946年的那個夏天,蔣介石國民黨中央高官們在南京國民政府的軍事會議上,參謀總長陳誠拍著桌子吼出了這句話。《“六個月,隻要六個月,我們就能徹底解決問題!”》,台下坐著的一眾將領,有的麵露興奮,有的暗自心驚,但沒有一個人敢站出來反駁。這句狂妄到極點的誓言,當時聽起來是那麽的自信,誰能料到,這竟然成了敲響那個龐大王朝喪鍾的第一聲。
那個夏天的南京,熱得讓人發瘋。1946年的南京,空氣裏都彌漫著一股躁動的味道。那時候,抗日戰爭剛剛結束沒多久,老百姓還在廢墟上扒拉著過日子,但南京城裏的氣氛卻詭異得嚇人。如果你那時候站在南京街頭,你會發現滿大街跑的吉普車,車上坐著的軍官一個個紅光滿麵,那是打心眼裏的高興。為什麽高興?因為他們覺得自己強得離譜。咱們先來扒一扒當時蔣介石國民黨手裏的牌。那可真是一手王炸。
那時候蔣介石國民黨手裏的正規軍,加上雜牌部隊,林林總總加起來有430萬人。這是個什麽概念?那時候中國共產黨分散在全中國各地的分散的人民解放軍滿打滿算,八路軍新四軍等算作正規軍也就61萬,加上地方遊擊隊民兵等武裝也就加起來總共有127萬。這就像是一個全副武裝的重量級拳王,站在一個剛吃飽飯的小個子麵前。
再看看裝備,那更是沒法比。那時候蔣介石國民黨軍隊裏,有四分之一是美械或者半美械裝備。美國人給的那些湯姆式衝鋒槍、卡賓槍,還有那嶄新的105毫米榴彈炮,成排成排地擺在倉庫裏。天上飛的是美軍支援的飛機,地上跑的是剛刷好漆的坦克。甚至連士兵腳上穿的皮鞋,都是美國貨。
反觀中國共產黨的中國人民解放軍那邊,士兵手裏拿的大多還是從日本人手裏繳獲的“三八大蓋”,有的部隊甚至還在用老舊的“漢陽造”。至於重武器,那更是少得可憐。僅東北林彪部下有少些。
而蔣介石的國軍除了美國人的援助,蔣介石還幹了一件特別“精明”的事。日本投降的時候,留下了一百多萬軍隊的裝備。這些東西,蔣介石那是照單全收,連顆螺絲釘都沒放過。這一進一出,蔣介石覺得自己腰杆子從來沒這麽硬過。
蔣介石在日記裏寫得那叫一個露骨,大概意思就是,不能按部就班地宣戰,要趁著對方還沒準備好,搞個突然襲擊,速戰速決。這種心態,其實很好理解。這就好比你手裏握著一把加特林,對麵拿的是一把水果刀,你也得飄。所以,當陳誠喊出“六個月解決戰鬥”的時候,蔣介石是信的,底下的將軍們也是信的。他們是真的覺得,隻要大軍一開動,也就是個武裝遊行的事兒。
可問題就出在這個“太自信”上。曆史這玩意兒,最喜歡在人最得意的時候,給他來個大嘴巴子。那時候的蔣介石南京政府,從上到下都沉浸在一種盲目的樂觀裏。將軍們忙著搞接收日本留在大陸的許多戰利品,更忙著搶房子,忙著把日本人留下的金條往自己兜裏揣。
在蔣介石的將軍們看來,打敗共產黨的仗那是順手的事,主要任務是享受勝利果實。這種氛圍,直接導致了後來的一係列誤判。蔣介石的將軍們根本沒把對手共產黨的解放軍當回事,覺得那就是一群“土包子”,小米加步槍,怎麽可能打得過幾百萬的正規軍?
其實,最早給蔣介石出主意提出半年解決問題的人,不是陳誠,是何應欽。何應欽這人吧,雖然也是個反共的老手,但他畢竟是個老江湖,做事相對穩當點。他當時擬定了一個計劃,叫“兩年三階段”。意思就是,咱們得穩紮穩打,別著急,花個兩年時間,分三個步驟,慢慢把對方吃掉。
為了這事,何應欽還專門去請教了一個特殊人物。這人是誰呢?就是原侵華日軍的總司令,岡村寧次。你沒看錯,就是那個雙手沾滿中國人鮮血的戰犯。日本投降後,蔣介石沒殺他,反而把他秘密留下來,當成了座上賓,讓他給國民黨軍隊當顧問。
這岡村寧次畢竟跟八路軍打了八年交道,吃過不少虧,心裏是有數的。他當時就給何應欽提了個醒,說共產黨這支隊伍,那是相當頑強,絕對不能輕視,更不能急於求成。何應欽聽進去了,所以搞了個兩年的計劃。
但是,這計劃報到蔣介石那兒,老蔣不樂意了。兩年?蔣介石那時候恨不得兩天就解決問題。他看著地圖上那些紅色的區域,心裏就像長了草一樣,一刻都等不了。他覺得何應欽老了,膽子小了,沒有那股子衝勁兒了。
這時候,陳誠看準了機會。陳誠是誰?那是蔣介石的心頭肉,是“土木係”的大佬。這人有個最大的特點,就是聽話,而且特別會揣摩蔣介石的心思。陳誠一看蔣介石對何應欽的計劃不滿意,立馬就拿出了一份新的方案。這份方案的核心就三個字:六個月。
陳誠拍著胸脯跟蔣介石保證,根本用不著兩年,隻要咱們集中兵力,全麵進攻,最多六個月,也就是半年時間,就能把共軍徹底消滅。這話簡直就是說到了蔣介石的心坎裏。
1946年6月1日,蔣介石直接下了道命令,把何應欽的參謀總長和陸軍總司令職務全給撤了。取而代之的,就是陳誠。這一換人,不僅僅是人事變動那麽簡單,它是整個國民黨戰略方針的一次大轉彎。
陳誠一上台,那真是新官上任三把火。他直接把之前穩紮穩打的那套全推翻了,換上了一套激進得嚇人的打法。這套打法的核心,其實還是那個日本戰犯岡村寧次那一套。當年日本人在華北搞“囚籠政策”,就是利用鐵路、公路做柱子和鏈子,修碉堡做鎖,想把八路軍困死。
陳誠覺得這招太絕了,咱們現在有這麽多兵,有這麽多卡車坦克,搞這一套不是更厲害?於是,國民黨的戰略就變成了:搶占大城市,控製交通線,把解放區切割成一塊一塊的,然後像吃豆腐一樣,一塊塊吃掉。這計劃聽起來是不是特別完美?有兵力優勢,有裝備優勢,還有“科學”的戰術指導。陳誠當時覺得,這簡直就是一道送分題。
但他忘了一件事。這套戰術,當年日本鬼子沒玩明白,最後輸了。現在他拿過來接著玩,就能贏嗎?而且,他太高估了自己的控製力,也太低估了對手的智慧。
那時候的國民黨高層,就像是一群賭紅了眼的賭徒。他們看著手裏的籌碼多,就想一把梭哈,直接清台。他們根本沒想過,萬一輸了怎麽辦?因為在他們的邏輯裏,這局根本就不存在輸的可能性。
贏了麵子輸了裏子,一場奇怪的勝利。戰略定下來了,仗就開始打了。一開始,國民黨的戰報那是相當漂亮。今天收複了這座城,明天打通了那條路。地圖上,代表國民黨的藍色旗幟插得到處都是。
特別是在蘇中戰場,國民黨派出了一員猛將,叫李默庵。這李默庵手裏握著12萬大軍,清一色的美式裝備,那是氣勢洶洶地殺過來。他的目標很明確,就是要把蘇中解放區給平了。李默庵打得很“聰明”,他嚴格執行陳誠的戰略,哪怕是遇到解放軍的主力,也不隨便追擊,就是死盯著城市和交通線打。
結果呢?在蘇中戰役裏,粟裕將軍指揮著三萬多人的部隊,跟李默庵這12萬大軍周旋。這一仗,打得那是相當精彩,也就是著名的“七戰七捷”。按理說,李默庵損兵折將,應該算是輸了吧?可人家李默庵不這麽認為。他在給南京的戰報裏寫得那是花團錦簇。他說,雖然我們損失了一些部隊,但是我們占領了鹽城,打通了浦口到南京的鐵路,控製了長江下遊的交通。
這邏輯簡直絕了。在他看來,隻要地盤占住了,那就是勝利。至於死了多少人,丟了多少裝備,那都是次要的。更有意思的是,蔣介石和陳誠看到這份戰報,居然也覺得挺滿意。他們覺得,你看,雖然咱們付出了點代價,但是戰略目的達到了啊。共軍的地盤被我們壓縮了,城市被我們占了,他們隻能跑到山溝溝裏去了。這就是當時國民黨最大的誤區。
他們把戰爭看成了搶地盤的遊戲。好像誰占的城市多,誰就是贏家。可是,地盤是死的,人是活的啊。你占了一座城,得留兵防守吧?你打通一條鐵路,得派兵巡邏吧?
蔣介石國民黨這430萬大軍,聽著挺多,可往中國這巨大的版圖上一撒,那就是撒胡椒麵。劉汝明後來在回憶錄裏就吐槽過這事兒。他說,我們是處處守,結果就是處處薄弱。兵力被無限稀釋,原本握緊的拳頭,被硬生生掰成了五根指頭。這就給了對手最好的機會。
解放軍那邊,根本就不跟你爭一城一地的得失。毛主席當時的戰略方針非常明確,就一句話:存人失地,人地皆存;存地失人,人地皆失。這話太透徹了,簡直就是戰爭的最高哲學。你想啊,地盤丟了,隻要人還在,以後還能打回來。可要是為了守個地盤把人拚光了,那地盤遲早也是別人的。
所以,當李默庵在慶祝占領空城的時候,他根本沒意識到,他的精銳部隊正在被一口一口地吃掉。粟裕那是典型的“零敲牛皮糖”,今天吃你一個團,明天吃你一個旅。雖然你看著地圖上全是你的旗子,可你手裏的兵卻越來越少。
這就好比兩個人打架。一個人拚命去搶對方的衣服、鞋子,覺得自己搶到了東西就是贏了。另一個人呢,根本不管衣服鞋子,就是盯著你的要害打。
最後的結果是什麽?搶衣服的那個,雖然手裏抱滿了一堆破爛,但被人打趴下了。那些被美械武裝起來的“運輸大隊長”。說到這兒,咱們得聊聊那時候蔣介石國民黨軍隊的一個怪現象。按理說,拿著美式裝備,火力那麽猛,怎麽就打不過“小米加步槍”呢?
其實,這裝備好,有時候也是個累贅。那時候國民黨軍隊太依賴重武器了。一碰到解放軍,先是一頓炮火覆蓋,然後坦克衝鋒。但這招在平原上好使,到了山溝溝裏,到了水網密布的蘇中地區,那就抓瞎了。坦克開不進去,大炮拉不上山。
而解放軍呢?那是輕裝上陣,穿插迂回,靈活得像泥鰍一樣。更要命的是,國民黨的後勤補給線拉得太長了。陳誠搞的那個“點線戰術”,把戰線拉得無限長。那些美式卡車在公路上跑,簡直就是解放軍的活靶子。咱們經常開玩笑說蔣介石是“運輸大隊長”,這可真不是瞎說的。好多國民黨士兵,剛領到嶄新的美式衝鋒槍,連說明書都沒看明白呢,就在伏擊戰裏當了俘虜。
這槍轉手就到了解放軍戰士手裏。所以那時候有個特別諷刺的現象。戰爭剛開始的時候,解放軍手裏都是“萬國造”,什麽槍都有。打到後來,解放軍的主力部隊,清一色的美式裝備。這哪是打仗啊,這簡直就是給對方送快遞。
而且,蔣介石國民黨軍隊內部的那種腐敗和派係鬥爭,也是爛到了根子裏。陳誠雖然是參謀總長,但他那個“土木係”的背景,讓其他派係的將領很不爽。
打仗的時候,大家都是各懷鬼胎。“友軍有難,不動如山”,這成了當時國民黨軍隊的常態。你李默庵在前麵打得熱鬧,旁邊的部隊就在那兒看戲。他們心想,反正不是我的嫡係,死光了才好呢,正好少個競爭對手。這種心態下,就算有原子彈也打不贏啊。
士兵們也不傻。他們好多人是被抓壯丁抓來的,或者是為了那點軍餉才當兵的。上麵的長官忙著喝兵血、倒賣軍火,底下的士兵連飯都吃不飽。有一回,一個國民黨連長被俘虜了,他看著解放軍戰士在那兒啃饅頭,眼淚都下來了。他說,我們在那邊,連發黴的米都吃不上,長官卻在後麵大魚大肉。這人心一散,隊伍就不好帶了。
所以,戰場上經常出現這種畫麵:國民黨軍隊幾千人被幾百個解放軍追著跑,或者幹脆成建製地投降。他們手裏的美式裝備,連個響都沒聽著,就成了戰利品。
蔣介石國民黨的算盤打崩了,一場曆史的玩笑。時間過得飛快,轉眼到了1949年。距離陳誠喊出“六個月”的豪言,已經過去了三年。
這三年裏,發生了什麽?那個曾經不可一世的龐然大物,那個擁有430萬大軍、全副美式裝備的政權,就像雪崩一樣垮塌了。當初他們拚命爭奪的那些大城市,沈陽、北平、天津、上海、南京,一個個回到了人民的手中。
而陳誠呢?那個自信滿滿製定計劃的人,早就灰溜溜地跑到了台灣去安排後路了。蔣介石可能到最後都沒想明白,自己明明抓了一手好牌,怎麽就打成了這個爛樣?
他坐在飛往台灣的飛機上,看著下麵蒼茫的大地,心裏估計是五味雜陳。其實,這事兒一點都不難理解。蔣介石和陳誠,他們把戰爭看成了純粹的軍事算術題。在他們眼裏,我有多少人,你有多少人;我有多少炮,你有多少炮。一減一,剩下的就是結果。
但是,他們忘了一個最大的變量。那就是人心。你占領了城市,但你失去了民心。你打通了鐵路,但你堵死了老百姓的活路。解放軍雖然放棄了城市,但他們走進了老百姓的心裏。
那句“存人失地”,存的不僅僅是士兵的命,更是老百姓的命。當老百姓推著小推車,把自己僅有的一點糧食送到前線給解放軍吃的時候;當老百姓冒著炮火,抬著擔架救護傷員的時候。這場戰爭的勝負,其實早就注定了。
陳誠的那個“六個月計劃”,現在看來,簡直就是一個巨大的黑色幽默。它就像是一麵鏡子,照出了那個舊時代統治者的狂妄和無知。
他們以為憑借手中的槍炮就能征服一切,卻不知道,真正能決定曆史走向的,從來都不是冷冰冰的武器,而是那一個個活生生的人。
如今,當我們再回過頭去看這段曆史。看著那些發黃的老照片,看著那些繳獲的美式坦克。你會發現,那個所謂的“黃金開局”,不過是一場虛幻的泡沫。陳誠的豪言壯語,最後成了曆史書上的一段笑料。
而那個被他們看不起的對手,用最樸素的道理,給他們上了最深刻的一課。這大概就是曆史給所有人開的一個最大的玩笑吧。
你說這陳誠,要是當初能聽何應欽一句勸,或者聽聽岡村寧次的警告,結局會不會不一樣?其實也沒啥不一樣的。
路早就走歪了,跑得越快,離懸崖就越近。
那個六個月的期限,不是給對手定的死期,而是給他們自己敲響的喪鍾。
這事兒,說到底,就是天理昭昭,報應不爽。
當他們選擇站在人民對立麵的時候,手裏拿的是美式衝鋒槍還是燒火棍,其實已經不重要了。
結局,早已寫好。
法西斯希特勒是如何稱讚蔣介石?
1937年6月,國民政府行政院副院長兼財政部長孔祥熙應邀訪德。期間與德國總理希特勒等進行了會談。會談中,希特勒曾對孔氏談及蔣介石,讚其為“中國負有天賦使命的偉人”。
蔣介石也一度對希特勒及法西斯產生濃厚興趣。
蔣介石總結法西斯的三個特點:
“第一是民族的自信。凡是一個法西斯蒂一定相信自己的民族是一個最優秀的民族……。
第二是要一切軍事化,凡是法西斯蒂,其組織,其精神,其活動,一定統統能夠軍事化……。
第三是領袖的信仰。法西斯蒂最重要的一點,就是絕對信任一個賢明和有能力的領袖……”
蔣介石期望以此約束全體國民黨黨員。
轉載:《希特勒稱蔣介石為“負有天賦使命的偉人”》
來源:諶旭彬 短史記
1937年6月,國民政府行政院副院長兼財政部長孔祥熙應邀訪德。期間與德國總理希特勒等進行了會談。會談中,希特勒曾對孔氏談及蔣介石,讚其為“中國負有天賦使命的偉人”。
據德國外交檔案記載,希特勒“稱讚”蔣氏的具體語境如下:
“元首兼總理(向孔)說明了加強政府權力的必要性和益處。在這一點上,他把蔣介石委員長視作上帝所派繼承中華帝國的人物。(元首認為)同強有力的政府可以訂立長期性協定。”①
孔祥熙此行,目的在於消除“德日反共協定”之消極影響,希望能夠得到希特勒在對華援助方麵——尤其是武器之購買與軍事顧問團之合作——的繼續支持。據在場的駐德大使程天放披露,孔氏曾試圖說服希特勒拋棄日本支持中國。
程氏回憶:“談到遠東局勢,希講希望遠東國家如中國、日本,彼此友好合作,不要發生事故。如果中國、日本的爭執需要他做調人,他很願盡力。孔乃告訴希,……中國可永遠做德國的朋友,日本友誼不一定可靠。希講他非常願望中國強盛,也希望中德關係益加密切,駐上海總領事克裏拜是他的老友,也是中國的友人,他對中國情形很熟悉,隨時對希有報告。孔就問克裏拜對中國有什麽意見?希講克裏拜認為中國現在最需要的事,是將軍政大權集中中央,能造成一個強有力的中央政府,一切問題,都不難解決。”②
綜上,不難還原當日希、孔會談之實際情形——孔希望說服希拋棄日本、轉與中國訂立長期友好協定;希的回答則是:“非常願望中國強盛”,希望蔣介石這位“負有天賦使命的偉人”,能夠集中軍政大權,“造成一個強有力的中央政府”——因為德國隻願意“同強有力的政府訂立長期性協定”。
換言之,這番“讚譽”言詞背後,有著希特勒對中國國力的深度藐視。所謂“中國負有天賦使命的偉人”,於蔣介石而言,隻是客套罷了。
圖注:蔣介石國軍德械部隊
事實上,此種“諷刺”,自“九一八”始,國民政府即已備嚐。中國以一幾無國防工業體係之純農業國,對抗擴張欲望強烈之工業化軍事強國日本,垂16年。其終獲慘勝,既有賴於國人之艱苦卓絕,亦倚仗外交之“一波三折”——始致力於對德關係;繼求助於蘇聯;再與美、英結盟。諸種轉折背後,實有無盡之屈辱存焉。
以對德外交而言,中國需德國之軍事人才和武器裝備;德國需中國之的鎢、銻及鐵礦石等戰略物資,固然是合作之基礎;但鎢、銻之類物資非中國所獨有,而在30年代前半期,蔣氏頻頻向英、美、蘇諸國求助,已一再碰壁,德國乃最後之希望。為維係此種脆弱關係,蔣氏曾親自致信希特勒,承諾“中國之原料必須巨量供給貴國”;乃至於不得不於1936年4月13日致信希特勒,專門為其祝壽。③今已知蔣氏致希特勒之私人信函至少有四,而希之回複僅一,弱國之無尊嚴可見一斑。
再如所謂之英美盟國——1943年蔣氏應邀參加開羅會議,未啟程前,已於日記中頻頻告誡自己須保持“無求於人”之姿態,以保全國家尊嚴:
“餘此去與羅、丘會談,本‘無所求、無所予’之精神,……勿存一毫得失之見則幾矣。”(1943/11/13)④“餘此去與羅、丘會談,應以淡泊自得、無求於人為唯一方針,總使不辱其身也。對日處置提案與賠償損失等事,當待英、美先提,切勿由我主動自提。”(1943/11/17)⑤
以“無求於人為唯一方針”,實乃國力不足以支撐其所求;故與其求而不得受辱,不如“淡泊自得”以保持有限之尊嚴。所謂“開羅會議使中國躋世界四大強國之列”,蔣氏當日即有清醒認識:
“昨日——發表開羅會議公報以後,中外輿情無不稱頌為中國外交史上空前之勝利。寸衷唯有憂懼而已。”(1943/12/4)⑥
就在蔣氏“憂懼”之時,英國已將中英聯合反攻緬甸之議定計劃一筆勾銷。
注釋:
①吳景平:《孔祥熙與希特勒、戈林、沙赫特和裏賓特洛甫的談話——德國外交檔案選譯》,《民國檔案》1994年第3期。吳氏其他著作,多將“上帝所派繼承中華帝國的人物”一句,譯作“中國負有天賦使命的偉人”。
②程天放:《孔庸之應邀訪德——使德回憶之十三》,《傳記文學》第6卷第3期。
③陳紅民:《蔣介石與希特勒關係論》,《史學月刊》1996年第4期。
④⑤⑥[日]《產經新聞》社撰:《蔣介石秘錄(第四卷)全譯本》,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
轉載:《希特勒在民國,有哪些高端粉?》
來源:騰訊曆史 作者:楊津濤
希特勒以政治強人的形象,俘獲近代中國諸多政學界人士之“芳心”,所反映的,乃是當日國人的一種“病急亂投醫”的心態。
知識界,如蔣廷黼、雷海宗等,曾向希特勒“深深地脫帽致敬”
據媒體報道,德國近日即將再版希特勒之自傳《我的奮鬥》。希特勒死於1945年,依照德國版權法,版權保護在作者死後70年失效,成為公版書。為防止該書被右翼分子利用,德國政府將於2016年1月推出《我的奮鬥》學者注釋版,“加入大量標注並放進當時的曆史背景”,以對希特勒的言論進行批駁和辨析。
在《我的奮鬥》中,希特勒曾將中國人歸為“劣等民族”,認為相信“一個黑人或中國人”能加入德國生活,是“錯誤的”。1934年,中國駐德公使劉崇傑對此表示抗議,德國政府承諾會在再版時刪掉這一段。①不過,希特勒對中國人的蔑視,並不影響《我的奮鬥》一書在民國熱銷。1930年代,該書先後有多個中譯本問世。1935年,商務印書館在《申報》上刊登“希特拉《我之奮鬥》”的新書廣告,還得到了時任中央大學校長羅家倫作序推薦。羅在序言中讚歎“希特拉之崛起於德國,在近代史上為一大奇跡”。②該序雖被魯迅撰文嘲諷,卻也可見知識界當日對希特勒的推崇。
除羅家倫外,地質學家丁文江、曆史學家蔣廷黼、法學家錢端升、政治學家陳之邁等,在1930年代,也都曾對希特勒頗存好感,主張效仿意大利、德國、蘇聯、土耳其等國的獨裁體製,實現國家統一,以挽救民族危亡。譬如,希特勒上台不久,錢端升即觀察到,“德國的勞、資團體雖未能如意大利的組織整齊,但比別的國家也向來高出一籌……也將全國一切生產會社,如德意誌商業協會等置於民社黨人領導之下……民社黨將德國一切的政黨或歸並於國社黨,或則禁止其存在……德國的憲法雖尚未變更,而國權則已統一於一黨……”③錢端升希望中國也能如希特勒領導下的納粹德國一樣,建立一個強有力的獨裁政府。
到了1940年代,中國麵對日本侵略節節失利,知識界又出現了一個以曆史學家雷海宗、莎士比亞專家林同濟、劇作家陳銓、政治學家何永佶、哲學史家賀麟為代表的“戰國策派”(他們所辦雜誌名為《戰國策》)。雷海宗等信奉尼采思想,鼓吹“民族至上”、“國家至上”,及“英雄崇拜”,並在雜誌上刊登希特勒語錄。戰國策派雖然不是法西斯主義者,但卻有很多推崇、鼓吹希特勒的言論。如何永佶在《希特拉的外交》一文中,開篇即引用《我的奮鬥》裏的話“內政的任務是如何製造國家的武力;外交任務是如何保障這個已製造出來及在製造中的武力,並在戰爭時找尋作戰的盟友”,並稱讚“這是希特拉對於政治一針見血的名言,充分表明希氏的政治天才與灼見”。何永佶甚至說,“研究希特拉之外交的人們,不由得忘記他道德上的缺憾,而對於他的聰明、機警、敏捷,深深地脫帽致敬!”④
政界,如力行社及張學良等,都曾期望蔣介石做“中國的希特勒”
在政界,最早提議學習希特勒和法西斯的人是劉健群,時為軍事委員會政訓處處長。1931年前後,他起草《改組國民黨的芻議》,建議蔣介石,“國民黨仿效意大利墨索裏尼的黑衫黨的組織,一切惟領袖之命是從,其組成人員,以著藍衣為標誌”。⑤其後成立了被認為有法西斯性質的“三民主義力行社”和“中華民族複興社”。力行社先後由滕傑、賀衷寒、劉健群等任書記;複興社有劉健群、賀衷寒、鄧文儀、康澤、桂永清、酆悌、鄭介民、曾擴情等13名骨幹,多出身於黃埔一期。直到晚年,鄧文儀依舊視德國為當年“歐洲的中流砥柱”,“運用國家社會主義武裝德國人的精神思想,促使德國複興進步。”
蔣介石也一度對希特勒及法西斯產生濃厚興趣。但國民黨信奉三民主義,蔣自己亦是“總理信徒”,因此在公開場合,蔣曾多次表示法西斯主義不適用於中國。為了借鑒法西斯主義中對中國有利部分,蔣介石將其抽象化,總結法西斯的三個特點,“第一是民族的自信。凡是一個法西斯蒂一定相信自己的民族是一個最優秀的民族……第二是要一切軍事化,凡是法西斯蒂,其組織,其精神,其活動,一定統統能夠軍事化……第三是領袖的信仰。法西斯蒂最重要的一點,就是絕對信任一個賢明和有能力的領袖……”⑥期望以此約束黨員。
張學良遊歐歸來後,也相信隻有法西斯主義才能救中國。他“對於希特勒與國社黨領導德國的複興,以及墨索裏尼與藍衣社領導意大利振衰起弊的成就,不僅是欣羨,而且說起來,頭頭是道。他認為中國的富強複興,應以德、意為借鑒……他口頭上常表示,不僅是以委員長為,為領袖,而是親切的長輩。”⑦他說,“在德國正逢希特勒崛起,加深我的想象——一個受壓迫的國家,如果希望更生。必須萬眾一心、精誠團結之外,還需要一位能幹的領袖來領導。”⑧國民黨元老張繼也推崇蔣介石,希望他成為“中國的希特勒”。
希特勒在德國所開創的政治模式,滿足了許多人尋求抗日救亡路徑的需要。如1934年,桂永清、酆悌在鄭州視察,聲稱,“法西斯是極權的政治形式,大權集於一人,一言出口,重逾立法,隨機應變,行動敏速。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德、意竟能一躍而起稱霸世界者,正由於實行了法西斯統治……法西斯運動是中國救國救民的唯一良策,是民族複興的唯一途徑。”⑨力行社《前途》、CC係的《社會主義月刊》,是當時宣傳德國法西斯主義的重要刊物。
與希特勒在中國大量收獲擁躉同時,1930年代中期,中德關係也走入了蜜月期。1936年前後,蔣介石幾次致信希特勒,洽談經濟合作事宜。在信中,他讚揚希特勒,“先生為德國力增光榮,時深欽佩”“德國民眾仰賴大總理堅毅有方領導之力,能與困苦艱難中發奮上進,獲取其繼承光榮曆史而應有之民族地位,良為〇〇之所欽佩也”⑩。這種讚譽,並不全是客套的外交辭令。
略言之,希特勒以政治強人的形象,俘獲近代中國諸多政學界人士之“芳心”,所反映的,乃是當日國人的一種“病急亂投醫”的心態。
注釋:
①(美)柯偉林:《德國與中華民國》,江蘇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91、192頁;
②《魯迅全集》第6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第567頁;
③錢端升:《民主政治乎?極權國家乎?》,田曉青主編《民國思潮讀本》第3卷,作家出版社2013年,第546頁;
④何永佶:《希特拉的外交》,李帆主編《民國思想文叢:戰國策派》,長春出版社2013年,第300頁;
⑤曾擴情:《何梅協定前複興社在華北的活動》,《文史資料選輯 合訂本》第4卷,中國文史出版社2011年,第199頁;
⑥單世聯:《中國現代性與德意誌文化(上冊)》,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171、172頁;
⑦劉健群:《銀河憶往》,傳記文學出版社1978年,第233、234頁;
⑧《張學良自述》(1957年),竇應泰編著《張學良遺稿》,作家出版社2005年,第102頁;
⑨卞西九:《法西斯組織內片斷憶》,《華文史資料文庫》(第8卷 政治軍事編),第403、404頁;⑩陳紅民:《蔣介石與希特勒關係論》,《史學月刊》1996年第4期。
蔣介石和汪精衛當時精誠合作過之一,就是將矛頭對準了中國共產黨的大屠殺的,汪精衛和蔣介石曾經有過短暫的合作,那時因為二人曾經一起大屠殺共產黨人以及廣大的革命群眾的。
蔣介石和汪精衛當時精誠合作過的另一件大事,就是在抗日戰爭時期的汪精衛和蔣介石合作唱雙簧的。
1931年9月18日,日本關東軍發動侵略戰爭,武力占領東北時,蔣介石國民政府實行“不抵抗”政策,葬送了東北大好河山和三千萬人民,國人口誅筆伐。由此而來的一個抗日反蔣高潮已在長城內外,乃至大江南北蓬勃興起。蔣介石下野的原因之一,是受到了這個巨浪的強烈衝擊。
孫科於1931年12月17日進京,第一眼看到的是南京、上海、北平、江蘇、安徽等地抗日救國赴京示威團學生萬餘人,在南京舉行總示威。南京政府鎮壓學生,製造了珍珠橋慘案,但人心不服。東北方麵,日本正進攻錦州。在東南,日本的大炮對著南京,風聲鶴唳,一夕數驚。孫科為首的新政府不能繼續走蔣介石的路,毅然修改對日“不抵抗”和依賴國聯解決方針,對日取強硬抵抗態度。外交部長陳友仁發表宣言,謂本政府最急之任務即在消滅戰禍,並保主權。對進攻錦州的日軍取堅持積極抵抗態度。日軍在上海挑釁,陳友仁提出對日絕交方針,和人民的呼聲一致。孫科政府的抗日“剿共”方針,與蔣介石的隻“剿共”不抗日方針相左,受到蔣介石、汪精衛的聯合反對。
孫科本來早就請求蔣、汪、胡合作,並進京主持一切。除他個人懇請外,並求各方幫助疏通。但這三位均不為所動。實際大家都認為不可能出現三人合作局麵。蔣介石、汪精衛一致把矛頭指向了孫科政府,以“先行安內,方可攘外”為據,力主對日妥協;批評陳友仁等人對日絕交主張是“隻憑一時之快意,不顧國家永久利害”的“孤注一擲”行為。蔣介石認為絕交的下一步就是宣戰,如果對日宣戰,三天就可以亡國。汪精衛與蔣介石在外交上從來沒有分歧,此時更配合默契。孫科把“神”請了回來,唯一的一項屬於自己的新政策不能推行,奉陪下去毫無意義,14日,陳友仁先辭職,次日孫科辭職,把南京政府交給蔣介石和汪精衛。這正是他們二人所需要的。
國民政府特任蔣介石為軍事委員會委員長,並兼任參謀總長。此後的國民政府,汪精衛掌行政,蔣介石掌軍事;國民黨中央由蔣、汪共掌。
汪精衛說他在對日外交上與蔣介石無分歧,這是實話。汪精衛這次與蔣介石合作得到了高官、地位和權力。日本打進中國,占領了東三省,並向南進犯。1932年3月在東北製造一個傀儡組織,名曰“滿洲國”。這個時間,恰在蔣汪聯袂入京,以國民黨中央常委、中政會常委身份議決國事之後,汪精衛任行政院院長、蔣介石任軍事委員會委員長之間。全國人民無不認為,政府應組織抗日。蔣介石卻說“攘外必先安內”。汪精衛則說,對日本“一麵抵抗,一麵交涉”。蔣介石的方針包含對內對外,汪精衛說的是對日政策,是保證實現“先安內後攘外”方針的補充辦法,是專門解決國民政府集中軍事力量“安內”期間,對待日本侵略問題的政策。兩者精神相通,歸宿是一個。
汪精衛出任行政院長後,進一步說明政府對日方針是“一麵抵抗,一麵交涉,同時並行。軍事上要抵抗,外交上要交涉,不失領土,不喪主權。最低限度之下不退讓;最低限度上不唱高調,便是我們共赴國難的方法”。為了什麽目的實行這一方針呢?汪精衛說:“因為不能戰,所以抵抗。”蔣介石說:抵抗“是無戰之害,有戰之利者也。”這兩位的解釋一語道破,其“抵抗”不等於對日作戰,不是通過抵抗把日本侵略者趕出中國去。抵抗是為了交涉。交涉意在求和,對外講和,才能保證集中精力“安內”。至於“不失領土,不喪主權”,是真是假,要聽其言,觀其行,一係列鐵一般的事實說明,那純屬欺人之談。
蔣汪這次合作,和日本人簽訂了一係列喪權辱國的協定,受到國人唾罵。汪精衛挨的罵更多。他的朋友替他鳴不平,勸他說:你何必替蔣介石“背黑鍋”?汪精衛倒不後悔“背黑鍋”的事,說:“我既已跳下茅坑,就臭到底吧。”表現得相當頑固。這個臭茅坑,是蔣汪合作建造的。主謀者蔣介石,前台主演者汪精衛。
《淞滬抗戰》日本勝。日本為了慶祝淞滬之戰勝利,在上海虹口公園開了祝捷會。朝鮮革命者投了一枚炸彈,日本白川大將喪生,公使重光葵傷了一條腿,倒是這件事很使日本侵略者掃興。
汪精衛大談中國“外交的勝利”,說上海停戰是“平等”的停戰,“毫無對日屈辱之意”今後仍要如此“一麵抵抗,一麵交涉”下去。
上海事件的處理開了一個頭,做出一個樣子。這就叫“一麵抵抗,一麵交涉”,這就叫“不失領土,不喪主權”。以後對付日軍的新侵略活動,沿著這條道走。
日本在上海停戰,回過頭經營偽滿洲國,一方麵進攻東北的抗日軍隊,以鞏固其殖民統治;一方麵擴大偽滿洲國的範圍至熱河。南京政府對北方防務沒采取有力措施。上海停戰後,蔣介石立即把兵力集中到南方,6月7日,蔣介石離南京赴漢口“督剿”紅軍,15日,在廬山召開鄂、豫、皖、贛、湘五省“清剿”會議,蔣介石親兼鄂豫皖三省總司令,在“攘外必先安內”口號下,調五十萬大軍對紅軍進行第四次大規模“圍剿”。就在第四次“圍剿”紅軍的過程中,1933年元旦,日軍炮擊榆關,隨即攻占。2月25日,日軍開始進攻熱河。3月3日,熱河省湯玉麟棄城南逃。4日,日軍唾手而得承德。之後,日軍繼續發動對長城各口的攻擊,下一個目標是華北腹地。
蔣介石此次北上不是組織軍隊從日本手裏收複失地;而是解決失地責任和華北控製權。這之後,他把華北軍事交給何應欽指揮,在保定設立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行營,由何應欽代蔣主持,坐鎮華北。然後南返,與汪精衛策劃對日“交涉”權力諸事,以解除對他南方“安內”軍事的幹擾。
汪精衛由於諸多原因,在上海停戰後,於1932年8月6日辭職,把行政院交給了宋子文。蔣介石不同意汪精衛辭職,隻給三個月假期。10月21日,汪精衛以養病為名去了德國。熱河吃緊時,蔣介石不斷電催汪精衛回國。汪精衛不帶兵,不負責軍事,要他回國當然不是為了“抵抗”,他的“長”處是“交涉”,在蔣汪合作的政府裏的分工是對日謀和。對此,汪精衛有強烈的使命感,接到蔣介石的催歸電,很及時地於1933年1月11日自德國杜平根啟程回國,中途曾轉道日內瓦,在國聯發表一份聲明書,謂中日爭端並非沒有和平解決的可能;中國無力對日宣戰,但日本取作戰方式時,中國將竭力禦侮;日本南侵,中國將采取陳述國聯與抵抗侵略同時並進政策。隨後取道法國,於3月14日抵達香港,17日到上海。
汪派骨幹陳公博是最知道蔣汪合作及汪精衛使命內幕的人。他一針見血地說:汪先生這次歸來,很使我擔心,他主持了一個《淞滬協定》,已給人家批評不少,這次回來,準又再訂一個什麽的協定。因為汪先生雖然離國幾個月,行政院長還是虛懸,他雖然三番五次推薦宋子文,蔣先生隻是不答應。我又怎樣能夠幫助汪先生呢?隻能聽其自然吧。蔣先生之虛位以待汪先生,我看得非常明白,也許因為汪蔣合作的關係,也許蔣先生要對日緩和,不願意自己嫡係人物首當其衝。
汪精衛雖然回國,但表示他隻在中央黨部負責,提請國民黨中央常委會任宋子文為行政院長。宋子文一直代理汪精衛行政院長職務,汪回上海當天,他發表聲明:“汪院長為吾黨先河,群倫領袖,值茲河山破碎,大敵當前,非汪主持大計不足以挽此危局”,“子文當於十七日停止代理院務,追隨汪院長,盡其職責。”蔣介石從保定電請汪複任行政院長。3月26日,蔣汪在南京會晤,商定:對日外交汪精衛有最後決定權。有汪精衛主持南京行政,主要是對日交涉,蔣介石於4月2日又去了江西,繼續指揮反共戰爭。
汪精衛回國後,先裝腔作勢、誇誇其談地發表一通他對前段戰爭的看法,指責張學良不得力,說“榆關以一日而失,熱河以七日而陷,實不成話。今後再不抵抗必影響外交。”‘須先有抵抗然後有交涉。”“今日以後抵抗愈得力,交涉愈有希望。”
這時,長城各口中日雙方爭奪戰正在進行。這一戰從3月初至5月下旬,日軍進攻長城線,直打到北平附近。中國軍隊節節抵抗,共投入三十餘兵力,主要是地方軍;中央軍不及十分之一。日軍十五萬餘,偽軍十萬。中國主力仍在南方,蔣汪合作的南京政府不指望以抗戰求勝利,而抱定以抵抗求妥協的方針。
為了和日本“交涉”便利,決定成立北方政務委員會,屬行政院,駐北平,和何應欽領導的北平軍分會共掌華北全局,分掌政務和軍事。關於政務委員會委員長的人選,汪精衛先有一個方案,但蔣介石主張用黃郛,中政會裏有幾個人反對,汪精衛做說服工作,最後,5月3目的中政會根據蔣介石的意圖,決定由黃郛擔任。黃郛是政學係頭目,與日本素有來往,把他推到前麵,對日“交涉”順手,汪精衛又多了一個膀臂,有利無害。
這時,長城各口中日雙方爭奪戰正在進行。這一戰從3月初至5月下旬,日軍進攻長城線,直打到北平附近。中國軍隊節節抵抗,共投入三十餘兵力,主要是地方軍;中央軍不及十分之一。日軍十五萬餘,偽軍十萬。中國主力仍在南方,蔣汪合作的南京政府不指望以抗戰求勝利,而抱定以抵抗求妥協的方針。
為了和日本“交涉”便利,決定成立北方政務委員會,屬行政院,駐北平,和何應欽領導的北平軍分會共掌華北全局,分掌政務和軍事。關於政務委員會委員長的人選,汪精衛先有一個方案,但蔣介石主張用黃郛,中政會裏有幾個人反對,汪精衛做說服工作,最後,5月3目的中政會根據蔣介石的意圖,決定由黃郛擔任。黃郛是政學係頭目,與日本素有來往,把他推到前麵,對日“交涉”順手,汪精衛又多了一個膀臂,有利無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