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人民公社《八字憲法》

毛澤東：人民公社《八字憲法》







毛澤東：人民公社《八字憲法》。又稱《農業憲法》。這是毛澤東在 1958 年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期間，總結並提出了農業“八字憲法”。這是指搞好農業生產的八個關鍵因素，通過係統的技術措施，實現農業產量的快速增長（多快好省）。這對曆史影響和農業科學意義重大，也是對中國傳統農藝經驗的總結，至今對農業科研仍有參考價值。毛澤東曾稱其為“農業憲法”，要求人民公社社員嚴格執行。

《八字憲法》是全中國所有農村人民公社製度下進行生產指揮的技術標準。當時通過“政社合一”的體製，由人民公社統一調配勞動力和資源，推廣這八項措施，以此解決數億人的吃飯問題。

新中國毛澤東時代的農業發生巨大變化，從根本上說走的是社會主義集體經濟下的科技興農之路。是不斷用現代科學技術改造落後農業的過程。其基本國策是在毛澤東時代確立的。

毛澤東英明的戰略決策過程：在一九五六年農村生產資料所有製的社會主義改造任務完成之後，毛主席就迅速地把提高農業生產力水平，用現代科學技術改造農業的任務提到首要日程。突出的體現就是《全國農業發展綱要（四十條）》的製定和發布。

在總結新中國農業生產的自然規律和傳統生產經驗基礎上，毛主席於1956年親自主持製定了具有綱領和規劃意義的《全國農業發展綱要（四十條）》，毛主席明確提出了在今後十二年內（即第一至第三個五年計劃內）中國農業發展的目標，同時提出“改善農業科學研究工作和技術指導工作”的任務。

為此毛主席規定：“根據需要和可能條件，建立和改進農業科學研究工作和技術指導工作的機構，例如農業科學院，區域性的和專業性的農業科學研究所，省的農業試驗站，縣的示範繁殖農場和農業技術服務站等，使農業科學研究工作更好地為發展農業生產服務。”

毛主席指出：“農業科學研究和技術指導，必須同農民群眾的生產實踐密切地結合起來。必須總結當地農民特別是老農的增產經驗，學習其他地方農業生產上的好經驗。縣的農業技術服務站的工作人員，都應當分別選擇重點的農場和農業合作社作為工作的基地，參加農業生產。從1956年開始，在12年內，要從具有相當生產經驗和一定文化程度的農民中間，為農業合作社培養初級的和中級的技術人材，以適應合作經濟發展的需要。”這樣全麵明確地對農業科技發展的方針和要求做出規定，在新中國建國後屬於第一次。

按照《全國農業發展綱要（四十條）》的要求，新中國於1957年就成立了“中國農業科學院”和相關的研究機構，製訂了農業科學研究的規劃和任務。之後各省地的農科院、所以及各專業的所、站也很快建立起來，直到各縣以及人民公社也都建立了農技服務站等機構，配備了專職人員。形成了全國統一的農業科技指導和服務網。

一九五八年之後，毛主席多次發出要“破除迷信”，“掀起一場技術革命”，“打好科學技術這一仗”等偉大號召。在毛主席號召和《全國農業發展綱要》的指引下，新中國農業戰線上一場群眾性的科學技術革命由此開始了。

為了指導新中國農業生產的發展，毛主席於1958年又具體提出了農業的《八字憲法》。其主要內容是：

“土”：整平土地，保持水土，改良土壤等；

“肥”：廣開肥源，按需施肥，科學施肥等；

“水”：興修水利，抗旱排澇，擴大水澆地，逐步實現水利化等；

“種”：培育、推廣優良品種等；

“密”：合理密植，適度增加單位麵積的農作物株數等；

“保”：搞好植物保護工作，防治病蟲害等；

“工”：改良農具，推廣新式農具，逐步實現半機械化和機械化等；

“管”：精耕細作，加強田間管理，改進耕作方式等。

《八字憲法》全麵概括了實現農業發展和增產的基本條件，是將現代科技與傳統農業實踐經驗相結合的典範。八大要素和各項措施都貫穿了科學技術的內容。它所規劃的是典型的生態、綠色農業，要的是藍天、碧水、淨土、綠色食品。既符合中國人多、耕地少、地理氣象條件差異大的國情，又體現了現代農業生產的基本規律。至今仍具有現實指導意義。

農業《八字憲法》，實際上規劃了農業科技發展的基本任務和要求。在其指導下，各地政府和人民公社普遍興起了全麵貫徹“八字憲法”、大搞技術改造的生產建設熱潮。全黨辦農業，八方來支援：興修水利、改良土壤，積施造肥、培育推廣良種、改良農具和研製新式農機、防治病蟲害等等，群眾運動一個接一個，搞得轟轟烈烈。

例如：農作物“密植”問題。在千百年的中國農業中，由於土地脊薄、耕作方式落後等原因，農作物都是稀植的。這也是曆史上農業產量不高的原因之一。例如冬小麥播種過去行距大都在一尺以上，每畝不過一萬株，自從1958年貫徹農業“八字憲法”以來，在改進土、水、肥等條件下，各地都先後實施了合理密植，經過反複實驗，冬小麥種植行距大多穩定在六、七寸之間，株距也大大縮小。平均密度比過去增加了一倍之上。這樣就更充分地利用了陽光和地力，在同樣的條件下，僅此一項產量就比過去增產三成。其它在水稻、玉米等各種農作物種植上也都依其不同的情況實施了“密植”。這大大改變了農業生產的麵貌，稱得上是種植方式上的一場革命！其成果至今仍然延用。

又如在耕作方式和農田管理上，過去傳統方式一般是采取“兩年三季輪作”製，有的是一年一季製。為了加快農業發展，充分利用地力，六十年代農業上提出“科學種田”的口號，各地普遍試驗一年兩季耕作法，提高複種指數。使年產量顯著大增。例如湖南省、福建省等地區的農科所和社隊在七十年代進行了麥稻三熟種植試驗，平均畝產達到2000多斤。江蘇省農業科學院研究員、農民科學家陳永康，經過多年試驗，在1979年成功種植稻、麥兩熟高產田，平均畝產達到2320斤等。這些改革經驗，都在當時《人民日報》上報道過。至今成為我國農業生產的普遍種植方式。

半個多世紀以來，中國農業的科技改造和進步，事實上都是圍繞貫徹農業“八字憲法”的內容而開展的。如今盡管農業形勢發生了巨大變化，但在農業生產的基本條件和規律上，仍沒有超出“八字憲法”的要求。試問：“土”、“肥”、“水”、“種”、“密”、“保”、“工”、“管”這八大要素，如果缺少其中任何一項，至今農業能夠增產嗎？

新中國農業科技發展的各個方麵，鑒於在其它相關文章中已經談到，本篇不予贅述，僅就培育和推廣優良品種問題作一回顧。

舊中國農業之落後，其重要體現還在於農作物品種落後。

各種糧食作物生長普遍是秸稈高、籽粒少、易倒伏、多染病、產量低等，北方好年景下畝產就隻一二百斤（季）。如據國家統計局資料，1952年我國小麥平均畝產隻97.6斤，1950年我國水稻的平均畝產隻有282斤等。這對農業發展形成根本性製約。

早在1956年黨中央製定的《全國農業發展綱要（四十條）》中就對培育優良品種問題提出了緊迫的要求：“要求在1962年以前，經過地區適應性的典型試驗，普及各種農作物現有的優良品種。對於良種已經基本上普及的作物（例如棉花），應當加強種子複壯和品種更換的工作。大力培育新的良種，並且注意試種外地和外國的良種。”還說：“農業合作社應當建立自己的種子地，加強群眾的選種工作，建立農作物良種繁育更換製度。在豐欠經常不定的地區，要注意儲備優良品種的種子。中央和地方的國營農場應當成為繁育農作物良種的基地，積極繁殖和推廣適合當地的農作物良種。各省（市、自治區）、專區（自治州）、縣（自治縣）都應當建立種子管理機構。”

為此國家投入了大量的人力和財力，加強對水稻、小麥、玉米、高粱、穀子、棉花、大豆、油菜、黃煙、蔬菜等農業種子的改良研究。健全了各級農業種子繁育、推廣的組織機構、人員隊伍，形成有組織、有規劃、合作攻關的國家科研係統。直到基層公社一級都有種子工作的專業人員、良種試驗的專業地塊。到1960年我國各地人民公社就建立起種子基地和試驗田達五千四百多萬畝。

在毛主席和黨中央的號召下，當時我國廣大農業科技工作者走向農村基層，深入實際，與群眾一起，對各種農作物品種開展調查研究，進行選種育種的科學實驗。他們以大地為工作室，以當地的縣、社為試驗場，反複試驗，刻苦攻關，做出了卓越貢獻。

各級政府、各人民公社對選用和推廣農作物優良品種都十分重視，普遍開展了群眾性的選種育種活動。自五十年代，各地所引進和選育的各種農作物新品種即在生產中獲大量推廣。如小麥“碧螞1號”、地瓜“勝利百號”、水稻矮杆試驗等，都給農業生產帶來新氣象，至今留在老一代農民的記憶中。尤其是在大躍進時期更出現了培育優良品種的新高潮。有許多人們所熟悉的良種，如小麥“躍進8號”，水稻“躍進3號”、“躍進4號”等，都曾得到大麵積的推廣，享譽一時。到六七十年代各地農業科研部門培育的各種新成果更如雨後春筍般出現。其品質性能更向全麵發展，如有以高產為優勢的，有抗病蟲害性能強的，有抗倒伏以及生長期短的等。在1966年全國曾召開的第三次作物育種工作會議上，各地都交流了豐富經驗，同時被推薦為新育成的各種作物的優良品種就有72個。止於分田到戶之前，我國農業培育和推廣的各種糧食作物、蔬菜瓜果、經濟作物的新品種有數千之多。其中有的至今還在應用，有的更新換代多次。它們真實地記載著新中國農業發展的不平凡曆程，更是毛澤東時代農業科技發展的真實見證。

小麥：到六十年代，各地科研部門和科技工作者培育出的小麥新品種層出不窮。其中種植麵積較廣的品種，如我國著名農業科學家金善寶和他的助手們相繼培育的“京紅2號”、“京紅8號”、“京紅9號”等係列新品種，在我國北方獲得廣泛推廣。

著名小麥遺傳育種專家莊巧生課題組在六十年代中後期先後育成的“北京8號、“北京10號”，“北京14號”，以及有關單位從這個群體中又分別協作選育出的“冀麥1號（12057）”、“冀麥2號”、“紅良4號”、“紅良5號”等新品種，成為六十年代後期至七十年代中期黃淮平原和冀中平原的主栽品種之一。

另外有關科研部門培育的“濟南1號”、“內鄉5號”、“石家莊54號”等，也在大麵積上推廣。

這些新的品種適應不同地區、不同氣候條件，各有其特點，其總的優點是具有產量高、抗病蟲害等品質。尤其是由於新品種的推廣使曆史上長期不得克服的小麥條鏽病危害等基本得以控製。

七十年代有關科研部門又培育和推廣了“泰山1號”、“豐產3號”、“博農7023號”、“濟南9號”、“徐州14號”、“繁6號”、“鄭引1號”等新品種，使小麥生長向矮化、抗倒伏、高產特征發展，從而形成新的優勢。另外還有在小麥主產地之一的山東省培育的“山農輻63”、“煙農15號”等新良種，更有進步，單產較以前選育的“泰山1號”等增長約 20%。

被稱為新中國“雜交小麥之父”、優秀育種專家的李振聲，從五十年代就深入西北農村，開始對小麥品種研究。他發現當地有一種叫偃麥草的牧草，經過長期觀察和研究，他將這種草與小麥遠緣雜交，使它的耐旱、耐幹熱風、抗多種病害的優良基因轉移到小麥中，反複試驗十多年，取得了成功。在七十年代先後育成了小偃麥八倍體，異附加係，異代換係，易位係和“小偃4號”、“5號”、“6號”等小偃係列新品種，這些新品種不僅消除了小麥條鏽病、而且顯著提高了產量。使小麥畝產增長 ，當時達600多斤，創曆史記錄。到七十年代末，我國小麥平均畝產達到300多斤，比1952年增長了兩倍之多。在有水澆條件的地區則達到400—500斤。這是小麥種植上史無前例的一場革命。

水稻：談到新中國水稻的育種，現在幾乎無人不知道袁隆平，他常被人們稱為“雜交水稻之父”、“解決了中國的吃飯問題”等。但實際上新中國水稻育種技術的發展同整個農業科技發展一樣，是一種國家戰略的實施，為此做出偉大貢獻的是由一個個傑出科學家組成的英雄群體。

早在1956年《全國農業發展綱要》發布之後，全國各地政府、農業合作社就掀起了有組織的選種、育種和推廣優良品種的熱潮。從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有關科技部門培養的水稻新品種如百花爭豔，在生產中逐步推廣。這一時期以我國水稻育種專家黃耀祥等人培育的矮稈秈稻新品種最為佼佼者。黃耀祥和他領導的育種小組用優選的“矮仔粘”為母體，與當時生產上推廣的高稈品種“廣場13”進行雜交，在1959年育成了中國第一個矮稈秈稻品種“廣場矮”。之後在此基礎上又育成“珍珠矮”、“廣陸矮4號”等早秈矮稈品種。1976年以後又先後育成了早、晚兼用的著名高產良種“桂朝2號”以及叢生快長、早晚兼用的矮稈品種“雙桂1號”及“雙桂36號”等新品種。七十年代中期，矮稈品種在全國年種植麵積最高達1.5億畝。這些新品種解決了原來水稻高稈、易倒伏突出問題，使產量提高了 20%一30%，從而做出了巨大貢獻。由此他被稱為“半矮稈水稻之父”。黃耀祥的常規矮稈選種育種技術是我國二十世紀水稻選種和育種推廣工作的主要成就之一。

關於雜交水稻的育種，首先提到的是吉林省海龍縣（梅河口市）河窪公社社員李貞生（朝鮮族），他於1967年創造了“溫湯去雄遠緣雜交”方法，就成功培育出雜交水稻新品種，是新中國最早培育出雜交水稻的人。1968年他與海龍縣農科站、海龍縣“五七中學”又一起培育出雜交水稻新種子，同時還培育出玉米稻、高粱稻、葵花稻等。他培育出的玉米稻其特點是粒大飽滿、稈高、抗倒伏、抗病力強、抗旱、高產。在當時能提高產量15% 左右。1974年在海龍縣已推廣2萬餘畝，並已為吉林、黑龍江、遼寧、北京、廣東等二十多個省、市的一些科研單位和社、隊，提供種子三十多萬斤！李貞生等人的成果，當時作為教學內容編入吉林省的中學教材，還拍了科教電影。由於李貞生沒有多少文化，不會寫論文，又去世較早（至今已30多年），所以他的名字至今隻有很少人知道。然而他們亦不愧為中國的雜交水稻曆史上的真正開拓者。

袁隆平小組研究秈型雜交水稻是從1964年開始的。當時他任職於湖南省安江農校，最先發現了水稻天然雄性不育株，便帶領助手們開始了有關秈型雜交稻的探索、研究。1972年農業部把雜交水稻研究列為全國重點科研項目，組成了全國範圍的攻關協作網。在各地的協作下，袁隆平小組利用野生不育株首先實現了雜交水稻三係（不育係、保持係和恢複係）配套的重大突破，於1973年十月雜交新品種實驗成功，1975年多點示範5600多畝，1976年即被批準大麵積示範推廣到208萬畝，畝產比常規品種增產 20%以上，達600多公斤。這使中國成為世界上第一個在水稻生產上利用雜種優勢的國家。是繼高稈變矮稈技術之後的又一次重大突破，標誌著我國水稻育種發展到了一個新的水平。對於這項重大科技成就，1981年6月6日被國家科委、農委授予特等發明獎的研發團體，明確列出有袁隆平、顏龍安、張先程、李必湖等20多人。

幾乎與袁隆平的實驗同時的還有湖北省的石明鬆、朱英國等人。朱英國時任湖北省雜交水稻協作小組組長，1972年他與科研小組用海南島的“紅芒”野生稻作母本，與常規稻種“蓮塘早”雜交育出新的不育係“紅蓮型”，使水稻品質大大改善。這項成果獲得1978年全國科學大會獎。石明鬆時任湖北省沙湖原種場農技員，1973年他在沙湖原種場“農墾58”大田中，發現自然雄性“光敏感核不育水稻”（三株）。第二年，他就利用自然結實的種子種植了48株，有雄性不育、可育兩種類型。十多年中，他在協作組的配合下，致力於光敏感核不育二用係研究，終於育成一種多用的核不育係新型稻種——光周期敏感核不育水稻。1985年10月，通過農牧漁業部、中國農科院以及省內外50多位有關專家鑒定，一致認為，這項成果是我國水稻史上繼矮化育種、雜交三係成功後的第三次重大發現，在國際上居領先地位，正式命名為“湖北光敏感核不育水稻”。全國20多家報刊雜誌登載他的先進事跡。國家將其列入全國自然科學基金委員會重大項目、國家攻關項目和”863”高技術研究計劃。

就整個水稻品種的研究和改良來說，到七十年代，全國形成百花盛開、群英並起，捷報頻傳的大好形勢。其優良成果獲普遍推廣的也有幾十種。除上述各項成果之外，在北方，例如七十年代初，天津市農科所與中國科學院遺傳所利用花粉培養、以單倍體育種方法育成的水稻“花育一號”、“花育二號”以及北京植物研究所等科研部門培育的“單豐一號”、“牡丹一號”等新品種，都使產量獲大幅度增長，畝產都達千斤以上。至七十年代末，全國推廣優良品種的已占水稻種植總麵積的80% 以上，實驗田水稻畝產600多公斤已不是稀奇的事情。

玉米：同小麥、水稻一樣，玉米也是我國種植麵積較廣的主糧之一。在建國初，品種普遍落後，不僅產量低（1952年全國平均畝產180斤），而且病蟲害特別多，如玉米、黑穗病等，每年都大量發生。早在1950年我國農業部就作出了“全國玉米改良計劃”，組織在全國主要產區開展選種育種工作。1952年第一批雜交優良品種先後育成，如山東省的“坊雜號”、“齊玉號”，河南省的“百雜號”等，在很多地區推廣開來。1958年各地又相繼育成了我國自選的一批優良雙交種和綜合雜交種。如“春雜號”、“農大號”、“雙躍號”、“新雙號”等。逐步取代了原來的舊種，使玉米品種又一次更新。六十年代中後期，由於我國農科部門又育成和引進了一批優良自交係，組配了一批玉米新雜交種，如河南省的“新單1號”、“白單4號”雜交種等，在生產上增產顯著。因此在1971年2月召開的全國“兩雜育種座談會”上，提出雜交玉米的選育和應用以單交種為主，從此開辟了我國玉米單交種選育和應用的新階段。從七十年代到八十年代初有關科研部門培育並推廣的良種更加層出不窮，如“丹玉6號”、“丹玉11”、“丹玉13”、“魯單33號”、“魯單36號”、“煙單14號”、“中單2號”、“旅28”、“旅9”、“巨28”、“自330”、“丹340”等，一代更比一代強，品種之多至今已使人無法記得清！不僅產量比以前的品種如“煙三6號”、“群單105號”、“魯三9號”等又有顯著增長，而且具有較強的抗病性能。到1975年雜交種種植麵積占到玉米總種植麵積的50% 左右，並越來越迅速擴大。

被稱為“中國緊湊型雜交玉米之父”的李登海，是山東省萊州後鄧村的一個農民，他的改良玉米的實驗始於七十年代。1972年，年僅23歲的李登海擔任生產大隊農科隊的隊長，最初他通過改善田間管理和栽培技術的辦法提高了本村的玉米產量，但他對此進步並不甘心。1974年李登海和夥伴們開始了培育高產玉米新品種的試驗。經過多年的試驗和艱苦探索，於1979年培育出緊湊型玉米雜交種“掖單2號”，創下了中國夏玉米單產776.9公斤的紀錄。之後又分別在各地試驗、培育成功“掖單8號”、“掖單6號”等高產玉米良種，創當時我國春玉米畝產903.6公斤的最高記錄。由此李登海與“雜交水稻之父”袁隆平齊名，至今享譽全國。

其他，如高粱、穀子、大豆、油菜、地瓜、棉花、花生等，各種農作物也都一樣，全部進行了品種改良，在品質和性狀上發生了優化，碩果累累。從七十年代初，科研部門還把放射性同位素與射線新技術應用於農作物育種，培養成水稻、小麥、棉花、玉米、穀子、大豆、油菜等幾十個新品種，不僅使農作物產量提高、生長期縮短，而且具有抗病蟲害等特點。例如1976年山東省棉花研究所用輻射育種新技術培育出“魯棉一號”良棉，在全省大麵積推廣，使棉花獲得大豐收等。從這時起，中國在品種改良方麵的成就逐漸領先世界，對東南亞以及全世界農業發展產生很大影響。

七十年代中國農業生產的這一重大變化，普遍被稱為是一場“種子革命”。種子革命實質上是我國社會主義農業實施的一場科學技術革命，是毛澤東時代製定的科技興農戰略的重要組成部分。它對解決中國人民吃飯問題具有決定性意義。

進入八九十年代，這些“種子革命”的優良成果普遍應用於農業生產，獲越來越大麵積推廣。成為當時農業增產的重要原因。如李振聲的雜交小麥，到1985年，由“小偃6號”這個骨幹親本就衍生出50多個品種，累計推廣種植麵積達3億多畝，增產小麥超過150億斤。李登海的雜交玉米品種至九十年代亦推廣到全國二十六個省、市、自治區，累計增產42.4億公斤。使中國成為世界夏玉米高產紀錄的保持者。又如秈型雜交水稻，1990年全國推廣2.4億畝，占水稻麵積的50% ，而總產量占61.6% 。至1994年，就使中國的稻穀累計增產2400億公斤。至本世紀初在我國累計推廣約6億畝，增產稻穀6000多億公斤，被稱為每年“可多養活7000多萬人口”，等等。如此巨大的收益，難道不正是上一年代的艱辛栽培所結出的果實嗎！

改革開放之後，走資派特色政府還在吃著毛澤東打下的農業基本建設的紅利，各種農作物的育種研究繼續進行，其新型品種又不斷出現，育種技術手段亦不斷進步。例如，雜交水稻育種已進入“超級水稻”階段，試驗麵積內畝產已達到1000多公斤。在新時期李振聲又投入了小麥染色體工程育種，培育出“藍粒單體係統”的小麥新品種——小偃“54號”、“81號”等，使小偃係統衍生品種達70多個，在全國獲廣泛推廣。李登海緊湊型雜交玉米在世紀之初，又先後育出了“登海618”、“登海662”、“登海605”等新品種，在各地示範種植中突破畝產1100公斤的新紀錄，等等。這些新成果、新突破顯然都是建立在其原來技術基礎上的，是原來技術的延伸，其原創科技發明還是在六七十年代。不能不看到，走資派鄧小平的“包產到戶能多產糧食嗎？就看走資派鄧小平篡權後的農村曆經三十多年來，盡管被走資派特色政府表彰和嘉獎的新的科技創新和發明多得無以數計，但其中有誰能夠與六七十年代的像黃耀祥、袁隆平、石明鬆、李振聲、李登海等人的名字並肩嗎？有任何一項達到當年那樣的科技成就和革命創新意義嗎？沒有。

從根本上說，《種子革命》是新中國毛澤東時代廣大科技工作者與社會主義集體農民相結合的產物，它隻能發生在那個偉大的時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