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介石和汪精衛曾經合作唱雙簧

蔣介石和汪精衛曾經合作唱雙簧






蔣介石和汪精衛當時精誠合作過之一，就是將矛頭對準了中國共產黨的大屠殺的，汪精衛和蔣介石曾經有過短暫的合作，那時因為二人曾經一起大屠殺共產黨人以及廣大的革命群眾的。

蔣介石和汪精衛當時精誠合作過的另一件大事，就是在抗日戰爭時期的汪精衛和蔣介石合作唱雙簧的。

1931年9月18日，日本關東軍發動侵略戰爭，武力占領東北時，蔣介石國民政府實行“不抵抗”政策，葬送了東北大好河山和三千萬人民，國人口誅筆伐。由此而來的一個抗日反蔣高潮已在長城內外，乃至大江南北蓬勃興起。蔣介石下野的原因之一，是受到了這個巨浪的強烈衝擊。

孫科於1931年12月17日進京，第一眼看到的是南京、上海、北平、江蘇、安徽等地抗日救國赴京示威團學生萬餘人，在南京舉行總示威。南京政府鎮壓學生，製造了珍珠橋慘案，但人心不服。東北方麵，日本正進攻錦州。在東南，日本的大炮對著南京，風聲鶴唳，一夕數驚。孫科為首的新政府不能繼續走蔣介石的路，毅然修改對日“不抵抗”和依賴國聯解決方針，對日取強硬抵抗態度。外交部長陳友仁發表宣言，謂本政府最急之任務即在消滅戰禍，並保主權。對進攻錦州的日軍取堅持積極抵抗態度。日軍在上海挑釁，陳友仁提出對日絕交方針，和人民的呼聲一致。孫科政府的抗日“剿共”方針，與蔣介石的隻“剿共”不抗日方針相左，受到蔣介石、汪精衛的聯合反對。

孫科本來早就請求蔣、汪、胡合作，並進京主持一切。除他個人懇請外，並求各方幫助疏通。但這三位均不為所動。實際大家都認為不可能出現三人合作局麵。蔣介石、汪精衛一致把矛頭指向了孫科政府，以“先行安內，方可攘外”為據，力主對日妥協；批評陳友仁等人對日絕交主張是“隻憑一時之快意，不顧國家永久利害”的“孤注一擲”行為。蔣介石認為絕交的下一步就是宣戰，如果對日宣戰，三天就可以亡國。汪精衛與蔣介石在外交上從來沒有分歧，此時更配合默契。孫科把“神”請了回來，唯一的一項屬於自己的新政策不能推行，奉陪下去毫無意義，14日，陳友仁先辭職，次日孫科辭職，把南京政府交給蔣介石和汪精衛。這正是他們二人所需要的。

國民政府特任蔣介石為軍事委員會委員長，並兼任參謀總長。此後的國民政府，汪精衛掌行政，蔣介石掌軍事；國民黨中央由蔣、汪共掌。

汪精衛說他在對日外交上與蔣介石無分歧，這是實話。汪精衛這次與蔣介石合作得到了高官、地位和權力。日本打進中國，占領了東三省，並向南進犯。1932年3月在東北製造一個傀儡組織，名曰“滿洲國”。這個時間，恰在蔣汪聯袂入京，以國民黨中央常委、中政會常委身份議決國事之後，汪精衛任行政院院長、蔣介石任軍事委員會委員長之間。全國人民無不認為，政府應組織抗日。蔣介石卻說“攘外必先安內”。汪精衛則說，對日本“一麵抵抗，一麵交涉”。蔣介石的方針包含對內對外，汪精衛說的是對日政策，是保證實現“先安內後攘外”方針的補充辦法，是專門解決國民政府集中軍事力量“安內”期間，對待日本侵略問題的政策。兩者精神相通，歸宿是一個。

汪精衛出任行政院長後，進一步說明政府對日方針是“一麵抵抗，一麵交涉，同時並行。軍事上要抵抗，外交上要交涉，不失領土，不喪主權。最低限度之下不退讓；最低限度上不唱高調，便是我們共赴國難的方法”。為了什麽目的實行這一方針呢？汪精衛說：“因為不能戰，所以抵抗。”蔣介石說：抵抗“是無戰之害，有戰之利者也。”這兩位的解釋一語道破，其“抵抗”不等於對日作戰，不是通過抵抗把日本侵略者趕出中國去。抵抗是為了交涉。交涉意在求和，對外講和，才能保證集中精力“安內”。至於“不失領土，不喪主權”，是真是假，要聽其言，觀其行，一係列鐵一般的事實說明，那純屬欺人之談。

蔣汪這次合作，和日本人簽訂了一係列喪權辱國的協定，受到國人唾罵。汪精衛挨的罵更多。他的朋友替他鳴不平，勸他說：你何必替蔣介石“背黑鍋”？汪精衛倒不後悔“背黑鍋”的事，說：“我既已跳下茅坑，就臭到底吧。”表現得相當頑固。這個臭茅坑，是蔣汪合作建造的。主謀者蔣介石，前台主演者汪精衛。

《淞滬抗戰》日本勝。日本為了慶祝淞滬之戰勝利，在上海虹口公園開了祝捷會。朝鮮革命者投了一枚炸彈，日本白川大將喪生，公使重光葵傷了一條腿，倒是這件事很使日本侵略者掃興。

汪精衛大談中國“外交的勝利”，說上海停戰是“平等”的停戰，“毫無對日屈辱之意”今後仍要如此“一麵抵抗，一麵交涉”下去。

上海事件的處理開了一個頭，做出一個樣子。這就叫“一麵抵抗，一麵交涉”，這就叫“不失領土，不喪主權”。以後對付日軍的新侵略活動，沿著這條道走。

日本在上海停戰，回過頭經營偽滿洲國，一方麵進攻東北的抗日軍隊，以鞏固其殖民統治；一方麵擴大偽滿洲國的範圍至熱河。南京政府對北方防務沒采取有力措施。上海停戰後，蔣介石立即把兵力集中到南方，6月7日，蔣介石離南京赴漢口“督剿”紅軍，15日，在廬山召開鄂、豫、皖、贛、湘五省“清剿”會議，蔣介石親兼鄂豫皖三省總司令，在“攘外必先安內”口號下，調五十萬大軍對紅軍進行第四次大規模“圍剿”。就在第四次“圍剿”紅軍的過程中，1933年元旦，日軍炮擊榆關，隨即攻占。2月25日，日軍開始進攻熱河。3月3日，熱河省湯玉麟棄城南逃。4日，日軍唾手而得承德。之後，日軍繼續發動對長城各口的攻擊，下一個目標是華北腹地。

蔣介石此次北上不是組織軍隊從日本手裏收複失地；而是解決失地責任和華北控製權。這之後，他把華北軍事交給何應欽指揮，在保定設立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行營，由何應欽代蔣主持，坐鎮華北。然後南返，與汪精衛策劃對日“交涉”權力諸事，以解除對他南方“安內”軍事的幹擾。

汪精衛由於諸多原因，在上海停戰後，於1932年8月6日辭職，把行政院交給了宋子文。蔣介石不同意汪精衛辭職，隻給三個月假期。10月21日，汪精衛以養病為名去了德國。熱河吃緊時，蔣介石不斷電催汪精衛回國。汪精衛不帶兵，不負責軍事，要他回國當然不是為了“抵抗”，他的“長”處是“交涉”，在蔣汪合作的政府裏的分工是對日謀和。對此，汪精衛有強烈的使命感，接到蔣介石的催歸電，很及時地於1933年1月11日自德國杜平根啟程回國，中途曾轉道日內瓦，在國聯發表一份聲明書，謂中日爭端並非沒有和平解決的可能；中國無力對日宣戰，但日本取作戰方式時，中國將竭力禦侮；日本南侵，中國將采取陳述國聯與抵抗侵略同時並進政策。隨後取道法國，於3月14日抵達香港，17日到上海。

汪派骨幹陳公博是最知道蔣汪合作及汪精衛使命內幕的人。他一針見血地說：汪先生這次歸來，很使我擔心，他主持了一個《淞滬協定》，已給人家批評不少，這次回來，準又再訂一個什麽的協定。因為汪先生雖然離國幾個月，行政院長還是虛懸，他雖然三番五次推薦宋子文，蔣先生隻是不答應。我又怎樣能夠幫助汪先生呢？隻能聽其自然吧。蔣先生之虛位以待汪先生，我看得非常明白，也許因為汪蔣合作的關係，也許蔣先生要對日緩和，不願意自己嫡係人物首當其衝。

汪精衛雖然回國，但表示他隻在中央黨部負責，提請國民黨中央常委會任宋子文為行政院長。宋子文一直代理汪精衛行政院長職務，汪回上海當天，他發表聲明：“汪院長為吾黨先河，群倫領袖，值茲河山破碎，大敵當前，非汪主持大計不足以挽此危局”，“子文當於十七日停止代理院務，追隨汪院長，盡其職責。”蔣介石從保定電請汪複任行政院長。3月26日，蔣汪在南京會晤，商定：對日外交汪精衛有最後決定權。有汪精衛主持南京行政，主要是對日交涉，蔣介石於4月2日又去了江西，繼續指揮反共戰爭。

汪精衛回國後，先裝腔作勢、誇誇其談地發表一通他對前段戰爭的看法，指責張學良不得力，說“榆關以一日而失，熱河以七日而陷，實不成話。今後再不抵抗必影響外交。”‘須先有抵抗然後有交涉。”“今日以後抵抗愈得力，交涉愈有希望。”

這時，長城各口中日雙方爭奪戰正在進行。這一戰從3月初至5月下旬，日軍進攻長城線，直打到北平附近。中國軍隊節節抵抗，共投入三十餘兵力，主要是地方軍；中央軍不及十分之一。日軍十五萬餘，偽軍十萬。中國主力仍在南方，蔣汪合作的南京政府不指望以抗戰求勝利，而抱定以抵抗求妥協的方針。

為了和日本“交涉”便利，決定成立北方政務委員會，屬行政院，駐北平，和何應欽領導的北平軍分會共掌華北全局，分掌政務和軍事。關於政務委員會委員長的人選，汪精衛先有一個方案，但蔣介石主張用黃郛，中政會裏有幾個人反對，汪精衛做說服工作，最後，5月3目的中政會根據蔣介石的意圖，決定由黃郛擔任。黃郛是政學係頭目，與日本素有來往，把他推到前麵，對日“交涉”順手，汪精衛又多了一個膀臂，有利無害。

這時，長城各口中日雙方爭奪戰正在進行。這一戰從3月初至5月下旬，日軍進攻長城線，直打到北平附近。中國軍隊節節抵抗，共投入三十餘兵力，主要是地方軍；中央軍不及十分之一。日軍十五萬餘，偽軍十萬。中國主力仍在南方，蔣汪合作的南京政府不指望以抗戰求勝利，而抱定以抵抗求妥協的方針。

為了和日本“交涉”便利，決定成立北方政務委員會，屬行政院，駐北平，和何應欽領導的北平軍分會共掌華北全局，分掌政務和軍事。關於政務委員會委員長的人選，汪精衛先有一個方案，但蔣介石主張用黃郛，中政會裏有幾個人反對，汪精衛做說服工作，最後，5月3目的中政會根據蔣介石的意圖，決定由黃郛擔任。黃郛是政學係頭目，與日本素有來往，把他推到前麵，對日“交涉”順手，汪精衛又多了一個膀臂，有利無害。

[yongbing1993]

在農村人民公社中的工農兵學商






新中國毛澤東時代的農村人民公社時期的“工農兵學商”體現了政社合一的全麵社會組織形式。在公社體製下，各行各業打破界限、高度統一：農業主要搞生產大隊種植，工業由社辦工廠承接，兵即民兵預備役，學為社辦學校，商即供銷合作社，旨在實現城鄉一體化與自給自足的“大躍進”式農業發展的社會主義集體化道路。

具體而言，新中國毛澤東時代的農村人民公社中的工農兵學商具體分工與體現如下：

人民公社的社員（農民/農業）： 是公社的最基礎主體，社員在大隊、生產隊進行集體耕作。

人民公社中社辦工廠中的工人（工人/工業）： 公社建立“社辦工業”，如農具修造廠、糧食加工廠，農科站，種子站，紅醫站，等等農村人民公社實現了“離土不離鄉”。

人民公社的兵（民兵）： 農村人民公社實行“全民皆兵”，民兵營組織深入到基層，承擔訓練、生產、治安任務，即生產、戰鬥合一。

人民公社的學習（學校/教育）： 公社免費辦學有高中，初中和小學，推動全體社員的免費掃盲和免費的職業教育，強調“教育與生產勞動相結合”。教育結合社會實踐學有所用。

農村人民公社的商（商業/貿易）： 由人民公社集體所有製的公社供銷部、信用合作社統一管理，控製物資供應物價穩定與商品流通。

新中國前三十年的毛澤東時代的社會主義社會中的農村人民公社這種模式在當時被視為向共產主義過渡的組織形式，強調政治、經濟、社會、軍事的高度統一。

新中國前三十年的毛澤東時代的社會主義社會中的農村人民公社是在農村人民公社中的工農兵學商又是在農村人民公社製度中，“工農兵學商”相結合是其核心組織特征之一。這一概念在1958年由毛澤東視察河南省新鄉縣七裏營人民公社時提出，隨後被寫入中共中央關於建立人民公社的決議中。

新中國前三十年的毛澤東時代的社會主義社會中的農村人民公社具體內涵包括：五位一體的組織形式：人民公社不僅是農業生產單位，還將工業（工）、農業（農）、軍事（兵）、教育（學）和商業（商）五種社會職能和組織合為一體。

農村人民公社既是基層經濟組織，又是基層政權機構。通過這種形式，公社管理生產、管理生活、同時也管理政權。

新中國前三十年的毛澤東時代的社會主義社會中的農村人民公社消除“三大差別”的構想：該模式旨在通過讓“農民去工廠，工人去農村”等方式，逐步縮小並消滅工農差別、城鄉差別和體力勞動與腦力勞動的差別。

新中國前三十年的毛澤東時代的社會主義社會中的農村人民公社的全民皆兵：其中的“兵”體現了“全民皆兵”的方針，通過在農村人民公社內組建民兵營組織，實現生產與軍事訓練的結合。

1958年8月2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會議上，作出關於在農村建立人民公社問題的決議，要求全國各地盡快地將小社並大社，轉為人民公社。主要內容是：

一、確定人民公社實行政社合一，工農兵學商相結合。

二、強調小社並大社的方法，首先由原來的各小社聯合選出大社的管理委員會，把人民公社的架子搭起來。

三、在並社過程中，要以“共產主義精神”去對待各個小社的公共財產和債務方麵的差別。

四、指出人民公社目前是集體所有製，以後可以變為全民所有製，並為向共產主義過渡作準備。

9月10日，《人民日報》發表《先把人民公社的架子搭起來》的社論。此後，隻用了一個多月的時間，全國農村基本上實現公社化。

1958年8月2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會議上，作出關於在農村建立人民公社問題的決議，要求全國各地盡快地將小社並大社，轉為人民公社。

主要內容是:一、確定人民公社實行政社合一，工農兵學商相結合。二、強調小社並大社的方法，首先由原來的各小社聯合選出大社的管理委員會，把人民公社的架子搭起來。三、在並社過程中，要以“共產主義精神”去對待各個小社的公共財產和債務方麵的差別。四、指出人民公社目前是集體所有製，以後可以變為全民所有製，並為向共產主義過渡作準備。9月10日，《人民日報》發表《先把人民公社的架子搭起來》的社論。此後，隻用了一個多月的時間，全國農村基本上實現公社化。

關於在我國農村建立“大社”的思想，早在農業合作化運動的高潮中已初見萌芽。1956年完成了高級合作化，每社平均200戶左右。1957年冬和1958春的農田水利建設高潮，又出現了聯隊、聯社。毛澤東考慮到當時以大搞興修水利為特點的農業生產建設的發展需要，覺得需要辦大社。1958年3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成都會議通過了《關於把小型的農業合作社適當地合並為大社的意見》。意見指出:“為了適應農業生產和文化革命的需要，在有條件的地方，把小型的農業合作社有計劃地適當地合並為大型的合作社是必要的。”會後，各地農村開始了小社並大社的工作，有的地方出現了“共產主義公社”、“集體農莊”，有的地方出現了“人民公社”。

1958年7月1日《紅旗》雜誌第3期《全新的社會，全新的人》一文中，比較明確地提出“把一個合作社變成一個既有農業合作又有工業合作基層組織單位，實際上是農業和工業相結合的人民公社”。這是在報刊上第一次提“人民公社”的名字。8月6日，毛澤東視察河南新鄉七裏營人民公社時，說人民公社名字好。8月上旬，毛澤東到河北、河南、山東等地視察，與當地的負責人談到“小社”並“大社”的問題。毛澤東說:“看來‘人民公社’是一個好名字，包括工農兵學商，管理生產，管理生活，管理政權。‘人民公社’前麵可以加上地名，或者加上群眾喜歡的名字。”他還總結“人民公社”的特點，“一曰大，二曰公”。在山東時，當地負責人請示“大社”叫什麽名稱時，毛澤東說:“還是叫人民公社好，它的好處是，可以把工、農、商、學、兵合在一起，便於領導”。這些消息見報後，全國各地紛紛效仿。“人民公社好！”“人民公社萬歲！” （人民公社好，被人民網評為中共黨史上的80句口號。） 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召開擴大會議，會議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在農村建立人民公社問題的決議》。《決議》下達後，全國迅速形成了人民公社化運動的熱潮。到10月底，全國74萬多個農業生產合作社改組成2．6萬多個人民公社，參加公社的農戶有1．2億戶，占全國總農戶的99％以上，全國農村基本上實現了人民公社化。

走資派們當時也是同意人民公社的。例如《劉少奇同某國議會代表團的談話》（1958年10月8日）

團長：地主、富農入社沒有？

劉少奇：入社了。好的做正式社員，不好的做候補社員，一部分更壞的監督勞動，由民兵監督他們。

全部婦女都積極擁護公社，她們過去一直是做飯、帶孩子。有時參加了田間勞動，回來也得做飯，做得不好還挨丈夫罵。搞了食堂、托兒所、縫紉組，解放了她們的勞動力，丈夫也不罵她們了。

團長：是否每個農村都成立了食堂？

劉少奇：都有，每個生產隊設一個。

團長。全家都在食堂吃飯嗎？

劉少奇：是的。有的小孩在托兒所吃，有的帶來食堂吃，有的在學校裏吃。

大家都讚成，運動發展得很快，如河南省在不到兩個月中全省就公社化了。當然，一些具體問題還有待解決。

團長：聽說本月底全國就可以完成，現在已經有百分之三十幾了。

彭真：不隻這個數字，還要多些。

團長：我們是從新聞簡報上看到的。

劉少奇：運動中沒有發生什麽問題，隻要向群眾說清楚就可以了。個別地方，有的殺了豬、雞，怕歸公社，經過解釋也就糾正了。一些具體問題，譬如自留地等如何處理，現在各地都在討論，一致決定取消。牲畜、山林的處理問題，也在討論，各地的具體辦法不同。雞、豬有的地方還讓社員養，但隻是少量的，主要的是由公社來養。目的是進一步增加公有部分，縮小以致最後消滅私有部分。

公社的性質基本上還是集體所有製，但有一部分全民所有製，這部分還要增加。我們準備把國家的倉庫、商店、銀行、加工工廠、學校都交給公社，加強公社中的全民所有製。

我們想，這樣做兩三年以後，很多公社就會變為全民所有製。

我走了三個省（河北、河南、江蘇），看了公社。他們正在討論分配製度問題。有的地方提出吃飯不要錢，有的一般的菜也不要錢，如要吃好菜，自己花錢。有的地方提出一年發兩套單衣，兩年發一套棉衣，一年四雙鞋，老年人住幸福院，兒童入托兒所和學校不要錢，結婚、生孩子發補助費。這些辦法正在討論。大部分隻能在糧食上不要錢。

除此以外，還有一種分配辦法：糧食供給，外加基本工資。

團長：糧食供給，工資的錢數是否要少了？

劉少奇：我講的是農村，城市是另一種辦法。錢的那部分是少了。

團長：這就是說，一部分實物，一部分錢。

劉少奇：是，農民開始領工資了，部分地實行了供給製。

團長：銀行是全國統一管理的，交給公社，是否會有什麽變化？

劉少奇；不會有變化的，還是統一領導。銀行的工作人員交給公社管理，由公社發工資，公社可以叫他們去種地，可以調派他們。

商業也如此。把資金交給公社，但不準他們動用。

公社裏有共產主義成分。農林牧副漁，工農兵學商，鄉社合一，是社會的基層單位，生活單位，分配單位，教育單位。它包括政治、經濟、文化、軍事，目前是社會主義社會的基層單位，是過渡到共產主義的好形式，將來也是共產主義社會的基層單位。

團長：據我們了解，鄉是基層單位，在鄉的上麵是縣，那麽在縣的範圍內是否成立聯社？

劉少奇：有的一縣是一社。一鄉一社的，鄉人民代表大會就是社員代表大會，縣裏是聯社。

團長：省怎麽辦？

劉少奇：改組會有，但基本上不變。中央和省的人員可以大大減少。從這個觀點來看，國家基層政權在開始消亡，但沒有完全消亡。對地主、富農、反革命分子和壞分子還要鎮壓，然而事情不多了。公社要分出一部分人監視壞分子。公社和縣的主要任務是搞經濟工作，階級鬥爭隻是一部分工作。國外的階級鬥爭由國家來搞。民兵主要是對付外國帝國主義的，對付地主是次要的。

實行糧食供給製，是因為糧食多了，可以隨便吃。在這一點上，可以說是實行“各取所需”的原則了。

團長：我們在××××建立合作社的時候很重視物質刺激的原則，使農民們樂於多作工作。在中國，這個原則是怎樣體現的？

劉少奇：這個原則現在還是要的，工作好的多得些，壞的少得些。馬克思把這種製度叫做資產階級的法權製度，是不平等的製度。在城鄉還保留這個原則，而糧食供給製是實行了“各取所需”的原則。

至於豬、雞等，公社的收入多了，私人部分的收入也就無足輕重了，而且私人養豬養雞也不合算。個別的老人不能出田勞動，養點豬、雞是可以的。

團員：搞個人經濟，會不會影響他們去公社勞動？

劉少奇：一方麵是自己搞不合算，另一方麵是對他們進行共產主義教育。現在是共產主義精神大發揚。

譬如，目前有××萬人在為鋼鐵而奮戰：開礦、運輸、建爐子、煉鐵。他們不要錢，自帶糧食。大部分是農民，一部分是市民，沒有八小時工作製，沒有星期天，沒有地方睡，搭個棚子。這是什麽？這是共產主義精神。

工廠是八小時工作製，但工人們自己工作不是八小時，甚至是工作十小時、十二小時，禮拜天不休息，也不要工錢。

北京大部分工廠的工人都要求取消計件工資。這正象列寧在《偉大的創舉》一文中所說的，是偉大的共產主義精神。自覺的、無定額的、無報酬的勞動，是共產主義的勞動，這是列寧在一九一九年說的。俄國在內戰時期有過這種勞動，列寧就大寫文章。

我們的這種勞動的規模比一九一九年俄國那時大得多。××萬人同時煉鋼，如果要錢，怎麽得了？這樣的例子在其他方麵也很多，如興修水利。在這樣一種精神下，什麽事情都可以辦好。馬克思說過，如果勞動者不肯多做一小時工，不肯少要一點錢，就談不上共產主義。

我們的工人、農民、幹部們不僅可以多做一小時、幾小時，甚至可以多做幾個月。如果多做一小時就多要錢，那就談不上共產主義。

團長：中國黨認為中國農民的覺悟，是否已經很高了？

劉少奇：是的。可以這樣說，農民的幹勁是共產主義精神的表現之一，不是法律和命令可以做到的，也不是共產黨簡單號召所能做到的。

彭真：講一個例子吧！有一個合作社完成了自己的水利建設。社長於是號召社員去支援鄰近一個社，並且說可以給報酬。社員們聽了以後回答說，要是為了共產主義，我們就去，如果是為了掙工分，我們就回家睡大覺去。

劉少奇：中國農民大部分覺悟很高。這是黨幾十年在他們當中工作的結果，黨依靠了他們，他們相信黨。他們一窮二白，看到了前途。“苦戰三年，改變麵貌”，是為了長遠利益，為了將來的幸福。

很奇怪，在中國，農民常是帶動工人，農業帶動工業，鄉村帶動城市。這也是馬列主義政治經濟學中的一個根本性的問題。

現在城市也在試辦人民公社。我看了鄭州，那裏初步組織了城市公社。不錯。

有這麽幾種公社：以農業為主的公社，以工業為主的公社，以學習為主的公社。

團長：學校也要搞公社？

劉少奇：都搞，機關和街道也要搞。

過渡到共產主義不是一下子就能實現的，而是逐漸實現的。“共產主義”這個字不能隨便用。共產主義對社會主義來說是高級階段。

我們想，開始從糧食起各取所需，其次是衣服，然後再及其他。過幾年，糖每年生產七百萬噸或一千萬噸，那時糖也可以各取所需了。明年預計養七億頭豬，每人平均一頭多，那就可以各取所需了。

糧食明年計劃達到每人平均1,500一2,000斤。如果達到8,000斤，就超過了美國。美國每人平均1，900斤。這樣就吃不完了，豬也吃不完了。在這個基礎上，糧食和豬都可以實行“各取所需”的原則了。

棉花和油料也可以實行各取所需。現在正在討論明年城市是否可以實行供給製的問題。糧食供給製今年年底在鄉村實行，明年年底可以在城市實行。

糧食和肉都夠吃了，並且實行了機械化和電氣化以後，就可以大大縮短八小時工作製，實行六小時工作製，甚至四小時工作製。

我們想，實行六小時工作時，所有的工人都要去學習。除了六小時工作以外，剩下的時間不能都用去跳舞和進電影院吆，要學習。

我們中央決定在十五年內普及大學教育。沒有大學教育，建設共產主義是不可想象的。

現在，在工人中正在推行多麵手運動，一個人不限於一種技術。農民去工廠，掌握工業技術，工人去農村，學種地。加快消滅社會勞動分工的區別。使勞動者學習，使知識分子勞動，逐步消滅體力勞動與腦力勞動的差別。

我們準備在第二個五年計劃中，在農村蓋幾千個大工廠，每個縣辦兩三個，使農民入工廠，消滅城鄉間的差別。

這些差別消滅下去，文化水平大大提高，產品很豐富，那時就可以過渡到共產主義了。

[yongbing1993]

抗日戰爭結束蔣介石在忙些什麽








抗日戰爭結束之後，蔣介石國民黨大小各級官員們一方麵正在忙著接收日本戰敗後留在大陸也是中國人民的戰利品，另一方麵蔣介石高層忙著消滅中國共產黨。《“六個月，隻要六個月，我們就能徹底解決問題！”》，也就是在六個月內就可以從全中國各地徹底《消滅中國共產黨》，同時完成《接收日本留在大陸的戰利品》。

1946年的那個夏天，蔣介石國民黨中央高官們在南京國民政府的軍事會議上，參謀總長陳誠拍著桌子吼出了這句話。《“六個月，隻要六個月，我們就能徹底解決問題！”》，台下坐著的一眾將領，有的麵露興奮，有的暗自心驚，但沒有一個人敢站出來反駁。這句狂妄到極點的誓言，當時聽起來是那麽的自信，誰能料到，這竟然成了敲響那個龐大王朝喪鍾的第一聲。

那個夏天的南京，熱得讓人發瘋。1946年的南京，空氣裏都彌漫著一股躁動的味道。那時候，抗日戰爭剛剛結束沒多久，老百姓還在廢墟上扒拉著過日子，但南京城裏的氣氛卻詭異得嚇人。如果你那時候站在南京街頭，你會發現滿大街跑的吉普車，車上坐著的軍官一個個紅光滿麵，那是打心眼裏的高興。為什麽高興？因為他們覺得自己強得離譜。咱們先來扒一扒當時蔣介石國民黨手裏的牌。那可真是一手王炸。

那時候蔣介石國民黨手裏的正規軍，加上雜牌部隊，林林總總加起來有430萬人。這是個什麽概念？那時候中國共產黨分散在全中國各地的分散的人民解放軍滿打滿算，八路軍新四軍等算作正規軍也就61萬，加上地方遊擊隊民兵等武裝也就加起來總共有127萬。這就像是一個全副武裝的重量級拳王，站在一個剛吃飽飯的小個子麵前。

再看看裝備，那更是沒法比。那時候蔣介石國民黨軍隊裏，有四分之一是美械或者半美械裝備。美國人給的那些湯姆式衝鋒槍、卡賓槍，還有那嶄新的105毫米榴彈炮，成排成排地擺在倉庫裏。天上飛的是美軍支援的飛機，地上跑的是剛刷好漆的坦克。甚至連士兵腳上穿的皮鞋，都是美國貨。

反觀中國共產黨的中國人民解放軍那邊，士兵手裏拿的大多還是從日本人手裏繳獲的“三八大蓋”，有的部隊甚至還在用老舊的“漢陽造”。至於重武器，那更是少得可憐。僅東北林彪部下有少些。

而蔣介石的國軍除了美國人的援助，蔣介石還幹了一件特別“精明”的事。日本投降的時候，留下了一百多萬軍隊的裝備。這些東西，蔣介石那是照單全收，連顆螺絲釘都沒放過。這一進一出，蔣介石覺得自己腰杆子從來沒這麽硬過。

蔣介石在日記裏寫得那叫一個露骨，大概意思就是，不能按部就班地宣戰，要趁著對方還沒準備好，搞個突然襲擊，速戰速決。這種心態，其實很好理解。這就好比你手裏握著一把加特林，對麵拿的是一把水果刀，你也得飄。所以，當陳誠喊出“六個月解決戰鬥”的時候，蔣介石是信的，底下的將軍們也是信的。他們是真的覺得，隻要大軍一開動，也就是個武裝遊行的事兒。

可問題就出在這個“太自信”上。曆史這玩意兒，最喜歡在人最得意的時候，給他來個大嘴巴子。那時候的蔣介石南京政府，從上到下都沉浸在一種盲目的樂觀裏。將軍們忙著搞接收日本留在大陸的許多戰利品，更忙著搶房子，忙著把日本人留下的金條往自己兜裏揣。

在蔣介石的將軍們看來，打敗共產黨的仗那是順手的事，主要任務是享受勝利果實。這種氛圍，直接導致了後來的一係列誤判。蔣介石的將軍們根本沒把對手共產黨的解放軍當回事，覺得那就是一群“土包子”，小米加步槍，怎麽可能打得過幾百萬的正規軍？

其實，最早給蔣介石出主意提出半年解決問題的人，不是陳誠，是何應欽。何應欽這人吧，雖然也是個反共的老手，但他畢竟是個老江湖，做事相對穩當點。他當時擬定了一個計劃，叫“兩年三階段”。意思就是，咱們得穩紮穩打，別著急，花個兩年時間，分三個步驟，慢慢把對方吃掉。

為了這事，何應欽還專門去請教了一個特殊人物。這人是誰呢？就是原侵華日軍的總司令，岡村寧次。你沒看錯，就是那個雙手沾滿中國人鮮血的戰犯。日本投降後，蔣介石沒殺他，反而把他秘密留下來，當成了座上賓，讓他給國民黨軍隊當顧問。

這岡村寧次畢竟跟八路軍打了八年交道，吃過不少虧，心裏是有數的。他當時就給何應欽提了個醒，說共產黨這支隊伍，那是相當頑強，絕對不能輕視，更不能急於求成。何應欽聽進去了，所以搞了個兩年的計劃。

但是，這計劃報到蔣介石那兒，老蔣不樂意了。兩年？蔣介石那時候恨不得兩天就解決問題。他看著地圖上那些紅色的區域，心裏就像長了草一樣，一刻都等不了。他覺得何應欽老了，膽子小了，沒有那股子衝勁兒了。

這時候，陳誠看準了機會。陳誠是誰？那是蔣介石的心頭肉，是“土木係”的大佬。這人有個最大的特點，就是聽話，而且特別會揣摩蔣介石的心思。陳誠一看蔣介石對何應欽的計劃不滿意，立馬就拿出了一份新的方案。這份方案的核心就三個字：六個月。

陳誠拍著胸脯跟蔣介石保證，根本用不著兩年，隻要咱們集中兵力，全麵進攻，最多六個月，也就是半年時間，就能把共軍徹底消滅。這話簡直就是說到了蔣介石的心坎裏。

1946年6月1日，蔣介石直接下了道命令，把何應欽的參謀總長和陸軍總司令職務全給撤了。取而代之的，就是陳誠。這一換人，不僅僅是人事變動那麽簡單，它是整個國民黨戰略方針的一次大轉彎。

陳誠一上台，那真是新官上任三把火。他直接把之前穩紮穩打的那套全推翻了，換上了一套激進得嚇人的打法。這套打法的核心，其實還是那個日本戰犯岡村寧次那一套。當年日本人在華北搞“囚籠政策”，就是利用鐵路、公路做柱子和鏈子，修碉堡做鎖，想把八路軍困死。

陳誠覺得這招太絕了，咱們現在有這麽多兵，有這麽多卡車坦克，搞這一套不是更厲害？於是，國民黨的戰略就變成了：搶占大城市，控製交通線，把解放區切割成一塊一塊的，然後像吃豆腐一樣，一塊塊吃掉。這計劃聽起來是不是特別完美？有兵力優勢，有裝備優勢，還有“科學”的戰術指導。陳誠當時覺得，這簡直就是一道送分題。

但他忘了一件事。這套戰術，當年日本鬼子沒玩明白，最後輸了。現在他拿過來接著玩，就能贏嗎？而且，他太高估了自己的控製力，也太低估了對手的智慧。

那時候的國民黨高層，就像是一群賭紅了眼的賭徒。他們看著手裏的籌碼多，就想一把梭哈，直接清台。他們根本沒想過，萬一輸了怎麽辦？因為在他們的邏輯裏，這局根本就不存在輸的可能性。

贏了麵子輸了裏子，一場奇怪的勝利。戰略定下來了，仗就開始打了。一開始，國民黨的戰報那是相當漂亮。今天收複了這座城，明天打通了那條路。地圖上，代表國民黨的藍色旗幟插得到處都是。

特別是在蘇中戰場，國民黨派出了一員猛將，叫李默庵。這李默庵手裏握著12萬大軍，清一色的美式裝備，那是氣勢洶洶地殺過來。他的目標很明確，就是要把蘇中解放區給平了。李默庵打得很“聰明”，他嚴格執行陳誠的戰略，哪怕是遇到解放軍的主力，也不隨便追擊，就是死盯著城市和交通線打。

結果呢？在蘇中戰役裏，粟裕將軍指揮著三萬多人的部隊，跟李默庵這12萬大軍周旋。這一仗，打得那是相當精彩，也就是著名的“七戰七捷”。按理說，李默庵損兵折將，應該算是輸了吧？可人家李默庵不這麽認為。他在給南京的戰報裏寫得那是花團錦簇。他說，雖然我們損失了一些部隊，但是我們占領了鹽城，打通了浦口到南京的鐵路，控製了長江下遊的交通。

這邏輯簡直絕了。在他看來，隻要地盤占住了，那就是勝利。至於死了多少人，丟了多少裝備，那都是次要的。更有意思的是，蔣介石和陳誠看到這份戰報，居然也覺得挺滿意。他們覺得，你看，雖然咱們付出了點代價，但是戰略目的達到了啊。共軍的地盤被我們壓縮了，城市被我們占了，他們隻能跑到山溝溝裏去了。這就是當時國民黨最大的誤區。

他們把戰爭看成了搶地盤的遊戲。好像誰占的城市多，誰就是贏家。可是，地盤是死的，人是活的啊。你占了一座城，得留兵防守吧？你打通一條鐵路，得派兵巡邏吧？

蔣介石國民黨這430萬大軍，聽著挺多，可往中國這巨大的版圖上一撒，那就是撒胡椒麵。劉汝明後來在回憶錄裏就吐槽過這事兒。他說，我們是處處守，結果就是處處薄弱。兵力被無限稀釋，原本握緊的拳頭，被硬生生掰成了五根指頭。這就給了對手最好的機會。

解放軍那邊，根本就不跟你爭一城一地的得失。毛主席當時的戰略方針非常明確，就一句話：存人失地，人地皆存；存地失人，人地皆失。這話太透徹了，簡直就是戰爭的最高哲學。你想啊，地盤丟了，隻要人還在，以後還能打回來。可要是為了守個地盤把人拚光了，那地盤遲早也是別人的。

所以，當李默庵在慶祝占領空城的時候，他根本沒意識到，他的精銳部隊正在被一口一口地吃掉。粟裕那是典型的“零敲牛皮糖”，今天吃你一個團，明天吃你一個旅。雖然你看著地圖上全是你的旗子，可你手裏的兵卻越來越少。

這就好比兩個人打架。一個人拚命去搶對方的衣服、鞋子，覺得自己搶到了東西就是贏了。另一個人呢，根本不管衣服鞋子，就是盯著你的要害打。

最後的結果是什麽？搶衣服的那個，雖然手裏抱滿了一堆破爛，但被人打趴下了。那些被美械武裝起來的“運輸大隊長”。說到這兒，咱們得聊聊那時候蔣介石國民黨軍隊的一個怪現象。按理說，拿著美式裝備，火力那麽猛，怎麽就打不過“小米加步槍”呢？

其實，這裝備好，有時候也是個累贅。那時候國民黨軍隊太依賴重武器了。一碰到解放軍，先是一頓炮火覆蓋，然後坦克衝鋒。但這招在平原上好使，到了山溝溝裏，到了水網密布的蘇中地區，那就抓瞎了。坦克開不進去，大炮拉不上山。

而解放軍呢？那是輕裝上陣，穿插迂回，靈活得像泥鰍一樣。更要命的是，國民黨的後勤補給線拉得太長了。陳誠搞的那個“點線戰術”，把戰線拉得無限長。那些美式卡車在公路上跑，簡直就是解放軍的活靶子。咱們經常開玩笑說蔣介石是“運輸大隊長”，這可真不是瞎說的。好多國民黨士兵，剛領到嶄新的美式衝鋒槍，連說明書都沒看明白呢，就在伏擊戰裏當了俘虜。

這槍轉手就到了解放軍戰士手裏。所以那時候有個特別諷刺的現象。戰爭剛開始的時候，解放軍手裏都是“萬國造”，什麽槍都有。打到後來，解放軍的主力部隊，清一色的美式裝備。這哪是打仗啊，這簡直就是給對方送快遞。

而且，蔣介石國民黨軍隊內部的那種腐敗和派係鬥爭，也是爛到了根子裏。陳誠雖然是參謀總長，但他那個“土木係”的背景，讓其他派係的將領很不爽。

打仗的時候，大家都是各懷鬼胎。“友軍有難，不動如山”，這成了當時國民黨軍隊的常態。你李默庵在前麵打得熱鬧，旁邊的部隊就在那兒看戲。他們心想，反正不是我的嫡係，死光了才好呢，正好少個競爭對手。這種心態下，就算有原子彈也打不贏啊。

士兵們也不傻。他們好多人是被抓壯丁抓來的，或者是為了那點軍餉才當兵的。上麵的長官忙著喝兵血、倒賣軍火，底下的士兵連飯都吃不飽。有一回，一個國民黨連長被俘虜了，他看著解放軍戰士在那兒啃饅頭，眼淚都下來了。他說，我們在那邊，連發黴的米都吃不上，長官卻在後麵大魚大肉。這人心一散，隊伍就不好帶了。

所以，戰場上經常出現這種畫麵：國民黨軍隊幾千人被幾百個解放軍追著跑，或者幹脆成建製地投降。他們手裏的美式裝備，連個響都沒聽著，就成了戰利品。

蔣介石國民黨的算盤打崩了，一場曆史的玩笑。時間過得飛快，轉眼到了1949年。距離陳誠喊出“六個月”的豪言，已經過去了三年。

這三年裏，發生了什麽？那個曾經不可一世的龐然大物，那個擁有430萬大軍、全副美式裝備的政權，就像雪崩一樣垮塌了。當初他們拚命爭奪的那些大城市，沈陽、北平、天津、上海、南京，一個個回到了人民的手中。

而陳誠呢？那個自信滿滿製定計劃的人，早就灰溜溜地跑到了台灣去安排後路了。蔣介石可能到最後都沒想明白，自己明明抓了一手好牌，怎麽就打成了這個爛樣？

他坐在飛往台灣的飛機上，看著下麵蒼茫的大地，心裏估計是五味雜陳。其實，這事兒一點都不難理解。蔣介石和陳誠，他們把戰爭看成了純粹的軍事算術題。在他們眼裏，我有多少人，你有多少人；我有多少炮，你有多少炮。一減一，剩下的就是結果。

但是，他們忘了一個最大的變量。那就是人心。你占領了城市，但你失去了民心。你打通了鐵路，但你堵死了老百姓的活路。解放軍雖然放棄了城市，但他們走進了老百姓的心裏。

那句“存人失地”，存的不僅僅是士兵的命，更是老百姓的命。當老百姓推著小推車，把自己僅有的一點糧食送到前線給解放軍吃的時候；當老百姓冒著炮火，抬著擔架救護傷員的時候。這場戰爭的勝負，其實早就注定了。

陳誠的那個“六個月計劃”，現在看來，簡直就是一個巨大的黑色幽默。它就像是一麵鏡子，照出了那個舊時代統治者的狂妄和無知。

他們以為憑借手中的槍炮就能征服一切，卻不知道，真正能決定曆史走向的，從來都不是冷冰冰的武器，而是那一個個活生生的人。

如今，當我們再回過頭去看這段曆史。看著那些發黃的老照片，看著那些繳獲的美式坦克。你會發現，那個所謂的“黃金開局”，不過是一場虛幻的泡沫。陳誠的豪言壯語，最後成了曆史書上的一段笑料。

而那個被他們看不起的對手，用最樸素的道理，給他們上了最深刻的一課。這大概就是曆史給所有人開的一個最大的玩笑吧。

你說這陳誠，要是當初能聽何應欽一句勸，或者聽聽岡村寧次的警告，結局會不會不一樣？其實也沒啥不一樣的。

路早就走歪了，跑得越快，離懸崖就越近。

那個六個月的期限，不是給對手定的死期，而是給他們自己敲響的喪鍾。

這事兒，說到底，就是天理昭昭，報應不爽。

當他們選擇站在人民對立麵的時候，手裏拿的是美式衝鋒槍還是燒火棍，其實已經不重要了。

結局，早已寫好。

[yongbing1993]

法西斯希特勒是如何稱讚蔣介石







法西斯希特勒是如何稱讚蔣介石?

1937年6月，國民政府行政院副院長兼財政部長孔祥熙應邀訪德。期間與德國總理希特勒等進行了會談。會談中，希特勒曾對孔氏談及蔣介石，讚其為“中國負有天賦使命的偉人”。

蔣介石也一度對希特勒及法西斯產生濃厚興趣。

蔣介石總結法西斯的三個特點：

“第一是民族的自信。凡是一個法西斯蒂一定相信自己的民族是一個最優秀的民族……。

第二是要一切軍事化，凡是法西斯蒂，其組織，其精神，其活動，一定統統能夠軍事化……。

第三是領袖的信仰。法西斯蒂最重要的一點，就是絕對信任一個賢明和有能力的領袖……”

蔣介石期望以此約束全體國民黨黨員。

轉載：《希特勒稱蔣介石為“負有天賦使命的偉人”》

來源：諶旭彬 短史記

1937年6月，國民政府行政院副院長兼財政部長孔祥熙應邀訪德。期間與德國總理希特勒等進行了會談。會談中，希特勒曾對孔氏談及蔣介石，讚其為“中國負有天賦使命的偉人”。

據德國外交檔案記載，希特勒“稱讚”蔣氏的具體語境如下：

“元首兼總理(向孔)說明了加強政府權力的必要性和益處。在這一點上，他把蔣介石委員長視作上帝所派繼承中華帝國的人物。(元首認為)同強有力的政府可以訂立長期性協定。”①

孔祥熙此行，目的在於消除“德日反共協定”之消極影響，希望能夠得到希特勒在對華援助方麵——尤其是武器之購買與軍事顧問團之合作——的繼續支持。據在場的駐德大使程天放披露，孔氏曾試圖說服希特勒拋棄日本支持中國。

程氏回憶：“談到遠東局勢，希講希望遠東國家如中國、日本，彼此友好合作，不要發生事故。如果中國、日本的爭執需要他做調人，他很願盡力。孔乃告訴希，……中國可永遠做德國的朋友，日本友誼不一定可靠。希講他非常願望中國強盛，也希望中德關係益加密切，駐上海總領事克裏拜是他的老友，也是中國的友人，他對中國情形很熟悉，隨時對希有報告。孔就問克裏拜對中國有什麽意見？希講克裏拜認為中國現在最需要的事，是將軍政大權集中中央，能造成一個強有力的中央政府，一切問題，都不難解決。”②

綜上，不難還原當日希、孔會談之實際情形——孔希望說服希拋棄日本、轉與中國訂立長期友好協定；希的回答則是：“非常願望中國強盛”，希望蔣介石這位“負有天賦使命的偉人”，能夠集中軍政大權，“造成一個強有力的中央政府”——因為德國隻願意“同強有力的政府訂立長期性協定”。

換言之，這番“讚譽”言詞背後，有著希特勒對中國國力的深度藐視。所謂“中國負有天賦使命的偉人”，於蔣介石而言，隻是客套罷了。

圖注：蔣介石國軍德械部隊

事實上，此種“諷刺”，自“九一八”始，國民政府即已備嚐。中國以一幾無國防工業體係之純農業國，對抗擴張欲望強烈之工業化軍事強國日本，垂16年。其終獲慘勝，既有賴於國人之艱苦卓絕，亦倚仗外交之“一波三折”——始致力於對德關係；繼求助於蘇聯；再與美、英結盟。諸種轉折背後，實有無盡之屈辱存焉。

以對德外交而言，中國需德國之軍事人才和武器裝備；德國需中國之的鎢、銻及鐵礦石等戰略物資，固然是合作之基礎；但鎢、銻之類物資非中國所獨有，而在30年代前半期，蔣氏頻頻向英、美、蘇諸國求助，已一再碰壁，德國乃最後之希望。為維係此種脆弱關係，蔣氏曾親自致信希特勒，承諾“中國之原料必須巨量供給貴國”；乃至於不得不於1936年4月13日致信希特勒，專門為其祝壽。③今已知蔣氏致希特勒之私人信函至少有四，而希之回複僅一，弱國之無尊嚴可見一斑。

再如所謂之英美盟國——1943年蔣氏應邀參加開羅會議，未啟程前，已於日記中頻頻告誡自己須保持“無求於人”之姿態，以保全國家尊嚴：

“餘此去與羅、丘會談，本‘無所求、無所予’之精神，……勿存一毫得失之見則幾矣。”（1943/11/13）④“餘此去與羅、丘會談，應以淡泊自得、無求於人為唯一方針，總使不辱其身也。對日處置提案與賠償損失等事，當待英、美先提，切勿由我主動自提。”（1943/11/17）⑤

以“無求於人為唯一方針”，實乃國力不足以支撐其所求；故與其求而不得受辱，不如“淡泊自得”以保持有限之尊嚴。所謂“開羅會議使中國躋世界四大強國之列”，蔣氏當日即有清醒認識：

“昨日——發表開羅會議公報以後，中外輿情無不稱頌為中國外交史上空前之勝利。寸衷唯有憂懼而已。”（1943/12/4）⑥

就在蔣氏“憂懼”之時，英國已將中英聯合反攻緬甸之議定計劃一筆勾銷。

注釋：

①吳景平：《孔祥熙與希特勒、戈林、沙赫特和裏賓特洛甫的談話——德國外交檔案選譯》，《民國檔案》1994年第3期。吳氏其他著作，多將“上帝所派繼承中華帝國的人物”一句，譯作“中國負有天賦使命的偉人”。

②程天放：《孔庸之應邀訪德——使德回憶之十三》，《傳記文學》第6卷第3期。

③陳紅民：《蔣介石與希特勒關係論》，《史學月刊》1996年第4期。

④⑤⑥[日]《產經新聞》社撰：《蔣介石秘錄（第四卷）全譯本》，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

轉載：《希特勒在民國，有哪些高端粉？》

來源：騰訊曆史 作者：楊津濤

希特勒以政治強人的形象，俘獲近代中國諸多政學界人士之“芳心”，所反映的，乃是當日國人的一種“病急亂投醫”的心態。

知識界，如蔣廷黼、雷海宗等，曾向希特勒“深深地脫帽致敬”

據媒體報道，德國近日即將再版希特勒之自傳《我的奮鬥》。希特勒死於1945年，依照德國版權法，版權保護在作者死後70年失效，成為公版書。為防止該書被右翼分子利用，德國政府將於2016年1月推出《我的奮鬥》學者注釋版，“加入大量標注並放進當時的曆史背景”，以對希特勒的言論進行批駁和辨析。

在《我的奮鬥》中，希特勒曾將中國人歸為“劣等民族”，認為相信“一個黑人或中國人”能加入德國生活，是“錯誤的”。1934年，中國駐德公使劉崇傑對此表示抗議，德國政府承諾會在再版時刪掉這一段。①不過，希特勒對中國人的蔑視，並不影響《我的奮鬥》一書在民國熱銷。1930年代，該書先後有多個中譯本問世。1935年，商務印書館在《申報》上刊登“希特拉《我之奮鬥》”的新書廣告，還得到了時任中央大學校長羅家倫作序推薦。羅在序言中讚歎“希特拉之崛起於德國，在近代史上為一大奇跡”。②該序雖被魯迅撰文嘲諷，卻也可見知識界當日對希特勒的推崇。

除羅家倫外，地質學家丁文江、曆史學家蔣廷黼、法學家錢端升、政治學家陳之邁等，在1930年代，也都曾對希特勒頗存好感，主張效仿意大利、德國、蘇聯、土耳其等國的獨裁體製，實現國家統一，以挽救民族危亡。譬如，希特勒上台不久，錢端升即觀察到，“德國的勞、資團體雖未能如意大利的組織整齊，但比別的國家也向來高出一籌……也將全國一切生產會社，如德意誌商業協會等置於民社黨人領導之下……民社黨將德國一切的政黨或歸並於國社黨，或則禁止其存在……德國的憲法雖尚未變更，而國權則已統一於一黨……”③錢端升希望中國也能如希特勒領導下的納粹德國一樣，建立一個強有力的獨裁政府。

到了1940年代，中國麵對日本侵略節節失利，知識界又出現了一個以曆史學家雷海宗、莎士比亞專家林同濟、劇作家陳銓、政治學家何永佶、哲學史家賀麟為代表的“戰國策派”(他們所辦雜誌名為《戰國策》)。雷海宗等信奉尼采思想，鼓吹“民族至上”、“國家至上”，及“英雄崇拜”，並在雜誌上刊登希特勒語錄。戰國策派雖然不是法西斯主義者，但卻有很多推崇、鼓吹希特勒的言論。如何永佶在《希特拉的外交》一文中，開篇即引用《我的奮鬥》裏的話“內政的任務是如何製造國家的武力;外交任務是如何保障這個已製造出來及在製造中的武力，並在戰爭時找尋作戰的盟友”，並稱讚“這是希特拉對於政治一針見血的名言，充分表明希氏的政治天才與灼見”。何永佶甚至說，“研究希特拉之外交的人們，不由得忘記他道德上的缺憾，而對於他的聰明、機警、敏捷，深深地脫帽致敬!”④

政界，如力行社及張學良等，都曾期望蔣介石做“中國的希特勒”

在政界，最早提議學習希特勒和法西斯的人是劉健群，時為軍事委員會政訓處處長。1931年前後，他起草《改組國民黨的芻議》，建議蔣介石，“國民黨仿效意大利墨索裏尼的黑衫黨的組織，一切惟領袖之命是從，其組成人員，以著藍衣為標誌”。⑤其後成立了被認為有法西斯性質的“三民主義力行社”和“中華民族複興社”。力行社先後由滕傑、賀衷寒、劉健群等任書記;複興社有劉健群、賀衷寒、鄧文儀、康澤、桂永清、酆悌、鄭介民、曾擴情等13名骨幹，多出身於黃埔一期。直到晚年，鄧文儀依舊視德國為當年“歐洲的中流砥柱”，“運用國家社會主義武裝德國人的精神思想，促使德國複興進步。”

蔣介石也一度對希特勒及法西斯產生濃厚興趣。但國民黨信奉三民主義，蔣自己亦是“總理信徒”，因此在公開場合，蔣曾多次表示法西斯主義不適用於中國。為了借鑒法西斯主義中對中國有利部分，蔣介石將其抽象化，總結法西斯的三個特點，“第一是民族的自信。凡是一個法西斯蒂一定相信自己的民族是一個最優秀的民族……第二是要一切軍事化，凡是法西斯蒂，其組織，其精神，其活動，一定統統能夠軍事化……第三是領袖的信仰。法西斯蒂最重要的一點，就是絕對信任一個賢明和有能力的領袖……”⑥期望以此約束黨員。

張學良遊歐歸來後，也相信隻有法西斯主義才能救中國。他“對於希特勒與國社黨領導德國的複興，以及墨索裏尼與藍衣社領導意大利振衰起弊的成就，不僅是欣羨，而且說起來，頭頭是道。他認為中國的富強複興，應以德、意為借鑒……他口頭上常表示，不僅是以委員長為，為領袖，而是親切的長輩。”⑦他說，“在德國正逢希特勒崛起，加深我的想象——一個受壓迫的國家，如果希望更生。必須萬眾一心、精誠團結之外，還需要一位能幹的領袖來領導。”⑧國民黨元老張繼也推崇蔣介石，希望他成為“中國的希特勒”。

希特勒在德國所開創的政治模式，滿足了許多人尋求抗日救亡路徑的需要。如1934年，桂永清、酆悌在鄭州視察，聲稱，“法西斯是極權的政治形式，大權集於一人，一言出口，重逾立法，隨機應變，行動敏速。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德、意竟能一躍而起稱霸世界者，正由於實行了法西斯統治……法西斯運動是中國救國救民的唯一良策，是民族複興的唯一途徑。”⑨力行社《前途》、CC係的《社會主義月刊》，是當時宣傳德國法西斯主義的重要刊物。

與希特勒在中國大量收獲擁躉同時，1930年代中期，中德關係也走入了蜜月期。1936年前後，蔣介石幾次致信希特勒，洽談經濟合作事宜。在信中，他讚揚希特勒，“先生為德國力增光榮，時深欽佩”“德國民眾仰賴大總理堅毅有方領導之力，能與困苦艱難中發奮上進，獲取其繼承光榮曆史而應有之民族地位，良為〇〇之所欽佩也”⑩。這種讚譽，並不全是客套的外交辭令。

略言之，希特勒以政治強人的形象，俘獲近代中國諸多政學界人士之“芳心”，所反映的，乃是當日國人的一種“病急亂投醫”的心態。

　　注釋：

①(美)柯偉林：《德國與中華民國》，江蘇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91、192頁;

②《魯迅全集》第6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第567頁;

③錢端升：《民主政治乎?極權國家乎?》，田曉青主編《民國思潮讀本》第3卷，作家出版社2013年，第546頁;

④何永佶：《希特拉的外交》，李帆主編《民國思想文叢：戰國策派》，長春出版社2013年，第300頁;

⑤曾擴情：《何梅協定前複興社在華北的活動》，《文史資料選輯 合訂本》第4卷，中國文史出版社2011年，第199頁;

⑥單世聯：《中國現代性與德意誌文化(上冊)》，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171、172頁;

⑦劉健群：《銀河憶往》，傳記文學出版社1978年，第233、234頁;

⑧《張學良自述》(1957年)，竇應泰編著《張學良遺稿》，作家出版社2005年，第102頁;

⑨卞西九：《法西斯組織內片斷憶》，《華文史資料文庫》(第8卷 政治軍事編)，第403、404頁;⑩陳紅民：《蔣介石與希特勒關係論》，《史學月刊》1996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