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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2007年3月，本刊記者曆時近一個月深入到北京四個相對顯著的紅燈區調查采訪，其間感受豐富。遴選這樣幾個特定區域進行細致探訪，無非基於如下兩個考慮：首先，深入到小姐中間能夠更為直觀、更為深刻地知道她們的想法與生存環境。其次，作為首善之區的北京，其小姐隊伍的現狀理應具備更為強烈的時代色彩和代表特征。
黑社會控製下的小姐團體
角門路這個紅燈區的采訪頗費周折。
據知情人士透露，北京市豐台區南三環的洋橋一帶曾經是小姐的集中地之一，記者首先便去了洋橋。在洋橋車站，記者卻並未發現上述朋友提及的“店麵一家挨一家，足有幾十家”的景況，摩的盡管有，也並未形成“長長的隊伍”。從洋橋路口往裏走，的確可見大大小小的門麵，但基本都已鎖門或者改作他用。往前走，發現一大片一大片的城中村建築已被推平，一家暫時還未被推倒但早已關停的店麵很突兀地立著，而其旁邊卻都是磚頭瓦塊，標牌上“泰國按摩足療一條龍38元”的字樣還算顯眼。“都搬走了，一拆遷就都搬了，整條街的小姐都分流了”，一位街邊賣水果的小販一邊削著菠蘿一邊操著聽不清歸屬地的方言告訴記者，“沒有公安局的事，他們也不管，就是因為城中村改造拆遷，沒辦法，就走掉了。”
“要往前走好遠，去角門路，很多這裏的小姐已經搬遷到了那邊”，地攤賣菜的小夥子看起來不過二十五六歲。於是，去角門路。
摩的司機自稱四川人，姓王，今年52歲。車子顛簸了足足20分鍾，老王說，到了。
當我走進角門路(馬家堡西路)對麵的又一片麵積更大的、低矮的城中村時，不禁有些震驚，其時不過下午五點，天根本沒有黑。記者在該城中村首先走了一遭，發現這裏至少有20家店麵，且每家店麵裏至少有兩名小姐。記者進得其中一個臨街的出租屋，裏麵的小姐正頻頻地向記者點頭示意。
房間逼仄狹窄，屋裏陳設粗陋，四麵單薄的牆體，牆壁的白灰脫落後露出黑黑紅紅的磚頭，理發的工具一概沒有，除了一張可以稱之為桌子的東西和兩把椅子外，就隻有一張長長的木沙發，同樣破舊不堪。小姐自稱江西人，“我1987年的，今年剛好20歲，不相信可以拿給你身份證來看”，女孩子顯示出與其年齡不符的大膽與成熟，嗲嗲地，“哥哥，您這發型我可理不了，我們做個交易唄，保準讓您舒服”。記者剛剛進入這個小屋子不出一分鍾，她便開始大膽地推銷自己，並主動向記者伸手要煙抽。當拿過記者遞給她的一根煙後，她更是動作嫻熟地點著並邊吸邊說起來，“我們這邊幾十家小店，都是一個老板管理。老板現在不在北京，在這裏看場子的隻是他雇傭的幾個馬仔。還有，我們不能出去做，這是我們老板的規定，當然也是為了我們好。我們老板勢力很大，所以我們也願意聽他的。”
記者麵前這位顯然年齡太小的女孩子卻表現出令人驚歎的職業化特色。“按摩、推油、打飛機、做嘍。隨便你嘍，100塊沒商量的。”說著就要往記者身上靠，記者以 “再看看”為由轉身出來，其間逗留不過5分鍾。據這位年輕的小姐講，如果嫖客進入小姐房間超過10分鍾，旁邊觀察的馬仔便認定生意已經做成。於是記者沒有遲疑，出來，小姐無奈地看著我離開。
記者再次前前後後在城中村走了兩遍，但仍舊不確定究竟哪個或哪幾個就是所謂的馬仔，唯一確定的是，這裏的老板確實有些後台，小姐隔著玻璃窗沿街賣笑且有恃無恐，這與記者采訪到的其他場所的戰戰兢兢是有區別的。
進第二家店麵主要是看到兩個看起來既沒有文化又沒有姿色的小姐在使勁地敲窗戶，並遠遠地喊 “帥哥，過來玩啊”，記者略做遲疑，走進幾步，倒要看看這是怎樣的兩個大膽女人。屋子同樣布置，兩個人更為直接，“我們兩個可以一起陪你做，200塊，一個人100，”一個操東北口音、長相粗鄙的女人進一步解釋說，“找小姐又不是搞老婆，漂亮有什麽用？”見記者萌生退意，另一個年齡稍長的女人更是幾乎貼了過來，並很大膽地將手往記者下邊摸，記者本能地後退並拉門出來。“他媽的有病”，東北口音的女人一邊摔門一邊罵街說。
記者分別幾次進入該紅燈區小姐出租房，大致的感受如下：第一，這裏的小姐組織嚴密，管理嚴苛，平常很少上街，更很少出去玩，“不做就沒錢”。另據一位小姐說，“我們老板在北京的黑道裏很有名頭”。第二，小姐基本沒有多少文化，長相也並非具備競爭力，且大部分是江西和四川籍農村女子，平均年齡不到25歲。第三，盡管組織嚴密，但她們可以拿到一半的收入，也即小姐可以拿到100元中的50元。第四，各個小姐都接受過專門的培訓，專業化意識很強且拉客的膽子很大。第五，小姐的生存環境惡劣，而且絕不“外賣”，更不提供“包夜”。
遊離狀態的暗娼與站街女
三裏屯酒吧街甚至將其擴散到亮馬橋、長虹橋一帶的狹長區域，值得關注。
晚上七點，使館區的燈光漸次亮了起來，路上行人匆匆，大都往三裏屯方向匯集。幾個煙販開始扯燈拉線，準備趁著夜色做點生意。八點鍾，記者仍舊未曾與“皮條客”正麵接觸，記者得到的消息是，兩會召開在即，很多人大代表入住附近的“21世紀飯店”，於是小姐有所收斂。按照之前的采訪計劃，記者準備前往附近的關東店後街，據稱，那裏存在數目不少的站街小姐。
操著濃重北京腔的出租車司機老劉看起來五十五六歲的樣子。他說，現在的確打擊比較厲害，原來亮馬橋一帶是小姐尤其是站街女的重點區域，尤其在晚上九點以後，人數更多更主動。“現在兩會期間，冷清多了。再有，也有小姐過年還沒回來的。”老劉說。
據老劉講述，三裏屯的小姐一般在7點以後尤其是晚上八九點的時候最多，主要是雞頭帶領，皮條客拉人，小姐完成最後交易，交易所得按比例分成，一般三百的話，小姐拿一百，雞頭拿一百，皮條客拿一百。“這些雞頭手裏起碼都有四五個小姐，他包這些小姐的吃住、安全、疾病治療，都是一水兒的東北人控製。北京人不行，北京人就是吃好、喝好、玩好，做這個不敢。”記者表示疑問，老劉接著說，“這些東北人做這個買賣不是一天兩天了，在北京有不少關係，即使出了事情，他也基本能兜得住。”
另據記者了解到的情況，三裏屯酒吧街的小姐基本是這樣完成交易的：一般來講，在三裏屯酒吧街，皮條客會主動上前搭訕，介紹小姐情況，如果嫖客有“嫖”的願望，他可以迅速撥通一個號碼。大約五到十分鍾後，便有一個小車開過來，四個門依次打開，至少四五個小姐，隨便挑選，如果不合適可以再換一撥，但如果雞頭發現嫖客有意為難的話，情況很可能不妙，這樣的鬥毆並不鮮見。知情人士透露，雞頭的車子上都有鐵棍、斧頭、刀子，以備不測， “他們下手也狠。”
老劉的出租車開得很快，不過10分鍾就到了。
老劉帶我到的，正是關東店後街菜市場。這裏的路麵崎嶇不平，加之沒有燈光映襯或燈光不夠明亮，總感覺走起路來深一腳淺一腳，汙水順著腳下的泥土路汨汨流淌，在昏暗的燈光下發出閃動的光芒。
“這幾個就是”，老劉無所顧忌地指著胡同口且靠近菜市場的幾個女人，一個著粉衣，兩個著紅衣。“你看一下，不滿意再說”，並繼續往前走。
記者有意看了一下周圍的環境。這個菜市場背靠一個大馬路，但大馬路邊上有幾棟年代稍久的樓房，而其後就是大片低矮的如同大多數城中村建築的房子，看起來曆史應該不算太短，石頭磚牆的土泥灰很厚，牆角顯露出被水浸泡後粉狀班駁的樣子。除了蔬菜之外，這裏還有一個理發店，一個菜館和麵館。來自全國各地的農民工構成了入住這裏的大多數。
記者裝作不知情的樣子走過兩個女人站腳的地方。兩個女人滿臉堆笑地過來搭訕，“小哥哥，玩一下嗎？”記者表示不解，“怎麽個玩法？”“隨便你怎麽搞嘍，你能怎麽搞就怎麽搞嘍！”“多少錢？”“100塊。”“去哪裏？”“離這裏很近，就在胡同裏，我宿舍。”
記者靠近這位自我推銷的女人，這位看起來還算周正的女人應該不少於四十歲，皺紋清晰。記者說，“好，你帶我去。”
進胡同，真正深一腳淺一腳，不小心碰到路麵隆起的小石頭，我險些跌倒過去，而這位粉衣服的阿姨級小姐卻健步如飛，看起來果真輕車熟路。沒走一百米，粉衣服推開一個平房的門口，說，到了。並補充說，“你別擔心，這個小院裏住的都是我的江西老鄉，他們也做這個，互相不打聽不幹擾的。”
這是一個亂糟糟的平房小院，空間小得幾乎回不過身來，門口的過道裏堆滿了蜂窩煤和幾個不知道裝什麽的紙箱子，橫七豎八的木頭斜掛在兩邊牆上。“進來吧”，她推開第二道門，進來後卻發現裏麵的房間再次在中間打了隔斷，於是進第三道門。粉衣服閃身進來後迅速把門別住，並開始準備脫衣服。記者一驚，表示並不與她做，但錢照樣給她，隻是和她聊聊天，為寫作小說而體驗生活。“那有什麽好說的呀”，粉衣服顯然沒有過這樣的經曆。
這是一個破舊的出租屋，但卻一定是一個還算溫馨的民工住處。簡陋的梳妝台上放著一些簡單的化妝品，床頭擺著的是一個“TCL”標誌的電視機，床頭的被子被收拾得還算幹淨整潔，屋子中間被一條繩子橫穿過來，繩子上掛著或男或女的衣服，顯然，這裏並非她一個人居住，更像是兩口子的住所。做飯的工具也擺放得整齊，屋裏也並無發黴的味道，反倒有了一些生活的氣息，記者驚訝得厲害。
據記者了解，該小姐為江西吉水人，農村戶口，自稱38歲，從事小姐行業“有幾年了”，“老公在家裏種地，孩子在老家上學”，因為沒錢就出來做了。粉衣服表示，春節前她在十裏河一帶做，生意也並不好，一天也就兩三個，最好的時候也不過三個，基本都是民工。 “每次都要戴套子的，不戴可不敢”，當記者問及是否定期體檢，她說，“那沒有，我們沒病的，有病就不做了嘛”。
記者與其交流時，門外有人用江西方言嚷嚷(與粉衣服口音一致，於是記者認定是江西方言)。聽粉衣服轉述，外邊已經有人反對她與記者談這些。“你就不用問了嘛，你又不是不知道這個事情，就這個東西，沒有什麽複雜的……”門外繼續響起嚷嚷聲並開始砸門，記者不好糾纏，表示可以走了。“沒有什麽好說的，有什麽好說的呢？”她似乎在喃喃自語。
門外居然已經有四五個小夥子站著，互相在說著同樣口音的話。看表，晚上十點半，步行五分鍾，非常慶幸打到一個出租車，於是直奔三裏屯。
出租車剛剛在酒吧街邊上停下，立刻就上來四五個小夥子，其中一個操東北口音、體形顯瘦的男子稱，“哥們，玩玩嗎？”“玩什麽？”“誰不知道三裏屯是紅燈區啊，你一個人指定寂寞，我給你找個小妹妹好不好？”“要多少錢？”“400，包夜800”，說罷該男子向遠處招手，緊接著迅速跑過來一個著白色羽絨服、同樣操東北口音的女子，應該不超過25歲。“400塊，這個還不行嗎？”男子進一步拉皮條，女子毫無羞澀也並不顯張狂地看著我，嘴裏嚼著口香糖類的東西。
記者表示先看看，並沒有提前想好這個事情。記者沿著酒吧街往前走，男子一路緊跟不放。街道邊上的酒吧裏，人已經基本坐滿了，音樂聲、哄笑聲不止。從街麵的窗戶望進去，幾乎每家酒吧都在歌舞表演，小姐的大膽時尚不由得讓人浮想聯翩。雞頭三三兩兩地分布在整條街上，並不停地招徠著生意。
各有陣線的小姐“小團體”
3月20日下午5點，記者趕到知情人提供的另一紅燈區----石景山首鋼廠廠區附近。因地點不甚明確，所以隻能先行探路。
經過一番周折，記者進入老古城村，距離首鋼不過千米。
村莊很大，街道橫縱穿梭，記者幾次嚐試以一種方式將其走遍卻始終不可得。胡同套胡同，低矮的平房一間挨一間，人流如織。據了解，這裏居住的人群基本為首鋼職工，包括臨時工(民工)、合同工、長期工。
下午6點，記者在該村一橫一縱的主幹大街兩側連續走了兩個來回，粗略估計，這裏以按摩房、洗浴中心、足療房為標識或者任何標識都沒有的小姐出租屋至少在30家以上(盡管有標識但已經關停的並沒有計算在內)，且每家場所容納的小姐平均在7-8個。
據了解，老古城村非但明確場所的小姐店麵一家挨一家，村裏胡同深處站街的小姐也不在少數。記者首先進入村子裏探訪。經過數次打聽，記者得知，這裏確有不少站街的小姐，“要價50塊，30塊拿下”。但正如村中某性用品商店的老板講，“因為你不是這個村的人，村子又太大，我告訴你去找，你也未必能找到”。記者在村子裏繞來繞去，前後停留近三個小時仍舊沒有看到站街女的身影。
在決定正麵接觸三陪女之前，記者再次在紅燈區走過一圈。其間，記者每經過一間店麵，總會有幾個小姐向外張望，並總有一個人在招手並說著些什麽。
準備進入一個名曰“雙旭旭”的按摩房。
這是一個左右都有旁門中間卻沒有任何標誌的奇怪入口，記者實在無法知道該從哪個小門進入。出於謹慎，我抬頭向右手邊的窗戶看了一眼，隱約可見幾個嫖客模樣的男子正在與幾個小姐周旋，於是從左門進入。敲門進入。空調開得很大，空氣裏彌散的是一種說不清的味道，7個女人分成兩排，或躺或坐，漫不經心地打量著記者，記者剛要開口，對麵沙發上坐著的光頭(此人必是雞頭)說話了，“說吧，看上哪個了？”開門見山。記者從左到右，再從右到左將7個小姐掃視了一圈，這些女人也同樣以一種記者不能猜透的目光瞄著我。記者問是否還有其他小姐。雞頭分明領會了我的意思，“這都7個了還不成？找什麽樣的？！”據該雞頭稱，所有小姐一律150，出去包夜500，而這也是整個該紅燈區的“行價”。
記者繼續接連進入四五家店麵，這些店麵麵積相差不多，布置也大同小異，小姐看起來盡管沒有多少競爭力卻一個個非常放得開。從她們的眼神裏，我並沒有看到半點傷感與被迫的成分，而趾高氣昂的成分卻更多了一些。據一位店麵經理(或稱媽咪、老鴇)講，相對其他店麵，她店裏小姐年齡最小，盡管都是從農村來且剛剛初中畢業，但“該有的技巧，她們都會，如果有哪一樣她做不到位，回來我不要您一分錢”。但記者從她手底下的幾個小姐眼裏看到的分明是單純、幼稚以及對未來的迷茫。後據某北京黑車司機講述，該紅燈區裏的各個店麵基本各自為陣，互相之間並無關聯，更無集中領導，小姐分別屬於各個堂子老板，“跟誰混，誰就負責到底”。堂子老板互相之間也不多打聽，反倒是在附近“趴活兒”的司機知道得更多。“來這邊嫖的，大多數是附近首鋼職工，當然也有從市區過來的。周末的時候生意會好一些。”該司機稱。
三陪女的感情生活
阜成門坐地鐵到前門，出C口，繞過一個巨大的環行通路，進入快速公交站台，終點站“大興德茂橋”。
淩晨12點40分，記者進入一家按摩美容中心。
一位年齡在30歲上下，裝束整潔且看起來並非小姐的女人走了出來，熱情地和記者打招呼(後得知，該小姐之前曾做過長達數年的性工作者，隻是後來退出並改行做了領班)。一名中年男子慵懶地斜躺在大廳的長條沙發上，而對麵的幾個小沙發上，4個衣著暴露的小姐正對著寬大的鏡子說笑，暖氣很熱。
為了能與三陪女深入交流，記者提出要帶小姐出去。“我這裏的房子很舒服的，隔音也很好，在這裏不是一樣嗎？”領班仿佛不解，並幽幽地說，“我們不熟悉你，怕出問題，而且我們這裏比外邊的賓館還要安全的。”
上二樓。三個小間，“這裏是做按摩的地方”。三個大間，“這就是包房了”。她開了燈，房間冷颼颼，屋子裏除了一張低矮的木床、兩個黑紅的櫃子以及櫃子上一個灰白且個頭很小的電暖氣之外，什麽都沒有。當記者表示不滿意，並提出“如果到周圍最近的賓館也不可的話，那就算了”後，領班立刻與那個依舊在長沙發上斜躺的男子開始用湖南方言交流起來。“可以，那邊還是很近的，帶上手機”，男子用普通話和記者“點”到的小姐說。片刻，領班、男子、三陪女開始用湖南方言再次討論起來，具體內容聽不完全明白，大意是，“危險性不會太大，可以出去”，並提出，要該男子送該小姐到賓館門口。
後來得知，他們都是湖南籍老鄉，但具體是不是同一個地區則不甚確定，而該男子也並非老板，隻是來看店幫忙的。但與想象中看店的“小混混”形象略有不同的是，該男子卻是一副純粹的書呆子模樣。
亞亞(化名)，湖南湘潭人，身高1.60米，生於1975年，相貌嬌好，麵相和善。據其自己坦承，即使在其供職的某按摩院，她的年齡“也算是大的了”。
“做我們這一行的，誰都知道風險，但又有什麽辦法，沒有錢就什麽都做不了，搞錢才是最重要的”，她說，“我出來做小姐，家裏人是不知道的。我從湖南坐火車直接到了北京，因為這邊有熟人。其實，如果我膽子再大些，長得再好些，就去廣東了，那邊的老鄉其實比在北京的老鄉混得要好很多”。
據稱，從家裏出來一直到現在，已經近一年時間，其間從來沒有回去過，而她和父母的交代是，“一直在美容院做‘美容美發’”，其父母也未曾表示過懷疑，她也隔段時間就打個電話回去和父母念叨念叨。
記者與這位自稱亞亞的小姐交流了一個晚上，時間長達近五個小時，而其與記者的交流，也開始由不信任轉變為非常信任。一開始，她就在言談中流露過“曾經有過一段失敗的婚姻”，再後來她又拒絕承認，說隻是交往了幾年的男朋友，而到最後，她見記者“是個好人”，在經過長時間的沉默後，非常傷感地談及了她的那段婚姻和自己之前的孩子。
“人就一條命，怎麽過都是過，死了就完了。我沒有錢就沒有自己的生活，沒有錢想做什麽都不可以。他不努力嘛，不上進嘛，為什麽要在一起呢？……我不想談這個東西了”，當記者進一步類似殘忍地追問她，那段婚姻究竟給她造成了哪些具體的傷害，是否改變了她的人生觀時，她再次陷入了長久的沉默。
與其他同質小姐存在很大差異的是，亞亞的談吐和涵養要遠高過一般小姐的粗俗和市儈。她懂得文學，知道大學文化，知道很多時尚浪漫的風物，盡管她不過初中文化，而且“從小就討厭學習，成績不好，不想學”。
“聽一些嫖客和我講，其實東北小姐是很厲害的，但有時候她們太厲害了，嫖客反倒不喜歡”，亞亞說，東北小姐往往太主動、不含蓄、體形高大，於是對男人的心理是一個壓力，“有些男人其實是喜歡含蓄的、小鳥依人的那種。”
談到東北小姐，亞亞介紹說，東北小姐一般都很漂亮，而且身段也好，“在北京，混得最好的，就是東北小姐了。”
“我是不願意和她們(其他小姐)交流技巧的，她們之間也交流，但我很懶，也懶得學”，她坦承，很多小姐的職業技巧也是在不斷切磋中進步的，“我進這一行以前，對這個東西一概不知道，而且在接第一個客人的時候，心理上特別不舒服，非常不情願。被一個互相不認識的人摸來摸去，這與和自己老公做愛是完全不一樣的”。亞亞表示，對小姐這個行當，她還是有一個接受過程的，“但一想到可以掙錢，我就隻能做這個了，這是來錢最快的方式了。我已經很反感了，不想做了。其實，我才做了不到一年就不想做了，你說，我是不是很懶呢？”她反問我。
記者向亞亞探詢，是否擔心這邊的老鄉把她現在的情況告訴家裏。她說，“不可能的，家裏人不會知道的，她們也是不會說的，她們自己也怕被別人知道”。“如果你的老鄉恰巧來北京，而且恰巧經過這裏呢？”記者問。她沉默。當記者進一步問及，她是否擔心，哪一天她的老公來北京並從這裏經過，進而知道她的情況。她目光遲疑，“你說，這有多大可能呢？”從她的表情裏我知道，其實，她並非反問，而是真正在征求我的看法。記者表示，這是有可能的，而且遲早大家都會知道的。言畢，她至少兩三分鍾沉默不語。
“其實，我父親是50年代後期湖南師範學院的大學生，他曾經的同學做什麽的都有，其中有很多在政府做官，他一直在大學裏當老師，今年62歲。我母親對我也不多問”，不論如何，起碼從我這裏看來，她的這些表述確是發自內心而並非杜撰的。
“我當初在酒店當過服務員，在商場賣過衣服，一個月累死也隻能掙到800塊，而現在呢？我既可以休息，一個月還能拿到2000塊左右的工資”，她說，老板提供她們的食宿，治病也是老板出錢，出了事他們也要管，“所以我們的出台費我隻拿一百，剩下都是他們的。他們也不容易，每個月要給這邊派出所幾千塊，還要交亂七八糟的稅哦，他們自己還要賺錢。對了，我們是有營業執照的。”“什麽營業執照？”記者確在其按摩院看到了裱起來的東西，但並沒有湊過去看端詳，“我們的執照是休閑中心啊”。
關於小姐收入。“一年拿到十萬塊的也有，但不多。有的拿得多一些，有的就少一些了，但幾萬塊總是有的吧。KTV的小姐是要多一些的”，亞亞給記者詳細計算小姐收入，而她如此盤算，看來心裏確有細致的規劃，“就說我自己吧，一個月哪怕2000塊，一年不是24000塊了嗎？不過，我到年底就不做了，回去做點別的事情。”
頗為詫異的是，在經過與記者長時間的交流後，亞亞非常信任地和我講述了她在做三陪女過程中所經曆的一段感情，並征求我對這段感情的認識。
“其實，去年有個北京男人對我很好，他來過兩次，是給了錢的。後來，他提出不讓我做這個了，他願意每個月給我八百、一千的，說要和我出去租房子。我去過他家，也在他家裏做過，三室一廳，他父母都在航天部工作。但那時候我剛剛開始做這個職業，心想，如果和他出去租房子，我就沒錢了哦，所以，我就沒有答複他，也有半年沒怎麽聯係。後來他來電話說，他已經和一個北京女孩子要結婚了”，亞亞反複絮叨這個事情並幾次和記者交流，“你說，我是不是很傻哦？”當記者表示，那男子未必真的對她好，失去也未必就是壞事，因為那男人是否隻是為了欺騙她的嫖資也未為可知。“是哦……”她略有沉思，接著說，“但他當時真的對我很好，給我買了好多東西。而且，如果我們中間半年還保持聯絡，你說，他還會和那個女孩子在一起嗎？他是一個很有孝心的人，他和我說，和他在一起，首先要孝順父母，我是做得來的。”說到這裏，記者麵前的亞亞，眼睛裏滿是浪漫的光芒，感情一下子豐富了許多。
但她仍舊難以回避理性的憂慮。“如果我和他結婚以後，他會給我錢嗎？如果他不給我，我就沒錢花了……其實，如果他要是把錢給我管著就好了。但如果他不給我呢，我能向他要嗎？……”
人生觀與價值觀的些許變化。記者問及，做小姐前後，對人、對生命有了怎樣不同的認識。“我現在看到男人就煩！”感覺打擊麵似乎有些寬了，她補充說，“我其實並不適合做這個的，我很懶的。比如老板發工資，這個四千那個三千的，自己少了就感覺不好意思，感覺自己沒努力，但我有時候就是不想做。人生多短啊，說結束就結束了……”
亞亞透露，她舞蹈很好，而且唱歌也很好，所以一直想去KTV發展，“那樣說出去會好聽一些”。“是哦，做小姐有慣性的哦，做小姐時間長了就不想做別的了……”，記者問她，如果年底退出不做後，經濟來源再次遇到尷尬時，是否會重新選擇做小姐，她說，“應該不會了吧，不會了，不做就永遠也不做了。”
記者最後的兩個問題令亞亞幾次陷入長久的沉思和沉默。大約，這正是她最為焦慮的事情：第一，是否有過再婚的想法，如果再婚，是否害怕今後的老公知道自己目前的經曆。第二，是否害怕將來的孩子知道自己現在從事的職業，怎樣去避免這樣的事情發生。
關於性交易中的性高潮以及性技巧，亞亞談了不少，但因文章篇幅所限以及其內容的敏感性，此處略去。
“你是一個有善心的人”，臨別前，亞亞似乎依依不舍，並為記者做上述評價，大略是因為：第一，記者沒有與她發生任何接觸，隻是聊天，“沒有為難她”。第二，錢，一分沒有少她的。
製度缺失
灰色的小姐以及灰色的性產業已經得到社會各界的嚴正關注，多位相關學者先後提出小姐隊伍規範化甚至娼妓合法化的動議。他們認為，隻有將娼妓非罪化、合法化提高到國家立法的高度，小姐問題才能從根本上得到解決。
2007 年3月14日，北京大學人民醫院五樓。該院皮膚病、性病科主任(教授、博士生導師)張建中在接受《財經文摘》記者專訪時表示，娼妓合法化，就從事性病治療與研究的學者看來，不是不可以考慮的，因為合法化之後，妓女的管理就不再成為問題，而非法的、地下的性服務是無法集中有效管理的。“與其讓它地下，反倒不如讓它浮出水麵，這樣便於政府管理、便於疾病預防、便於政策的貫徹實施，而在這方麵，歐洲很多國家的成功經驗中國也完全可以借鑒”，他進一步說，“推進娼妓合法化，具備積極意義。如果能夠集中管理，可以有效杜絕性病、愛滋病的蔓延，通過體檢與檢驗可以把患病的女性提前甄別出來，如果提前診察出某位從業者已經感染愛滋病，告之不能從事該行業，並給予相應治療，總會比不知情要好得多。前一段時間，韓國有一個小姐，她知道自己得了愛滋病，與2000多個男子發生性關係，有意報複社會。所以說，不實施娼妓合法化，這樣的事情在中國也一定會發生或已經發生了，這是很恐怖的。”
盡管如此，張建中仍舊認為，在中國提倡“娼妓合法化”雖然出發點是好的，是善意的，但推行起來將非常困難。從政府到民眾，人們很大程度上對小姐問題存在偏見，他們會提出相反的邏輯，他們會認為我們要一個“幹淨的社會”，而娼妓合法化很明顯是衝擊人們的道德底線，認為“社會不幹淨了”。
“能在人大會上提出這樣的提案，已經說明中國在進步了”，張建中認為，十年之內，中國的性產業在政府決策上不會有大的變化，“首先政府很難定奪，我也很理解政府在這個行業上的舉棋不定。究竟是往前走讓它合法化呢，還是往後退取締它呢？往前走障礙會非常大，而退後會更加困難，最可能的結果是維持現狀，保持現在半明半暗的灰色狀態。往前往後都不現實。我認為取締很難，因為那是走老路，是曆史的倒退，而合法化是可以討論的話題，那是前進的眼光，當然，往前走也是需要過程的，我估計10年之內不會有大的動作”。
在人民醫院皮膚病、性病科候診區，《財經文摘》記者與一名劉姓(全名不詳)患者有過交流。在談及小姐以及娼妓合法化問題時，他更是提出了與眾多專家近乎一致的看法。他認為，性產業已經成為拉動國內經濟增長的又一有力引擎，而在中國社會財富再分配過程中，小姐隊伍扮演了重要角色。針對中國性產業現狀，他提出了如下幾個觀點：第一，政府有責任。政府可以組織小姐定期體檢，她們不承認小姐身份也無所謂，我們完全可以做到不公開。“我不問你是否提供性服務，也不說你就是小姐，但要求你必須有健康證。小姐無論在什麽場所服務，一個月或更短的時間內要到正規的健康中心、醫院進行體檢，我覺得這是做得到的，不一定要她承認小姐身份”。第二，衛生機關應擔負相關社會責任，定期的衛生指導不可或缺，但避免與媒體過多交流。第三，普通民眾應看淡小姐問題，應把小姐看做普通人，把小姐問題看做是必然存在的社會現象，這才是起碼的正常心態。
與各方熱議截然不同的是，政府尤其是公安機關對娼妓問題諱莫如深。2007年3月15日，記者先後到朝陽區三裏屯派出所、朝陽區公安局采訪。前者的采訪本來很順利，但話題一談到娼妓合法化，其所長立刻顏色大變，表示不可以談，並請記者到分局。到朝陽分局後，記者通過保安、前台、助理等多人確認，得知，局長肖興國未在，但至少還有兩名副局長在樓上，但當記者與某局長秘書麵談並將采訪提綱交到其手中後，秘書匆匆上樓，再也沒有回來。該秘書晚上九點給記者打電話過來，並做出如下回複：第一，娼妓合法化這個問題目前還沒有定論，我們認定這是胡說八道，是假的。第二，我們局長目前不在，而即使在，這個問題也回答不了。
財經文摘
黑社會控製下的小姐團體
角門路這個紅燈區的采訪頗費周折。
據知情人士透露，北京市豐台區南三環的洋橋一帶曾經是小姐的集中地之一，記者首先便去了洋橋。在洋橋車站，記者卻並未發現上述朋友提及的“店麵一家挨一家，足有幾十家”的景況，摩的盡管有，也並未形成“長長的隊伍”。從洋橋路口往裏走，的確可見大大小小的門麵，但基本都已鎖門或者改作他用。往前走，發現一大片一大片的城中村建築已被推平，一家暫時還未被推倒但早已關停的店麵很突兀地立著，而其旁邊卻都是磚頭瓦塊，標牌上“泰國按摩足療一條龍38元”的字樣還算顯眼。“都搬走了，一拆遷就都搬了，整條街的小姐都分流了”，一位街邊賣水果的小販一邊削著菠蘿一邊操著聽不清歸屬地的方言告訴記者，“沒有公安局的事，他們也不管，就是因為城中村改造拆遷，沒辦法，就走掉了。”
“要往前走好遠，去角門路，很多這裏的小姐已經搬遷到了那邊”，地攤賣菜的小夥子看起來不過二十五六歲。於是，去角門路。
摩的司機自稱四川人，姓王，今年52歲。車子顛簸了足足20分鍾，老王說，到了。
當我走進角門路(馬家堡西路)對麵的又一片麵積更大的、低矮的城中村時，不禁有些震驚，其時不過下午五點，天根本沒有黑。記者在該城中村首先走了一遭，發現這裏至少有20家店麵，且每家店麵裏至少有兩名小姐。記者進得其中一個臨街的出租屋，裏麵的小姐正頻頻地向記者點頭示意。
房間逼仄狹窄，屋裏陳設粗陋，四麵單薄的牆體，牆壁的白灰脫落後露出黑黑紅紅的磚頭，理發的工具一概沒有，除了一張可以稱之為桌子的東西和兩把椅子外，就隻有一張長長的木沙發，同樣破舊不堪。小姐自稱江西人，“我1987年的，今年剛好20歲，不相信可以拿給你身份證來看”，女孩子顯示出與其年齡不符的大膽與成熟，嗲嗲地，“哥哥，您這發型我可理不了，我們做個交易唄，保準讓您舒服”。記者剛剛進入這個小屋子不出一分鍾，她便開始大膽地推銷自己，並主動向記者伸手要煙抽。當拿過記者遞給她的一根煙後，她更是動作嫻熟地點著並邊吸邊說起來，“我們這邊幾十家小店，都是一個老板管理。老板現在不在北京，在這裏看場子的隻是他雇傭的幾個馬仔。還有，我們不能出去做，這是我們老板的規定，當然也是為了我們好。我們老板勢力很大，所以我們也願意聽他的。”
記者麵前這位顯然年齡太小的女孩子卻表現出令人驚歎的職業化特色。“按摩、推油、打飛機、做嘍。隨便你嘍，100塊沒商量的。”說著就要往記者身上靠，記者以 “再看看”為由轉身出來，其間逗留不過5分鍾。據這位年輕的小姐講，如果嫖客進入小姐房間超過10分鍾，旁邊觀察的馬仔便認定生意已經做成。於是記者沒有遲疑，出來，小姐無奈地看著我離開。
記者再次前前後後在城中村走了兩遍，但仍舊不確定究竟哪個或哪幾個就是所謂的馬仔，唯一確定的是，這裏的老板確實有些後台，小姐隔著玻璃窗沿街賣笑且有恃無恐，這與記者采訪到的其他場所的戰戰兢兢是有區別的。
進第二家店麵主要是看到兩個看起來既沒有文化又沒有姿色的小姐在使勁地敲窗戶，並遠遠地喊 “帥哥，過來玩啊”，記者略做遲疑，走進幾步，倒要看看這是怎樣的兩個大膽女人。屋子同樣布置，兩個人更為直接，“我們兩個可以一起陪你做，200塊，一個人100，”一個操東北口音、長相粗鄙的女人進一步解釋說，“找小姐又不是搞老婆，漂亮有什麽用？”見記者萌生退意，另一個年齡稍長的女人更是幾乎貼了過來，並很大膽地將手往記者下邊摸，記者本能地後退並拉門出來。“他媽的有病”，東北口音的女人一邊摔門一邊罵街說。
記者分別幾次進入該紅燈區小姐出租房，大致的感受如下：第一，這裏的小姐組織嚴密，管理嚴苛，平常很少上街，更很少出去玩，“不做就沒錢”。另據一位小姐說，“我們老板在北京的黑道裏很有名頭”。第二，小姐基本沒有多少文化，長相也並非具備競爭力，且大部分是江西和四川籍農村女子，平均年齡不到25歲。第三，盡管組織嚴密，但她們可以拿到一半的收入，也即小姐可以拿到100元中的50元。第四，各個小姐都接受過專門的培訓，專業化意識很強且拉客的膽子很大。第五，小姐的生存環境惡劣，而且絕不“外賣”，更不提供“包夜”。
遊離狀態的暗娼與站街女
三裏屯酒吧街甚至將其擴散到亮馬橋、長虹橋一帶的狹長區域，值得關注。
晚上七點，使館區的燈光漸次亮了起來，路上行人匆匆，大都往三裏屯方向匯集。幾個煙販開始扯燈拉線，準備趁著夜色做點生意。八點鍾，記者仍舊未曾與“皮條客”正麵接觸，記者得到的消息是，兩會召開在即，很多人大代表入住附近的“21世紀飯店”，於是小姐有所收斂。按照之前的采訪計劃，記者準備前往附近的關東店後街，據稱，那裏存在數目不少的站街小姐。
操著濃重北京腔的出租車司機老劉看起來五十五六歲的樣子。他說，現在的確打擊比較厲害，原來亮馬橋一帶是小姐尤其是站街女的重點區域，尤其在晚上九點以後，人數更多更主動。“現在兩會期間，冷清多了。再有，也有小姐過年還沒回來的。”老劉說。
據老劉講述，三裏屯的小姐一般在7點以後尤其是晚上八九點的時候最多，主要是雞頭帶領，皮條客拉人，小姐完成最後交易，交易所得按比例分成，一般三百的話，小姐拿一百，雞頭拿一百，皮條客拿一百。“這些雞頭手裏起碼都有四五個小姐，他包這些小姐的吃住、安全、疾病治療，都是一水兒的東北人控製。北京人不行，北京人就是吃好、喝好、玩好，做這個不敢。”記者表示疑問，老劉接著說，“這些東北人做這個買賣不是一天兩天了，在北京有不少關係，即使出了事情，他也基本能兜得住。”
另據記者了解到的情況，三裏屯酒吧街的小姐基本是這樣完成交易的：一般來講，在三裏屯酒吧街，皮條客會主動上前搭訕，介紹小姐情況，如果嫖客有“嫖”的願望，他可以迅速撥通一個號碼。大約五到十分鍾後，便有一個小車開過來，四個門依次打開，至少四五個小姐，隨便挑選，如果不合適可以再換一撥，但如果雞頭發現嫖客有意為難的話，情況很可能不妙，這樣的鬥毆並不鮮見。知情人士透露，雞頭的車子上都有鐵棍、斧頭、刀子，以備不測， “他們下手也狠。”
老劉的出租車開得很快，不過10分鍾就到了。
老劉帶我到的，正是關東店後街菜市場。這裏的路麵崎嶇不平，加之沒有燈光映襯或燈光不夠明亮，總感覺走起路來深一腳淺一腳，汙水順著腳下的泥土路汨汨流淌，在昏暗的燈光下發出閃動的光芒。
“這幾個就是”，老劉無所顧忌地指著胡同口且靠近菜市場的幾個女人，一個著粉衣，兩個著紅衣。“你看一下，不滿意再說”，並繼續往前走。
記者有意看了一下周圍的環境。這個菜市場背靠一個大馬路，但大馬路邊上有幾棟年代稍久的樓房，而其後就是大片低矮的如同大多數城中村建築的房子，看起來曆史應該不算太短，石頭磚牆的土泥灰很厚，牆角顯露出被水浸泡後粉狀班駁的樣子。除了蔬菜之外，這裏還有一個理發店，一個菜館和麵館。來自全國各地的農民工構成了入住這裏的大多數。
記者裝作不知情的樣子走過兩個女人站腳的地方。兩個女人滿臉堆笑地過來搭訕，“小哥哥，玩一下嗎？”記者表示不解，“怎麽個玩法？”“隨便你怎麽搞嘍，你能怎麽搞就怎麽搞嘍！”“多少錢？”“100塊。”“去哪裏？”“離這裏很近，就在胡同裏，我宿舍。”
記者靠近這位自我推銷的女人，這位看起來還算周正的女人應該不少於四十歲，皺紋清晰。記者說，“好，你帶我去。”
進胡同，真正深一腳淺一腳，不小心碰到路麵隆起的小石頭，我險些跌倒過去，而這位粉衣服的阿姨級小姐卻健步如飛，看起來果真輕車熟路。沒走一百米，粉衣服推開一個平房的門口，說，到了。並補充說，“你別擔心，這個小院裏住的都是我的江西老鄉，他們也做這個，互相不打聽不幹擾的。”
這是一個亂糟糟的平房小院，空間小得幾乎回不過身來，門口的過道裏堆滿了蜂窩煤和幾個不知道裝什麽的紙箱子，橫七豎八的木頭斜掛在兩邊牆上。“進來吧”，她推開第二道門，進來後卻發現裏麵的房間再次在中間打了隔斷，於是進第三道門。粉衣服閃身進來後迅速把門別住，並開始準備脫衣服。記者一驚，表示並不與她做，但錢照樣給她，隻是和她聊聊天，為寫作小說而體驗生活。“那有什麽好說的呀”，粉衣服顯然沒有過這樣的經曆。
這是一個破舊的出租屋，但卻一定是一個還算溫馨的民工住處。簡陋的梳妝台上放著一些簡單的化妝品，床頭擺著的是一個“TCL”標誌的電視機，床頭的被子被收拾得還算幹淨整潔，屋子中間被一條繩子橫穿過來，繩子上掛著或男或女的衣服，顯然，這裏並非她一個人居住，更像是兩口子的住所。做飯的工具也擺放得整齊，屋裏也並無發黴的味道，反倒有了一些生活的氣息，記者驚訝得厲害。
據記者了解，該小姐為江西吉水人，農村戶口，自稱38歲，從事小姐行業“有幾年了”，“老公在家裏種地，孩子在老家上學”，因為沒錢就出來做了。粉衣服表示，春節前她在十裏河一帶做，生意也並不好，一天也就兩三個，最好的時候也不過三個，基本都是民工。 “每次都要戴套子的，不戴可不敢”，當記者問及是否定期體檢，她說，“那沒有，我們沒病的，有病就不做了嘛”。
記者與其交流時，門外有人用江西方言嚷嚷(與粉衣服口音一致，於是記者認定是江西方言)。聽粉衣服轉述，外邊已經有人反對她與記者談這些。“你就不用問了嘛，你又不是不知道這個事情，就這個東西，沒有什麽複雜的……”門外繼續響起嚷嚷聲並開始砸門，記者不好糾纏，表示可以走了。“沒有什麽好說的，有什麽好說的呢？”她似乎在喃喃自語。
門外居然已經有四五個小夥子站著，互相在說著同樣口音的話。看表，晚上十點半，步行五分鍾，非常慶幸打到一個出租車，於是直奔三裏屯。
出租車剛剛在酒吧街邊上停下，立刻就上來四五個小夥子，其中一個操東北口音、體形顯瘦的男子稱，“哥們，玩玩嗎？”“玩什麽？”“誰不知道三裏屯是紅燈區啊，你一個人指定寂寞，我給你找個小妹妹好不好？”“要多少錢？”“400，包夜800”，說罷該男子向遠處招手，緊接著迅速跑過來一個著白色羽絨服、同樣操東北口音的女子，應該不超過25歲。“400塊，這個還不行嗎？”男子進一步拉皮條，女子毫無羞澀也並不顯張狂地看著我，嘴裏嚼著口香糖類的東西。
記者表示先看看，並沒有提前想好這個事情。記者沿著酒吧街往前走，男子一路緊跟不放。街道邊上的酒吧裏，人已經基本坐滿了，音樂聲、哄笑聲不止。從街麵的窗戶望進去，幾乎每家酒吧都在歌舞表演，小姐的大膽時尚不由得讓人浮想聯翩。雞頭三三兩兩地分布在整條街上，並不停地招徠著生意。
各有陣線的小姐“小團體”
3月20日下午5點，記者趕到知情人提供的另一紅燈區----石景山首鋼廠廠區附近。因地點不甚明確，所以隻能先行探路。
經過一番周折，記者進入老古城村，距離首鋼不過千米。
村莊很大，街道橫縱穿梭，記者幾次嚐試以一種方式將其走遍卻始終不可得。胡同套胡同，低矮的平房一間挨一間，人流如織。據了解，這裏居住的人群基本為首鋼職工，包括臨時工(民工)、合同工、長期工。
下午6點，記者在該村一橫一縱的主幹大街兩側連續走了兩個來回，粗略估計，這裏以按摩房、洗浴中心、足療房為標識或者任何標識都沒有的小姐出租屋至少在30家以上(盡管有標識但已經關停的並沒有計算在內)，且每家場所容納的小姐平均在7-8個。
據了解，老古城村非但明確場所的小姐店麵一家挨一家，村裏胡同深處站街的小姐也不在少數。記者首先進入村子裏探訪。經過數次打聽，記者得知，這裏確有不少站街的小姐，“要價50塊，30塊拿下”。但正如村中某性用品商店的老板講，“因為你不是這個村的人，村子又太大，我告訴你去找，你也未必能找到”。記者在村子裏繞來繞去，前後停留近三個小時仍舊沒有看到站街女的身影。
在決定正麵接觸三陪女之前，記者再次在紅燈區走過一圈。其間，記者每經過一間店麵，總會有幾個小姐向外張望，並總有一個人在招手並說著些什麽。
準備進入一個名曰“雙旭旭”的按摩房。
這是一個左右都有旁門中間卻沒有任何標誌的奇怪入口，記者實在無法知道該從哪個小門進入。出於謹慎，我抬頭向右手邊的窗戶看了一眼，隱約可見幾個嫖客模樣的男子正在與幾個小姐周旋，於是從左門進入。敲門進入。空調開得很大，空氣裏彌散的是一種說不清的味道，7個女人分成兩排，或躺或坐，漫不經心地打量著記者，記者剛要開口，對麵沙發上坐著的光頭(此人必是雞頭)說話了，“說吧，看上哪個了？”開門見山。記者從左到右，再從右到左將7個小姐掃視了一圈，這些女人也同樣以一種記者不能猜透的目光瞄著我。記者問是否還有其他小姐。雞頭分明領會了我的意思，“這都7個了還不成？找什麽樣的？！”據該雞頭稱，所有小姐一律150，出去包夜500，而這也是整個該紅燈區的“行價”。
記者繼續接連進入四五家店麵，這些店麵麵積相差不多，布置也大同小異，小姐看起來盡管沒有多少競爭力卻一個個非常放得開。從她們的眼神裏，我並沒有看到半點傷感與被迫的成分，而趾高氣昂的成分卻更多了一些。據一位店麵經理(或稱媽咪、老鴇)講，相對其他店麵，她店裏小姐年齡最小，盡管都是從農村來且剛剛初中畢業，但“該有的技巧，她們都會，如果有哪一樣她做不到位，回來我不要您一分錢”。但記者從她手底下的幾個小姐眼裏看到的分明是單純、幼稚以及對未來的迷茫。後據某北京黑車司機講述，該紅燈區裏的各個店麵基本各自為陣，互相之間並無關聯，更無集中領導，小姐分別屬於各個堂子老板，“跟誰混，誰就負責到底”。堂子老板互相之間也不多打聽，反倒是在附近“趴活兒”的司機知道得更多。“來這邊嫖的，大多數是附近首鋼職工，當然也有從市區過來的。周末的時候生意會好一些。”該司機稱。
三陪女的感情生活
阜成門坐地鐵到前門，出C口，繞過一個巨大的環行通路，進入快速公交站台，終點站“大興德茂橋”。
淩晨12點40分，記者進入一家按摩美容中心。
一位年齡在30歲上下，裝束整潔且看起來並非小姐的女人走了出來，熱情地和記者打招呼(後得知，該小姐之前曾做過長達數年的性工作者，隻是後來退出並改行做了領班)。一名中年男子慵懶地斜躺在大廳的長條沙發上，而對麵的幾個小沙發上，4個衣著暴露的小姐正對著寬大的鏡子說笑，暖氣很熱。
為了能與三陪女深入交流，記者提出要帶小姐出去。“我這裏的房子很舒服的，隔音也很好，在這裏不是一樣嗎？”領班仿佛不解，並幽幽地說，“我們不熟悉你，怕出問題，而且我們這裏比外邊的賓館還要安全的。”
上二樓。三個小間，“這裏是做按摩的地方”。三個大間，“這就是包房了”。她開了燈，房間冷颼颼，屋子裏除了一張低矮的木床、兩個黑紅的櫃子以及櫃子上一個灰白且個頭很小的電暖氣之外，什麽都沒有。當記者表示不滿意，並提出“如果到周圍最近的賓館也不可的話，那就算了”後，領班立刻與那個依舊在長沙發上斜躺的男子開始用湖南方言交流起來。“可以，那邊還是很近的，帶上手機”，男子用普通話和記者“點”到的小姐說。片刻，領班、男子、三陪女開始用湖南方言再次討論起來，具體內容聽不完全明白，大意是，“危險性不會太大，可以出去”，並提出，要該男子送該小姐到賓館門口。
後來得知，他們都是湖南籍老鄉，但具體是不是同一個地區則不甚確定，而該男子也並非老板，隻是來看店幫忙的。但與想象中看店的“小混混”形象略有不同的是，該男子卻是一副純粹的書呆子模樣。
亞亞(化名)，湖南湘潭人，身高1.60米，生於1975年，相貌嬌好，麵相和善。據其自己坦承，即使在其供職的某按摩院，她的年齡“也算是大的了”。
“做我們這一行的，誰都知道風險，但又有什麽辦法，沒有錢就什麽都做不了，搞錢才是最重要的”，她說，“我出來做小姐，家裏人是不知道的。我從湖南坐火車直接到了北京，因為這邊有熟人。其實，如果我膽子再大些，長得再好些，就去廣東了，那邊的老鄉其實比在北京的老鄉混得要好很多”。
據稱，從家裏出來一直到現在，已經近一年時間，其間從來沒有回去過，而她和父母的交代是，“一直在美容院做‘美容美發’”，其父母也未曾表示過懷疑，她也隔段時間就打個電話回去和父母念叨念叨。
記者與這位自稱亞亞的小姐交流了一個晚上，時間長達近五個小時，而其與記者的交流，也開始由不信任轉變為非常信任。一開始，她就在言談中流露過“曾經有過一段失敗的婚姻”，再後來她又拒絕承認，說隻是交往了幾年的男朋友，而到最後，她見記者“是個好人”，在經過長時間的沉默後，非常傷感地談及了她的那段婚姻和自己之前的孩子。
“人就一條命，怎麽過都是過，死了就完了。我沒有錢就沒有自己的生活，沒有錢想做什麽都不可以。他不努力嘛，不上進嘛，為什麽要在一起呢？……我不想談這個東西了”，當記者進一步類似殘忍地追問她，那段婚姻究竟給她造成了哪些具體的傷害，是否改變了她的人生觀時，她再次陷入了長久的沉默。
與其他同質小姐存在很大差異的是，亞亞的談吐和涵養要遠高過一般小姐的粗俗和市儈。她懂得文學，知道大學文化，知道很多時尚浪漫的風物，盡管她不過初中文化，而且“從小就討厭學習，成績不好，不想學”。
“聽一些嫖客和我講，其實東北小姐是很厲害的，但有時候她們太厲害了，嫖客反倒不喜歡”，亞亞說，東北小姐往往太主動、不含蓄、體形高大，於是對男人的心理是一個壓力，“有些男人其實是喜歡含蓄的、小鳥依人的那種。”
談到東北小姐，亞亞介紹說，東北小姐一般都很漂亮，而且身段也好，“在北京，混得最好的，就是東北小姐了。”
“我是不願意和她們(其他小姐)交流技巧的，她們之間也交流，但我很懶，也懶得學”，她坦承，很多小姐的職業技巧也是在不斷切磋中進步的，“我進這一行以前，對這個東西一概不知道，而且在接第一個客人的時候，心理上特別不舒服，非常不情願。被一個互相不認識的人摸來摸去，這與和自己老公做愛是完全不一樣的”。亞亞表示，對小姐這個行當，她還是有一個接受過程的，“但一想到可以掙錢，我就隻能做這個了，這是來錢最快的方式了。我已經很反感了，不想做了。其實，我才做了不到一年就不想做了，你說，我是不是很懶呢？”她反問我。
記者向亞亞探詢，是否擔心這邊的老鄉把她現在的情況告訴家裏。她說，“不可能的，家裏人不會知道的，她們也是不會說的，她們自己也怕被別人知道”。“如果你的老鄉恰巧來北京，而且恰巧經過這裏呢？”記者問。她沉默。當記者進一步問及，她是否擔心，哪一天她的老公來北京並從這裏經過，進而知道她的情況。她目光遲疑，“你說，這有多大可能呢？”從她的表情裏我知道，其實，她並非反問，而是真正在征求我的看法。記者表示，這是有可能的，而且遲早大家都會知道的。言畢，她至少兩三分鍾沉默不語。
“其實，我父親是50年代後期湖南師範學院的大學生，他曾經的同學做什麽的都有，其中有很多在政府做官，他一直在大學裏當老師，今年62歲。我母親對我也不多問”，不論如何，起碼從我這裏看來，她的這些表述確是發自內心而並非杜撰的。
“我當初在酒店當過服務員，在商場賣過衣服，一個月累死也隻能掙到800塊，而現在呢？我既可以休息，一個月還能拿到2000塊左右的工資”，她說，老板提供她們的食宿，治病也是老板出錢，出了事他們也要管，“所以我們的出台費我隻拿一百，剩下都是他們的。他們也不容易，每個月要給這邊派出所幾千塊，還要交亂七八糟的稅哦，他們自己還要賺錢。對了，我們是有營業執照的。”“什麽營業執照？”記者確在其按摩院看到了裱起來的東西，但並沒有湊過去看端詳，“我們的執照是休閑中心啊”。
關於小姐收入。“一年拿到十萬塊的也有，但不多。有的拿得多一些，有的就少一些了，但幾萬塊總是有的吧。KTV的小姐是要多一些的”，亞亞給記者詳細計算小姐收入，而她如此盤算，看來心裏確有細致的規劃，“就說我自己吧，一個月哪怕2000塊，一年不是24000塊了嗎？不過，我到年底就不做了，回去做點別的事情。”
頗為詫異的是，在經過與記者長時間的交流後，亞亞非常信任地和我講述了她在做三陪女過程中所經曆的一段感情，並征求我對這段感情的認識。
“其實，去年有個北京男人對我很好，他來過兩次，是給了錢的。後來，他提出不讓我做這個了，他願意每個月給我八百、一千的，說要和我出去租房子。我去過他家，也在他家裏做過，三室一廳，他父母都在航天部工作。但那時候我剛剛開始做這個職業，心想，如果和他出去租房子，我就沒錢了哦，所以，我就沒有答複他，也有半年沒怎麽聯係。後來他來電話說，他已經和一個北京女孩子要結婚了”，亞亞反複絮叨這個事情並幾次和記者交流，“你說，我是不是很傻哦？”當記者表示，那男子未必真的對她好，失去也未必就是壞事，因為那男人是否隻是為了欺騙她的嫖資也未為可知。“是哦……”她略有沉思，接著說，“但他當時真的對我很好，給我買了好多東西。而且，如果我們中間半年還保持聯絡，你說，他還會和那個女孩子在一起嗎？他是一個很有孝心的人，他和我說，和他在一起，首先要孝順父母，我是做得來的。”說到這裏，記者麵前的亞亞，眼睛裏滿是浪漫的光芒，感情一下子豐富了許多。
但她仍舊難以回避理性的憂慮。“如果我和他結婚以後，他會給我錢嗎？如果他不給我，我就沒錢花了……其實，如果他要是把錢給我管著就好了。但如果他不給我呢，我能向他要嗎？……”
人生觀與價值觀的些許變化。記者問及，做小姐前後，對人、對生命有了怎樣不同的認識。“我現在看到男人就煩！”感覺打擊麵似乎有些寬了，她補充說，“我其實並不適合做這個的，我很懶的。比如老板發工資，這個四千那個三千的，自己少了就感覺不好意思，感覺自己沒努力，但我有時候就是不想做。人生多短啊，說結束就結束了……”
亞亞透露，她舞蹈很好，而且唱歌也很好，所以一直想去KTV發展，“那樣說出去會好聽一些”。“是哦，做小姐有慣性的哦，做小姐時間長了就不想做別的了……”，記者問她，如果年底退出不做後，經濟來源再次遇到尷尬時，是否會重新選擇做小姐，她說，“應該不會了吧，不會了，不做就永遠也不做了。”
記者最後的兩個問題令亞亞幾次陷入長久的沉思和沉默。大約，這正是她最為焦慮的事情：第一，是否有過再婚的想法，如果再婚，是否害怕今後的老公知道自己目前的經曆。第二，是否害怕將來的孩子知道自己現在從事的職業，怎樣去避免這樣的事情發生。
關於性交易中的性高潮以及性技巧，亞亞談了不少，但因文章篇幅所限以及其內容的敏感性，此處略去。
“你是一個有善心的人”，臨別前，亞亞似乎依依不舍，並為記者做上述評價，大略是因為：第一，記者沒有與她發生任何接觸，隻是聊天，“沒有為難她”。第二，錢，一分沒有少她的。
製度缺失
灰色的小姐以及灰色的性產業已經得到社會各界的嚴正關注，多位相關學者先後提出小姐隊伍規範化甚至娼妓合法化的動議。他們認為，隻有將娼妓非罪化、合法化提高到國家立法的高度，小姐問題才能從根本上得到解決。
2007 年3月14日，北京大學人民醫院五樓。該院皮膚病、性病科主任(教授、博士生導師)張建中在接受《財經文摘》記者專訪時表示，娼妓合法化，就從事性病治療與研究的學者看來，不是不可以考慮的，因為合法化之後，妓女的管理就不再成為問題，而非法的、地下的性服務是無法集中有效管理的。“與其讓它地下，反倒不如讓它浮出水麵，這樣便於政府管理、便於疾病預防、便於政策的貫徹實施，而在這方麵，歐洲很多國家的成功經驗中國也完全可以借鑒”，他進一步說，“推進娼妓合法化，具備積極意義。如果能夠集中管理，可以有效杜絕性病、愛滋病的蔓延，通過體檢與檢驗可以把患病的女性提前甄別出來，如果提前診察出某位從業者已經感染愛滋病，告之不能從事該行業，並給予相應治療，總會比不知情要好得多。前一段時間，韓國有一個小姐，她知道自己得了愛滋病，與2000多個男子發生性關係，有意報複社會。所以說，不實施娼妓合法化，這樣的事情在中國也一定會發生或已經發生了，這是很恐怖的。”
盡管如此，張建中仍舊認為，在中國提倡“娼妓合法化”雖然出發點是好的，是善意的，但推行起來將非常困難。從政府到民眾，人們很大程度上對小姐問題存在偏見，他們會提出相反的邏輯，他們會認為我們要一個“幹淨的社會”，而娼妓合法化很明顯是衝擊人們的道德底線，認為“社會不幹淨了”。
“能在人大會上提出這樣的提案，已經說明中國在進步了”，張建中認為，十年之內，中國的性產業在政府決策上不會有大的變化，“首先政府很難定奪，我也很理解政府在這個行業上的舉棋不定。究竟是往前走讓它合法化呢，還是往後退取締它呢？往前走障礙會非常大，而退後會更加困難，最可能的結果是維持現狀，保持現在半明半暗的灰色狀態。往前往後都不現實。我認為取締很難，因為那是走老路，是曆史的倒退，而合法化是可以討論的話題，那是前進的眼光，當然，往前走也是需要過程的，我估計10年之內不會有大的動作”。
在人民醫院皮膚病、性病科候診區，《財經文摘》記者與一名劉姓(全名不詳)患者有過交流。在談及小姐以及娼妓合法化問題時，他更是提出了與眾多專家近乎一致的看法。他認為，性產業已經成為拉動國內經濟增長的又一有力引擎，而在中國社會財富再分配過程中，小姐隊伍扮演了重要角色。針對中國性產業現狀，他提出了如下幾個觀點：第一，政府有責任。政府可以組織小姐定期體檢，她們不承認小姐身份也無所謂，我們完全可以做到不公開。“我不問你是否提供性服務，也不說你就是小姐，但要求你必須有健康證。小姐無論在什麽場所服務，一個月或更短的時間內要到正規的健康中心、醫院進行體檢，我覺得這是做得到的，不一定要她承認小姐身份”。第二，衛生機關應擔負相關社會責任，定期的衛生指導不可或缺，但避免與媒體過多交流。第三，普通民眾應看淡小姐問題，應把小姐看做普通人，把小姐問題看做是必然存在的社會現象，這才是起碼的正常心態。
與各方熱議截然不同的是，政府尤其是公安機關對娼妓問題諱莫如深。2007年3月15日，記者先後到朝陽區三裏屯派出所、朝陽區公安局采訪。前者的采訪本來很順利，但話題一談到娼妓合法化，其所長立刻顏色大變，表示不可以談，並請記者到分局。到朝陽分局後，記者通過保安、前台、助理等多人確認，得知，局長肖興國未在，但至少還有兩名副局長在樓上，但當記者與某局長秘書麵談並將采訪提綱交到其手中後，秘書匆匆上樓，再也沒有回來。該秘書晚上九點給記者打電話過來，並做出如下回複：第一，娼妓合法化這個問題目前還沒有定論，我們認定這是胡說八道，是假的。第二，我們局長目前不在，而即使在，這個問題也回答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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