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譯）加州大法官劉弘威專訪大法官金斯堡

加州最高法院大法官劉弘威專訪女大法官金斯堡，暢談人生，事業，女權，平等和高院判例

 

最近的大法官提名戰，在各個媒體的黃金時段反複播放，把原本在幕後默默運作而決定國家命運於無聲中的最高法院，一下子推到了前台，成為萬眾矚目的焦點。

 

我想到幾年前看過的一個電視政論節目，嘉賓們討論最高法院的組成，大法官們在種族和宗教方麵的多元化。一個有趣的現象是，在美國曆史上一度受到歧視的天主教徒，如今在最高法院卻占了絕對優勢，九位大法官中有六個是天主教徒，還有兩個猶太人。這時，席間的阿瑞亞娜赫芬頓（ARIANNA HUFFINTON)，就是美國著名媒體人，左派名報HUFFINTON POST的女老板，鼻子裏哼了一聲，說：“什麽時候美國才能有第一位希臘東正教的大法官呢”？- 赫芬頓自己就是希臘移民，當然，這是一句玩笑話。

 

華人在美國有三百多萬，是人口最多的亞裔，已經頗有幾位國會議員和政府部長，但是最高法院這個美國憲政皇冠上的明珠，對我們來說仿佛還是遙不可及。其實，早有一位華人在美國司法界的楚翹，本來很有希望在未來衝擊九大法官的桂冠。他名叫劉弘威（GOODWIN LIU），曾是加州伯克利法學院副主任。2009年，不到四十歲的他被奧巴馬總統提名為第九巡回上訴法院的聯邦法官。上訴法院是培養最高法院大法官的搖籃，很多人猜測奧巴馬有意提拔劉弘威在下級法院曆練，旨在有朝一日提名他成為曆史上第一位亞裔大法官。

 

對奧巴馬的意圖，共和黨當然心知肚明，居於少數的他們，發動“費力把事拖”（FILIBUSTER），把劉的聽證擱置了兩年（NPR: Yet Liu has already drawn heavy fire from conservatives, largely because they see him as a potential Supreme Court nominee later in Obama‘s presidency)。（小編注：當時聯邦法官的任命需要參議院60票，僅僅簡單多數是不夠的）。他成為少數派共和黨在奧巴馬時代成功阻擊的第一位法官提名人。既劉弘威之後，共和黨越阻擊越起勁，終於引發居參院多數的民主黨的反彈，他們改變規則允許下級法院法官隻需簡單多數就可放行。這就像打開了潘多拉的盒子，2017年掌握參院多數的共和黨也依葫蘆畫瓢，把簡單多數原則從下級法院延申到了最高法院，成功地以微弱優勢通過了大法官戈薩奇，讓居於少數的民主黨幹瞪眼沒法子。可以說，劉弘威的挫折，是引發這一係列重大變動的起點。

 

眼看晉級無望，劉弘威隻好黯然退出角逐。好在加州州長布朗及時提名他成為加州最高法院大法官，算是有了一個合理的歸宿，但是加州高法畢竟是地方庭，劉弘威的最高法院夢，是越來越遠了。不過，華人在加州高法有了一席之地，也是讓人揚眉吐氣的曆史性成就。記得1854年加州最高法院有個臭名昭著的判例，PEOPLE VS HALL，判決書明文規定：中國人太過低等，所以無權向法庭提供對白人疑犯不利的證詞。150年如白駒過隙，又如長夜般漫長難熬。被認為是低級種族的華人，終於登堂入室，駕馭了這座曾經充滿了傲慢和歧視的殿堂，這是何等的奮鬥和成就。

 

今年是亞太美國律師聯合會成立30周年紀念，大會的壓軸戲是由劉弘威采訪最高法院大法官金斯堡女士。在訪談中，金斯堡老太太雖然外表老態龍鍾，但是思路敏捷口齒伶俐，讓擔心金老太身體狀況熬不過川普任期的左派人士，稍微有點放心。劉弘威雖然不是這個節目的主角，但是他的提問高屋建瓴深入淺出，激發出了金老太閃爍著智慧火花的應答，讓人收益匪淺，現編譯如下，以饗讀者：

劉弘威先是以輕鬆的話題開場，問到了金太的健身習慣，這可能也是兼顧了左派長期以來對她健康狀態的顧慮。談笑間，劉法官對金太的語氣忽然轉為嚴肅：“我要問您一個問題，您要認真回憶，如實回答”（On the record, based on your best recollection）。大家一聽楞了，這不是在聽證會上對證人的詰問方式嗎？

 

原來問題是這樣的：“在九大法官裏，誰做俯臥撐能超過您”？(笑）。

 

金斯堡：有兩個人，一個是戈薩奇，他每天從馬裏蘭的家騎車來高法上班。還有一個是首席大法官羅伯茨，他健身也很厲害。

劉弘威：您在高中結識了您的丈夫馬丁。兩個職業法律人的結合。兩個小孩。當年（對職業女性）有什麽樣社會壓力？

 

金斯堡：那是遠古的年代了。在康奈爾大學，男女比例是4比1。我常說，這對女生來說是最理想的地方。在這樣的地方，女孩子要是還找不到男朋友，那她就真沒戲了。哈佛法學院500人的年級，每9個男生才有一個女生，他們從1950才開始招收女生。

 

就我個人而言，我在法學院成功的秘訣就是我的兒子詹姆斯。我學習非常努力，四點回家時間就是兒子的了。跟他做遊戲，直到孩子困了然後再讀書。讀書管家帶孩子，每一項都是工作，每一項工作都是另一個工作的休息。

 

讀書一點都不難，難的是找工作。

 

我本來麵試好了一個事務所的暑期工作，但還是沒拿到OFFER。後來才知道，他們已經招了一個非裔女生，他們就不需要再多一個女生了。我又去找法官助手的位置，我成績頂尖，打扮得極其職業莊重去麵試，但是找不到法官願意接受。最終還是有貴人相助，我在哥倫比亞的老師下決心一定要找到一位願意接受我的法官。她可能給全國每一個上訴法院法官和地區聯邦法官都打過電話了。甚至做出了威脅：你要是不要她，以後你就休想再要我給你推薦哥倫比亞的學生！

 

於是，我就這樣找到了第一份工作，一旦有了工作，一般來說，女人至少也是幹得和男人一樣好。對我來說，第一份工是最難找的，因為我有三個不利因素。第一，我是猶太人，大事務所那時剛剛對猶太人敞開大門。第二是性別，大部分事務所是不招婦女的，那時，反就業歧視法還沒有通過，歧視是合法的。第三，我的女兒是最大障礙。雇主也許對女人偶爾高抬貴手，但是對一個帶孩子的女人？別想。

 

劉弘威：時代在變，在向好的方麵變。您在弗吉尼亞軍事學院案中，寫下裁決書，判定要求該院改變拒收女生的政策。20年過去了，您首次訪問了這家軍事學院，這個案例，和我們所關心多元化，特別是在司法領域的多元化問題棲息相關，您能不能談一談。

金斯堡： 現在弗吉尼亞軍校的女生讓她們的母校感到自豪，她們很多都成了工程師。在我的年代，康奈爾隻有一個女生，弗吉尼亞軍校才十幾個女生。招收女生對學校幫助很大，擴大了生源和教工的選擇。當然，最開始的抵觸很大，校方說，好吧我們可以收女生，但是她們會被像男人一樣對待，比如，都必須剃頭。當然，現在的規定人性化很多，女生不必剃頭了。但是除此之外，校長向我保證，男女生待遇一樣。這時我看到了傍邊女學員的耳環，就想將校長一軍，我問他：你們允許男生帶耳環嗎？校長麵露尷尬，半天才說，呃，在校園不行。

劉弘威：廢除弗吉尼亞軍校拒收女生校規，這個案例，有七票讚成，其中還有以保守著稱的首席大法官恩奎斯特。他可不是什麽女權主義者。

 

金斯堡：沒有想象的那麽難。俗話說，活到老，學到老（AS LONG AS ONE LIVES, ONE CAN LEARN）。70年代，當恩奎斯特剛進最高法院時，我肯定他是反對我所有的左派進步主義主張的。但是他並非一成不變。你知道我們曆史上有一個著名的米蘭達案例 （小編：這個案例規定警察在對疑犯實施逮捕時，必須向他宣布他的權利：你有權保持沉默...）。恩奎斯特對這個規定持強烈反對態度。但是，當我們最高法院有機會推翻米蘭達規則的時候，他卻說算了吧。米蘭達已經成為美國社會文化習俗的一部分，也沒有有力證據顯示警察執法受到了影響。

 

還有，高院關於因病停薪留職法案的判決，我把判決書拿回家給老公看，他說，哇，這麽左，肯定時你寫的吧。其實，是出自右派恩奎斯特的手筆，所以，人活著，就不會一成不變。弗吉尼亞軍校案，斯嘉麗亞大法官是唯一的反對派，他預言我們的判決會讓軍校走上末路，他的預言是錯的。

 

劉弘威：現在回顧您這些年了不起的成就，您感到最大的阻礙是什麽？

 

金斯堡： 下意識的偏見，是最大的障礙。比如，交響樂。以前樂團是沒有女人的。音樂評論家以前以為他們能夠聽出男女樂手演奏的差異。後來有人說，那麽好，我們在試聽的時候，拉上簾子，看不到演奏者的臉。然後評委聽音斷男女，錯的是一塌糊塗。後來專家們反思，他們意識到，的確，自己在看到一個女人拉琴，就有一種比較低的預期值。當然，在實際生活中，你沒法把一切都拉上簾子。1978年，AT&T的女員工起訴公司在晉升方麵歧視女性。研究發現，在晉升的一係列考評步驟中，女性的表現和男人一樣好。唯獨到了最後一步，由麵試者給出的個人綜合評分，女性的分數就大大下降。

這是因為，當以為白人男性為主的麵試人評估申請人的時候，他們看到和自己類似的人，就會產生一定的認同度，而看到女性或少數民族，就不是那麽回事。這不是刻意的歧視，是一種潛意識中的偏見。這樣的偏見，是可以克服的。比如，當女性或少數民族申請人大量湧現，而不是單個出現，情況就會改善。

劉弘威： 您是怎麽看待當前的#METOO運動？這個運動有什麽影響？

 

金斯堡：這個運動的影響很深遠。我曾和這個運動的發起人見過一麵，她告訴我，紐約時報采寫了她的故事，但是拖了2年才發表。大家都不重視，說“男人就得是這個樣子的”，把這事忘掉吧。但是現在不會了。現在公認的原則是，被侵犯的女性，站出來！大家在一開始隻注意了那些知名女性的屈辱經曆，但是社會底層的女性呢？比如飯館的服務生，這些肮髒的社會現象被掩藏太久了。我非常高興，這個運動終於來了。

 

劉弘威：司法界也在變化。在我們加州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是女性，法庭男女比例是1：2。我在想，如果最高法院能有4到5位女性，那會是一個什麽樣的情景？

 

金斯堡：你不妨想象一下九大法官都是女的會如何？（笑）。

 

回顧起來，卡特總統功不可沒。他留意到聯邦法官都是白人男子的臉孔，就下決心做出改變。卡特提名了11位女性進入上訴法院。我很有幸進入了首都巡回庭。後來的裏根，當然不想落在卡特後麵，任命了歐康納成為第一位女性大法官。

 

我在法學院的時候，上訴法院隻有一位女性，是羅斯福在1934年任命的。當我成為首都上訴法院法官時，我非常榮幸地見到了我們國家第一位聯邦地區女法官，是杜魯門在1948年任命的，當時已經90高齡了。

 

這位女先驅給我講了一個故事，當年她去白宮外為女權抗議發聲，標語牌子上寫著：投票給女性！但是當警察來驅散她們，她不敢多說一句話多做一個動作，生怕如果有被捕的經曆，會影響她的離婚官司。她是用晚上的時間上課完成法學院。當了法官之後，她隻收女性助手，因為她的男同事是不招女人的。

 

我們的時代在進步，但是不夠快。我們現在有三位女性大法官，比隻有一個強。在2009年以前，隻有我一個女的。所以當中學生來參觀高法的時候，他們看到的是8位風度翩翩的富態白男，和我這一個瘦小枯幹的小老太太，這個印象太不好了。現在好了，我們有三個。在大法官開會時，首席的兩側都是女性，一邊是索托馬約爾，另一邊是凱根，給人留下一個印象，女性是法庭的核心。

 

（待續）

[雪風萬裏]

時代在前進，大法官也會不斷學習與時俱進.如果大法官都要按黨派站隊，最高法院的存在也就沒任何意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