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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書劄記：秦暉《秦漢史講義》
上古“封建”時期有文字可考的商周兩代，國祚都長達600-800多年，但秦製各代都沒有超過300年。
王夫之說，“其上申韓者，其下必佛老＂。統治者越專製，老百姓越犬儒，專製主義和犬儒主義的互補，應該是專製社會能夠持續很長時間的一個很重要條件。
在皇權操控下宗族瓦解，個人從小共同體中解脫出來，不是使人真正獨立，而是讓人成為皇權的工具。讓大家斬斷血緣紐帶，六親不認隻認皇上。為了皇上可以赴湯蹈火，但是不能為了父親去做皇上不喜歡的事。是“為君絕父，不為父絕君”。包辦婚姻不好，但是非要包辦，還是父母包辦的比較好，要是讓組織包辦，那更是傷天害理。
而法家思想從商鞅到韓非，就是相信強者為王的。他們有一個很重要的觀點，就是統治者不能指望老百姓忠於自己，不能指望老百姓熱愛自己，如果一個統治者總是追求受人愛戴，他肯定是一個軟弱的統治者；一個出色的統治者，不會在乎人民愛戴不愛戴他，他隻在乎人民害怕不害怕他，以及能不能因害怕而巴結他。
秦製下的官僚並不同於周製下的貴族或小領主，他們沒有小共同體，沒有貴族對王權的製約。他們作為皇權的爪牙，隻對上負責。
如何統治？在法家看來，首先是統治者要壟斷組織資源。這是為什麽法家極力鼓吹反宗法的主要原因，法家很反對“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親親則別，愛私則險＂。治國的妙訣是壟斷組織資源，使得除了這一套“閭裏什伍”從上到下的管製體係以外，社會上沒有別的組織資源可以使大家抱團。除了統治者的控製以外，整個社會就是一盤散沙，原子化的個人是沒有辦法跟統治者較量的。法家法律特別強調政治掛帥，一切從皇權出發，為了皇權可以六親不認。
按照《管子》的說法，國家對老百姓管理要嚴格。國家必須“塞民之養，隘其利途", 就是對老百姓的收入途徑要給予鉗製約束。目的是通過製度設定，實現“予之在君，奪之在君，貧之在君，富之在君＂。
實際上真正最悲慘的，往往不是私人所有的農奴或者奴隸，而是“人身產權不明晰＂的那些賤民。換言之就是國家控製下的那些奴隸、農奴乃至其他“非人”人口。他們並沒有具體的自然人主人，也不像西周的殷民七族、懷姓九宗那樣擁有自己的小共同體。例如古希臘斯巴達的希洛人（又譯黑勞士），他們的處境比所謂奴隸還悲慘。他們不是歸屬於某一個主人（就這一點而言他們其實不是農奴，也不是奴隸）。斯巴達經濟是“國家化（或曰城邦化）”的，斯巴達人不種地，隻為國家打仗，而國家通過奴役希洛人來供養他們。每年春天斯巴達的小夥子（就是斯巴達的平民）會成群結隊地拿著刀到鄉下去砍殺希洛人，為什麽？因為希洛人人數遠遠超過斯巴達人，後者認為人數太多會對自己構成威脅，所以要實行“滅丁製”，就是把一部分“多餘＂的希洛人青壯年不分青紅皂臼地給殺掉。所以真正對秦漢社會影響大的，不是私奴婢，而是刑徒、罪隸、“城旦”“收翠'“居贄＂、＂閭左”、“七科謫”這類皇權奴役下的賤民，他們是奴隸還是農奴其實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們麵對的不是自然人主人，而是皇權爪牙。主人也許不把他們當人，但至少會把他們當作自己的財產來看護；而爪牙不僅不把他們當人，甚至不會把他們當成有價值的財產來愛惜。其實在美洲印加帝國等地的人殉人祭，以及我們熟悉的殷商，這種情況也很常見。
我願意為天下拔己一毛是一回事，別人以利天下為由拔我一毛是另一回事。真正的問題在千：誰有權利做出這個抉擇。＂拔一毛＂的權利屬於我，屬於我的家庭家族（小共同體），還是屬千“天下”、國家或“大共同體”? 在“群已權界”之已權內，他人及公共權力不得以某種理由，包括“利天下”之理由輒行剝奪。至於我行使已權，自願為天下利，則＂拔一毛＂固不足論，即拋頭顱、灑熱血，其權在我。但若權不在我，則奴隸矣。若公共權力及以公權代表自命的統治者今得以“利天下”為由拔我一毛，明日自可按同樣邏輯，以“利天下”為由而折我一臂，又明日當可取我之頭，乃至取類我者任一人之頭，以此類推，號稱為51％之“多數之利”，就可以屠戮49％之“少數”。
秦暉當然是一位有影響的學者，其著述頗有創意性。但其任職二十餘年的清華曆史係，卻不感恭維。2008 年有件件奇事加醜聞發生在清華大學曆史係研究中國近代史的教授 王奇身上。她的著作《中俄國界東段學術史研究》中，居然把蔣介石翻譯成“常凱申”，把費正清翻成“費爾班德”。究其一個原因，清華大學曆史係自上世紀八十年代才陸續恢複，不知從何處搞了一大堆人，隻是再也沒有像王國維、梁啟超、陳寅恪、陸懋德、蔣廷黻、劉崇鋐、雷海宗、張蔭麟、吳晗等這樣的級別人物啦。
最為奇葩的是，王奇直到現仍在清華曆史係混，還成了博導。不知秦暉教授在如此清華曆史係的學術氛圍裏待上二十年，有無影響，又有何感想。
一個曆史學家，其思想發育的土壤，也是一個值得關注的方向。多寫了幾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