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光年間,維也納醫院有個產科醫生。醫生名叫塞麥爾維斯(Ignaz Philipp Semmelweis, 1818-1865)。這名字有點拗口,因為這老兄是匈牙利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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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麥爾維斯的地位跟巴斯德或是弗萊明這些一等一的大牛不能比。而且,咱中文敲他這名字,不小心就絆著手指頭。從這個角度看,寫這人很累。但我還是願意給他寫一篇文字。因為,他在地球人還不知道細菌可以引起疾病的時候,就猜測到產褥熱是因為接生人員的器械或是雙手不幹淨導致的,所以他畢生呼籲接生人員術前必須用消毒液洗手。
所謂產褥熱,是細菌致病學說出現之前的一個籠統名稱。因為那時不知道“細菌感染”,就隻看到許多產婦生孩子之後(也就是所謂產褥期)會發燒。一旦發生這種事,死亡率可以高達38%,比薩斯死亡率高四倍多。
現在我們知道,當年叫做產褥熱的那些疾病,其實是婦女生產期間發生的生殖道感染和它引發的其他感染,包括血液感染(敗血症)。在歐洲,19世紀以前,除了瘟疫這種特殊情況之外,“日常疾病”裏,產褥熱是婦女的第二大殺手,僅次於第一殺手肺結核。(亞、非洲缺乏曆史數據。)
塞麥爾維斯當醫生的時候是1841年。那時沒人知道細菌能引起疾病。塞麥爾維斯能猜到產褥熱是由肮髒的物事導致,靠的不是顯微鏡或是試劑分析,而是縝密的觀察和分析能力。
事情起因於一個奇怪的不對稱現象。塞麥爾維斯所在的那個維也納醫院有兩個產科診室。其中的第一診室,產褥熱發生率是16%。而第二診室隻有2%。
第一診室產婦死亡率高,這不是什麽秘密。維也納的老百姓都知道這個,所以產婦們是拚死拚活(確實事關死活)的要躲開第一診室,想辦法住進第二診室。塞麥爾維斯自己就遇到很多產婦跪下來求他給安排到第二診室去。
塞麥爾維斯是個心地善良自律甚嚴的人。他不能違反醫院規定隨便把產婦安置到第二診室去(醫院規定兩個診室輪流接受產婦,隔日一換),但他也知道第一診室確實死亡率遠遠高於第二診室,所以產婦們對第一診室的恐懼不是無理取鬧。可是作為醫生他卻不知道這麽高的死亡率是怎麽來的。為這個他覺得很揪心,覺得自己是一個不稱職的醫生。他在筆記裏說:“第一診室的高死亡率讓我覺得很痛苦,我甚至覺得生活都沒有了意義。”
他想找出原因。
從醫院的角度看,這兩個診室,環境相似,設備相似,工作流程相似,可是為什麽產褥熱發生率有如此懸殊的差別?
他一個一個的對比各種因素,嚐試找出兩個診室不同的地方。他檢視過床位密度,空氣潔淨度,操作流程,甚至宗教儀式(那個時候的醫院還履行祈禱儀式,就類似我們這裏60年代每天早上集體朗讀毛主席語錄)。這些都沒有區別。唯一能找到的區別是:第一病房是醫學生教學病房。就是說,這裏有很多學醫的實習生來做接生。而第二病房是助產士教學病房,這裏隻培訓助產士。
這就有點奇怪了。雖然兩個診室都有教學任務,但照常理說,醫學生學習科目更多,訓練要求更嚴格,所以水平應該更高。那麽為什麽醫學生處理的病人反而患上產褥熱的多?
塞麥爾維斯苦思多日,找不出合理解釋。但是有一天,一件意外事故讓塞麥爾維斯忽然找到了一種解釋,一種能把醫學實習生和產褥熱發病率聯係在一起的解釋。
塞麥爾維斯的一位朋友,也是產科醫生,在給一位死於產褥熱的婦女做屍體解剖的時候,不小心割破了手指頭,手指頭上的傷口接觸到了屍體上的液體。第二天他出現了跟產褥熱一樣的症狀:高熱,耗竭症狀(嚴重感染不能控製的時候,細菌毒性破壞機體組織,加上機體對抗病菌需要消耗大量能量,於是病人精神狀態和生理反應能力迅速耗竭),神誌昏迷,最後死亡。
屍體解剖也發現這位醫生的毒血症表現跟產褥熱是一樣的。
塞麥爾維斯由此推論:產褥熱會發生,不是因為病人是女性,甚至不是因為這位女性在生孩子。隻要身體有見血的地方,就可能發生產褥熱。從那位產科醫生感染的過程來推敲,他解剖的屍體上必然有一種毒素。這種毒素遇血就能進入人的身體,造成產褥熱那樣的疾病。
第一診室是培養醫學生的地方。這些醫學生的必修課程之一是每天早上到解剖室解剖屍體,分析死亡原因。做完解剖之後,他們就到第一診室實習接生。生產過程必然見血。即使沒有撕裂沒有側切,子宮內膜也會出血。有出血就意味著外界的物質可以進入身體內部。於是這些醫學生身上的毒素就帶給了他們經手接生的產婦。
第二診室是培養助產士的地方。培養助產士不需要做屍體解剖,所以她們從來不會接觸病人屍體。
這就是為什麽第一診室會有這麽高的產褥熱發生率。
您可能說:扯。醫生接生之前都要洗手,要消毒。即便實習生先接觸了屍體,又怎麽可能把解剖室的毒素帶進產房?
您說的是現在的事。別忘了咱說的是道光年間(1849年)的事。那時候哪兒的醫生都不洗手。那時候的外科醫生不穿白大褂,穿的是一件黑色的齊胸圍裙,圍裙常年不洗,上麵滿是結痂的血塊,可能還有一些肉塊和骨渣。
現在塞麥爾維斯確定自己找到了原因:產褥熱肯定是一種我們肉眼看不見的毒素導致。這種毒素可以經由物件傳染,比如通過接觸過屍體的器械,或是醫生的手。這種毒素隻要接觸到人身上出血的地方,就能夠感染人。在產婦是通過產道,而在那個死去的醫生,就是通過他手指頭上的傷口。
塞麥爾維斯不知道這種傳播產褥熱的“毒素”具體是什麽,但是顯然這東西通過屍體傳播,所以他把這東西叫做“屍質”(cadaverous particles)。
於是他給自己所在的產科製定了一個新規定:所有醫生,在給產婦接生之前,尤其是做了屍體解剖之後,必須用消毒液(次氯酸鈣,俗稱漂白粉)仔細洗手。
其實塞麥爾維斯主張用次氯酸鈣溶液洗手,有一點歪打正著。他本來並不知道這種毒素的實質是什麽,所以也不確定用什麽方法能控製這種毒素的傳播。但是當時解剖室已經知道用次氯酸鈣溶液清洗解剖之後的手術台,因為那能有效的洗掉屍體膿液的異味。塞麥爾維斯推想:既然這種溶液能有效清洗膿液異味,或許也能殺死屍體上麵的毒素。
雖然想法來自猜測,效果卻證實了他的猜測是準確的:自從要求接觸過屍體的人員用消毒液洗手之後,第一病房的產褥熱死亡率從16%下降到不足3%。
這個洗手措施在他自己的病房展示了無可置疑的效果,但是當他把這個觀察結果寫成文章發表之後,卻遭到整個醫學界的狂轟濫炸。
那時候,因為不知道微生物和疾病的關係,歐洲的病理學還是在沿襲希波克拉底和蓋倫的體液學說,認為疾病是四大體液跟自然界的寒熱幹濕相互作用的結果。根據這樣的理論,雖然都是產褥熱,但每個產褥熱病人的病因其實是不一樣的。分析病因,需要看她體內的體液是如何失去平衡,然後要看她身邊的寒熱幹濕環境變化。
而塞麥爾維斯的這種說法就意味著,產褥熱不是每個人都不一樣的病,而是說所有的人,不管她是誰,甚至不管這是個“她”還是個“他”,隻要是患產褥熱,或是跟產褥熱表現一樣的疾病,比如說他那位醫生朋友的發熱疾病,那麽所有這些疾病都是由同一種毒素導致的。
維也納醫學界的專家們覺得這樣說法,跟古代先賢那種充滿哲理的教導比起來,膚淺幼稚得可笑。你以為你是誰啊?居然敢挑戰兩千年前的先賢?
其實,在19世紀中葉,塞麥爾維斯的這種猜想,本來不應該這麽的駭人聽聞。早在1546年,意大利的弗拉卡斯特羅就曾經猜想到某種在空氣裏飄飛的“孢子”可能是導致傳染病流行的元凶。那已經很接近真相,可惜那時沒有顯微鏡,這種猜測無從證實,於是弗拉卡斯特羅就被人淡忘了。
300年過去,塞麥爾維斯沒想到,人們對於新觀念還是這麽難於接受。
跟弗拉卡斯特羅相比,塞麥爾維斯已經不僅僅是理論推測。他有切實證據。塞麥爾維斯所在的第一診室實施洗手要求之後,產褥熱發病率的驟然下降就已經是足夠有力的證據。但是在科學研究體係還沒有完善的年代,人們還是信奉“眼見為實”。如果沒有親眼看到那些“毒素”是什麽樣子,隻有邏輯推導,人們認為那不足為憑。
於是名流們拒絕相信塞麥爾維斯的結論。塞麥爾維斯所在病房的主任沒給塞麥爾維斯撐腰,反而對外說病房產褥熱下降,是因為同仁們用心祈禱的結果,跟什麽洗手洗器械沒有關係。我們是醫生,是治病救人的。我們的手怎麽可以傳播疾病?大家不要聽信謠言!
塞麥爾維斯被視為異端,遭到醫學界主流的批判和嘲諷。剛好這時候匈牙利人發起獨立運動,試圖從奧匈帝國裏獨立出來。這場運動來得不是時候,讓塞麥爾維斯在維也納成為“讓人不放心的匈牙利人”。不受歡迎的疾病理論,加上不受歡迎的匈牙利人身份,使他在合同期滿之後得不到醫院的續簽。他試圖申請一個教學工作,第一次申請被拒絕,第二次申請,得到的是一個奇怪的職位,叫做“理論性”講師,而根據合同,這個“理論性”的意思就是他不得用真正的解剖室資源向學生做演示。他隻能用橡皮模型來做教學工具。
而且這個職位要等18個月才能上崗。
他不想在維也納繼續呆下去。他離開了維也納,回到匈牙利。走得很匆忙,幾乎是不辭而別。當然這更讓維也納醫學界對他印象惡劣。
他回到匈牙利,在布達佩斯特的一個小醫院找到一份產科工作,並且立即施行他的洗手製度,從而使這個科裏的產褥熱發病率下降到幾乎是零(0.85%)。但是他隻能在自己的科室裏實施洗手製度。匈牙利的醫生們同樣不相信他的疾病由醫生之手傳染的異端邪說,所以都不采用他的洗手製度。
當然,那也就意味著在別的產科醫院,每天仍然有很多產婦死於產褥熱。
塞麥爾維斯給各個醫學權威機構寫信,繼續呼籲洗手消毒的重要性。但是沒有人聽他的。甚至連他妻子也不相信他的理論。
從42歲開始,塞麥爾維斯的精神狀態越來越不穩定,他開始出現激烈的言辭,指責醫學機構不負責任。接著,他的個人生活也開始有淩亂的表現,甚至常常無故離開家裏。
1865年7月,塞麥爾維斯被家人和一個報社編輯以誘騙方法送進了精神病院。
糟糕的是,那時候連感染性疾病的病因都沒發現,更別說精神疾病了。那時候的精神病院不折不扣就是個“瘋人院”,根本沒有什麽真正能治療精神病的藥物或是療法。那時對精神病人的“治療”就是澆冷水,蓖麻油灌腸,加上強製約束。因為當時不知道鎮靜劑,對不服管束的病人,使用的是暴力製服,就是用棍棒毆打。
根據史料記載的症狀,塞麥爾維斯當時有精神病,這個應該是真的。所以,跟所有的精神病人一樣,他不認為自己有病。加上他是被誘騙入院的,所以他強烈抗拒,試圖離開。
於是也就跟所有的不服管束的精神病人一樣,他遭到保安護士用棍棒毆打。
可以肯定保安打人用的棍棒是沒有用消毒液清洗的,因為,被打傷之後,塞麥爾維斯患上了敗血症,入院第14天死亡。
顯然這根棍棒曾經毆打過很多人,於是上麵帶有各種病菌。當這根棍棒把塞麥爾維斯打得頭破血流的時候,病菌從傷口進入了他的血液。
如果塞麥爾維斯呼籲的消毒防病觀念被醫學界承認,消毒的做法就可能推廣到精神病院,那麽那根棍棒或許就會做消毒處理,那麽塞麥爾維斯或許也就不至於被細菌感染而死於敗血症。
當然,如果他的觀念被接受,他或許根本就不會有這場精神病,也就不會被送進精神病院。
隻可惜,這些都是“如果”。
有人說塞麥爾維斯的精神病是因為他常年被歧視被冷遇,於是產生了創傷後症狀群(PTSD)。這種說法多少有一點是出於對塞麥爾維斯的同情心吧。負麵個人經曆的打擊能造成憂鬱症,能導致反應性精神病。但是症狀嚴重到他那個程度的精神病,不會僅僅是負麵個人經曆的作用。應該還有別的原因,比如基因潛在問題。
但是那些逆境肯定對他的病有促發作用。
其實,如果塞麥爾維斯能再堅持幾年,就能看到一個不同的醫學界了。幾年之後,因為科赫和巴士德的努力,醫學界認識到,感染性疾病不是什麽寒熱幹濕和個人體質的相互作用。自然界存在著微生物,而微生物能讓人生病。這就是微生物致病學說。到這個時候,醫學界才終於承認塞麥爾維斯的洗手消毒確實是防止傳染病的正確措施。
有點遲了,但總比知道錯了還不承認要好吧。
或許是為了補償當年對塞麥爾維斯的冷落,2008年,奧地利政府專門為塞麥爾維斯發行了一枚紀念幣,50歐元的金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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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麥爾維斯在世的時候活得憋屈,但總算後人明白了他的良苦用心。如果塞麥爾維斯在天有靈,現在的心情應該舒暢一點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