豬不啃的南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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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回國
十二月初，Ahne教授告訴我：機票已經訂好，是十二月十八日啟程回國，明年元月二十二日返回慕尼黑。反正這段時間這裏是過聖誕節和元旦，大家也都在放假。我回去還能做些事。
Ahne教授告訴我，這次回去的任務是：要搞清楚在水生所病毒接種細胞後究竟有沒有CPE。如果有，就重複一下他們的試驗。如果沒有，大家討論一下，統一看法。另外，想辦法搞一些病魚的血清來，將來可以用它做免疫熒光檢測試劑。還有，根據國際合作的內容，將要送一些儀器和試劑給水生所，要搞清楚整個辦理過程需要做些什麽準備和配合……。
於是，我就開始準備起來。我把這裏所有的細胞都各挑選了一瓶，準備帶回去接種病毒，看是否有CPE。同時還帶回兩瓶胎牛血清，和一些注射器、過濾器等等當時在國內買不到的東西。把它們滿滿地裝了一箱子。想到至今還沒有小樊和江蘇淮辦簽證的消息，非常擔心。就給小樊寫了一封信，希望她能在北京接我，我們抽時間去大使館看看是什麽情況。
十二月十七日下午，Ahne教授帶著大家在實驗室裏給我舉行了一個簡單的歡送會，也算是提前過聖誕節吧。大家喝著咖啡，Ahne教授送給我一個用彩色紙精心包裝的東西送給我，預祝我節日快樂。我很高興地拿起了看了看，不知道裏麵是什麽，又不好意思打開看，就把它放在一邊。大家都不解地看著我。過了一會，Ahne教授很小心地問我：“江，你不打算打開看看裏麵是什麽東西嗎？”我驚訝地問：“可以嗎？好像在中國，這麽急不可耐地打開看裏麵的東西是不禮貌的行為啊！”大家“轟”地一下子笑了起來。原來在西方，當別人送東西給你時，通常的反應應當是馬上打開看看是什麽東西，並立即表示喜歡和感謝才對。這跟東方的習慣完全不一樣啊！我連忙打開一看，原來是Ahne教授最近出版的一本書《魚類病理學基礎 （Grundlagen der Fischpathoogie）》。裏麵有很多魚病的照片。真的是很寶貴的資料！我高興極了，向他表示感謝。Ahne教授滿意地笑了。
我向他們解釋：東方和西方有很多不同的習慣，可能容易造成各種誤會，希望能經常溝通。例如，對一個說法是同意還是不同意。西方是以事實為根據來決定說“yes”或“no”的，而東方則是以同意對方觀點或不同意對方觀點來決定說“是”或“不是”的。因此很容易發生誤解和碰撞。例如今天上午，Ahne教授關心地問我“到北京後是不是沒有人來接你？”按照德國人的習慣，如果沒有人接，就應當回答“No”。而按照中國人的習慣，則應當回答：“是的，沒人接。”大家聽後都哈哈大笑起來。他們還問了好多有關中國春節的習俗，看來對中國非常好奇啊。
下午回到家裏，看到Mimi正站在門口，臉上掛著不愉快的表情。我心裏暗暗發笑，跟她打了個招呼：“嗨，我明天要回中國一個月，到明年一月底才回來。祝你聖誕快樂，新年好！”她勉強咕嚕著答應了一聲“謝謝”就走回自己屋子。我不由得偷偷地笑了起來。
原來，前幾天我開始清理回國的行李，把箱子打開放在桌子上，第二天我發現有人進來過。我感到有些不快，就用一張紙寫了一句：“請不要動我箱子裏的東西！”，然後把它放在我的箱子蓋上麵。估計Mimi今天進我房間時看到了。她一定感到非常憤怒，但又不能流露出自己看到過這張紙條，否則不是等於承認自己進過我的房間啦？我想：她心裏一定憋得慌。嘿嘿！
第二天下午，我拖著沉重的箱子，慢慢向地鐵口走去。慕尼黑的交通非常方便。坐兩趟地鐵，再轉一次大巴，很快就到了機場。當我走過一個個的候機室時，看到裏麵跟我剛到德國時看到的一樣，每個候機室裏的架子上都放有一包包的自取食品。我暗自高興地想：“先不要慌，等我到了自己要去的候機室，再拿一包吃吧。”不料，等我到了飛北京的那個航班的候機室時，我才發現那裏什麽吃的都沒有，連水都沒有喝的。旁邊倒是有幾個小商店，但東西好貴啊！
原來，慕尼黑老機場的候機樓分成A、B、C三個區域。C區是國際航班之間轉機的。基本上不太管。A區和B區一個是國際轉國內，一個是國內轉國際。在國際區域就查得比較嚴，而且待遇也不一樣。隻有乘坐國內航班的乘客才能吃到免費的餐食，乘坐國際航班的乘客就沒有人管了。嘿嘿，分得好清楚呀！怎麽辦呢？我隻好餓著肚子在那裏幹等，直到飛機起飛後才吃到晚餐。
十幾個小時的長途飛行，等到達北京，從飛機上走下來已經是第二天下午。一到出口，就看到小樊正在那裏焦急地等著，大概已經等很久了。我高興極了。連忙取回行李，帶著她到科學院的招待所住下。小樊告訴我，她已經申請赴德國的簽證了，但不知為什麽一直沒有消息。我安慰她說：“不要緊，馬普說你不會有任何問題的。明天我們一起去問問看。”
第二天，我帶著小樊一起去西德大使館。那裏擠滿了要辦理簽證的中國人，接待的工作人員也是中國人。不過我發現這些中國人個個都凶得很，倒是偶爾見到的幾個德國人對我們倒是客客氣氣的。小樊遞上自己的查詢憑單，想查查簽證究竟辦得怎樣了。誰知那人查來查去也查不到，隻好又找來一個人幫忙，還對我們很凶的訓斥。我感到有點惱火，就對辦事的人說：“我是昨天才從德國回來的。馬普已經告訴德國的外交部了，叫他們催促辦理我們的簽證。馬普外長特別告訴我，如果誰說不能辦理，請記下他的名字，回來告訴我。請你們告訴我有什麽問題嗎？能辦還是不能辦？”那人大吃一驚，口氣馬上緩和了下來：“你們等等吧，現在還沒有辦好。”看到這個情況，我覺得再說也沒有用。就這樣吧，等我回慕尼黑再去找馬普看看，能否快點辦好。
走出大使館的大門，我才發現這周圍真的是亂糟糟的。到處是換外幣的黑市交易，經常有人拉著你，問你有沒有美元，他們高價收購。這是剛開始改革開放的年代，出國的高潮剛剛來臨。許多人都向往著美國、日本、德國、法國等比較先進的國家。而外匯當時是管製得非常嚴的東西，黑市交易非常盛行。
第三天，我到科學院外事局打了個招呼，簡單匯報了一下國際合作的進展和我這次回來的任務。小陳見到我來，高興地拉著我的手說：“知道嗎，我也馬上要去西德，也是去慕尼黑。到馬普那裏實習一年。你把你住的地址告訴我，到時候我們可以經常見麵啦。”我高興得跳了起來。好啊，那裏又多了一個熟人！
他還告訴我：就在這幾天，十二月十六日至十九日，武漢召開了中國魚病研究會成立大會，並舉行了第一次全國魚病大會。我國的魚病研究發展很快，形勢非常好。希望我在德國能多學點東西回來帶給大家。
晚上，我和小樊登上了回武漢的列車。我一點也睡不著，也許是時差吧。心裏一直在想：江蘇淮現在怎樣了？還認識我嗎？想到在慕尼黑時，天天看著江蘇淮的照片，想啊想啊，有時幾乎要落下淚來。以前，我還自認為不會掛念孩子的。到那時候我才發現，在我心裏是多麽的想念江蘇淮！
回到家裏，我迫不及待地推開家門。江蘇淮出去玩了，不在家。牆上半人高的地方滿滿地用鉛筆畫上了飛機、汽車、小人等各種圖畫。這無疑是江蘇淮的“作品”！我呆呆地看著這些畫，嶽母嘿嘿地笑著說：“江蘇淮喜歡畫畫，我就幹脆給他一支鉛筆，讓他在牆上隨便畫。”
正當我蹲在地上清理箱子時，紗門外麵有說話的聲音：“你爸爸回來了，快進去啊！”我回頭一看，江蘇淮正隔著紗門緊張地看著我。我連忙推開門，拉著他的手說：“江蘇淮回來啦！”江蘇淮很小心地笑了。不一會，就興奮起來，睜大眼睛看我從箱子裏拿出來的各種沒有見過的東西。屋子裏熱鬧起來。
接下來，就要開始實驗室的工作了。我先跟大家在一起，把我這次來的任務說了一下。要帶什麽東西，做些什麽事情。這問題都不大，很快就開展起來。我拿出帶回來的細胞，用水生所現在的各種病魚材料用各種方法接種到裏麵，觀察有沒有CPE。然後離心濃縮和提純，通過電鏡觀察裏麵有沒有病毒。他們也帶我去東西湖農場搞些大草魚，收集草魚血清。還做了一些攻毒試驗，然後從這些魚裏抽取抗病毒的血清，準備帶回西德……。試驗的結果和在慕尼黑完全一樣：這裏沒有觀察到任何CPE，但裏麵確實能看到有大量病毒在裏麵增殖。
我隻好再次把大家召集在一起，希望能統一一下看法：這個病毒究竟能不能在細胞裏產生CPE？能，還是不能？隻能有一種答案啊！我這才發現，由於缺乏病毒產生CPE的實踐，每個人心裏都沒有底，說法也是五花八門。陳老師說病毒會在細胞裏產生合胞體。而專門做細胞的王迎喜則說沒有，CPE就像是衰老的細胞一樣。還有人說，CPE是時有時無，不能穩定地重複。但誰也無法解釋為什麽會這樣。小劉則宣稱他曾經能穩定地產生CPE，並能傳很多代，但後來培養箱壞了，搞丟了。這是一個查無實據的事情，隻好不再管它。但每個人都同意這樣一個事實：病毒能在細胞裏增殖到很高的濃度。因為那些盲傳的細胞懸液一、二毫升就能用來跑電泳，看到病毒的十一條核酸帶。
聽到這些說法，我不由得歎了一口氣。既然細胞裏確認有大量的病毒，看來沒有CPE已經是不爭的事實。隻是由於認識水平的差異，大家還分不清楚細胞不正常和CPE的區別，思想暫時還不能統一而已。慢慢來吧，至少我心裏有數了。
幾天後，潘老師出差回來。我向他詳細匯報了國際合作的進展，以及這幾天的工作情況，也坦率地表達了我的看法。潘老師鼓勵我：“實事求是嘛，是什麽情況就說什麽情況。和Ahne教授多溝通，不要發生誤會。”當他聽說不久就要贈送一批儀器和試劑給病毒室，很高興。但他提醒我：一定要提前把清單寄過來，以便辦理海關的免稅手續。否則會有很多麻煩。
一個月的時間很快就過去了。水生所幾乎每個人都問我能不能過了春節再走。我何嚐不想，但春節是二月九日，那樣的話還得多留半個多月啊。那怎麽行！我在家裏過了一個熱熱鬧鬧的元旦，就當是過春節吧！
一月二十二日，我完成了Ahne要求的各項任務，返回了慕尼黑。
和小樊久別重逢居然沒有任何心理波動，隻是掛念江帆，真不公平。是作者不好意思描寫？還是把愛都給了初戀，對婚姻隻有責任沒有熱情了？看作者寫的序裏仍有小妹，看來這種可能性還是很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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