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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史觀的主線是什麽？這是一個關係到中國改革方向的大問題。以史為鑒，必須選擇借鑒的主線，即中國近代是如何演化到今天的，中國現狀如何，才可以找到中國今後改革發展方向。
一種可能的主線就是是抵禦外族侵略，要民族獨立，國家自由，是求生存問題。著眼國家擺脫列強控製的問題。這條主線通常被稱為“走出百年屈辱”。按照這條主線借鑒曆史，那麽，如今中國走到國際舞台了，國家發展就沒有目標了。這是中國史學界迷上方向的原因，使得今天中國改革失去了方向。就和一個人走路，忽然以前一直走上來的路不見了，不知道往哪裏走了。
另一條可能的主線就是把中國革命曆史做為國際共運一部分，這條主線在中蘇分裂以後就已經很可疑了，在蘇聯解體以後就變得毫無意義了，不但毫無意義，而且因此引出的左派右派、姓資姓社等爭論搞得理論界和思想家都摸不著北，也使得改革開放到今天迷失了方向。實際上，毛澤東提出三個世界的的國際政治格局評估的時候，國際共運就已經結束了其曆史使命。時代大勢是第三世界、不以意識形態劃分的第三世界各自為政對內改善民生對外突破北方壟斷的民族自強運動。
還有一種可能曆史主線就是工業化現代化的主線。改革開放三十年來，中國成為製造大國了，雖然人均來說還很落後，這應該還是一條比較合理的主線。如今科技發展是今天的瓶頸，西方卡中國的脖子，壟斷技術，以壟斷技術獲取超額利潤，是維持全球經濟南北格局的重要因素之一。如果改革能夠使得中國打破西方技術壟斷是重要課題之一。然而，科技進步影響的人很多，但從事科研的人卻是少數，因此，難以構造政治改革的主要內容。
今天炒作曆史問題以影響和左右中國改革方向的言論鋪天蓋地，其中訴求是否合理，必須對中國近代史的主線有一個清醒的認識。
中國近代史從1840年鴉片戰爭算起，實際上就是中西文明碰撞的曆史。中西文明碰撞構成中國近代史的主線。
1840年鴉片戰爭打開了中國口岸，西方現代文明擴張到中國，華夏文明節節敗退。此前閉關自鎖實行海禁到三元裏抗英和寸金橋抗法，都是是華夏文明守舊的抵抗，即抵禦西方文明擴張到中國。海禁之前，鄭和七下西洋，與西方文明有商業往來，但沒有衝突。西方吸收了中國火藥技術、羅盤技術、航海技術，然後用這些技術侵略性擴張到中國海岸，這是華夏文明始料不及的。為鴉片貿易發動戰爭，這樣的西方文明，使得中國人不齒，所以，早期的中西文明衝突，中國取守舊之勢，保護舊的農業文明。
鴉片戰爭以後到百日維新，是中國有保留地學習西方。洪秀全太平天國，吸收了西方基督教的上帝觀念，但保留了華夏文明均貧富的思想。洋務運動，是學習西方技術，保留華夏社會和文化觀念。康有為、孫中山學習西方政治，接受西方文明，但是，康有為不為慈禧接受，孫中山不為西方接受。西方文明擴張到中國，孫中山也學習西方先進民主政治，何以不被西方接受？
原來，華夏文明有天下價值，孫中山“天下為公”是延承了華夏文明的價值觀。而西方是利益至上的價值觀，西方文明結構是強者統治弱者，強者製定規則，強加給弱者。西方沒有天下概念，西方文明擴張到中國，並不是要把中國變得和西方一樣先進富裕，而是要掠奪中國財富和資源。自1840年至1949年，就是西方列強意誌主導中國政治經濟、中國財富流往西方的曆史年代。所以，八國聯軍打到北京以後，有能力有機會但沒有意願為中國建立西方民主政治，而是要了庚子賠款以後繼續承認清朝專製統治。而且為了西方工業文明的貿易利益，為了維持中國統一市場而維護慈禧治下的中國統一。
1840年至1949年，西方文明一直在中國擴張，同時，中國有識之士也學習西方先進事務，拋棄中國落後的東西。1840年至1949年，外國軍艦常駐吳淞港，武昌港、黃埔港、廈門港、大連港和天津港等。中國在這中西文明衝突中戰火連天，從太平天國到抗日戰爭，西方列強口岸商貿一樣如常，西方商業利益絲毫無損，因為有炮艦保護。後來太平洋戰爭爆發，日本損害了英美在華利益，列強之間的戰爭影響到列強在華利益分配，而中國經濟一直由列強經由慈禧、北洋軍閥政府和民國政府把持。
北伐戰爭打到武昌後，收回了武昌外國租界。北伐軍打到上海後，蔣介石發動四一二政變，保護了上海外國租界，使得列強承認蔣介石政權。
十月革命帶給中國另類的西方思想，共產主義。共產主義被中國廣大農民接受，是共產主義與華夏文明傳統的天下價值相呼應，也和反帝反壓迫的民為天思想相通。五四運動，是在共產主義旗幟下學習西方民主科學，批判中國舊製度舊觀念。這個運動，到文化革命才完成。即改變中國的舊傳統和舊觀念。
文化革命批判中國舊思想舊文化，文革後期開始中國理論界十年辯論，終於克服了兩千年的均貧富觀念，接受了市場經濟概念。所以說，文革完成了五四運動的打倒孔家店的目標，根除了太平天國依然用的均貧富觀念。改革開放，中國入世，中國擁抱西方文明。而且，是中國人主導中國經濟發展的進入現代文明的關鍵一步。而洋務運動的工業化目標是鄧小平時期完成的。
但是，現代文明是殘酷的。現代文明是南北結構，北方製定規則，南方要麽接受規則，要麽被經濟封鎖和政權被顛覆。西方要把中國納入全球經濟，要把中國市場和資源納入全球經濟，但是，西方並沒有意願將十三億人的生活水平都提高到西方的水平，他們要接納中國到現代文明南北結構的南方。當中國來料加工發展勞動密集型產業的時候，就是中美蜜月時期，是中國按照自身國家意誌而不是按照列強意誌融入西方現代文明時期。
曆史也是不可複製的。中國不可能如歐美日那樣發展到和北方國經濟上平起平坐的地位。這是地球資源限製的原因。美國5%的人口消耗全球25%的資源，如果中國十三億人口也要如此消費，那麽全球經濟立馬崩潰。
中西文明衝突到今天，中國要全麵融入西方文明，隻有一條路可以走，就是進入全球經濟南北結構的南方，為北方國家提供剩餘價值。這是地球資源限製和美國強大軍事兩個因素決定的。歐洲七億人口，美國三億、日本一億，北方國家人口總和也不超過中國人口，但是北方國家的國土麵積是中國的幾倍，這是他們直接控製的資源，而且他們製定國際秩序控製全球資源。如果中國要按照現有國際秩序加入北方國家，而且按照西方現代文明模式加入，那麽不發生戰爭是不可能的，而且不可能簡單加入，必須把北方某些國家打入南方取而代之才有可能，這是有限地球資源決定的。
為了和平，為了人類未來，中國學習西方已經學到無路可走了。要和平崛起，中國必須做為一個新的文明崛起，走出一條西方沒有走過的路。如今中國是世界的，世界也是中國的。中國必須走出一條新的文明方式。這種新的文明方式，是宏觀的均貧富，是一個沒有南北結果，在有限地球資源約束下人人得以安居樂業的大同世界。
美國經濟政治模式是不可複製的。也沒有必要複製。他們用自己沒有的錢，買自己用不上的東西，向自己看不起的人炫耀。他們人均消耗資源最高，監獄人口也最高，頭痛藥市場也最大。
中國近代史主線，是中西文明碰撞的過程。學習西方工業文明由洋務運動始而由鄧小平推動的改革開放基本完成。揚棄華夏文明糟粕由五四運動始至文化革命基本完成。1840年至1949年是西方主導的西方文明同化華夏文明過程，1949年至今是中國自己主導的華夏文明融入西方文明的過程。十八大以後應該是華夏文明自我重新構建的過程，全盤西化是自甘墮落在全球經濟南北結構的南方的死路。
華夏文明除了崛起無路可走。華夏文明再創輝煌是人類的希望。
“中學為體，西學為用”之探討 2012-05-18 09:17:15
在一百多年前的西學東漸浪潮中,科舉作為一種選拔人才的製度受到了強烈的衝擊,最終於1905年被廢除,代之而起的是西式學校教育製度。雖然在形式上考試製度被繼承下來, 但是科舉裏是否存在一些有價值的東西也隨之被拋棄至今呢？張之洞當年曾提出“中學為體，西學為用”, 但是在那個大變革年代，他的聲音是微弱的。一百多年後的今天，當東方文明開始回歸時，一些精英們仍然沒有理解“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內涵。近年有國內學者著文稱當年“中學為體，西學為用” 提出時僅僅是為了強調“西學為用”，而並不存在以“中學為體”的核心內容。這種觀點實際上仍然是西學東漸浪潮的回波, 它說明西學的衝擊，使得我們對中華文明的精髓漸行漸遠。筆者試圖在這裏探討什麽是“中學為體”。
要了解中學之體，首先要了解作為科舉核心內容的四書五經。四書是“論語”，“大學”，“中庸”和“孟子”。五經是“詩經”，“尚書”，“禮記”，“周易”，和“春秋”。四書講了什麽呢？四書主要講了倫理道德，以及與其相應的社會運作之道。孔子開啟了以“仁”與“禮”為中心的倫理價值觀，以及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的政治觀。曾參與子思提出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人生價值觀。孟子發展了孔子的“仁”，提出了四端與四德的心性之論。而五經之首是易經。易學首先是哲學：它用兩儀表述對立統一的矛盾體, 並以多層次的兩儀組合來表示事物的態, 從而引出哲學主題 - 變化； 也就是任何事物都遵循孕育、出生、成長、壯大、衰弱、滅絕再到孕育,周而複始生生不息。而事物變化的各種態衍生出的象數就成為演繹其發展趨勢的依據。它造就了易學作為方法論的地位。它是人類最早的係統論運用，也是至今最完善的係統論基礎。它揭示了係統單元的價值及其導向，對信息時代有深刻的指導作用, 即係統單元應該具有邏輯的價值，並有可思維，可推理的功用。這些為係統的歸納與演繹提供了基礎。易學同時又是價值觀和道德觀，它倡導自強不息，厚德載物。易理以“仁”和“義”作為人際關係的準則，強調“陰陽互補，剛柔相濟” 的動態平衡（中庸），以實現社會的和諧。易學更是道，它透過理，象，德的層次而直指“存在”的道 – 即“天人合一的圓融”。它象征著人類至善至美的生命本源。五經的其餘部分屬於曆史，禮儀，與詩歌, 它們提供了史實的借鑒，交流方式和審美趣向。可以說，儒學主導了科舉核心, 任何能透徹四書五經的人，一定是國家的棟梁之才。漢唐以後，儒學融合佛教，道家的思想，形成三教合一的新儒學-宋明理學。程朱理學強調“格物致知”，就世間萬事萬物而體認天理。這裏的“致知”有兩個含義，即知事，知己。陸王心學提倡“宇宙便是吾心”，指出反省的重要，人不必心外求理。與此相應的是，佛教從多種宗派匯集到禪宗，並逐步走向生活禪。至此，修齊，治平的價值觀轉化為可實踐和內省的人生觀。“要做事先做人，做事就是做人”的理念成為中國知識分子人生價值的主流, 它要求讀書人從存在的整一性去對待“做人”，“做事”與“求道”之間的統一, 以修身作為立命的基礎，並將人生看成是明理，載德，求道，奉獻的過程。這才是真正的中學之體。這中學之體不排斥學習任何其他知識，因為那是“道”與“術”,“體”和“用”的關係。張載的“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是對國學脊髓的最好注釋。
科舉從國家製度上確立了以儒學為基礎的治國理念，它直接催生了不論門第的人才選拔製度。這種製度無疑是比世襲與舉薦的舊體製更公平、公開和公正, 即使相對於當代的選舉政治都有其啟示作用。盡管科舉製度本身也存在各種弊端，但它還是從國家製度上確保了真正出類拔萃的人才被選拔出來。能從科舉中脫穎而出的人都非等閑之輩。然而，科舉不僅僅是國家選拔人才的平台, 它更是國策探討和改革弊政的舞台，因為人才與治國方略往往是共生的。科舉製度鼓勵了學子們求實與創新的精神, 自然而然，它就成為“海納百川”的中華文明的一部分。有別於西方，科舉形成的“士大夫”階層才是中國封建社會政治體製裏的中流砥柱。“士大夫” 階層中的某些個人也許有這樣那樣的缺點，但作為一個整體，它始終是中國社會的進步力量。讓我們用近代曆史來說明這一點。庚子事變中，慈禧太後誤信近臣，利用義和團滅洋排外, 結果造成八國聯軍攻陷北京，國家危急。慈禧在逃亡時，通電全國總督帶兵勤王。衝突眼看失控，而這正是西方列強所希望的。然而，他們更希望的是，南方以洋務出生的幾個總督不追隨中央政府因為他們是反對利用義和團排外的。這時，各總督麵臨抗旨與國家災難的兩難境地。在個人性命和家國危難之際，李鴻章和張之洞及其他總督迅速結成聯合戰線通電全國，稱慈禧的詔書為偽詔，係奸臣所為而不是慈禧的本意, 堅決支持慈禧的清王朝清除奸臣，糾正義和團的暴力行為，並與列強談判來平息事變。這個通電起到了幾個關鍵作用：一. 保護中國的政治中心，以防國家分裂。而這正是列強當時想要顛覆的。二. 否定利用義和團排外的錯誤策略，為和談奠定基礎同時又給慈禧留下了麵子。三. 團結全國的力量，以防列強進一步冒險。這個通電最終得到慈禧首肯，並下詔讓李鴻章北上主持談判。這樣，儒生們在國家危亡時刻而力挽狂瀾。他們在這關鍵時刻的舉措與多年國學修養是分不開的。如果這事變發生在今天，後果不可想象。事情到此並沒有結束，與列強談判的李鴻章很快承擔了另一個角色–“賣國賊”。這是因為國民排外的情緒隨著軍事的失敗而更加高漲。筆者在此不禁感歎: 屈大夫從容就義易，李中堂忍辱負重難。最終李鴻章背著“賣國賊”的罵名，在維護民族利益的談判中耗盡精力。在整個事變中，西方在絕佳機會麵前並沒有達到他們期望的收獲。其他列強一頭霧水，隻有精明的美國人看出了端倪，他們知道，中學之體才是中華民族的立國之本，要改變中國，必須改變它的教育。於是美國人將得到賠款的一部分退還，用以創建兩所學校來傳播西學，也就是現在的清華北大。從此，西學東漸在中華大地上展開。造成中學衰弱，科舉被廢。自五四運動後，儒學基本被拋棄。以後的曆史，想必讀者都清楚。
曆史走到今天，中國基本複製了西方教育的模式。當回顧這一百多年的曆史，我們實際上以西學中的科學為體。學子們按科學理論進行了一次又一次的社會變革，嚐試了幾乎所有西方政治理念，真是比西方還西方，但是中國的社會仍處於動蕩，國家仍處於分裂。為什麽會是這樣呢？隻要我們仔細觀察，答案是顯然的：首先西學中的社會科學充滿了哲學的對立，沒有係統能體現存在的整一性，以包容那些非此即彼，非白即黑的二元命題, 如唯心論（自我的主觀世界）和唯物論（對象的客觀世界）。直到二十世紀三十年代，海德格爾才指出西方哲學自柏拉圖便誤解“存在”，僅研究個別存在的問題而不去研究存在本身。法國哲學家讓-弗朗索瓦認為“西方的失敗是西方哲學的失敗”；這句話是貼切的。他的名言“哲學最終是被它自己的成功殺死了，因為它的目的原來就是產生這些不同門類的科學”與海德格爾的觀點是一脈相承的。讓-弗朗索瓦認為，西方自文藝複興以來就隻有哲學學者，而沒有“哲人”，即那種舉手投足給人於啟示的聖人。而他的兒子-馬蒂厄（佛教弟子）卻說，這樣的“哲人”仍然存在於現代東方。哲學是連接人類精神和思想的橋梁，其關鍵在於對整一性的把握。它的一麵是“體驗”，而另一麵是“思辨”。雖然海德格爾提出超越二元的統一本源，但其論述仍然是基於思辨，而不是體驗。失去對整一性的把握，哲學思辨隻能產生二元對立，由此延伸到政治體製裏的那些以“主義”立論的政治理念，像自由主義，專製主義，資本主義，共產主義等等。它們永遠相互排斥而無法調和。第二個原因，中國已經沒有以中學為體的“士大夫”階層。由於不修身立命，又無法將“做事”與“做人”結合在一起，大多數中國知識分子往往分成極端的兩派，他們各偏執理念的一端，將主義當作絕對真理。浮躁的心使得他們無法看到每個理念中的優點和缺點，也無法找到包容對方的方式。於是在中國近代史上演了一場又一場的革命，一次又一次戰爭。內鬥導致衰弱，衰弱導致外侮，驅外侮再內鬥。直到二十一世紀總算有一點明白，隻要擺脫“非黑即白”的意識形態，公平與效率是可以兼顧的；“治大國如烹小鮮”，而穩定對整個改良過程是至關重要。但是，東方文明的回歸是艱難的。在改革開放多年後，仍有國內學者提出應該全盤西化，讓西方殖民中國幾百年，也就是說完全采用西學中的非科學部分。細觀此人，治學也嚴謹，敢說敢當像個男子漢，但他的結論完全出自一種理性的浮躁。讀者也許會對此不解，因為理性通常是克服浮躁的途徑。對此筆者會在其他文章裏從佛教唯識的角度來探討分別心與憎恨心的關係。理性的浮躁是不修身內省的知識分子的通病，無論是在東方還是西方。筆者想，如果此人能進行某種程度的禪修來將心調柔和，並鑽研一些國學，或許就不會得出這樣的結論。全盤西化的荒謬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麵。一.它是無源之水，無本之木。每個民族都有自己的文化，傳統和思維習性，每個國家的現狀都是自己文化的產物。筆者對此曾經有過探討。在中國大地上全盤去除自己的文化，去完全接受另一種文化的想法是瘋狂的。它仍然傳承著文化大革命的邏輯。難道人類應該清除文化的多樣性嗎？東方人嗔心強，而西方人貪心重，怎麽可能不論基礎來嫁接文化呢。“全盤西化，讓西方殖民中國幾百年”的觀點反映出此人浮躁的心態。浮躁的心承載不了厚重的曆史。筆者相信，人類“精神大同”的道路應該是殊途同歸而不可能是唯我獨尊。二. 西學的非科學部分至今沒有形成帶有包容性的文化，它不具備整合其他文化的功能。人類的包容性來自精神，東西方都有自己璀璨的精神文明，例如東方的“仁”，西方的“愛”。在東方，“仁”看起來起點低，但以它為核心的“天人合一”哲學整一性與佛教“心物不二”的實證整一性是相通的。而且“仁”從本質上是內觀的，是自省的，它連接著體驗與思辨，因此東方在精神與思想上沒有脫節。西方的“愛”與東方的“空”是一致的，是對存在整一性的實證體驗，因此，達到“愛”的道路必然也是內觀的，是自省的。從理念本身看，“愛”比“仁”更博大精深，然而西方哲學中體驗的消失和以及物質文明導致的思辨膨脹，“愛”在西方就像是用一條腿在走路，沒有對整一性的把握，精神和思想在一定程度脫節了。這樣西方文明的精華 -“愛”始終沒有完全走出修道院，沒有形成包含內觀自省的心學使得“愛”與生活不脫離。這樣“愛”成了上帝的恩賜，或者成了主體對客體的某種情懷，而不是自身“存在”的特性（Integrity of Existence）。西方精英在周末去教堂祈求寬恕，將精神回歸寄托於基督的再來，在平時，熱衷於積累知識和追逐財富。因此，盡管西方滿懷熱情地做著慈善事業，傳播著“博愛”的普世價值，但在這一百多年裏為了利益，它們發動了一場又一場的戰爭，豪奪了無數財富與資源，至今仍然沒有解決自身社會的公平問題，同時也沒有改變歧視其他文明的習性。我們可以舉個例子說明：猶太民族在西方是出類拔萃，但從以色列的國策可以看出，那裏沒有真正的哲學家。一個國家追求那種“絕對安全”的策略是一種極端，絕對安全在哲學上同樣也意味著絕不安全。喬家大院有句名言叫“學吃虧”。百年前山西商人都明白，“吃虧就是占便宜”的哲理，而西方到現在都不懂“傷害別人就是傷害自己”的道理，又怎麽能將“愛”的理念發揚光大。顯然，中華民族隻能以中學為體，並兼容百家。隻有以中學為體，東方才能更好地吸收西方文明的精華。
近幾十年來，西方經濟的效率不斷衰竭，發展中國家經濟崛起。它造成西方可掠奪的空間縮小，各種社會矛盾對立加劇，人們對西方體製的弊端看得越來越清楚。東方文明，尤其是中華文明再一次進入人們的視野。當重新拿起國學，我們的眼光不能僅僅停留在其道德理念本身，因為每個文明都有相應的倫理體係。我們應當將眼光放在中華民族精神上 - 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正是它，使得中國人能幾千年不懈地尋求真理，形成“個體”與“整體”緊緊相聯的宇宙觀。我們應當將眼光放在中華民族胸懷上 - 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正是它，使得中國人在幾千年不懈的實踐探索上，形成“做事”與“做人”融為一體的人生觀。這才是其他文明缺少的，這才是東方智慧的源泉。智慧不來自思辨，再聰明的人都無法擺脫邏輯思維的線性局限。邏輯的完整並不等於“心”的圓潤。因此對存在的整一性的把握隻能來源於智慧，即對道的體驗，這才是哲學的根本所在。而一個民族的哲學也是其文明程度的標誌。然而，道的體驗卻取決於我們心性的轉變，儒家的道德取向，與修身實踐提供了心性轉變的條件。什麽是儒，柔軟心也。道的體驗，智慧的產生隻可能發生於一個平和與柔軟的心。不寧靜，何以致遠。然而，東方文明的回歸不可能一帆風順，它不僅伴隨著與西方文明的交流碰撞，也伴隨著物質文明的社會適應，中學之體不再需要“十年寒窗”與“八股殿試”。那麽，如何繼承其精髓呢？幸運的是前輩告訴我們，“道”不屬於恩賜，也不依於來世，它就存在於生活的滴滴點點。就像禪不在於坐，道存在於生活的每一個角落。琴棋書畫也透著“道”理，一手好書法的人不浮躁; 懂棋者，明大局知先後; 善畫者，能從表象看到意向; 知琴者，能用“心”去傾聽。隻要能在做事時不斷觀察自己的起心動念，我們就會不斷地接近真理，開闊胸懷，以包容各種文明, 關鍵在於我們是否能從自己做起。
馬先生理論認為，社會發展從奴隸製到封建製再到資本主義。所以，今天有全盤西化者，動輒說中國文化是封建殘餘，要學學西方先進。因為西方是資本主義，比中國封建主義進步。這也是反對中國文化華夏文明的借口之一。
最初我和很讚同，認為建設和諧社會，怎麽搬出WG批判的孔老二了呢？這不是倒退嗎。後來再仔細一看，不得了，封建殘餘都在西方。英國至今保留王室世襲的封建殘餘，不單保留了王室，而且一日，我到教授老板辦公室，赫然看見老板辦公室牆上掛者英王封老板為爵士的封狀。而中國自秦統一以來，就是郡縣製了，土地不是分封的，地方官員是科舉選拔的文官製度。而歐洲，到1871年俾斯麥統一德國以後才廢除封建製度采用文官製度。而我老板牆上還要封爵位的封建殘餘，至今是英聯邦國家的國家獎勵製度。
再細看西方民主政治，那都是奴隸製殘餘。西方民主製度起源是奴隸製的雅典民主，加上奴隸製的羅馬共和製度，加上13世紀英國封建製度的議會製度。美國是當今當之無愧的現代最先進的西方民主製度，竟然有近一個世紀的奴隸製度，繼之以半個世紀的製度化立法的種族歧視製度（排華法案實行近半個世紀，有法律確定種族歧視，剝奪華裔美國公民的選舉權），實行了超過一個半世紀的性別歧視製度（婦女到了上世紀六十年代才有選舉權）。
難怪，西方為了在中國推行西方民主，選中了奴隸主達賴喇嘛做為其推行西方民主自由的精神領袖，授予其炸藥和平獎。原來，西方民主是奴隸製殘餘之一種。相比之下，用孔孟之道建設和諧社會比西方民主製度這樣的奴隸製殘餘先進多了。
西方民主曆史最輝煌的時期，都和奴隸製有不可分割的關聯。雅典城邦的輝煌，當然是奴隸製的輝煌。古羅馬共和的輝煌，當然也是奴隸製輝煌。大英帝國的輝煌，是建立在非洲奴隸貿易上的輝煌。美國民主的輝煌，是建立在南方奴隸製種植園之上的輝煌。如今為了在中國推行西方民主，奴隸主達賴喇嘛成了全世界民主自由的精神領袖旗幟之一。
為什麽全球民主國家中有成功也有失敗的？而且失敗的都是弱國南方國家？那就是成功的國家必需有軍事實力奴役異族。當年希臘各城邦中，實行民主選舉的不在少數，雅典脫穎而出，是那些小的民主國家隻配做雅典城邦的奴隸。羅馬共和統治了地中海廣大地域，地中海周邊小國再怎麽民主共和也隻配做羅馬城的奴隸。今天伊拉克民主了，墨西哥民主了，阿富汗民主了，埃及民主了，利比亞民主了，結果是黑道統治社會。何也？沒有軍事實力剝削周邊異族國家。今天西亞最西方民主的就是以色列了，但年巴勒斯坦人接納猶太人到巴勒斯坦居住，結果他們搞起西方民主，建立以色列國，把巴勒斯坦人趕出家園，趕到難民營裏，對巴勒斯坦人種族隔離，把巴勒斯坦人趕到西岸和加沙地帶，用高牆圍起來，是團團圍起來，隔離，不許加沙地帶和埃及通商，巴勒斯坦人每天上班過安檢。地地道道的種族隔離，因此成為西方民主在西亞的楷模。以色列西方民主成功了，西亞其它學習西方民主的國家都成為失敗的國家。西方民主，原來是種族主義的代名詞，是奴隸殘製餘。
難怪一些主張學習西方民主的人士，在網上到處散播處傳送奴隸主達賴喇嘛的語錄。
李新 2008-05-27
“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對於這句話做為一名中國人應該都不會陌生。此話出自張之洞《勸學篇》那個時代正是中國是一個動蕩不堪，內外交困時代。王朝的末路帶來是風雨飄搖的國家命運。 1894年中日甲午戰爭失敗，檢驗了在中國轟轟烈烈推動三十年自強運動（洋務運動），失敗的教訓是國人茫然不知所措。中國應該怎麽辦？中國走向何方？為什麽在同一個起跑線上的兩個國家，所推動的改革開放的結果，出現了不同的答案。帶著諸多疑問，中國當時的一批仁人誌士為了國家民族的命運，當時國人在接受西方現代民主憲政思想，用全新思想推動清王朝最後一次和平改革的機遇，政治體製改革。這段充滿血與淚的曆史也拉開了一次，前所未有的中西政體的大衝撞。 100多年後今天中國的執政者在一次記者招待會上，對於西方記者提出關於一係列中國社會存在的問題。今天執政者用決不會照搬西方現代化政治製度在中國實行改革做為回答。而這些問題卻在100多年前的中國曾經發生過，麵對這樣的回答也給我更多的思考，也不由是我想起張之洞的“中學為體，西學為用”這句話至今仍然被今天中國的執政者，做為中國社會轉型時期標準來運用。為什麽一個國際主流趨勢在古老的中國難以推行和生根發芽呢？打開那段充滿血淚的曆史，也許我們能夠找到答案。
1840年是近代中國與傳統中國一個重要分界線，代表西方工業化強權打敗傳統農業國家的一個重要的標誌。中國遭遇到千年未有之變局,數千年未有之強敵。正如李鴻章在奏折所說：曆代備邊多在西北、其強弱之勢、客主之形，皆適相埒,且猶有中外界限。今則東南海疆萬餘裏,各國通商傳教,來往自如,麇集京師及各省腹地,陽托和好之名,陰懷吞噬之計，一國生事,諸國構煽,實為數千年未有之變局”。輪船電報之速,瞬息千裏;軍器機器之精,工力百倍；炮彈所到，無堅不摧，水陸關隘不足限製，又為數千年未有之強敵”。麵對如此強敵早期改良派曾提出“主以中學，輔以西學”的口號，那時的國人也許對於西方畢竟了解不多，天朝大國的架子，世界中心的思想並沒有改變。 1860年圓明園慘痛教訓，終於是當時一些開明人士
開始清醒，開始向西方學習，反對頑固守舊。拉開自強運動的序幕，然而改革結果是三十年自強運動是打不過罪爾小國日本。一些改革維新派人士在反複思考終於掀起政治改革的風暴，認為中國不但應當學習西方國家的科學技術，更要效仿它們的議院製，改革君主專製製度。光緒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三日(1898年6月11日)光緒皇帝下詔變法百日維新開始，當守舊勢力和改革勢力激烈對抗之時候。張之洞以《勸學篇》中提出，“中學為體，西學為用”主張。從表麵上看是“新舊兼學”，實際上是站在舊學、中學一邊，反對接受西方現代民主憲政製度學說。其主要內容，“中學為體”是強調以中國的綱常名教作為決定國家社會命運的根本，以孔孟之道為核心，維護三綱五常的儒家學說。 “西學”隻能為“中體”服務。 “西學為用”，是主張采用西方民主憲政國家的近代科學技術，效仿西方國家在教育、賦稅、武備、律例等方麵的一些具體措施，舉辦洋務新政，張之洞強調“中學為內學，西學為外學；中學治身心，西學應世事”。就政治法律製度來說，西方的君主立憲、民主共和、三權分立、天賦人權等都與“中體”相違，都應予以摒棄；要堅持維護綱常名教為本的舊法律、堅持寬猛相濟、剛柔結合；用不變質的方法整頓舊法律。揪其原因本人認為張之洞“中學為體，西學為用”此舉是在扼殺改革維新思潮，視民權無一益而有百害。維護特權利益集團。
而在今天世界主流趨勢發展，中國在走向現代化的道路上，而“中學為體，西學為用”成為製約中國走向強勝的原因。
一個難題如何看待“中學”（一）
西方現代化文文明帶來的，自由、法治、民主、人權、三權分立新政治觀念。為何始終無法進入古老的中國。在經曆了100多年西方現代文明無論是何種方式，至今無法喚醒今日依然在昏睡的中國人，是中國始終無法融入國際主流社會。
中國人慣於在字麵上做文章，語言含混模糊，無論什麽中學、西學、都可以作出不同的解釋。直到今天的執政黨對於西方現代帶來的改革無論是什麽樣的價值觀依然可以做出相違背的解釋，我想這也須正是中國人正常思辯方式。何為“中學”本人以為儒家學說三綱五常、聖人之道、權謀之術、……。可以說是“中學”中學的基礎。
董仲舒的《春秋繁露》一書把專製社會等級製度、政治秩序神聖化為宇宙的根本法。堅持五常之道，就能維持社會的穩定和人際和諧的關係。董仲舒言專製皇權來源於天，鼓吹皇帝代表“天意”的絕對權威，宣揚君權神授與皇帝至尊，從神學上證明君權高於一切，主張統治和教化等一切權力都要集中到皇帝手裏。儒學由與專製有著密切的聯係，主要表現在：主張“君權天授”、“君權神授”，維護專製權力來源的合理性；宣揚等級論，宣導不平等論，維護等級製度，扼殺平等；主張“天道不變”，維護專製統治秩序的永久性；奉行思想霸道，扼殺思想自由。儒學從不懷疑、挑戰專製權力來源，而是對之由衷地認同，宣導、支持與捍衛。為帝王君主的統治地位辯護，主張“尊卑貴賤”、“上下有別”、“君臣各位”。而“天有十日，人有十等”更是對專製等級的明確闡述與規定。成為專製度合理化、神聖化、絕對化說明。論證人類社會等級結構的必然性和合理性，最終鞏固、強化統治者與被統治者在政治、經濟等各方麵的不平等，從而維護等級森嚴、毫無平等可言的專製社會，保證專製統治的穩定、長久。
司馬光在《資治通鑒》開篇，所用口氣寫下“臣光曰”和中國第一個皇帝秦始皇使用的“傳國璽”上麵刻著八個字：“受命於天，既壽永昌。可謂抓住了中學傳統文化的要害。從這裏也能看出天命、天子、天下、成為了專製皇權安身立命的基礎，也是天朝王國合法性的根源。延續千年的專製文化認為能夠保持中國穩定的社會結構是，天、子、三公、諸侯、卿、大夫、士、庶人，這樣的等級分布如同一個金字塔有上而下。而這座金字塔始終是自上而下的灌輸無論是在思想和行政命令。。。。。。等等社會的運行方式始終未能改變。每當天下大亂時候金字塔模式的結構就會完全破壞掉，而高高在上統治者喪失他們的地位與特權。細究天下大亂的緣故，卻又由於這權力帶來利益實在太誘人了。近代共和革命先驅孫中山在麵對西方現代化文明和中國文化對比後更是用幾十個文字說出中國文化弊端之處：“四書荼毒生靈，五經鈍化人心；三綱生產奴才，五常捆綁性情。這是文化之病。普天下之大眾，食不能裹腹，衣不能暖身，而王爺大官驕奢淫逸，盤剝不止。這是經濟之病。所有這些病症都是一個總病根，那就是政治之病：華夏四千年的封建專製之病。 ”孫中山說，他一開始就主張共和，用西方民主憲政方式來結束延續千年的改朝換代的曆史規律，徹底打破一個專製思想文化。孫中山在對當時對國人講解他的三民主義就說過： “民族主義就是民有主義，天下者天下人之天下，非一二所可獨占；民權主義就是民治主義，天下者人人皆有治之之責，亦應負治之之責；民生主義就是民享主義，天下既為人人所共有，那天下之利權，亦自當人人所共用；最終目的就是用至公至正的三民主義去戰勝至歪至私的專製主義。 ”
從孔老夫子開創的儒家學說後，經過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宋代程朱理學將儒家文化異化。通過一代代教育讓人們自覺地去維護這個專製製度。這種教育不限於老師給學生講課，已滲透到中國傳統文化的各個方麵，包括日常生活中，可謂無所不在，而其效果是顯著的，能使人潛移默化地在精神上成為奴才，孫中山先生曾經形容到：“大清國人人有病，愚昧之病。被奴役著卻以為自由著，從來不知道平等為何物，不知自愛且不懂愛人，一句話，奴才不知道自己是奴才。”這也充分表明了中國人在這種專製政權文化薰陶下已經喪失了獨立思考的精神。能在不管受到如何不公正的待遇時，仍能安分守己，逆來順受。 。 。 。當居於底層一無所有連生存都成問題的時候，就剩下一條命的時候，也會起來舍得拚死一撥，正所謂逼上梁山。兩千年前老子說：“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當百姓連死都不怕的時候，那麽金字塔模式的結構從下到上變革就會發生。而這種變革就演變成了革命，敢把專製（皇權）政權掀反。但馬上又會有專製（皇權）政權，各個台階上又是那樣一級控製一級，雖然會換上些新麵孔，但這個金字塔的運行的格局並沒有改變，高高站在金字塔上的仍隻是少數人。因此在轟轟烈烈折騰了一番後，人們才發現絕大多數人或已成成功的枯骨，或者還是隻能鋪墊在底層。但是誰也沒有想到去打碎金字塔模式。由此我們不難看出，大凡一個朝代建立時候，上上下下都是朝氣蓬勃，顯出一片奮發進取的精神和氣象。到後來，就慢慢衰頹下去，問題越積越多，知道這個王朝滅亡。這是因為中國舊王朝領導者是家族世襲的，一個家族代代掌握政權，而家族成員除了開國的一兩代外，從沒有經曆過風雨，見過世麵，不了解社會，其代代退化是必然的；而專製王朝的官員隻接受上對下的控製，不接受社會的監督，他越來越糟糕就是自然的。專製王朝自己無法從內部更新，這也是它的體製決定的，所以中國沒有王朝能夠長命百歲。到了再也無法維持社會正常運轉的時候，非要打碎這個舊王朝，將官場徹底更新，這樣的局麵才有根本的變化，但新的王朝沒有改變根本的製度，於是又沿著舊王朝的老路走下去。由此看來在古代的中國人不知民主為何物，以為舍此君主集權別無他法，寧願失去自由以換得社會的穩定與自己的生存。也不難看出中學無所不在。
太多的教訓國人何時醒來（二）
在鴉片戰爭中領教了西方現代化工業文明帶來的威力後，中國人當然不肯束手就擒。中國當時一些有識之士要求發奮圖強，積極回應西方列強。但是當時國人對於西方之強大仍停留在物質文明，認為它不過是先進製造工藝和科學技術帶來的巨大變化。
當時清政府在麵對內有人民造反外有列強局麵下，終於提出富國強軍口號。於是一場轟轟烈烈的自強運動迅速在古老的中國發展起來。洋務派大臣曾國藩、李鴻章、左宗棠、沈葆楨、張之洞等先後創辦第一批現代化工業，安慶軍械所（1861）、江南製造局（1865）、福州船廠（1866）、同文館（ 1868）、招商局（1872）、磁州煤鐵礦（1875年）、開平煤礦(1875)、興國煤礦（1876年）、廣濟煤礦（1876年）、開平礦務局（1877年）、上海機器織布局（1878年）、嶧縣煤礦（1880年）、天津電報總局（1880年）、唐胥鐵路（1881年）、上海電報總局（1884年）、津沽鐵路（1887年）、漠河金礦（1887年）、四道溝銅礦及三山鉛銀礦（1887年）、漢陽鐵廠(1890)、華盛紡織總廠（1894年）等一係列民用軍用企業，涉及礦業、鐵路、紡織、電信、軍事裝備等各行各業。與此同時，派遣留學，翻譯西方各類書籍。 1868-1907年間江南製造局共譯出159種1075卷，其中半數以上是工程技術、軍事和自然科學方麵的。由此來看，基本翻譯書籍沒有西方現代政治體製的書籍。這也充分表現了“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方針。應該來說當時中國人通過翻譯西方現代化書籍所獲得的工業、科技、工程技術、等物質文明生產力，進行改變中國命運可謂是嘔心瀝血。
1868年日本明治維新開始，也曾派人到中國購買翻譯成中文的西方書籍。這也充分說明當時中國人對於西方認識不完，回應西方的行動也不遲。也表明當時中國興建這些現代化工業所取得成就在當時應該來說在亞洲是首屈一指。 1865年徐壽造出中國第一艘小輪船，取名“黃鵠號”當時西方報紙記載，小輪船重二十五噸，長五十五華尺，長江試航順流時速二十八節，逆流時速十六節，雖不大，但這是中國也是東亞第一次造出的輪船。 1868年江南製造局，造出了第一艘鐵甲輪船惠安號，載重600噸，1870年江南製造局造出載重量為1,000噸的威靖號，隨後又造成兩艘2800噸級的戰艦海安號和馭遠號。福州船廠在1869年造成第一艘輪船，到1880年，累計造出9艘載重1000噸以上的戰艦。而日本唯一的海軍造船廠橫須賀造船所，到1871年才造出鐵甲輪船，載重量740噸，直到1900年日本造船的總量是5,000噸。 １８９０年，兩廣總督張之洞開工興建漢陽鐵廠，至１８９３年全部竣工，年產生鐵140,000噸的能力，是當時亞洲最大的鋼鐵廠,該廠設備先進，所生產的鐵除了供應本國外，還曾出口到美日等國。而日本是在中日甲午戰爭後，得到中國的賠款，才於1897年開始大型鋼鐵企業八幡製作所的建設，1900年的生鐵產量是19,000噸。這些可以說明當時中國和日本是在同一起跑線上，有些方麵起步還要早一些。三十年的經濟改革(自強運動)。中國近代礦業已開始用機器采煤。 １８８５年，各省都架設了電線，總長度達到一萬數千裏，連福建和台灣之間都架設了海底電纜。輕工業也在此期間得到大力發展。 １８８０年，左宗棠創辦蘭州織呢局，成為中國近代紡織工業的鼻祖。同年，李鴻章也派人創辦了上海機器織布局，中國近代紡織業從上海、寧波、鎮江、武昌等地向全國蔓延開來。近代化的機器繅絲、軋花、造紙、印刷、製藥、玻璃製造等民用工業和軍用工業都得到了迅速發展。
1894年中日戰爭爆發，兩個具有相同經曆的國家（都是被西方列強武力打開國門）同時學習西方物質文明後，進行了一次較量。交戰的結果是三十年中國改革運動付之東流，這說明單就物質條件講，中國任何一個條件比日本優厚許多。麵對這樣失敗的教訓我們可以總結許多出來，但是我想隻有一條可以解釋出來“中學為體，西學為用”是失敗的根源。因為當物質文明改變後一在拒絕政治改革，必將導致社會一係列問題。 1875年美國《紐約時報》發表評論文章更是直接說明中國自強運動由於在沒有一個政體變革前提下進行其結果必然是失敗告終。其中諸多失敗原因本文隻論述其中之一：“現代化的武器裝備、防禦工事以及鐵路的引進一夜之間給大清國的官員們帶來了大量的侵吞公款的機會。隻要外國的公司引誘他們或者對他們進行賄賂的話，再怎麽老掉牙的槍支或再怎麽陳舊的彈藥他們都會購買。”而同時操辦洋務運動官員在沒有政治改革前提下由於體製原因造成改革無法進行時也發出諸多無奈的聲音。正如李鴻章感慨說道：“惟中國政體，官與民，內與外，均難合一……可悲也。日本蓋自其君主持，而民一心並力，則財與才勝而不窮；中土則一二外臣持之，朝議夕遷，（早作晚輟)，固不敢量所其終極也。”鄭觀應在《盛行危言序》說的更清楚，“乃知其治亂之源，富強之本，不盡在船堅利，而在議院上下同心，教養得法……育才於學堂，論政於議院，君民一體，上下同心……此其體也；輪船、火、洋槍、水雷、鐵路、電線，此其用也。”
“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帶來的災難，漢陽鐵廠是被精通中學張之洞一手創辦的，在當時外國人眼中張之洞腦子裏充滿了東方人的智慧。而它的失敗便很能說明問題。在興辦漢陽鐵廠前曾經有人提出要先化驗礦石、勘察、仔細論證等等，讓而自大的張之洞以中國之地大物博，何所不有。沒有接受友人的建議，於是張之洞這位具有強烈的民族自尊和崇高的民族感情湖廣總督，做了讓我們每個愛國者都感到揚眉吐氣的決定。而正是這個愚蠢的決定是我們付出了巨大的代價。漢陽附近鐵礦石含磷多，本應用堿法煉鋼設備，卻買來了酸法煉鋼的設備。同時焦炭隻好遠到開平乃至英國去買，而價格比英國自用的高了三倍。 1893年工廠大體建成，1894年5月開始出鐵，但高爐吃不飽，兩個隻開了一個；吃飽了也不行，因為成本太高，生產得越多越虧。看起來這些事情是因為具體分工沒有加細造成的，但如追起原因來，就是拿著“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標準造成的讓一個，沒有現代化科學頭腦人建設了亞洲第一鐵廠。自大和愚昧無知帶來的災難直到今天不依然在發生麽？
在這個方針下，即使有的人學掌握了“西學”，也不能展其所長，因為他沒有得聖人之道，所以嚴複在英國學習回來，就不的不去參加了科舉考試。怪不得日本首相伊藤博文為嚴複這位在英國留學的同窗遭遇感到惋惜。 1905年12月21日清廷立憲考察團到達日本，伊藤博文在於清廷立憲考察團交談時曾感慨說道：“我國之開放較之貴國為晚，我國大興教育汲汲然全盤西化，保留我打日本武士道精神。更重要的是我們當即就實現君主立憲，所有法律必須經過國會決議。君主裁定，然後公布。總之我國是一個法，是立憲明君之法；貴國是一個君，專製主義之君；其不同乃爾，我國不讚成“中學”“西學”的提法，認為誰學到誰就能改變民族國家命運，何必計較是學誰的呢。這與貴國一些人開頭反對學西方，抗不住了便貶低它為形而下者，隻當作技藝來學。故甲午之戰我國戰勝貴國乃必然之勢。”由此來看，對待西學不同態度和認知，必然造成兩個不同的結果一個走到王朝的末路，一個走向了帝國的強大。
一條難以逾越鴻溝(三)
沉重的教訓必將推動造就新的革新思潮，但是改革目的如果依然是為了維護統治者自身的權與利，那麽也必將形成難以逾越的鴻溝。洋務派官員在經曆中日之間一場較量後，雖然輸的如此慘痛，但依然堅持“中學為體，西學為用”。 1898年康有為、梁啟超宣導下光緒皇帝下詔變法，在百日維新中廢八股，辦學堂，練新軍，修鐵路，開礦藏，鼓勵民辦工商業，……提出許多設想，下過不少詔書，確在力求革新，以一種全新的政體來推動中國的前進。但是依然沒有擺脫“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在宣布變法明定國詔中依舊提出了“以聖賢義理之學植其根本”作為變法的根本。當然我們不能說光緒還是一個為了維護專製政體和一既私利而變法的皇帝，畢竟光緒生活環境一出生就決定了他與外界的隔離，也決定了他的變法隻能跟著感覺走。但是他做了一件他的祖宗沒有一個人敢做的事，廢掉了祖宗王法，甚至可以說是打破延續幾千年專製皇權製度。試圖建立一種新的政治體製，仿造西方國家的政治製度。慈禧曾經誇獎光緒好學。那個時候，她也許沒有想到，正是這種好學的精神，是光緒在深宮中接觸了大量的新思想。光緒在親政後第一年，就向翁同和索要馮桂芬《抗議》一書。馮是第一個認識到中國政治製度落後的，第一個跳出中國傳統文化框架探求西方民主政治理想的人。隨後陳熾的《庸書》、湯震的《危言》等西方現代化思想帶來主張相續進入光緒書房。當時光緒不但仔細閱讀這些書籍，而且挑選其中經典裝訂成冊，題簽交閱。翁同和曾在本人的日記中寫下了，“足見留意講學，可喜”的文字。這些帶來的思想也成為日後光緒變法的基礎。
無論光緒，還是康有為、梁啟超在他們思想深處，對中國儒家學說依然欣賞的，他們認為中國的物質文明固然落後於西方，精神文明還高於西方呢。試圖通過儒家學說來強化國民意識，殊不知西方崛起恰恰是突破了這種傳統思想對於人的控製，是獨立的思想，人性的解放。而這些才是產生西方世界先進的科學文化與技術的基礎。正所謂思想有多遠我們就能走多遠。 1898年，康有為在著名的公車上書中，雖也看出了“同此興作，並為至法，外夷行之而致效，中國行之而益弊者，皆上下隔塞，民情不通所致也。”並根據“先王之治天下，與民共之”的道理，提出為了上下溝通，建立議院形體備朝廷顧問的建議。但強調的還是“富國強軍”為其根本。所謂設議院建議實際是建立一個廣開言路、溝通上下之情的機構，與西方議會體製並不是一回事。這也說明光緒和康有為接受大量西方思想對與西方世界的了解還是沒能逃出“中學為體，西學為用”框架。不容懷疑光緒，康有為、梁啟超他們所做的一切是為了推動中國進步的心情。但是在沒有透徹了解西方近代強大原因基礎上，而盲目進行改革，即便其變法成功，然其命運最終注定也是失敗噩運。據說康有為很讚賞被稱為鐵血宰相的俾士麥，也許當時的中國實在是國事太弱了，也許是病急亂投醫吧。我們不能怪光緒，怪康有為、梁啟超他們，試想如果他們不打起中學的大旗，托古以求改製，他的變法設想，何以能到廟堂之上。再著他從中學中孕育出來，能跨出這前人未曾走過的一步，已屬非凡，怎能對他們要求的太高。孫中山曾經說過：“人盡其才、地盡其利、物盡其用、貨暢其流。”我想今天的國人應該更能感受到這句話的含義。不管怎麽說，康有為能有治天下與民共之的思想，是比洋務派進了一大步。但麵對一群利欲薰心，不能正確把握國際和國內形勢的專製者的怠慢和抵抗下，最後還是未趕上孫中山主導的革命步伐，而被革命的炮火埋葬了。這應怪罪誰？革命者嗎？不。因為革命也是要犧牲生命的，除非迫不得已，是不會被民眾支持和采用的，既然專製者自私到連改良這種雙贏的做法都不能接受，那麽民眾為了生活得象個人樣，也就隻好出此下策了。所以，戊戌變法失敗的最大的責任還是要歸罪於保守的專製者。
通過這些說明，隻要中國“中學為體，西學為用”還存在於廣大人群的頭腦中，金字塔的結構自上而下運行結構沒有改變，盡管沒有皇帝了，中國社會還會按傳統專製秩序運作，就不難理解“無皇帝之名但得皇帝之實，”這句話的含義了。看下今天的中國，張之洞等等洋務派官員比比皆是依然在試圖通過經濟改革來挽救王朝的命運。有人曾經說過清王朝不是亡於腐敗，而是亡與激進改革。看到這裏我不禁的想笑，難道100多年我們先賢梁啟超的對於當權的警世是他們忘記了沉痛的教訓。梁啟超曾經精辟的總結了清王朝滅亡的根本，“革命黨何以生，生與政治腐敗”而政治腐敗恰恰是從經濟腐敗中滋生的。而另一個方麵不是亡與激進改革，而是亡與改革的目的不對，因為改革者還是套用“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為基礎進行改革。還是李鴻章看的更透徹些，因為在經曆甲午戰爭失敗後，李鴻章終於走出國門去西方了解其強大的原因，給他帶來全新的思考。也許正是這種全新的思維，是這位被西方稱作東方俾士麥的李鴻章。在即將步入已知天命之年的時候，麵對自己的命運感慨對梁啟超說出：“一代人隻能做一代人的事情。”我想今天的國人對於李鴻章這句話感受頗深，這句話不但包含著，為後人鋪路種樹含義，更寄托著後人能夠超越他，超越“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帶來的框框架架改變中國命運的心情。也許日本首相伊藤博文引用梁啟超編寫的《李鴻章傳》裏的評語則更能說明問題——對於李鴻章與日本首相伊藤博文以成敗而論，自是伊藤勝於李鴻章；然以個人而論，李鴻章優於伊藤博文也。高才高論，洞若觀火。其高論，正在'假如二人易地以處'這八個字，伊藤不才然何其幸哉，能駐足日本之地，此乃立憲之國，且舉國人才輩出；李鴻章大才，然何其不幸，為政於中國之地，乃絕對專製之地，故而有才而化無才，舉國之人才，一遇專製俱為奴才。李中堂若讀德此論，當含笑冥府，而竟以有才敗於無才，豈非又死不冥目？直到今天好像在也沒一個日本領導人如此尊敬中國領導人，李鴻章可謂第一人。也許真的也是最後一個。因為李鴻章創造的輝煌成就，同時也成後人難於逾越的鴻溝，而造成這樣的事情恰恰是“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在這樣框架裏邊任何人也無法在創造一個奇跡出來，因為李鴻章已經把它發揮到了最高水準。思想的僵化與改革行為的製約，已經是後人在無法在創造一個新的奇跡。
“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為何不能融合(四)
中國傳統文化為何與西方現代物質文明難於融合，清朝末年進行的自強運動為什麽學習西方物質文明為什麽不能夠像西方那樣走向帝國的強大。揪其原因在於政治體製阻礙原始資本主義向工業資本主義發展。中國的很多工業技術在自強運動發展，很多仍然停留在胚胎階段。清朝末年（自強運動）的中國，政府壟斷了一切大規模有組織的活動，包括政治，軍事，企業，大型工商業，技術發明鹽，鐵，火柴等大型生產活動都被政府壟斷，中國不但沒有結社自由，也沒有自由企業。任何大型生產活動是不可能在沒有與官府的特殊關係及批準，和監護下發展起來的。特別是官府由於對反政府的地下政治活動的敏感，嚴格禁止自由結社，也影響到自由企業的發展。而自由企業的發展恰恰是現代化技術革新和創造的前提而在西方國家自由企業製度不但可以發展還可以獲得政府獎勵，個人創造意識，人性的解放，自由結社，大大發展是其能夠，人盡其才、地盡其利、物盡其用、貨暢其流。通過一些例子可以說明在中學西用，是中國近代變革最大的障礙。
清朝自強運動特點是官方對大工業的壟斷，也表現為亦官亦商，官商勾結。商人成功的首要條件是與官府搞好關係和得到庇護官商合辦，官督商辦是沒有嚴格定義的概念，就李鴻章的輪船招商局，開平礦務局，上海機器織布局而言李鴻章作為官員是企業的老板，他使用合股公司的形式從私商籌到資本，任命有捐納的官銜或半官方地位的人做經理，很像政府有控股權或控製權的企業。這類企業的最大問題就是老板既是製定遊戲規則的政府官員，又是參加遊戲的主要成員，其雙重地位造成的利益衝突使得國家機會主義製度化，公平和健全的市場秩序不可能建立，私人企業不能發展起來。官督商辦企業有官僚機構的所有弊病，裙帶風盛行，官員濫用資金，貪汙成風。幾個私營鐵路公司的例子都很能說明問題，政府一直保留撤換這些所謂私人公眾公司的總辦，及其它幹涉的權力，這些幹涉加上公司治理經驗不足導致問題時，政府又借機實行國有化。其特點是政府利用其政治壟斷特權追求其私利，不惜損害社會利益。政府利用手中特權與民爭利。沒有成立私人企業的自動注冊製，私人企業需要有權官負的監護，批準，政府也利用其任意侵犯私人企業財產的特權從與官府勾結的商人處索取各種利益。這種官商勾結是原始資本主義無法向工業資本主義發展，這種現象造成了收入分配不公，整個經濟主要是為官府和特權階級生產，列如清末稅收的非製度化，不透明，及事實上的累退稅收製(越富和有權勢的人交的稅率越低，製度化的貪汙，行賄及官商勾結盛行)。清朝成立企業需要官府特許的製度，及官商關係和政府對一些經濟活動的壟斷，它有效地扼殺了地方和人民的創意，就政策層麵而言，中國是個政治製度極不發達，政府能力極低的國家。清朝政府能力低下，還表現在地方政府沒有良好的製度化的稅收和公開的政府財政檢查機構，地方官員及辦事人員主要靠製度化的貪汙和受賄維持生計，其中包稅製和各種陋規就是不健全的稅製與貪汙的一個混合體。由於政府權力沒有民意支持的合法性，所以隻能奉行所有成功的專製政府執行的薄斌輕徭政策，這個運動是在政治法律製度意識形態不能根本變革的約束下進行的，因此以堅持清朝政府的政治壟斷，沒有司法獨立和保護私人企業的法律製度為基礎。清朝末年落後是政府的機會主義行為造成的。而造成這樣情況恰恰表現了，傳統的中國社會體製的運行。
由此我們不難看出，在這場自強運動（洋務運動）改革中清政府做為改革推動者，還是既得利益者，又是改革帶來物質享受最大受益者，長此以往在缺少製約和監督情況下就會形成特權利益集團高於國家利益，至國家民族利益與國民利益與不顧。而這些運行的模式也正是金字塔從上向下運行的模式。中國自強運動改革，清王朝以政治權力壟斷拒絕分權和權力製衡提法，因為王朝的權力合法性來源於上天，而不是來自契約和被治者的同意，沒有關與國人參與國家社會運行模式。沒有給出國人怎麽參與並同意執行某個影響深遠的目標的指示。這就產生了關與中國權力的合法性問題。所有國人權利是由專製皇權給與的，清王朝對權力的壟斷來自上天，“受命於天，既壽永昌”成為意識形態，而不需要正當的理由。而同時代的日本的改革不但拋棄了許多自身許多的弊病，全盤接受西方理論，當即實現君主立憲，在其憲法中規定私有財產神聖不可侵犯，並且全麵模仿英國，德國的政治，法律，經濟製度，除了在人民不知企業為何物時，辦過幾個模範工廠外，基本上不辦國營企業。因此政府可以發揮公平司法，執法的第三者仲裁功能，私人企業得以蓬勃發展起來。加上日本模仿專利法，公司法，使得私人企業可以利用剩餘權保護推廣西方專利的收益，所以西方的技術得以廣泛在日本發展，日本人開始利用專利製度大量發明創造新技術，這使成功技術通過私人企業的剩餘權，經由購買專利的公司很快變成大規模商業化生產。不恥效人，不輕舍己。成為日本改革的開始。
在一個幾千年專製文化下，試圖與西方文明融合是不可能做到的，因為專製政權有太多了國家機會主義，而作為權力的擁有者有沒有製約和監督控製，必將導致為所欲為，是的國家利益變成個人利益。
正如1905年清王朝立憲考察團在考察世界民主憲政國家後載澤針對朝廷內部反對立憲的言論上密折陳述更是一針見血指出：“立憲之行，利於國，利於民，而獨不利於官。憲法即立，在外各督撫，在內諸大臣，其其權不如往日之重，其利必不如往日之憂，於是設為疑似之詞，故作異同之論，以阻擾與形。彼其心有所與朝廷也，保一己之私權而已，護一己之私利而已。”而這個模式如同是座金字塔而中國的運行規律是自上而下，西方也是一個金字塔而運行自下而上。兩種不同的模式從根本上來看就是一個難以融合的。總之，從心理結構到行為方式，甚至外貌神態幾乎方方麵麵都表現出互為不同的性格特征，形成如此巨大的差異。而產生了荒誕不經，不可理喻的矛盾衝突。 “中學為體，西學為用”也許真的是永遠無法融合的。
結束“中學為體，西學為用”
有些曆史現象的出現，看起來是偶然的，但並非可用偶然來解釋。就像曆史事件固然不會簡單重複一樣，但是往事卻真的很難如煙。假如慈禧沒有拿海軍軍費用去修頤和園，甲午戰爭的結局就將改觀；假如戊戌變法成功；假如清末專製統治者君主立憲式真心的，不是繼續糊弄國人；太多的假如就像北洋艦隊失敗後丁汝昌發出的感慨一樣，中國豈不是另一種局麵。實際上還是“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為體，出現的曆史場麵或有不同，而中國對日本的失敗是必然的。
要變革這中國祖傳的聖賢之道，確是一種痛苦抉擇，因為那是拋棄祖宗。昔日漢唐盛世，康幹盛世帶給中國太多的榮耀。天朝上國的架子世界中心的思想，已經牢牢的占據中國人大思想，成為人們心理上的沉重負擔。不肯正視外部的世界的變化的表現，不斷展現出來，從乾隆朝英國時節馬戛爾尼訪華，清朝官方對其稱呼為蠻夷和堅持跪拜禮節，不難看出這種思想的表現，直到今日這樣事情不也在發生沒？雖然沒有了蠻夷的稱呼和跪拜禮節，但是從骨子裏中國人自大的表現，依然不斷的展現出來。承認西方現代化文明創造的新技術的優越性，肯去學習是難得了，現在要承認人家也有形而上的道，並比我們的高明，更是難矣哉。日本的改革沒有像中國那樣背負曆史包袱，所以跑得比我們快，跑到我們的前麵。但是也不能說已完全擺脫了過去的影響，日本專製強權出現帶給亞洲災難，就與他們的曆史文化背景有關。德國的俾士麥，自然是德國人推崇的人物，而這種推崇潮流也讓德國付出了沉重的代價。
19世紀中葉中國所麵對的西方國家，已經不再是中世紀那樣被看成是由上帝設立並由皇帝和教會維持的製度，也不再是專製主義時代那樣，被看成是統治者手中的一件工具，甚至不在是啟蒙運動時期那樣，被看成是通過自由人的自願聯合而產生符合目標、代表某個特定地區居民多數利益的法治組織------民族國家，而是在經曆工業革命之後，產生的超越民族國家範疇的政治思想和政治行為的新形勢。麵對這樣一個局麵無論清王朝采取何種對策，都不可避免地會引發本身存在的合法危機；如果正視現實，承認外部世界，勇敢地接受西方的挑戰，那無疑等於放棄自己存在的基礎，其結果必然引發全麵的危機。如果逃避現實，拒絕承認外部世界，竭力躲開西方的挑戰------事實上，清廷也正是這樣做的----結果仍然會爆發全麵的合法性危機。因為外部世界不僅是客觀存在的，並且已不再世各守一方，而是形成了巨大的現代化世界潮流，任何一方都不可避免地最終卷入這一巨大潮流中。正如天演論中說的那樣，天地之間，萬物競爭。優勝者生存，國家民族也如此。今我中華民族若不奮起，將為人類曆史所淘汰。 。 。 。 。 。 。 。正如今天國人說的那樣我改變不了社會，我必須適應這個社會。孫中山先生說過：“世界潮流，浩浩蕩蕩，順之者昌，逆之者亡。”關鍵這個潮流是什麽，經濟一體化是潮流，現代憲政民主也是潮流。 。 。 。 。 。 。毛澤東更說過：“曆史的發展是不以人的意誌為轉移的。”如果我們不拋棄中學西用的方式，那麽我們依然要輸的更慘，曆史的教訓是不會簡單的重複。
100多年的走向共和曆程，我們交的學費太多了。而“中學為體，西學為用”這個框架我們始終未能打破。中國要成為一個現代化國家，我們必須打破傳統文化的束縛，中國傳統文化中的精華和好的一麵，經過現代科學的審視觀，必將得到發揚光大，普及世界。而其中不可忽略其中專製思想異化，經過改頭換麵，仍然可以堂而皇之的存在。今天的中國改革開放已經是走過了二十多年的曆程。然而是否還應該“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卻一直在無休止的爭論。甚至為了它的合法存在尋找諸多借口，而這些維護“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人也正是在維護一已之私利。而這樣的結果就是埋下了炸彈。清王朝在轟轟烈烈推動了46年的改革後，而結果是社會矛盾與王朝合法存在的危機不斷加深，四川一場轟轟烈烈的護路運動，直接點燃了武昌城頭的一聲槍響。今天改革開放的道路如果還是不能超越“中學為體，西學為用”，也許100多年前結局，會再次上演。
俄國思想家赫爾琴曾經說過，向後看就是為了更好的向前看。回顧曆史就是為了更好的向前看。同時曆史也是一部記述特權利益集團很少主動放棄其特權利益，最終演變成說不盡的悲慘故事。曆史的教訓已經證明，我們也應該醒來了。告別，“中學為體，西學為用”不要忘記我們先賢曾經走過的艱難道路。因為我們已經跌到過一次……。
真正的社會主義不在於是否公有製，而在於社會結構得到隨時調整，使得極端不能產生，使得任何勢力不能主導其意誌於他人，使得“耕者有其田”，“工者有其業”。使得社會鼓勵勞動，鼓勵創造，鼓勵互利。任何社會脫離了這些，最後都不得不做大調整，從而付出大代價。不能避免革命的社會不是真正的社會主義，無論什麽所有製。因為它造福勢力而不是造福社會。實際上，中國易經的道理就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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