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曆史回眸：用毛澤東思想絞殺相對論令人驚心動魄
“相對論”進入中國後，度過了很長一段相對平靜的時期。它和它的發現者，一個被稱為科學史上的偉大革命，一個被譽為科學天才。1949年後，愛因斯坦更被宣傳為一個譴責美國對內侵犯公民權利、對外擴張軍備的反帝鬥士。
然而好景不長。1952年，蘇聯掀起了批判愛因斯坦及相對論的運動，指責愛因斯坦是“一個徹頭徹尾的唯心主義者”。中國緊跟“老大哥”其後，在1953年1月的《人民日報》上，發表了蘇聯日丹諾夫的文章，指責愛因斯坦的相對主義和不可知論。愛因斯坦的世界觀，他對人權、民主、自由的讚譽，統統受到攻擊，被認為是個“反動分子”、“民主個人主義者”和“舊民主主義者”。
即便在那時的政治氣候裏，仍有許多中國科學家對愛因斯坦始終保持著深深的敬意。1955年4月，愛因斯坦辭世。李四光和周培源代表中國科學界發了唁電。同一天，《人民日報》發表了周培源的悼念長文。文中說：“愛因斯坦的逝世是正義人類的一大損失。他對科學的貢獻是劃時代的。他熱愛科學和人類；他反對德國軍國主義，種族主義，以及美國的帝國主義。他不知疲倦地為和平、民主及自由奮鬥。中國人民深深地哀悼這位傑出的科學家和為人類的和平事業奮鬥的偉大戰士。”
但不久，蘇聯的“批判運動”開始發生影響。一個月後，在另外一篇紀念愛因斯坦的文章中，周培源寫道：“我們還應不帶任何偏見地看到愛因斯坦的弱點……他是能夠發現物理原理的自發的唯物主義者，但他對於他所發現的原理的哲學觀點卻是唯心的。錯誤的哲學觀注定會阻礙他在科學上的進步。我們應該批評愛因斯坦的唯心主義世界觀，從而更好地完善他的理論，以便更有效地研究現代物理學。”
自此，愛因斯坦的形象在中國漸漸失去了原來的光彩。中國對愛因斯坦的批判，最初受蘇聯的影響。但是，在蘇聯已停止批判的上世紀60年代，中國對相對論的批判，卻由於國內的政治形勢，變得愈發激烈。
1965年，《中國青年報》開展了一場是否應該“又紅又專”的討論。愛因斯坦被重新發掘出來，成為一部分人的論據，他們說，一個人即使沒有馬克思列寧主義的世界觀，仍然可以為社會做出重大貢獻。為了反駁這種觀點，4月，中國科學院的兩名人士撰文說：愛因斯坦不是一位超越了階級和政治的科學家。事實上，正是愛因斯坦建議美國製造原子彈，使之成為美帝國主義手中一個威脅社會主義國家和其他熱愛和平國家和人民的砝碼。接著，他們就愛因斯坦沒能創造一個完美的統一場論有限宇宙說的“愚蠢結論”，批判他的唯心主義和形而上的世界觀。這場辯論進行得十分激烈，以至於錢學森也受約寫了一篇討論文章。錢同樣也用“原子彈”一例，來說明愛因斯坦並未脫離資產階級的政治。
一年之後，“文化大革命”開始了。很快，自然科學界的批判運動被提上了日程。由於早有“前科”，愛因斯坦和相對論自然而然地成為第一個突破口，發起這場革命的理由是：“隻有革相對論的命，自然科學才能前進。”
這場批判運動首先由一個來自湖南醴陵中學的數學教師引起。1967年，這個老師到北京進行“革命串聯”，宣傳他的關於“場論”的“革命性理論”。1967年底，他以“京區場論小組”的名義印發了一篇論文，以毛主席語錄作為理論依據，批判物理學中關於場的理論。相對論被批為“沒有跳出機械唯物論的泥坑”，“完全違背了我們最最敬愛的偉大領袖毛主席教導的物質的矛盾運動規律”。這篇論文引起了中科院革命委員會的重視，認為其是“用毛澤東思想對自然科學理論中的資產階級反動觀點進行批判，方向是對的，是新生事物，應該支持”。
1968年3月，中科院破天荒成立了“‘批判自然科學理論中資產階級反動觀點’毛澤東思想學習班”。學習班在成立伊始，便認為“愛因斯坦的相對論中的嚴重錯誤就是目前阻礙自然科學前進的最大絆腳石之一”，並要“以毛澤東思想為武器，批判相對論，革相對論的命……舍此，就不能把自然科學理論推上一個新階段”。其成員及外界幹脆將之簡稱為“批判相對論學習班”。
1968年6月，學習班印發了第一篇批判文章，題為《徹底批判自然科學理論中的資產階級反動觀點———評相對論的基礎光速不變原理》。
相對論的“罪行”如下：“相對論是地地道道的主觀主義和詭辯論，也就是唯心主義和相對主義”；光速不變原理“深刻地反映了西方資產階級認為資本主義社會是人類終極社會，壟斷資本主義生產力不可超越，西方科學是人類科學的極限這種反動的政治觀點”，“根本違反了唯物辯證法，而且也沒有得到實驗的直接驗證”。為了增強說服力，此文引用了未發表過的毛澤東1937年的哲學講稿中一段論哲學中的相對主義的話，同時又搬出了林彪的一段話來論證光速不變原理的“錯誤”。
這篇文章被上送毛澤東、林彪、中央文革小組。與此同時，學習班更積極地收集材料，醞釀和撰寫後繼文章，其成員也在不斷增加。
第二篇批判相對論的文章在一年之後完成。1969年8月，《相對論批判》(討論稿)問世。它宣稱：“圍繞相對論的爭論，已經遠遠超出了一般學術討論的範圍，始終充滿了兩種宇宙觀的搏鬥，同政治鬥爭的聯係極為密切。麵對這種情況，我們必須以戰無不勝的毛澤東思想為武器，徹底批判相對論的哲學謬誤，重新審查它的物理內容，把這場鬥爭進行到底！”
該文提出了一個論據：如果按照相對論所說的那樣，同時性是相對的，那麽，1969年3月，在中蘇邊界上發生的珍寶島事件中，我們說蘇聯開第一槍，蘇聯說我們開第一槍，事實上究竟哪一方開第一槍，就無法作出客觀判斷。這個論據如此“有力”，本來一些反對批判相對論的人也不敢再為其辯護，因為：誰要替相對論辯護，誰就是替“蘇修”辯護的賣國賊。
兩個月後，《相對論批判》(修改稿)完成，並散發到全國各地，鼓勵開展批判愛因斯坦和相對論的群眾運動。
中央文革小組對這個批判運動極為關注，作過多次指示和部署。這篇批判文章準備在《紅旗》上公開發表。
因對這一批判公開發表的後果沒有把握，1969年秋，時任中科院負責人的劉西堯召開了一個特殊的會議，除了“學習班”的代表，受邀與會的還有竺可楨、吳有訓、周培源、錢學森等。中國“原子彈之父”王淦昌也在邀請之列，但他拒絕參加。“學習班”代表強調了推翻相對論的必要性之後，劉西堯請科學家們發言。
錢學森婉轉地說：鑒於愛因斯坦的工作有很重要的國際影響，恐怕我們應該對此事慎行。
竺可楨則直接批駁那個“珍寶島論據”，指出蘇聯與中國同在一個地球上，同用一個參照係，因此，根本無法從相對論得出那個“無法作出客觀判斷”的結論。
吳有訓則說：“我認為這篇文章沒有經過仔細思考，如果我們發表了，將會成為一個笑柄。”
會後，被特地從陝西漢中召回的周培源對劉西堯說：如果在《紅旗》這樣一個世界性雜誌發表這樣的文章，將來，大家都會陷入尷尬。“相對論是可以討論的，但無法被推翻。”
這些大科學家們不同程度的反對，表明科學良心不會輕易泯滅。
1970年3月，中央文革小組組長陳伯達到北京大學召開集會，要求全麵開展批判愛因斯坦和相對論的群眾運動，甚至要求中小學生也參加進來。
在這種明確表態下，中科院革委會專門成立了“相對論批判辦公室”和刊物編輯部。三個月後，批判專集出版，名字叫《相對論問題討論》。這本文集收錄的六篇文章中，有一篇較客觀地肯定了狹義相對論的正確性。但其餘五篇都不遺餘力批判相對論，尤以上海一個中學教師的文章為甚。他說：“愛因斯坦不僅在政治上是反動的，在哲學上是唯心的，在科學上也是十分荒謬的”；“光速不變原理是形而上學的謬論”；“光速不可超越是自欺欺人的謊言”。
1970年，這場氣勢洶洶的批判運動的陣地轉移到了上海，成為姚文元直接領導下的“上海市革命委員會寫作組”的重要任務。此時，愛因斯坦成了“本世紀以來自然科學領域中最大的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相對論則是中國某些反動派用以爭奪青年一代、“複辟資本主義的工具”。
對愛因斯坦及相對論的批判並不孤立。那時，幾乎所有自然科學領域都受到“以階級鬥爭為綱”和“政治指導一切”的影響，包括數學、心理學、遺傳學、化學共振論、機械學、電磁場理論……甚至建築學和優生學都沒能逃脫“資產階級反動學術理論”的待遇，哥白尼、伽利略、巴甫洛夫、居裏夫人、維納、孟德爾、摩爾根、麥克斯韋、鮑林等知名科學家，在這個東方文明的搖籃，都成了反動學術的代言人。
轟轟烈烈的批判相對論運動持續到1976年，報紙雜誌上發表了百餘篇文章，大部分充斥了毫無科學依據的誇張“夢囈”。
那個年代，盡管麵對政治壓力，這項批判也被許多人認為是件“蠢事”。許多“學習班”的最初成員在批判中期相繼轉向。
1977年，籌備14年之久的《愛因斯坦文集》(第一卷)終於正式出版。
1979年春，為紀念愛因斯坦誕辰100周年，科學界人士在北京集會。這次會議標誌著中國批判愛因斯坦的鬧劇的終結。
也正是在那時，一位清華附中的高中生胡大年在報紙上讀到了“撥亂反正”後的《愛因斯坦傳》，從此迷上了愛因斯坦研究。此後若幹年，他始終沒有忘記這個少年時代的“偶像”。留學海外後，他有機會用近10年的時間，進行相對論在中國傳播的課題研究。
胡大年這樣概括中國社會變遷與相對論傳播的關係：“20世紀20年代的軍閥戰亂是愛因斯坦未能訪華的根本原因。三四十年代的抗 日戰爭耽誤了理論物理學在中國的發展。六七十年代的極左政策和極端實用主義，造成了社會上對基礎理論科學的蔑視，成為導致批判相對論運動的根本原因之一。”
作者 江菲
“相對論”進入中國後，度過了很長一段相對平靜的時期。它和它的發現者，一個被稱為科學史上的偉大革命，一個被譽為科學天才。1949年後，愛因斯坦更被宣傳為一個譴責美國對內侵犯公民權利、對外擴張軍備的反帝鬥士。
然而好景不長。1952年，蘇聯掀起了批判愛因斯坦及相對論的運動，指責愛因斯坦是“一個徹頭徹尾的唯心主義者”。中國緊跟“老大哥”其後，在1953年1月的《人民日報》上，發表了蘇聯日丹諾夫的文章，指責愛因斯坦的相對主義和不可知論。愛因斯坦的世界觀，他對人權、民主、自由的讚譽，統統受到攻擊，被認為是個“反動分子”、“民主個人主義者”和“舊民主主義者”。
即便在那時的政治氣候裏，仍有許多中國科學家對愛因斯坦始終保持著深深的敬意。1955年4月，愛因斯坦辭世。李四光和周培源代表中國科學界發了唁電。同一天，《人民日報》發表了周培源的悼念長文。文中說：“愛因斯坦的逝世是正義人類的一大損失。他對科學的貢獻是劃時代的。他熱愛科學和人類；他反對德國軍國主義，種族主義，以及美國的帝國主義。他不知疲倦地為和平、民主及自由奮鬥。中國人民深深地哀悼這位傑出的科學家和為人類的和平事業奮鬥的偉大戰士。”
但不久，蘇聯的“批判運動”開始發生影響。一個月後，在另外一篇紀念愛因斯坦的文章中，周培源寫道：“我們還應不帶任何偏見地看到愛因斯坦的弱點……他是能夠發現物理原理的自發的唯物主義者，但他對於他所發現的原理的哲學觀點卻是唯心的。錯誤的哲學觀注定會阻礙他在科學上的進步。我們應該批評愛因斯坦的唯心主義世界觀，從而更好地完善他的理論，以便更有效地研究現代物理學。”
自此，愛因斯坦的形象在中國漸漸失去了原來的光彩。中國對愛因斯坦的批判，最初受蘇聯的影響。但是，在蘇聯已停止批判的上世紀60年代，中國對相對論的批判，卻由於國內的政治形勢，變得愈發激烈。
1965年，《中國青年報》開展了一場是否應該“又紅又專”的討論。愛因斯坦被重新發掘出來，成為一部分人的論據，他們說，一個人即使沒有馬克思列寧主義的世界觀，仍然可以為社會做出重大貢獻。為了反駁這種觀點，4月，中國科學院的兩名人士撰文說：愛因斯坦不是一位超越了階級和政治的科學家。事實上，正是愛因斯坦建議美國製造原子彈，使之成為美帝國主義手中一個威脅社會主義國家和其他熱愛和平國家和人民的砝碼。接著，他們就愛因斯坦沒能創造一個完美的統一場論有限宇宙說的“愚蠢結論”，批判他的唯心主義和形而上的世界觀。這場辯論進行得十分激烈，以至於錢學森也受約寫了一篇討論文章。錢同樣也用“原子彈”一例，來說明愛因斯坦並未脫離資產階級的政治。
一年之後，“文化大革命”開始了。很快，自然科學界的批判運動被提上了日程。由於早有“前科”，愛因斯坦和相對論自然而然地成為第一個突破口，發起這場革命的理由是：“隻有革相對論的命，自然科學才能前進。”
這場批判運動首先由一個來自湖南醴陵中學的數學教師引起。1967年，這個老師到北京進行“革命串聯”，宣傳他的關於“場論”的“革命性理論”。1967年底，他以“京區場論小組”的名義印發了一篇論文，以毛主席語錄作為理論依據，批判物理學中關於場的理論。相對論被批為“沒有跳出機械唯物論的泥坑”，“完全違背了我們最最敬愛的偉大領袖毛主席教導的物質的矛盾運動規律”。這篇論文引起了中科院革命委員會的重視，認為其是“用毛澤東思想對自然科學理論中的資產階級反動觀點進行批判，方向是對的，是新生事物，應該支持”。
1968年3月，中科院破天荒成立了“‘批判自然科學理論中資產階級反動觀點’毛澤東思想學習班”。學習班在成立伊始，便認為“愛因斯坦的相對論中的嚴重錯誤就是目前阻礙自然科學前進的最大絆腳石之一”，並要“以毛澤東思想為武器，批判相對論，革相對論的命……舍此，就不能把自然科學理論推上一個新階段”。其成員及外界幹脆將之簡稱為“批判相對論學習班”。
1968年6月，學習班印發了第一篇批判文章，題為《徹底批判自然科學理論中的資產階級反動觀點———評相對論的基礎光速不變原理》。
相對論的“罪行”如下：“相對論是地地道道的主觀主義和詭辯論，也就是唯心主義和相對主義”；光速不變原理“深刻地反映了西方資產階級認為資本主義社會是人類終極社會，壟斷資本主義生產力不可超越，西方科學是人類科學的極限這種反動的政治觀點”，“根本違反了唯物辯證法，而且也沒有得到實驗的直接驗證”。為了增強說服力，此文引用了未發表過的毛澤東1937年的哲學講稿中一段論哲學中的相對主義的話，同時又搬出了林彪的一段話來論證光速不變原理的“錯誤”。
這篇文章被上送毛澤東、林彪、中央文革小組。與此同時，學習班更積極地收集材料，醞釀和撰寫後繼文章，其成員也在不斷增加。
第二篇批判相對論的文章在一年之後完成。1969年8月，《相對論批判》(討論稿)問世。它宣稱：“圍繞相對論的爭論，已經遠遠超出了一般學術討論的範圍，始終充滿了兩種宇宙觀的搏鬥，同政治鬥爭的聯係極為密切。麵對這種情況，我們必須以戰無不勝的毛澤東思想為武器，徹底批判相對論的哲學謬誤，重新審查它的物理內容，把這場鬥爭進行到底！”
該文提出了一個論據：如果按照相對論所說的那樣，同時性是相對的，那麽，1969年3月，在中蘇邊界上發生的珍寶島事件中，我們說蘇聯開第一槍，蘇聯說我們開第一槍，事實上究竟哪一方開第一槍，就無法作出客觀判斷。這個論據如此“有力”，本來一些反對批判相對論的人也不敢再為其辯護，因為：誰要替相對論辯護，誰就是替“蘇修”辯護的賣國賊。
兩個月後，《相對論批判》(修改稿)完成，並散發到全國各地，鼓勵開展批判愛因斯坦和相對論的群眾運動。
中央文革小組對這個批判運動極為關注，作過多次指示和部署。這篇批判文章準備在《紅旗》上公開發表。
因對這一批判公開發表的後果沒有把握，1969年秋，時任中科院負責人的劉西堯召開了一個特殊的會議，除了“學習班”的代表，受邀與會的還有竺可楨、吳有訓、周培源、錢學森等。中國“原子彈之父”王淦昌也在邀請之列，但他拒絕參加。“學習班”代表強調了推翻相對論的必要性之後，劉西堯請科學家們發言。
錢學森婉轉地說：鑒於愛因斯坦的工作有很重要的國際影響，恐怕我們應該對此事慎行。
竺可楨則直接批駁那個“珍寶島論據”，指出蘇聯與中國同在一個地球上，同用一個參照係，因此，根本無法從相對論得出那個“無法作出客觀判斷”的結論。
吳有訓則說：“我認為這篇文章沒有經過仔細思考，如果我們發表了，將會成為一個笑柄。”
會後，被特地從陝西漢中召回的周培源對劉西堯說：如果在《紅旗》這樣一個世界性雜誌發表這樣的文章，將來，大家都會陷入尷尬。“相對論是可以討論的，但無法被推翻。”
這些大科學家們不同程度的反對，表明科學良心不會輕易泯滅。
1970年3月，中央文革小組組長陳伯達到北京大學召開集會，要求全麵開展批判愛因斯坦和相對論的群眾運動，甚至要求中小學生也參加進來。
在這種明確表態下，中科院革委會專門成立了“相對論批判辦公室”和刊物編輯部。三個月後，批判專集出版，名字叫《相對論問題討論》。這本文集收錄的六篇文章中，有一篇較客觀地肯定了狹義相對論的正確性。但其餘五篇都不遺餘力批判相對論，尤以上海一個中學教師的文章為甚。他說：“愛因斯坦不僅在政治上是反動的，在哲學上是唯心的，在科學上也是十分荒謬的”；“光速不變原理是形而上學的謬論”；“光速不可超越是自欺欺人的謊言”。
1970年，這場氣勢洶洶的批判運動的陣地轉移到了上海，成為姚文元直接領導下的“上海市革命委員會寫作組”的重要任務。此時，愛因斯坦成了“本世紀以來自然科學領域中最大的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相對論則是中國某些反動派用以爭奪青年一代、“複辟資本主義的工具”。
對愛因斯坦及相對論的批判並不孤立。那時，幾乎所有自然科學領域都受到“以階級鬥爭為綱”和“政治指導一切”的影響，包括數學、心理學、遺傳學、化學共振論、機械學、電磁場理論……甚至建築學和優生學都沒能逃脫“資產階級反動學術理論”的待遇，哥白尼、伽利略、巴甫洛夫、居裏夫人、維納、孟德爾、摩爾根、麥克斯韋、鮑林等知名科學家，在這個東方文明的搖籃，都成了反動學術的代言人。
轟轟烈烈的批判相對論運動持續到1976年，報紙雜誌上發表了百餘篇文章，大部分充斥了毫無科學依據的誇張“夢囈”。
那個年代，盡管麵對政治壓力，這項批判也被許多人認為是件“蠢事”。許多“學習班”的最初成員在批判中期相繼轉向。
1977年，籌備14年之久的《愛因斯坦文集》(第一卷)終於正式出版。
1979年春，為紀念愛因斯坦誕辰100周年，科學界人士在北京集會。這次會議標誌著中國批判愛因斯坦的鬧劇的終結。
也正是在那時，一位清華附中的高中生胡大年在報紙上讀到了“撥亂反正”後的《愛因斯坦傳》，從此迷上了愛因斯坦研究。此後若幹年，他始終沒有忘記這個少年時代的“偶像”。留學海外後，他有機會用近10年的時間，進行相對論在中國傳播的課題研究。
胡大年這樣概括中國社會變遷與相對論傳播的關係：“20世紀20年代的軍閥戰亂是愛因斯坦未能訪華的根本原因。三四十年代的抗 日戰爭耽誤了理論物理學在中國的發展。六七十年代的極左政策和極端實用主義，造成了社會上對基礎理論科學的蔑視，成為導致批判相對論運動的根本原因之一。”
作者 江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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