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崗、林彪跟毛澤東的是非恩怨

高崗，林彪跟毛澤東的是非恩怨

中共十七大後，中共太子黨進一步進入高層權力核心，各路的中共高層後裔都希望在今天的政治大餐中分一杯羹。台上的太子黨希望把自己已經擁有的一份做得更大，父輩在中共內鬥中落敗的太子黨則希望能夠分到在中共黨內應有的一份。這一次對高崗的平反呼聲顯然跟習近平進入政治局常委有關，其父習仲勳當年曾與高崗共事西北，關係不錯。 但是，對高崗的評價並不是一個孤立的事件，這個問題涉及到對中共1949年建政後黨內的基本分歧和衝突，涉及到毛澤東關於中共，關於中國社會發展的道路和方向的基本思想。

在1949年後，中共黨內有兩個人到臨死時都沒有想通，或者到死的時候真覺得自己冤透了，這兩個人，一個是高崗，一個是林彪。這兩個人扮演的角色和類似，結局也一樣。林彪實際上是走了高崗的老路。要理解這個問題，首先要理解毛澤東。在49年後的毛澤東一直處於一種巨大的矛盾之中，一個浪漫的理想主義者，一個冷酷的現實主義者。毛澤東終身都沒有從這種矛盾中解脫出來，給國家，給社會，給自己，給自己的親人帶來了巨大的災難。

作為一個現實主義者，毛對為共產黨打天下的軍隊領導人非常不放心。從1949年的中共高層結構可以明顯看出，各大野戰軍的首腦都沒有進入中共決策圈，大多隻是中央委員。指揮千軍萬馬的粟裕隻是七大的中央候補委員。以文製武，這是毛澤東從曆史上學來的一個統治手法，具體表現為黨指揮槍。在七大時，毛為什麽選劉少奇做接班人？並不僅僅是劉提出毛澤東思想，當時抬轎子的人很多，王稼祥也曾很早就提出毛澤東思想。毛澤東當時選劉少奇為第二把手，主要是因為他覺得劉少奇並非來自軍隊係統，下麵沒有軍隊的山頭，很難在黨內軍內形成有實力的獨立王國。事實上，把劉作為接班人，當時軍隊的眾多領導人的反感很大，覺得劉少奇既非來自井岡山，也非來自南昌起義，最重要的是從來沒有領兵打過仗，有什麽資格當黨的第二號人物？但是，毛澤東堅持要用要用文人來壓住各大野戰軍的首腦。

1949年後，毛作為一個熟讀中國曆史的現實主義者，仍是沿用文人控製軍人的方法。但是，在思想上，毛澤東對在中央政府主持工作的劉少奇及其追隨者，對周恩來，陳雲等黨內官僚是不滿意的。這個不滿意主要是在思想觀念上，在治國理念上。劉少奇，周恩來，陳雲等是代表了中共黨內的官僚集團 認為中共打下江山，應該好好坐天下，把共產黨變成一個擁有既得利益的執政黨，盡管當時沒有這個明確的說法，但在現實中就是這樣做的。為了發展經濟，劉少奇在各地的講話都大談資本主義和資產階級對中國經濟發展的積極意義。毛澤東和劉，周官僚集團的公開分歧始於薄一波在1952年搞的《新稅法》。毛對這個《新稅法》大為不滿，認為是維護資產階級的利益。而在薄一波的後麵是劉少奇和周恩來。這個時候，毛準備動手把劉周權力削掉，把二人架空。為此，毛搞了一個一箭雙雕的動作，這就是所謂的“五馬進京”，把各大區的掌門人調到北京，以防他們在地方坐大，同時，用進京的五馬，主要是高崗，鄧小平，饒漱石來分劉少奇和周恩來的權。但是，毛的第二個目的並沒有達到。沒有達到的根本原因是高崗在政治上的魯莽和幼稚，無法對付黨內經驗豐富的黨內官僚集團。

毛讓高崗進京當計委主任，讓周恩來在國務院以管外交為主，並把很多個部委都交給了高崗。然後開始醞釀在中國設立部長會議的機構，由高崗來當部長會議主席。這樣一來就真正架空了周恩來的國務院。同時，毛讓饒漱石接手中組部，而中組部被劉少奇經營幾年後已被安子文所掌握，劉是安的後台。當時，劉少奇叫安子文草擬一份政治局名單。以安子文一個中組部副部長的身份，而且在黨內資曆並不深，由他來初擬誰進政治局，誰出政治局，而且作為中組部的部長饒漱石竟然不知情。顯然，毛這時已有一種大權旁落的感覺。

此外，在思想觀念上，在治國理念上，毛澤東是跟當時的一些軍內幹部一致，在經濟政治上的主張有很強的軍事共產主義色彩，對在戰爭時期中共搞的軍事供給製很有感情，對一切有關資產本主義的東西都很反感。尤其是對劉少奇的天津講話，對資本家有功的說法不滿。當時高崗，彭德懷，林彪的思想都是很近的，在思想感情上都對劉少奇，薄一波搞的經濟發展方式極為不滿。當時高崗所說的紅區黨和白區黨的對立確實已經存在。這個矛盾在本質上是中共領導人奪取政權後在如何治國問題上的根本分歧，中共究竟應該是從馬背上下來變成執政黨，還是繼續在馬背上搞革命？這個問題一直困擾著當時的中共領導人。大多數的黨內官僚都有打天下，坐天下的思想，但是中共當時的最高領導人毛澤東和少數軍內領導人是一直要繼續騎在馬背上不斷革命。這個根本分歧和矛盾貫穿於從1949年到1976年毛澤東去世為止，這是我們理解毛澤東時代的關鍵。

由於政治思想和治國理念的根本分歧，毛澤東要用高，繞，鄧來架空劉少奇周恩來的決心已定，開始在大會小會上對劉少奇，薄一波進行批評，對周恩來進行指責。高崗儼然以毛澤東的親信和代言人自居，在大小會議上盛氣淩人。當時，周恩來的權限收縮得來隻能管外交事務，連劉少奇也對高崗這個新進京的副主席非常謙恭。毛之所以選高崗，一是因為高崗有管理才幹，東北的經濟搞得不錯。此外，給自願軍當後勤也卓有成效，很得赴朝軍隊的滿意；二是高崗鬥爭性強，敢於當麵鬥爭。第三，高崗在黨內的資曆較淺，這樣越級提拔的人才能對毛感恩不盡，忠心耿耿，這是毛從古代學來的帝王之術。

問題首先出在高崗的政治頭腦有問題。毛為了分劉周二人的權，為了打擊劉周二人，必然會對高崗麵授機宜，但毛作為一個政治鬥爭的老手，絕不會在高的麵前講得太露，很多東西是要高崗自己去體會。同時，毛在使用高崗的時候也要對高崗進行觀察，看其是否可靠，是否可駕馭。但是，高崗政治鬥爭的水準比起黨內鬥爭經驗豐富的劉少奇，周恩來差得太遠。麵對毛澤東使用高崗的進攻，劉周二人以退為進，盡量低調，不斷作檢查，不斷找高崗的漏洞，伺機反攻。而高崗則利令智昏，飛揚跋扈，完全以毛的接班人自居，成天在東交民巷的家裏大宴小宴，舞會不斷，這樣一來，拍高崗馬屁的人自然不少。高崗這種目空一切，咄咄逼人的姿態恰恰又犯了毛澤東的大忌。毛不能不思考，現在高崗就這樣跋扈，這樣咄咄逼人，後麵還有一大群軍內幹部，彭德懷，林彪都跟高崗過從甚密。要是高崗坐大，不是比文質彬彬的劉少奇，周恩來更難駕馭？看到高崗東交民巷的家門口車水馬龍，毛自然會想起明太祖看到徐達門口車轎如龍的景觀，毛心裏的感受一定跟朱元璋類似。另外，高崗為了搞倒劉周，又去拉攏鄧小平，陳雲，結果被鄧陳二人拒絕並告到毛那裏，這使得毛感到高崗在黨內並不得人心，一時無法取代劉周二人，遂下決心暫時犧牲高饒。毛突然在大會上把高崗批評諷刺一番，讓高崗摸不清毛的真實打算，不知所措，進退失據。高崗好不容易見了毛澤東一麵，但毛的態度已跟以前判若兩人，後來就再也不見高的麵。為了順利處理高崗，饒漱石，毛澤東幹脆自己去杭州，把高饒交給劉少奇周恩來處置，這等於是把一頭綁著的老虎扔給一群狼。受了高崗幾個月氣的劉少奇，周恩來對高崗自然毫不留情，上綱上線，毫不留情，把高崗給搞垮了。

本來，按毛的初衷，還不想徹底搞垮高崗，還想留著這顆棋子將來有機會製約劉少奇周恩來，但高崗實在是想不通，自己是緊跟毛澤東，毛要打擊誰，他就打擊誰，現在毛突然變臉，根本就不認以前的帳，也不再見他。高崗這個陝北的硬漢子咽不下這口氣就自殺了。高崗在黨內的命運實際上已經把林彪後來的事預演了一遍。

毛在高饒事件上實際上是失敗了。但毛並不甘心。反右是他的第二次嚐試。

在高繞事件過後，劉少奇，周恩來雖然贏了，但也學到了教訓，處處緊跟毛，所以到1957年，中共黨內還是比較團結，毛劉周朱陳鄧彭幾位還是合作很好。但是，這隻是在人事上相安無事。但在思想上，在國家的發展道路上，毛澤東仍然跟黨內官僚派格格不入。到了1957年，中國國內的發展一切都很好，毛澤東和共產黨的威信也達到高峰。於是，毛開始想運用黨外力量來教訓一下這些官僚派，他再次把延安整風那一套搬來，不過，這次是要利用黨外的力量來清潔黨的肌體。用今天的話來說，是要用體製外的力量來解決體製內的問題。我相信，毛澤東要黨外人士給中共整風是真誠的想法，毛一生都痛恨官僚，糞土當年萬戶侯是他終身的信條，而不僅僅是年少時的想法。但是，毛澤東過高估計了中共和他自己在民眾中的威信，也低估了知識分子從明代東林黨人那裏繼承下來的針砭時弊的傳統。對於毛澤東搞大鳴大放的這個行動，中共黨內絕大部分的高層官員在內心是反對的，劉周鄧彭等人都覺得這樣對中共的風險太大。畢竟中共的政權是槍杆子打出來的，而不是民眾選舉出來的。如果讓知識分子完全自由講話，共產黨的天真有可能塌下來。但是，毛澤東堅持他的理念，他認為這些官僚們是害怕群眾的意見，因此堅持叫各級官員揭開了大鳴大放的蓋子。大鳴大放的結果跟官僚派的估計一樣。民眾一旦隨便講話，提意見，就收不住了，民主黨派要求跟共產黨輪流執政，學校開始出現失控，要求中共黨委退出學校，各地都出現了示威遊行，後來的六教授就是以為共產黨已經坐不住江山了，準備出手幫共產黨忙。毛澤東當然是一個聰明人，當他發現問題不對，發現知識分子是給一尺會進三尺，共產黨的威望遠沒有到讓老百姓自由選擇執政者的地步，如果他再讓老百姓自由說話，他自己也該下台了。於是毛澤定開始變臉改變主意。麵對自己給共產黨捅了這麽一個亂子，毛澤東隻好自我解嘲說，這是陽謀，這是引蛇出洞。今天一些人把毛澤東說的陽謀和引蛇出洞作字麵上的理解，以為反右是毛澤東給黨外人士設的一個圈套，這並不準確。陽謀和引蛇出洞之說不過是毛澤東在黨內給自己搞大鳴大放失敗找的一個下台階。毛澤東搞大鳴大放的結果並沒有達到他教訓黨內官僚的目的，隻是在全國打了五十多萬右派。反右的具體工作由鄧小平主持。鄧小平的反右是真心實意的反，因為他跟劉少奇一樣，根本就不主張鳴放，知道大鳴大放會翻天，所以他要堅決鎮壓。在反右運動中，中共高層看起來意見一致，但毛澤東和官僚們的心態是不同的。

反右是毛澤東繼高饒事件後的第二個失敗，這個失敗是指他反對和防止中共官僚化的失敗。在反右之後，毛和劉周鄧陳彭等還是合作很好，因為毛澤東知道是官僚派幫他收拾拾了大鳴大放的攤子。在這之後的大躍進期間，中共上層是基本一致的。但是，毛澤東還是沒有甘心，特別對劉少奇周恩來在經濟上的保守心態和行動不滿意，在這個時候他把自己的一票投給林彪，先把林彪拉進常委，接著再增加林為副主席。

毛澤東之所以選擇林彪，一是因為林是紅一軍團的嫡係，對毛一直很忠心。二是毛吸取了高崗的教訓，不能找太跋扈和難駕馭的人。林彪在1949年後一直在家養病，為人低調，從不與人爭鋒，而且身體也不好。所以是一個在黨內，軍內有資曆，聽話，低調，體弱多病的人，這正符合毛的標準。林彪出山後在廬山會議的第一仗批彭德懷就很成功。毛是對林滿意的。

從林彪這一方麵來看，林對毛的思想和為人是了解的，而且也知道自己曾統帥過近百萬軍隊，毛不可能沒有戒心。所以，林彪在1949年後一直躲在家裏休養，以免卷入黨內鬥爭。林彪看到了高崗的下場，所以一出山就把對毛的個人崇拜得有聲有色。而這個時候，毛也進入了他在中共黨內的艱難時期。在大躍進，人民公社問題上，整個中共高層都有責任，但毛是第一人。這不僅僅是因為毛是中共第一把手，而是毛澤東非常相信共產主義的一些空想理念。毛澤東一生看不起金錢，年輕時就自命身無分文，心憂天下。曾和同學一道一文錢不帶周遊鄉村來證明不是什麽事情都必須靠金錢。毛對資本主義，甚至對商品經濟，對金錢都極為反感，他對張春橋的賞識就是從張在大躍進時宣揚軍事供給製的文章開始。毛在內心深處也是向往供給製，隻是知道在現實中行不通而沒辦法。相對而言，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則比較務實，希望采取一些類似資本主義的經營方式來發展經濟。由於大躍進的失敗和大饑荒，在七千人大會上，毛澤東在黨內陷入了孤立，麵臨著被官僚派虛位化的危險，但林彪在關鍵時候出手相助，使形勢發生了逆轉。一些為林彪翻案的人說，林彪對毛的吹捧是出於無奈是完全不尊重事實。在1962年，毛澤東在黨內已經陷入極為孤立的狀態，根本無法用自己的力量脅迫別人給他抬轎子。林彪在1962年的七千人大會出麵力挺毛澤東是出於理念，出於曆史淵源，出於個人義氣的主動出手。對毛澤東來說，林彪在關鍵時刻對自己的強力支持是板蕩識忠臣，是雪裏送炭，而不是錦上添花，更談不上是出於無奈而隨大流。林彪在七千人大會上的關鍵講話給自己在曆史上的地位作了基本定位。七千人大會後，毛澤東把江青也放了出來加入政壇。至此，黨內兩個集團基本形成。在中共黨內，毛林同盟居於少數，但毛林二人掌握了軍隊，這使得黨內官僚派不得不處於一種守勢。在此期間，林彪開始在軍內大搞對毛的個人崇拜，給毛澤東1966年在黨的體製外發動文化大革命作了充分的輿論準備。

從跟毛澤東的關係來看，高崗之死冤，林彪之死冤，但劉少奇不冤。劉確實是對毛在經濟建設上的做法頗有看法，而劉的追隨者對毛在大躍進的做法感到憤怒。現在仔細讀一讀燕山夜話，三家村雜記，那確實是在對毛澤東搞大躍進冷嘲熱諷，是在罵毛澤東。毛對此心知肚明，也知道彭真是這些罵他的人的靠山，而彭真後麵是劉少奇。但是，真正對毛澤東打擊最大的一點是經濟的恢複和發展。在七千人大會後，毛澤東讓劉鄧來收拾殘局，劉鄧居然出乎他的預料成功了。劉少奇在大饑荒的1962年推出他的農村政策來挽救中國經濟，這就是著名的“三自一包，四大自由”。“三自”即指“自留地、自由市場、自負盈虧”，“一包”即“包產到戶”。 “四大自由”是指：“土地租佃自由，買賣自由，借貸自由，貿易自由”。這個綱領中的土地租佃和買賣自由在當時並沒有得到真正的落實，但這個帶有強烈資本主義色彩的經濟綱領對農村經濟的恢複和發展起了巨大的推動作用。僅僅兩三年時間，中國社會就擺脫了大饑荒的嚴峻狀態，物質短缺的現象迅速得到改變。到1964年，農副產品在各大城市的貨架上已經堆滿了，價格大幅度回落，1962年一元錢一個的雞蛋到了1965年隻有一毛錢一個。劉少奇在經濟上的成功使得他在黨內的威信急劇上升，這對在大躍進中失敗的毛澤東是一個巨大打擊。關於毛澤東隻會打仗，不懂經濟的說法在黨內蔓延。劉少奇也開始不把毛放在眼裏，開會時公開打斷毛澤東的講話。這時，毛下了決心一定要搬倒劉少奇。毛堅信，他若不搞垮劉少奇，劉一定會像赫魯曉夫利用黨內多數搞垮馬林科夫等人那樣搞掉他。在這個時候，黨內高層真正支持毛澤東的在高層隻有林彪，康生，周恩來等幾個人。但是，毛澤東憑借助林彪搞的狂熱個人崇拜和軍隊的支持，終於發動了文化大革命。

無論是從毛跟林的思想觀念，曆史淵源，個人感情，林彪都是毛澤東合作的最佳人選。兩人聯手確實把整個劉少奇的官僚體係打垮了。而林彪在吸取高崗教訓的基礎上，也始終小心翼翼地把毛澤東捧著，不要讓毛把他看作有二心。從毛林的個人關係看。林彪對毛澤東始終是忠心的。但是，毛林在聯手打擊劉少奇的官僚集團時給全國帶來了巨大的災難，成千上萬的無辜老百姓被牽連其中。整個文革最黑暗一段是從1967年到9大期間。毛林二人打垮劉是一種黨內鬥爭，對走資派的批鬥也屬黨內鬥爭。無論是劉少奇還是各級被整的官僚幹部，確實也曾整過別人，文革被整雖說不公平，但也談不上冤，一報還一報。但是，毛林兩人最大的問題是對普通民眾的鎮壓。毛澤東林彪吸取了1957年大鳴大放的教訓，一開始就頒布了《公安六條》，無論老百姓怎樣造反，就是毛澤東，林彪不能反，如果反了就是現行反革命，或槍斃，或關押。在文革中因反對毛澤東林彪個人而被殺被關的人成千上萬。更嚴重的是，在利用民眾力量打垮劉少奇之後，毛林兩人開始兔死狗烹。毛澤東先把紅衛兵送到農村去，然後跟林彪聯手在1968年底開始搞清理階級隊伍和一打三反運動，全國大約有五十萬人被迫害至死，三千萬人被關押整肅，這是1949年以來對普通民眾最大的一次整肅和迫害。一些為林彪辯護的人說，這些都是毛澤東一個人搞的，林彪沒有參與。此說是站不住腳的。原因有二，一是從政治發展的一般常態看，毛為主，林為副共同構成這場運動的最高領導層，無論是誰親手簽署的鎮壓命令，毛林二人都有不可推卸的責任。如果講到簽署鎮壓的命令，毛澤東本人並沒有直接簽署鎮壓命令，但這並不等於毛不必負首要責任。這就是所謂政治責任。第二點，從林彪後來的行動看，林彪在九大前急於把利用過的造反派和普通群眾鎮壓下去的心態要強過毛澤東。林彪不是一個真正的政治家，更不是理論家，不像毛澤東那樣有一整套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對於林彪來說，1959年出山幫毛澤東打天下既是出於曆史淵源和個人關係，也是對井岡山的老戰友講義氣，更是對劉少奇的非軍人係統1949年後在中央掌權的反感和憤怒。但是，林彪在打垮劉少奇之後就認為大功告成，準備開九大分享勝利果實了。在1967年中，全國開始實行軍事管製，各省市地方政權，各企事業單位都被軍官會控製，在九大之前，一定要把各種階級異己分子鎮壓下去是毛林二人的共識。這一點是有事實根據的。從1967年下半年起，全國各級政權基本上是被掌握在軍管會手裏。清理階級隊伍運動完全是由當時各地軍管會主持進行的。林彪的幾員大將都有很多具體的講話，其中以邱會作的講話最為殺氣騰騰。當時派到雲南當昆明軍區第一政委的譚甫仁是林彪四野的親信，在雲南清理階級隊伍時的講話是一個範本，把林彪講的政權就是鎮壓之權講得是殺人有理，說有一千抓一千，有一萬抓一萬，有十萬抓十萬，有一百萬抓一百萬，不要手軟。不要受兩個百分之九十五的框框的約束、限製。在整個文革期間，由軍管會在全國各地搞的紅色恐怖殺人最多，迫害最嚴酷，遠遠超過了文革初期紅衛兵搞的紅色恐怖。這一點，由林彪控製的軍隊係統難咎其辭。

按照林彪對毛澤東的理解，劉少奇打垮了，九大也開了，一切就該停下來。但是，林彪是一個沒有什麽政治頭腦的人，因此對毛澤東犯了兩個大忌。一個是林彪把個人崇拜搞到自己頭上，要求老百姓不僅要崇拜毛，還要崇拜林，不僅要有毛語錄，還要有林語錄，並且跟毛語錄一樣人手一本。毛澤東把老婆江青弄進政治局，林彪也把老婆葉群弄進政治局。最惹毛忌諱的就是林彪讓四野親信黃吳李丘掌握總參總後和幾大兵種。毛澤東曆來害怕搞清一色，他自己也這樣講過，因為清一色難駕馭。毛澤東的嫡係是一方麵軍，但在全國軍區的布局上，把非常重要的南京軍區交給了原張國燾四方麵軍的許世友，武漢交給四方麵軍的陳再道，這就是為了互相鉗製。林彪在軍內搞了個四野將領的清一色，各軍兵種大都由四野幹部掌權，這使毛澤東感到很不放心。毛對林的看法開始發生變化，覺得這個沉默寡言，長期稱病在家的林彪並不是象他想象的那樣淡泊於權力。毛開始有了盡快換掉林的打算。另外，從思想上看，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不僅僅是要搞掉劉少奇的官僚集團，而且還要進一步實行他的繼續革命理論。所以九大後，毛澤東並不打算收手，還要把繼續革命一直搞下去。而且中共的權力最終要交給江青和江青的追隨者張春橋，姚文元等，林彪的軍人集團隻是一個過渡。但是，林彪得到權力後不準備再往前走了，而且也不準備讓位給江青的文人集團。所以，九大之後，毛要搞掉林彪是必然的了。

從林彪當時的地位和毛澤東的關係來看，林彪是沒有任何動機和可能來暗害毛澤東。毛和林的衝突，是毛為主動，林為被動。那個五七一工程紀要隻是林彪事件以後，毛澤東出於政治的需要給黨內外的一個說法和交待。說林彪不可能暗殺毛澤東的理由如下：

第一，林彪在九大之後已是欽定接班人，一人之下，萬人之上。對林彪來說，最大的利益是保持現狀，等毛死之後接班。就算毛比林長壽，林作為一個副統帥也很不錯，一人之下，萬人之上。林為什麽要冒生命危險去暗害毛？林即使殺了毛，是否能順利奪得最高權力也還是未定之數。在這個問題上，風險和收獲不成比例。因此，隻要毛仍讓林當接班人和副統帥，林彪就沒有暗殺毛的動機。

第二，有沒有可能是林發現毛已經不信任他，準備搞掉他，於是林彪橫下一條心搞政變，先下手而殺掉毛。從當時的政治現實分析，更不可能，因為這樣更沒有條件搞什麽武裝起義。如果毛澤東開始不信任林彪，以毛的警覺和豐富鬥爭經驗，早就會對林彪，林立果等人進行嚴密監控。林彪本來就調不動軍隊，在毛的嚴密監視下，他怎麽搞武裝起義。就林立果那幾個人，搞一個政變計劃，還要去搞一個名叫五七一工程，諧音武起義，那麽露骨，能有這個可能嗎？

第三，最重要的是事實。在1970年8月的九屆二中全會上，毛澤東就已經和林彪發生衝突，陳伯達被打倒，黃吳李邱寫檢查，林彪的老婆葉群也被迫寫檢查。在這種形勢下，林彪已處於被動挨打的狀態。林彪全部家人的行蹤，包括他兒子林立果在空軍的行動肯定都受到毛澤東和周恩來的嚴密監視，而他的親信黃吳李丘實際上已對毛投降而處於有職無權狀態，軍隊的大小事務都必須通過周恩來。熟悉中共黨內鬥爭的林彪對自己的處境非常清楚，象他這樣一個在毛澤東麵前失勢的光杆司令誰都指揮部不動，更何況自己的一舉一動都在毛周的監控之下，武裝起義和組織暗殺都是天方夜譚。

也許毛澤東要搞掉林彪早在啟用林彪出山時就決定了。毛當初留下周恩來沒有搞掉，鄧小平沒有徹底搞垮是毛預先留下的兩個棋子。本來在文革之初，毛林聯手把周恩來跟劉少奇一並打倒完全有可能。但毛沒有這樣做。原因有二：一是國家還需要人管理，在文革的動亂時期還需要周恩來這樣的大管家來維持整個社會的運轉；二，留下周恩來防止林彪坐大。從一開始毛澤東就打算時利用林彪達到打垮劉的目的。但毛害怕林坐大以後不好收拾，所以留下周來製約林彪。事實上，林彪從來都沒有反過毛。那個五七一工程完全是毛搞的假文件。編造這個五七一工程有一個目的，就是為了下一步搞垮周恩來。周是毛留下來搞垮林的一個棋子。但是，當林死之後，周就成了下一個目標，周對這點很清楚。在整垮林彪的過程中，周恩來迅速擴大他在黨內軍內的權力。在林彪死了的那幾個月中，朝中權力幾乎盡歸於周。毛意識到這一點後，開始立即動手打擊周。在林死之後，周采取的策略是把批林整風以批左的方式來獲得黨內官僚集團和民眾的支持和好感。批左意味著重新建立官僚統治，恢複生產，這一舉動得到了黨內官僚和普通民眾的擁護，周的威望也因此而大增。毛澤東看到了這一點，要讓文革繼續下去，要打垮周恩來凝聚起來的官僚複辟勢力，必須把死老虎林彪定位為右，必須要批右，批複辟才能打垮周恩來的勢力。由於這個原因，毛澤東炮製了一個《五七一工程紀要》並迅速改變口徑，把批林說成是批右，也就是說中共政策還要繼續沿著左的路線前進，還要繼續打擊中共黨內的官僚複辟集團。但是，就權力鬥爭而言，毛在很難戰勝周恩來。無論是周恩來的個人魅力和親和力，長期的特工生涯和組織能力，跟外國人打交道的能力，毛都不如周。所以，批右的批林整風幾乎沒有傷到周恩來，周的威望在林死之後繼續急劇上升。毛在無奈的情況搞出了批林批孔運動，這樣就把問題挑明了，誰都知道林彪這個軍人跟孔子沒什麽關係，毛的批林是幌子，批孔子是要搞垮周恩來，這就是所謂批林批孔批周公，批到後來人人都知道批林是假，批周是真。從林彪死到毛澤東死，毛都一直在跟周恩來鬥。

現在再來看看鄧小平這顆棋子。鄧在中共黨內既不屬於劉的係統，也不屬於周的係統，鄧一直是緊跟毛的，但是從1962年到1966年，鄧小平開始跟劉少奇走得很近，這不是個人關係，而是政治理念。劉少奇的“三自一包，四大自由”的資本主義的方式和鄧小平的白貓黑貓的實用主義，在解決中國的經濟問題上有共同之處，因此二人走到一起了。當1975年毛重新起用鄧小平，是希望用鄧徹底取代周，因為毛所信任的四人幫中沒有一個人有軍中的資曆，有治國的能力。相比較而言，鄧小平還是一個取代周的理想人選。鄧在政治局裏的角色是以周的對立麵出現的。但鄧小平複出之後並不是按照毛澤東所期望的路線走，而是希望把繼續革命停下來，恢複經濟建設。這在毛看來是要否定文革，因此又不得不把鄧小平打下來。

但是，毛的這些政治手段後來越來越不管用了。權術可以用於一時，但不能反複使用。民心最終是最根本的。到了1976年4月，周恩來的去世，使得周恩來成了文革的最大贏家，毛澤東最後成了最大的輸家，天安門廣場上的花圈已經表明了人心所向。毛一去世，毛的老婆，侄兒和最欣賞的幾個文人都成了階下囚，整個政治路線被改變，鄧小平在七十年代末開始的經濟改革跟當年劉少奇搞的“三自一包，四大自由”有著明顯的繼承關係。這不能不說是毛一生最大的失敗。

從上述中共的黨內鬥爭來看，高崗和林彪冤不冤？就高林二人和毛澤東的關係而言，高冤，林也冤，因為他們都不是要反對毛澤東，而是毛澤東要為了黨內鬥爭要讓他們犧牲掉，高林二人緊跟毛，最後死於非命，當然冤。但對整個中國社會來說，對中國來百姓來說，這二人有什麽冤屈沒有呢？應該沒有，二人都是中共黨內爭權奪利的犧牲品，這跟彭德懷在廬山會議直言大躍進的弊端，為民呼籲而遭受迫害有著本質不同。特別是林彪，對中國民眾犯下的罪是無法推卸的。從1949年到改革開放這三十年的曆史中，從1959年到1971年這一段是最糟糕的，其中尤以從1966年到1971年這五年的紅色恐怖為甚。這當中，沒有林彪的鼎力相助，毛澤東無法進行文革，中國也不會死這麽多人。說林彪出來捧毛參政是出於無奈是站不住腳的。在1959年，毛的威望還沒有到為所欲為的狀態，林彪是可以在家稱病不出的，事實上有些中共的元帥或大將就一直稱病不出，最後也得到善終。到了七千人大會，毛澤東很孤立，根本無力脅迫林彪出來捧他。相反，若不是林彪在軍內大搞對毛的個人崇拜，若不是林彪在關鍵時刻主動力挺毛澤東，毛很有可能在黨內被剝奪實權，被迫永遠退居第二線。如果這樣，文革也無法發生。所以，說林彪對文革沒有責任，對人民沒有犯罪是站不住腳的。不能說毛利用林彪後又搞掉林彪，林彪就沒罪了。

今天到過頭來看這段曆史，看到的不僅僅是中共黨內的人事鬥爭，而是看到了中共在掌握了政權後，決策集團在中國發展方向和道路上的分歧，看到了毛澤東在1949年後的心路曆程。這個問題歸根到底，就是中共需不需要變成執政黨，需不需要官僚化，（官僚化在這裏並非貶義詞，是指現代社會的科層管理體係）需不需要拋開意識形態埋頭搞經濟？這個問題在中共建政後折騰了三十年後才基本搞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