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統論和大興“八三一”事件
孫言誠
（作者為齊魯書社原總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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階級路線推向極端 1963年之後，階級鬥爭不斷升溫，階級路線也向“唯成分論”演變。“黑五類”子女，大學基本不收，重點高中也開始拒收。有的農村甚至連小學升初中也規定：“出身占60分，表現占20分，學習成績占5分，其他占15分。”1964年的高考，“黑五類”子女全軍覆沒。在高幹子弟進入哈軍工、清華等重點大學時，家庭出身“有問題”的學生卻踏上了“與工農相結合的革命道路。”據《無聲的群落》一書記載，1964年奔赴大巴山墾荒的2萬初、高中畢業生，絕大多數出身不好，其中不乏品學兼優的好學生，卻被擋在了大學甚至高中的門外。 1965年初，北京市發生了“四·六·八學潮”，四中、六中、八中的部分學生，以幹部子弟為主，進行串聯，組織罷課。他們給中共中央寫了“進言書”，尖銳地批評學校領導不講階級路線，地主資產階級子女受老師賞識，而幹部子女卻受壓迫。北京市委被迫派出工作組，到這些學校去搞“四清”運動。雖然被他們批評的校領導遭到清算和撤換，但工作組並不認可學潮。彭真在對65屆大學畢業生的講話中說：“對家庭出身不好的還是重在表現。”“過去中共中央文件裏麵，毛主席的文章裏麵，都講團結90%以上，但第一個十條裏麵就講團結95%以上。為什麽講團結95%以上？就是把地主、富農家庭的子女放在這個95%以內。” 在毛澤東醞釀發動“文革”之時，彭真這番話顯然不合時宜。“文革”中的紅衛兵譏笑他是“重在表麵”。1966年3月20日，毛澤東在杭州會議上說：“學術界、教育界是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在那裏掌握著……大、中、小學大部分都是被小資產階級、地主富農階級出身的知識分子壟斷了。”“這是一場嚴重的階級鬥爭”，“將來出修正主義的就是這一批人”。“這批人實際上是一批國民黨”。 階級鬥爭的對象已經由地、富、反、壞、右擴展到了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甚至是出身於這些階級的知識分子。尤其令人震驚的是，毛澤東把這些人定性為“國民黨”。 四、六、八中的高幹子弟，其實早就從毛澤東對毛遠新、王海容的談話中，理解了毛澤東的這一思想。他們為了當好“革命接班人”，勇敢地起來造修正主義的反，堅決主張用“階級鬥爭這門主課”，取代文化課的學習。《換取五分的秘密》發其端，廢除高考的倡議終其成，四中的學生把階級鬥爭的矛頭對準了欽定的“國民黨”。用劉輝宣（禮平）的話說，他們是衝著國旗上的兩顆星去的。 毛澤東支持的清華附中紅衛兵，可以說是“四·六·八學潮”的翻版。他們批判地主出身的校長萬邦儒，批判重點依然是不貫徹階級路線。他們宣稱萬重用資產階級的子女，壓製幹部子弟。一位紅衛兵的家長如此分析：“這就是對我們的專政。他們早把我們恨之入骨，如果沒有黨和毛主席，沒有強大的人民解放軍，早把你們殺光了。這裏麵有階級仇恨啊！” 毛澤東關心的是教育界的領導權，紅衛兵關心的卻是“接班人”的爭奪。在“黑五類”子女淘汰出局的形勢下，能與幹部子弟一爭的，隻有兩顆星（特別是知識分子）的子女，而擊敗這些子女最有力的武器就是階級路線。還是那位家長，一語破的：“在你們這樣的學校裏，團結95%可能不太適當吧……對右派學生，你們心裏都有底，一個成分，一個文化大革命中的表現，就足以卡住他們，不讓他們升學，讓他們好好改造。”“在學校裏，這些人是改造不了的”。（引自《紅衛兵興衰錄》） 階級鬥爭不僅要年年講，而且要代代傳。於是，一副血統論對聯應運而生： 老子英雄（後改為“革命”）兒好漢， 老子反動兒混蛋 橫批：基本如此 血統論籠罩京城 對聯一經產生迅速風靡京城，傳向全國。當年北工大的學生譚立夫說得好：“這副對聯一出來，就幾乎震撼了所有人的心弦。”的確如此，對聯讓不同出身的學生陷入冰火兩重天。幹部子弟在對聯的激勵下，充滿了神聖的使命感，迫不及待地想擔負起接班的重任。他們穿著褪色的軍裝，提著銅頭皮帶，四處尋找“階級敵人”。一位幹部子弟在清華大學辯論會上說：“天下是老子的父母流血犧牲打下來的，老子就是要坐天下。”他的話博得滿堂喝彩。出身不好的學生，在對聯聲中卻是心驚肉跳。北京一中的“狗崽子”們被逼著一邊走，一邊敲鑼，一邊喊：“我是混蛋，我是資本家……”情同手足的同窗學友，轉瞬間變成不共戴天的階級仇敵。 有一種說法需要糾正，即中央文革是不支持對聯的。不錯，1966年10月中央工作會議上陳伯達批判過對聯，批判過血統論，但那是在高幹子弟利用對聯支持工作組之後。在紅衛兵用對聯衝擊修正主義教育路線時，中央文革可是一迭連聲地稱讚。 7月27日，在展覽館召開大會，各校紅衛兵打著寫有對聯的大字標語步入會場，高呼口號：“老子革命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江青一旁接道：“基本如此嘛！” 8月2日，關鋒在國務院接待室對群眾說：“有個口號：‘老子革命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對這個口號到底怎麽看？我看這個口號基本是貫徹了階級路線的。” 8月4日在北師大一附中，有同學問陳伯達：“關鋒講話是否代表中央文革？”陳問：“講的什麽？”答：“關鋒說對聯基本精神是好的……對不對？”陳：“也對嘛，基本如此嘛！” 最權威的還是康生的講話。8月6日晚，在天橋劇場辯論對聯的大會上，康生說：“你們一切評論的、一切辯論的、本質的東西就是要不要階級路線的問題，而不是對聯要不要改幾個字的問題……你們到處奔走、到處呼籲、到處串聯、到處革命，就是為了這一階級路線——毛澤東的階級路線而奮鬥，我對你們很敬佩！” 血統論的烈火是乘著階級鬥爭的東風才熊熊燃燒的。烈火中，“紅五類”出身的紅衛兵，先是在學校打黑幫、打狗崽子，然後衝上社會打小流氓，打地、富、反、壞、右，一場血腥的“紅色恐怖”就此拉開帷幕。 打人基本有如下形式： 一、批鬥會。8月4日，在北大萬人大會上，紅衛兵用皮帶抽打工作組組長張承先，開了批鬥會公開打人的先例。8月13日，在工人體育場召開批鬥小流氓大會，會議由中央文革小組副組長王任重主持。當紅衛兵衝進體育場毆打小流氓時，全場響起熱烈的掌聲，小流氓幾乎要被打死。8月19日，在中山公園音樂堂，四中、六中、八中的紅衛兵和北京市新團委、教育局聯合組織了一次批鬥黑幫分子的大會。這是一場為“四·六·八學潮”翻案的大會，發言者聲淚俱下，聽眾席群情洶湧，不斷有紅衛兵跑上前台，掄起銅頭皮帶沒頭沒腦地抽打被批鬥者。台上無人阻止，台下齊聲叫好。原教育局領導孫國棟被打斷三根肋骨，李晨被打得頭破血流，八中副校長溫寒江渾身是血，昏厥在舞台上。 批鬥會上打人，殘酷程度當然比不上後來的私刑拷打，但卻有著非同一般的示範效應。因為是有組織進行的，所以它向社會昭示了一條“真理”：十六條以及報刊上的“要文鬥，不要武鬥”，不過是一紙空文，對群眾運動並無約束力。 二、校園遊鬥。由於中央為北大“六一八”鬥黑幫事件平了反，所以各學校自發式遊鬥盛行，中間還夾雜著班級或全校性的批鬥。遊鬥、批鬥中，暴力成風。如四中的“八四武鬥”，全校的黑幫分子和反動學生統統被拉到校園遊鬥，拳腳雨點般落下，淚水和血水灑滿校園。8月5日，師大女附中在遊鬥中打死副校長卞仲耘，此後死人的事就不斷發生。8月17日，101中學打死教師陳葆昆。8月19日，外國語學校打死教師張輔仁、職員張福臻。8月22日，女三中打死校長沙坪、八中打死校長華錦。 被打的不光是黑幫，還有學生。8月25日，師大女附中初三四班開會鬥爭“狗崽子”，十個出身不好的學生站在教室前麵，一根繩繞過脖子把她們拴在一起，有人動手打，有人向她們潑墨水。北大附中“紅旗”則統一部署在全校對出身不好的學生進行鬥爭。初三五班就有十幾名同學遭到毒打，這些學生當時隻有15歲。 三、“破四舊”。8月18日毛澤東接見之後，紅衛兵衝向社會“破四舊”，抄家、打牛鬼蛇神。打擊的對象很寬泛，地、富、反、壞、右之外，還有資本家、小業主、文教界人士、學術權威、民主人士、有曆史問題的人以及流氓。如果說，打老師和同學還有所顧忌，那麽打這些人可就肆無忌憚了。打人方法五花八門：皮帶抽、木棍打、開水燙，鋼絲鞭、刀劍…… 四、私設監獄。從6月份開始，各中學都設立了勞改所，專門收容揪出來的黑幫分子、反動學生以及“狗崽子”。“破四舊”以後，勞改所也收從校外捉進來的“階級敵人”，遂成為變相監獄。最典型的就是六中的勞改所。它是由音樂教室改造成的，有看守室、刑訊室、男牢、女牢，上設值班崗樓，安有警鈴、探照燈，所內置有長、短刀、木槍、皮鞭、彈簧鞭等，日夜審訊拷打“犯人”。監獄牆上，有先用紅漆塗寫、後又用人血描摹的“紅色恐怖萬歲”6個血淋淋的大字，陰森恐怖至極。這所監獄先後打死過3人。四中紅衛兵則將教工食堂改造成“刑訊室”，食堂連接一個很窄的小巷，十分隱蔽，外麵聽不到受刑者的號叫。一中的勞改所是由菜窖改造的，在那裏打死過13人。此外，二十五中的“教育室”、十三中的“紅色刑訊室”等等，名稱不一，性質相同。 學校之外也有監獄，最著名的是吉祥劇院和東安市場（當時改名東風市場）。凡各校紅衛兵抓到的“牛鬼蛇神”，想讓他們死、自己又下不了手的，都可以送去。 “劣等血統”的人隨時都有喪命的危險，那種恐怖與痛苦，經曆過的人無不刻骨銘心。 錯失挽救的時機 在瘋狂的“紅八月”，曾經有過幾次阻止事態惡化的努力，可惜都被否定了。 第一次是8月6日。在天橋劇場關於對聯的辯論會上，清華附中、人大附中、北航附中的紅衛兵發出《緊急呼籲書》，呼籲“立即采取有效措施，嚴格製止亂打人。”盡管他們的矛頭主要指向打紅衛兵的所謂“流氓”，但也對打人的紅衛兵進行了婉勸。康生當場表示讚揚。據穆欣講，王任重把《呼籲書》送給周恩來，建議公開印刷，廣泛張貼。周又呈送江青、毛澤東。大家都圈閱後，由陳伯達批交“文革”小組辦公室印發。當穆欣印好並在八屆十一中全會上散發時，卻遭到江青和毛澤東的反對。穆欣分析，原因可能是《呼籲書》和會上正遭批評的“中央八條”精神一致。 8月23日，毛澤東在中央工作會議上說：“我看北京亂得不厲害，學生開了10萬人的大會，把凶手捉出來，驚慌失措。北京太文明了，發《呼籲書》。流氓也是少數，現在不要幹涉。” 第二次是紅衛兵衝上社會之後，毛澤東找吳德聽取“破四舊”情況匯報。吳德說： 當時林彪等人也在場。我在匯報前的想法是想向毛主席反映一些真實的情況，刹一刹這股風。我匯報說市委沒有力量控製局麵，解決不了“破四舊”產生的混亂局麵。 我的期望落空。雄才大略的毛主席，以他超乎常人的思維方式緩緩說：北京幾個朝代的遺老沒人動過，這次“破四舊”動了，這樣也好。林彪也說：這是個偉大的運動，隻要掌握一條，不要打死人。 其實，類似毛澤東的想法，在高層領導中普遍存在。 一位副總理對農業大學黨委指示：“要青年學生鬧一鬧，因為自1949年解放以來，城市就沒有大鬧過。不大鬧一下，怎麽能把那些壞人清出來呢？” 另一位副總理對糧食部人員談話說：“解放十幾年來，資產階級對無產階級專政是不服氣的。這次出現了紅衛兵，紅衛兵一起來，來個橫衝直撞，又打、又鬥、又抄。這次資產階級服氣了（雖然心裏有些不滿），資產階級才真正知道無產階級專政的威力。” 一位老帥在接見13個藝術院校、團體師生代表時說：“有些極反動的家夥，十多年來天天罵我們黨，罵我們毛主席，左鄰右舍都知道，恨死他們了，但誰都不敢動他，這一會小將們就把他們揍死了。可能違反一點政策，可是更大的利益是掃除了壞人，掃除了我們社會上的垃圾。” 倒是林彪的說法，貌似附和，實含暗諫，因為他不可能不知道，那時候已經“打死人”了。 第三次，吳德是這樣說的： 北京市是在1967年春開始武鬥的，那時武鬥死亡最多的一天，根據火葬場的統計是70多人……我很緊張，寢食不安。我去找公安部長謝富治。我談情況時，謝富治也顯得很緊張，神色驚疑。我們認為要製止這種情況。謝富治說：由公安係統、市委分別發出通知，要求不準打死人。 …… 我們市委的稿子還沒發出去，當天夜裏2點鍾，謝富治打電話找我去。我去後他對我說：公安係統擬的稿子送給毛主席了，毛主席批評了。大意說：你們還是想壓製群眾，文化大革命剛開始發動，你們不能像消防隊救火一樣。 這樣，混亂的局麵就無人敢加以製止了。 此段記述時間有誤，1967年春北京沒有打死那麽多人，而且吳德接著又說： “不斷傳來打死人的消息使我發愁。10月份我又找到周總理和中央文革小組……一直到11月18日……中央文革小組才同意市委發布《重要通告》。” 北京市委的《重要通告》是1966年11月18日發出的，通告嚴禁私設拘留所、私自抓人拷打。1967年的死人事件不可能1966年發通告製止。從火葬場燒人的情況看，吳德說的應該是1966年8月下旬的事。 《重要通告》發出的第二天，中央文革的人分別到六中、東安市場等地取締私設的監獄。據戚本禹講，他帶《解放軍報》記者連夜趕到東安市場，那裏還在打人。一個“女流氓”被鞭子抽得血肉橫飛。鞭子是用銑床旋下的鐵絲擰成的，一鞭下去，白肉都會翻出來。他們命令紅衛兵放人，“牛鬼蛇神”都跪在地上喊“毛主席萬歲”！事後，軍報記者曾寫一報告，擬送呈毛澤東。陳伯達看了說：“太陰暗，不能送。”就壓下了。 禍起欄杆市 把“紅色恐怖”推向高潮並直接導致大興事件發生的關鍵，是崇文區的欄杆市事件。記述此事的版本甚多，基本上分兩種。 其一： 女十五中紅衛兵在24日抄了李文波家之後，於第二天又到了李家開鬥爭會。李文波因對抄家、批鬥、毆打不滿，抄起一把菜刀亂砍在場的紅衛兵。紅衛兵因沒有任何防備，被砍得鮮血直流。街道居民見此情景即上去勸解。急紅了眼的李文波也不管是紅衛兵，還是居民，見人就砍，其妻也抄起一把刀亂砍。砍傷7人的李文波在無路可逃的情況下跳樓自殺，其妻被押送公安機關（公審後被槍斃）。 關於李文波之死，紅衛兵是這樣記述的： 李文波用菜刀砍了紅衛兵之後，從樓上跳下來，義憤填膺的群眾捉住他，拳頭像雨點一般打了下來，這條老狗結束了他罪惡的一生。 其二： 1998年一篇署名“鴻冥”的文章，記述了當年到李家“破四舊”的一位紅衛兵的回憶：“欄杆市那個小業主和他老婆，其實很老實、膽小。那時我們才上初中，年輕不懂事，三伏天把他們夫婦關在樓上，一整天不許吃飯、喝水、上廁所。老太太憋不住了，硬要下樓，被我們推倒還踢了幾腳。那老頭一看急了，下樓理論，我們用棍子揍他，一打流血，他急了抄起了菜刀，把我們嚇跑了。實際上誰也沒有砍誰，我們說他反攻倒算，也不知道怎麽，後來就變成說他殺了人，把他給槍斃了。 李文波的老婆劉文秀被押送公安局後，紅衛兵要求大會批鬥，並揚言要當場打死。周恩來阻止了這個大會，而由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於9月12日判處劉文秀死刑，同時也判處已死的李文波死刑。次日劉被處決，判決書是66中刑反字第345號。“文革”後，1981年3月26日，同樣是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又宣判劉文秀無罪、李文波不予起訴，判決書是81中刑監字第222號。同一法院，兩種判決，個中隱情，耐人尋味。 然而，在紅衛兵被最高領袖捧上雲端，整個社會都沉浸在紅彤彤的革命氣氛中時，一個小業主竟然對紅衛兵舞刀，這不啻是驚天大事。無獨有偶，當天師大二附中高三（一）班紅衛兵去抄反動學生曹濱海的家，雙方發生爭執，曹用菜刀砍傷一個紅衛兵。曹被抓進公安局，曹母被帶到學校活活打死。一時間“牛鬼蛇神、狗崽子翻案”的喊聲響徹京城。 首先驚動的是高層，第二天，周恩來在北京紅衛兵代表大會上說：“昨天我們有的紅衛兵被壞蛋刺傷了，我們心裏很難過，想怎麽辦幫助你們。” 8月26日，謝富治在北京市公安局講：“剛從中央開會回來（看來中央專門為此開過會），講幾點：我們要保衛紅衛兵，反革命殺了紅衛兵堅決要鎮壓反革命……紅衛兵打了壞人，不能說不對。打死了也就算了。” 在幾個省市公安局負責人座談會上，謝富治插話說：“打死人的紅衛兵是否蹲監？我看打死就打死了，我們根本管不著。”一個省的公安局長問：“拘捕起來總可以的吧？”謝答：“如果你把打人的人扣留起來，捕起來，你們就要犯錯誤。” 8月26日上午，在清華大學西操場召開北京“紅五類”子弟大會，“聲討反革命分子殺害紅衛兵的滔天罪行。”會後，各校都開始行動。 農大附中開大會，“紅衛糾察隊”把131個出身不好的同學拉出會場毒打。皮鞭抽、棍子打、皮鞋踩……邊打邊喊：“叫你們這幫狗崽子嚐嚐無產階級的火藥味。” 最恐怖的還是欄杆市地區，一批批紅衛兵乘坐專門調派的公交車從各處趕到這裏，對這一帶的“牛鬼蛇神”大打出手。一連幾天，大量的人被打死。 新鳳霞曾撰文說，8月26日到8月28日，是北京打全堂的時候。她聽到一個紅衛兵說：“今天北京市全麵開花打全堂，（牛鬼蛇神）一個也跑不了。” 複仇的氣氛迅速由城裏擴散到郊縣，終於引發了大興“八三一”事件。 大興“八三一”事件 如果說城市打殺的還是資本家、小業主之類的雜牌，那麽郊縣清理的則是地道的“黑五類”。因此，“紅色恐怖”在郊縣上了一個新台階。從8月27日到9月初，郊縣掀起打殺“黑五類”分子的狂潮，最嚴重的是昌平縣和大興縣。 8月27日，昌平縣公安係統傳達謝富治前一天在北京市公安局擴大會議上的講話，強調“民警要站在紅衛兵一邊”，要“把‘黑五類’分子的情況介紹給他們”。有的民警就向紅衛兵組織介紹了當地“黑五類”分子的情況，同時也講了謝“打死人我們根本管不著”的講話精神。於是昌平縣開始行動了，由最初的打殺“表現不好”的“黑五類”分子，發展到消滅一般的“黑五類”分子，直至亂殺家屬。十幾天時間，全縣24個公社就有14個公社打死人，總共打死327人。駭人聽聞的事情發生在中越公社和黑山寨公社。 8月27日，中越公社派出所負責人召集公社副主任、武裝部副部長、派出所民警和紅衛兵負責人開會，布置“掃四舊”。會上宣讀並印發了西城糾察隊“以血償血、以命抵命”的傳單，決定全公社統一行動。當晚，燕丹磚廠聲言有人搞反革命暴動，打死4人。派出所負責人趕赴現場表示支持，並說：“現在公安局打破舊框框，群眾說了算，群眾要怎麽辦就怎麽辦。” 28日、30日，公社兩次召開電話會議，逐村公布打死人的數字，宣稱“‘破四舊’進展順利，打死‘黑五類’大快人心”。回龍觀行動不力，會上受了批評，於是連夜打死30餘人。到9月6日為止，全公社共打死144人。 聞聽中越公社打殺“黑五類”，黑山寨公社公安員分別到黑山寨、辛莊兩村和黑山寨中學遊說，說“紅衛兵打壞人沒事”，“中越公社一個磚廠一夜就打死十幾個人。”8月29日晚，黑山寨大隊在中學操場打死“四類”分子2人。有教師問：“這樣做符合政策嗎？”公安員答：“怎麽不符合？對地富可以武鬥，這就是當前的政策。”同一天，經公安員批準，辛莊大隊打死9人。隨後打殺之風蔓延到望寶川、南莊、北莊等大隊。打殺中提出了“斬草除根，留女不留男”的口號，因此幾個月大的男嬰也被打死，婦女則被逼改嫁他鄉。到9月4日止，全公社共打死67人，其中未成年的孩子18人。 大興縣的打殺也是從傳達謝富治的講話開始的。縣公安局根據講話精神和市局“支持紅衛兵，保衛紅衛兵”的指示，在局務會議上決定，由治安科副科長張某負責聯係紅衛兵。 8月26日下午，張某在縣公安局召開會議，參加者有河北農大園林化分校（簡稱林校）、黃村中學的紅衛兵負責人和黃村鎮鎮長、黃村派出所民警等共九人。會上張某介紹了27家“四類”分子的情況，並分析了人都在家怎麽辦，家裏沒人怎麽辦，家裏有人外邊還有人怎麽辦。成立了指揮部（設在黃村派出所），劃分了戰鬥組。具體分工是：黃村中學包一、二、三街和高米店，林校包二、三、四街，定於27日下午3點統一行動。紅衛兵問：“如果被抄戶有東西弄不出來，打他行不行？”張說：“在氣憤之下，打兩下也沒什麽。”又問：“打死怎麽辦？”答：“打死就打死吧！” 8月27日下午，黃村開始“破四舊”，當天就打死2人。 同一天，黃村派出所指導員和公社武裝部幹部聯合召開黃村公社各大隊治保主任、民兵連長會議，指導員在會上說：“‘四類’分子不老實，打死就埋。要狠批、狠鬥、狠打，打死也就打死了，先下手為強。”29日，黃村公社“文革”小組組織四個大隊的紅衛兵去李莊子大隊打殺“四類”分子，公社管委會主任則親自去東磁各莊大隊點火。 殺人風也蔓延到蘆城和天堂河公社。僅天堂河公社新立村大隊就打死了53人。 到8月29日為止，黃村、蘆城、天堂河三個公社共有14個大隊打死人。 8月30日，天堂河公社馬村大隊治保主任又將全隊“四類”分子及子女100多人集中關起來，設男老、男壯、婦女、兒童四個監獄。大隊書記李恩元率十幾人在大隊部審問，隨提隨審，隨殺隨埋，一條龍行事。夜裏11點，縣委書記王振元趕到馬村，在一小隊豬場勸阻殺人，李恩元等根本不聽。王回縣委，在請示了市委之後，又帶十幾名幹部趕赴馬村。 馬村的民兵在村外布了三道防線，嚴禁外人進村。縣委的人9月1日淩晨1點趕到，衝了3次，到晚上八九點鍾才衝到村口第三道防線前。王振元厲聲喊：“你們不讓我們進村，就先殺了我這個縣委書記吧！”民兵經過請示，這才允許他們排隊進村。同行的張連和這樣記述： “全村被白色恐怖籠罩著，雞犬無聲。刑場設在大街西頭路北的一家院子裏。……我們排隊進院時，看見活人被捆綁跪著，死人橫躺豎臥，鮮血染地，慘不忍睹。有兩輛小推車往外運屍體……兩個人抬起一個被打死的人裝在小推車上，還沒有推出門又活了，一掙紮掉在地上，一個人上去狠拍兩鐵鍁，又裝在車上運走了。” 王振元勸李恩元停殺，李把殺豬刀往桌子上一拍，道：“不叫殺了，他們反過來殺我們貧下中農怎麽辦？”據吳德講，最後還是市委派秘書長馬力和衛戍區政委劉紹文、張益三去，才止住了馬村的屠殺。結果是殺了34人，救出108人。 動手最晚但殺人卻最多的是大辛莊公社。8月29日大辛莊公社“文革”組長胡福德到黃村串聯，30日他搭乘縣公安局張某的車回公社。路上胡問張：“打死這些人怎麽辦？”張答：“打死一個往市局報一個，市局也沒有回信。”到公社吃午飯時，張某對公社幹部說：“你們還等什麽？等外援呢！”胡福德遂與“文革”副組長高福興研究，決定當晚召開全公社17個大隊主要幹部參加的秘密會議。 會議由9人小組主持，胡、高之外還有公社副書記李自永、李冠清等。公社正書記賀雲喜因為是地富出身，被9人小組關押著，也險些遭殺。會上製定了殺“四類”分子的計劃，胡當場宣布：31日夜間10點半統一行動，是“拔尖子”還是“一掃光”，由各大隊自己決定。最後要求與會者宣誓：嚴守秘密，不做叛徒。 31日夜，全公社有9個大隊殺了人，公社所在地的黎明、中心、新生、宏升四個大隊同時行動。高福興親臨殺人現場督戰，批評宏升殺得少（殺2人），表揚黎明殺得多（殺11戶、56人）。是夜全公社共殺死110人。 從29日到31日，大興共殺死324人（男232，女92）。被殺者，最大80歲，最小的才38天。殺死“四類”分子175人，家屬子女137人，其他12人。涉及171戶，有22戶被殺絕。由於31日殺人最多，故後人稱之為大興“八三一事件”。 9月1日市委秘書長馬力向全縣做了廣播講話，市、縣又向殺人的社隊派了工作組，事態才基本上得到控製。 正是昌平和大興的濫殺無辜，震動了北京市委和中央，“紅八月”的恐怖活動才得以式微。9月2日，市委下達“緊急通知”，要求“用最大的努力耐心說服和堅決製止一切打死人的現象。”9月5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用文鬥，不用武鬥》。此後雖然還有打死人的事，但大規模的打殺風總算遏製住了。 （責任編輯 黃 鍾） 2012年第2期 炎黃春秋雜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