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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學上有這樣一個結論：就是自然因素的變化（包括環境，天氣）是屬於第一混沌係統，理論上是可以預測的，但社會因素（政治，經濟，金融）是屬於第二混沌係統，因為其先天特性，是無法作出準確預測的。
為什麽？ 因為第二混沌係統指的是“會受到預測的影響而改變”，因此就永遠無法準確預測。例如外匯市場就屬於二級混沌係統。假設我們能夠完全準確預測明天的外匯牌價，情況會如何？可以想見，交易會立刻因應這個預測而波動，最後也就不可能符合預測。
同時，這個結論也從客觀上否定了過去我們堅持的“事務發展的規律是螺旋上升的”，“社會形態五段論”和“曆史的必然性”等唯物主義曆史觀的論點。在同一時間，有多方力量互相影響、互相牽製，隻要某方力量有了極小的改變，結果就會有巨大的不同。就像我們都知道的滑鐵盧之戰役，歐洲的曆史就被一隻晚到2小時的援軍改寫。
那麽既然曆史都是不同的，我們通過分析曆史來聯係現代還有什麽意義呢？就像目前國際上的熱點敘利亞衝突，不斷被西方學者同“三十年戰爭”作類比，討論得沸沸揚揚。這其中又有什麽不可告人的邏輯？
這當然不能用唐太宗的那句話的表麵意義來解釋。因為人的因素是變化的，現實並不一定會按照曆史的老路再走一遍。我們在觀察類似的曆史事件過程中，推論不同決策和事件的發生對進程的影響。這才是對分析現實世界有指導意義的東西，也是研討曆史的意義所在。
那麽這樣的話，為什麽學者們紛紛采用“三十年戰爭”作為參照物，而非其它的曆史過程呢？讓我們先掃盲一下當前敘利亞局勢，再介紹“三十年戰爭”，最後分析我們能從中借鑒到什麽。
當前的敘利亞局勢要從這幾方麵看：內部來說，是人口多數的遜尼派與總統阿薩德的阿拉維派（或稱“準什葉派”）政權的利益衝突。
外部來說，宗教的原因：遜尼派的背後是沙特阿拉伯及其海灣盟國，什葉派的背後是伊朗。
利益集團：莫斯科不想失去地中海海軍基地和為了保障與現敘利亞總統已形成的同盟關係，維持大馬士革政權對於俄羅斯國家利益至關重要；而土耳其介入敘利亞的起因是想借機擴大在本地區的影響，解決庫爾德人問題和強化“大突厥斯坦”的夢。但敘利亞政府順水推舟，趁機支持境內庫爾德人自治，反倒將了土耳其一軍。同時土耳 其政府一直表露出對ISIS的曖昧關係，也是想借IS與庫爾德人的衝突壓製其獨立運動。
對於敘利亞的IS武裝，俄羅斯同美國及其西方盟友的態度是一致的。都是想擊敗IS組織，同時使該地區重新恢複穩定。但對於穩定各方的定義卻不相同。沙特和其同盟不想伊朗借機擴大在海灣地區的勢力範圍；德黑蘭要保住阿薩德政權並深入影響阿拉伯世界；對美國及其盟友而言，既要恢複穩定，又想借機削弱不聽話的伊朗，把他陷入“越戰”般的泥沼；俄羅斯一心要維護自己在中東所剩不多的影響力；庫爾德人則趁機再次試圖建立曆史上從未出現過的“庫爾德斯坦”；ISIS在各方交織的渾水中繼續為自己扭曲的教義尋找避風港。
曆史上的“三十年戰爭”發生於文藝複興，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後，但以天主教為主的神聖羅馬帝國仍然在歐洲維持著巨大的影響。戰爭發起與新教於天主教之間的矛盾，屬於支持新教的城邦諸侯同羅馬天主教庭之間的衝突。教派之間的流血很快導致了隸屬於不同教派的鄰國派軍隊參與。進而戰爭中後期，幾乎整個歐洲的國家都參與進來，戰爭性質也也不僅僅屬於教派爭鬥，更多的出於世俗國家的利益。直至戰爭後期，各個國家都承受了巨大的損失， 許多國家和地區的人口減少達到二到四成。 再也無力再戰，才簽訂了《威斯特伐利亞和約》。並將這個勢力劃分一直維持到19世紀的維也納體係的確立。
那麽我們能從中發現哪些在如今也有指導意義的曆史規律呢？
首先，宗教流血衝突往往比常規衝突更血腥野蠻，傷亡也大得多。因為世俗的衝突多以占領和統治為目的，而宗教則以肉體和精神上的消滅為第一選擇，往往帶來了更多難以啟齒的戰爭暴行。
由於宗教/教派分布廣泛，小規模的宗教衝突很可能轉化為大規模，不可控的大型衝突。
宗教往往是以國家利益為基礎的，宗教衝突往往會與世俗利益聯係在一起，衝突的性質在過程中很可能會改變。
由於戰爭是由多方參與，所以一定會導致各方力量對比的變化，戰後的格局一定會改變。但戰爭的結束的標誌確是靠或者一方徹底失敗，或者各方都精疲力盡而結束。而損失最慘重的隻能是被各方指派為代理人的國民和地區。
敘利亞的亂像仍然繼續，我們也不知道其是否也如“三十年戰爭”那樣會轉變為礦日持久地戰爭。雙方代理人背後的沙特和伊朗都是石油資源大國，都有充足的維持戰爭的能力。戰爭的最終結果能否促進伊斯蘭的改革和融合？一切還都不可預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