恐懼與我（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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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對北京城的印象一直不壞，但對北京人的印象一度很一般。那時我印象中北京公汽售票員的拿手好戲是看到要乘車的人上氣不接下氣地遠遠跑過來，還差兩三步就到了，一按電鈕，車門關上，車揚長而去。但在二十多年前的那個春天，每個北京市民都忽然變得像天使一樣。那種友好與溫暖是我自從出生以來從來沒有在任何人群中見過的。我被這熱情所感染，便投身在那個學生與市民組成的巨大集體之中。

一個人在集體之中跟著大家一起哄鬧時是感覺不到恐懼的。我跟著大家，好像在做些什麽。後來回想起來，那時其實我並不知道我自己在做些什麽。文革時熱淚盈眶走過同一個廣場的紅衛兵當中的一大半說不定就是像我這樣的盲流呢。

那集體是一隻善良的紙老虎，在四月裏朝氣蓬勃，在五月裏茫然四顧，然後在一個六月的晚上被驚醒的真老虎一巴掌打得作鳥獸散。在那隻真老虎麵前我與那久違的恐懼又謀麵了。

哲學家克爾凱郭爾說：靠躲在人群中來逃過自己良心的譴責是膽小鬼的可恥。我後來也意識到：靠躲在人群中來忘掉恐懼是傻瓜的天真。一個人可以混在人群之中度過一生的絕大部分時間，但有一件事是他必須獨自去麵對的：死亡。沒有人可以替代他做這件事，也沒有人可以同他一起做這件事。時候一到，每個人都必須獨自灰溜溜光溜溜地離開這一桌熱鬧的盛宴。因為所有的恐懼都源於對死亡的恐懼，所以不管某個人群看起來如何有生命力，對於其中的每個個體來說都是虛假的靠山。共和國的將軍們當年在戰場上喊殺時都有膽量把自己性命置之度外，但他們被清洗批鬥時卻全都嚇破了膽。不用說見識，隻說膽量，也沒有一個可以跟弱女子林昭相提並論。這隻是因為他們的腰杆是被集體撐起來的。他們自己並沒有腰杆。在戰場上，他們是集體的一員，所以顯得勇猛無比。在被批鬥的會場上，他們曾經仰賴一生的集體站在了他們的對立麵，他們隻剩下了孤零零的自己，於是成了軟蛋。子彈隻會摧毀人的身體，集體卻可以摧毀人的意誌。所以混在人群中喊兩句口號算不了什麽本事，敢於獨自麵對一切威脅的人才是真正的英雄。

父母親對黨的忠誠與恐懼也可以從集體的無邊巨爪那裏得到解釋。本來，對同一個東西既忠誠又恐懼是一件很奇怪的事。忠誠是出於自願的，恐懼是非自願的、被脅迫的。這兩個本來該是冤家，對某個東西忠誠就不該有恐懼，對某個東西恐懼就不該有忠誠，結果卻進了一家門。更奇怪的是，忠誠與恐懼的美滿結合不隻發生在我的父母身上，而且發生在當時七八億中國人之中的相當一部分人身上。我的理解是：它們之間是因果關係– 忠誠隻是由於恐懼。任何動物都會懼怕比自己更高大的野獸，人也不例外。那如果這隻野獸龐大得讓你都望不到邊，在你的前後左右都是它的蹤影，你根本無路可逃時，你會不絕望嗎？進一步，如果這隻野獸自從你懂事之日就已經在你的前後左右環伺，卻並不張開血盆大口將你一口吞掉，而是居然還給你些許好處，你會不感激涕零嗎？所謂的斯德哥爾摩綜合症說的就是恐懼和忠誠的這一段奇異姻緣。

這段奇異姻緣還可以上溯到久遠得多的曆史。我們的先人對皇權的態度就是發自內心的忠誠加上發自內心的恐懼。當然，在有點獨立判斷力的人那裏，忠誠常常會走了樣，但恐懼一定是不折不扣的，因為恐懼是每個人的生存權的前提。一人謀反，要把九族都殺光，要的就是創造一種恐懼感。每個人都戰戰兢兢時，高高在上的人們心裏才稍微踏實一點。這樣的恐懼感代代相傳，直到我的父母那裏，再傳到我這裏。

恐懼也是中國社會中人與人之間的粘結劑。平頭百姓自不必說，連萬人之上的劉少奇、周恩來都活在恐懼感當中，嘴裏說出的每句話都要前思後想、左右掂量，唯恐給自己找了麻煩。毛澤東同樣活在恐懼感當中，整天疑神疑鬼，怕別人奪了他的權、要了他的命。奇妙的是這些人在早年都算得上是無畏的鬥士。無畏的鬥士何以在爬上至尊之位後即變成了患得患失的小人？大概是因為他們擁有的太多了。擁有太多，要看護的也就太多，靈魂反而變得不堪一擊了。在上者恐懼失去地位和榮耀，在下者恐懼失去飯碗和性命。中國社會就是這樣用彼此之間的恐懼維係在一起，然後世代相傳。這種奇特的關係從秦始皇那裏開始就再也沒有改變過。春秋時的孔子說“鄙夫可與事君也與哉？其未得之也，患得之；既得之，患失之；苟患失之，無所不至矣！”成語“患得患失”便出於此處。既然怕失去，就什麽事都能做得出來：自毛劉以下能逃脫“鄙夫”之謂的有幾個呢。

在靠恐懼感維係的社會中，日子最難過的就是誠實的人。所謂誠實與否，我想應該按照人的行事標準來定義。誠實的人隻有一套行事標準，不誠實的人有多套行事標準，依據哪一套要看風向而定。惡人也可以是誠實的人，如果他隻有一套行事標準。如果你對某個誠實的人有足夠的了解，你就可以完全肯定地預期他的行為，這就是信任。跟不誠實的人打交道要難得多，因為你不知道他下一步要做什麽。在靠恐懼感維係的社會中，所有的人都被社會強加以一套行事標準。對誠實的人來說，這常常與他們自己的標準是衝突的，迫使他們在兩者之間作出抉擇。如果他們有足夠強大的勇氣，他們會堅持他們自己的標準，而這隻能給他們帶來滅頂之災。誠實而有勇氣的林昭和偶爾說了幾句真話的彭德懷都是活生生的例子。如果誠實的人沒有足夠的勇氣，比如我的父母親，他們的枝幹就隻能乖乖地被強大的園藝師修剪扭曲為人家希望的形狀。他們心甘情願地接受思想改造，反省自己在靈魂的哪個角落還不夠忠誠。被修剪的他們也以同樣的方式不遺餘力地修剪他們的下一代。

對於不誠實的人來說，靠恐懼感維係的社會是他們的天堂。思想改造對他們來說完全不是個問題，因為他們的靈魂不是一棵樹，而是一條藤，在任何有形狀的物體之上都能牢牢攀緊，然後得心應手地成長。他們的枝幹被扭曲時沒有任何痛苦，所以他們扭曲起別人來也不會覺得有任何不自然。他們是真正的識時務的俊傑。靠恐懼感維係的社會就是由一幹不誠實的人運行的，所以在這樣的社會中誠實一定不是一種被崇尚的美德。

父母親對黨的恐懼與忠誠最終悄悄分手了。是忠誠卷鋪蓋走人，恐懼獨占了舞台了。這其實是情節的最自然發展。在共產主義的理念中，個人是不值一提的，所以他們那樣的忠誠的必然結果隻能是丟失了自己。年輕時他們混在共產主義信仰者的人群中也許不覺得自己缺少什麽，但終於他們發現這麵大旗和舉著這麵大旗的集體其實並沒有任何力量來撐起他們麵對死亡的勇氣。他們需要一個可以倚靠他們的靈魂的地方。或者，用克裏希那穆提的說法，他們需要一根拐杖 (crutch)。他們開始對佛教感興趣了。

我對流行的宗教一直敬而遠之，因為我一直覺得宗教隻是人逃避死亡恐懼感的一個虛假的港灣。我心目中最理想的宗教是可以給人撥迷開悟，卻不給人以任何來世許諾的宗教（當然那樣的東西也許根本不應該稱作宗教）。但是，看到父母親在學習佛教之後變得更加通情達理，精神氣色也與從前有了天壤之別，我為他們高興。既然任何肉眼凡胎的人都不可能看到來生是個什麽樣子，如果奉行某種信仰起碼能給人帶來一點今生的幸福，何樂而不信呢？有些無神論者認為宗教是精神麻醉劑，殊不知麻醉劑是人類曆史上最偉大的發明之一。人在平靜中才更容易看到事情的真相，而恐懼會扭曲視野中的一切。麻醉劑讓人不用劇痛就能修複身體，宗教讓人在平靜之中接近事情的真相（我想隻是接近而已）。如果哪一位說宗教是麻醉劑的先生有膽量在做開膛手術時不打麻醉劑，我就承認他有了譏諷宗教的資格。神經夠堅強、悟性夠高的人可能不用皈依什麽宗教也能平靜麵對一切，各宗教的創始人就是這一小部分人之中的翹楚。但對於別的百分之九十九的普通老百姓，從宗教中能學來的智慧是他們自己憋一輩子都憋不出來的。

 

4

上大學時聽鄭小瑛指揮講解貝多芬《命運交響曲》，講到交響曲一開始那著名的四個音符。鄭老師說：這好像是有人要揮刀砍你的頭，卻不是馬上就剁下去，而是要先在你脖頸子上揮舞三下，然後再狠狠剁下。最令人恐懼的不是那最後的一剁，而是之前那寒光閃閃的三次揮舞。我覺得這個解釋很精辟。人在恐懼時，擔心的是未來的某種可能性。人來到這個世上，沒有一件事是確定的，除了死亡。海德格爾的“人生於多，死於一 (Every man is bornas many men and dies as a single one)”說的就是人生的無窮多種可能性和同一個歸宿。但是每個人在什麽時候死亡則是不確定的。奇跡總有可能發生，理論上來講一個人的最後時刻可以被無限推遲。他希望奇跡會發生，那個可怕的事件會落荒而逃。但他又不知道這奇跡會不會發生，並且這奇跡是否發生並不掌握在他的手中。他的脖頸子陣陣發麻，不知道那口刀什麽時候落下。毛澤東在位時，總是擔心大權會旁落，而他的大權一直到死也沒有旁落，所以他的恐懼感一直都懸在那裏，並且他的行為就一直被這個恐懼感所操縱。如果他真的被逼下了野，他反倒就沒有這個恐懼感了。經濟蕭條的時候，很多人一聽到公司要裁員就嚇得要死，但真的裁到了自己頭上，才發現這世界末日其實並沒有當初想象的那麽可怕。不少人被裁員反倒成了他們後來事業大大成功的序曲。中國老話說：“人之將死，其言也善”，說的就是當死亡變成了當下，不再是一種遙遠未來的可能性時，人反而會從緊張之中平靜下來。

因此恐懼感也是一種欲望：追求安全感的欲望。恐懼之中的人由於未來的某種不確定性而失去了當下的安全感。他想要從當下逃離，他想要活在那個可怕事件過去之後。可是人永遠隻能活在當下，永遠不可能活在未來，所以從當下逃離就像是狗要逃離自己的尾巴一樣徒勞無功。

恐懼源於人的求生本能。人類的遠祖要靠著恐懼感來避開危險，討條生路，所以恐懼感是維持人類繁衍的必要反應。由此開始，恐懼感支配了人的每一個角落，而人也完全習慣於這種支配，即使現代人的每日生活與生命威脅已經沒有任何直接關係。小時候，我害怕班裏的壞孩子。上大學時，我擔心畢業後找不到工作。找到工作了，我又擔心哪一天會丟掉工作。這都不是因為我的生命受到了威脅，而是因為恐懼已經成了我的習慣。趕飛機的人在交通堵塞的時候心急如焚，唯恐誤了他的航班，盡管他很清楚心急如焚並不能對緩解交通堵塞有任何助益。大家都擔心丟掉飯碗，盡管每個人都明明知道在現代社會中沒有幾個人因為丟掉了飯碗而凍餓而死。這也都是出於一種習慣。一人謀反九族被誅的時代已經過去了，而人們還是噤若寒蟬。這都跟死亡沒有任何直接關係。他們隻是“其未得之也，患得之；既得之，患失之”而已。這也說明了為什麽有了財富和地位的人並不比別人更容易擺脫恐懼感的駕馭。現代人常掛在嘴邊的一個詞是“壓力”– 這詞大概是專門給已經擁有不菲的人們用的；一無所有的人通常並不這麽說。這壓力就是一種擔心失去的恐懼。蒙田有一句名言：“我的一生有太多的不幸，而它們中的大多數從來都沒有發生過。”連蒙田這樣的智慧之人都老是自己嚇唬自己，足見恐懼感在每個人那裏的威力。蒙田的不同之處是意識到了恐懼感的厲害，別人（包括我的父母在內）則是被恐懼感駕馭而不自知。如果連誰在掌握著自己的命運都不知道，改變自己的命運就不要提了。

一個人的恐懼感成為習慣時，他不僅用恐懼感來嚇唬自己，也會用恐懼感來對付別人。傳統的中國父母都會用嚇唬的辦法來迫使孩子就範。這也怨不得他們，因為他們自己從來就沒有覺得恐懼是什麽不正常的事。嚇唬孩子這一招當時很靈驗，比動之以情曉之以理要見效快多了，但是後患無窮。恐嚇是對敵人才使用的伎倆，用來對付自己的孩子，隻是在培養孩子下意識裏對自己的敵意。搬起這塊石頭的父母和祖父母最終是要砸到自己的腳的。況且，父母用來嚇唬孩子的那些借口– 警察要來抓你啦、大灰狼要來吃你啦等等 – 都是假的，都是不折不扣的謊話。等孩子將來知道了這是怎麽回事時，對父母的信任就會打折扣了。當然，這個折扣可能隻是在潛意識裏，兒女自己並不一定意識到。兒女與父母之間可能還是會有足夠的客氣，但能否成為無話不談的朋友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所以我想像將來有一天應該開設一個為人父母的資格考試，考試通過者才有資格生養孩子，而安全感是考試及格的必要條件之一。人在沒有安全感時，會把手裏抓到的每一件東西都當成救命稻草，包括自己的孩子。孩子被父母當成實現自己欲望的工具的事情太多了。父母該是孩子的救命稻草才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