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一生中的酒

杜甫一生中的酒

 

 

 

杜甫一生頗為嗜酒，根據郭沫若先生的統計，在杜甫現存的一千四百多首詩中，凡說到飲酒的共有三百多首，占百分之二十一強；而在李白現存的一千五十首詩文中，提到飲酒的隻有一百七十多首，占百分之十六強。因為李白的詩遺失很多，所以這對數字的比較並不能斷定杜甫嗜酒更甚於李白，不過，杜甫一生都沒有離開酒，卻是從中可以判定的事實。

台灣的陳定山先生曾將杜甫在人生各個時期的飲酒特征做了概括，認為“其早客東都，壯遊齊楚，豪情飲量，似頗受李白、鄭虔、蘇端諸人影響，每至大醉、爛醉；中值喪亂，自秦入蜀，則憂患經心，酒量漸減，買酒不過盡醉，甚至囊空羞澀，有時且無錢買酒。自梓州攜家再往閬中，屢遭人白眼，甚至看人飲酒，而自己不飲，且視酒如仇矣。下峽詩中，不複見其飲酒為樂，偶然與酒發生關係者，皆為賓宴不可回避之舉杯而已……自夔出峽，流離於衡湘公安間，老病淹留，幾乎與酒絕緣。至湘潭值亂，終日僵臥，與藥為伍，愁且不能禁得，安禁得酒乎？”

既然杜甫一生都與酒發生關係，那麽，酒在杜甫的一生中究竟起到什麽樣的作用呢？

 

壯遊天地·飲酣·酒的解放感

 

壯遊

 

往昔十四五，出遊翰墨場。斯文崔魏徒，以我似班揚。

七齡思即壯，開口詠鳳皇。九齡書大字，有作成一囊。

性豪業嗜酒，嫉惡懷剛腸。脫略小時輩，結交皆老蒼。

飲酣視八極，俗物都茫茫。

 

曹植《酒賦》在描寫人進入醉境時曾說：“質者成文，剛者成仁，卑者忘賤，窶者忘貧。”可見，酒醉的第一個作用就是使人能夠擺脫日常生活中種種現實因素的束縛，獲得充分的解放。這種解放感一方麵在於“忘”，即忘掉自己實際的處境，因而也忘掉了理智因這處境而加給人身上的束縛；但另一方麵更在於“成”，平常隱沒在心靈深處的情性、稟賦、壯懷，在酒醉的一刻都一覽無餘的表現出來——酒，成了一種引發詩人豪情，抒寫詩人心中胸中壯意的媒介。對於酒的這種解放感，人在青壯年的時候感受最為真切。壯遊時期的杜甫，正處於人生的上升期，生命的沉重，還不曾鋪天蓋地的壓迫過來，因此個人的意興飛揚到了頂點，而這種高昂的意興一旦被酒解放出來，便奔騰彭湃，成為“飲酣視八極，俗物多茫茫”式的豪言壯語。

這段詩另一處值得我們注意的地方是，它所描述的醉境止於“酒酣”，而不是後來經常出現的狂醉、爛醉。這種對酒醉程度的控製在杜甫描寫壯遊時期的其他詩句中也可以感覺的到，如“座對賢人酒，門聽長者車”（《對雨書懷》），“何時一尊酒，重與細論文”（《春日憶李白》），“檢書燒燭短，看劍引杯長。詩罷聞吳詠，扁舟意不忘”（《夜宴左氏莊》），“憐君如弟兄。醉眠秋共被”（《與李十二白同尋範十隱居》）。，從上麵的詩句裏可以看出，青壯年時期的杜甫雖然對酒的興趣頗濃，但對酒醉的程度卻很會控製，極少醉得人事不省，而且在飲酒的詩句裏，酒中的情味很濃，而苦味很少。——人處在生命適意的時候，往往會品嚐出酒的香鬱，卻很少能體察到酒的苦澀；往往能達到暢樂的酒酣，卻很少會陷入苦痛的沉醉，杜甫也不例外。

 

飲中八仙·無奈沉醉·醒者眼中的醉者

 

飲中八仙歌

 

知章騎馬似乘船，眼花落井水底眠。汝陽三鬥始朝天，道逢麴車口流涎，

恨不移封向酒泉。左相日興費萬錢，飲如長鯨吸百川，銜杯樂聖稱避賢。

宗之瀟灑美少年，舉觴白眼望青天，皎如玉樹臨風前。蘇晉長齋繡佛前，

醉中往往愛逃禪。李白一鬥詩百篇，長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來不上船，

自稱臣是酒中仙。張旭三杯草聖傳，脫帽露頂王公前，揮毫落紙如雲煙。

焦遂五鬥方卓然，高談雄辨驚四筵。

 

       仇氏《杜詩詳注》在談到這一詩的年代時，采用黃鶴《黃氏補千家集注杜工部詩史》的說法：“蔡興宗《年譜》雲天寶五載，而梁全道編在天寶十三載。按史，汝陽王天寶九載（七五O）已薨，賀知章天寶三載（七四四）、李適之天寶五載，蘇晉開元二十一年（七三四）並已歿。此詩當是天寶間追憶舊事而賦之，未詳何年。”

       可見，這首詩的年代一直存在爭議，而年代的定位又直接影響到對這首詩真正內涵的理解：如果定在天寶五載，那麽當時杜甫初入長安，思想心情依然承繼壯遊時期的高昂狀態，與這首詩表麵所體現出來的豪放語氣頗為相合；而如果定在天寶十三載，那麽這首詩表麵上的狂放恐怕就不能作簡單的理解，而應該從深層去挖掘它的內涵。

       人之醉酒，不外乎兩種情況：一種是乘興而醉，一種是苦悶買醉；前者是積極的，而後者則是消極的。那麽這八個人的醉屬於哪一種呢？

       首先看賀知章。從現存的史料來看，賀知章是一個仕途還算順利的官僚，然而他卻很少有一般官僚的營營私求，而更多了一份魏晉名士的竹林之風。賀知章一生流傳事跡較少，所以我們也很難從其中看出他對當時社會狀況的一種明確態度，不過，缺乏態度是否也正是代表著一種態度呢？沉溺於醉鄉之樂是否也正反證了他在醉鄉之外找不到快樂呢？

       汝陽王李璡兼有狂放和謹慎兩種性格。作為李憲的長子，又具有出眾的外貌，在一個權力鬥爭異常激烈的環境裏，李璡是不可能不引起唐玄宗的猜忌的，而要在這樣一種隨時都可能送命的環境中得以保身，李璡也隻能謹微小心，並把自己的才情壯誌深深埋沒在酒醉之中了。

       李適之“以強幹見稱”，雖然嗜酒，但“夜則宴賞，晝決公務，庭無留事”，這樣一個豪放但又幹練的人，本應大有作為，但最終卻被口蜜腹劍、工於心計的李林甫所排擠，終於服毒自殺。其死並不甘心，其活著時的苦悶也可想而知。

       崔宗之出身高門，瀟灑玉立，如同阮籍一樣，他也能“為青白眼，見凡俗之士，以白眼對之。”在他的眼中，世間無非俗物，所以隻能不看後地而望青天，但在這高傲形容的背後，又有多少內心的寂寞不為人知呢？

       蘇晉被譽為“後來王粲”，其才情為當時所共賞，然而這樣一個才情高雋的人才，後來卻皈依佛門，以禪避世；再後來又破戒飲酒，以醉逃禪。——禪與酒都無法助其解脫，這又是一種怎樣苦悶和矛盾的心境呢？

       至於李白，其內心的苦也早就為人們所熟知。一方麵，李白絲毫不掩飾他對世俗功名的向往，另一方麵，李白又對那些隨追求世俗功名而來的卑劣行經棄如敝屣。這種已被現實牢籠，卻又不甘心為現實奴役，想要超脫並控製現實的矛盾，也許正是造成李白一生悲劇的根本原因。

       張旭和焦遂，二人一是書聖，一是雄辯家，但卻有一點共同之處，即二人的過人之才，都隻能在酒醉之後才能完全發揮出來，這是否也正從一個側麵反映出現實的重壓使他們無法充分舒展自己的情性呢？

       上述八個人的醉態都是快樂的，但這快樂的背後究竟是一種樂天知命的無憂無慮，還是一種憤世不平的無可奈何呢？也許正如程千帆先生所說：“這群被認為是‘不受世情俗務拘束，憧憬個性解放’之徒，正是由於曾經欲有所作為，終於被迫無所作為，從而屈從於世情俗務拘束之威力，才逃入醉鄉，以發泄其苦悶的。”而杜甫寫他們，其實也就是在寫自己，隻不過杜甫這時已經從醉的狀態裏暫時跳了出來，站在一個清醒者的位置上看著這些曾經與自己一同醉倒過的酒友，看到了他們醉後的快樂與放肆，但也更看到了他們醒時的苦悶與無奈！

       從上麵的理解來推斷，這首詩更有可能是杜甫在天寶後期追憶舊事的作品，因為其中的豪言壯語已不再是壯遊時期那種高昂意興的單純流露，而更多了一種經曆人世困窘後的滄桑感。這首詩甚至可以看作是杜詩中酒作品的一個轉折點，從此之後，酣飲少了，狂醉多了；暢樂少了，沉重多了……

 

生命流逝·人世羅網·酒的消解

 

曲江二首

 

一片花飛減卻春，風飄萬點正愁人。且看欲盡花經眼，莫厭傷多酒入唇。

江上小堂巢翡翠，苑邊高塚臥麒麟。細推物理須行樂，何事浮名絆此身。

 

朝回日日典春衣，每日江頭盡醉歸。酒債尋常行處有，人生七十古來稀。

穿花蛺蝶深深見，點水蜻蜒款款飛。傳語風光共流轉，暫時相賞莫相違。

 

       時間，一直是中國詩人創作最普遍的動機與主題。時間對於人的壓迫感主要來自兩個方麵：一個方麵是它的無限性，如《莊子·盜蹠》中所說，“天與地無窮，人死者有時，操有時之具而托於無窮之間，忽然無異騏驥之弛過隙也。”時間的無限使人對自身的有限感到無足輕重，進而對自己生命存在的價值也產生懷疑；另一個方麵便是它的流逝感，就想車爾尼雪夫斯基所說：“時間，這是無窮的奔流，這是吞噬一切的無底洞。”時間的流逝使人對自身存在的確定性也感到不可把握，生命在此時不僅不具備永恒的價值，甚至連短暫的安定也是不可求的。

       消解時間對人的壓迫感，通常也有兩種方式：一種是借助佛、道、甚至是儒的方式將人存在的意義無限擴大，成為可以與時間並駕齊驅的另一個無限的形式；另一種則是將自己的存在隻框定於此生的有限裏，通過在一個有限之中的無限沉醉來“忘卻”時間的存在，這便是漢末以來流行在士人中間的及時行樂的思想，而在這一種對抗時間的方式裏，酒的地位是舉足輕重的。

       杜甫的這兩首《曲江》正是體現了這一種及時行樂的思想。人生短暫的悲劇意識是難以改變的，因此隻能以及時行樂來消解它的濃度，而達到這種樂之核心的關鍵就是要通過酒來進入醉的境界，其實質便是要通過酒醉時產生的迷茫來“忘”掉人生流逝的悲感。

       然而嚴格來講，詩人之所以會用酒來消解時間流逝的壓迫感，其根本原因還是因為另一種抗衡時間的方式無法實行，也就是說，詩人無法通過實踐其理想信仰來使自身存在的意義擴大到與時間同等無限的地位，因此才會選擇“醉忘”這一無可奈何的消解方式的。

 

醉時歌

 

諸公袞袞登台省，廣文先生官獨冷。甲第紛紛厭粱肉，廣文先生飯不足。

先生有道出羲皇，先生有才過屈宋。德尊一代常坎軻，名垂萬古知何用。

杜陵野客人更嗤，被褐短窄鬢如絲。日糴太倉五升米，時赴鄭老同襟期。

得錢即相覓，沽酒不複疑。忘形到爾汝，痛飲真吾師。

清夜沈沈動春酌，燈前細雨簷花落。但覺高歌有鬼神，焉知餓死填溝壑。

相如逸才親滌器，子雲識字終投閣。先生早賦歸去來，石田茅屋荒蒼苔。

儒術於我何有哉，孔丘盜蹠俱塵埃。不須聞此意慘愴，生前相遇且銜杯。

 

       表麵上看，這是在寫一個人在一個時代的不遇，但在這首詩的背後，實際卻體現著一種存在價值在一個時代的無法伸展。一個人的不遇也許隻能算做是個人的不幸，但對一種存在價值的否定，卻是一個時代的悲哀，因為這意味著許許多多以這種存在價值為支撐的個體生命都終將在時間的流逝和虛無的廣大麵前失去存在的意義。這種人世羅網給人造成的苦痛與幻滅是異常深刻的。這也正是為什麽“政治、現實上的不如意在時光飄忽、人生苦短的基礎上顯得特別沉痛。”（張法），因為這種不如意不僅代表這一種個人命運上的失落，還更聯係著一種存在意義上的虛無，所以，當杜甫吟出“紈絝不餓死，儒冠多誤身”的詩句時，我想他的心一定時泣血的。

       生命的流逝與人生的困縛，使杜甫深刻體會到虛無的蔓延和存在的無所適從。酒醉，在此時也許已經無法化解這來自生命深處的悲感，所以他在《樂遊園歌》中寫下了這樣的詩句：“卻憶年年人醉時，隻今未醉已先悲。數莖白發那拋得，百罰深杯亦不辭。聖朝已知賤士醜，一物但荷皇天慈。此身飲罷無歸處，獨立蒼茫自詠詩。”

       能夠陪伴詩人人生悲涼的，也許隻有詩了……

 

酒·田園生趣·神全

 

獨酌成詩

 

燈花何太喜，酒綠正相親。醉裏從為客，詩成覺有神。

兵戈猶在眼，儒術豈謀身。苦被微官縛，低頭愧野人。

獨酌

 

倚杖深林晚，開樽獨酌遲。仰蜂黏落絮，倒蟻上枯梨。

薄劣慚真隱，幽偏得自怡。本無軒冕意，不是傲當時。

 

       前一首《獨酌》詩寫於杜甫前往鄜州的途中，此時，杜甫儒道救世的思想，在現實的渾濁戰亂中，已經受到了極大的挫折，仕途，對此時的杜甫來說，再也不是一個可以舒展胸中兼濟天下抱負的路徑，而成了一種對個人自然真性情的束縛。處於這種喪失了救世希望但又深陷於於世俗羅網的狀態裏，杜甫的苦悶是可想而知的——酒，在此時，還是一種忘憂的工具。

    後一首《獨酌》詩，寫於上元二年，也就是杜甫安居草堂的時期。在這一時期，杜甫度過了一生中最為平和的一段日子。此時的杜甫，過著一種近似於陶淵明式的隱居自適的生活，雖然仍是清苦，但世俗功業的羈絆、救世責任的重負少了許多，因此使得杜甫能夠返歸自然的真和本性的真。酒，在此時，再也不是一種對苦悶的消解，而成了一種對生命本真狀態的引發物，通過這種引發，使詩人注意到生命中種種細節的美好，從而浸沐到生的無限樂趣中去。

    張法先生在談到酒醉之境界時，指出醉境有兩種：一是忘境，一是道境。忘境作為一種對現實苦悶的直接消解，是任何一個酒醉者首先要也首先會達到的境界，隻是這種“忘”並不能持續太長的時間，酒醒之後，苦悶依然會鋪天蓋地的襲來；道境則比忘境要高一層，它以酒為媒介，同時融合文化中諸種苦悶消解物（如山水、田園）為一體，最終使詩人從苦悶的泥潭裏超越出來，達到一個自然安詳的境界，轉悲苦為生趣，化矛盾為圓通。杜甫的這兩首《獨酌》正是這兩種不同酒醉境界的體現。

    酒如何使人達到忘境在前文已經說過，那麽，酒又是如何使人臻至道境的呢？

    《莊子·達生》中曾說：“夫醉者之墜車，雖疾不死；骨節與人同，而犯害與人異，其神全也，乘亦不知也，墜亦不知也，死生驚懼，不入乎心中，是故   物而不懾。彼得全於酒。”可見，酒除了可以使人“忘憂”以外，還有一個更大的功用即“全神”，也就是使人的精神意誌得到充分的伸展，進而體悟到自然和生命的真諦。達到“死生驚懼，不入乎心中”。這種“神全”的功用，正是詩人“醉”入“道境”的關鍵。

    陳定山先生指出杜甫入蜀之後，飲酒大醉的情形明顯減少，這一方麵固然如陳先生所說，是因為經濟的窘迫，無錢買酒，但另一方麵，其實也是因為杜甫這時已經醉入道境，以生命的祥和樂趣來平息現實的苦悶束縛，所以並不太再需要用狂飲爛醉來遺忘、來逃避了。

 

醉死·戒酒·抉擇的兩難

 

醉為馬墜，諸公攜酒相看

 

甫也諸侯老賓客，罷酒酣歌拓金戟。騎馬忽憶少年時，散蹄迸洛瞿塘石。

白帝城門水雲外，低身直下八千尺。粉堞電轉紫遊韁，東得平岡出天壁。

江村野堂爭入眼，垂鞭    淩紫陌。向來皓首驚萬人，自倚紅顏能騎射。

安知決臆追風足，朱汁驂  猶噴玉。不虞一蹶終損傷，人生快意多所辱。

職當憂戚伏衾枕，況乃遲暮加煩促。朋知來問腆我顏，杖藜強起依僮仆。

語盡還成開口笑，提攜別掃清溪曲。酒肉如山又一時，初筵哀絲動豪竹。

共指西日不相貸，喧呼且覆杯中淥。何必走馬來為問，君不見嵇康養生遭殺戮。

 

登高

 

風急天高猿嘯哀，渚清沙白鳥飛回。無邊落木蕭蕭下，不盡長江袞袞來。

萬裏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獨登台。艱難苦恨繁霜鬢，潦倒新停濁酒杯。

 

離開了草堂的杜甫，又進入了人生的漂泊與困頓時期，而且生命也迫近了末年。這一時期杜甫的酒詩裏，出現了非常矛盾的兩個現象：一是象前一首詩所描述的，直欲在酒中沉醉而死，不理身前身後俗事；另一是象後一首詩所寫的，是要停住住酒杯，不再飲酒。這種“醉死”與“停杯”的矛盾幾乎一直縈繞在杜甫後期的詩歌創作中，如“忍斷杯中物，眠看座右銘”（《漢中王三首》），“樽前柏葉休隨酒，勝裏金花可奈看。”（《人日》），“甘從千日醉，未許七哀詩”（《垂白》），“白發須多酒，明星惜此宴”（《津亭留宴》），“自憐詩送老，相對酒開顏，江湖墮日月，酩酊任扶還”（《宴王使君宅》），出現這種矛盾究竟是什麽原因？是杜甫的意誌不夠堅定？是後期的生活太過窘迫？還是有什麽更深層麵上的理由？

我們先來看杜甫的“醉死”。前一首詩乍一看來基調是快樂的，然而深味下去，這快樂的表象中其實卻蘊涵這人生的大悲哀。首先，杜甫為何會騎快馬，是因為“騎馬忽憶少年時”，想要從快馬如飛的感覺裏重新尋回少年時意氣風發的狀態，然而即使尋回了少年夢又能怎樣？人已經不可避免的老去了！其次，即便是少年夢便能永久的快樂下去嗎？杜甫騎快馬的結果是馬失前蹄，終受損傷，這使他忽然醒悟到，人生的快意狀態是無法持久的，命運的羈絆足以使任何一種少年的夢想意氣消磨殆盡，“不虞一蹶終損傷，人生快意多所辱。職當憂戚伏衾枕，況乃遲暮加煩促”，正是所謂“快意多辱，既悔其前，遲暮煩促，又憂其後矣”（仇注），人生之流逝與命運的多艱一並襲來，沉重的壓在詩人的身上和心上。再次，既已身心受傷，那便安心養生可以嗎？答案也是否定的，“君不見嵇康養生遭殺戮”，一個戰亂與衰落的時代，即使是隻求一己之保全也是沒有可能的，在這種情況下，也隻能“莫思身外無窮事，且盡生前有限杯”，以求短暫但暢快的肉體沉醉了。杜甫的“醉死”，實際是一種生命遲暮時刻，人生多種選擇都重重受挫之後的放任與無奈。

再來看杜甫的“停杯”。杜甫戒酒一方麵固然是因為經濟窘迫而時常買不起酒，即所謂“潦倒新停濁酒杯”，但是否也是因為此時杜甫已經清醒的認識到，他的愁緒根本就不是一兩杯酒便可消解的呢？如果說杜甫壯年時期的愁還帶有一點感傷的矯作，如果說其中年時的愁還隻是一種隱約彌漫的憂患，那麽在暮年，在他登高回顧反省一生時所體味到的愁，便已經是一種迫在眉睫的真實，這種愁緒是一種存在或虛無層麵上的焦灼感，根本不是通過一杯酒便能忘卻或擺脫的。由此我們再進一步思考，既然杜甫已經體味到這種存在意義上的焦灼，那麽他的“停杯”是否也可能根本不是一種被迫的無奈，而是一個主動的抉擇呢？它是否意味著在暮年時分的杜甫，雖然不堪命運多艱與生命流逝的重負，但卻要毅然放棄此生的沉醉，重新以一種儒家殉道式的執著來直麵虛無的廣大、來承擔存在的艱辛呢？

我想，杜甫晚年的“醉死”與“停杯”都不能作單純生活層麵上的理解，他們還具有更深的內涵——是執著追求存在的意義來抗衡無限的虛無？還是在虛無的重壓前倒臥於此生的沉醉？這也許是杜甫，也是每一位儒者，甚至是每一個人一生都必然要麵臨的一種兩難抉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