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坦蕩的心胸去理解劉曉波道路

(一)

劉曉波先生在獄中發布的最後陳述（2009年12月23日），引起普遍非議，歸納起來， 大約有下麵幾點意見：

1。劉先生以一個共產黨的顛覆國家罪犯身份，重申二十年前在《六•二絕食宣言》 中所表達的信念──“我沒有敵人，也沒有仇恨。所有監控過我，捉捕過我、審訊 過我的警察，起訴過我的檢察官，判決過我的法官，都不是我的敵人。雖然我無法 接受你們的監控、逮捕、起訴和判決，但我尊重你的職業與人格，包括現在代表控 方起訴我的張榮革和潘雪晴兩位檢察官。在12月3日兩位對我的詢問中，我能感到你 們的尊重和誠意。”

2。劉先生在自己的人權，言論權，人身自由被非法剝奪的情形下，強調自己沒有仇 恨：“因為，仇恨會腐蝕一個人的智慧和良知，敵人意識將毒化一個民族的精神， 煽動起你死我活的殘酷鬥爭，毀掉一個社會的寬容和人性，阻礙一個國家走向自由 民主的進程。所以，我希望自己能夠超越個人的遭遇來看待國家的發展和社會的變 化，以最大的善意對待政權的敵意，以愛化解恨。”

3。劉先生在中國的民權和民主嚴重倒退的胡錦濤時代，用大量語言肯定共產黨政權 的進步：“在我看來，改革開放始於放棄毛時代的“以階級鬥爭為綱”的執政方針。 轉而致力於經濟發展和社會和諧。放棄“鬥爭哲學”的過程也是逐步淡化敵人意識、 消除仇恨心理的過程，是一個擠掉浸入人性之中的“狼奶”的過程。正是這一進程， 為改革開放提供了一個寬鬆的國內外環境，為恢複人與人之間的互愛，為不同利益 不同價值的和平共處提供了柔軟的人性土壤，從而為國人的創造力之迸發和愛心之 恢複提供了符合人性的激勵。可以說，對外放棄“反帝反修”，對內放棄“階級鬥 爭”，是中國的改革開放得以持續至今的基本前提。經濟走向市場，文化趨於多元， 秩序逐漸法治，皆受益於“敵人意識”的淡化。即使在進步最為緩慢的政治領域， 敵人意識的淡化也讓政權對社會的多元化有了日益擴大的包容性，對不同政見者的 迫害之力度也大幅度下降，對八九運動的定性也由“動暴亂”改為“政治風波”。 敵人意識的淡化讓政權逐步接受了人權的普世性，1998年，中國政府向世界做出簽 署聯合國的兩大國際人權公約的承諾，標誌著中國對普世人權標準的承認；2004年， 全國人大修憲首次把“國家尊重和保障人權”寫進了憲法，標誌著人權已經成為中 國法治的根本原則之一。與此同時，現政權又提出“以人為本”、創建和諧社會”， 標誌著中共執政理念的進步。”

4。劉先生甚至在自己被非法和無理拘禁囹圉時，歌頌共產黨監獄管理的進步：“盡 管我堅持認為自己無罪，對我的指控是違憲的，但在我失去自由的一年多時間裏， 先後經曆了兩個關押地點、四位預審警官、三位檢察官、二位法官，他們的辦案， 沒有不尊重，沒有超時，沒有逼供。他們的態度平和、理性，且時時流露出善意。 6 月23日，我被從監視居住處轉到北京市公安局第一看守所，簡稱“北看”。在 北看的半年時間裏，我看到了監管上的進步。

1996 年，我曾在老北看（半步橋）呆過，與十幾年前半步橋時的北看相比，現在的 北看，在硬件設施和軟件管理上都有了極大的改善。特別是北看首創的人性化管理， 在尊重在押人員的權利和人格的基礎上，將柔性化的管理落實到管教們的一言一行 中，體現在“溫馨廣播”、“悔悟”雜誌、飯前音樂、起床睡覺的音樂中，這種管 理，讓在押人員感到了尊嚴與溫暖，激發了他們維持監室秩序和反對牢頭獄霸的自 覺性，不但為在押人員提供了人性化的生活環境，也極大地改善了在押人員的訴訟 環境和心態，我與主管我所在監室的劉崢管教有著近距離的接觸，他對在押人員的 尊重和關心，體現在管理的每個細節中，滲透到他的一言一行中，讓人感到溫暖。 結識這位真誠、正直、負責、善心的劉管教，也可以算作我在北看的幸運吧。”

劉曉波先生對中共作出這些友善的表示和讚頌之後，他申明自己期待中共會給他一 個相對公正的判決，如果不能，他會有足夠的耐心和信心等待中國變成人權至上的 法治國家：正是基於這樣的信念和親曆，我堅信中國的政治進步不會停止，我對未 來自由中國的降臨充滿樂觀的期待，因為任何力量也無法阻攔心向自由的人性欲求， 中國終將變成人權至上的法治國。我也期待這樣的進步能體現在此案的審理中，期 待合議庭的公正裁決──經得起曆史檢驗的裁決。”

結果怎麽樣呢？大家都已看到，共產黨像以坦克回答“沒有敵人”的六四學生一樣， 用十一年徒刑回答了“沒有敵人”的劉曉波先生，劉曉波先生又一次以心愛之熱去化 共產黨之冰的努力化成泡影。

現在留待的問題是我們應該怎麽去看待和評估劉曉波先生在對他毫無仁慈，毫無法 紀公正的共產黨麵前所表現的：

迂腐，胡塗，書呆子氣；

或者
軟弱，屈恭，沒有骨氣；

或者
已經投降共產黨，與共產黨在唱雙簧；

或者
一種近乎宗教精神的忍耐，仁慈，寬容，大度；

或者
一種類似於甘地和達賴喇嘛那樣的超政治和短前利益的對人類最終信心的理念和信 仰。

顯然持前二種意見的人占了多數，第三種意見也不乏個別，最後兩種看法的卻廖若 晨星。

我想借這篇文章表達個人看法，因為劉曉波先生的零八憲章和因言論被治以重刑， 在中國將來的民主發展曆史上是一定會被記載的。怎樣看待劉曉波先生本人和他的 努力，不僅會在中國民主曆史上變成一個無法忽略的題目，而且個人覺得，這種看 法的寬容和廣袤本身就意味著怎樣從共產黨的二分思維，鬥爭思維和非白就黑，非 朋友就敵人的思維中走出去的必經之路。


(二)

 讓我們看一看劉曉波先生是不是已經投降共產黨，與共產黨在表演雙簧。

首先，如果劉曉波先生投降共產黨，以劉曉波先生的國際影響，共產黨封他一個比 五毛要高得多的一官半職，不比像現在一樣放在監獄中唱苦肉計，教育這些無力翻 天，成天自己吵來吵去的民運分子和反共分子，在國際上更有轟動效應嗎？

其次，劉曉波先生再迂腐、再胡塗、再沒有出息、再書呆子氣，還不至於給十一年 徒刑(就算每天在監獄中給大肉大魚吃)，就答應出賣靈魂，給共產黨賣命吧。

所以這個邏輯是無法成立的。

最重要的證據還是劉曉波先生本人在陳述結尾對他妻子說的話“親愛的，有你的愛， 我就會坦然麵對即將到來的審判，無悔於自己的選擇，樂觀地期待著明天。我期待 我的國家是一片可以自由表達的土地，在這裏，每一位國的發言都會得到同等的善 待；在這裏，不同的價值、思想、信仰、政見……既相互競爭又和平共處；在這裏， 多數的意見和少數的儀意見都會得到平等的保障，特別是那些不同於當權者的政見 將得到充分的尊重和保護；在這裏，所有的政見都將攤在陽光下接受民眾的選擇， 每個國民都能毫無恐懼地發表政見，決不會因發表不同政見而遭受政治迫害；我期 待，我將是中國綿綿不絕的文字獄的最後一個受害者，從此之後不再有人因言獲罪。 表達自由，人權之基，人性之本，真理之母。封殺言論自由，踐踏人權，窒息人性， 壓抑真理。為餞行憲法賦予的言論自由之權利，當盡到一個中國公民的社會責任， 我的所作所為無罪，即便為此被指控，也無怨言。”

這段話講得擲地有聲，清楚地表現了劉曉波先生的政治理想。

那麽為什麽有人會認為劉曉波先生投降共產黨了？ 一個可能的原因就是出在這些人自己本身。他們，包括我自己，都是在共產黨的教 育下長大的，從小讀共產黨書，看共產黨電影，開共產黨會，腦子中充滿了共產黨 電影和書中共產黨黨員戴鐐長街行，滿頭流著假血，頭歪斜得高高的，或者在國民 黨法庭上穿著長衫，梯著大背頭，慷慨陳詞，一付滿腹經綸，堅貞不屈，大義凜然 的樣子，盼望劉曉波如果不能像方誌敏那樣來個可愛的中國，然後以身殉民運，也 至少像卡斯特羅那樣來個“曆史將宣布我無罪”。在我們共產黨造就的腦子中，就 是去反對共產黨時能夠想到的也就是共產黨反對國民黨時的榜樣，和那些被共產黨 醜化了的叛徒形象。記得六四時，CBS 鏡頭中有一個穿著長衫，圍著一條圍巾(不知 道共產黨地下工作者為什麽都要圍圍巾(^o^))，留著絡腮胡子在天安門演說的知識分 子，那個指手劃腳的樣子和表情，活像電影中國共產黨地下黨員的翻版，一種說不清 楚的痛楚浮上我的心扉，可憐的中國人啊。而劉曉波先生的這番語言與我們書上和電 影中氣貫長虹的革命英雄形象顯然不合，剩下能夠對號的就隻有叛徒了。他的那付對 共產黨謙恭的樣子和語氣倒真是與叛徒不謀而合，很自然的就將他歸入叛變了。

 這裏且不論共產黨的監獄法庭比國民黨不知要嚴厲殘酷多少倍，一個被共產黨遊過 街的朋友告訴我，遊街時被用一根細繩繞在脖子上(大家看不到)，如果哪位妄想呼 叫打倒共產黨之類的口號，一拉繩子你的舌頭就伸出來了，下麵的觀眾看到的是一 個吐舌頭的怪物，絕對與英雄毫無聯係。就算當年國民黨的法庭監獄和刑場比共產 黨仁慈，要表演英雄不屈，也是極其困難的。假設有一個共產黨英雄在刑場上站著， 剛要想頭一歪斜，做個威風凜凜寧死不屈的姿態，旁邊的警察隻要將你兩個胳膊反 拈，頭向下一按，這個共產黨不就馬上成了一付不齒於人類的狗吃屎的可憐樣子了 嗎？我想國民黨不會愚蠢到連這點我們文革時中學生都會的小伎倆都不會吧？所以 共產黨打天下的奧秘實在不在共產黨的電影和書本中，可以說，所有的漢奸、叛變、 求饒、欺騙、說謊、奉場作戲、溜須拍馬、溜之大吉……的手段全可能用過，唯一短 缺的恐怕就是電影中那些騙老百姓的裝腔作勢。所以我們決不能以共產黨電影中 子虛烏有的烈士形象去要求劉曉波先生。如果諸位以此為樣去反對和打倒共產黨， 那麽保證共產黨一個個高興得在那裏等著諸位“請君入甕”。

現在再來看看劉曉波先生陳述中的話是不是想要以卑躬屈膝求得寬大處理，也就是 說劉曉波先生在用一種明哲保身的策略。

嚴格說這種策略並不丟人，國內有名的恰如太祖毛澤東得勢前給蔣介石信中說“先 生指導全民族進行空前偉大的民族革命戰爭，凡我國人，無不崇仰。”和聖祖鄧小 平寫給太祖的保證書永不翻案，都是卑躬求膝的範例。美國兵與外國人打仗時首先 要學的話就是投降，這也不是秘密。所以君子碰到強盜時的最重要事情是保命，這 應該是天經地義的事。但是我們這裏實在看不出劉曉波先生有這個意圖。因為如果 要想求得寬容，首先就是要認罪。但是劉曉波先生雖然褒揚了現體製的進步一番， 卻絲毫沒有認罪的任何跡象。正相反，劉曉波先生在陳述中多處毫不含糊和清晰的 表達了自己無罪的信念：

“……每個國民都能毫無恐懼地發表政見，決不會因發表不同政見而遭受政治迫害； 我期待，我將是中國綿綿不絕的文字獄的最後一個受害者，從此之後不再有人因言 獲罪。表達自由，人權之基，人性之本，真理之母。封殺言論自由，踐踏人權，窒 息人性，壓抑真理。為餞行憲法賦予的言論自由之權利，當盡到一個中國公民的社 會責任，我的所作所為無罪，即便為此被指控，也無怨言。”

“僅僅因為發表不同政見和參加和平民主運動，一名教師就失去了講台，一個作家 就失去了發表的權利，一位公共知識人就失去公開演講的機會，這，無論之於我個 人還是之於改革開放已經三十年的中國，都是一種悲哀。”

“盡管我堅持認為自己無罪，對我的指控是違憲的……”

那麽劉曉波先生既然不想叛變，又不想求饒，取得寬大處理，那麽他為什麽要在法 庭上去說這番“媚共”的話呢？ 這是我們下一節要回答的問題。


(三)

魯迅先生在小說“藥”中寫到紅眼睛阿義打了夏瑜兩個嘴巴時，有這麽一段：

“義哥是一手好拳棒，這兩下，一定夠他受用了。” 壁角的駝背忽然高興起來。
“他這賤骨頭打不怕，還要說可憐可憐哩。” 花白胡子的人說，
“打了這種東西，有什麽可憐呢？” 康大叔顯出看他不上的樣子，冷笑著說，
“你沒有聽清我的話；看他神氣，是說阿 義可憐哩！”
聽著的人的眼光，忽然有些板滯；話也停頓了。小栓已經吃完飯，吃得滿頭流汗， 頭上都冒出蒸氣來。
“阿義可憐──瘋話，簡直是發了瘋了。”花白胡子恍然大悟似的說。
“發了瘋了。”二十多歲的人也恍然大悟的說。

魯迅先生在這裏描寫的是在不同思想層次中的人，碰撞在一起的時候，各說各的話， 產生的是牛頭不對馬嘴的後果。我們用這個故事暗寓的道理來解釋劉曉波先生在法 庭上的表現和語言。

這裏發生的故事也是事情是同一個，可是參加人各演各的戲，各敲各的鍾，各打各 的鑼，各說各的話，互不搭檔，產生的也是牛頭不對馬嘴的結果。

近年來從土匪變成國賊，偷了國家和老百姓很多錢，變得又富，又提心吊膽，又怕 人家在背後說三道四，又神經兮兮，又怕人家搶了飯碗的共產黨是將劉曉波先生當 作一個企圖顛覆共產黨政權的分子抓起來的；

而睜著大眼睛，恨不得共產黨馬上下台，自己可以立即取而代之的民運分子是要看 著劉曉波先生去與共產黨打架去的；

而這個故事裏的主角劉曉波先生卻是一不想顛覆共產黨(那不是樹敵了嗎？(^o^))， 二又不想與共產黨打仗(那不是暴力嗎？(^o^))，但是得了民主自由相思症，恰又不 知道怎麽能夠得到它，別無它法，不得已跳出來，懇求共產黨實現民主自由，自己 已置己身的安全於度外，哪怕為此獻身，也無半句怨言的一個現代中國大儒。

正是怕大家不明白，劉曉波先生才不斷在解釋自己不是共產黨的敵人，是你們所有 人的朋友，我要的隻是民主自由，不想和任何人為敵。他還怕大家不明白，又羅裏 羅嗦的舉了幾個例子來說明自己要什麽？譬如你們現在不搞階級鬥爭了，放棄鬥爭 哲學了，以人為本了，監獄的管理也客氣多了，這些都是進步，這些我都喜歡。可 是中國百分之九十九的人每天都在忙於撈錢包生計，誰也聽不到他講話，而留下的 百分之一中的百分之九十九也聽不懂劉先生到底在說什麽？

這也有點像中國有個關於賊的寓言故事，掩耳盜鈴。中國的民主自由就像一個禁區 中的聖火，旁邊共產黨的衛士防備嚴森，是不允許任何人去碰的。劉曉波先生不看 旁邊的武衛，隻看到那個聖火，從正門堂而皇之的走進去，張手就取，當然就被衛 士抓住了。他跟這些武衛說我是你們的朋友，我要的隻是火，我根本不想和你們做 敵人。

所以共產黨就愈聽愈糊塗，就像魯迅故事裏的花白胡子，“阿波可憐──瘋話，簡 直是發了瘋了。” 你要民主和自由，怎麽不就是我的敵人？俺們是專製製度，你要 民主和自由，不就是要推翻我們嗎？俺們現在不搞階級鬥爭了，放棄“鬥爭哲學”， 也不是俺們要給你們民主自由，那是因為俺們現在要搞自己發財了。現在的主要矛 盾是防止紅眼病，再去搞階級鬥爭，鬥剝削階級，那不鬥我們自己嗎？真是瘋了。 至於監獄管理進步那是你表揚的嗎，俺有各種各樣的監獄，要看誰了，該不客氣照 樣不客氣，還要看什麽時候，該請你吃苦頭的時候你就不會說俺進步了。俺們將你 關起來，你小子不叫冤，還在花言巧語，鬼相信！這就是共產黨心裏打的鼓。

民運分子情況也好不到哪裏去？“阿波軟骨頭──軟骨頭，簡直是投降共產黨了。” 真是媚共，熱臉貼到冷屁股上去了，人家將你抓起來，你不反抗，還在那裏說共產 黨好話，說自己不是共產黨的敵人。被共產黨關起來不已經就是共產黨的敵人嗎， 有你這樣搞民運的嗎？這小子不是給共產黨受買了，就是在打造自己，學達賴喇嘛， 是奔諾貝爾和平獎去的！

所以有人說劉曉波先生引起了中國心理學上的一種現象，籃子裏的螃蟹效應！

現在共產黨的結果已經出來了，將阿波放在大牢裏十一年。如果阿波真的因此得了 諾貝爾和平獎，首功當然要歸於共產黨和胡錦濤，沒有他扮演專製暴君的角色，阿 波再說沒有敵人也得不到這個獎金。和平是相對暴力而言，暴力是從敵人發出，向 著和平而去的，敵人都沒有了，要和平有什麽用。和平不要了，和平獎自然無存在 必要，阿波還有和平獎得嗎？所以和平獎是共產黨和胡錦濤製造出來的，你們不將 阿波抓起來，阿波再說沒有敵人，也得不到和平獎。

民運的結果還沒有出來，現在他們因為和平獎，心靈已經受到很大刺激，對可能得 到和平獎的阿波的怨恨已經超過了製造和平獎的共產黨和胡錦濤。這個怨恨散發出 去，螃蟹效應成功，阿波得不到諾貝爾和平獎，首功當然要歸功民運分子。

事情就是這樣被搞得亂七八糟，顛三倒四。如果阿波得不到和平獎，那麽得和平獎 居首功的胡錦濤就要從心裏感謝民運分子的努力，反之如果阿波得了和平獎，不得 和平獎居首功的民運分子就要怨恨製造和平獎的胡錦濤。不是這裏的語言故意讓大 家感到理解困難，因為中國人的道理本來已經深奧到這個境界，不用說翻譯成外文 外國人根本無法弄清楚，就是用中文表達，沒有在中文上浸浴幾十年的功力，也無 理解的可能。

這裏不得不提醒諾貝爾和平獎評獎委員會，如果你們真要將和平獎獎給劉曉波先生， 那可要將他害苦了，高行健先生就是他的榜樣。現在他起碼還是一個中國犯人，到 那時候，共產黨和胡錦濤傷心疾首，連他是中國人都不承認了，將他趕出中國監獄 和中國家門，你愛上哪裏就去哪裏吧？他能上那裏去呢？到了海外，海外有名的公 共知識分子一個個金剛怒目，口誅筆伐，你將我的和平獎搶去了，你賠得起嗎？你 能得，我們中國起碼還有一百多個人應該得(名字都已經列出來了，而且座位都排好 了(^o^))。從此自稱沒有敵人的劉曉波不就成了老鼠過街，成了華人的公敵了嗎？ 而且問題可能更嚴重，這個影響會延伸到劉曉波死後，所謂此恨綿綿無絕期，劉曉 波的名字會從此從中國曆史上挖掉，永遠消失，就像所有中國書上 2000年諾貝爾 文學獎的名字已經被挖掉，是個空白，2010年的和平獎記錄上也會是一個暗藏著著 千百萬中國文人憤怒和辛酸的空白。

中國的事情是外國人很難弄清楚的，遠比從外國舶來的民主自由複雜。劉曉波先生 在監獄裏有十一年的時間， 願先生能夠靜靜的將這些問題思考清楚。

首先光想民主自由是遠遠不夠的，問題是怎樣通向它呢？而且當民主自由來到的時 候，又怎樣去運作它呢？

其次，中國的問題恐怕不光是民主自由的問題，可能還應思考出一些新的別的國家 沒有的，具有中國特色的內容加進去。

從這個意義上說中國的問題，有一點劉曉波先生看得很準確，關鍵恐怕不是共產黨 滅亡的問題。我從來不懷疑這個黨像這樣下去，如果自己不肯動大手術，亡隻是遲 早的事，但是共產黨亡後等著中國的一定是一個民主自由的中國？而且中國隻要有 了民主自由，就進入和諧社會？到時候大家可能會大失所望。共產黨亡後完全可能 出現一個不叫共產黨的新共產黨國家，同樣民主自由了，同樣會產生大搶大偷的天 下大亂現象，不同的是現在隻是共產黨偷，到那時大家一起偷，人人偷，經過共產 黨百年來的身教言傳，還有什麽共產黨的本領中國人不會的嗎？這個民族的道德，思 維方法，在上一百年的風風雨雨中已經在潛移默化中改變得麵目全非，一個民族道 德和思維方法重建的理論與民主自由的建立將是同等重要啊！

等待劉曉波先生帶給我們新的精神財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