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8月3日，一支解放軍拉練隊伍從山西河津行軍進入臨猗縣，經過高頭村。他們從涑水河以北走來，越過小石橋，河水淙淙流著，河岸蘆葦正發青。部隊走到高頭村北莊巷口，遇到一個丁字路口，打前站的3個戰士折了一根楊樹枝插在澆地的水堰邊做記號，指示行軍方向。聽說過隊伍，村裏的男女老少都出來看熱鬧。正在生產隊出羊糞的畢養功、畢成孩、畢安崗都停下了手裏的活兒，歡迎解放軍。路口就是北莊的粉坊，漏粉條的畢永安等五六人也不漏粉做豆腐了，出來給解放軍送開水。粉坊大鍋不開，聽說後麵還有大部隊，他們加緊燒鍋。不一會兒，大部隊過來了。全村一群社員群眾由老主任帶領，到村口歡迎解放軍野營拉練。大家高呼口號：“向解放軍學習！向解放軍致敬！”送開水的，問候的，村頭一片喧鬧。部隊也回敬歡迎他們的人民公社農民伯伯，高呼：“向貧下中農學習！”“向貧下中農致敬！”解放軍和貧下中農之間，有著血肉相連的階級感情，這是那個年代習慣說的話。這一場歡迎歡送，照例熱烈友好，體現了父老鄉親對人民子弟兵的無限關懷無限愛戴。
長途行軍，不是閱兵演習，一直齊步正步，還不把人累死？部隊集合走路比較隨便。擦汗的，歇腳的，邊走邊說閑話，隊伍亂著，人也疲遝了，顯得軍容不整。小夥子們累了，扛槍姿勢左右歪扭，隊形也不是那麽齊齊刷刷的。有一個小戰士大概是個新兵，步行幾十裏，腳底打了泡，走路一瘸一拐，落後了，出來兩個戰友幫他，一個提了他的行李，一個扛了他的槍。大部隊的後麵，3個散兵，像拖了一個小尾巴。
部隊就這樣過去了。村莊，也許就這樣繼續平安無事下去，接著是吃半飽，磨洋工。
人們沒有想到，這一隊士兵過去，鄉村爆出大案。
當天晚上，畢養功、畢成孩找到大隊，舉報畢永安反動言論。
他們說，當部隊路過時，畢永安在一邊看著，一邊嘲笑諷刺：“看這一幫隊伍，稀稀拉拉，鬆鬆垮垮，就跟過去的二戰區一樣。”
“二戰區”是閻錫山的隊伍。抗戰時期，山西劃為第二戰區，閻錫山任司令長官，他的晉綏軍在本土抵抗。後來當地老百姓習慣把閻錫山的軍政人員都叫做“二戰區”。
大隊接到舉報，這種醜化汙蔑解放軍的反動言論，可了不得，按規定要懲處。詢問有誰在場，還有誰聽見了，在這天即1970年8月3日，畢養功、畢成孩、畢安崗，都給大隊打了證明材料，證明自己當場聽到了畢永安的胡說。1970年9月21日，畢養功又一次給大隊打了證明材料，重申自己8月3日的揭發。
3人揭發，按說可信。按照專案的規矩，兩人以上揭發，視為證實。可是畢竟歡迎解放軍那天，村巷裏出去了那麽多人，怎麽隻有3個人聽見？大隊幹部心裏有點不踏實。躊躇之間，這個查證就拖下來了。
事涉革命反革命，這個事兒當然不會不明不白地拖過去。1971年初，一打三反轟轟烈烈進一步深化。一打當頭重點就是打擊反革命行為，臨猗縣委派工作隊下鄉，公社來了工作隊員，查處畢永安的反動言行，重新提上專案日程。有公社的工作隊，畢永安的專案立即高速高效鋪開。工作隊和大隊治保幹部組成專案組，大麵積調查畢永安事件的來龍去脈。高頭村北莊，一場攪動小巷全體社員的政治大動員加溫開場。
大隊又一次找到畢養功、畢成孩、畢安崗，和每一個人單獨談話，做了詳細筆錄。筆錄文件讓每人看過，簽字畫押，有修改的地方，加蓋紅手印。每一次筆錄結束，專案組都嚴肅告誡對方，要對自己的談話負責，不得捏造誣賴好人。顯然這是嚴肅正規的專案審查。3人沒有猶疑，依然堅持前邊的揭發。
畢永安當時在粉坊漏粉條，專案組找到在粉坊操作的5人，粉坊內外的6人，每個人都單獨談話，做筆錄。識字的，簽名畫押。不識字的，蓋手印。還有在粉坊附近看到過畢永安進出的，同樣一一找到打證明材料。不識字的，找人代筆，念給他聽，蓋手印。隻要在場統統查問。前後接受調查的有20多人，大致在1971年2月底完成。
但是除了那3個人，依然沒有旁人站出來明確舉證，證明自己聽到過畢永安說過這個話。這些人或者說自己沒聽到，或者說自己到場解放軍已經離開。總歸是不再有人舉證。讓畢永安交代自己當天的言行，畢永安堅決不承認自己說過那句反動話。
畢永安到底放毒沒放毒？大隊還是難以決斷。
公社大隊還在猶疑，調查揭發活動卻在發酵膨脹，一發不可收拾。
2月10日，幾個在畢永安家裏打過撲克的鄰家揭發，畢永安在家裏偷電。有人看到他進縣城買了一盤電爐絲，有人看到他扯了隊裏電線，通到自家炕洞裏，插上電爐一冬整天燒炕。
2月11日，夏天和畢永安一起幹活的幾個社員揭發，畢永安還有其他胡說八道。6月收麥載麥，畢永安和他們一起裝車，有貧農社員說：咱隊下這幾年就不依靠貧下中農，出頭當幹部的都是中農。畢永安狠狠頂了一句：貧下中農咬雞巴哩？
這是當地的一句粗話，意思是頂個啥用？能咋了。
2月13日，幾個社員揭發，畢永安趁著夜色，從粉坊往外偷偷擔出五六擔紅薯渣。一家人偷吃生產隊的紅薯渣。吃不完偷著賣，投機倒把。
這場大揭發還波及畢永安的家人，另一個生產隊的飼養員揭發，1958年，畢永安之父曾經悄悄找到他，給他索要一副馬鞍。他爸說，這副馬鞍是土改那時你分的，本來是我丈人的，我要還了人家。這是地主富農反攻倒算。
政治動員把群眾完全發動起來了。大家都在睜大警惕的眼睛，隨時隨地關注敵情，為專案提供依據。
3月8日，三隊社員畢養孩作證，有一次外出，他聽見本隊的一個要好的夥伴說，畢永安在村裏說過：那是無意之中的一句閑話，就被養功咬住不放。由此證明，其實畢永安私下承認自己說過汙蔑解放軍那句話。
正在調查取證的節骨眼上，3月4日，畢永安和本隊鄰居在家裏聊天，說到這件煩心事。畢永安還是那句話：咱無意中說了一句錯話，養功就咬住不放。恰巧畢養孩進來串門，在窗外聽到二人的對話。養孩立即退出來，飛跑去叫人一起旁聽，意思是大家一起聽到，舉證就能算數。可惜再趕回去，人家已經不再說這個話題。
窗外有人，隔牆有耳，全村群眾神經已經高度緊張。大家箭上弦刀出鞘，常備不懈，不放過一點蛛絲馬跡，為案件找得力證據。一村人隨時準備抓捕鐵證，畢永安已經陷入人民戰爭的汪洋大海之中。
畢永安在幹啥？他當然不會坐以待斃。反複調查，他堅決不承認說過這句反動話。他找到大隊，辯解說這些人都是和自己有仇，伺機報複。
“安崗揭發我，是因為1958年他母親送進集訓隊，我爸批鬥過。”
集訓隊是大躍進中隨便抓人勞教的場所，不經公檢法，公社就有權抓人。
“養功揭發我，是因為四清運動中，我揭發過他爸偷盜庫房糧食。一回吵架，我罵過他們家淨是賊沒一些些夾帶。”
“成孩揭發我，因為那年他哥偷偷軋棉花，讓我看見了。”
在這場雙方尖銳嚴峻的對峙中，畢庭懷和畢養功是本家，在大小場合附和畢養功，攻擊畢永安。畢永安大怒，一天在巷子裏遇到畢庭懷，畢永安大罵：“我反革命？搞什麽活動啦？還不勝有人當過老閻的編村，當過土匪！”這當然是揭畢庭懷的瘡疤。二人當即扭打在一起。兩人都扇了對方幾個耳光。節外生枝，大隊緊急調解二人鬥毆事件。
工作組還在調解，畢永安找了幾個人，揭露畢庭懷早年在牛杜鎮當二戰區警察，有人命在身。大隊不敢怠慢，立刻奔赴牛杜，外調畢庭懷1940年代在偽政權當差的曆史。案中有案，案外有案，一波未了，一波又起。3月的鄉野，雜遝的腳步，慌亂的眼神，到處是悶悶不樂、心事重重的人群。1971年的春天，村莊一片憂懼不安。
亂了，完全亂了。現實的，曆史的，個人的，家族的，各種矛盾攪和在一起，村莊完全陷進對立撕咬打爛賬的泥窩裏。你揭我的短，我罵你的街，你說我今天的不是，我說你昨天的醜聞。你舉報我，我舉報你爸你媽。反正誰也不得好過。村莊聚族而居，是一個穩定的居民共同體。幾代人甚至幾十代人共處，其間的恩恩怨怨，往往可以追索到遙遠的曆史深處。個人的家族旁係，又織成了橫向延伸的人際關係網絡。1970年代以前，村莊居民很少遷居，沒有流動。友好親近芥蒂齟齬結親結仇，全記錄在歲月的流水賬裏。這番一個反動言論案，哪裏想到能攪動這麽縱深這麽寬闊的亂局，形成了極其嚴峻的麵對。公社和大隊，都有些頭大了。
專案組讓畢永安先寫檢查，自己交代，自己檢討，2月28日，畢永安交來了檢查書。
檢查是那個年代的流行格式，紙張的頂天格，都要引一段毛主席語錄：
最高指示
錯誤和挫折教訓了我們，使我們比較地聰明起來了，我們的事情就辦得好一些。任何政黨，任何個人，錯誤是難免的，我們要求犯得少一點。犯了錯誤則要求改正，改正得越迅速，越徹底，越好。
我今天鬥私批修。我叫畢永安，自1961年走出學校門到農村，11年裏，由於沒有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沒有突出政治，所以犯了很多錯誤。首先說我是一個青年人，不能樹立“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主要思想根源是沒突出政治。
另外我不能團結群眾，和群眾打成一片。主要思想根源是抱著隻要自己不犯法，與群眾團結不團結有什麽關係。所以自己形成了非常孤單的結果。比如說和畢成孩一家，畢安崗一家，畢庭懷一家，畢養功一家，畢蟲娃一家，都不團結，都有矛盾。
畢永安在這裏提到的，正是舉證舉報他的幾戶人家。他用家庭的曆史矛盾，解釋幾個人揭發舉報醜化他的原因。
在檢查書的最後，畢永安表示：
最後我決心，堅決把一打三反運動進行到底，偉大領袖毛主席教導我們說：“世界上怕就怕認真二字，共產黨就最講認真。”所以我們不剝開壞人的畫皮，不搞清壞人的事實真相決不罷休。永遠忠於我們的偉大領袖毛主席。
結尾表決心，這是“文革”中間檢查書的八股式套路。但這裏畢永安顯然有些不頂牛。
畢永安承認了辱罵貧下中農，承認了偷電，承認了投機倒把，但是，相對於醜化汙蔑解放軍，這些最多算一些落後言論，算不上反革命。真正的反革命言論，他不承認。那3個人的證明，不夠有力。怎麽辦？這個真把專案組難住了。
案件查處的戲劇性轉折，出現在3月下旬到3月底。
公社和大隊工作隊，反複向安崗、成孩交代調查取證的嚴肅性，後果的嚴重性，一旦落實，畢永安將會以反革命罪論處，關進監獄坐大牢。經過反複思量，畢安崗、畢成孩決定撤回自己的證明。
兩人都說，解放軍過來時，我們是在場，可畢永安說什麽，我們並沒有親耳聽見。具體說了什麽，是聽養功說的。
安崗說，他剛開始打證明時，在家裏說起，他哥就囑咐他：你聽見就說聽見，看到就說看到。沒有，不要亂說亂寫。家裏人都不同意他去舉報。
安崗說，他決定不舉報了，給養功說，養功是貧農他家是中農，養功當下就斥責他：毛主席說你們中農就是動搖分子，一點不錯。安崗說，你說動搖就動搖。
兩人都說，在打證明材料前後，養功曾經幾次找他們訂正當時場麵的種種細節，小心交代他們不要寫錯，要和自己說的一致。
兩人都承認，他們的揭發證明，有挾嫌報複的因素。
這樣翻來覆去的還了得，給清查造成多大麻煩？大隊不能放過，責令他們檢查。
3月27日畢成孩向大隊交上檢查：
最高指示
錯誤和挫折教訓了我們，使我們比較地聰明起來了，我們的事情就辦得好一些。任何政黨，任何個人，錯誤總是難免的，我們要求犯得少一點，犯了錯誤則要求改正，改正得越迅速，越徹底越好。
三大革命運動開始以後，毛澤東思想宣傳隊找我談話，使我認識到自己的錯誤。當時我想，他們和我家不對付，安安還說要打我。就產生為了個人利益公報私仇來害畢永安。這不但是害安安，而是侮辱我們偉大的中國人民解放軍。提到綱上來認識，就是政治上的犯罪。我自己因為有私人意見，沒有站穩自己的立場。不應當聽畢養功說，自己沒有見到就不應該說，因為有私人意見，就跟上畢養功說安安，這都是怨自己沒有好好學習毛主席著作，沒有聽毛主席的話，違背了毛主席指示，我應當向黨和偉大領袖毛主席請罪，向貧下中農和革命群眾請罪。
今後我決心更高地舉起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很好學習毛主席著作，很好學習老三篇。用毛澤東思想武裝自己的頭腦，徹底改造自己的私字世界觀，一定要大破私字，大立公字，按照毛主席的一係列指示辦事，永遠聽毛主席的話，永遠跟共產黨走，永遠跟偉大領袖毛主席幹一輩子革命，永當革命人民老黃牛，一定要鞏固和加強無產階級專政，使無產階級鐵打江山千秋萬代永不變色。
3月29日，畢安崗向大隊交上了檢查：
最高指示
凡是錯誤思想，凡是毒草，凡是牛鬼蛇神，都應該進行批判，決不能讓他們自由泛濫。
經過宣傳隊同誌談話，對我來說思想上起了翻天覆地的變化。我想我自己沒有親自聽見，就不應該說成是我自己親自聽見的，在證明材料上寫我自己親自聽見。1970年後半年有一次給地裏送糞，到晚上叫驢臥下起不來，畢永安他爸是飼養員，他說我把驢使出了病。驢腿是老毛病，偏說我使喚下的。他指著我說：這回坐教育所也得坐（運城俗話管監獄叫教育所）。我這樣做是公報私仇。
毛主席教導我們說：做老實事，說老實話，做老實人。這一教導，使我感覺到聽別人說變成是自己聽見，是對我們偉大的中國人民解放軍的侮辱。解放軍是國家長城，解放軍灑熱血，不怕勞苦，難道還能侮辱嗎？我現在感到對不起黨，對不起我們偉大領袖毛主席，對不起我們偉大的中國人民解放軍。我感到跟上別人不結合實際亂寫亂說，是對黨和毛主席最大不忠，對中國人民解放軍是最大犯罪。
請宣傳隊和革命群眾批評指正，把我從泥坑裏拉出來，不會使我越陷越深。自己願意今後做什麽事情，要聽毛主席的話，要實事求是。我願意永遠站到以毛主席為首以林副主席為副的黨中央革命路線一邊，永遠革命一輩子，甘當革命老黃牛，拉革命車不鬆套，為革命事業貢獻出自己青春的一生。
畢成孩、畢安崗陣前反水，對畢養功是致命一擊。舉證隊伍頃刻土崩瓦解，隻留畢養功一人孤立支撐。按照專案慣例，孤證不立。即使畢養功依然死不改口，一人舉證已經不能定案。畢永安已經轉危為安。
還不僅如此，風雲突變，加劇了舉證人群的分化。更多的當事人說自己“沒有看見，沒有聽見”，成為反舉證一方，舉證隊伍更加孤立無援。除了畢成孩、畢安崗的脫離反正，從3月29日到3月31日，以後又有10多人出麵證明自己沒有看見聽見。原來針對畢永安的專案，此刻調轉了方向，成為針對畢養功的專案。既然這麽多人都沒有聽見，偏偏你個人聽見了？你這是捏造事實，誣賴好人，妄圖把好社員打成反革命！畢養功頓時由革命動力變成了革命對象，工作隊目光如刀，逼視著畢養功，你的手段已經破產，快快交代你的居心叵測。
在巨大的壓力下，畢養功3月31日也向工作隊上交了自己的檢查。檢查詳細敘述了事情的由來，交代了他和安崗、成孩幾次聯絡，統一說法，修改一致串通勾連的過程。畢養功顯然還在堅持自己的揭發，但是3人揭發小集體，當然已經不複存在。
畢養功在檢查最後說：
我感覺，我和安崗、成孩做下這事，應該好好地給貧下中農交代。我自己錯誤在不應該活動成孩，鼓動安崗。我現在給貧下中農、革命群眾、革命幹部犯下滔天罪行，我感覺過去沒有好好學習毛主席著作，現在應當把我的思想狠抓批判，使我在政治上行動上不犯錯。
今後應當緊跟毛主席幹革命，把私字完全砍掉。從今後好好學習毛主席著作，和革命群眾站在一起。最後讓革命幹部和革命群眾給我提出寶貴意見。
養功、成孩都是小學畢業，安崗念過中學，他們能寫出這樣的檢查，看樣子費了不少心思。其中當然有句子不通，意思不連貫的地方，不過作文到這個程度，說清楚了。
舉證一方四分五裂，畢養功獨木難支。畢永安的反動言論案，至此可以以舉證不力，查無實據結案，中止清查。轟轟烈烈朝夕警惕的公社和大隊工作隊，終於長舒了一口氣。1970年高頭村的一樁反動言論案，經曆了懸心吊膽的幾次起落，終於因為各方力量打了個平手，要挽起放下了。慢慢的慢慢的，它會沉沒，沉沒到無人知曉。
1970年的反動言論案，沒想到餘波嫋嫋，數年不散。
當年畢養功寫證明材料，曾經還有這樣一份補充：
解放軍走後，我到馬房，安安和幾個人還說過。江江說，解放山西時，隻有臨汾運城最難打。打運城時，天上下大霧，對麵看不見人，臨汾叫臥牛城，可難攻。這時安安係著小圍腰過來了，看到我們三人，他也坐下。這時寧孩說，紅軍在二萬五千裏長征時，犧牲的人可不少。鐵鎖路頂橋（鐵索瀘定橋）在鐵鎖鏈下有的受傷抓不住鐵索鏈就掉在水裏。我接著說，那怎麽今天解放軍從河津過來累得那麽厲害，有一個解放軍把鞋脫下，我看見腳都走腫了。後麵兩個解放軍背了他的槍和背包。安安這時接著說：這一夥亂七八糟和過去的二戰區一樣。不一會他就走了，他出門，有孩手裏拿著一個饃，一邊吃，一邊正進小門。
這裏的江江、寧孩、有孩，都是三隊的小夥子。比功功大個幾歲。運城當地給孩子起名字，常叫疊字，或者叫什麽孩，什麽娃。畢永安叫安安，畢養功叫功功。江江，寧孩，都是一個隊裏的小夥子。在村裏，大家習慣叫小名。
聽養功說的這些，前後連貫，有來去有細節。揆度情理，養功不像是瞎編誣賴人。可是就是沒人幫他證明。
畢養功這口氣一直憋著在心裏。明明有人說反動話，怎麽就查證不了？明明在場那麽多人聽見了，為啥就沒人出麵證明？他不信聽黨的話，響應黨的號召揭發壞人，還能這樣不明不白地不黑不白地落個沒有下場。他癡心不改，遇事還要揭發。
1977年2月，畢養功又一次製造了一樁揭發案，他聯合幾個相好的，以“三隊貧下中農”的名義，揭發本隊隊長副隊長“不抓綱治國，不學大寨”。這一回，他們寫成小字報，深更半夜分頭貼到大隊小隊幾個地方。本村人幹的，大隊很快就查實了。此時“文革”已經結束，大家對於大字報小字報早已厭倦，對於互相攻擊揭老底早已經憎惡了。公社大隊出麵，查清了事件，讓畢養功寫了檢查，嚴肅責令他回村好好勞動。
畢養功是一直散漫慣了的，對社裏的活計，一向不怎麽經心。集體化那時強調早出工，“早上五點半，一天兩送飯”，天還黑的就要上地。他睡到天大亮了才慢騰騰踱到地頭，問隊長畢永孩派他幹什麽。永孩正沒好氣，便說：“沒活。你天亮前幹什麽不來？”畢養功當即又吵又罵，被人勸下才回去了。中午吃飯回家，隊長路過他家門口，畢養功怒氣不息，從家裏抽出一把圓頭鐵鍬，掄起鍬把，冷不防朝隊長背後猛抽一棍，鍬把子斷成兩截，隊長被打傷了坐骨神經，當即躺倒在地。
大隊對於這個屢屢挑釁惹事的家夥，早已經深惡痛絕。借著他手持棍棒打人，性質惡劣，齊心先把這個辦成刑事案。大隊很快向縣公安局報呈案件審批，案件性質定為“行凶毆打幹部”，群眾意見一欄，大隊填報說：
“一貫吊兒郎當，不服從幹部領導，目無法紀，曆任幹部感到頭疼。更嚴重的是，無理行凶毆打隊長，影響極壞，民憤極大，走上犯罪道路。”
大隊意見：應給於拘留教育。
公社意見：同意大隊意見。
縣公安局還是能掂出輕重的。這就是一起普通的民事衝突案件。公安局確定傳訊教育。
縣公安局傳訊畢養功，批評教育，強製改正。在高頭村大隊門口，將畢養功戴上手銬，在電線杆子上銬了一天，當街示眾。也在儆戒，也在羞辱。
40多年過去了，當年查案時，畢永安26歲，畢永孩22歲，畢養功20歲，畢成孩18歲。當年十七八歲二十來歲的小夥子，也都60多歲了，年齡最長的畢永安，已經70歲了。
我是在前幾年，接觸到高頭村的曆史檔案的。很快就注意到了畢永安和畢養功的這一案。鄉村的檔案無人理睬，也許它就這樣躲過多次毀棄留下來了。回頭翻看這些文字，分明還能還原那一場角鬥，看到1970年代初期的那一場是是非非他擾自擾。
畢永安的檔案材料，主體是辱罵解放軍。內裝養功、成孩、安崗證明，大隊找他們三人兩次談話筆錄，2月27日分別找10個當事人談話證明，全部筆錄。畢永安自己交代看解放軍經過，畢永安兩次檢查書。其餘，分為若幹個子目。《罵貧下中農咬雞巴》為第一子目，收集4人證明。《偷用電爐之證明》為第二子目，收存4人證明。《偷粉坊紅薯之事》為第三子目，收錄5人證明。《收馬鞍倒算之事》為第四子目，收存兩人證明。其餘，還有9人沒有看到畢永安在場的旁證，畢養孩偷聽畢永安聊天的證明。案卷全部不下5萬字。案卷的紙張，有正規的從有關部門領下的專用材料紙，大紅字頭，黑體印著毛主席語錄，以下按被調查人姓名，證明人所在單位一欄一欄按規定填寫。領下的正規證明紙哪裏能夠用。大量的是大隊仿照專案紙格式自己油印的。這也不敷使用，隻有直接上白紙。另外還有帶格子的草稿紙，橫格子的小32開紙片，顯然是從孩子的作業本上撕下來的。還有手掌大小的紙片，也寫滿了密密麻麻的交代。鄉村群眾，文化程度都比較低，這些忙完了地裏農活，回到家又得一筆一畫歪歪扭扭吃力寫出誰誰誰說什麽誰誰誰沒說什麽哪天聽到什麽沒聽到什麽的人們，心下有多少苦惱不堪言。規範和雜亂，正式的和代用品，來之不易的紙張，歪歪扭扭的字跡，半通不通的句子，隔三差五的錯別字，這就是那個年代極具特色的鄉村專案。
畢養功的案卷中，內裝畢成孩畢安崗的撤回證明聲明，二人的檢查書，還有畢養功的檢查書，另有在場而證明沒看到沒聽到畢永安胡說的11人。至此，畢養功前後為此事寫過大約5次揭發交代檢查，應該有上萬字。
大量的調查取證文字，自我檢查，案卷收束超過10萬餘字。僅一樁專案，繁複到已經令人吃驚。我在這裏列舉，隻能節錄個別段落。
這些莊稼人，原本不是寫字的，這會兒要在一段時間寫這麽多字，還是壓倒一切的重要任務。比下地幹活要緊，這可說是自古以來沒有過的。中國的鄉村，自古一直到民國，各級政府實際上都沒有實現嚴格的政治控製。所謂天高皇帝遠，農民隻要吃飯納糧，說什麽做什麽政府管不著，說的就是這個。自1949年新政權建立，農村第一次實現了嚴格的政治控製。即使是邊遠鄉村，政府的政治控製和政治影響也暢通有效。至文化大革命中，言論管製便成為政治管製的一部分嚴格落實。我們總習慣地認為，底層的管束總歸要鬆弛一些。農民是一個最自由散漫的群體，一個農民說什麽話，沒有人關注，也就任他在廣闊的田野放浪言行。“文革”時代，顯然起了變化，畢永安隨便說那麽一句話，立刻有可能滑到反革命的深坑裏去。這事確實給一村的農民敲響了警鍾，即使在遠天遠地，也要把住你的嘴。把無產階級專政落實到每一個角落。每一寸土地每一家院落，都在嚴密的監督之下。任何時候，任何言行，都不能出格。這就是“文革”時期社會管理的現狀。地裏打不打糧食不要緊，吃得飽吃不飽不要緊。說什麽話很要緊，停工寫材料寫檢查很要緊。現在想起來，奇怪得很呢。
一個土得掉渣的人群，突然一腳踏進了一個陌生的領域。在這裏，一個農民不靠勞動，要靠說話寫字證明自己進步還是落後，革命還是反革命。他們睜大驚恐的眼睛，不知怎樣當一個老百姓了。
應該說，各級組織的社會動員是非常成功的。工作隊一進村，立刻大發動，造聲勢。政治運動的觀念深入人心，人民群眾積極熱情卷進了這場運動。你看畢養功等人，自覺揭發，反複揭發，隻要認為屬於反動言論，不顧情麵大義滅親立刻揭發不顧後果。這是典型的政治見義勇為。一個村巷，沒有人認為調查畢永安有什麽不對。基層的政權組織呢，對於政治清查政治整肅這一套也是熱情高漲滾瓜爛熟。拉材料，寫證明，做筆錄，建檔案，上報下達，這一套查辦運作的具體程序，鄉村政權竟也能熟練操作。偵破取證的技術層麵的好多細節，一個大隊小隊竟也能上行下效，複製得一派真傳。一旦啟動政治專案，底層鄉村立刻熟練地進入既定程序，這也是“文革”時代特有的極端政治化的形態。
無疑的，在這場和眾多鄉親的較量對峙中，畢養功他們仗恃的就是政治正確。響應黨的號召，積極參加三大革命運動，揭發反動言論，這還有錯嗎？他政治掛帥，他突出政治，衝鋒陷陣，很勇敢，很無情。有一種不計後果的愣勁。依靠這種政治正確，可以因為某個人的一句野地裏隨口亂說就定人重罪，捕捉一個鄉下農民的隨口胡說，翻臉無情告到官府，以此為革命行動，在他看來理直氣壯。關心國家大事，是“文革”時期的政治號召。階級鬥爭錯綜複雜，資本主義複辟就在眼前，人們當然滿眼都是敵情。比賽誰的政治覺悟高，是那時最時髦的流行病。林彪副統帥所強調的所謂“非常革命化，非常政治化”，就是這個思想狀態。底層的農民群眾日常就是口無遮攔的，畢養功他們本人也是這樣。可是在極“左”的革命氣氛裏，他們完全熱昏了頭。
畢養功他們沒有想到，他們的革命行動遇到了一個極其強大的對抗力量，這就是傳統的鄉村倫理。
高頭村的大多數村民，為什麽沒有一窩蜂跟著畢養功去證明，去揭發？他們奉行的不是一時的政治正確。他們奉行的是一種樸素的鄉村倫理，是千年流傳的忠恕仁義。一個人說一句話，哪怕是一句錯話，就能進大獄坐班房，鬥得死去活來？這在他們，是萬萬想不通的。多年共處，他們知道某某不是壞人。大家都是鄉鄰，和睦相處最好。因為一句話讓誰進班房，他們於心不忍。你要他們證明，他們隻能裝聾作啞，抽回身子。畢成孩、畢安崗為啥打了證明又抽回？也是感覺到了這種群體取向的巨大壓力。他們的家人，他們的鄉村好夥計，通過各種不同渠道傳達出鄉村社會的態度，哪怕一個眼神，一個沉默，一聲歎息，他們是會理解的。他們撤回舉證，回到鄉村倫理，是強大的鄉村倫理，喚醒了他們的良心。他們陣前倒戈，終於結束了這場紛爭。
所謂的政治正確，在這裏分明遇到了一個強大的對手。在千年傳承的鄉村倫理麵前，那個政治正確不堪一擊。幾番較量，終於敗下陣來。
鄉野盲目跟風的隊伍裏，畢養功就是一個典型。他頑固地把所謂政治正確堅持到“文革”以後。此時，革命年代漸行漸遠，鄉村已經厭棄了那些政治高調。最後那一銬，他因為打人讓公安拘留示眾，這好像和政治選擇沒有什麽關係，其實不然。為什麽一個打人事件，大隊要求嚴懲？為什麽當大隊要求嚴懲，沒有鄉民為他說話？鄉村記著他的無情無理，記著他的致人於死地的凶狠蠻幹。麵對強大的極端政治化，鄉野常常無力反對，無力阻止。鄉野隻有以沉默來應對天降的災變，以冷眼來蔑視流行病一樣的惡行。鄉野的沉默，宏闊有力。有時候，袖手旁觀就是最有力的反對。1970年的旁觀，讓畢養功的舉報功虧一簣。1977年的旁觀，不啻放任冰冷的手銬用刑強力審判。畢養功的拷問示眾，不過是鄉野一種不露聲色的報複。鄉野終於等到了機會，數年之後，伸手輕輕一擊，就懲罰了這個迷途的兒子。
依賴一時的政治正確，想一想很危險。當政治正確還靠得住，畢養功輸掉了寶貴的人情。當政治正確並不可靠，畢養功隻能輸得一幹二淨。“文革”10年就是這樣。
一直到40多年後，我都鬧不明白，畢永安到底說過沒有說過那句反動話。還有，鄉裏鄉親的，他們後來和好了嗎？
40多年過去了，鄉親們沒有必要隱瞞什麽了吧。
在村裏，我家輩分小。畢永安，畢養功，畢成孩，畢永孩，都是我的叔輩。安安比我大個四五歲，永孩同歲。功功成孩比我小兩歲。村裏習慣，安安、永孩我要叫叔，功功、成孩比我小，就算了。
秋涼的時候，我回了一趟老家。天傍黑坐在門前，男的女的就都圍過來諞閑話。永孩和幾個留守的老女人都在。
我問永孩：還記得功功打你那一棍嗎？
永孩說：嗨，那家夥，二杆子。一點火就著。
二杆子是當地俗話，指一個人頭腦簡單，辦事愣頭青。
我再問：功功和你現在說話嗎？
永孩很爽快：說來，咋不說。早沒事了。
永孩說了一個事情。功功買了一輛嶄新摩托車。那貨喜歡在村道上飆車。村道坑坑窪窪，小路又窄，他不管，推了摩托，帶上永孩，一踩油門，瘋跑起來，一頭鑽進棗刺窩。旁邊的人看著嚇得半天不敢出氣。一會兒功功滿臉是血嘿嘿笑著就從圪針窩裏鑽出來了。劃破一點皮，沒事。全村都知道，和永孩，早和好了。
我問大夥：安安叔那事，到底有沒有啊？他說過那話嗎？
永孩說：咋哩沒說過？就是說過麽。大家不證明就是了。
幾個女人也說，說過哩，說過哩。沒人的時候，他承認，說過哩。
成孩也在一邊。他什麽也不說。那是，在那場風波中間，他很尷尬。
功功在村裏開了個理發店，小店裏整天擠滿了人。避過人，我暗暗問他：
還記得1970年你舉報安安嗎？他到底說過那話沒有？
功功不在意這個事，他不避大夥，大聲說：你還知道這個事。肯定說了嘛，我還能冤枉他。
我接著問：你和安安現在說話嗎？
他說：說來。
頓了一下，他又說：說來，不多說。
看來，40年前村莊撕裂開的這條傷口，總歸還是難以長平。
安安叔不在家，兒子把他接出去了。我沒有能問他。
還要問嗎？說了又怎樣？沒說又怎樣？一句話定人重罪的歲月，早已過去了。
《隨筆》總第217期 2015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