偃月橫照大地 劃戟直刺青天
信則有
1959年7月廬山會議後，彭德懷被批鬥，撤銷副總理國防部長職務（軍委副主席撤未？，不詳），級別和薪金不減。政治局委員的職務保留，但 彭德懷幾次不與會，後來何時免去，不詳。彭德懷吃喝隨意（後來直腸癌後，另論），後來彭自願將工資大部分繳了黨費。
1967年1月，賀龍被誣告受審查。1月20日淩晨3時，周恩來派專車把賀龍夫婦秘密遷到了京郊西山玉泉山下的臥佛寺象鼻子溝一棟平房裏住下。一直到1969年6月29日病死在301醫院（到醫院僅6個來小時）。賀龍的夥食標準開始每月約80元（日均近2.7元），相當於6個戰士的總和。過了一段時間，賀龍給毛主席寫信，想少吃麵多吃點大米，調劑一下夥食。毛主席收到賀龍信後，專門批示給中央有關部門：
賀龍過去有功，要照顧安排好賀龍的生活，每月按200元生活費標準。
“九一三”事件發生十天， 等待了10天自我坦白，不見動靜 之後，1971年9月24日早晨8點30分，
周恩來以毛澤東的名義在人民大會堂宣布：黃、吳、李、邱暫時離開工作崗位，反省自己的問題。
邱會作被帶往北京順義縣衛戍區第3師師部，在那裏生活了五年又三個月。
開始，每天吃8角錢夥食，後來黃永勝向毛澤東、周恩來寫信，提出應給改善夥食。
黃永勝 襟懷坦蕩 心裏無鬼 膽裏有種 敢於直言所欲
據說
毛澤東接信後批示 ：
黃、吳、李、邱 應該吃好，有資格吃好，也有錢吃好。
這樣，從1971年11月1日起，邱會作的夥食就有了很大的改善。
邱會作後來說，這一時期的夥食，比他在總後機關和西山家中吃得還好，
隻有喝酒一條，周恩來沒有答應。
1976年12月，邱會作被押解到北京秦城監獄。夥食仍是一天1元錢。冬天，房內有暖氣，
半個月可以洗一次澡，可以蹲馬桶解手，生活上並沒有很大困難。”
【當時連隊幹部戰士每人每月夥食費是13.2元，幾年後漲到13.45元。每日平均4毛來錢。4大金剛日夥食費實際可能高於1元。】
陳伯達是在 1971 年 9 月 13 日深夜,也就是 林彪墜亡的當晚押入秦城監獄的。初到秦城，絕望的陳伯達把住囚室門口不肯進去，呼喊了一句“我救過毛主席！”（指1948年春天毛澤東在河北阜平縣期間遭到特務高密，敵機來轟炸之事。）陳伯達入獄後生活有一定優待，主要是在夥食上，享受過每月60元（2元/日）的標準，“比家裏吃得還好”。--- 在“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案件”審判期間，陳伯達的優待被中止，搬入一排平房單身囚室居住，條件比以前差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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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5年6月9日，周恩來在賀龍骨灰安放儀式上致詞。
無意中發現的一封檢舉信。信中說,1933年蔣介石手下高官熊貢卿對賀龍勸降,賀龍對蔣介石有通敵叛變行為。盡管事實是賀龍當年按軍法處置了熊貢卿,但在此刻,賀龍和薛明卻接到上級指示,要求賀龍如實交代1933年如何跟熊貢卿談判,參加談判的人有多少,最後達成什麽協議等問題。
薛 明:他看了這個信氣得直發抖,說北伐之後我當二十軍軍長,高官厚祿我不要,一切都為了革命。我知道從舊社會出來就是要搞槍杆子,我當時是為了窮人,為了殺富濟貧,以後托起槍杆子來,我覺得這個槍杆子應該掌握在共產黨手裏才有出路。隻要能夠允許我革命,我連人帶槍都交給共產黨。我家的很多人都被國民黨殺光了,屋也燒光了。我姓賀的這個家族除了我這一家,還有賀錦齋、賀桂如、王炳南等,他們全部都為革命犧牲了。我家裏、本族,家鄉桑植縣那一帶多少湘鄂係的老同誌,為了革命都犧牲了,誰不知道我?!我在一旁看著他,他把這個信往桌子上一甩說,壞蛋林彪,你們這些人不得好死,我看著你們肯定沒有好下場,你們造謠、編造假證據,即使將來你們手裏有證據,也一定是假的,是無中生有的!他拿起筆來在上麵寫:“冤枉,冤枉!”他說,以後槍斃的時候隻要不堵著我的嘴,我就喊這兩個字,叫我畫押我就寫這兩個字,賀龍冤枉!
1967年1月11日元旦剛過,“打倒賀龍”的標語和口號紛紛出現在大街上。深夜裏,走投無路的夫婦倆走進西花廳。
幾天後,周恩來來到賀龍和薛明的住處,與賀龍正式談話,一同來的還有李富春。
薛 明:這個談話是賀龍沒有想到的。總理說,我沒有太多的時間,我跟你扼要地談幾句。林彪同誌反映,說你到處伸手,背地裏散布他曆史上的壞話。賀龍一聽就有點發毛,再耐心聽下去,說是關於海軍、空軍、總參、裝甲兵、工程兵他都伸手。說林彪同誌講了,現在毛主席還在,百年之後毛主席不在了,他對你不放心。賀龍歎口氣很無奈地說,總理,這是從何說起呢?
周總理說,我給你換一個地方,你好好地休息,毛主席不是還當你的保皇派嗎,我也當你的保皇派,你找一個安靜的地方,去讀讀書,練練字,剛開始你可能會不適應,但以後你會適應的,以後還可以聯係嘛,你要什麽東西,可以通過我給你送,家裏你就不要管了。
周恩來最後與賀龍握了握手,離開了。留在客廳裏的賀龍,感到一切都來得太突然。1966年9月5日,毛澤東要見賀龍,見麵中,毛澤東拿給賀龍一封揭發他私藏進口小手槍用來暗殺毛主席的信。賀龍麵露慍色,從衣兜裏掏出雪茄、火柴,將火柴舉一舉說:我手指不靈活,連打火機都用不了,我哪個時候身上還帶槍?毛澤東笑著寬慰賀龍說:你不用怕,我是你的保皇派。沒想到半年之後,賀龍與薛明卻被帶上一輛吉普車,前往西山軍事要地。
迫不得已與薛明前往西山
薛 明:那時正是天氣最冷的時候,我記得是陽曆的1月19號。吉普車開起來,四周都是風。我摸摸賀龍的手,冰涼冰涼的,我一直摸著他的手。到了房子裏,房子到處都是灰,當時正在刮大風,但就是不刮風,那個房子也沒打掃,廁所也很髒,進不去。
習慣了帶兵打仗的賀龍,初到西山還主動與看管他們的戰士交談。但是,即便是這裏的小戰士,也懂得要遵守紀律,不能隨便與首長攀談,賀龍常常心情抑鬱地在屋裏踱步。在這個與世隔絕的西山,過了幾個月後,秋天到了。
薛 明:十一以後就是深秋了,他說哎呀,我想起一件事,總理不是說等到秋天來接我嗎,現在到了深秋了,你發現了嗎,我這幾天一直在望著山下,老覺著要來人接我了,為什麽不來呢?說來接我,說得很誠懇,到了秋天就來接我,我相信總理會來接我的。可是現在沒有來,既然沒來,我覺得他們可能把我的問題看得更嚴重了。
1968年初,賀龍坐在書桌前讀《毛澤東選集》,一直陪在他身邊的薛明發現,今天的丈夫有些反常。
薛 明:他一直用紅藍鉛筆在書上畫,一直畫,不知道畫了多少道道。特別重要的上麵畫勾的,畫圈的,加藍杠的,他了解的,他要說的,都畫滿了。我一直看著他,他想說話,可是口齒已經不清了,我說你說話,說話嘛,你怎麽不能說話了?我就給他解扣子、解腰帶,叫他靠起來,後來找到一個血壓計,給他量了量血壓,還不至於有什麽大問題。我還給他看了看瞳孔,我說你可說話呀,你什麽病啊,你快跟我說。他看著我,直發愣。後來我馬上拿起一個月份牌,月份牌上麵有個毛主席,我說你還認識他嗎?快,快說,他是誰呀?他拿起他的紅藍鉛筆,在空中寫“毛”。我心裏知道,他神智是清楚的,但是語言已經不能表達了。
賀龍被送往301醫院。一個人留在西山的薛明擔憂著賀龍的生命安全,絕望之際,她提筆向總理寫了一封求助信。幾天後,脫離生命危險的賀龍,被送回西山,知道薛明寫信給總理,賀龍搖了搖頭。
薛 明:我對他說,這七天我一直等你,沒事情幹,就給總理寫了封信。他問什麽事情寫了封信,我說我跟他要藥,改善生活條件。他說你不該寫這個信,這是什麽時候了,1968年了,我出來的時候,是1967年年初啊!過了這麽長時間,我這個問題,已經落在林彪手裏了。你的信他(周總理)可能看不到,也可能會看到,但也要轉他(林彪)的。他已經不能處理問題了,你不是轉到林彪手裏了嗎?叫林彪一看,這賀龍向我要藥了,為幾顆藥我值得嗎?向他要藥,我賀龍為了幾顆藥向他低頭,這你錯了!
在去西山之前,賀龍已經身患糖尿病。糖尿病人需要多喝水,但是到了西山後,看管他們的士兵每日隻給兩個人一搪瓷缸子水。為了克服缺水的困難,賀龍和薛明隻能拿盆子接天上的雨水止渴。水荒過後,饑餓又變成了主要矛盾。賀龍的糖尿病讓他容易餓,必須經常補充食物。但西山上卻沒什麽菜可吃,每日每餐都是半盒糙米飯加半盒水煮白菜。此時的薛明不敢離開賀龍半步,她擔心自己就是去地下室的廚房做飯,賀龍也會隨時發生不測。
薛 明:天氣涼了,有一天賀龍說,你去拿一顆白菜,給我做泡菜吃好嗎?我就讓他跟著我一塊去拿,我不放心他。他有時候站在外麵哪怕說一句話,叫一聲“薛明”,隻要能讓我知道他在我身邊,我就安心了,我怕我離開他一步他就會發生問題。白菜拿上來,我說我不會做泡菜啊,他說先擱鹽,或者是把它弄成酸的味。我問那是先擱鹽呐,還是先叫它酸呐,他說你想辦法,反正我要吃上家裏老聶給我做的那個酸菜味。
西山上的薛明,雖然無法在賀龍的鼓勵下做出美味的四川泡菜,但她心裏知道,這是賀龍鼓勵她繼續生活下去的一種方式。
盡管被幽禁在西山,賀龍每天仍然閱讀《毛澤東選集》,心中的疑問也越來越多。當賀龍在精神上找不到答案的時候,1967年2月在西山外,譚震林、陳毅、葉劍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聶榮臻等,在周恩來主持的政治局碰頭會上,怒斥江青、康生等在文革中製造冤假錯案,迫害老幹部。在這次正麵衝突之後.毛澤東批評了“三老四帥”,指責他們搞複辟,搞翻案,又掀起了大規模反擊“二月逆流”的浪潮。此後,葉劍英、徐向前、聶榮臻等老帥,被要求休息一下,而西山上的賀龍,卻無法再休息下去。
有一天,站崗的士兵忽然衝進他們的住處。士兵佩戴著槍支,手叉著腰,對賀龍和薛明說:現通知你們,紅衛兵要衝進這個地方來抓你們,你們趕緊進防空洞。賀龍說:來吧,歡迎!說話間,其他看守的士兵隨即拿走了兩人的生活用品和被褥。賀龍不僅不肯離開,還抽起了煙。
薛明:站崗的士兵說,別抽煙了,你這種煙有一種特別怪的味,聞著這種煙就知道是你。賀龍說你們怕煙?說著又猛抽幾口,滿屋子吹,煙氣更厲害了。他說我就叫你們聞,聞著叫你們來找我,我賀龍就在這兒,我不怕,我都沒有抽煙的自由了?馬上又大口大口地吸,把煙頭往地上一扔,說看見我的煙頭了吧,賀龍就在這兒,找吧。其實當時他就是要告訴我,要堅持,堅決不能進洞,進了洞他們把門一關,讓你喊天天不靈,喊地地不應。
屋裏的空氣驟然緊張起來,但是屋外一場來勢凶猛的風波卻自動平息了。接下來賀龍和薛明被告知管鑰匙的人已經走了,之前被拿走的東西不能退還。那幾天賀龍和薛明隻能睡在光板床上。
盡管生活艱難,但兩個人認為,隻要能活下去,就是最大的希望,最讓他們擔心的就是把兩個人分開。他們越是擔心,看守人員就越經常放出話來要將他們夫婦分開。突然有一天,屋外有人敲門,叫薛明出門去配眼鏡,薛明借故要取原來打碎的鏡片,轉身回屋與賀龍告別。
薛 明:賀龍這時候把手伸出來說,時候到了吧?時候到了,再見!我看出他有點動情了。外邊士兵一直在喊“出來,出來”,我就對他說我先出去了。出去後我還是不放心,就說不行,眼鏡架我沒帶呀,我要回去量尺寸。我是想看看他有沒有事,如果沒事我就可以放心地走了。我知道當時他舍不得我走,我還能不能回來,我們誰也沒有把握。他見我回來,就說你快走吧,我自己都會處理。我說你下床的時候注意穿鞋,因為他那腳縫裏一直出血,鞋提不上去,他說沒事沒事,我拿著眼鏡架就出去了。
兩個人本以為這次分開便是永別,但是薛明很快就又被帶回西山。她看到賀龍把被子疊得整齊,地掃得幹淨,繩子上還掛了自己洗的衣服,賀龍對薛明說:我讓你看看好放心。
在去西山之前,賀龍與薛明的子女已經不再被允許與父母生活在一起了。1967年1月賀龍在去西山的路上與警衛員楊青成告別時,一再囑托要照顧好他的孩子們。在西山住了兩年半,賀龍和薛明始終沒有見過孩子,也沒有任何關於孩子們的消息。
薛 明:當時擔心的不是他們過得怎麽樣,而是生死不明啊!我們都想孩子,但兩個人都不敢說,因為說了會太難過。後來有一天在台階上,我發現了一封敞口的信,上麵寫著“爸爸媽媽”,下麵寫著賀黎明。我拿起來自己都沒看裏邊是什麽事,就趕快跑到屋子裏去給賀龍看。那時還是1967年的時候,我說孩子們來信了,你快看看!來信了,誰的誰的?這一看,才知道是幺女來的信。信上說爸爸媽媽,我最親愛的爸爸媽媽,哥哥姐姐他們現在到船上去勞動了,八級台風他們都不暈船,他們勞動得很好,跟勞動人民在一起搞搬運工作很好,你們放心吧!我知道了我的孩子們都還活著!賀龍把這封信放好,等他一想孩子的時候就拿出來念一念。從這封信他得到很大的安慰,這是我們唯一的一封信,以後寫的信就都不知道去哪了。
缺醫少藥 在西山的最後歲月
1969年4月1日,中國共產黨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北京隆重開幕。賀龍被排除在九大之外,九大由毛澤東親自主持,林彪的接班人地位被列入新的黨章。此後,西山上的賀龍與薛明不僅少水缺糧,連不多的一點藥品也被沒收了,賀龍的腿越來越沒有力氣,常常無緣無故地滑倒。《看守日誌》上記錄著,1969年5月6日,賀龍連續摔倒七次。6月8日上午,賀龍忽然一張嘴大吐不止,薛明慌忙去找醫生。
薛 明:早晨發現的嘔吐,到了晚上醫生才來。醫生來了也不問病情,就亂七八糟地把他們的工具架起來準備輸液。我就告訴他們要注意查一查他的尿糖、血糖之類的,但他們隨即開了一個單子就送走了。事後我才知道,當時的化驗不是送到醫院裏化驗他的血糖及小便含糖的情況,而是送到了豐台藥品檢驗所檢查賀龍可能吃了什麽。他們想給他定一個罪名——賀龍服毒,畏罪自殺。
折騰一番之後,醫生和護士暫時離開,房間裏隻剩下了老兩口。
薛明:他把眼睛睜開,問他們呢,我說誰呀,他說那些壞家夥跑了?你要提高警惕啊,他們要害死我,注意!你告訴他們,我死不了,我想睡一覺,睡一覺就完全好了,我就是覺著需要睡覺。後來他們催著說別磨蹭了,趕快去住醫院吧。他說我去住醫院,你呢?他把手伸過來,我說你有病需要到醫院治療,這個病會好的。他點了點頭,把眼一睜又望著我,問你呢,你呢?我說我跟著你。最後他把眼睛閉上了。
戰士們和醫護人員把正在輸液的賀龍移到擔架上,往救護車上抬。薛明在一旁不停地叮囑:慢著點,小心一點。但是讓薛明始料不及的是,當他們把賀龍抬上救護車後,門“咣當”一聲關上了。
薛 明:我就這樣看著自己的親人上了救護車,慢慢地這個車子開走了。我抬起手來跟他招手,嘴裏默念著:“再見,再見!”他就這樣地走了。
1969年6月9日,早上8點55分到1 0點25分,醫院沒作任何搶救準備;10點5 5分,賀龍的血壓下降到70/40;13點30分,醫生開始會診;15點04分,賀龍離開人世。當天晚上電閃雷鳴,天降大雨,此後每年的6月9日都是大雨。1967年9月13日,賀龍專案組成立。四年後的9月13日,林彪在溫都爾汗機毀人亡。1973年2月29日,毛澤東終於講了話,我看賀龍沒有問題,我有缺點,聽了一麵之詞,這一年的6月9日沒有下雨。
1975年6月9日賀龍逝世6周年之際,八寶山革命公墓舉行了賀龍同誌骨灰安放儀式。周恩來抱病出席,在賀龍的遺像前,他沒有按慣例鞠躬,而是深深地一連鞠了七個躬。周恩來握住薛明的手說:我沒有保護好他呀!周恩來哭了,淚落如雨。賀龍永遠地離開了,但在人們心中卻留下了一麵永恒的旗幟。
賀龍元帥的最後一日
作者：顧永忠
6月8日晨，賀龍剛聽完新聞聯播，就連續嘔吐了3次，呼吸急促，渾身無力。
薛明以前曾聽保健醫生講過糖尿病人的保健知識，因此，她立即意識到這可能是糖尿病酸中毒的反映，心急如焚，馬上向監護人員反映，要求醫生進行救治。
但那位“醫生”到中午12時才從外麵回來。
薛明立即找他講述賀龍的病情。
這天上午，“賀龍專案組”正在開會，接到警衛一師黃參謀關於賀龍病情加重的報告，副組長蘆某帶了兩個人坐車來到西山。
警衛連幹部和那位“醫生”向他們匯報說：賀龍最近一段時間心情比較煩躁，精神狀態和飲食都不好，有時心率跳動急速，病情加重……聽完報告，蘆某說：“要隨時掌握病情變化，及時報告。
黃參謀，通知讓衛戍區醫院派醫生來會診，把病情搞準。
會診結果立即報告專案組。”
他交待完畢，就走了。
就這樣，拖到下午3時，“醫生”才來給賀龍打了一針“止吐針”，但沒能止住吐。
薛明一連催促了5次，都被借故拖延。
下午5時，賀龍血壓下降，上腹部劇烈疼痛，病情更加嚴重，警衛連向“專案組”報告：“賀龍病重。”
這時，專案組的蘆某同另一個副組長正在辦公室打撲克。
接到報告後，有人提出：“報告總理吧！”蘆說：“不用，我們要個車先去看看。”
4個小時後，醫院的兩個醫生才到。
從賀龍早晨發病，已整整拖了13個小時。
薛明趕緊向他們介紹賀龍的病情，請求立即進行搶救。
這時，蘆某等專案組人員已來到西山，兩名醫生請示他們之後，沒有給賀龍作血糖、尿糖檢查，卻給他輸了糖尿病病人不能隨便使用的高滲葡萄糖。
在給賀龍輸液時，醫生大聲說：“病人昏迷了！”其實，這時賀龍神誌很清醒，待醫生走出房間後，他對薛明說：“要小心，他們要害死我！”薛明對給賀龍輸葡萄糖很擔心，要求醫生謹慎用藥，對病人進行檢查。
他們取了尿樣，送到豐台檢驗所進行化驗。
後半夜，化驗結果出來了，隻見醫生在小聲嘀咕什麽，原來，他們並不是檢查病人尿糖高低，而是企圖給賀龍加上“畏罪自殺”的罪名。
9日零時5分，已確診賀龍是酸中毒之後，仍不用治糖尿病的特效藥胰島素，盡快控製病情的惡化，而是繼續輸葡萄糖，這一夜整整輸了2000CC。
這就是他們遵照林彪、江青一夥所說的“醫療要為專案服務”旨意，對賀龍進行有害無益的反治療，致使賀龍病情急劇惡化。
這兩個醫生怕病人死在自己手中，零時40分後，不得不打電話請示送解放軍總醫院(即301醫院)搶救。
5時30分，301醫院派醫生、護士帶救護車來到西山。
他們對病人做了檢查後，又向醫院請示，直到7時許，醫院才同意送去。
當決定將賀龍送往301醫院時，他的神誌依然很清醒，明確表示不願意去。
他說：“我沒有昏迷，我不能去住院，那個醫院不是我住的地方！”賀龍知道，那是林彪親信邱會作等人控製的地方，他去那裏等於羊入虎口。
但醫生聲稱這是“組織決定，非去不可！”堅持把賀龍送院。
隨後，有人拿進一副擔架，大家就七手八腳地把賀龍抬上擔架。
這時賀龍微微睜開眼睛，用深情的目光看著薛明，點了點頭。
誰知這對革命伴侶此次握別，便成了永訣。
救護車開出西山時，蘆某等專案組人員的吉普一直跟在後麵保持50米的距離。
到玉泉山東南角公路上時，救護車停了下來給賀龍輸氧搶救。
8點多鍾送到301醫院14病區，這是一個普遍外科病區。
就在賀龍住院的前6天，他的親密戰友、人民解放軍十名大將之一的許光達，慘死在這個病區病房廁所的馬桶上。
在賀龍進院之前，林彪親信邱會作就向醫院布置：“如果專案組找醫院，叫我們派醫生，不要派主任，派一般醫生就可以了。”
醫院的領導堅決遵照邱會作的指令辦事，既沒有做搶救的準備，也沒有組織有經驗的專家到現場去會診。
8時55分，賀龍住進醫院，到10時25分才開始治療。
10時55分，賀龍血壓下降到70/40，11時30分，主治醫生提出組織有經驗的專家會診搶救。
但醫院的頭頭不允許對治糖尿病酸中毒有直接關係的代謝科專家參加會診。
他不管病情多麽危急，病人的死活，竟決定將會診時間放到兩小時後的13時30分進行。
更令人氣憤的是，會診時不讓專家去見病人，不讓他們知道病人是賀龍，隻允許專家們同病人“背靠背”地根據“病情匯報，化驗和X光片討論”。
就在會診後1個半小時，即1969年6月9日15時零9分，這位人民解放軍的創始人之一，新中國的開國元勳，中外聞名、人民敬仰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元帥，含冤與世長辭。
從他神誌清醒地住進醫院到逝世，隻有短暫的6小時零9分鍾。
得到賀龍已經去世的消息，“賀龍專案組”大部分人員趕到301醫院，就在病房外麵的過道上，“二辦”辦公室主任秦某和“賀龍專案組”的3個副組長經過商議後決定，給“中央專案審查小組”寫報告，請示如何處理賀龍後事；派人去西山接薛明及找他們的子女來向遺體告別。
專案組派人把薛明接到301醫院後，一個穿白大褂的醫生向她講述賀龍住院檢查的經過。
她記得，醫生對她說，賀龍的血糖1700，下午3時零9分死亡。
也就是說，從賀龍住進醫院到死亡，才6個小時；血糖1700，比平時高出十幾倍。
薛明不明白，“進了這樣治療和搶救條件完善，有那麽多國內外知名的醫生，為什麽僅僅6個小時便造成死亡？”
“恰恰這6個小時正是他們沒允許我在賀龍同誌的身邊，我也沒聽說他們給用過什麽搶救的藥品。”
301醫院醫生講完以後，專案人員讓薛明等著，他們還要去接賀鵬飛等子女來，一同去看賀龍的遺體。
薛明回憶說：“當時我堅決反對，擔心他們又要耍什麽花招。
他們告訴我，是請示了中央首長(聽說是黃永勝)，是命令，非看不可。”
過了一會兒，賀捷生、賀鵬飛、賀曉明等子女也被接來了。
薛明由他們攙扶著，來到停放賀龍遺體的房間，他們來到賀龍遺體旁邊。
沒有哀樂，沒有花圈，沒有黨旗，沒有同誌和戰友，隻有一條白床單蓋著賀龍的身軀。
隻見他長長的頭發，高高的額角，濃黑的雙眉緊蹙，兩眼緊閉，眼角的清淚未幹；臉頰消瘦，但依然那樣剛毅；嘴巴微微張著，唇上胡須沒有修剪……已經兩年多沒有見到父親賀龍的子女，看到他們最親愛最尊敬的父親，被林彪、江青一夥迫害死得這樣慘，悲憤交加，痛哭失聲，都哭得像個淚人。
在同賀龍遺體告別後，薛明仍然被送往西山。
當天晚上，賀龍的遺體就被悄悄地送往八寶山以“王玉”的化名火化了。
火化時不讓親屬到場，火化後，“賀龍專案組”把骨灰盒，秘密放在一個小殯儀館裏，並下令：不準傳出去，要絕對保密，不讓人們知道賀龍之死的真相。
文章摘自 《共和國元帥:賀龍的非常之路》 作者：顧永忠 出版社：人民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