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魔咒大有可能摧毀中國的一切

文革魔咒大有可能摧毀中國的一切


文革是中國曆史上空前絕後的文明災難，但是文革過去了三十餘年之後，文革的陰影不是淡了，而是濃了。

一、當前社會難題為文革思維創造了有利借口

中國的改革開放實質是從文革思維的繁籬中艱難掙脫出來的。從傳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變革，每走一步都遇到思想上的巨大阻力。城市經濟中，先允許個體戶存在，然後分別是承包製、廠長經理負責製、物價放開、引進外資、私營企業有條件合法化、國有企業改製、開放股市和實行股份製等等。可正由於文革思維的存在，使得我們的每一次變革措施都必須打上文革的烙印。於是，每一次變革，都給社會投機製造了機會。比如很多國有企業改製，就變成原企業領導集團的內部分贓；股市一開始的種種限製措施，原來的設想是保持國有企業的主導性質，結果卻為過度投機和內部操縱股市創造了絕佳的良機。

不同於前一種形式的私營企業發展，有幾種不好的現象令人詬病。其一是這些私營企業的發展也同樣需要在文革思維中掙紮求生存，他們最有效的手段是采用傍官家的辦法。傍官家即為通過官員的權力獲取自己的利潤，有的是政府官員給予的直接項目，有的是政府官員給予的特殊信息，有的是通過政府官員獲取的種種政策或稅務上的優惠等等。其二是十分嚴懲的偷漏稅。其三是大量假冒偽劣商品欺騙消費者。

同時，部分壟斷領域的怪異市場化嚴重影響到普通民眾的生機。這主要集中在教育、醫療、房產和被壟斷企業控製的某些行業。這種市場化並非真正市場化，而隻是亂漲價而已。相應機構及企業變成貪婪的牟利集團，總是用盡手段不斷提高商品和服務價格。可怕的壟斷狀態隻是些一家或數家，價格說漲就漲。漲價後的暴利，除稅收和地方政府截流之外，則主要用於浪費（看看這些機構及企業修建的豪華辦公樓就知道了）和大吃大喝、職工高工資和福利（尤其是管理層）、行賄（有些是變相形式）等。如今。高昂的教育費、醫療費和高房價，已經成為懸在民眾頭上的“新三座大山”。

在此社會背景下，政府官員的腐敗情況越來越嚴重。人是比較性動物。憑心而論，我們的政府官員中的大多數並非先富起的人，卻是為先富者創造條件的實際政策執行人。他們原來不過是享有一些特權而已。大致在1996年前，他們中的很多人相當清貧。他們與企業的廠長經理、學校的校長、醫院的院長等，原來同為國家幹部，有不少是同學。但經理、校長、院長們富起來了，私營企業老板越來越有錢了，於是，這些政府官員也要加快致富步伐。他們主要有兩種辦法。一是利用政策設計對他們有利。比如住房，各地公務員沒過幾年都住上了相當豪華的房子，而購房的花費比起變通民眾，少得驚人。一是從初步出售權力轉為主動出售權力，進行權錢交易。比較笨或者比較缺心眼的人直接受賄索賄，機靈一些的人則通過妻兒、親屬、情人等受賄索賄。後一種人更高明一點的是從不直接拿別人的錢，而是通過公司或在某企業任職高管等方法取得利益。為了使利益最大化，這些貪婪的政府官員又借用文革思維，有意無意地對正常的經營活動加以控製，如設立“饅頭辦”、禁止售賣外地產品等。有了控製，才有利益。在市場上設卡，自然產生“孝敬”之徒。這在政治經濟學上叫做“權力尋租”。

相當一部分有錢人富得沒有道理，相當一部分官員富得令人憤怒。這種先天不足的改革，最根本之處是一直沒有良好的法律設計和有效監督體係。而法治意識淡薄，又是文革思維的巨大硬傷。文革思維崇尚人治，膜拜神權，誤以為什麽事都可以靠“鬥爭”來解決，根本不相信法治。法治的基本存在環境是有充分的民主和自由，有完善的輿論監督係統，這種社會政治環境會打破文革思維的神權觀念，也是文革幫必須堅決抵製的。

文革幫絕不會承認中國改革產生的問題是他們的因素造成的。他們隻需要渲染當下的不正常現象，而不是“透過現象看本質”。不改革開放，就沒有兩極分化；不改革開放，就沒有假冒偽劣商品；不改革開放，就沒有“新三座大山”。“如果毛主席還在，認敢腐敗？”他們將這類設問弄得振振有詞。一句話，隻要回到文革時代，什麽都好了。如果不動腦筋思考，不去考證並不是太久遠的過去，還真被他們忽悠了。中國雖然也隨世界潮流進入了信息時代，但不愛思考，以簡單情緒判斷來麵對複雜問題的民眾卻還是大有人在。文革幫善於宣傳和煽動。一位青年找不到工作或工作辛苦收入卻很低，有人說這都是鄧小平害的，是改革開放造成的。這青年對比下富人的朱門灑肉，對比下貪官汙吏，根本不需要研究文革時代是什麽情形，便就信了。信了之後，就可能盲目跟隨。毛發動了文革，但就是在文革之中，也有些好的事跡，好聽的話語。再加上一些心理暗示和一些儀式，這青年便可以成為文革幫的堅定信徒。

二、文革思維繼續泛濫的深層原因

鄧小平等主張改革開放的那一代領導人深受文革之苦，也痛恨文革給中國帶來的災難。但中國長期受極左思維控製，他們認為不可能一夜間清除那種錯誤思潮。他們當時最大的顧忌是中國已經由於文革，令國家相當落後。在文革期間，越南、馬來西亞、菲律賓等國開始公然侵占我南沙諸島，我們無力予以還擊。我們高喊解放台灣。但美國的幹涉台海事務，讓我們無可奈何。當時，中美間的軍事力量對比實質因為文革等原因給拉大了。當時，一個激勵國人的口號就是“落後就要挨打”。反右和文革中，大量科學家和工程技術售貨員被“打倒”，要麽到街頭做掃垃圾，要麽被發配到農村修地球，國家軍事實力不被削弱才怪呢。我們有核武器，有些導彈，但那不管用。人家可輕易取得製空權和製海權，你正要準備下令進攻，人家已經攻來了。你的軍機、軍艦沒有人家快、準、狠，作戰半徑更遠遠不如人家。當然，除了軍事力量對比外，民眾的生活素質對比同樣也是非常重要的。為了改變中國的貧窮落後麵貌，改革開放也是不得已之舉。

由於不能完全擺脫文革的羈絆，所以注定了中國的改革開放之路必須戴著一隻看不見的鐐銬進行。又因為很多人對文革有切身的體會，當時的人也誤以為隻要通過改革開放，讓廣大人民群眾過上了好日子，那麽，人們對文革的評判到一定時候，也就很自然形成全麵否定的共識。

另一方麵，社會對西方社會製度有一種類似本能的恐懼情緒。西方的“民主社會”與蘇俄“社會主義社會”長期對立，中國屬於“社會主義陣營”，盡管我們那陣子與蘇俄並不是真正穿一條褲子。西方社會有一些人熱衷於輸出他們的政治製度和民主自由思想。這似乎對中國形成一種強大的政治壓力。這時候，一些極左派乘機發難，中國政治領域出現了一個新的貶義詞叫做“資產階級自由化”。

現在回過頭來看，當時民眾對中共的擁護度是非常高的。初步的改革開放很快大見成效，農產品豐富了，工業生活用品供應大大增加了，過去要票證供給糧食、油、豆腐、肉、縫紉機、自行車等，物品越來越充足。隻是比較新一點的產品，像電視機、冰箱等，因社會需求量大增（也是全國幾次提工資讓城市市民購買力大大提高），形成所謂“緊缺商品”。緊缺商品依然要靠政府部門向社會配給。價格是政府管製的。緊缺商品實行“計劃定價”，有些商品企業生產越多，利潤反而越少。因為“計劃定價”常違背基本經濟規律，非常不合理。又由於商品緊俏，很多商品官價和地下市場價有很大的差異。這種價格差異，滋生著以權謀私和腐敗。如何解決中國這個重要經濟問題，變成一件中國頭等大事。可偏偏由於一輪反“資產階級自由化”運動，令中國的價格改革完全漠視了人類文明的先進成果，即極其重要的法治精神和監督意識。

所謂“資產階級自由化”，除了個別人之外，其時的中國知識階層總的來說，是站在建設性的角度為中國民主、自由和監督找出一些思路和具體的辦法。知識分子被長期壓製，鄧小平說科學就是生產力，他們也是工人階級的一部分。這期間，他們整體上感恩戴德。他們做著三件大事。一是趕時間。他們要把“失去的時間”奪回來，或者說他們要證明自己的能力。一是傳幫帶。文革十年，重新回到建設的路子上來，忽然發覺沒有多少人可以真正做事。因此，要加快培育各行各業的工程技術人員（文化、經濟類的專業人才都歸於這個稱謂）。一是為國家發展出主意，想辦法。各級政府、國有企事業單位一段時間，有什麽重要的事“都必須征求知識分子的意見”。因為這些人是專業人才，而很多領導幹部卻是“大老粗”，啥都不懂。漸漸地，有相當一批專業人才幹脆被提拔為領導幹部。他們做了官做起事來，果然效果好得多。這時候，知識階層的整體目標是科學，民主被看作實現科學目標的好方法。是在談民主過程中出現了“問題”，因為民主要借鑒西方文明社會的一些具體做法。建設性主張者，並沒有多少人主張全盤西化，但借鑒是必須的。可借鑒西方文明社會的東西，極左派就送來全盤西化的帽子。那時，全社會對西方文明的了解和研究很不夠，思想禁區很多。個別人說的話，寫的文章在今天看來，實際相當保守，然而在改革開放之初，卻被視作大逆不道的言論和思想。可反“資產階級自由化”，一場冷水潑在知識階層的頭上。

雖然反“資產階級自由化”運動虎頭蛇尾，草草收場，沒有像文革時代，演變成對知識分子全麵的殘酷整肅行為。但是，由於離文革時代距離很近，內心的失望情緒在很多知識分子心中漫延，一些人有了抵觸情緒。此時此刻，極左派更是添亂。他們不斷在很多問題上設立思想禁區，這也說不得那也做不得，知識階層的無力感和挫敗感日益加深。而一些走上領導崗位的知識分子，有人自學或不自學地為極左派效勞，提出來的辦法更傷人心。他們是迫於極左思潮的壓力，為自保而做出的自私選擇。如此這般，來自知識界的充分討論少了，良知性建言也少了。這時候，中國的價格改革不得不推行，便有了一些想不到的意外發生。物價長期處於管製狀態，一天放開，普通商品的價格就像今天的房價一樣無法控製。價格無法控製的暴漲，民眾的生活全亂了。政府官員、國有企業職工等可以通過加工資等方式彌補損失，但工資上漲速度遠不及物價快。增加工資即增加貨幣供應，形成通貨膨漲，又不斷推高物價。到這地步，政府又不得不對部分關係到“國計民生”的重要商品采取更厲害的價格控製手段。如此一來，市場上價格投機的空間更大。社會傳言一些高幹子弟直接參與價格投機獲取暴利。“官倒”一詞有別的內涵，但主要是描述這一現象。一些民眾產生了嚴重的不滿情緒。然後因胡耀幫逝世，中國產生那次嚴重的政治風波。

隨後是中國改革開放處於全麵停滯狀態。就在這個時候，隨著一個極可能是精心設計的新造神行動，文革思維經過一番打扮，以一種宗教式的表現方式，在民間粉墨登場。有人稱出租司機掛毛像可以防車禍，很多司機開始在車子掛毛像。這是故事的一個版本。反正毛像變成特殊的神物開始在中國大地上流傳。中國人對於神事，總是寧可信其有。不管真相如何，反正這個新造神行動，將毛又一次抬為大眾偶像。盡管物價影響到大家的生活預期，但日子比文革時代好了很多，卻是大家都承認的。用民間的話說，好日子是鄧小平給的，但新造神運動又成功將感激給了毛。這也和鄧小平堅決反對將他個人神化有關係。如此，文革幫終於重新擁有了“群眾基礎”。

轉眼到了鄧小平南巡，發表了著名的“南巡講話”，中國改革開放的步子才有重新跨開了。非常難的價格改革猛虎也在這時候，變得溫順起來。這給後來的其他經濟改革有了輕裝上陣的可能。沒幾年，中國經濟發展就開始走上快車道，這在珠三角、長三角地區尤其明顯。可仍然因為受極左思維束縛，民主、自由、法治和監督等所謂西方的那一套，沒有明顯的跡象被用於經濟改革的配套方麵。一些人把西方政治製度僅僅簡化為自由選舉，令社會引進人類文明的先進成果很難取得共識。經濟方麵向前走的越快，社會悄悄積累的社會問題也越多。漸次，就形成今天這樣的局麵。我們的經濟很繁榮，但沒有太多的規矩。三資企業過低的工資，就是這種無法無天縱容的結果。剛開始，外資企業工資相當高的。港澳台地區和西方國家的平均工資，是我們的十多倍甚至二三十倍之多。一些企業發覺可以用血汗工廠的方式盤剝工人，這樣其成本大大低於別的企業。高工資企業抗不住那種不公正競爭，或者經不起暴利誘惑，工資也跟著降下來。特殊環境，造成環境汙染，很多外資老板在國外是不敢的，若汙染了環境則可能坐牢。可到了中國，沒有人認真進行環境執法。漸漸地，生產大汙染，反而是“正常”現象了。

民眾有趨利避害的本能。新的發展帶來的問題，當直接影響到他們生計或生命安全時，他們會站起來呼喊。他們一次次投訴、控告，往往不能得到很好的處理結果——社會法治環境不健全，很自然就產生這樣的局麵。這時候，有人說如果毛主席在，誰敢這樣？他們已經淡忘了文革的痛，或者對文革的回憶已經不那麽清晰了，於是紛紛額首稱是。此時，文革幫高調亮相，以華麗姿態跳出來歌頌毛，回炒所謂“紅色經典”，正好契合了很多人的心理需求。毛大熱了。一批頌毛文藝作品，對文革有意回避。一個並不真實的毛，形象高大，在毛像神的基礎上，又重新變成精神之神。毛像神和精神之神的共同強化，不少人重新墜入深深的崇毛情結中。

我們主張對毛實事求是，有功說功，有錯說錯，絕不能再把他弄成什麽神。但就是這樣的主張，要被文革幫人恨得咬牙切齒。

文革幫有幾種群體。一種是專門在後麵煽動和策劃的政治失意者。這些人沒有別的愛好，就是想弄權。他們是一些失意官員和學者，是文革思潮真正的推手。他們有人當真崇毛，有人根本就不是，隻是愛毛的政治手腕而已。有些是特殊的老人，他們大部分人在文革中受過磨難，但隨著老年失落和對現狀看不慣，他們原諒了過去，隻將情緒針對現在。有些是文革鬥士、文革受益者或在文革中所受傷害相對少的人，他們此時正好五六十歲。人到這個年齡，也不願意想太多，卻把文革幻覺越想越美好。有些是在新造神行動中產生的盲信者，有普通民眾，更有很多十七八歲到二三十歲的憤青。這些是人數相當大的社會存在，有些人容易衝動，甘願充當打手。可正因為他們是盲信者，他們又非常容易改變“信仰”。眾所周知，中國人是世界上信仰最不堅決的那種人。不過，文革幫中的推手正用盡手段來“堅定”盲信者的信念，並不斷培養、發展和壯大這支隊伍。

三、文革幫如果得勢那將如何？

文革幫過去偏激，迷信殘酷鬥爭，無情打擊的政治手段。他們慣用的說道模式，就是毛主席當年對鄧小平太寬容了。如果當年從肉體上將鄧消滅，那就沒有後來的改革開放了。在他們眼裏，鄧小平是中國“修正主義集團”的根子。鄧小平以來所做的一切，都是壞的，不好的，禍國殃民的。

他們定義的中國“修正主義集團”，包括現在的“官僚”集團、資本家集團、知識分子集團。他們的殺伐之氣非常強烈。殺掉所有當官的，殺掉所有有錢的。看起來隻是情緒發泄，但如果條件適宜時，他們當真會這樣幹。

文革幫要進行大屠殺的心理訴求，恐怕現在的文革幫推手也不完全了解，並在他們得勢之後難以控製。原因之一，社會的積怨沒有較好的方式疏導，那就必然化為恐怖的戾氣。之二，現代人對生命的敬畏感大大降低。連假藥、毒大米、毒奶粉等都能大量製造的社會，是一些人生命敬畏感近乎零的表現狀態。這些盲信者會變成盲動者。文革幫依靠盲信者發展自己的勢力，而這些盲信者卻很有可能一夜間變成不聽任何命令和指示的暴民。之四，文革幫製造毛崇拜，這就注定了他們難以產生取代毛的人。沒有毛的精神魅力和政治手腕，卻又要進行他們的“文革事業”，他們隻能放出魔怪而不能收服之。

在目前黨政部門中，有些官員有意無意中作文革幫的幫手。這是自掘墳墓。很簡單，他們屬於“官僚”集團，是中國“修正主義集團”的受益者，文革幫可以利用他們一陣子，但到頭來，會對他們加以無情鎮壓。有些企業主或小老板也站在文革幫一邊。這些人卻不知道文革幫同樣不能容忍的也同樣是他們。你有錢，隻要比普通人稍微有錢一點，那就是罪過。如果文革幫得勢，最滑稽的一幕是他們在鬥完了別人之後，再內部進行惡鬥。某些今天的文革吹鼓手，明朝則由文革幫將自己的“革命同誌”推下曆史的深淵。

至於普通民眾，將在文革幫得勢之後，將“享受”類似阿富汗塔利班那種管理模式的待遇。思想上嚴厲控製，稍微說點什麽讓文革幫疑惑或不滿的話，即被嚴厲打擊。經濟上絕對控製，生死病死將你管死了，由不得你不聽話，不服從。

有人不相信這種景象。可是，如此邪乎的事，過去在中國發生過，現在還在其他災難國度反複進行著。為什麽邪教始終是人類社會的一大威脅？因為對現實的失望乃至絕望，會給邪教帶來惑眾的機會。文革幫的思維和邪教思維有些接近。在德國，由於納粹思想給這個國家傷害甚大，所以國家立法禁止宣傳納粹思想。可在我們中國，我們沒有文革進行過全社會的徹底反思。文革思維是有毒的藤，一直纏繞著我們的社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