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範蠡編織的圓滿瀟灑人生

美國學者布盧姆認為：“一個民族頂禮膜拜的對象，告訴了我們它是一個什麽樣的民族。”偶像的身上蘊含了人們的設計能力和道德高度，寄托了希望和理想，反映了人們的精神麵貌，是衡量價值取向的標杆。阿波羅神殿刻著“認識自己”的諭示，但古今中外，自知者最少，也最難。我們是個什麽樣的民族，不應該以自我標榜為定論，還要看世界其他民族觀察研究得出的印象是什麽。不過，我們可以對產生偶像的環境及其過程作些剖析，以加深自我認知。

春秋末期的著名人物範蠡，應該是當之無愧的骨灰級偶像，尤其在人人奔走商途的今天，其“商聖”的地位，令無數國人敬仰得脖子發酸。

範先生的前半生與楚吳越三地都有密切關係。這三個國家在古代史書中被貼上“蠻夷之地”的標簽，置於華夏文明圈的邊緣。但是，現代考古學知識告訴我們，五六千年前那裏已是創建華夏文明殿堂的重要支柱之一；文獻典籍則揭示，三四千年前，又成為華夏文明北方係統擴張南下落戶的最早據點。楚國上層與黃帝族有血緣關係，越國的統治者是夏禹的後裔，吳國則是周人的一支。而且吳國上層始終傳承著周人的文化。春秋末年，吳國上層精英季劄到中原各國出使巡遊了一次，其舉止言談智識水平，就像劃過夜空的彗星，光彩奪目，華夏文化底蘊之深厚，絕不比中原各國的頂尖人物差，連孔子也稱讚不已。

不過吳越像季劄這樣的人畢竟稀缺，以少喻多，顯然不妥。比較接近真實的情況應該是：楚、吳、越的社會上層都是在不同程度上接受了來自華夏與東夷、百越文化混合的影響。周禮對他們的約束力較小，還在各國打著“尊王攘夷”旗號時，楚國便第一個公開藐視周王室，表達了取而代之的意願。三國的人有共性：都不耐理性把控，習慣於情感宣泄和出手狠辣。司馬遷把它總結為：“荊楚徱勇輕悍，好作亂，乃自古記之矣。”班固則說， “吳粵之君皆好勇，故其民至今好用劍，輕死易發”。也各有特殊性：其中楚國的人才較多，既有狂人“接輿”一類敢說敢做不受拘束的隱士，也有老子、環淵等大思想家，更有叔孫敖、伍子胥等政治家，然而大多不流行於本土，本土的知識精英更偏向於在文學藝術上釋放能量，戰國詩人屈原、書法家兼文學家李斯都出生於此，不是沒有原因的。吳國則盛產刺客。春秋戰國時的五大著名刺客，吳國就占據兩個席位：專諸和要離。尤其是後者，無論從刺客的職業操守（為完成任務不惜設計苦肉計），還是做人底線（任務完成後以死謝妻兒和新老雇主，絕不貪圖富貴苟活）都高於古今的刺客。這兩個刺客顯露的超級狠勁，還表現在伍子胥和勾踐身上，而且進一步濃縮為野蠻的複仇精神。夫差也有複仇精神，但不至於趕盡殺絕（這是國人總結的沉痛教訓）。越國與吳國相比，更加野蠻。突出地體現在勾踐初繼位與吳闔閭的槜李之戰，本來吳國人強馬壯，又挾破楚餘威，占據優勢。但越國使用罪犯死囚在陣前大叫自殺，震懾吳國軍隊。吳國軍隊包括統帥之一的大軍事家孫武全都傻了，誰也沒見過這陣仗，戰機轉瞬即逝，越軍趁吳軍愣神的機會，全麵出擊，大獲全勝，吳王闔閭也在此役受傷身亡。由此揭開吳越兩國複仇爭霸大戲的序幕。

春秋中晚期，東南地區在楚國的帶動下，借著中原各國禮崩樂壞無瑕南顧的有利時機，迅速崛起，不僅彼此相互攻殺，而且北上爭霸，成為讓各國忌憚避讓的一股強大國際勢力。《公羊傳》說，當時“南夷與北狄交，中國不絕如線。”南夷指的就是楚、吳、越三國，他們與北方的戎狄交替劍指中原，使華夏文明圈命懸一線。

其影響之一，就是春秋戰國時呈現出一種曆史發展大勢：誰受傳統華夏文明影響較少，誰就有可能成為勝利者。吳與楚國比，跟華夏諸國來往較少，蠻夷的色彩更濃一些，但伍子胥和孫武一度打殘了楚國。越國較吳國更為落後，但勾踐滅掉了夫差。秦國則被中原各國視為華夏禮儀圈外的虎狼之國，但橫掃六國如卷席。文明在野蠻麵前不堪一擊，在以後的中國曆史中屢屢重複上演，直到近代才被徹底扭轉。在這種大趨勢下，東南地區的人才有向落後地區流動的趨向。其中最重要的人才，如伍子胥、孫武、範蠡、文種等，除孫武是齊國人，其他均出於楚國。楚材吳越用的結果，重創了楚國，成就了吳越，成為春秋曆史上的亮點。幾個人也被口耳相傳變成了神級人物：伍子胥是複仇之神，孫武是軍神，範蠡是商聖。而尤屬範蠡被塑造得幾近完美。

推究一下，範蠡形象從模糊到清晰的勾勒定型大致經曆了幾個時期：戰國、漢、晉、唐。

吳越爭霸是春秋晚期東南地區的重大曆史事件，範蠡是直接參與其中的重要人物。但是在春秋戰國時最重要的曆史著作《左傳》中，隻有很少的記載，光說越敗，文種被派去通過吳太宰嚭達成投降保命的協議，對範先生連提都沒提。也是成書於戰國的《國語》明確記載當勾踐被夫差打敗，困於會稽山，是文種出主意暫時放下身段投降，到吳宮做奴隸，以待機再起，大夫諸暨郢出麵聯係遭拒後，文種又買通伯嚭謀求生路。伍子胥勸諫夫差，對文種“勇而善謀”深為憂慮，完全沒有關於勾踐君臣在吳宮服苦役的記錄。範蠡的名字出現在勾踐歸國後準備報複攻打吳國的時候。勾踐連年征求範蠡的意見，被範大夫幾次否定，直到條件成熟，才點頭同意。功成後，範蠡去國出走，不知所終。就這點材料，很難引起後人極大關注。不過，有一點值得注意，戰國末，《呂氏春秋》已經把範蠡的名字排在文種前麵，認為他對勾踐的影響力更大。

司馬遷的《史記》對範蠡相當讚賞，在《越世家》和《貨殖列傳》中都用較多篇幅描述了範蠡。於是，我們知道，勾踐沒聽範蠡的勸告，強與吳決戰，戰敗後，是範先生勸勾踐留得青山在，發憤待時機。然後文種作代表談判，買通伯嚭，諸暨郢不見了。而伍子胥擔心的人中，又增加了老範。勾踐沒有去吳國服役，直接從會稽山返國，由文種主持國政，派遣範蠡與大夫柘稽到吳國作人質，兩年後放還。越滅吳，文種的“伐吳七術”起了主要作用。然而在《貨殖列傳》又說是“計然七策”。滅吳後，範看出勾踐難與共樂，便棄官出走，從齊國寄信給文種告誡逃離自保。《國語》沒搞清楚的範蠡的下落，太史公寫出來了。不但有範蠡長了本事，經商發財的情節，還提供了三個兒子的信息。一個做官經商都獲得巨大成功的曆史楷模被粗線條地塑造出來了。

太史公在發掘曆史的同時，還留下了許多難解的謎題。且選幾條看看深淺：

其一，戰國人有範蠡與伍子胥同樣結局的暗示，西漢賈誼還有範蠡被綁上石頭沉湖的記載。這些都比司馬遷早。司馬遷既不采戰國史書說，也不睬諸子說，但又沒告訴我們他的資料來源，叫人如何適從？

其二，《史記》說範蠡到齊國後，改名“鴟夷子皮”，曾任國相。在其他史書中找不到齊國相中有名叫“鴟夷子皮”的人。《墨子》和《韓非子》都記過一個相同名字的人是齊國權臣田成子（也叫陳恒、田常）的家臣，是由孔子舉薦的，時間在越滅吳前，顯然與範大夫不是一個人。那麽範先生離開越國後，到過齊國嗎？用過“鴟夷子皮”的名字嗎？不能不教人生疑。

其三，陶朱公是範蠡遷居陶後改的又一個比本名更響亮的名字。然而這個名字也有人質疑，賈誼曾記過戰國梁惠王向陶朱公谘詢疑案的事情，此公非彼公，無須解釋。為什麽重名的事情屢屢發生在老範身上？陶朱公也許較普通，能理解，“鴟夷子皮”這麽奇詭的名字也能重複，不能不讓人驚到下巴脫臼收不回去。

其四，“計然”讓多少史學家傷透了腦細胞！究竟這是人名、書名，還是文種的別名，或者根本不能把《史記》所說“乃用範蠡計然”斷開，就是範蠡的計策、主意而已？眾說紛紜，莫衷一是。

連這些都說不清楚，範蠡故事的可信度有多高，還要細細掰扯嗎？真是棄之可惜，愛之不敢。

如果連行蹤、名字都不能確定，怎麽能認準數次散盡家財，又每每再創業成功，積累巨萬的大商人就是範蠡？司馬遷所描畫的人生偶像豈非無稽之談？難道是老人家想象出來的“烏有先生”？太史公為什麽要給後代留下“你不說我還明白，你一說我倒糊塗了”的煩惱？

東漢時，學者對吳越兩國的史事人物更加關注，興趣更濃。《越絕書》和《吳越春秋》進一步補充了範蠡青春期的叛逆風采到與文種結伴從楚入越，以及陪同勾踐去吳國服賤役，歸國後在軍事、建築、國策製定等方麵建樹的十分具體詳細的大量資料。如算定夫差病愈的時間；勾踐嚐糞後患口臭，老範讓隨從都吃岑草（魚腥草）混淆氣息，為老板遮掩。把範大夫描繪得能陰謀、通治國、善軍事、懂建築、明禮儀、知醫學、會相術、曉天文、識進退、精商道，無所不通的全能人才。不僅如此，《越絕書》還編出了範蠡、西施相攜歸隱江湖的浪漫故事。作者本意要個圓滿結局，未承想反而露出更大破綻。因為說西施的人，都繞不過去《墨子》關於西施因美而被沉入水中的記載，除非有更可靠的資料足以否定這一條。然而至今沒有東漢以前西施被用作美人計的工具獻給夫差的記錄，更別說和範先生有什麽瓜葛了。《吳越春秋》則說西施是在吳亡後，被越國塞進“鴟夷”（皮囊）中沉於江。這為人們把她與“鴟夷子皮”聯係起來，提供了方便。也真有人認定西施死後，老範改名紀念。這實在是後人自作多情，給範蠡戴上了情聖的高帽。真實的範蠡狠毒無情遠超一般人想象，讓死囚陣前自殺的槜李之戰，範蠡有主謀的嫌疑；吳國鬧災，向越國借糧做種，範蠡則把糧食蒸過，致使來年吳國顆粒無收，陷入更大危機（也有說他不允借糧，致吳國大饑饉，而在此之前，吳夫差曾借糧給越國，助其度過荒年）；吳敗後求降，範蠡堅決拒絕，逼得夫差絕望自殺。這樣一個人會滿懷溫柔地懷念情人，叫人難以置信。據報道浙江紹興曾出土兩麵吳越人物像東漢銅鏡，上有題款注明吳王、伍子胥、越王、範蠡、越王和二女。吳王怒對子胥，子胥揮劍自刎，越王與範蠡密語，二女應為越獻給吳王的禮物。可見，東漢時範蠡的故事已經深入到民間日常生活中，廣為流傳了。這是《越絕書》和《吳越春秋》一類著作產生的背景或基礎。

魏晉時一些文人繼續為範蠡圓夢，《皇覽》《會稽典錄》和《晉中經簿》都為範蠡形象添加了重要的幾筆。如《會稽典錄》說範蠡雖然年少佯狂，但在文種再顧家門時，便借衣冠打扮一番，而且言談極為投機，前後判若兩人，襯托出文種的超人眼力和範蠡的真才實學。另兩部則為範蠡捋出了學術淵源，配齊了老師，結果範蠡成了計然的弟子。而計然又和道家掛上了鉤。

上述三部著作都佚失了。經唐代大學者顏師古、張守節、馬總等引錄，還是廣為人知。最遲到唐代，有關範蠡的各種傳聞資料基本都被發掘出來了。

現在，擺在我們麵前有關範蠡的資料矛盾重重，如早期史料中文種的言語想法及行為，後來有些轉接到範蠡身上。從少年裝瘋，一會兒糊塗，一會兒明白，見了文種之後，立刻變為老成持重，穩健運籌的謀略家，轉變之速，很像文學小說手法，讓人不敢相信。在他的身上有楚狂接輿、子路、子貢等隱士、儒家和道家、兵家、相士的影子，是個混雜的複合體，這應該也是小說家的創作。

原本春秋晚期士階層已有較大上升騰挪空間，自由獨立人格也漸普及，出現範蠡、文種一類人不是怪事，而戰國時人看中的也是範蠡功成之後按照自己意誌選擇出路，惋惜文種未聽朋友勸說，及時引退避難。

司馬遷一方麵從自己的經曆出發羨慕範蠡能自由安排人生，全身而退，另一方麵作為曆史學家深知經濟在社會發展中的巨大作用，有“崇勢利羞貧賤”的傾向，所以對範蠡經商格外關注，並把“鴟夷子皮”和陶朱公的事跡都歸於範蠡的名下。這一點也反映了戰國時華夏地區出現的資本經濟蓬勃發展勢頭。

東漢和魏晉時的地方史誌根據民間傳說進一步拾遺補缺，拚湊出較為完整的範蠡人生，一方麵反映了當時人普遍推崇少年特立獨行、喜歡慧眼識珠的相人術，另一方麵則映射出人們向往圓滿瀟灑人生的美好願望或夢想。

一生事事順利，學業、愛情、家庭、子女、事業等等無不美滿，而且，不僅如此，若再能自己把握人生的起落，操縱自如，收放隨意，任誰奈何不得，這不是人人夢寐以求的嗎？

然而，真正能達到這個目標的人，不敢說絕對沒有，說千萬分之一，大概不算過度謹慎。

越美越難實現的目標，越被憧憬。範蠡的故事正是由此而生。

摒除各種惡意，純粹從善意出發，編織有挫折終圓滿的故事，是民間傳說的職能和套路之一。

實現不了，一枕黃粱，夢想一下，不是錯誤；虛構一下，更判不成罪惡。但是，把想象的、編造的東西當作真實可信的，就不單純是智商的問題了。

時代變了，人們對範蠡的評價也會隨之改變。早年人們對範蠡的讚賞：“忠以為國，智以保身，商以致富”，到了唐宋，一些著名文人就不買賬了。韓愈指斥，“為人謀而不忠，範蠡其近之矣。”蘇軾甚至展開了人身攻擊，“以吾相蠡，蠡亦鳥喙也（範蠡給文種的信中說勾踐‘長頸鳥喙，可與共患難，不可與共樂’。不知蘇先生從哪兒看到了老範的畫像或造像？）。”還有人認為，範蠡的全身而退是造成後世君臣相互猜忌的起始原因。他們更推崇文種的愚忠。

現在我們無須再作更多評價，因為我們知道，範蠡的故事是經過千百年許多人共同編織的一個動人傳說，真假參半，虛實混雜，什麽神呐、聖啊，都不能吹得過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