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要依靠理性力量站立起來做人

朱必聖 我們要在自己的民族肢體上寫滿怎樣的語言？這種語言要真正能夠表達出我們這個民族的關於幸福與和平的追求。我們的民族不能是停滯不前的，不能是永遠寂靜的，我們的民族必須要有自己的心聲，並且以此融入世界文化，成為整個人類文化的脈動，它不僅能夠準確能反映出人類的幸福與和平的呼聲，而且還能夠將它有機地跟本民族的文化以及社會生活相結合，將這樣的呼聲由民族熱情以及道德充分地闡發出來。它還不應當隻是民族肢體上的語言，它還必須成為思想和意誌，成為生活的一種新氣象。 中國當代文學走過了許多曆程，從反思文學到尋根文學再到先鋒小說，作家試圖做某種努力來使自己的文字表現更加自由，也更加貼近人性，試圖把人性反原到本來的麵目。這條線索還是比較清晰的，從許多作家的作品都可以看出來，作家注重自己的感受和體驗，試圖從自身的感受出發來接近陌生的人性。 人性是陌生的，尤其對中國作家來說更是如此。因為對人性意義和價值的解釋權一直把持在政治的手中，人性在中國沾染了很強的政治色彩，人性被政治化，成為政治的工具。因此真正的人性在中國作家的眼中是陌生的、蒙昧的。在這一點上，中國當代作家和批評家都是迷惘的，他們尋找不到人性與人類精神上的聯係。人性不是被社會角色化，就是經濟化或者感性化。我們一直被圍困在人性的異化沼澤裏不能脫身，不能還人性獨立的、主體的、自由的、責任的地位。在當代的中國社會，人性化為種種味道，飄浮在社會上空。要麽是金錢、權力的味道，要麽是欲望和感性的味道。 作家和批評家都沒有把握到人性的本質，在這一點上，他們無法找到與人類文化精神上的聯係，要麽他們隻能從生活中尋找人的形象，要麽他們就從自身的感性與欲望中尋找人的感性印跡。他們都隻是從人的腳印來認識人，來詮釋人，他們不能從精神上來認識生命與存在的價值和意義。 這是中國當代文學的精神黑洞，這一黑洞不僅蛀空作家的心靈，而且也掏空了批評的思想。因此，在他們的眼中，人隻有生活的印跡，感性的印跡，欲望的印跡，社會關係的印跡，而沒有自由和獨立思想的空心人。整個中國當代文學，謂之“空心的文學”並不諱言。 空心意味著我們民族整個文化精神上的虛無，我們的文學甚至文化隻能記錄身體的行為、事件與社會現象，生活的事相，而不能記錄我們的精神軌跡。我們的文學甚至整個文化找不到與整個人類精神聯係的線索，我們成為懸浮在世界之中的一個孤獨的族群。我們隻知道生活，卻不知道為什麽生活；我們甚至不知道為什麽愛，為什麽恨；不知道存在的理由和價值，甚至不知道未來。我們不知道的東西太多了，眼前除了生活現象和自身湧動的感性欲望之外，我們不知道除此之外的意義是什麽。對於我們來說，眼前的這個世界除了供我們展開政治、經濟活動之外，我們不知道理想是什麽。總之，凡是需要精神來回答的問題，我們會都不知道。 “一個民族的曆史不僅表現為一連串相繼發生的事實，而且還表現為一個環環相扣的思想鏈條。每一個事實都應是思想的體現；思想或原則在追求實現時，應像一根紅線一樣貫穿。這樣，事實才不會消失，它會在大腦中留下溝痕，在心靈中留下烙印，世界上的任何力量都無法再將它從那裏趕走。”（恰達耶夫：《瘋人的辯護》，載《哲學書簡》，作家出版社，1998年7月版）我們所缺少的就是這樣一根能夠將一連串相繼發生的事實聯係在一起，將我們跟整個人類精神相聯係的紅線。少了這樣一根紅線，我們的麵前便隻有現象，零碎的、卑微的、虛無的種種生活現象，而沒有了反映在思想中的精神活動。 有人說我們的作家思想蒼白，有人說我們的批評家失語了，又有人說我們的思想家沒有獨立自由的人文思想。凡此種種，都是因為缺少貫穿它的精神線索。這一精神鏈條到了我們這裏中斷了，就沒有去將它聯接起來。 不要以為我們可以就這樣孤立於世界，一句“中國特色”就可以勾消我們所有的精神問題。“中國特色”也隻是政治、經濟和文化現象的一種外在描述，並不能以此來割裂我們與人類精神上的聯係。我們與人類的精神關聯比任何“中國特色”都來得重要，它關係到我們的政治、經濟和文化的精神品格。任何經濟或者文化的發展倘若沒有精神紅線的貫穿，它不可能沿著人類文明進步的軌跡，而隻會走向野蠻、畸形和專製。 人性意義的蒙昧化已經向我們發出民族精神空洞的警示，這種陰影不僅籠罩著中國當代文學，而且籠罩著整個民族的文化，它使我們作家、詩人、批評家和思想家的話語變得曖昧不明，使我們的民族的道德觀也變得不再明晰，使我們民族的性格也變得飄搖不定。這是一種文化深處的風暴，它從我們的人性開始刮起旋風，一方麵把人的感性卷上天空，使感性成為生活的一種方式和目標；另一方麵將精神的虛無化膨脹開來，使它在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麵彌漫開來，以至我們到處都可以聞到價值虛無的氣味。 是不是因為我們在虛無的氣息中熏染得麻木了，我們甚至感覺不到它的危機，好像虛無也是一種文化景致，也是一種生活態度，也是一種生命境界。好像我們的生活曆來都是靠虛無來描述的，虛無這塊布幕拉上之後，更可以掩蓋我們迷亂的思想。好像我們本來就生活在迷津的中央，從來就不知道迷津的出口，不知道未來，也不知道出路。因為虛無無界線，所以虛無之中，也無所謂態度，也無所謂任何立場。無論生活還是社會活動，都可以隨機應變，可以隨著環境改變自己的生活態度，也可以隨著世相的變化而改變自己的信念，甚至拋棄理想也無所謂。因為虛無本來就無理想，它把一切都相對化了，都蒙昧化了。無所謂好，無所謂壞；也無所謂美好與醜惡。這樣的相對主義，蒙昧觀念，所謂的多元化全都在描述我們這個價值意義模糊不清的文化形態。 我們好像睡覺了，文學、藝術甚至文化都在描述無盡的現象。我們的民族仿佛進入了一個文化夢境，眼前隻有變幻的事相，沒有人能夠看清它的本質。一旦我們清醒過來，一切全都消失得一幹二淨，隻剩下充滿欲望的肉體在衝動著。我們葡伏著生活，從不仰望比現實生活更高的事物，從不仰望星空。不僅如此，我們也從不向自己的心靈發問，從不去扣問生命的價值和意義。這些，似乎對於葡伏在現實麵前的我們過於遙遠，遠遠超出我們的理解，超出我們的思想界線。四周隻有濃烈的現實氣息和身體中的欲望在不斷地挑動我們的感覺，它使我們的感覺磨練得更加敏感，對欲望的要求被磨練得更加強烈，它迫使我們更加貼緊現實的大地，也更加漠視遙遠的未來和內在精神的渴望。 如果我們一直沒能從大地上站立起來，如果我們一直不能仰望星空和未來，如果我們一直不能擺脫不斷受欲望挑動的沉重的肉身，我們也就不可能反原破碎的人性，也就沒有能力在文學、藝術中正確地描述和描繪這樣的人性，它們隻能描述和描繪生活形態以及感性體驗或者虛無的幻象。我們不斷地被各種陰影所描述，欲望的陰影、虛無的陰影籠罩著我們，使我們根本無法注視比現實稍遠一些的未來。我們的目光一離開現實，一離開我們的肉體立即就變得模糊不清，我們的心靈也立即暈眩起來。如此，我們怎麽能夠獲得生活的意義，辨明存在的價值呢？ 我們變成不能離開現實沒有任何理想的身體，它隻是種植在現實的土地上，不斷地吸取現實的利益養份。所有的描述，我們隻能圍繞著身體與現實，有時現實給身體快樂，有時現實給身體痛苦，總之，身體享受著這樣的快樂，也忍受著這樣的痛苦。我們在現實麵前變得懦弱不堪，不能抬頭仰望現實之外的任何思想，所有的願望也都不能超越於現實，得完全建立在現實的基礎上，否則都會被人視為不切實際的傻子。難道切重實際那麽重要嗎？ 切重實際之所以有超過一切思想和理想的重要性，是因為我們都是趴著生活，趴在現實的土地上，而不是站著生活。我們讓現實擺布了，現實環境不僅隻是影響我們的生活，也影響我們的性格，甚至左右了我們的思想，破壞了我們的理想。它使我們肉體變得異常沉重，以至於我們站著思想都有困難，我們的人性被現實重重地壓抑著，我們的思想已經扛不起自己的身體了，最後隻好放棄思想，去照顧趴在了地上的肉體了。 可憐的肉體啊？縱然你所有的欲望都得到了滿足，你也是一副無法站立的肉體，你也是要在世界腐朽著消失。難道我們隻是無望地憑吊這樣的肉身，看著它怎樣屈辱地生活並且可悲地死亡嗎？我們不能總是呼吸著腐朽的氣息生活吧，好像生活在死亡的身旁一樣。我們無限努力地照顧我們的肉體，但並不能因此獲得拯救。肉體所能給予我們的快樂十分有限，就像黑夜裏放焰火，燦爛隻是瞬間的，而黑暗卻是漫長的。 我們已經在黑暗中度過了太長時間了，這樣的黑暗是無可名狀的，是不知道未來的黑暗，也是不知道自己過去的黑暗；是不知道生活意義的黑暗，也是不認識生命價值的黑暗。我們不知道自己從哪裏來，到哪裏去；也不知道自己為什麽來，為什麽去。總之，我們印象深刻而且難以磨滅的隻要眼前的生活和生活所遭遇到的現實，除此之外隻能用盲人手中的探路棍去探索。許多路，雖然我們都走過來了，可是我們並不知道其中的意義和價值，因此這條路並沒有因為我們走過了而被照亮起來，讓其他人可以坦然度過，它還是在黑暗中遮蔽著的，第二個人要想走的話，他還需要用到盲人手中的那根探路棍。 就是從我國的古代典藉文獻中，也沒有看到哪位聖賢真正受到過上天的啟示，他能夠具備天啟的智慧給我們指點迷津。莊子在《逍遙遊》中向我們描述的也隻是一種神話，他向我們講述一種可以搏擊長空、飛騰萬裏的名為鯤鵬這樣的神鳥。但神鳥總歸是神鳥，無論它如何勇猛，如何逍遙太空。但它並不能給地上行走者引一條光明的道路，也並沒有詮釋地上行走者的行走意義和行走價值。神話隻是一種空洞的想象，是我們被困迷津時精神的一種迷幻作用。這種迷幻作用一旦消失，存在的虛無感立即就會現出原型。 我們的民族在製造文化幻象上有過輝煌的成就，並且總是努力將這樣的文化幻象注入到民族曆史的肌體，試圖讓我們的民族能夠具備神話的某種神秘力量，依靠這樣的力量一方麵給我們痛苦的曆史進行消炎止痛；另一方麵，虛擬化我們的人格，使我們更加依賴神話人格，依賴英雄和領袖。我們的人民已經在這些神話人物，在這些英雄和領袖們麵前焚香秉燭有很長時間了，就是現在，還有不少神靈以及領袖們還在享受著人民最虔誠的香燭和敬拜。可是至今，沒有任何一位神仙、英雄或者領袖給過我們的人民真誠和善良的指引，那怕隻是真實的和給人難以磨滅的印象的安慰也不曾給予過，更不用說充滿希望的生命的激情了。 我們從來就不曾從古代聖賢那裏獲取過一種光輝的理性，它能夠解放我們的懦弱的身體，讓我們的身體不再依賴強權而獲得思想的自信，我們可以不再跪著聽從皇上的旨意，而自覺從自己的良心獲得悔悟。在這種悔悟的引領下，我們能夠徹底轉變生活目標的，成為熱愛真理的赤子。我們民族所有的智慧還沒有培養出這樣的真理赤子，在我們的文化土壤上盛開的隻是迷幻之花，真正豔麗的理性花朵還無法破土而出，以其沐浴自由與和平的燦爛之色，登臨曆史舞台。 傳統文化不能滋養我們的理性，它既不能使我們更睿智，能夠洞悉事物的內在本質；也不能使我們具有感性的靈動性，能夠具備更豐富和充實的生命情感；也不能使我們具有廣博的胸懷，去理解與汲取世界文化一切輝煌的理性成果；它也不能更我們更具法理精神，追求社會的和平與公正。我們要麽隻見“鯤鵬”展翅高飛，要麽在夢見自己“化蝶”紛飛，就是沒有看到一個自由、獨立與公正的思想。在此情形之下，我們的理性之路更顯飄搖。我們的後麵沒有先覺的啟蒙，而我們的前頭又沒有先知的啟示。因此，我們的生命中壓根就沒有悔悟的種子，以至於我們現在都不覺得生命需要悔悟這樣一個精神曆程。 對於我們的人民而言，麵前除了權威的話語之外，我們很少有權利或者能夠擁有自由去探尋超越專製權威的真理。真理與我們是隔絕的，真理在這個民族是被權威過濾的，也是被權威所取代的。權威取代真理，或者權威代表真理已經形成一種社會法則貫穿整個社會的生活、文化以及其他社會活動。由於權威話語的主宰，其他的一切言論隻是嚶嚶兒語而已，它不能成為產生自由思想的基礎，相反它成為滋生迷信的溫床。所謂迷信就是喪失理性的盲目依從，他們全都靠到權威的肩上，因為恐懼，而不是因為真正的信賴而順從權力的支配。“所以中國人永遠畏懼一切，因為一切外在之物對於他們都有意義，都是權力，都可能對他們使用暴力，都可以侵害他們。……個人沒有任何自己的決定，沒有主觀自由。”（黑格爾：《中國的宗教或曰尺度的宗教》，載《德國思想家論中國》，江蘇人民出版社1995年1月第1版）黑格爾的這一評價恰恰說中了我們民族性格中的懦弱的原因。因為這種恐懼，不僅阻攔了我們追求真理的腳步，而且挫傷了我們的人格，迫使自由人葡伏在地，成為順從的思想奴隸。在這種情形之下，我們不僅聽不到自己的心聲，而且除了權威話語之外，也聽不到任何人的心聲。我們所知道的隻有權威的旨意，不僅把這種旨意銘刻在心，而且與我們奴性的性格相結合，自覺鏟除了一切自由主義的衝動與民主思想，把自己改造成了一件恭順從命的工具。 對於我們這個民族，恭順的意義已經超越了態度的範疇，它成為一種民族性格。因為恭順不能隻是態度，而且還必須上升到人格。你不僅要從態度上順從權威，而且還得自覺認同權威頒布的一切法令和價值觀，將權威的法令和價值觀視同至高無上的真理，自覺拋棄自由意誌和自我意識，將自己徹底改造成一件令權威滿意的聽命工具。 由於自由意誌和自由思想受到嚴格的限製，自我覺悟也被壓抑住了，因而我們隻能扭曲地生長，對於一切美好事物的向往和追求也被壓抑著。美好和善良的品格無法得到發展，它隻是一種沒有實際意義和內涵的抽象概念，因而無法在生命的過程中得到有效實施。“因為普遍隻是抽象的基礎，所以人在其中沒有真正的、充實的內在，人沒有內在的支柱。隻有當自由、理性出現的時候，他才有內在的支柱，因為這時他是要成為自由的意識，而自由則馴服化為理性。這種馴化而就的理性確立絕對的準則、義務。如果這些絕對的規定成了具有自由和良知並意識到這些規定的人的內在規定，那麽人才有內在的良知的支柱。隻有當人把上帝當作精神，知道了精神的規定，上帝的規定才是對理性的本質的、絕對的規定，也就是對人的義務以及人的內在義務的本質的絕對的規定。”（黑格爾：《中國的宗教或曰尺度的宗教》，載《德國思想家論中國》，江蘇人民出版社，1995年1月第一版。）而我們的內在被專製權力馴服為工具了，我們不僅沒有充實的內在，沒有自由意誌、自由思想、道德責任、明確的生命價值觀念和生活信念的內在，而且也沒有良知的支柱。我們的理性是虛無的，沒有實質性的精神力量。由於這樣的內在虛無性，在許多事物麵前的，我們的認知是被動的，甚至是不健康的；我們的道德責任也是虛弱的，因為喪失了自由意誌下的行為能力，所以承擔這種行為的責任意識也就變得虛弱不堪了。 這種束縛人的理智、才幹與情感的幼稚做法勢必削弱整個國家的實力。如果教育隻是矯揉造作的形式，倘若虛假與規矩充斥並束縛生活的各個方麵，那麽國家還會有什麽巨大的作用！人類思想和精神還會有什麽崇高的作用！當人們考察中國曆史發展進程，研究它的活動的時候，誰不為他們在許多方麵一事無成而感到驚詫！這是一個為避免犯錯誤而僅有一個人在幹活的群體：這裏，所有問題的答案都是現成的，人們你來我去，你推我拖，隻是為了不破壞該國那孩子般尊嚴的禮俗。無論是戰鬥精神還是思維精神都與這個終日守著爐火睡覺、從早到晚喝著熱茶的民族無緣。他們隻有在坦途上規行矩步的本事，隻有攫取一己私利的那種洞察力和狡猾的伎倆以及毫無男子漢氣概的那種孩童般的複雜心理。他們總是不斷地心中自忖：這事也值得幹嗎？這事能否幹得更好些呢？在中國，唯有這樣的德性才是皇帝允許的。就連皇帝自己也不得不受這樣的束縛：他必須身體力行，起表率作用，他不僅要在節日中祭祀祖先，而且平日的一言一行都得遵奉祖宗之法，因此他所受到的評價，無論是褒是貶，或許同樣是不公正的。 拿歐洲人的標準來衡量，這個民族在科學上建樹甚微。幾千年來，他們始終停滯不前。我們能不對此感到驚訝嗎？就連他們那些談論道德和法令的書本也總是變著法兒，反反複複、詳詳細細地在同一個話題上兜圈子，千篇一律地吹捧那種孩童的義務。他們的天文學、音樂、詩歌、兵法、繪畫和建築如同千百年前一樣，仍舊是他們永恒法令和千古不變的幼稚可笑的政體的孩子。這個帝國是一具木乃伊，它周身塗有防腐香料、描畫有象形文字，並且以絲綢包裹起來；它體內血液循環已經停止，猶如冬眠的動物一般。所以，它對一切外來事物都采取隔絕、窺測、阻撓的態度。它對外部世界既不了解，更不喜愛，終日沉浸在自我比較的自負之中。這是地球上一個很閉塞的民族。除了命運使得眾多的民族擁擠在這塊土地上之外，它依仗著山川、荒漠以及幾乎沒有港灣的大海，構築起與外界完全隔絕的壁壘。要是沒有這樣的地理條件，它很難維持住現在這個模樣。他們盡管仇視滿族人，但卻未能阻止滿族政權在其內部誕生。那些野蠻的滿族征服者為其統治的需要，輕而易舉地找到了這把孩童般奴性的座椅。他們無須對它做任何改造就坐上去統治起來。而中國人自己建造的那部國家機器上的一釘一鉚又是那樣奴性十足的服從，好像他們降臨人世就是為了當奴才。（約翰﹒戈特弗裏德﹒赫爾德：《中國》，載《德國思想家論中國》，江蘇人民出版社，1995年1月第1版） 要是過去，特別是在“文化大革命”時期，誰還會有勇氣讀這些哲學大師如此的文字呢？這些文字無疑跟叛國這樣的可以處極刑的犯罪聯係在一起，更談不上理智地去理解它了。要我們現在理解這些評述，對於絕大多數人來說，也還是十分困難的一件事。可喜的是，這些哲學家早就辭世而去，我們已經找不到說這些話的人了，否則我們會在全世界麵前吵鬧起來，說他們誹謗我們，侮辱我們，貶低我們。我們因而又會憎恨起這些聞名世界的哲學大師，甚至憎恨起整個西方文明以及西方世界，進而又鎖關閉國起來。倘若這樣，的確有些孩子氣，而且是那種自卑、頑固和任性的孩子氣。 對於自由的言論，就是一切專製權力之外的言論，我們有著特殊的警惕性，不僅特別敏感，而且特別神經質。不等領會它的意義和價值，馬上就把它列入一級危機品，視同毒品和炸藥，有著極大的傷害性。因為這些言論提倡的價值中心與我們世代恪守的完全不同，這些言論提倡的價值中心是人本主義的，認為社會中的每一個個人是社會價值的主體，保護每一個個人的利益以及充分尊重每一個個人的生命是這個價值中心的基本原則。因此，在全體人類社會中實現每一個個人的自由、平等，維護社會的公正是這個價值中心的核心基準。在這種價值體係中，每一個個人不僅享有平等的權利，而且享有充分的自由，不僅自由表達個人意誌，表現個人思想，而且這些個人意誌和個人思想必須得到充分的尊重。在這一價值體係中，人是崇高的，因而與個人相關的公平權利以及私有財產也是神聖不可侵犯的。與此相對照，我們所恪守的價值就突現出其虛無性。在我們的價值中心裏，個人是微不足道的，皇帝為修建長城，有無數的白骨一同埋裏長城的城基，即使長城被哭倒了，還得有人重新在城牆裏化為白骨。生命既然如此，與生命相關的一切思想、自由、個性、意誌、理想、私有財產更是得不到任何尊重和保障。隻要權力得到貫通，即使有許多人餓死荒野，也不同受到同情，更不可能因此更改國家政令。關於這樣的時代記憶，已經開始遺忘了。因為我們轉而關注當前的現實，而很少有人保持曆史傷情，更沒有人要求政權為這一切悲劇承擔道德和法律的責任。死者在地底下沉默，而生者在社會中沉默。因而才有人從我們這塊土地上聞出了腐朽的氣息，才有人說：“這個帝國是一具木乃伊，它周身塗有防腐香料、描畫有象形文字，並且以絲綢包裹起來；它體內血液循環已經停止，猶如冬眠的動物一般。”因為世界實在看不出我們的人民為改變自己的命運，在理性上做出哪些努力，我們踏入世界精神領域的足跡實在稀少而且懦弱無力，我們還沒有獲得內在的精神支柱，可以首先讓我們站立起來。 站立很重要，尤其對於我們，它的意義完全等同於新生。首先要成為獨立的主體，有自由意誌、自由思想、清明理性、鮮明個性，有良知、有責任感的社會主體。隻有確立了主體地位，才能擺脫奴役，才能將自己從工具堆中拯救出來，成為一個具有理性力量的、崇高的人。我們最需要成熟，最需要成長的是我們的理性，由蒙昧理性，轉而成長為啟蒙理性，這是我們要踏入世界精神領域的第一 步。 2007年3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