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12月18日，毛澤東對美國友好人士斯諾說：“1967年7月(July)和8月(August)兩個月不行了，天下大亂了。”其實，天下早已大亂了。不過到1967年的7月和8月，“天下大亂”的局勢已經發展到連毛澤東自己也難以控製的程度，這種情況是他所沒有預料到的。“圍困中南海事件”就是當時發生的一起參加人數最多、持續時間最長的重大動亂。從7月初開始，到8月上旬，造反派在北京市中心中南海周圍，開展了為時一個多月、在全國引起巨大反響的批判、揪鬥劉少奇的活動。中南海西麵的府右街和中南海北麵的文津街當時被稱為“揪劉火線”。
中南海邊風暴驟起
“文化大革命”初期，劉少奇曾在北京建築工程學院蹲點。劉少奇被打倒以後，建工學院的造反派多次要求批鬥劉少奇。
1967年1月初，建工學院“井岡山紅衛兵總部”、“前鋒”、“八一戰鬥團”等造反派組織先後向劉少奇發出“勒令”，要他前往該院作檢查，並揚言如不能按時前往，他們就要“采取行動”。劉於1月5日寫信向毛澤東請示。毛澤東1月6日將劉的信批轉周恩來：“此件請你酌處。我看還是不宜去講。請你向學生方麵做些工作。”7日淩晨3時許，周恩來接見建工學院幾個造反派組織的代表，明確指出：劉少奇不能揪出來。要背靠背地批，背靠背地鬥。周強調這是毛主席的指示，並告誡他們說：你們可以送大字報，要揪不行，要照顧黨和國家的影響。
毛澤東1967年初在考慮籌備中共九大時，仍認為劉少奇應選為中央委員，但在3月以後，情況起了變化。3月，康生利用北京航空學院“紅旗戰鬥隊”等6個組織搜集的誣陷劉少奇的材料，給中共中央寫了一份報告，聲稱他已掌握確鑿材料，證明劉少奇在曆史上有問題，被捕叛變過，建議對劉少奇進行專案審查。這個報告3月21日得到了毛澤東和中共中央的批準。此後，對劉少奇的專案審查工作正式開始。社會上種種惡毒攻擊劉少奇的行徑也更加肆無忌憚。
4月10日，經中共中央批準，清華大學召開了號稱30萬人參加的批鬥王光美大會。此前，清華大學造反派曾多次要求王光美回清華檢查，都沒有得到批準。批鬥王光美大會的召開，明顯地給造反派發出一個信號：中央對劉少奇的政策已經有了改變。
4月下旬，建工學院“新八一戰鬥團”等組織成立“揪劉聯絡站”。6月3日，建工學院“新八一戰鬥團”到中南海遊行示威，要求黨中央將國務院副總理穀牧交給他們批鬥。他們後來又在“揪穀”的旗幟上加了“揪劉”的字樣。此後，“新八一戰鬥團”等造反派組織聯合成立“揪劉火線指揮部”，並在中南海西門外安營紮寨，表示要“堅決揪出劉少奇”。所謂安營紮寨，就是在馬路邊上豎起旗幟，搭起帳篷，架上高音喇叭，再加上一些宣傳板報，造反派學生輪班在那裏值守，一天到晚用高音喇叭呼喊口號，進行“打倒劉少奇”的鼓動宣傳。他們是要用這種不同尋常的形式引起人們的關注，顯示自己揪鬥劉少奇的決心。後來他們又在中南海北門外也設置了“揪劉火線”。
他們這種做法，在“文革”中已屢見不鮮。1966年11月初，在中央文革小組江青、戚本禹等的支持下，北京出現了一大批批判陶鑄的大字報和大標語，大批造反派聚集在中南海西門外，要求揪鬥陶鑄。為防止意外，中南海不得不將兩個西大門關閉。11月8日，周恩來在與北京大專院校三個紅衛兵司令部的代表座談時說：“陶鑄是十一中全會新選舉的中央常委。難道毛主席親自領導主持的十一中全會也不對嗎現在中央和國務院的兩個大門被圍得不好開了。毛主席住的地方，大門都開不了，走小門，我看了很難過。希望你們三個司令部幫助解決這個問題。”1967年1月初，到中南海來要求揪鬥劉少奇、鄧小平、陶鑄及其他中央負責人的造反派越來越多，據周恩來總理值班室當時的電話記錄：(中南海的)西門和西北門各有三四千人，北門有一千多人，南門(新華門)也有二百多人。學生們時常翻牆入院，突破警衛防線，造成中南海四個門頻頻告急。1月8日淩晨，造反派衝擊中南海各門，要求揪鬥劉、鄧、陶及其他中央負責人。周恩來將造反派召集到人民大會堂，勸他們不要采取這樣的行動。說：“黨中央不同意這樣做。你們要揪的譚震林、陳毅、李富春、李先念、餘秋裏等同誌，都是處在我們黨和政府工作的第一線，都是在毛主席身邊做實際工作的人，每天都有黨和國家的大事需要他們參與。”
少奇被迫作書麵檢查
建工學院“新八一戰鬥團”的宣傳活動在中南海西門外持續了十餘天，到6月14日，除留下少數人堅持外，大隊人馬返回學校。此後，他們還不斷派人到中南海提出揪鬥劉少奇的要求。6月29日，周恩來就建工學院學生輪班等在中南海要求揪鬥劉少奇事批示：由汪東興勸學生們回去，我們保證要他交出書麵檢討。如勸後仍不走，請戚本禹出麵處理。7月4日淩晨，戚本禹到“新八一”“揪劉火線”對造反派表示支持，並說：“你們可以繼續寫勒令，讓劉少奇給你們寫檢查。”當天，中央辦公廳主任汪東興通知劉少奇說，黨中央的意見要劉少奇向北京建工學院“新八一戰鬥團”寫一個檢查。
7月8日，劉少奇寫出一份“向北京建築工程學院新八一戰鬥團及革命師生員工的檢查”，再次對“文化大革命”初期派工作組等問題承擔了責任。他在這份檢查中寫道：“在去年七月十八日以前的一段時間內，毛主席不在北京，黨中央的日常工作，是由我主持進行的。”“在工作組派出的五十多天中，我是一直支持工作組的，這樣就增加了工作組犯錯誤的可能性和嚴重性。”“我對自己所犯的這次錯誤，直到去年八月五日毛主席炮打司令部的大字報出來後，我才開始理解的。在此以前，我是不理解我犯了這樣嚴重的錯誤。”“在建工學院文化大革命初期所犯的各種錯誤，主要應由我來負責……我要向受過以我為代表的錯誤路線壓製和迫害的革命師生賠禮道歉。”
這樣一個自覺維護黨和國家大局、主動承擔責任的檢查，不但沒有絲毫緩和來自中央文革小組和造反派方麵的壓力，反而被指責為“假認罪、真反撲的鐵證和宣言書”，並被用來作為發動新一輪“革命大批判”高潮的工具。
戚本禹原來打算將劉少奇的檢查交給建工學院“新八一戰鬥團”，這個消息引起了“新八一”的對立麵建工學院“八一戰鬥團”的嚴重抗議。“八一戰鬥團”成立於1966年8月1日，“新八一戰鬥團”是於1967年4月20日從其中分裂出來的。“八一戰鬥團”認為劉少奇應該給他們寫檢查才對，因為劉少奇在建工學院蹲點的時候，還沒有“新八一戰鬥團”這個組織。7月9日，“八一戰鬥團”發出把劉少奇揪出中南海的“緊急動員令”，並派人到中南海西門外架起帳篷，安裝高音喇叭，聲稱“不把劉少奇揪出中南海鬥倒鬥臭誓不罷休”。
經中央文革小組建議，7月13日，建工學院新老“八一戰鬥團”達成四項協議，決定聯合取回劉少奇的檢查，共同對劉少奇進行大批判。“新八一戰鬥團”還組織了巡回報告隊，到北京各單位去煽動“揪劉”。並派人到上海、天津、西安、長春等地，大辦“揪劉”小報，在全國大造輿論。
“中央文革”火上澆油
建工學院新老“八一”的行動得到了中央文革小組的支持和鼓勵，很快引起了北京各大中學校及各機關、廠礦、企事業單位造反派的紛紛仿效。7月11日，在北航召開的北京高校“複課鬧革命”誓師大會上，韓愛晶等人就建工“新八一”到中南海西門、北門“揪劉”之事詢問陳伯達的態度，陳伯達煽動說：“群眾運動的大方向總是正確的，揪劉少奇是當前的大方向，完全正確的嘛!”“沒有錯，可以搞。”
7月13日晚和14日晨，毛澤東、周恩來先後離京去武漢視察。他們剛走，戚本禹便煽動中南海機關的造反派在7月14日強迫劉少奇出來看大字報，乘機進行圍鬥。當天晚上，造反派把圍鬥劉少奇的情況專題報告戚本禹，還遞交了一封給汪東興並周恩來的信，提出要開大會“批鬥劉少奇”。戚本禹避開周恩來，將這封信送給康生、陳伯達、江青，請他們決定。陳伯達批示將“批鬥劉少奇”擴大為“批鬥劉、鄧、陶夫婦”，江青、康生又提出要“批鬥並抄家”。
7月14日，在北京大中學紅代會的組織下，大專院校15萬人，中學10萬人和大批工人、機關幹部，舉行規模巨大的示威遊行，聲討劉少奇的所謂“新反撲”、“新罪行”。此後，各種群眾組織的示威遊行持續不斷。
7月15日，建工學院“新八一戰鬥團”又向劉少奇寫了一封“勒令信”，全文如下： 劉少奇：
你交上來的是***什麽“檢查”!又臭又長的五千餘字，無處不在攻擊我們心中最紅最紅的紅太陽毛主席!無處不在攻擊毛主席的革命路線，你妄想全盤否定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輝煌成果，為你翻案，真是猖狂之極，混蛋透頂!
你不甘心自己的滅亡，借檢查之名，行反撲之實，妄圖向無產階級革命派反攻倒算。螳臂擋車，自不量力，飛蛾撲火，自取滅亡!劉少奇，你別白日做夢了!
你的所謂“檢查”，是實行資本主義複辟的宣言書，是鼓動大大小小牛鬼蛇神向毛主席革命路線反撲的動員令，我們要迎頭痛擊，徹底粉碎，不把你這條老狗揪出中南海公審，我們決不收兵!……劉少奇，我們要正告你：毛主席的紅小兵是不好惹的，你這不齒於人類的狗屎堆，有什麽資格在我們麵前哼一聲呢
毛主席教導我們，對於像你們這樣的牛鬼蛇神，老反革命，就隻許規規矩矩，不許亂說亂動，如若亂說亂動，立即取締!
我們勒令：你必須老老實實向毛主席低頭認罪，於本月25日零時交出你的第二份檢查!不得有誤!!
對於“新八一”這種粗暴無理的要求，劉少奇實在忍無可忍。7月16日，他致信中央辦公廳主任汪東興，拒絕再作新的檢查。信中說：“鑒於我上次交出的檢查影響不好，說我是進行‘反撲’，‘挑動群眾鬥群眾’，現在再向建工學院進行第二次檢查，也還會和上次檢查差不多，也不會有好的影響，所以我不準備向建工學院再作第二次檢查了。”
7月16、18、19日，戚本禹先後三次在有大專院校紅衛兵組織負責人參加的會議上，繼續誣陷劉少奇，煽動說：“什麽劉少奇，什麽彭德懷，什麽鄧小平，什麽賀龍，什麽彭真這些人，彭、羅、陸、楊都是賣國求榮的，殺人不眨眼的江洋大盜”，“切不要對他們發善心”。
7月17日，建工學院“八一戰鬥團”向劉少奇發出“最緊急最嚴正聲明”，再次“勒令”劉少奇“於7月22日零時以前收拾鋪蓋，帶著臭老婆滾出中南海，否則我們將采取最緊急、最堅決、最強硬的革命行動!”為了表示他們的“堅強決心”，7月18日零時開始，“八一戰鬥團”在中南海西門外宣布進行“揪劉絕食鬥爭”。他們在“絕食誓詞”中說：“劉賊是我們不共戴天的仇敵，最近他又乘檢查之機，向毛主席的革命路線，向無產階級革命派進行猖狂的反撲。為了保衛毛主席，保衛黨中央，保衛無產階級專政，我們飯可以不吃，覺可以不睡，頭可斷，血可流，絕食到底，不把劉賊揪出中南海，讓全世界人民鬥倒鬥臭，我們誓不罷休。”幾天後，在中央文革小組的勸說下，他們才放棄了絕食。
7月17日晚，陳伯達、康生、江青等人在人民大會堂具體策劃後，由戚本禹於18日淩晨一點多鍾召集中南海機關造反派開會，布置成立“批鬥劉、鄧、陶戰鬥指揮部”，並決定：當晚先批鬥劉少奇、王光美，在開批鬥會的同時抄家，會後對劉少奇、王光美分別隔離“監護”。戚本禹在會上煽動說：“對劉、鄧、陶麵對麵鬥爭”，“這是你們相當時期頭等重要的任務。”“要使他們威風掃地，要殺氣騰騰”，“可以低頭彎腰”。7月18日晚，中南海院內召開了有300多人參加的批鬥劉少奇大會，並進行人身侮辱，讓他低頭彎腰，罰站兩個多小時，同時進行抄家。毛澤東在武漢聞訊後，對此事進行了批評。
7月18日晚，地質“東方紅”、清華“井岡山”、經濟學院“東方紅”、建工“八一”等100多個組織共15000多人，在中南海西門外召開“揪劉”誓師大會。這個誓師大會的影響很大，使全北京市各行各業都知道了“揪劉火線”，也使得“揪劉火線”迅速擴大。
“揪劉火線”越搞越大
7月19日開始，中南海周圍的“揪劉火線”人數猛增，人群從四麵八方擁向中南海，北京大中學校、工廠、機關團體，難以計數的群眾組織爭相在中南海牆外安營紮寨，匯成了人山人海的“揪劉火線”。不少外地在京的造反派也參加了這一活動。據不完全統計，當時在中南海牆外，搭有7000多個棚子，安有500多個高音喇叭，樹有3000多麵各種名目的旗子。府右街從南到北，山頭林立，席棚相連，車水馬龍，人聲如潮，高音喇叭日夜不停地喊叫。在中南海北麵的文津街兩側，也排滿了造反派的“揪劉”陣地。
在那一段時間，幾乎每天都有大批的群眾組織在北京市內的主要街道進行遊行示威，尤其在東西長安街、府右街等處，更是人山人海，遊行活動經常造成交通堵塞。7月21日，戚本禹對中央新聞紀錄電影製片廠的負責人說：“今天你們為什麽沒有派人去拍片(指群眾冒雨去中南海“揪劉”遊行)這麽大的群眾運動，這麽大的雨，群眾自發地走上大街遊行，我從進城以後還沒有看見過。這麽大的群眾運動，要揪劉少奇，保衛毛主席，你們卻不去拍，過了就拍不上了。”
在當時的“揪劉”活動中，有兩個相互對立的全市性組織，一個是由清華“井岡山”、北航“紅旗”、“新北大公社”等組織聯合工交係統一些群眾組織，於5月上旬成立的“首都各界無產階級革命派揪鬥劉少奇聯絡站”(簡稱“聯絡站”)，到8月初，共有700多個單位參加。另一個是由地質“東方紅”、師大“井岡山”等組織串聯工交、財貿係統一些群眾組織，於7月下旬成立的“首都無產階級革命派揪鬥批判劉少奇聯絡總站”(簡稱“聯絡總站”)，共有1500多個單位參加。“聯絡站”和“聯絡總站”在“揪劉火線”各自設有“火線指揮部”。兩大派組織都把“揪劉”活動當做相互競爭的一個重要內容，看誰人多勢眾，看誰聲勢浩大。兩大派都想借此顯示自己這一派更革命，對“無產階級司令部”跟得更緊。7月24日，“聯絡總站”在天安門廣場召開“揪劉賊聲援武漢革命造反派誓師大會”，30多萬人參加了集會和遊行。8月1日晚，“聯絡站”在天安門廣場召開“揪鬥劉少奇誓師大會”，共有1000多個單位約30萬人參加了大會。也就是在這個時期，北京高校造反派紅衛兵組織分為“天派”和“地派”的說法逐漸開始流行。
7月25日，天安門廣場召開歡迎謝富治、王力的大會，戚本禹在天安門上對聶元梓、蒯大富、韓愛晶等說：“你們紅代會幾個組長揪劉少奇有沒有決心要堅持，要有膽量才行呀!聶元梓同誌，你是組長，應該好好抓一下，別人不好管，一定要統一領導起來，這是當前的大方向，你們一定要負起責任來。紅代會開個會研究一下，安排部署好。”紅代會核心組根據戚本禹的指示，開會研究了如何把劉少奇揪出中南海的問題，決定要大造輿論，發“勒令書”，限劉少奇在8月5日以前滾出中南海。他們還具體策劃了一個衝進中南海抓劉少奇的計劃。
7月26日淩晨，戚本禹到“揪劉火線”進行慰問，他對建工學院、政法學院的造反派說：“我認為你們的大方向是正確的，是革命行動。以後你們要想更好的辦法……背水一戰，表示揪劉的決心嘛!你們可以發通令，寫勒令信，組織批判會。”“劉少奇說他8月5日才知道犯了錯誤，這是要害問題，要結合他7月29日的講話，對照著批，下功夫批……你們別急，水到渠成，隻要堅持下去，就有可能揪出。”中央文革小組還專門指示，由幾所解放軍醫院派出醫療隊，到“揪劉火線”巡回醫療。
所謂的“揪劉火線”越搞越大，不僅中南海的西麵、北麵圍滿了造反派，而且還有向南麵的長安街擴展的趨勢。到7月底8月初，已有不少單位開始在長安街邊上安營紮寨，使整個長安街上的交通都受到了影響。8月2日淩晨，中央文革小組派戚本禹接見各路造反派，先稱讚造反派“揪劉是革命行動”，表示支持他們與劉少奇鬥爭到底，然後傳達兩點指示：(1)南門不能設點；(2)不能衝中南海。並授意造反派們寫一個撤離南門的決議，造反派當場表示堅決照辦。
“天派”“地派”餘波難平
在造反派圍困中南海期間，周恩來多次對造反派的過火行動提出批評，並堅持不搬出中南海，使造反派始終不敢進入，從而保護了在中南海中的許多領導人。毛澤東也沒有被中央文革小組和造反派的努力所打動，在“揪劉”問題上，他堅持了“背靠背”的原則。最後在他的幹預下，中央文革小組作出了撤除“揪劉火線”的決定。
8月4日晚，“天派”的“聯絡站”在天安門廣場召開號稱有2500多個群眾組織共73萬人參加的“紀念毛主席《炮打司令部》大字報一周年大會”。大會進行當中，出現了“地派”的一些組織前去衝擊會場，進而雙方發生武鬥的現象。為了調解北京高校在“揪劉”問題上的矛盾，謝富治、關鋒、戚本禹等於8月5日淩晨在人大會堂召集兩大派的代表開會，並商定8月5日下午在天安門廣場，兩派聯合召開聲討劉少奇大會。謝富治傳達中央指示：今天大會後，各單位的隊伍都撤回去，不要再留在中南海周圍了。會議中間，關鋒、戚本禹對聶元梓、蒯大富、韓愛晶、譚厚蘭、王大賓等說：“現在衝中南海不是時候，條件不成熟，搞不好會闖禍，各單位撤回吧。”
8月5日下午，天安門廣場召開百萬人參加的紀念毛澤東《炮打司令部》發表一周年大會。同時，由中南海造反派對劉少奇再次進行批鬥。圍困中南海達一個多月的“揪劉”活動達到了高潮。
8月5日以後，圍困中南海的各路造反派隊伍陸續撤回，但“揪劉”活動並未馬上停止，又持續了一段時間，那可以算作是“圍困中南海事件”的餘波了。(作者：卜偉華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