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詒和的書的博客
章詒和的三本禁書
章詒和
前不久，國字號電視台舉辦了一次模特大獎賽。因首次有男模參加，我便有一搭、無一搭地看了。小夥子的體形、五官及做派都還可以，惟獨考察到“才藝、素質”的時候，這些或有大學學曆，或有白領經曆的男人，仿佛一齊掉進了幼兒園：怎麽能把“心有多大，舞台就有多大”這樣一句很不高明的廣告語，說成是自己信奉的人生座右銘呢？這情景讓我想起了一個塵封已久的京劇伶人——先演員後琴師的楊寶忠。
如果他活到今日，如果他參賽，當是怎樣的光景？
楊寶忠(1899—1968)，男，漢族，安徽合肥人，京劇琴師
半條街都姓楊
這是弟兄二人：哥哥叫楊寶忠，是有名的琴師；弟弟楊寶森是有名的京劇老生。他倆出身梨園世家，祖父楊桂雲(字朵仙)是有名的花旦，且善理財。父親楊小朵也是有名的花旦，且善操琴。當時北平前門外百順胡同大半條街的房子，均為楊家的產業。故有人雲：“願為小朵門前狗，不作江西七品官。”
祖父的死
本文專說楊寶忠。他生下來就是個大少爺，未受“坐科”之苦。家裏請人給他說戲，又有姑丈王瑤卿(京劇史上的重要人物，“四大名旦”皆出其門下，人稱通天教主)傾囊相授，他11歲便以“小小朵”藝名登台演出於北京、天津，頗受歡迎。21歲，拜著名老生餘叔岩為師。他的感覺靈敏，能將玻璃、陶器、瓷器，聚集一處，按順序敲擊，即發出高低不同卻和諧悅耳的音樂旋律來。
據說，祖父的死與他密切相關。一天，楊桂雲帶著長孫楊寶忠到天津唱戲。回程途中，火車停在豐台。北方冬季風大，把孫兒的帽子刮掉。因下車拾帽而誤了上車，祖孫遂頂著風寒徒步回家。連累帶凍，到家即病倒。數日後撒手人寰。
精通西樂
楊寶忠17歲變聲，家居休養的他開始研究胡琴、鋼琴、小提琴和西方音樂理論知識。他還與許多音樂名家交往，如老誌誠、柯政和、劉天華。他拉的一手小提琴，每個音符都好似一條優美的弧線，或出於幽穀，或騰入雲端，餘韻不絕。
楊寶忠常在天主教堂給唱詩班伴奏聖歌。隻要他去，便有人(如京劇名票南鐵生)也跪在聖眾席後排祈禱，為的是聽他的演奏。很難想象：世俗世界的一個伶人能進入那樣聖潔不塵的心境。他的耳音和樂感，讓人傾慕，而反應的靈敏，思維的深度又非一般人所及。雖說胡琴與小提琴都是弦樂，但胡琴聲音偏於激越，不夠柔美；小提琴則婉轉柔媚，但有時顯得氣勢不足。文化乃人生中的一種智慧。一個人能兼善這樣的兩種樂器，其心智與胸襟絕然不凡。
一次，北京協和醫院禮堂舉辦音樂會，其中有老誌誠的鋼琴獨奏，也有他的小提琴獨奏。楊寶忠用小提琴演奏中國傳統樂曲《梅花三弄》，令聽客與同行驚歎不已。“意悠揚，氣軒昂，天風鶴背三千丈。”中國古人的樂思被他的西洋技法演繹得細膩流暢，並放射出異樣光澤。楊氏“三弄”像春風吹遍了京城。很快，這支曲子由美國勝利唱片公司以優厚的酬金請他灌製成兩麵一張的唱片，一上市即暢銷全國。
尚小雲與他合作演出的新戲《摩登伽女》裏，最後一場叫“斬斷情絲”。尚小雲以西洋踢踏舞蹈場麵作為結尾。他特請楊寶忠小提琴伴奏。而當楊寶忠手握提琴，身著西服，風度翩翩地走上舞台，頻頻向觀眾躬身致意時，那個熱烈轟動的場景，是現在靠著一句“掌聲有請”才有掌聲的歌星大腕所萬萬不及的。
《擊鼓罵曹》
其實，楊寶忠的戲是唱得不錯的，惟一的問題就出在扮相上。他要生在今天就好了，身材修長，寬膀細腰，兩條長腿，滿頭黃發，高鼻梁，赭石色的眼珠兒，整個一副西服架子，是個標準男模和武打明星。他平素看上去就是三分洋人，走在街上常被人們誤認為是西洋觀光客。所以，他的外號叫“洋人兒”。
《擊鼓罵曹》是他的拿手戲，也最受歡迎。戲中的鼓藝，可謂登峰造極。鼓點子不同凡響，每擂一通，觀眾皆報以掌聲。可惜吾生也晚，無緣得見。1984年，天津市京劇團來北京演出，劇團以該團老生演員楊乃彭的《擊鼓罵曹》作為打炮戲(即首演劇目)。包括我在內的許許多多觀眾，都是衝著“罵曹”來的。因為誰都知道楊乃彭的這出戲，為楊寶忠親授。有的觀眾，從一開場手裏就舉著錄音機。當劇中的禰衡將鼓槌舉起，全場頓時鴉雀無聲。人們在等候，等候一個沉埋數十載的靈魂隨著鼓聲歸來。“夜深沉”曲牌奏響了，大氣磅薄中充滿柔美與激情的旋律，烘托著敲金擊玉般的錚錚鼓聲。人們悲欣交集，很多老觀眾流出了熱淚，他們在為楊寶忠的英靈而祈禱，而哭泣。
以後，電視台若放送京劇“罵曹”一折，不管誰演，我必看。不為看舞台表演，隻為聽那“夜深沉”，聽那敲擊心扉的鼓聲……
人的生命不能永保，大概隻有化為藝術才能長存。
都是朋友
天津著名京韻大鼓演員小舞(駱玉笙)，曾演唱過一個新曲目《擊鼓罵曹》。她在這個段子裏仿照京劇“罵曹”，也有“夜深沉”曲牌，也有雙手擊鼓，用的也是南堂鼓。那年，她帶這個曲目來北京演出，首演在廣德樓劇場。演出前幾天，廣告注銷：“特請楊寶忠胡琴伴奏”。這一條宣傳，使得門票被爭搶一空。
演出那天，人們苦苦等候楊寶忠的出場。等到了最後，也沒見他的影子。觀眾大失所望，有的離席而去，有的嘟嘟囔囔，場內秩序一度混亂。其實，那晚的節目挺精彩，人稱“金嗓歌王”的小?舞自有號召力，僅由於宣傳失真而影響不好。事後，有人問楊寶忠，他笑而不答，追問再三，也隻說一句：“都是朋友。”
這話，當如何解釋？誰也不明白。多少年以後，一位曲壇名票(李石如)對這四個字做了分析。他說：“小?舞去北京演出請楊寶忠伴奏，是臨時幫忙。幫了這個忙，皆大歡喜。可今後怎麽辦？回到天津再演，又該怎麽辦？沒有楊寶忠伴奏，豈不是讓小?舞的這個段子減色嗎？凡事上去容易，下來就難了。寶忠夠意思。”
正因為是朋友，也正因為替朋友想，他才未去，任別人誤解。
老胡琴
但凡好東西，大多來之不易。這裏不單是個有無財力的問題。比如張伯駒、潘素夫婦為了那些國寶，除了典當黃金、首飾、房產以外，還受盡顛沛流離之苦，幾乎把老命搭上。楊寶忠也有件寶，就是他手裏那把用來伴奏的老胡琴。它也算得來之不易。而這個不易，則在於它的偶然性。
早年北京王府井的東安市場裏，有兩家“清音桌”(即京劇清唱茶樓)。一個叫舫興茶樓，一個叫德昌茶樓，每日下午兩點開鑼，一直唱到日落時分。茶樓門前的海報用正楷寫著“特請五城弟子隨意消遣”。啥叫“五城”？那時的北京劃分為“東、西、南、北、中”五城，故叫五城。所謂“弟子”，就是指票友。每逢周六、周日，這裏就熱鬧非常，座無虛席。在這兩座茶樓之外，還有一家清茶館，它坐落在“潤明樓飯莊”對麵的一座小樓上。樓上，陽光充足，窗明幾淨，桌椅一律是竹藤編製，室內備有當日報紙雜誌和各色棋類，壁上掛著幾把胡琴和月琴。用今天的話來說，這裏時尚而溫馨。京城的文人墨客，票界名宿和棋界高手，多來此一抒雅興。雖非“群賢畢至”，也稱得上“風流雲集”。
一天，有兩位先生(張振華、白寶華)發現這裏的一把老胡琴的音色頗好，寬亮又圓潤，遂決定請楊寶忠來看看。翌日下午，3人來到茶館。楊寶忠未待泡茶，就走過去摘下那把老胡琴，仔細查看一番後，立即坐下來，拉了段“小開門”(京劇胡琴曲牌)。他喜形於色，悄悄對白先生說：“您問問老掌櫃，能不能讓給咱們？”
茶樓主人50來歲，精明幹練。他一聽，忙說：“這幾把胡琴是我父親生前留下的。掛在這裏，專為諸位先生消遣，不能出手。”
白先生對他說：“我這位朋友(指楊寶忠)喜歡這把舊胡琴，您讓給他再買把新的。”
見掌櫃麵露難色，白先生又道：“我這位朋友，您認識不認識？”
“不認識。”
“他就是楊寶忠楊老板。”掌櫃聽了，忙說自己實在“眼拙”。他三步兩步走到楊寶忠跟前客氣一番，雙手拿著那把胡琴，說：“既是您喜愛這把胡琴，就送給您了。別提什麽，您留著玩吧！”頗有古人“寶劍贈烈士，紅粉送佳人”的氣概。
楊寶忠接過胡琴也客氣幾句，倆人都十分高興。接著，楊寶忠拿出20元錢對掌櫃說：“一點小意思，收下吧！”掌櫃連連擺手，執意不肯。這裏要補充說明的是，當時的20元可不是個小數，30多元就夠買一兩金子了，何況那時的胡琴不貴。
白先生說：“這不是胡琴的錢，是楊老板的一點謝意，你就收下吧！”
掌櫃略加沉思，抱拳道：“那我就謝謝楊老板了。”
老胡琴經過楊寶忠的一番加工，成為他日後得心應手的伴奏工具。沒過多久，白先生得到一把楊寶忠請當時最高明的胡琴工匠製作的胡琴。工藝精致，擔子上刻著“寶華先生雅玩楊寶忠敬贈”的題款。還是他親自登門送琴，說：“一是表達謝意，二是留個紀念。”
這樣的伶人舊事，怎不叫人感歎———京畿之地，帝輦之下，故都優雅如許。人氣最厚，人情也濃，難怪它能如此長久地維係著中國古典藝術的脈緣。
“阿馬蒂”
梅蘭芳中年對西洋音樂也熱衷過一個時期，為此還購置了鋼琴、小提琴、西洋音樂書籍和樂譜。後來，幾位朋友勸梅蘭芳別在洋玩意兒上瞎費功夫，還是應該把精力放在京劇本行。於是，把鋼琴送給了齊如山的小女兒，西洋樂譜及唱片給了兒子(梅)葆玖，自己隻保留了那把意大利小提琴“阿馬蒂”。這琴被經常上門做客的楊寶忠看上了，竟愛不釋手。又因梅蘭芳不再練小提琴，他便多次提出用自己那把德國仿製的“斯特拉迪瓦利”小提琴交換，梅蘭芳同意了。
楊寶忠跟一位意大利音樂教師學習提琴，練了許多樂曲，下了很大的功夫。他把薩拉沙泰(Sarasate)那首弓法較難的《吉卜賽之歌》(Ziqeunerweisen)演奏得十分動聽。抗戰勝利後，他每次到上海必帶“阿馬蒂”，帶上“阿馬蒂”必去梅宅，演奏幾段給梅蘭芳夫婦和在座的其它朋友聽。演奏前，他還拱拱手，謙虛地說：“這次再請諸位聽聽我有沒有長進。”一個有月色的夏夜，楊寶忠在梅家陽台上奏起《吉卜賽之歌》，聽得梅公子(紹武)入迷又動心，並表示自己也要跟學小提琴了。
1950年代末，楊寶忠還通過梅蘭芳從中國戲曲研究院(即我所供職的中國藝術研究院前身)借出一件藏品———梅雨田(梅蘭芳伯父)的胡琴，到梅宅演奏。楊寶忠用它給梅葆係(梅蘭芳之女，老生演員)伴奏了一段《文昭關》。楊寶忠弓法嫻熟，速度極快，琴音鏗鏘悅耳。好琴加好手，一曲下來，令人終生難忘。
梅紹武問他：“您的演奏為什麽與眾不同？”
楊寶忠答：“這是我平時常練小提琴的好處。你有沒有聽出我用上了‘斯泰加托’(Staccato，斷奏)的弓法？”
沒法子，這就是天分了———你沒有，我沒有，就他才有。
多姿多彩
多才多藝的楊寶忠，生活上也是多姿多彩。說學逗唱，哪一門也考不住他。來一段“岔曲”《風雨歸舟》，活脫一個榮劍塵(單弦名家)；唱幾句“鼓詞”《大西廂》，直逼鼓王劉寶全。蓮花落，十不閑，梅花調，他是件件拾得起。說段單口相聲，葷素雜陳，令人捧腹。來個口技，還帶表情，活靈活現。
那時環翠閣(北京的有名青樓)的陸素娟，風頭最健。每至中山公園，繞場一周，尾隨之眾，如過江之鯽。陸小姐對不感興趣的賓客，即使呼三喝四，能一概不理。陸素娟酷好京劇，唱得一口梅派青衣，楊寶忠自是最受歡迎的人了。若飯後到她家，必是進口香煙，四色幹果的照例文章。楊寶忠不但能說腔，能托琴，陸素娟唱《鳳還巢》，他還能唱兩句小生與之搭配。而那時的陸素娟已有下海的念頭，到了民國二十二年(1933)，她終於成了伶人。
轉 折
上個世紀30年代初，北京有位以“雍女士”名義登台唱京戲的德國女人。她天賦很好，又受過名家傳授，與她合作的老生演員便是楊寶忠。二人合演的《四郎探母》等劇，都獲得好評。一次，他們在北京吉祥戲院演《法門寺》，角色的陣容非常整齊。開演之前，下場門(舊式劇場為四根圓柱支撐的方形舞台，在後麵板壁的左右兩邊，各設一門，係演員上下場所用。右端之門稱為上場門，左端之門稱為下場門)台口忽然豎起一個啟事牌，上麵寫著“楊寶忠藝員嗓音失潤請君原諒”幾個大字。觀眾一時議論紛紛。
該他上場了。雖然第一句要了個碰頭好，到了後麵，即使已把調門放低，但他唱起來仍顯吃力。全劇演得平淡，無精彩可言，而觀眾很諒解，沒一個人喝倒彩。足見，楊寶忠是有人緣的。這出《法門寺》對他來說，震動很大。也引起朋友的關注，一位老票友看罷，即說：“信忱(楊寶忠字)的前景不妙了。”
正是由於嗓音的變化，這位餘(叔岩)派正宗老生放棄了演員的行當，走上了琴師道路。有人說：原本他該大紅大紫，是烈性白酒的嗜好，終止了他的演藝生涯。楊寶忠自幼就喜音樂，家學淵源，其腕力指音都有過人之處。有了改行的打算，曾與姑丈王瑤卿商量，誰知姑丈一桶冷水澆下來，說：“你自己好好想一想，你當了文場(即京劇伴奏)，就永無回頭之日。縱便能再回頭，恐怕連今天的地位聲譽都沒有了。”
楊寶忠回到家中，越想越不是滋味。一氣之下拿起一隻心愛的鼻煙壺，就地摔了粉碎。這一摔，倒摔出了他改行的決心來。
“扶風”行
照行內的規矩：在未拜師以前是不能吃戲飯的。也就是說，你楊寶忠的胡琴再拉得好，沒有師傅也不能算文場。在民國二十三(1934)年12月20日，他在北平“同興堂飯莊”拜弦子聖手錫子剛為師，楊寶忠從此正式改為琴師。
他第一次正式登場操琴是拜師後的第四天(12月24日)，為馬連良伴奏《借東風》。馬連良多有眼力呀！待楊寶忠剛拜了師，即邀請他加入自己的戲班“扶風社”。馬連良處處以禮相待，酬勞極高，不但在廣告、報紙和戲單上，加上“特請楊寶忠操琴”的旁注，而且在舞台上設立琴師專座，真是尊寵備至。每次楊寶忠舉琴出場，台下必是一片掌聲。為表謝意，他總要向前走幾步，或點頭或鞠躬，然後再退回到琴師的座位。楊寶忠從不反複調弦，定音向來是一手準。應該說，馬連良的演唱和楊寶忠的伴奏在風格上有很大的不同，但彼此配合默契。那時他倆合作灌製的《借東風》、《甘露寺》、《蘇武牧羊》等老唱片，現在都是極具欣賞價值和珍藏價值的聲腔藝術數據了。
翡翠玉石無其光潤，絲綢素絹無其細致。楊寶忠的胡琴實在太好了，常常是胡琴花腔迭出，掌聲熱烈而長久，以致造成喧賓奪主之勢。加上他率性而行，不管誰唱，胡琴從不收斂，像隻萬花筒似的，令人目眩神迷。有一次，馬連良的情緒低落，演唱效果欠佳。一路演來，心中暗自不悅，覺得是楊寶忠的胡琴刮了自己的胡子。也就從那晚起，馬老板疏遠了頗具威脅力的楊寶忠。楊寶忠也是個心細之人。他不久即發現：馬連良演出時，用的是自己；可在吊嗓子的時候，就換了人。楊寶忠私下裏對朋友悄聲道：“我快要離開馬家了！”
倆人終於分手，馬連良改用了李慕良。
一諾千金
楊寶忠與馬連良分手之後，有段時間很不得意。也是，以他的聲望和很高的酬金，當然不容易找到一個合適的班社。這時他已從百順胡同搬到和平門外西河沿西口的一所四合院居住。房子條件很好，原是京劇名票、文物收藏家夏山樓主(韓慎先)的房產。外院是楊寶忠聘請的紀師傅製作胡琴的工作室，裏院為自己的住宅。
閑來無事的日子，在客觀上給他一個反思的機會。他反複地想：難道自己的人生真的應驗了通天教主那句話：“胡琴再好，也是傍角兒(指戲班次要演員、樂師、後台服務人員對主要演員的依存關係，依傍名角而生活)，俯仰由人，自己不能做主。”經過這番打擊，他決心幫助弟弟———“要讓我們老三(即楊寶森)成名！”一定把他雕琢成器，務使其身價地位並駕於馬連良。
蒼天不負有心人，楊寶森終於有一天，組班挑大梁唱頭牌了！凡楊寶森演出，海報上必寫“楊寶忠操琴”5個大字，以加大影響力。楊氏昆仲的合作，對楊寶森的表演是個極大的鼓舞和激勵，其嗓音也越發地好起來，每場演出也都十分賣力，常常貼演“雙出”。他真的成了繼餘叔岩之後、成家立派的老生。楊寶忠用胡琴把弟弟包個風雨不透，楊寶森所有的行腔、吐字、用嗓、氣口，都在這位偉大琴師的掌控範圍之內。從楊寶森的身上，也找回並再現了楊寶忠自己的舞台青春。難怪有人認為：楊寶森創立的楊派之能夠流傳，哥哥的胡琴要占一半的功勞。甚至有這樣的看法———與其說寶森會唱，毋寧說是寶忠會拉。若無楊寶忠指導唱法並作唱腔設計，《文昭關》、《碰碑》、《擊鼓罵曹》等楊派名劇的舒展平和、古樸蒼涼的表演風格，也不會如此盛行。俗話說：牡丹雖好，還須綠葉扶持。但對楊氏兄弟而言：“知否，知否，應是綠肥紅瘦。”
“一輪明月照窗前，愁人心中似箭穿……”這是《文昭關》裏的有名楊派唱段。戲中，楊寶森扮演的伍員(子胥)一夜白了頭。可他自己隻活了49歲(1909－1958)，頭發還沒來得及白呢！楊寶森生前冷落，紅在了死後。而有幸的是，楊寶忠有始有終地為他伴奏，伴奏到他最後一場演出。
一個人的生命力，大多在困境中滋長。弟弟躋身京劇“四大須生”的行列，楊寶忠以全部心血和大半輩子生命實現了“我要幫助老三成名”的諾言。大丈夫輕生死，重然諾。這就叫“一諾千金”。
製 琴
楊寶忠還有經營之才。他不但能拉胡琴，同時也能製胡琴。從胡琴的取材、選料、泡製擔子和筒子，以及蒙皮、刻馬兒，在他是無所不能，無一不精。出於興趣，也出於精明，他在家裏開辟一個工作室，聘用姓紀的師傅製琴。所製的胡琴都經過楊寶忠親自選料，成品也須他親自檢驗、試聽，合格後才可送出銷售。細心的人可以發現，在他的胡琴筒子裏貼有“楊寶忠胡琴”的標簽，以杜假冒。他的胡琴音質好，製作也精細，故銷路很廣。他從中獲得收益，但更多的是獲得樂趣。
他還約請樂器行的名師製琴，擇其優者加貼監製之名號。楊寶忠傳世的兩把胡琴“黃老虎”和“黑老虎”，就出自琉璃廠最具盛名的製琴大家史善明之手。現在這兩把琴的身價，當在十萬元以上。
月月如此，年年如此
1952年，他參加中國人民解放軍總政治部京劇團，繼而在天津市京劇團擔任琴師(楊寶森為團長)。楊寶森去世後，任天津市戲曲學校副校長，國家文藝一級，工資待遇不低。他埋頭工作，也深得信任。為人忠厚的楊寶忠，對自己的工作和生活是很滿意的。
他夏天穿白襯衫，灰色派力司褲子。冬季是舊式駝絨袍，一派藝術家的風度。說到吃喝，若以今天的尺度衡量，簡直就擺不到桌麵了。到了節假日，他或去天津有名的小白樓一帶吃份西餐；或到天津中國大戲院隔壁的廣東小酒家來一盤白斬雞。當然，還得喝兩小盅白酒。那酒後陶陶然，是他的享受和快樂。
除了喜歡吃點喝點，楊寶忠平時很簡樸，把富餘下來的錢照顧子女。每月領了工資就分別給子女們寄錢，這兒匯幾十，那兒寄一百的，從不間斷。而匯款的事都是托天津戲曲學校的一位姓蕭(英鴻)的老師代辦。月月如此，年年如此。蕭老師感歎道：“楊老師晚年總是惦記子女們。我勸過楊老師，您這麽大歲數，何必呢，楊老師總是一笑，說‘我應該多幫助孩子一點’。”說的時候，臉上泛出一片真摯的愛子之情。
最後的《吉卜賽之歌》
“文革”開始，楊寶忠立即被他的學生、紅衛兵以“反動權威”的罪名打入牛棚，成了天津的“牛鬼蛇神”。常聽人說，我國幾代領導人都曾感歎中國老百姓是最好的。準確地講：是最好統治的。別說老百姓，連知識分子在內，都是上麵說什麽信什麽，讓幹什麽就幹什麽。一位學者認為：當被統治者順從並習慣於統治者的頭腦思考，兩者在客觀上就成為了“同謀”。我很認同這個觀點。我們這個社會出現過的許多悲劇，在很大程度上都是這種“同謀”的產物。
後來，楊寶忠身患重病，回北京的家中就醫。在此期間，他常去梅(蘭芳)家和薑(妙香)家串門。楊寶忠管梅夫人(福芝芳)叫舅媽，管薑妙香夫人(馮金芙)也叫舅媽。薑夫人給他包餃子吃，梅夫人則請廚師給他做紅菜湯、色拉。他每周三天去梅宅吃飯，三天去薑家就餐。所以楊寶忠自己說：“我肚子裏的油水，就靠倆舅媽了。”
塵土衣冠，江湖心量。盡管環境險惡，生活困頓，但楊寶忠給梅家老小帶去的是音樂和快樂。梅紹武、屠珍夫婦曾對我說：“‘文革’時期，楊寶忠常來我家串門，母親同情他年老體弱，又知道他工資被扣發，就請他常到我家來吃飯。他是我家老中小三輩都歡迎的人。楊寶忠生性好說笑話，雖然受盡挫折，卻仍然樂觀，還詼諧地表演他在天津被勒令唱‘牛鬼蛇神嚎歌’的怪樣兒，逗得母親忍俊不禁。他每次一來，先到母親的上房問安，坐不到半小時就要借碴兒到我們倆住的西屋來。孩子們一見就把他圍起來，要聽他講故事。梨園掌故，馬路新聞，音樂故事，他是裝了一肚子。晚飯後，孩子們就非請楊大爺拉拉提琴不可。那時西洋古典樂曲屬於‘四舊’、‘毒草’，沒人敢聽、敢演奏。因我家是獨門獨院，大家也就能偷偷地享受一番。由我們的女兒紅紅鋼琴伴奏，他就精神抖擻地奏起《吉卜賽之歌》。樂曲依舊，但因他的處境和心情，悠揚的琴聲便多了一絲哀愁。我們最後聽到楊大哥的演奏是在1968年。有一陣子他沒登門，大家就覺得情況不妙，大概凶多吉少……”果然言中：就在這一年，他活到了頭。
在北京，他還常去西單一家樂器行，當然，樂器行的人也特別尊重他，喜歡他。一來聊聊閑話，二來弄弄胡琴，或製作或修理。剛開始，他是在樂器行裏麵的一間屋子擺弄樂器，後來嫌光線太暗，自己就挪到了臨街的玻璃窗下。冬季的一天，他被路過這裏的天津市戲曲學校紅衛兵、造反派發現，劫持回津，囚於鬥室，無人管理，無人過問。幾日後，凍餓而死。
夕陽十裏，西風一葉。一個極具才情的藝術家，拯救自己的能力一般都是很弱、很弱的。楊寶忠廣結人緣，最後卻是孤立無援。楊寶忠生性樂觀，而離世的那一刻，不知心上可滴血，眼中可有淚？他的死，當是統治者與被統治者“同謀”的結果。我敢斷言：那些發現他在北京西單樂器行坐著的人，一定是年輕人；那些把他押回天津並關進無取暖設備小屋的人，一定是年輕人；還有那個掌管著小屋鑰匙卻不給他送飯送水的人，一定也是年輕人———他們一定就是天津戲曲學校的學生、造反派。不錯，“文革”是毛澤東發動的，可楊寶忠卻是直接被這些人弄死的。這不是“合謀”是什麽？“文革”的血腥戰果，正是通過許許多多的名曰“革命群眾”的個人來實現的。受害者身上的傷痕，可以說絕大部分都是在領袖號召下，在革命組織的策劃主持下，由熟人、親人、同事、部下、朋友、學生、街坊、鄰裏直接動手幹的。我們自己“應該反省，手上是否有血痕？”———前不久，女作家方方說的這句話，指向的是一個並未消失的現實。
害死楊寶忠的年輕人，大多數現在可能都活得很風光，也心安理得。父親(章伯鈞)一直對猶太人問題感興趣，這可能與他德國留學時住在猶太人家庭的生活經曆相關。父親曾明確告訴我：迫害猶太人的暴行，納粹希特勒是罪魁禍首，但也有全德國民眾的狂熱參與。我聽了，目瞪口呆———這就是說，數百萬猶太人被關押、被屠殺的罪行，也是上與下的“合謀”了。
如今有成就的京劇琴師，可以獨自舉辦專場音樂會，甚至是京劇胡琴交響樂音樂會。以京劇曲牌“夜深沉”命名的大型樂曲，也已搬進了維也納的金色大廳。掌聲、鮮花、歡呼、讚美、恭維，藝人終生期待的東西，應有盡有。遺憾的是，楊寶忠沒趕上這些專為中國京劇音樂弓弦大師舉辦的盛典。但從另一個角度想：這些盛會都屬於古典與流行時尚的“對接”，中國傳統藝術落到了這個份兒上才風光，說明它自身已虛弱到快要咽氣了。所以，楊寶忠也不遺憾———他活在中國京劇真正繁榮的鼎盛期。真的，文化方麵的事物很難判斷它的正與反、先進與落後、幸與不幸。
“故人何在，前程哪，心事誰同？”楊寶忠的靈魂是慢慢地從軀體中離去，恍似白雲一縷，嫋嫋舒卷於天際。我們若隱隱聽到從遠處傳來“一輪明月照窗前”的詠歎，請勿驚惶，那是楊氏昆仲在另一個世界又繼續他們的粉墨生涯了。
2005年6月－12月於守愚齋
征引文獻：
北京市政協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京劇談往錄三編》，北京出版社，1990年
南奇《詩非夢———一代藝人南鐵生》，台灣美教育出版，2005年《齊崧先生文集》，齊誌學編輯出版，1995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