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 (57)
2008 (93)
2009 (141)
2010 (135)
2011 (179)
2012 (132)
2013 (226)
2014 (606)
2015 (260)
2016 (131)
2017 (72)
2020 (101)
2021 (159)
2022 (157)
抽屜（ID：choutimi）——定期收錄新鮮發生的沒品新聞，看看這個世界的荒誕陸離，記錄我們的土味時代。點擊上方籃字“抽屜”關注。陪你一起，品味人生！
選擇無問西東
但不同的選擇會造就不同的道路，塑造不同的人生
睡在楊振寧上鋪的兄弟
01
電影《無問西東》結尾的橢圓形照片，都是清華大學曆史上青史留名的大人物，其中唯一健在的，就是楊振寧先生。
楊振寧現在自然是無人不知的華人之光，他從西南聯大畢業以後的人生軌跡，約略就像電影中沈光耀的母親所期望那樣：建功立業，光耀門楣。
但我今天想談談另外一個人，一個今天早已被曆史拋棄，也已經被世人忘記的人物：他叫賴鍾聲，當年在西南聯大時，他是楊振寧的班長，也是睡在楊振寧上鋪的兄弟。
賴班長是山東煙台人，長得相貌俊秀，臉麵白淨，楊振寧說他成績比自己還要好。不僅如此，課間休息時，賴班長的一口單刀舞得虎虎生風——正是個能文能武的全才。
1942年本科畢業後，賴班長去了滇緬鐵路工程處工作，楊振寧繼續讀物理學研究生。1944年，抗戰局勢吃緊，國民政府提出一個口號：“一寸山河一寸血，十萬青年十萬軍”，號召青年學生參軍。
此時，賴鍾聲已經考取了工程師資格。可能到底是山東人，實在，把筆一扔，就去參軍了。而楊振寧這時研究生畢業，獲得了庚子賠款的獎學金，準備去芝加哥大學留學。
臨走前，他想和班長見一麵，但兵荒馬亂的，沒有聯係上。
賴鍾聲參軍後，被選到國民黨中央幹部學校學習。既然叫幹部學校，當然是培養幹部的，很受重視，蔣介石親自擔任校長，“小蔣”蔣經國任教育長，主抓政工人才的培訓。
畢竟是給楊振寧當過班長，賴鍾聲智商高情商也高，在校表現突出，很快就成為小蔣的得意門生，受到重用。
同時受到重用的還有王升，也就是電視劇《北平無戰事》中曾可達的原型。蔣經國有個字，叫“建豐”，學生們都親切地稱他為“建豐同誌”。
02
1947年底，賴鍾聲被派到國民黨青年軍整編206師，任政工處少將處長。參軍兩年多就被授予了少將軍銜，這是今天無法想像的速度。
他到部隊後，很塊就創辦了一份今天看來名字也很潮的雜誌：《革命青年周刊》，向官兵灌輸“一個黨、一個政府、一個領袖”的思想，並有專用電台與建豐同誌隨時保持聯係。
他還擅長演講。他的演講很有西南聯大特色，最後經常用這樣一句來結尾：
戰爭不是我們的目的。我們的目的是在統一大業完成後，實現工業化！
人生如一個8字，循環輪回，兜兜轉轉。1948年3月洛陽戰役爆發，206師全軍覆沒，賴鍾聲也被俘。
幸運的是，賴鍾聲沒有被列為戰爭罪犯，關進監獄裏僅僅三年，1950年就釋放了，被安排到北京一所中學任物理教師。這也算是學有所用，人盡其才。
他的一位學生曾描述過他講課的情景：
賴先生身材不高，較胖，戴一副金邊秀朗眼鏡，頭發黑亮一絲不亂，衣著考究，透著學者氣。他講課，精氣神十足，溫和而嚴正，聲音洪亮，略帶膠東口音。幾節課下來，同學們已被他淵博的學識、精當的點撥所折服。
“十年浩劫”中，賴鍾聲被當做反革命，丟了工作，經常被批鬥和貼大字報，以拉板車、做炊事員為生。後來雖然可以上講台了，但因替一位生病的同事代課，連續講了多節課導致過勞中風。
1971年，已經獲得諾貝爾獎的楊振寧在去國26年後，以美國公民身份第一次訪問中國，受到了高規格的禮遇。毛主席接見，周總理親自設宴招待。
楊振寧托人去聯係上了自己的老班長，希望見麵。但賴鍾聲左思右想後拒絕了，他的理由有兩點：
一是自慚形穢，有可能楊振寧會看不起自己；二是孤芳自賞，自己有可能看不起楊振寧。
對於前一點，他覺得這是必然的情況，他也認了。對於第二點，他的解釋是：
此生最大的慰籍，便是困難當頭，日寇猖獗之時，我能夠挺身而出，願以血肉之軀，報效國家。而在相同的時刻，楊振寧選擇了出國，雖不算逃兵，至少也算懦夫，懦夫是叫人看不起的！
賴班長這話說得很硬氣，但是他心裏真的無愧於自己的選擇嗎？也不盡然。
他曾經給自己的老長官寫過一封信，裏麵說道：
我本一介書生，因響應蔣介石抗戰救國的號召，放棄專業，考入軍校......若不去當那個倒黴的青年軍整編二〇六師少將政工處長，比如出國留學，學成而歸，情況會有多大的不同。
環顧美籍中國學者，大半係我的聯大同學，而我不過一中學教師，所以有時難免心煩意亂，大有“冠蓋滿京華，唯我獨消瘦”之感慨！
可見，賴班長心裏還是有怨氣的，對人生感到不平。
楊振寧去了西方，他留在了東方。他們在選擇時，並沒有問西問東，但人生就此分出了西東。
與李政道同在芝加哥大學的好友
01
1941年，中美兩軍成了盟國，來華的美軍增多，需要大批的翻譯人員。當年9月，教育部下令各大學的外文係男生應征參加翻譯工作。這次共征調了70多人，西南聯大的學生占了一半。
在這其中，有一個江蘇小夥子叫巫寧坤，被安排給“中國空軍美國誌願援華航空隊”當翻譯。這支部隊有個更通俗的名字，飛虎隊。
兩年後，巫寧坤同學又被派到美國，給中國在美受訓的飛行員當翻譯。抗戰勝利後，他留下來，於1948年考入芝加哥大學，攻讀英美文學博士學位。
在芝大，他還碰到了一位西南聯大畢業的校友，兩人隨即成為好朋友。這位校友就是李政道。
1951年年初，人在美國深造的巫寧坤接到了燕京大學校長陸誌韋發來的聘書，聘請他前去擔任英語教授。
他翻來覆去想了幾天，找各路朋友商量意見，最終決定接受這份聘書，回中國任教。當時他想：“放棄一個最富裕的資本主義事業，回去為社會主義新中國服務，一定會受到對一個愛國知識分子的熱烈歡迎”。
聽到這個消息，身在上海的妹妹非常開心，哥哥終於要回來團聚了，而台灣那邊的哥哥、姐姐卻表示了擔心，但他們的迫切告誡並沒有阻止巫寧坤為國效力的一腔熱情。
李政道聽說他要回國，特地前來幫他收拾行李，在他的箱子上寫了幾個白色的粗體大字：“北京燕京大學巫寧坤”。
1951年8月份，巫同學到達北京，很快被安排到燕京大學上課，成了巫老師。五個星期後，他和京津地區三千多名高校老師，一起聽周總理做了七個小時以“思想改造”為主題的報告。
巫老師還沒站穩講台，11月，“三反運動”開始，燕京大學解散了，被合並到其他院校。他也被調到了南開大學。從此就被卷入一場接一場的運動中，屬於被運動的對象。
1953年斯大林同誌逝世，很多師生懷著悲痛的心情去蘇聯總領事館哀悼，隻有巫寧坤被指責為“一個人非常勉強地參加了隊伍，並且毫無悲痛的表現”。
還有人翻出了他1938年夏天在武漢參加國民黨幹訓團的曆史。幹訓團的團長是蔣介石。這下他跳進海河也洗不清了。雖然那時還是國共合作時期，幹訓團的副團長有陳誠，也有周恩來。批鬥者認為：他不該說周恩來當過對岸人家的官。
更大的劫難還在後麵。
1957年，巫老師被打成“資產階級右派分子”，並且是“極右分子”，名列全校榜首，被開除公職，勞動教養。
也就是同一年，他的同學李政道，與楊振寧一起獲得了諾貝爾物理學獎。
1958年，已經從大學教授變成勞改犯人的巫寧坤，被裝在卡車上帶到了北大荒農場進行勞改。
一到農場，場長就告誡犯人們，千萬不要企圖逃跑，農場周圍都是沼澤，“這裏叫草墊子，看著是平地，踩下去就淹死”。
巫寧坤抬頭看著天空，再環顧四周，北大荒，寒冷、荒涼、令人感到自身的渺小，感到絕望。他無法相信有人能從這裏逃出去。
當時的中國正處於“大躍進”時期，計劃要在15年內“趕美超英”。農場的宣傳人員說：“外麵全國人民都在鼓足幹勁，你們這些有罪的人應該怎麽幹，才能將功贖罪？”
在過去，不管誰站出來揭發指責，巫寧坤都不認為自己有罪，但是，經過了長期的監獄改造，他竟也覺得宣傳人員說的對。
為了“將功贖罪”，他這位從沒幹過苦力活的教授拚了性命，挑比別人更多的土，跑得也比別人快。以至於得到了表揚，被當成了宣傳的典型榜樣。
但隻有巫寧坤知道，他每天都處在垮掉的邊緣。
除了重體力勞動的摧殘，最令他難以忍受的，是饑餓。
在轉到另一個農場之後，夥食更差了，犯人們都餓得浮腫起來。不被餓死的希望之一，就是家裏人能夠送一些吃的來。有一次，巫寧坤收到妻子送來的幾張烙餅，一位研究中國古典文學的室友劉右派遞過來一張紙條，上麵用漂亮的柳體字寫著：“教授，我懇請你借給我一張烙餅，等內人從湖南給我送來食品，一定加倍奉還，救人一命勝造七級浮屠”。
看著那漂亮的柳體字，巫寧坤心軟了，給了這位室友一張餅，
幾個月後，巫寧坤接到命令，去農場的角落挖坑。坑挖好後，一匹瘦馬拉著一輛平板車走來，車上是一具蓋著的屍體。他打開草墊子一看，就是那個借他烙餅的劉右派。
02
直到“十年浩劫”結束，對錯劃的右派分子進行改正，巫寧坤才得以回到北京。來來回回，他一直用著當初離開美國時帶的那個行李箱。箱蓋上，李政道寫的幾個字“北京燕京大學巫寧坤”，雖然褪色了，依然可辨。
隻是，當他再打開箱子時，可能會回想起揭開草墊子的場景。人生的西東，隻有真相被揭開時，才能看得清。
1982年巫寧坤與沈從文夫婦
1979年10月，他偶然從報紙上看到李政道回國講學的消息。與賴鍾聲的反應不同，巫寧坤的心裏沒有多少想法，他立即前往北京飯店看望老同學。
因為李政道忙著備課，兩人匆匆聊了一會兒。臨別的時候，巫寧坤想：假如當年是他送李政道回國，那麽李政道還會不會成為舉世聞名的獲得諾貝爾獎的科學家呢？
1990年退休後，巫寧坤用英文寫了一本傳記A Single Tear，回顧了自己回國後的經曆。這本書在英文世界引起轟動。
在書的結尾，他用九個字概括了自己的人生：
我歸來，我受難，我幸存。
“歸來”是他的選擇，也是他的真心，但此後的“受難”是他沒有預料到的，幸運的是他“幸存”下來了。
晚年，他對來訪的一個美國記者彼得•海斯勒（中文名何偉）說：
如果沒有那些運動，我也許會是一個更有成就的學者，也許我會寫出幾部有關英、美文學的專著。但是那又怎麽樣呢？關於這一方麵的專書早已汗牛充棟了。A Single Tear也許是一部更重要的作品。
選擇不問西東，但不同的選擇會造就不同的道路，塑造不同的人生。
我常常回想起 A Single Tear 中的那個場景：1951年7月18日的早晨，巫老師——當時還是巫同學從舊金山的郵輪碼頭出發回國，李政道博士前來送他。
臨別時，他問了李博士一個問題，你為什麽不回去工作呢？
李博士笑著說，我不願讓人洗腦子。
巫同學還沒明白“腦子”是個怎麽洗法，郵輪已經啟動。
1993年，他因為出版了這本回憶錄的書，他和夫人李怡楷的退休金停發，住房收回，“學院領導下令毀門砸鎖，將全部財物掃地出門”，他再一次無家可歸。無奈之下，他隻好留在了子女美國的家中，在那裏度過了餘生。
巫寧坤年複一年的申訴，要給自己討個公道，一直到1999年朱鎔基總理訪美，收到了巫寧坤的申訴信，才得以恢複。
巫寧坤知道，這種小小的困難，和那些沒有幸存下來的人相比，又算得了什麽呢？
索爾仁尼琴記錄了國家過去犯下的錯誤，成為了“俄羅斯的良心”。而我們，有“一滴淚”，盡管這滴淚水是那樣的稀少，弱小，但它總有一天，能夠感動中國，匯成大海，警醒著我們，不要再犯過去的錯誤。
2019年8月10日，中國著名翻譯家，曾翻譯《了不起的蓋茨比》、《白求恩傳》的巫寧坤教授，在美國家中逝世，享年99歲。
願天堂裏的巫寧坤，獲得永遠的自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