彩虹合唱團：可以被用心浪費的時間

金承誌，上海「彩虹室內合唱團」藝術總監。2010年，金承誌和上海音樂學院兩位校友一起創辦了「彩虹室內合唱團」。起初彩虹的成員多是音樂學院的學生，2014年底他開始引入校外的愛好者。現在的團員90%以上是非音樂行業從業者，有全職媽媽、流浪歌手、醫生，也有做投行的、人類學博士等等，每週六他們都會從全國各地趕到上海參加排練。2016年《張士超你到底把我家鑰匙放哪裡了》第一次把金承誌和上海「彩虹室內合唱團」帶進公眾視野：60位衣著正式的演唱者，一本正經地絮叨了6分多鐘找室友要鑰匙這件生活瑣事。除了歡樂的作品，金承誌也創作《澤雅集》《白馬村遊記》等相對嚴肅的作品。 「這時候在上海有一個唯一沒有開除我的合唱團，叫彩虹室內合唱團，因為這個團是我創立的。我開始去問我們的團員，你們覺得我排練的時候有什麼問題嗎？或者說，你覺得這個作品應該怎麼排？」 「這些東西都是切切實實、真真正正發生在這個城市裡麵的事情。我們不是刻意噴薄什麼東西，而是想用歌聲記錄這個城市。」

 

【一席】演講者：金承誌

2014年對於我來說是非常有趣的一年，因為有四個合唱團突然之間跟我說，金先生，很抱歉，我們不能跟你合作了，因為你的排練手段太“野生”，“戶外”，你好像在排練的時候隻注重我們快不快樂，不注重能不能給我們帶來進步。這件事情很可怕。

第二個可怕的事情，是我突然間寫不出作品了，不知道該從何寫起，甚至我的作品還被禁演。

第三件事，是我的家庭發生了一些變故，父親不做生意了，所以我從一個貴公子墜入了凡間。開個玩笑。

那時候的我麵臨著很多不一樣的選擇。我身邊的朋友、家人還有同學都建議我，你還是放棄合唱團出國吧，留學回來後可以當一名光榮的人民教師。我覺得蠻好的，出國留學，做得好就回來當老師，做不好就開飯店。 

但那一年的夏天，我們彩虹合唱團在台灣演出的時候發生了一件事情。我在後台上洗手間時，突然聽到了“砰”的一聲，我趕緊往外跑，結果看見我們團的柳揚倒在血泊中。

因為這時候正好是黃昏，後台的燈還沒有開，裏麵很暗，她下樓的時候摔倒了。她摔得很重，頭破了，腳也扭傷了，身上都是瘀青。我們趕緊把她扶起來，準備先陪她去醫院。

這算是演出當中的事故了，而且馬上到我們演出了。我就去跟舞台監督說，可能我們沒有辦法上台。因為當時的編製是一個Chamber Choir（室內合唱團），大概有十二三個人，也就是說少掉一個人就可能缺失一個聲部。這個缺失很可能使這個作品沒有特色了，甚至是沒有辦法演出，所以我已經做好不上台的準備。

這時候柳揚突然回來了，頭上貼了塊紗布，說我要上台。柳揚是一個性格很強的女生，我說不過她，好在最後她沒有留疤。這個時候我們的女生說，你腳腫了沒有辦法穿高跟鞋，我們也不穿高跟鞋了，全部赤腳跟你一起上台，所以我們就變成一個赤腳合唱團在台上唱歌。

我跟觀眾解釋說，因為我們有一個女生受傷了，為了讓她看上去跟我們一樣高，所以我們所有人決定脫鞋陪她，觀眾用很熱烈的掌聲回應我們。

這件事給我一個思考，它是不是我做合唱團的理由？或者，這是不是他們堅持在這個團裏麵唱歌的理由？

帶著這個困惑，我正好從台灣回到溫州。那時候我父親要養病，所以我們一家三口就陪著我父親上山了，在山上租了一個小房子。我父親以前是做企業的，退休了以後他開始想試試看種田，結果一種不可收拾。我母親是一個有潔癖的人，所以她一天到晚都在打掃房間。

這兩個人很忙，我就跟自己玩。我去溪邊，把腳放在溪水裏麵，喝冰鎮啤酒，很快樂，也很胖，我很享受這個過程。我爸每天黃昏的時候會回來，他會帶一堆釣的魚回來，有時也會把熟了的菜摘回來給我們吃。

晚飯過後，我們就在自己家門前支一個茶攤，路過的行人也好，過來玩的村民也好，都可以來喝茶。但是相比於村民喝的茶，我們家喝的茶會稍微濃一點。村民們是直接摘了茶葉，簡單泡一泡就喝了，我們的茶發酵了就比較濃。

村民們喝完以後，第二天就到我們家門口罵街，說，我是八點鍾就要睡的人，喝完你這個茶我三點鍾才睡著，我早上五點是要去種田的。他們很生氣，指著我爸說，睡覺很重要。

那時候我在旁邊突然就笑了。這是很簡單的一個道理，但是在城市中生活的我們，其實是覺得睡覺沒那麽重要的。

到了夏天，村民們會有一個祭祀活動，山下的人和四麵八方的人會回到山上，大家在宗祠裏麵一起吃流水席。我跟父親很好奇，說我們倆也去吃吧。我們交了錢去吃飯，大概吃了十分鍾就吃飽了，站起來準備走。有一個村民問我，你下午有事呀？我說沒事啊。

我發現村民很容易生氣，他就生氣了，說沒事你吃那麽快幹什麽？我說吃飯嘛。他說既然是節日，你就要慢慢吃，你吃這麽快，你怎麽知道什麽味道呢？這好像是一個非常簡單的道理，但我自己已經忘光光了。

我開始以非常慢的速度生活，開始在村莊周圍散步。有天我走啊走，發現一男一女兩個小朋友在橋邊蕩腳丫。這個意境也被寫到青年作曲家金承誌的《澤雅集》裏麵，你們如果去聽可以聽到這個歌詞。

看到這兩個小朋友，我就說小朋友，這樣很危險。他說，要你管。我說你父母很擔心你們吧。她說，我快樂。她跟我講的真的是這三個字，我快樂。那個小男孩又說，關你屁事。又說了一遍，非常粗魯。

但我發現其實對於他們來說，時間是可以自由支配的，而且很多時候時間應該用來被浪費。

下山以後，要過年了，我那時候正好在上海，住外灘附近的朋友就邀請我去跨年，是在外灘的一個酒吧裏麵。

大家都知道像我這麽可愛的音樂家，耳朵是很敏感的，所以進入酒吧以後我的耳朵就不行了，要爆炸了。快到新年的時候，大家非常非常興奮地倒數，Five，four，three，two，one，happy new year！

大家都很開心。桌子上有很多假的美鈔，大家就往天空中撒，像冥幣一樣。然後我就站在一個離他們稍微有一點距離的地方看著，感覺像是一個外星生物在觀察人類的生活。這種感覺特別地抽離，我突然有一種生理上的不適，就想回家了。

走到樓下的時候，旁邊有好多救護車。我以為這是外灘的一種習俗，喝醉了以後要打架，打輸的人就被送進醫院。但是第二天早上我從床上醒來，才看到新聞說外灘踩踏死了40多個人。朋友給我發了一條信息說，我們樓上是天堂，樓下是地獄啊。

這件事情對我的衝擊非常大，我覺得這個生活好像根本不是我喜歡的，也不是我要的。出國留學，好好工作，然後這樣開展我的人生軌跡，不再去碰音樂了，這好像不是我想要的。

我想做一個可愛的胖子，然後做自己喜歡的事，所以我給自己定了一個目標：2015年這一年我要試試看好好排練，如果可以排好，這個合唱團就很好。如果排不好，我就去開飯店。

這時候在上海有一個唯一沒有開除我的合唱團，叫彩虹室內合唱團，因為這個團是我創立的。我開始去問我們的團員，你們覺得我排練的時候有什麽問題嗎？或者說，你覺得這個作品應該怎麽排？

這其實很不常見，因為在我們傳統的思維當中，指揮很像將軍，將軍很少會去問士兵該怎麽打仗，這就好比足球隊的教練去問他的後衛，你能告訴我後衛需要注意什麽事情嗎？大家肯定會開始對他產生懷疑。

當時我們有幾個朋友都是做指揮的，有一個評價說，金承誌是指揮當中相聲說得最好的。這句話就是說，你除了排練，其他都還好。所以我就跟我的團員說，你們罵我吧，當自己兒子一樣罵。

一開始團員不適應，都不敢跟我提意見。到後麵我得叫他們說輕一點，不要人格侮辱。這樣一些意見給到我以後，我開始發現人要真誠麵對自己的缺點。我去各個合唱團學習，經常會去蹭別人的排練，看別的團的指揮是怎麽排練的。

有一段時間我會跑到其他合唱團去唱歌，我們的團員非常不滿，說，你是我們團的指揮呀，你跑到其他合唱團去唱歌，就代表我們團比其他合唱團要差。我說，對啊。

我們從一種上下級關係，一種從上至下的壓迫，從上至下的教育，變成了一種平級關係。這時候我就在想一件事情，我們都有過這樣的體驗，第四節課快下課的時候，突然數學老師推門進來，說再做一份試卷。

我跟你約定好的今天隻上四節課，為什麽最後要多出一節課來？我們的團員也有這樣的感受。以前排練快要接近尾聲的時候，發現還有東西可以講，我就會拿出來說，又拖了十分鍾。

這其實是一件很不好的事情，所以我就開始做計劃。從樂季計劃，一個音樂季要演什麽，到每個月的計劃，到每周要排什麽，到每五分鍾講什麽內容，都全部寫好。到了九點的時候我就像鬼上身一樣，突然之間譜子一合，一跳，就開始跑。

開始團員特別不適應，有的時候還在唱歌，就反應不過來，啊？結束了？再到後麵大家漸漸習慣了，喔，你的意思我明白了，你九點結束就九點結束，你不浪費我們的時間，那好，我每次都來，我也不遲到。

這種默契其實是漸漸形成的。指揮首先要尊重他們，他們才會尊重你。我就在想，我能不能給我們的團員多一點東西？比如我們的譜麵會用到很多標記，漸強、漸慢、漸快等等這些意大利語或者德語的傳統音樂術語。

我們團的團員很多都是沒有經過音樂訓練的，很多都不是音樂學院畢業的，對於素人來講這些標記其實是蠻冷冰冰的，他們看不懂。所以我就自己設計了一大堆，幾乎每一首歌都有自己的標記。

我一個個解釋給大家看，比如第一張圖，史詩般的魔幻嗓音是什麽意思呢？大家對《張士超》這首歌的開頭會有一點印象，很響，一開始就跟天崩地裂一樣。因為它要表達你的鑰匙丟掉了，或者說你找不到鑰匙的那種痛苦的心情。

比如說在《春節自救指南》裏麵的“都是為你好”，旁邊寫著“非常假惺惺地”；比如最近我寫的那一首《小小火車》，就是《旅行者一號》，這裏邊我用了第一個表情術語，叫作像旺仔牛奶一樣好喝，第二條叫旺仔QQ糖，到最後越來越開心的時候，就叫旺旺大禮包。

旺旺是什麽樣子？旺旺是這個樣子笑的。當你想到旺旺的時候，你會不由自主地嘴角就往上，很快樂的樣子，所以這個其實是有提示作用的。

我們在排練中會有很多理性的思考。我也會告訴我的團員，哪一塊肌肉要打開，怎麽樣唱，怎麽做漸強，怎麽做rubato（彈性速度），但同時要用一種更加貼近他們生活的語言來幫助他們，這樣他們會更好地去理解。當然了，其他團可能就看不懂我這個譜子了。

這種不要臉的精神也體現在我的作品當中，我以前不是這樣寫的，而是遵循著在音樂學院裏麵的一種非常清楚的邏輯。當你有了樂思，那接下來要填充一些和聲。和聲填充完了以後，如果你寫的是人聲作品，你可能要先出一個人聲譜，然後你還要把它變成有配器的，越來越複雜的，包括有無複調的。

這些設計完了以後，能保證你至少達到60分。但這有一個壞處，就是你可能會一直在60分附近徘徊，因為你滿腦子可能還在想我該怎麽細化我的技術。

我突然想起我第一次寫作品是小學三年級的時候，我媽在浴缸裏麵放水，放了大概有五分之一左右，我就迫不及待想進去。一跳進去巨燙無比，我媽放的是幾乎像開水一樣燙的水。

於是我就這樣在裏麵跳，一邊跳一邊唱歌，然後給它取了一個名字，叫《阿西基那溜冰場》。我到現在都不知道這首歌什麽意思，可是直到現在我都能回憶起它來。每當我在做一件別人不能理解的事情的時候，這首歌就會像警報一樣在我腦海裏麵環繞。

這對於我來說是很重要的，它是你創作的第一動力。在我寫的時候，我一定要把這個東西從腦海裏麵搬出來。

歐陽修說“馬上、枕上、廁上”，我把它改成了高鐵上、枕上、廁上。因為那個時候我出差經常坐高鐵。枕上大家很好理解，那廁上呢？我在我們家有一個黃金風水位，我媽拖地的時候經常會看到一個穿著褲子坐在馬桶上的男人，雙眼眺望遠方。

一開始她會被驚嚇到，後來她也習以為常了，問我，在創作啊。我說，對，史詩巨著，請勿打擾。

我以前不在咖啡廳寫作，我覺得著名作家在咖啡廳寫作那些都是騙人的，這麽吵，怎麽會有人去寫作呢？後來我離不開咖啡廳了。

我常去的一家咖啡廳大概就十平米左右，裏麵擠滿了人。有一天中午我想去寫點作品，進去以後隻有一個空位了。我被一群音樂學院的女生環繞，被迫坐在了中間，然後她們就開始聊天了。

我經常提到我的耳朵很厲害，很敏感，聲音一旦響亮了以後，我就會開始躁動。隔壁是一群白領，本來是各自聊各自的，結果一個人說這個明星出軌了，那邊說他又出軌了，兩邊就開始聊。

大家形成了一個非常暢快的聊天環境，我被夾在中間。這個時候我想起我要寫的一首作品叫《渡口》，《白馬村遊記》裏的，本來是非常溫柔的，要等待一個人回來的故事。

後來我突然之間覺得這些人嘴巴張大的樣子很像鬼，然後我就想，要不寫個鬼故事吧。這個時候開始，環境就慢慢慢慢變成了靜音。這些女孩子們非常可愛，我就假想她們是女鬼。

咖啡廳的老板非常非常胖，聲音非常渾厚，他講話是“呃……”，我在想，他應該是劃龍舟的鬼族，他可以“呃……”這樣發號施令。然後我又聽到咖啡渣倒掉的聲音，“砰…砰”的，是很低的聲音。我覺得這應該是龍舟上麵的鼓點，“咚…咚咚咚…咚咚”。

這時候我發現整個環境都變了，然後我就開始笑，很開心。想象中的龍舟就在我眼前劃過，我拿出手機趕緊開始記，把一大堆歌詞記下來。記完了以後，把鬼故事寫完，我站起來跟他們鞠躬說，謝謝。

這些東西其實在慢慢慢慢填充我，也慢慢慢慢地讓團員對我加重了信任，所以我們之間的排練就開始進入正軌。我們的合唱團也發生了一些微妙的變化，所以我想讓大家認識一些人。

下麵要介紹的這位朋友叫許詩雨，我跟他大學二年級一起修一門合唱課，上課這一年，他經常坐我旁邊一起唱歌，然後就再也沒有見過他。五年了，突然有一天他出現在走廊裏麵說，承誌，你現在在幹嗎？我說在排彩虹合唱團，你有興趣來唱歌嗎？他說，有啊。我跟他說了我們每周什麽時候排練。他說，好的好的，我一定來。

當我們都確定了日程以後他跟我講，但是承誌啊，我不認識五線譜啊。我說，你當時不是跟我一起在合唱團裏唱的嗎？他說，我都是聽你唱，我混的。

我趕緊跟他說，詩雨，是這樣的，我看你也是成功人士，你挺忙的，我們每周排練都很辛苦，要不你別來了。他說，沒關係，我每周都能來。他就真的每周都來。

有一天他突然給我發了一條信息說，承誌，我辭職了。我說你辭職幹什麽？他說老板讓我加班，今天晚上有排練，我就不加班了。他現在成為了我們的運營總監，在我們合唱團唱了三年。這是現在的他，可見男生要唱合唱，還是要付出一定的發際線的代價的。

下麵這位朋友，他不一樣，他12歲那年就禿了。2015年的時候，他在布達佩斯李斯特音樂學院讀研究生，學鋼琴的，他是我很多年的好朋友。我跟他講，經緯你有沒有興趣過來當我們的鋼琴伴奏？然後他就從布達佩斯坐飛機到上海來參加排練，很猛。那一年如果不是他這樣遠程人道主義精神支持我們，我們都沒有鋼琴伴奏。

像他這樣的人還有，比如說劉念。劉念是我們團著名的“高鐵俠”，他的頭發是我們當中保存得比較好的。不好意思，其實我應該先講劉念，應該讓你們看到一個頭發漸漸變少的過程。

這位高鐵俠他每周都要從南京坐高鐵到上海來排練，其實也是非常非常辛苦的。除了他以外，還有好多同學和朋友。大家都以為上海彩虹室內合唱團全在上海，其實我們隻是在上海排練而已，我們有南京的、蘇州的、合肥的、杭州的、桐廬的，很多人從天南地北聚到上海排練。

除了這種五湖四海的連接，大家的工作也很不一樣，團員都是利用業餘時間排練。

“變態”其實指的是像我、吳經緯、許詩雨這些，我們有一個族群，我們稱自己為變態。剩下的很多人都有自己的工作，有歌劇演員、醫學翻譯、數據分析師、科學家等等，這些人的連接讓我們變得越來越充實。

大家想，如果這些人都在給我提意見的話，這個意見就不是單純從音樂出發，他們會用自己本行業的思考方式告訴我該怎麽做。比如說我們團有個成員叫嚴實，他之前來過一席，他是人類學博士。他比我早登台大概兩年，在這裏講了很多人類學的知識，所以他每次都會用各種各樣的角度來批判我。

時間過得很快，一年過去了，很快就到了我們約定的時間，到了我在自己心裏麵說的，如果這個團沒有進步，我就去開飯店的時間。2016年1月9號，我很清楚地記得這個日子，當時我們要演《雙城記1》。

上半場跟下半場的曲目都有一些枯燥，我怕觀眾最後有點坐立不安，會睡著，我說那我寫一個返場歌曲好了。寫什麽呢？我突然想到有一段很悲慘的經曆，是跟在寒風中等待一個人有關的，我就把這個丟鑰匙的故事寫了進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