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上朝文網無窮密，魯國春秋一字刪——我被第二次傳喚的經過
餘傑
中國真正開放的標誌是：當在總理記者招待會上有人問溫總理最喜歡看什麽書時，溫總理拿起一本餘傑的《中國影帝溫家寶》說：這本，毫無疑問是這本，它是我的案頭書。
——推友“花花公子”
觀察編按
北京國保警察以在我刊發表文章為由，再次傳喚了我刊長期作者餘傑先生。幾乎與此同時，《觀察》編輯部還收到大陸其它數名作者的反饋，聲言他們也遭到了當地警方不同程度的騷擾。其中甚至有一位作者，隻因兩年前在我刊發表過文章（此後再未在我刊或其它異議刊物發表過文章）而遭警方傳喚盤詰。
我刊編輯部對這種打壓言論自由，恐嚇自由作家的野蠻行徑，表示強烈憤慨，並呼籲中共當局立即停止這種妄圖禁錮思想和言論的倒行逆施，把思想和表達自由無條件還給中國人。
《觀察》文稿，轉載請注明出處
二零一零年七月五日上午十點，派出所老李上午來電話，說下午三點市局的人要約我在小區的警務工作站談話，向我了解一些情況。我回答他說，沒有時間。我確實沒有時間，我正在緊張地修訂《中國影帝溫家寶》一書，大約半個月之後這本書稿就可以殺青了。國保找人喝茶是他們的工作，喝茶的時間他們是有薪水的；而我的時間不能白白被他們浪費，作為公民，有拒絕喝茶的權利。
老李聽到我的“沒有時間”的回答，便不再說什麽了。這與以前他們反複勸說我出去跟他們聊聊天不同。當時，我就有一種來者不善之直覺，這些人大概是不會善罷甘休的。果然，下午四點，我正在修改《取消國保是中國長治久安的第一步》一文，突然聽到門口響起了急促的敲門聲。在一般情況下，若有訪客上門，會先通過對講機，請主人打開樓下的單元門禁，但這一次對講機根本沒有響起，直接就是敲門聲。我從貓眼中一看，果然是一群警察守候在門口。
我打開門，發現門口站著六個人，其中有四個便衣，還有兩個穿警服的。便衣中有一名平時負責跟蹤和監視我的，曾經陪我上書店和圖書館的朝陽區國保王某。其餘幾名，我都沒有見過，一人手持微型攝像機攝像，正對著我攝像。為首一人拿出一張傳喚證來，上麵寫著根據《刑事訴訟法》九十二條第一款，對我進行傳喚。（事後，我查刑事訴訟法第九十二條第一款，該條款規定“對於不需要逮捕、拘留的犯罪嫌疑人，可以傳喚到犯罪嫌疑人所在市、縣內的指定地點或者到他的住處進行訊問，但是應當出示人民檢察院或者公安機關的證明文件。”這一侵犯公民人身自由的惡法，成為國保部門騷擾人權活動人士的法寶之一。二零零四年十二月那次的傳喚，寫明“涉嫌危害國家安全”的罪名，而這一次沒有寫任何理由。）
我告訴他們說，我需要換一件衣服再出門。他們說，他們必須進門來，否則我不能獨自入內換衣服。就這樣，他們一擁而入，在沒有出示搜查證的情形下，非法闖入民宅。於是，我在廁所內換好衣服，並給妻子打了一個電話。在傳喚證上簽名之後，跟隨他們下樓，樓下停著兩輛普通牌照的車輛。他們讓我上了其中的一輛越野車，國保王某驅車，車上還有兩名穿製服的民警。驅車兩分鍾左右，便到了我的戶籍所在地豆各莊派出所。
他們將我帶入一間審訊室。我坐下來以後，便開始低頭默禱：主啊，請賜予我勇氣和智慧，講當講的話，不講不當講的話，勝過黑暗和邪惡的勢力。主啊，我的一切都在你的掌管之下，若不是你的許可，一根頭發都不會落下。主啊，你讓我在這逼迫患難中更加與你接近，單單地來仰望和依靠你。主啊，你說過，那殺死人的身體不能殺死人的靈魂的，不要怕他。簡短的禱告之後，我的心情逐漸平靜下來。
這時候，坐在主審位置上的中年男子開始說話了。此人年紀大致與我相當，體型偏胖、身穿黑衣，像北方人的模樣。他首先自我介紹說，我姓朱，你應當知道我是誰了吧。你的很多朋友我都熟悉。我多年前就關注你的情況，在這個世界上，關於你的資料，我這裏可能是最多的。之前我們都知道有對方的存在，今天總算是見麵了，很遺憾以這種方式我們才有機會聊聊。聽說你對我有很多不好的看法。
我說，這些年來你做的若幹事情，包括你們這個部門做的若幹事情，是好事嗎？能夠讓人產生好的看法嗎？我此前多次與你的手下說，讓那個姓朱的直接來找我，不要去騷擾我的朋友。我當然知道你將我作為研究對象，到我年老的時候，如果要寫自傳了，我就去查這些資料。不過，我相信，那個時候這些資料已經不由你控製了，就像東德等國家一樣，當事人可以去檔案館自由查閱。
國保朱說，既然你說願意跟我見麵，那麽上午我們約你見麵聊聊，你為什麽說沒有時間，讓我們隻能用這種辦法才能請你出來？
我說，給我打電話的派出所的老李又沒有說是你要見我，他如果說是一個姓朱的找我，說不定我會願意談談。另外，你們應當提前預約，不能上午打來電話說，下午要跟你見麵。我要在時間上作安排。今天你們的這種做法，無非是想給我一個下馬威，這恐嚇不倒我。這種方式隻能表明你們的愚蠢，你們故意製造對中國政府的形象不利的新聞事件，你們以破壞中國的國際形象為榮。我是個好安靜的人，通常在家裏一個人寫作，一般不會主動去聯係媒體，也不喜歡成為新聞事件的主人公。你們就是天下本無事，庸人自擾之，你們這個部門的所作所為表明，你們才是這個社會最不穩定的因素。
國保朱說，看來你對我和我們部門有太的成見。在我們以後的交往中，希望能夠消除這些成見。
我說，請給我一杯水。
結果，他們派了一個人跑到外邊去買來幾瓶冰凍的農夫山泉回來，正是我平時喜歡喝的牌子的礦泉水。
我說，其實倒一杯派出所的飲水機裏的水就可以了。
旁邊一名國保說，天氣熱，要喝冰一些的水。派出所的辦公條件有限，他們的水不太冰。
按照一般的傳喚的程序，坐在國保朱旁邊的那名筆錄者首先詢問我的一些情況。整個過程，一台微型攝影機一直對著我攝影。國保朱和負責筆錄者均點燃香煙吸起來。
我看到牆上有一個醒目的指示牌，上麵寫著：室內禁止吸煙。我便對他們說，我說你們這個部門素質低，你們不服氣，這裏明明寫著禁止吸煙，你們仍然不顧禁令隨意吸煙，你們這不是在執法犯法嗎。
國保朱說，沒有看見這個牌子，對不起。雖然他道歉了，但兩人並沒有停止吸煙。我已經盡了告知的義務，卻無法製止他們繼續吸煙。此後的幾個小時裏，此二人一直在吸煙。在場的其他兩名國保沒有吸煙。
國保朱說，最近你在推特上很活躍啊。不過，你在排行榜上的排名也不太高啊。
我說，你也在上麵潛水吧，我的言論不僅是給推友們看的，也是給你們這樣的人看到的，我沒有任何秘密可言。我不喜歡發表驚世駭俗的話提高排名，有一些知己就夠了，不在於數量。
國保朱說，那我們進入正題吧，先談談這篇文章，你看看是不是你寫的。他拿出一大疊打印的稿件來，將其中一篇遞給我。
我一看，是我寫的《中共是個隱蔽的塔利班》一文，是今年四月二十三日在《觀察》網站上發表的。打印稿上注明了發表的網站和時間。
國保朱說，這篇文章是你寫的吧？
我說，當然是我寫的，我的文章都是真名發表的，我從來不發表匿名的文章，我對我的每一篇文章負責。
國保朱說，你看這一句“中共的黨魁們不僅荼毒國內億萬民眾，更試圖將共產暴政推廣至全球。”這裏的“黨魁”指的是誰？“暴政”又是什麽意思？
我說，黨魁就是黨的主席或總書記，從毛澤東到胡錦濤都是黨魁；暴政還不簡單，毛時代大饑荒餓死數千萬人，從反右到文革等政治運動，無數家庭家破人亡，鄧時代 “六四”開槍殺人，一直到今天那麽多孩子在地震中死於豆腐渣校舍、毒奶粉、毒疫苗，不是暴政又是什麽？還有中共在西藏、新疆開槍殺人。
另一名一直沉默的國保似乎被激怒了，他反駁我說，你就沒有看到維族人屠殺漢族平民嗎？作為政府，有必要派遣軍隊和警察維持秩序，保護人民的生命財產的安全。
我回答說，我沒有否定存在維族暴徒殺害漢族平民的事實，但當局以暴易暴解決不了問題，最大的暴力掌握在政府手中，政府要謹慎使用。再次，為什麽會有這樣的種族衝突事件，是因為當局的民族政策有嚴重失誤。（當時我並未想到今天就是“七·五”事件一周年的紀念日。）
國保朱說，下一句“毛太祖曾雲，革命的第一要務，便是認清誰是朋友，誰是敵人。”毛太祖是誰？
我說，毛澤東。
國保朱問，為什麽要用“毛太祖”這種說法？
我說，毛就是一個專製帝王，毛自己還說他比秦始皇厲害幾百倍。毛是開國之君，古代開國之君就叫“太祖”。
國保朱又問，你再看這一句——“我在電視上看到王光亞舉手投反對票的醜陋一幕。這是大獨裁者對小獨裁者的支持，曆史將牢牢記載這一刻”，這裏的“大獨裁者”和“小獨裁者”分別指誰？你為什麽認為隻要中國擔任聯合國常任理事國，就阻礙了聯合國發揮和平與正義的功能？
我說，大獨裁者就是中共當局，小獨裁者就是緬甸軍政權、北韓金正日政權等等。中國在聯合國的投票記錄很清楚，通常都是支持國際社會為之不齒的流氓國家。
國保朱又問，你說 “中共在非洲推行‘新殖民主義’的說法並非空穴來風——中共在非洲越活躍，其獨裁政體和獨裁思維就會越深重地毒害非洲諸國，使其離民主自由價值越來越遠。”你有什麽依據這樣說？
我說，中共在非洲掠奪資源，支持獨裁政權，是眾所周知的。即便是國內的媒體，也曾經報道過。非洲國家的勞工對中資企業有諸多不滿，多次罷工抗議等等。中國人在當地並不受歡迎。還有，如果不是中共的支持，非洲的很多獨裁政權早就垮台了，如蘇丹。
國保朱問，那你寫這篇文章是什麽目的？
我說，我認為中國的外交政策存在嚴重的錯誤。首先是支持那些流氓國家、那些涉嫌恐怖主義活動的國家，使得中國在國際上聲名狼藉，嚴重損害了中國的國際形象。其次，巨額的外援經費根本沒有經過人大的批準，也沒有經過納稅人的同意，如今不是說財政公開嗎，我希望當局也公開這一部分，讓外援告別“秘密”的狀態。
談完這篇文章，國保朱又拿出另外一篇文章交到我的手中，我一看，是《“大國崛起”的迷夢幾時方休？》一文，四月十三日發表在《觀察》網站上。我很奇怪他們為什麽選擇這兩篇文章來重點討論，其實這兩篇文章並不是我的力作。
國保朱說，你在文章中寫道：“近年來，在中共的煽動下，中國的民族主義思潮此起彼伏，這是當局企圖將國內矛盾往外引導的毒計。”為什麽用“毒計”這個詞語？
我說，如果你看不懂，請自己去查現代漢語詞典。我不是語文老師，要這樣逐字逐句地解釋給你聽。此前我不是說過了嗎，我接觸過的國安係統的人，很多都是名牌大學畢業的，從來沒有向我提過此類比較低級的問題，你們該好好向他們學習，提高一下文化修養。
國保朱說，“毒計”是一個貶義詞吧？
我說，當然是一個貶義詞。
國保朱說，那你憑什麽說民族主義是政府煽動的呢？你說政府在背後煽動民族主義，難道中國人沒有權利反對日本侵占我領土釣魚島、中國人沒有權利反對日本首相和官員參拜靖國神社嗎？
我說，中日問題我比你更有發言權，我作過長期的研究，出版過兩本書，你不是說最了解我嗎，你難道沒有看過嗎？中國人當然有權批評日本的某些做法，但首先要反對的是讚美日本人、說日本人侵略中國幫助他奪取政權的毛澤東，毛澤東的原話，你在毛的文集中可以找到。其次，愛國主義需要理性，砸日餐廳和日本品牌的汽車不是愛國，在全球化的今天，很難說那些產品是日本產的，還是中國產的，抵製日貨的時代已經過去了。這些行動根本對日本造不成傷害，反倒傷害了中國人自己。據我的觀察，二零零四年中國的反日活動，背後就是政府操縱，是企圖轉移國內矛盾，是將日本當作一個“公共汙水溝”。
國保朱說，那是學生的愛國熱情，怎麽能說是政府策劃的呢？
我說，中國不是有一部《遊行示威法》嗎，任何遊行示威都需要提前申請，到公安部門拿到批文之後才能實施。如果我去申請，能夠批準嗎？
國保朱：批不批準那是公安部門的決定，你可以去申請啊。
我說，那天學生一下子就起來了，有去申請過嗎？據我掌握的信息，他們沒有去申請過。那麽，這難道不是非法活動嗎？為什麽政府縱容此非法活動呢？為什麽明知該活動非法，政府也要出動大巴車運送學生去日本使館抗議？
國保朱說，你有什麽證據證明這些車輛是政府提供而不是學生自己找的呢？
我說，我有一個在北大念書的師弟告訴我說，當時是校方安排的車輛。
國保朱說，校方難道就是政府嗎？你這個看法太主觀臆斷了。
我說，校方當然是政府的一部分了，北大校長是副部級，北大黨委書記是中央候補委員，哪個學校不在黨和政府的管轄下？不懂中國國情的是你。還有，當時學生向日本使館扔磚頭等等，在場的警察全都袖手旁觀，根本不去製止。
國保朱說，不是警察不製止，是當年到日本使館抗議的學生太多，警察的人數有限，根本管不過來。
我說，你們如果想管，哪有管不過來的，當年“六四”時候，人更多，幾百萬人在北京的街頭，一開槍，不就解決了嗎？
國保朱又問，好，接著看下麵的內容，你的這句說，“所謂‘建國大業’，不過是更加殘忍的斧頭幫（共產黨）戰勝了殘忍程度稍遜一籌的斧頭幫（國民黨）。正如法學家蕭瀚概括的那樣：最基本的中國特色即斧頭幫精神——‘試看中國四千年，從商湯到最近的斧頭幫，哪個政權不是用斧頭砍出來的？’”這裏的“斧頭幫”是什麽意思？
我實在忍無可忍了，對他說，這樣談下去，三天三夜都談不完，斧頭幫就是斧頭幫，這是蕭瀚提出來的一個概念，我非常讚同，斧頭幫是靠暴力奪取政權的黑社會組織。你去看看周星馳的電影《功夫》吧，裏麵就有一個斧頭幫。我的文章擺在這裏，你自己看，自己領會，看不懂我也沒有辦法，你自己去請家教，我沒法這樣一點一點地跟你解釋。
國保朱說，我們就是水平低，你是北大碩士，文化程度高嘛。你的文章常常寫得很長，有時候看完一篇要花好長時間，還看不出你的中心思想是什麽。以後多寫短文吧，這樣我們容易看懂。
我說，我的定位是，讓受過高中以上教育的讀者都能看懂我的文章。你看不懂，說明你的文化程度在高中一下。你自己去補課。我還就喜歡寫長文。寫文章總比讀文章累吧，我寫文章都不嫌累，你讀文章還嫌累。那你申請換一份工作吧，做這樣的工作沒有成就感和尊嚴感，這是一份髒活，到其他部門去待遇還能好些。
國保朱做出一副為難狀說，換工作可不是你想的那麽容易。
談完這兩篇文章，國保朱讓我在兩篇文章的每一頁都簽上名字，並按上手印。這個程序與我五年多之前第一次被傳訊的時候一模一樣。那次他們拿出來的文章有十餘篇之多，這次卻隻有兩篇。不過，我看到在國保主手中還有其他多篇文章。
其間，我問國保朱說，大概還要談多長時間，晚上我要給孩子做飯，如果時間還需要比較長，我是否可以發個短信告訴妻子，讓她早點回家。
國保朱說，還需要一段時間，大概你是不能按時回家吃晚飯了。你可以給妻子發個短信。
於是，我拿出手機來（此前，他們要求我在談話期間關閉手機），給妻子發了一個短信。
國保朱說，文章的事情就先談到這裏，其他的下次再談。下麵談談你最近的寫作情況和計劃要出版的書。
我說，我和王怡合作的基督徒的訪談有兩卷，題目分別是《一生一世的仰望》和《我有翅膀如鴿子》，以及我的一本關於中國信仰複興與社會轉型的文集《誰為神州理舊疆》，都即將在台灣雅歌出版社出版，整個過程我在電郵中都談到了，你們進入我的電郵信箱什麽看到了。另外，還有一本討論蘇聯解體的《泥足巨人》，將在台灣允晨出版社出版。我書都現在隻能在香港或者台灣出版。
國保朱說，你的文章都不能在國內公開發表，你自己想過這是為什麽嗎？
我說，你是做這個工作的，你應當知道是什麽原因。你問這個問題，顯示你好像是第一天到中國旅遊的外國遊客一樣。說到底，就是中國政府沒有接受批評意見的胸襟，中國沒有基本的言論自由和新聞出版自由。
國保朱說，還有一本《中國影帝溫家寶》吧，你在推特上說最近要在香港出版，大約什麽時候寫完，什麽時候出版，在什麽出版社出版？
我說，最近一個月內完成，兩三個月後出版。出版社還沒有確定。
國保朱說，是誰寫序言？
我說，是王怡的文章作為序言，是那篇《寫給溫家寶的福音單張》。
國保朱說，王怡同意了嗎？
我說，王怡當然同意了。
國保朱問，這本書的主要內容是否可以介紹一下？
我說，主要是對溫家寶當總理以來的政策做一些批評，焦點是他在政治體製改革方麵沒有什麽作為，浪費了曆史給他的機遇。
國保朱問，這本書主要有幾個章節呢？
我說，比如，有對溫家寶的經濟政策的批評，外交政策的批評，文化和教育政策的批評，對他在救災中的表現的批評，對他縱容你們這個部門破壞中國法治環境的批評等等。大致分這麽幾個部分。國保的作為，我將聯係自己這幾年的親身遭遇專門寫一章。這幾年，一到所謂的敏感時刻，你們就派人到我門口，出門做你們的車，你們覺得有意義嗎？不是浪費國家資源嗎？我去書店和圖書館也要跟著，有必要嗎？
這是，旁邊的國保王插話說，陪你去圖書館很好啊，我還可以讀讀書，學到不少知識。
我說，你們這樣做就是違法的，此前的一名姓趙的國保自己就說，這樣做是沒有法律依據的，但這是上級的命令，不得不執行。
國保朱說，他真的那樣說過嗎，那他的業務素質太差了。
我說，難道不是非法嗎，你們拿得出什麽法律依據來？
國保朱說，政法口不是歸周永康管嗎，你什麽要批評溫家寶呢？
我說，這個問題推特上早就有人提出來過了，我的看法是，公安部是國務院下麵的部委，溫家寶管理公安部責無旁貸。當然，我也批評國周永康。
國保朱問，黨和國家的領導人那麽多，政治局常委就有九個人，你為什麽單單要批評溫家寶呢？
我說，去年我已經出版了《劉曉波與胡錦濤的對峙》一書，是批評第一號人物的；批評完第一號人物，當然接著就是批評第二號人物了。這是水到渠成的事情。我多次說，我批評溫，既是針對他這個人的，更是針對他的總理的職務的。
國保朱問，那麽你接下來還會批評第三號人物，第四號人物嗎？比如習近平？
我說，習近平我也批評過，至於是否專門寫一本書來批評其他的人，那要看我的時間安排了。
國保朱說，你認為溫家寶不推動政治體製改革是他的失誤，那麽你認為中國應當如何進行政治體製改革呢？
我說，太簡單了，比如，開放報禁，實現新聞出版自由；實現宗教信仰自由；啟動選舉；實行兩黨製（我認為兩黨製比多黨製好）；司法獨立等等。政治體製改革沒有那麽複雜。再比如，黨內民主總可以推進吧，像越南那樣由兩個人出來選總書記，政治局成員是不是也可以實行兩選一？
國保朱說，這些還是太虛，不具備可操作性。
我說，那就按照《零八憲章》的思路來做，這個文本你一定很熟悉吧。《零八憲章》中的十九條建議就是政治體製改革的綱領。早改革比晚改革好。
國保朱說，《零八憲章》的內容不符合中國的現實。
我說，那麽，你認為中國的現實是什麽？我覺得，你這是一種“逆向種族歧視”的思維方式，難道你認為中國人就低人一等，不配享有民主自由嗎？就是溫家寶也承認有“普世價值”，你比溫家寶還不如，真要好好學習一下他的講話，提高一下政治素質。
國保說，不能將西方的那一套照搬到中國來。溫家寶的普世價值絕對跟你們的《零八憲章》的內涵不同，你要是連這點都弄不清，你的智商就有問題。
我說，你們信奉的馬克思主義不就是從西方搬過來的嗎，你們隻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我不跟你辯論，有什麽問題你可以問，我談我我觀點，你盡量不要反駁我。我隻談我的文章，關於其他人和其他的事情，我不會回答。
國保朱說，你把劉曉波當作大哥吧？你為他寫了很多文章。
我說，我的文章中不是寫了嗎，共產黨才是黑社會、斧頭幫，我和劉曉波是道義相交，不存在你說的大哥和小弟的關係，劉曉波是我的良師益友。
國保朱說，劉曉波的下場在眼前，你看，那些西方國家誰也幫不了他。
我說，我認為，在當代中國的曆史上，劉曉波將是這個民族無可比擬的偉人。
國保說，你有妻子和孩子，不要站在黨在政府的對立麵，當走到劉曉波那一步的時候，想回頭都來不及了。
我說，你也有妻子和孩子，終有一天，你的妻子和孩子將為你的這些惡行而感到恥辱。在我的有生之年……
國保朱說，是的，在你的有生之年，你在好幾篇文章中都這樣說過。
我說，在我的有生之年，必定能夠看到對你們的審判，不過我會以受害人之一的身份請求法庭赦免你。當然，法庭是否采納我就不知道了。
國保朱說，你這樣說，以後你當權了，我還得求你放我一馬？
我說，不是求我放你一馬，我也沒有權力放你一馬。我不會當權的，我永遠是一個批判型的知識分子，我對任何權力都敬而遠之。我剛才隻是說，我願意原諒你對我做的那些惡事，即便你不認罪悔改。
國保朱說，我要提醒你，你不要被某些反華勢力利用了。你看，美國奧巴馬上台之後，美國使館也不跟你們接觸了，美國是靠不住的。你批評奧巴馬，不就是因為他沒有像布什那樣接見你嗎？
我說，我是獨立知識分子，不受任何勢力的利用。我批評共產黨，不是因為有美國保護我，我才敢批評，美國的政策如何，並不會改變我對共產黨的批評態度。你研究我的文章就可以看到，奧巴馬上台之後，他不關心中國的人權問題，但我對中共當局的批評並沒有減弱。其次，我批評奧巴馬，不是因為他沒有見我，我從未主動要求與這些政治人物見麵。那次與布什的會麵，我們事先並不知情。如今，我批評奧巴馬，是因為我的政治立場是鐵杆的共和黨人。不說奧巴馬的對華政策，就是他的國內政策，我也相當不同意，如果我是一名美國的知識分子，我將比批評溫家寶還要尖銳地批評奧巴馬。
國保朱說，你想像中的民主自由就是美國那樣的吧。你那麽熱愛美國，認為那裏有民主和自由，幹脆到美國去生活得了。
我說，我就是要生活在中國，這說明我比你更愛國，無論這裏的環境如何惡劣，我就是要在這裏生活、觀察和寫作，努力推動中國的進步。
國保朱說，你說我們被洗腦了，我認為你們被西方敵對勢力洗腦了。
我說，你當然可以這樣認為，我也不想說服你，正如你也不要試圖說服我。
國保朱問，這本書大概會發行多少冊？
我說，兩千冊左右吧，我在香港和台灣的出版的書，大都是這個發行量，那邊看書的人本來就不多，關心大陸問題的人更少。
國保朱說，原來這麽少啊。
我說，現在經過你們幫助宣傳，很多海外媒體報道，可能就會多一點了。
國保朱說，那麽你寫書也掙不了太多錢啊，一本書也沒有多少稿費吧？
我說，我不是為了錢，如果為了錢，成為餘秋雨那樣的禦用文人，還不腰纏萬貫。我現在寫一本書也就幾千元的稿費，但對我來說，錢夠用就可以了。
國保朱說，你認為你當暢銷書作家會超過餘秋雨？
我說，文章的價值不是根據暢銷的程度來衡量的。
國保朱說，關於溫家寶的這本書，我勸你還是不要出版，否則後果自負。
我說，批評作為總理的溫家寶，是每一個公民的言論自由的一部分，我認為，我對他的批評在憲法和法律保障的範圍之內。如果我批評溫家寶，涉嫌對他的誹謗，損害了他的名譽，他個人可以撰文反駁，或者用法律手段處理，將我告上法庭。
國保朱說，溫家寶不是一個普通公民，而是國家領導人，批評溫家寶，發表不負責任的言論，引用道聽途說的信息，可能涉嫌危害國家安全，損害國家利益，要付嚴重的刑事責任。這就不是溫家寶來自己起訴你的問題了，而是你要承擔刑事責任的問題了。關於這一點，最高法院的一條司法解釋說得很清楚，我相信你不會不知道。
我說，我願意為我的每一篇文章負責，我仍然會在香港出版這本書，任何機構和任何人都不能阻止這本書的出版。你們要言論治罪的話，是你們的事情。你們對劉曉波因言治罪，判決書中引用的六篇文章的觀點，在我的許多文章中都可以找到，即便我不出這本書，你們隨時可以像對待劉曉波那樣對待我。
國保朱說，你知道就好，繼續往前走很危險。
我說，像劉曉波那樣生活和寫作是我的榮耀。
國保朱說，好，你的這一表態讓我很佩服，你至少不像某些人那樣，一遇到壓力就變成軟蛋。但我感覺你是一個相當固執和主觀的文人。
我說，每一個人都是主觀的，我發表的是我自己的看法，從來不代表任何群體。
國保說，你想過沒有，你有很大的影響力，很多人看了你的文章之後，可能往壞的方向發展。你必須承擔責任。我給你一個建議，你應當在掌握了充分的證據之後再發表意見，有很多人認為你是一個純粹的“罵客”，不作建設性的工作，你也可以考慮改善一下自己的形象。
我說，首先，壟斷證據和信息的當局，我倒是希望當局公開更多的資訊，供所有公民來使用和分析並形成自己的判斷。其次，除了批評之外，我也在做若幹具有建設性的工作，我寫了那麽多文章，批評隻是其中的一部分，而不是全部。我不是所謂的“持不同政見者”，而是“持自己政見者”。前者是以中共的立場為標準，後者是以自己的立場為標準。對我來說，跟中共同或不同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表達的是不是“我”的觀點。並不是我的所有觀點都跟中國當局“不同”。我的觀點從來不隨大流，都是我經過獨立思考之後形成的，我也不是誰是跟共產黨作對就支持誰。比如，我對楊佳案的看法就與那些激進人士不同，有人說，隻要是警察就該殺，我認為那些被楊佳殺死的警察是無辜者。所以，有一天民眾拿石頭來砸你們的時候，我願意來保護你們。
國保朱說，再談談教會的問題，我給你第二個建議，不要利用政教搞政治。這種做法會帶來嚴重的後果。
我說，我建議你不要評判別人的信仰，這是每個人跟上帝之間的關係，隻有上帝才能評判。我知道此前你對方舟教會的牧師和同工有過多次很過分的騷擾，我今天正式跟你說，以後關於我個人的事情，你直接來找我談，不要去騷擾教會的會友。你常常對我們教會的會友以及其他教會的人士說，餘傑不是基督徒。你的這種離間的做法不會有任何的效果。我們在主裏是合一的。如果你繼續騷擾我們的會友，我隻能公布的名字和電話，並呼籲網友對你進行人肉搜索。
國保朱說，我是做這份工作的，我不怕你這樣做。當然，你也要付出響應的代價。我跟你們的牧師沈權和教友老徐談，他們都還挺維護你的嘛。你對宗教與政治之間的關係是什麽看法？
我說，我堅持政教分離的原則，我從不在教會中宣講自己的政治觀點，我們的很多會友都是單純的信仰者，對政治不感興趣。我在外麵的發言，也從來沒有說過是代表方舟教會的。
國保朱說，你所宣揚的基督徒的文化使命和社會使命不就包括了從事政治活動嗎？
我說，基督徒個人當然有權參與政治活動，基督徒也是公民。政治是一種公共生活，一種權力分配，政治不是共產黨壟斷的專利。
國保朱說，不管怎麽說，根據宗教事務條例，你們目前的存在方式就是非法的，你們沒有去登記。
我說，該條例是法規，不是法律，沒有經過人大的審批。所以，你可以說我們違規，不能說我們違法。對我們來說，我們首先尊崇聖經的教導，然後尊重憲法，憲法中有保障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的條款，我們遵守憲法，而不承認與憲法相違背的下位法和政府部門的法規。
另外，為登記製造障礙的，正是政府部門。我們不反對符合聖經原則和憲法原則的登記。
國保朱說，聖經中不是說要順從掌權者嗎？作為基督徒，你難道不願不遵守這句話嗎？
我說，看來，你還讀過聖經，或者你就隻知道這一句經文。我專門寫過一篇文章討論這個問題。聖經是整全性的真理，不能斷章取義。這句話要放在整本聖經中來領會，與“順從神，不順從人，是應當的”和“上帝的歸上帝，愷撒的歸愷撒”等觀點聯係在一起。所以，當一個政權侵犯我們的信仰自由的時候，我們就有權批評和反對它。
國保朱說，我希望你們不要讓外國人來參加聚會，包括香港、台灣和海外的牧師，否則我肯定要關注的，後果也是由你們直接承擔。
我說，教會按照教會的原則存在和治理，你無權對教會提出什麽要求。羅馬帝國以來，兩千年來多少強權迫害教會，教會依然存在至今，而那些強權全都灰飛煙滅了。
國保朱，最後談一點，你對獨立中文筆會的看法。
我說，我已經任滿了副會長和理事，兩年前就是一名普通會員了，不在其位，不謀其政，現在的情況如何，我不知道。我當然認同筆會捍衛作家的言論自由的宗旨。
國保朱，那你也交會費吧。
我說，我當然交了會費，這是會員的義務。
國保朱說，你自己的書，你那裏都還有多餘的吧，能不能送我幾本，我也好好學習學習。
我說，我不送書給警察，你自己去香港買吧。以後你不作這個職業了，也許我會送給你讀的。
國保朱說，我們工資不多，香港的書也太貴，買不起，何況我們去香港也不容易。
我說，你們這個部門經費很多，可以去報銷啊，這是辦案經費的一部分嘛。還有，北京海關扣留了那麽多我的書，他們的扣押行動都是你們指使的，你們去海關取來讀啊。
國保朱說，我們這個部門不是你想像那樣，有那麽大的權力，海關也不是聽我們的指揮。
我說，今天的這個局麵，不正說明你們可以為所欲為嗎？
國保朱說，今天就談到這裏吧。來日方長，雖然你不願與我們見麵，但今後見麵是不可避免的。我也希望以後不要用這種方式了。我們也在改進工作方法，我們一直在探索如何與異議分子溝通，從西單民主牆到八九，再到現在，這些年來我們的變化也很大。所以，你這方麵也要有所變化。
我說，這是我今天聽到的唯一我可以部分接受的話。我自己當然有存在可以改進的地方，我並不認為我的每一篇文章都完美無缺，每一個觀點都正確無誤，我的文章都可以作修訂。另外，我從來不將你們當作敵人，你們隻是專製機器上的螺絲釘，我的原則是，盡量不與你們發生激烈衝突。不過，你們也不要有將小事化大、邀功請賞的想法，如果想靠整我來升官，那我們隻能發生激烈衝突。
國保朱說，我是不會靠你來升官發財的。但是，北京這塊地麵上是我們說了算，如果你好好配合我的工作，你的日子就會比較好過，甚至有機會公開發表文章。
我說，我不會配合你的工作，我認為你的工作是非正義的，我隻服從聖經的真理和憲法的條文。
晚上八點半，我在筆錄上簽字畫押完畢之後，與國保朱握手告別。另一名王姓國保驅車送我回到家中。
晚上，若幹媒體來電訪問。兩天內，路透社、美聯社、法新社、共同社、紐約時報、英國廣播公司、自由亞洲電台、德國之聲、美國之音、德國世界報、法國國際廣播電台、產經新聞、澳大利亞電台、瑞士電視台、南華早報、明報、蘋果日報、中國時報、台灣中央廣播電台等媒體均對此事作了詳細報道。
國保朱先生的如意算盤打錯了。每當受到國保的一次嚴重騷擾，我就會寫更多的文章批判專製製度。這群國保對刺激我的寫作能力可謂功不可沒。而此次傳喚事件，也讓更多的媒體和讀者關注到《中國影帝溫家寶》一書。國保的做法，不是幫我做免費的廣告又是什麽呢？
沒有任何黑暗的勢力可以真正實現“防民之口，如同防川”。在結束這篇文章的時候，我想起了《左傳》中的一個典故來，如今中共大大追捧國學，溫家寶也喜歡引用中國古代的經典。那麽，我就以這段故事來結束這篇用好友徐晉如多年前贈我詩句作題目的文章吧：
魯襄公二十五年，齊國的太史伯直書“崔杼弑其君”，崔杼命令太史伯改過來，不要太直露，伯堅持不改，結果被殺死。又換其弟為太史仲，還是不肯改用曲筆，又被殺死。後來又換了一個弟弟為太史叔，還是不願意改，仍被殺死。
最後又換了最小的弟弟為太史季。季又書，杼執其簡謂季曰：“汝三兄皆死，汝獨不愛性命乎，若更其語，當免汝。”季對曰：“據事直書，史氏之職也。失職而生，不如死。昔趙穿弑晉靈公，太史董狐以趙盾位為正卿，不能討賊，書曰：‘趙盾弑其君夷皋。’盾不為怪，知史職不可廢也。某即不書，天下必有書之者，不書不足以蓋相國之醜，而徒貽識者之笑，某是以不愛其死，惟相國裁之！”崔杼歎曰：“吾懼社稷之隕，不得已而為此，雖直書，人必諒我。”乃擲簡還季。
季捧簡而出，將至史館，遇南史氏方來，季問其故，南史氏曰：“聞汝兄弟俱死，恐遂沒夏五月乙亥之事，吾是以執簡而來也！”季以所書簡示之，南史氏乃辭去。
二零一零年七月七日，“七七事變”中國國恥日
北京家中
餘傑
中國真正開放的標誌是：當在總理記者招待會上有人問溫總理最喜歡看什麽書時，溫總理拿起一本餘傑的《中國影帝溫家寶》說：這本，毫無疑問是這本，它是我的案頭書。
——推友“花花公子”
觀察編按
北京國保警察以在我刊發表文章為由，再次傳喚了我刊長期作者餘傑先生。幾乎與此同時，《觀察》編輯部還收到大陸其它數名作者的反饋，聲言他們也遭到了當地警方不同程度的騷擾。其中甚至有一位作者，隻因兩年前在我刊發表過文章（此後再未在我刊或其它異議刊物發表過文章）而遭警方傳喚盤詰。
我刊編輯部對這種打壓言論自由，恐嚇自由作家的野蠻行徑，表示強烈憤慨，並呼籲中共當局立即停止這種妄圖禁錮思想和言論的倒行逆施，把思想和表達自由無條件還給中國人。
《觀察》文稿，轉載請注明出處
二零一零年七月五日上午十點，派出所老李上午來電話，說下午三點市局的人要約我在小區的警務工作站談話，向我了解一些情況。我回答他說，沒有時間。我確實沒有時間，我正在緊張地修訂《中國影帝溫家寶》一書，大約半個月之後這本書稿就可以殺青了。國保找人喝茶是他們的工作，喝茶的時間他們是有薪水的；而我的時間不能白白被他們浪費，作為公民，有拒絕喝茶的權利。
老李聽到我的“沒有時間”的回答，便不再說什麽了。這與以前他們反複勸說我出去跟他們聊聊天不同。當時，我就有一種來者不善之直覺，這些人大概是不會善罷甘休的。果然，下午四點，我正在修改《取消國保是中國長治久安的第一步》一文，突然聽到門口響起了急促的敲門聲。在一般情況下，若有訪客上門，會先通過對講機，請主人打開樓下的單元門禁，但這一次對講機根本沒有響起，直接就是敲門聲。我從貓眼中一看，果然是一群警察守候在門口。
我打開門，發現門口站著六個人，其中有四個便衣，還有兩個穿警服的。便衣中有一名平時負責跟蹤和監視我的，曾經陪我上書店和圖書館的朝陽區國保王某。其餘幾名，我都沒有見過，一人手持微型攝像機攝像，正對著我攝像。為首一人拿出一張傳喚證來，上麵寫著根據《刑事訴訟法》九十二條第一款，對我進行傳喚。（事後，我查刑事訴訟法第九十二條第一款，該條款規定“對於不需要逮捕、拘留的犯罪嫌疑人，可以傳喚到犯罪嫌疑人所在市、縣內的指定地點或者到他的住處進行訊問，但是應當出示人民檢察院或者公安機關的證明文件。”這一侵犯公民人身自由的惡法，成為國保部門騷擾人權活動人士的法寶之一。二零零四年十二月那次的傳喚，寫明“涉嫌危害國家安全”的罪名，而這一次沒有寫任何理由。）
我告訴他們說，我需要換一件衣服再出門。他們說，他們必須進門來，否則我不能獨自入內換衣服。就這樣，他們一擁而入，在沒有出示搜查證的情形下，非法闖入民宅。於是，我在廁所內換好衣服，並給妻子打了一個電話。在傳喚證上簽名之後，跟隨他們下樓，樓下停著兩輛普通牌照的車輛。他們讓我上了其中的一輛越野車，國保王某驅車，車上還有兩名穿製服的民警。驅車兩分鍾左右，便到了我的戶籍所在地豆各莊派出所。
他們將我帶入一間審訊室。我坐下來以後，便開始低頭默禱：主啊，請賜予我勇氣和智慧，講當講的話，不講不當講的話，勝過黑暗和邪惡的勢力。主啊，我的一切都在你的掌管之下，若不是你的許可，一根頭發都不會落下。主啊，你讓我在這逼迫患難中更加與你接近，單單地來仰望和依靠你。主啊，你說過，那殺死人的身體不能殺死人的靈魂的，不要怕他。簡短的禱告之後，我的心情逐漸平靜下來。
這時候，坐在主審位置上的中年男子開始說話了。此人年紀大致與我相當，體型偏胖、身穿黑衣，像北方人的模樣。他首先自我介紹說，我姓朱，你應當知道我是誰了吧。你的很多朋友我都熟悉。我多年前就關注你的情況，在這個世界上，關於你的資料，我這裏可能是最多的。之前我們都知道有對方的存在，今天總算是見麵了，很遺憾以這種方式我們才有機會聊聊。聽說你對我有很多不好的看法。
我說，這些年來你做的若幹事情，包括你們這個部門做的若幹事情，是好事嗎？能夠讓人產生好的看法嗎？我此前多次與你的手下說，讓那個姓朱的直接來找我，不要去騷擾我的朋友。我當然知道你將我作為研究對象，到我年老的時候，如果要寫自傳了，我就去查這些資料。不過，我相信，那個時候這些資料已經不由你控製了，就像東德等國家一樣，當事人可以去檔案館自由查閱。
國保朱說，既然你說願意跟我見麵，那麽上午我們約你見麵聊聊，你為什麽說沒有時間，讓我們隻能用這種辦法才能請你出來？
我說，給我打電話的派出所的老李又沒有說是你要見我，他如果說是一個姓朱的找我，說不定我會願意談談。另外，你們應當提前預約，不能上午打來電話說，下午要跟你見麵。我要在時間上作安排。今天你們的這種做法，無非是想給我一個下馬威，這恐嚇不倒我。這種方式隻能表明你們的愚蠢，你們故意製造對中國政府的形象不利的新聞事件，你們以破壞中國的國際形象為榮。我是個好安靜的人，通常在家裏一個人寫作，一般不會主動去聯係媒體，也不喜歡成為新聞事件的主人公。你們就是天下本無事，庸人自擾之，你們這個部門的所作所為表明，你們才是這個社會最不穩定的因素。
國保朱說，看來你對我和我們部門有太的成見。在我們以後的交往中，希望能夠消除這些成見。
我說，請給我一杯水。
結果，他們派了一個人跑到外邊去買來幾瓶冰凍的農夫山泉回來，正是我平時喜歡喝的牌子的礦泉水。
我說，其實倒一杯派出所的飲水機裏的水就可以了。
旁邊一名國保說，天氣熱，要喝冰一些的水。派出所的辦公條件有限，他們的水不太冰。
按照一般的傳喚的程序，坐在國保朱旁邊的那名筆錄者首先詢問我的一些情況。整個過程，一台微型攝影機一直對著我攝影。國保朱和負責筆錄者均點燃香煙吸起來。
我看到牆上有一個醒目的指示牌，上麵寫著：室內禁止吸煙。我便對他們說，我說你們這個部門素質低，你們不服氣，這裏明明寫著禁止吸煙，你們仍然不顧禁令隨意吸煙，你們這不是在執法犯法嗎。
國保朱說，沒有看見這個牌子，對不起。雖然他道歉了，但兩人並沒有停止吸煙。我已經盡了告知的義務，卻無法製止他們繼續吸煙。此後的幾個小時裏，此二人一直在吸煙。在場的其他兩名國保沒有吸煙。
國保朱說，最近你在推特上很活躍啊。不過，你在排行榜上的排名也不太高啊。
我說，你也在上麵潛水吧，我的言論不僅是給推友們看的，也是給你們這樣的人看到的，我沒有任何秘密可言。我不喜歡發表驚世駭俗的話提高排名，有一些知己就夠了，不在於數量。
國保朱說，那我們進入正題吧，先談談這篇文章，你看看是不是你寫的。他拿出一大疊打印的稿件來，將其中一篇遞給我。
我一看，是我寫的《中共是個隱蔽的塔利班》一文，是今年四月二十三日在《觀察》網站上發表的。打印稿上注明了發表的網站和時間。
國保朱說，這篇文章是你寫的吧？
我說，當然是我寫的，我的文章都是真名發表的，我從來不發表匿名的文章，我對我的每一篇文章負責。
國保朱說，你看這一句“中共的黨魁們不僅荼毒國內億萬民眾，更試圖將共產暴政推廣至全球。”這裏的“黨魁”指的是誰？“暴政”又是什麽意思？
我說，黨魁就是黨的主席或總書記，從毛澤東到胡錦濤都是黨魁；暴政還不簡單，毛時代大饑荒餓死數千萬人，從反右到文革等政治運動，無數家庭家破人亡，鄧時代 “六四”開槍殺人，一直到今天那麽多孩子在地震中死於豆腐渣校舍、毒奶粉、毒疫苗，不是暴政又是什麽？還有中共在西藏、新疆開槍殺人。
另一名一直沉默的國保似乎被激怒了，他反駁我說，你就沒有看到維族人屠殺漢族平民嗎？作為政府，有必要派遣軍隊和警察維持秩序，保護人民的生命財產的安全。
我回答說，我沒有否定存在維族暴徒殺害漢族平民的事實，但當局以暴易暴解決不了問題，最大的暴力掌握在政府手中，政府要謹慎使用。再次，為什麽會有這樣的種族衝突事件，是因為當局的民族政策有嚴重失誤。（當時我並未想到今天就是“七·五”事件一周年的紀念日。）
國保朱說，下一句“毛太祖曾雲，革命的第一要務，便是認清誰是朋友，誰是敵人。”毛太祖是誰？
我說，毛澤東。
國保朱問，為什麽要用“毛太祖”這種說法？
我說，毛就是一個專製帝王，毛自己還說他比秦始皇厲害幾百倍。毛是開國之君，古代開國之君就叫“太祖”。
國保朱又問，你再看這一句——“我在電視上看到王光亞舉手投反對票的醜陋一幕。這是大獨裁者對小獨裁者的支持，曆史將牢牢記載這一刻”，這裏的“大獨裁者”和“小獨裁者”分別指誰？你為什麽認為隻要中國擔任聯合國常任理事國，就阻礙了聯合國發揮和平與正義的功能？
我說，大獨裁者就是中共當局，小獨裁者就是緬甸軍政權、北韓金正日政權等等。中國在聯合國的投票記錄很清楚，通常都是支持國際社會為之不齒的流氓國家。
國保朱又問，你說 “中共在非洲推行‘新殖民主義’的說法並非空穴來風——中共在非洲越活躍，其獨裁政體和獨裁思維就會越深重地毒害非洲諸國，使其離民主自由價值越來越遠。”你有什麽依據這樣說？
我說，中共在非洲掠奪資源，支持獨裁政權，是眾所周知的。即便是國內的媒體，也曾經報道過。非洲國家的勞工對中資企業有諸多不滿，多次罷工抗議等等。中國人在當地並不受歡迎。還有，如果不是中共的支持，非洲的很多獨裁政權早就垮台了，如蘇丹。
國保朱問，那你寫這篇文章是什麽目的？
我說，我認為中國的外交政策存在嚴重的錯誤。首先是支持那些流氓國家、那些涉嫌恐怖主義活動的國家，使得中國在國際上聲名狼藉，嚴重損害了中國的國際形象。其次，巨額的外援經費根本沒有經過人大的批準，也沒有經過納稅人的同意，如今不是說財政公開嗎，我希望當局也公開這一部分，讓外援告別“秘密”的狀態。
談完這篇文章，國保朱又拿出另外一篇文章交到我的手中，我一看，是《“大國崛起”的迷夢幾時方休？》一文，四月十三日發表在《觀察》網站上。我很奇怪他們為什麽選擇這兩篇文章來重點討論，其實這兩篇文章並不是我的力作。
國保朱說，你在文章中寫道：“近年來，在中共的煽動下，中國的民族主義思潮此起彼伏，這是當局企圖將國內矛盾往外引導的毒計。”為什麽用“毒計”這個詞語？
我說，如果你看不懂，請自己去查現代漢語詞典。我不是語文老師，要這樣逐字逐句地解釋給你聽。此前我不是說過了嗎，我接觸過的國安係統的人，很多都是名牌大學畢業的，從來沒有向我提過此類比較低級的問題，你們該好好向他們學習，提高一下文化修養。
國保朱說，“毒計”是一個貶義詞吧？
我說，當然是一個貶義詞。
國保朱說，那你憑什麽說民族主義是政府煽動的呢？你說政府在背後煽動民族主義，難道中國人沒有權利反對日本侵占我領土釣魚島、中國人沒有權利反對日本首相和官員參拜靖國神社嗎？
我說，中日問題我比你更有發言權，我作過長期的研究，出版過兩本書，你不是說最了解我嗎，你難道沒有看過嗎？中國人當然有權批評日本的某些做法，但首先要反對的是讚美日本人、說日本人侵略中國幫助他奪取政權的毛澤東，毛澤東的原話，你在毛的文集中可以找到。其次，愛國主義需要理性，砸日餐廳和日本品牌的汽車不是愛國，在全球化的今天，很難說那些產品是日本產的，還是中國產的，抵製日貨的時代已經過去了。這些行動根本對日本造不成傷害，反倒傷害了中國人自己。據我的觀察，二零零四年中國的反日活動，背後就是政府操縱，是企圖轉移國內矛盾，是將日本當作一個“公共汙水溝”。
國保朱說，那是學生的愛國熱情，怎麽能說是政府策劃的呢？
我說，中國不是有一部《遊行示威法》嗎，任何遊行示威都需要提前申請，到公安部門拿到批文之後才能實施。如果我去申請，能夠批準嗎？
國保朱：批不批準那是公安部門的決定，你可以去申請啊。
我說，那天學生一下子就起來了，有去申請過嗎？據我掌握的信息，他們沒有去申請過。那麽，這難道不是非法活動嗎？為什麽政府縱容此非法活動呢？為什麽明知該活動非法，政府也要出動大巴車運送學生去日本使館抗議？
國保朱說，你有什麽證據證明這些車輛是政府提供而不是學生自己找的呢？
我說，我有一個在北大念書的師弟告訴我說，當時是校方安排的車輛。
國保朱說，校方難道就是政府嗎？你這個看法太主觀臆斷了。
我說，校方當然是政府的一部分了，北大校長是副部級，北大黨委書記是中央候補委員，哪個學校不在黨和政府的管轄下？不懂中國國情的是你。還有，當時學生向日本使館扔磚頭等等，在場的警察全都袖手旁觀，根本不去製止。
國保朱說，不是警察不製止，是當年到日本使館抗議的學生太多，警察的人數有限，根本管不過來。
我說，你們如果想管，哪有管不過來的，當年“六四”時候，人更多，幾百萬人在北京的街頭，一開槍，不就解決了嗎？
國保朱又問，好，接著看下麵的內容，你的這句說，“所謂‘建國大業’，不過是更加殘忍的斧頭幫（共產黨）戰勝了殘忍程度稍遜一籌的斧頭幫（國民黨）。正如法學家蕭瀚概括的那樣：最基本的中國特色即斧頭幫精神——‘試看中國四千年，從商湯到最近的斧頭幫，哪個政權不是用斧頭砍出來的？’”這裏的“斧頭幫”是什麽意思？
我實在忍無可忍了，對他說，這樣談下去，三天三夜都談不完，斧頭幫就是斧頭幫，這是蕭瀚提出來的一個概念，我非常讚同，斧頭幫是靠暴力奪取政權的黑社會組織。你去看看周星馳的電影《功夫》吧，裏麵就有一個斧頭幫。我的文章擺在這裏，你自己看，自己領會，看不懂我也沒有辦法，你自己去請家教，我沒法這樣一點一點地跟你解釋。
國保朱說，我們就是水平低，你是北大碩士，文化程度高嘛。你的文章常常寫得很長，有時候看完一篇要花好長時間，還看不出你的中心思想是什麽。以後多寫短文吧，這樣我們容易看懂。
我說，我的定位是，讓受過高中以上教育的讀者都能看懂我的文章。你看不懂，說明你的文化程度在高中一下。你自己去補課。我還就喜歡寫長文。寫文章總比讀文章累吧，我寫文章都不嫌累，你讀文章還嫌累。那你申請換一份工作吧，做這樣的工作沒有成就感和尊嚴感，這是一份髒活，到其他部門去待遇還能好些。
國保朱做出一副為難狀說，換工作可不是你想的那麽容易。
談完這兩篇文章，國保朱讓我在兩篇文章的每一頁都簽上名字，並按上手印。這個程序與我五年多之前第一次被傳訊的時候一模一樣。那次他們拿出來的文章有十餘篇之多，這次卻隻有兩篇。不過，我看到在國保主手中還有其他多篇文章。
其間，我問國保朱說，大概還要談多長時間，晚上我要給孩子做飯，如果時間還需要比較長，我是否可以發個短信告訴妻子，讓她早點回家。
國保朱說，還需要一段時間，大概你是不能按時回家吃晚飯了。你可以給妻子發個短信。
於是，我拿出手機來（此前，他們要求我在談話期間關閉手機），給妻子發了一個短信。
國保朱說，文章的事情就先談到這裏，其他的下次再談。下麵談談你最近的寫作情況和計劃要出版的書。
我說，我和王怡合作的基督徒的訪談有兩卷，題目分別是《一生一世的仰望》和《我有翅膀如鴿子》，以及我的一本關於中國信仰複興與社會轉型的文集《誰為神州理舊疆》，都即將在台灣雅歌出版社出版，整個過程我在電郵中都談到了，你們進入我的電郵信箱什麽看到了。另外，還有一本討論蘇聯解體的《泥足巨人》，將在台灣允晨出版社出版。我書都現在隻能在香港或者台灣出版。
國保朱說，你的文章都不能在國內公開發表，你自己想過這是為什麽嗎？
我說，你是做這個工作的，你應當知道是什麽原因。你問這個問題，顯示你好像是第一天到中國旅遊的外國遊客一樣。說到底，就是中國政府沒有接受批評意見的胸襟，中國沒有基本的言論自由和新聞出版自由。
國保朱說，還有一本《中國影帝溫家寶》吧，你在推特上說最近要在香港出版，大約什麽時候寫完，什麽時候出版，在什麽出版社出版？
我說，最近一個月內完成，兩三個月後出版。出版社還沒有確定。
國保朱說，是誰寫序言？
我說，是王怡的文章作為序言，是那篇《寫給溫家寶的福音單張》。
國保朱說，王怡同意了嗎？
我說，王怡當然同意了。
國保朱問，這本書的主要內容是否可以介紹一下？
我說，主要是對溫家寶當總理以來的政策做一些批評，焦點是他在政治體製改革方麵沒有什麽作為，浪費了曆史給他的機遇。
國保朱問，這本書主要有幾個章節呢？
我說，比如，有對溫家寶的經濟政策的批評，外交政策的批評，文化和教育政策的批評，對他在救災中的表現的批評，對他縱容你們這個部門破壞中國法治環境的批評等等。大致分這麽幾個部分。國保的作為，我將聯係自己這幾年的親身遭遇專門寫一章。這幾年，一到所謂的敏感時刻，你們就派人到我門口，出門做你們的車，你們覺得有意義嗎？不是浪費國家資源嗎？我去書店和圖書館也要跟著，有必要嗎？
這是，旁邊的國保王插話說，陪你去圖書館很好啊，我還可以讀讀書，學到不少知識。
我說，你們這樣做就是違法的，此前的一名姓趙的國保自己就說，這樣做是沒有法律依據的，但這是上級的命令，不得不執行。
國保朱說，他真的那樣說過嗎，那他的業務素質太差了。
我說，難道不是非法嗎，你們拿得出什麽法律依據來？
國保朱說，政法口不是歸周永康管嗎，你什麽要批評溫家寶呢？
我說，這個問題推特上早就有人提出來過了，我的看法是，公安部是國務院下麵的部委，溫家寶管理公安部責無旁貸。當然，我也批評國周永康。
國保朱問，黨和國家的領導人那麽多，政治局常委就有九個人，你為什麽單單要批評溫家寶呢？
我說，去年我已經出版了《劉曉波與胡錦濤的對峙》一書，是批評第一號人物的；批評完第一號人物，當然接著就是批評第二號人物了。這是水到渠成的事情。我多次說，我批評溫，既是針對他這個人的，更是針對他的總理的職務的。
國保朱問，那麽你接下來還會批評第三號人物，第四號人物嗎？比如習近平？
我說，習近平我也批評過，至於是否專門寫一本書來批評其他的人，那要看我的時間安排了。
國保朱說，你認為溫家寶不推動政治體製改革是他的失誤，那麽你認為中國應當如何進行政治體製改革呢？
我說，太簡單了，比如，開放報禁，實現新聞出版自由；實現宗教信仰自由；啟動選舉；實行兩黨製（我認為兩黨製比多黨製好）；司法獨立等等。政治體製改革沒有那麽複雜。再比如，黨內民主總可以推進吧，像越南那樣由兩個人出來選總書記，政治局成員是不是也可以實行兩選一？
國保朱說，這些還是太虛，不具備可操作性。
我說，那就按照《零八憲章》的思路來做，這個文本你一定很熟悉吧。《零八憲章》中的十九條建議就是政治體製改革的綱領。早改革比晚改革好。
國保朱說，《零八憲章》的內容不符合中國的現實。
我說，那麽，你認為中國的現實是什麽？我覺得，你這是一種“逆向種族歧視”的思維方式，難道你認為中國人就低人一等，不配享有民主自由嗎？就是溫家寶也承認有“普世價值”，你比溫家寶還不如，真要好好學習一下他的講話，提高一下政治素質。
國保說，不能將西方的那一套照搬到中國來。溫家寶的普世價值絕對跟你們的《零八憲章》的內涵不同，你要是連這點都弄不清，你的智商就有問題。
我說，你們信奉的馬克思主義不就是從西方搬過來的嗎，你們隻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我不跟你辯論，有什麽問題你可以問，我談我我觀點，你盡量不要反駁我。我隻談我的文章，關於其他人和其他的事情，我不會回答。
國保朱說，你把劉曉波當作大哥吧？你為他寫了很多文章。
我說，我的文章中不是寫了嗎，共產黨才是黑社會、斧頭幫，我和劉曉波是道義相交，不存在你說的大哥和小弟的關係，劉曉波是我的良師益友。
國保朱說，劉曉波的下場在眼前，你看，那些西方國家誰也幫不了他。
我說，我認為，在當代中國的曆史上，劉曉波將是這個民族無可比擬的偉人。
國保說，你有妻子和孩子，不要站在黨在政府的對立麵，當走到劉曉波那一步的時候，想回頭都來不及了。
我說，你也有妻子和孩子，終有一天，你的妻子和孩子將為你的這些惡行而感到恥辱。在我的有生之年……
國保朱說，是的，在你的有生之年，你在好幾篇文章中都這樣說過。
我說，在我的有生之年，必定能夠看到對你們的審判，不過我會以受害人之一的身份請求法庭赦免你。當然，法庭是否采納我就不知道了。
國保朱說，你這樣說，以後你當權了，我還得求你放我一馬？
我說，不是求我放你一馬，我也沒有權力放你一馬。我不會當權的，我永遠是一個批判型的知識分子，我對任何權力都敬而遠之。我剛才隻是說，我願意原諒你對我做的那些惡事，即便你不認罪悔改。
國保朱說，我要提醒你，你不要被某些反華勢力利用了。你看，美國奧巴馬上台之後，美國使館也不跟你們接觸了，美國是靠不住的。你批評奧巴馬，不就是因為他沒有像布什那樣接見你嗎？
我說，我是獨立知識分子，不受任何勢力的利用。我批評共產黨，不是因為有美國保護我，我才敢批評，美國的政策如何，並不會改變我對共產黨的批評態度。你研究我的文章就可以看到，奧巴馬上台之後，他不關心中國的人權問題，但我對中共當局的批評並沒有減弱。其次，我批評奧巴馬，不是因為他沒有見我，我從未主動要求與這些政治人物見麵。那次與布什的會麵，我們事先並不知情。如今，我批評奧巴馬，是因為我的政治立場是鐵杆的共和黨人。不說奧巴馬的對華政策，就是他的國內政策，我也相當不同意，如果我是一名美國的知識分子，我將比批評溫家寶還要尖銳地批評奧巴馬。
國保朱說，你想像中的民主自由就是美國那樣的吧。你那麽熱愛美國，認為那裏有民主和自由，幹脆到美國去生活得了。
我說，我就是要生活在中國，這說明我比你更愛國，無論這裏的環境如何惡劣，我就是要在這裏生活、觀察和寫作，努力推動中國的進步。
國保朱說，你說我們被洗腦了，我認為你們被西方敵對勢力洗腦了。
我說，你當然可以這樣認為，我也不想說服你，正如你也不要試圖說服我。
國保朱問，這本書大概會發行多少冊？
我說，兩千冊左右吧，我在香港和台灣的出版的書，大都是這個發行量，那邊看書的人本來就不多，關心大陸問題的人更少。
國保朱說，原來這麽少啊。
我說，現在經過你們幫助宣傳，很多海外媒體報道，可能就會多一點了。
國保朱說，那麽你寫書也掙不了太多錢啊，一本書也沒有多少稿費吧？
我說，我不是為了錢，如果為了錢，成為餘秋雨那樣的禦用文人，還不腰纏萬貫。我現在寫一本書也就幾千元的稿費，但對我來說，錢夠用就可以了。
國保朱說，你認為你當暢銷書作家會超過餘秋雨？
我說，文章的價值不是根據暢銷的程度來衡量的。
國保朱說，關於溫家寶的這本書，我勸你還是不要出版，否則後果自負。
我說，批評作為總理的溫家寶，是每一個公民的言論自由的一部分，我認為，我對他的批評在憲法和法律保障的範圍之內。如果我批評溫家寶，涉嫌對他的誹謗，損害了他的名譽，他個人可以撰文反駁，或者用法律手段處理，將我告上法庭。
國保朱說，溫家寶不是一個普通公民，而是國家領導人，批評溫家寶，發表不負責任的言論，引用道聽途說的信息，可能涉嫌危害國家安全，損害國家利益，要付嚴重的刑事責任。這就不是溫家寶來自己起訴你的問題了，而是你要承擔刑事責任的問題了。關於這一點，最高法院的一條司法解釋說得很清楚，我相信你不會不知道。
我說，我願意為我的每一篇文章負責，我仍然會在香港出版這本書，任何機構和任何人都不能阻止這本書的出版。你們要言論治罪的話，是你們的事情。你們對劉曉波因言治罪，判決書中引用的六篇文章的觀點，在我的許多文章中都可以找到，即便我不出這本書，你們隨時可以像對待劉曉波那樣對待我。
國保朱說，你知道就好，繼續往前走很危險。
我說，像劉曉波那樣生活和寫作是我的榮耀。
國保朱說，好，你的這一表態讓我很佩服，你至少不像某些人那樣，一遇到壓力就變成軟蛋。但我感覺你是一個相當固執和主觀的文人。
我說，每一個人都是主觀的，我發表的是我自己的看法，從來不代表任何群體。
國保說，你想過沒有，你有很大的影響力，很多人看了你的文章之後，可能往壞的方向發展。你必須承擔責任。我給你一個建議，你應當在掌握了充分的證據之後再發表意見，有很多人認為你是一個純粹的“罵客”，不作建設性的工作，你也可以考慮改善一下自己的形象。
我說，首先，壟斷證據和信息的當局，我倒是希望當局公開更多的資訊，供所有公民來使用和分析並形成自己的判斷。其次，除了批評之外，我也在做若幹具有建設性的工作，我寫了那麽多文章，批評隻是其中的一部分，而不是全部。我不是所謂的“持不同政見者”，而是“持自己政見者”。前者是以中共的立場為標準，後者是以自己的立場為標準。對我來說，跟中共同或不同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表達的是不是“我”的觀點。並不是我的所有觀點都跟中國當局“不同”。我的觀點從來不隨大流，都是我經過獨立思考之後形成的，我也不是誰是跟共產黨作對就支持誰。比如，我對楊佳案的看法就與那些激進人士不同，有人說，隻要是警察就該殺，我認為那些被楊佳殺死的警察是無辜者。所以，有一天民眾拿石頭來砸你們的時候，我願意來保護你們。
國保朱說，再談談教會的問題，我給你第二個建議，不要利用政教搞政治。這種做法會帶來嚴重的後果。
我說，我建議你不要評判別人的信仰，這是每個人跟上帝之間的關係，隻有上帝才能評判。我知道此前你對方舟教會的牧師和同工有過多次很過分的騷擾，我今天正式跟你說，以後關於我個人的事情，你直接來找我談，不要去騷擾教會的會友。你常常對我們教會的會友以及其他教會的人士說，餘傑不是基督徒。你的這種離間的做法不會有任何的效果。我們在主裏是合一的。如果你繼續騷擾我們的會友，我隻能公布的名字和電話，並呼籲網友對你進行人肉搜索。
國保朱說，我是做這份工作的，我不怕你這樣做。當然，你也要付出響應的代價。我跟你們的牧師沈權和教友老徐談，他們都還挺維護你的嘛。你對宗教與政治之間的關係是什麽看法？
我說，我堅持政教分離的原則，我從不在教會中宣講自己的政治觀點，我們的很多會友都是單純的信仰者，對政治不感興趣。我在外麵的發言，也從來沒有說過是代表方舟教會的。
國保朱說，你所宣揚的基督徒的文化使命和社會使命不就包括了從事政治活動嗎？
我說，基督徒個人當然有權參與政治活動，基督徒也是公民。政治是一種公共生活，一種權力分配，政治不是共產黨壟斷的專利。
國保朱說，不管怎麽說，根據宗教事務條例，你們目前的存在方式就是非法的，你們沒有去登記。
我說，該條例是法規，不是法律，沒有經過人大的審批。所以，你可以說我們違規，不能說我們違法。對我們來說，我們首先尊崇聖經的教導，然後尊重憲法，憲法中有保障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的條款，我們遵守憲法，而不承認與憲法相違背的下位法和政府部門的法規。
另外，為登記製造障礙的，正是政府部門。我們不反對符合聖經原則和憲法原則的登記。
國保朱說，聖經中不是說要順從掌權者嗎？作為基督徒，你難道不願不遵守這句話嗎？
我說，看來，你還讀過聖經，或者你就隻知道這一句經文。我專門寫過一篇文章討論這個問題。聖經是整全性的真理，不能斷章取義。這句話要放在整本聖經中來領會，與“順從神，不順從人，是應當的”和“上帝的歸上帝，愷撒的歸愷撒”等觀點聯係在一起。所以，當一個政權侵犯我們的信仰自由的時候，我們就有權批評和反對它。
國保朱說，我希望你們不要讓外國人來參加聚會，包括香港、台灣和海外的牧師，否則我肯定要關注的，後果也是由你們直接承擔。
我說，教會按照教會的原則存在和治理，你無權對教會提出什麽要求。羅馬帝國以來，兩千年來多少強權迫害教會，教會依然存在至今，而那些強權全都灰飛煙滅了。
國保朱，最後談一點，你對獨立中文筆會的看法。
我說，我已經任滿了副會長和理事，兩年前就是一名普通會員了，不在其位，不謀其政，現在的情況如何，我不知道。我當然認同筆會捍衛作家的言論自由的宗旨。
國保朱，那你也交會費吧。
我說，我當然交了會費，這是會員的義務。
國保朱說，你自己的書，你那裏都還有多餘的吧，能不能送我幾本，我也好好學習學習。
我說，我不送書給警察，你自己去香港買吧。以後你不作這個職業了，也許我會送給你讀的。
國保朱說，我們工資不多，香港的書也太貴，買不起，何況我們去香港也不容易。
我說，你們這個部門經費很多，可以去報銷啊，這是辦案經費的一部分嘛。還有，北京海關扣留了那麽多我的書，他們的扣押行動都是你們指使的，你們去海關取來讀啊。
國保朱說，我們這個部門不是你想像那樣，有那麽大的權力，海關也不是聽我們的指揮。
我說，今天的這個局麵，不正說明你們可以為所欲為嗎？
國保朱說，今天就談到這裏吧。來日方長，雖然你不願與我們見麵，但今後見麵是不可避免的。我也希望以後不要用這種方式了。我們也在改進工作方法，我們一直在探索如何與異議分子溝通，從西單民主牆到八九，再到現在，這些年來我們的變化也很大。所以，你這方麵也要有所變化。
我說，這是我今天聽到的唯一我可以部分接受的話。我自己當然有存在可以改進的地方，我並不認為我的每一篇文章都完美無缺，每一個觀點都正確無誤，我的文章都可以作修訂。另外，我從來不將你們當作敵人，你們隻是專製機器上的螺絲釘，我的原則是，盡量不與你們發生激烈衝突。不過，你們也不要有將小事化大、邀功請賞的想法，如果想靠整我來升官，那我們隻能發生激烈衝突。
國保朱說，我是不會靠你來升官發財的。但是，北京這塊地麵上是我們說了算，如果你好好配合我的工作，你的日子就會比較好過，甚至有機會公開發表文章。
我說，我不會配合你的工作，我認為你的工作是非正義的，我隻服從聖經的真理和憲法的條文。
晚上八點半，我在筆錄上簽字畫押完畢之後，與國保朱握手告別。另一名王姓國保驅車送我回到家中。
晚上，若幹媒體來電訪問。兩天內，路透社、美聯社、法新社、共同社、紐約時報、英國廣播公司、自由亞洲電台、德國之聲、美國之音、德國世界報、法國國際廣播電台、產經新聞、澳大利亞電台、瑞士電視台、南華早報、明報、蘋果日報、中國時報、台灣中央廣播電台等媒體均對此事作了詳細報道。
國保朱先生的如意算盤打錯了。每當受到國保的一次嚴重騷擾，我就會寫更多的文章批判專製製度。這群國保對刺激我的寫作能力可謂功不可沒。而此次傳喚事件，也讓更多的媒體和讀者關注到《中國影帝溫家寶》一書。國保的做法，不是幫我做免費的廣告又是什麽呢？
沒有任何黑暗的勢力可以真正實現“防民之口，如同防川”。在結束這篇文章的時候，我想起了《左傳》中的一個典故來，如今中共大大追捧國學，溫家寶也喜歡引用中國古代的經典。那麽，我就以這段故事來結束這篇用好友徐晉如多年前贈我詩句作題目的文章吧：
魯襄公二十五年，齊國的太史伯直書“崔杼弑其君”，崔杼命令太史伯改過來，不要太直露，伯堅持不改，結果被殺死。又換其弟為太史仲，還是不肯改用曲筆，又被殺死。後來又換了一個弟弟為太史叔，還是不願意改，仍被殺死。
最後又換了最小的弟弟為太史季。季又書，杼執其簡謂季曰：“汝三兄皆死，汝獨不愛性命乎，若更其語，當免汝。”季對曰：“據事直書，史氏之職也。失職而生，不如死。昔趙穿弑晉靈公，太史董狐以趙盾位為正卿，不能討賊，書曰：‘趙盾弑其君夷皋。’盾不為怪，知史職不可廢也。某即不書，天下必有書之者，不書不足以蓋相國之醜，而徒貽識者之笑，某是以不愛其死，惟相國裁之！”崔杼歎曰：“吾懼社稷之隕，不得已而為此，雖直書，人必諒我。”乃擲簡還季。
季捧簡而出，將至史館，遇南史氏方來，季問其故，南史氏曰：“聞汝兄弟俱死，恐遂沒夏五月乙亥之事，吾是以執簡而來也！”季以所書簡示之，南史氏乃辭去。
二零一零年七月七日，“七七事變”中國國恥日
北京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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