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鈞福：再說“紅八月”裏的西糾（轉載的）

屎盆子往別人頭上一扣，宣傳部門天天這麽說年年這麽說，說到頭上被頂了個屎盆子的人自己都覺得好像有那個盆子了， 其實是有意識的開始，很多人無意識長期“熏陶”便很自然地接受了，使得將來的考證難度增加到1說不清的地步，所以說如今這曆史不值錢的太多了。--轉載者


我在博客上發表了一篇關於陳小魯道歉和西糾罪行的文章，就我所知的材料對這個問題做了一些分析。有一位朋友沒有具體駁斥我的文章，隻是泛泛地說，西糾是周恩來組織的糾察隊，用來製止武鬥，罪在毛澤東。
 
這種說法遇到的最大困難是無法回答下列問題：
 
公元1966年“紅八月”裏，北京市城區和近郊區有1772人罹難，究竟是誰打死的？
 
另一要害問題是：為什麽在西糾成立的第二天，被打死的人不但不降反從兩位數升至三位數呢？
 
 
對於第一個問題，現在的典型回答是：紅衛兵，抽象的紅衛兵。
 
做出這種回答的朋友為什麽不再追問一下：究竟是哪些紅衛兵打死了這些人呢？
 
社會上死了一個人，警察要去鑒定一下：是正常死亡還是自殺他殺？如果是他殺，警局有“命案必破”的要求，那麽，在首都北京，光天化日之下，有1772人被折磨慘死，為什麽沒有人追究呢？
 
蒯大富是紅衛兵。他在1968年的清華七二八事件中，指使他的部下開槍抵抗進駐的工宣隊，打死了幾個工人。他的部下在清華兩派的武鬥中也打死過幾個學生。文革後，他被判處了十幾年徒刑。再說北航的紅衛兵韓愛晶，在批鬥彭德懷的鬥爭會上毆打了彭，也在文革後被判處了十幾年徒刑。
 
那麽，打死幾千無辜普通北京市民的事件反而沒人追究，隻是泛泛說是“紅衛兵”呢？是哪些紅衛兵呢？
 
更有甚者。有一位尹敏誌，在《愛思想》上撰文《紅衛兵運動的起源》，居然說：“總體來說，在所有的紅衛兵派別中，‘老兵派’是相對來說是最‘理智’，破壞性也是最小的。暴力畢竟隻是他們用來顯示自己‘革命性’的手段而已，對於這個遲早會從父輩那裏繼承過來的江山，何必要將其打得千瘡百孔呢？‘老兵派’希望的是文革不要持續太久，達到目的即可，見好就收。但‘四三派’‘四四派’中的很多人則純粹是為了發泄對社會的不滿而投身文革，是為暴力而暴力。在著名‘紅八月’裏，他們走上街頭集體狂歡，一時血雨腥風。”
 
這位尹敏誌，連文革史的ABC都沒鬧清楚，就大言不慚，敢寫這種文章。北京市中學裏的“四三”、“四四”派是1967年以後才興起的派別，在1966年的“紅八月”裏還沒有影兒呢！
 
“四三”、“四四”派是平民紅衛兵或一般家庭出身的紅衛兵。他們能在“紅八月”裏“走上街頭集體狂歡”嗎？
 
北京六中有一位出身非“紅五類”的學生王光華，在1966年8月7日，不顧學校紅衛兵不許非紅五類學生外出串連的禁令，到外地串聯。學校的紅衛兵領導馬上布置西糾人員到車站攔截，又派人跟蹤。和王光華一起外出串連的三名學生回來後，學校西糾頭目派人將他們抓到學校，毒打一頓，押往勞改所寫檢討，同時派人到重慶追捕王光華。
 
9月27日王光華回到北京，他先到校長家銷假。西糾偵得這個消息，派人在校長門口等他一出門即予抓捕，押到學校勞改所拘禁。
 

“當晚九點多鍾，全校戒嚴。王光華被押到‘勞改所’，剛一進門薑晉南（西糾頭目）劈手給了他一個耳光，隨後剝去他的上衣。然後，十來個暴徒解下皮帶，獸性大發，手持各種凶器（木槍、木棒、皮帶、鋼絲鞭、電線鞭等）蜂擁而上。四五個人一組，把王光華圍在中間，用木槍向他身上猛刺，亂紮，木棒向他背後猛擊，肋骨頓時披打斷數根。他翻倒在地，高呼：‘要文鬥，不要武鬥！’但隨之而來的是更凶惡的毒打，和狂妄的怪叫：‘要饅頭，不要窩頭！’他昏了過去。這時一個西糾隊員猛踢他的頭頸，狠狠地吼道：‘觸及觸及你的靈魂！’”（六中北京公社的揭發材料）次日又對他數次毒打，直至打死。死後很久後，他們才去通知家長，說王光華是反革命，被打死了，還跟家長要了28元火葬費，並騙走了他的自行車。

 

據該校外出串連的學生說，火車上有北京紅衛兵組織的臨時糾察隊，逐車廂檢查串聯的學生是否“紅五類”，凡不是“紅五類”的，通通趕下車。他們知道北京車站被西糾把持，害怕被打，隻敢在豐台下車。

 

還有一位曾國藩的後人、“名媛”聶光錫，就因為家庭出身不好，在火車上被北京紅衛兵活活打死。

 

所以，在“紅八月”裏，北京城是西糾為代表的老紅衛兵的一統天下。他們布置了天羅地網，甚至向全國派員追逃。隻有他們是克格勃，是衝鋒隊，是太上皇，是閻王爺。在這種情況下，不可能存在另外係統的紅衛兵走上街頭、集體狂歡，弄出血雨腥風。
 
當然話不可說絕。《記憶》曾登載範世濤文章，說在“紅八月”裏崇文區的一樁命案不是紅衛兵所為，是一支工人“赤衛隊”幹的。這當然是可能的。另外，在高幹子女的西糾係統之外，是否還有個別工農子弟組成的紅衛兵參與，也是值得研究的課題。但現在看來，即使有，也不可能是主要的。
 
但是尹敏生所說的後來的“四三”、“四四”派組成人員，在“紅八月”裏是絕對不敢亂說亂動的。再說，在“紅八月”裏被衝擊的被抄家的，絕大多數家庭都屬於中產。許多“四三”、“四四”派就來自這樣的家庭，即使他們去抄家，他們能下得了毒手嗎？
 
 
每一個知道或研究“紅八月”曆史的人都會發出疑問：這些十幾歲的紅衛兵為什麽能那麽殘酷呢？ 是什麽樣的情況才能造成大規模的死亡事件呢？
 
這是文革前十幾年學校教育和社會熏陶的結果。雷鋒叔叔不是也說，對待敵人要像嚴冬一樣冷酷無情嗎？“紅八月”的紅衛兵就是在演繹這個冷酷無情。
 
但是即使如此，這種冷酷無情，這種非人性，也隻有在特定的情況下才能發泄出來，絕對不可能是紅衛兵自發產生的。
 
這就是當今西糾諸君的憤懣所在。
 
大規模死亡事件的直接導因是抄家。抄哪些家呢？名單是派出所給的。
 
為什麽抄家導致死亡呢？因為抄家導致刑訊，刑訊導致死亡。
 
為什麽要對被抄戶刑訊呢？因為要他們交出槍支。
 
西糾紅衛兵就是奔著這個去的。他們被告知，隱藏在中南海附近的階級敵人藏有槍支彈藥，一旦造反，被害的就是我們的父兄。這如何不能激起紅衛兵們的憤怒呢？
 
階級敵人藏有槍支彈藥，能痛痛快快交出嗎？不給他們點厲害嚐嚐，不往死裏打，他們能老實交待嗎？因之，刑訊是必然的，大規模死亡也是必然的。
 
實際上這是政府行為。政府行為是通過派出所和紅衛兵實施的。這紅衛兵必須是靠得住的、放得出去收得回來的。隻有高級幹部自家子弟才符合這個要求。我們看看，在9月初，該抄家的“黑戶”已抄的差不多了，該驅逐出北京的也已經趕走了，於是北京市打死人的數目嘎然而止。
 
為什麽不能把這個任務交給清華附中紅衛兵呢？因為他們有一些獨立思考能力，敢於提出自己的看法。
 
當然，對大多數抄家行動，所用的借口不是搜查槍支而是針對西糾發明的“黑六類”。“黑六類”包括資本家，而他們把資本家擴展到房產主、小業主，這就囊括了幾乎所有中產階級。隻有撒這樣的大網，普遍追查“變天賬”和金銀財寶，才能使隱藏的階級敵人和他們的槍支不致漏網。
 
所以，北京“紅八月”的大規模死亡事件是由一係列環節組成的。現在說西糾是反對武鬥的，你說的是哪一個環節的“武鬥”呢？這裏根本沒有什麽“武鬥”，隻有虐殺。
 
對中產階級這一驅逐和殺戮事件是官方蓄意組織的。這在許多高級幹部事後的講話裏並不像現在的西糾諸君那樣隱晦。在周恩來、葉劍英、李先念、譚震林等人的講話裏都對紅衛兵的這一成果表示滿意，周恩來和葉劍英的講話還透露了“黑戶”這一名詞，指的就是被抄家的“獨門獨戶”。從他們的講話也可感知，雖然他們交待給紅衛兵的抄家目的是搜查槍支彈藥，但根本目的是給予這些中產階級以一次打擊，使他們身敗名裂，被逐出北京。
 
我說過，在特定意義上，紅衛兵也是受蒙蔽的，就是指的這個意思。有一位先生在網上罵我替紅衛兵說話，就是替納粹說話。他根本沒弄懂我的意思。
 
 
1966年的“紅八月”中的大規模屠殺事件是由一連串環節構成的。這一事件又是更大時間尺度的一連串事件中的一件。
 
這一連串事件也許是從彭真要把北京辦成“水晶石”開始的，但文革開始後主要是由新成立的“首都工作組”實施的。
 
第一件事是將犯錯誤的高級幹部逐出北京，包括彭德懷、黃克誠、譚政等。
 
第二件事是將社會上一些“敵我矛盾”分子收捕逐出。例如胡風已被釋放，又重新收監並放逐到成都。已定為人民內部矛盾的美學家呂熒則被關押到茶澱勞改農場，在那兒悲慘地死去。
 
第三件事是將在押犯人包括勞改人員向內地轉移，例如將葛佩琦等人從北京監獄押往山西大青山煤礦勞動。
 
第四件事是以支邊為名將北京市的社會青年或有小過失的青年騙往新疆。剩下的社會青年在“紅八月”裏被當作“小流氓”打死不少。
 
第五件事稱為“西公”專案，是清理一些單位內部，將政治上不可靠人員予以處理，其中一些人押送山西五台和江西上饒兩個集中營。此事因文革爆發未能完全施行。
 
剩下的不安全因素就是那些不好監視的深宅大院裏不是地富反壞右也沒任何前科的居民了，就是葉劍英所說的一萬多“黑戶”。如何清理他們是個難題。恰好這時紅衛兵誕生，於是借助於紅衛兵暴力做這件明知違法的事。一萬多戶，近十萬居民，將他們驅逐出祖祖輩輩居住多年的家園，沒有極端殘忍的私刑和死亡的威脅不可能做得那麽幹淨利落。於是大規模屠殺就成為必然的了。
 
這就是血淋淋的“紅八月”的由來。
 
現在把“紅八月”的罪責推給抽象的“紅衛兵”，意思是辨不清來源的紅衛兵在混亂中幹的。其實，局麵完全在掌控之中，一切都是按計劃進行的，沒有漏網之魚。
 
9月16日，異於老紅衛兵的中學生造反派《首都兵團》成立。9月下旬，抄家風已過，當地派出所找到他們的東城分部，以為他們是原來的“東糾”，說有一家居民有特務嫌疑，叫他們去抄家（胡莊子《首都兵團——中學紅代會——四三/四四派》，《記憶》100期，也見胡莊子博客）。這家“特嫌”就是一萬多“黑戶”的漏網之魚，終未能逃脫被抄。
 
這個例子說明，派出所的任務，即使是造反派紅衛兵也是心甘情願去做的。也正是這個原因，西糾諸君不肯將此事算在自己的帳上。但是，派出所在交待任務的時候，一般不會明確叫他們把人打死。國務院領導在交待任務，叫他們到派出所領取名單時，也不會明確叫他們打死人，至多有個暗示。這個細節我們不知道，但是大興縣的集體屠殺事件可以作為參考。
 
1966年8月26日，大興縣公安局治安科張副科長召集會議布置抄家事。有紅衛兵問，打他行不行？張說：“在氣憤之下，打兩下也沒什麽。”又問：“打死怎麽辦？”張答：“打死就打死吧！”（孫言誠《血統論和大興“八三一”事件》，《炎黃春秋》2012年2期）
 
所以，如何執行，是有個自己選擇的空間的。正如蘇東劇變後，審判對逃往西柏林的居民開槍的東德警察時，指責他們，盡管是不可抗拒的命令，你完全可以把槍口調高兩厘米。所以刑訊致死如此多的普通居民是不可饒恕的反人類罪行。陳小魯作為西糾領導應對此負責任。你說，西糾是反對武鬥的。8月19日中山公園的批鬥會上，幾位北京市教育界領導幹部在你麵前被皮鞭抽得頭破血流。你坐在主席台上去阻止了嗎？
 
但是，死人的事，中央領導是預見到的，他們有農民運動和土地改革的經驗。在聽取吳德匯報時，林彪說，不要打死人，就是他預料會打死人。
 
所以提起此事時，西糾諸君都把矛頭指向毛澤東。這種心情我很理解。但我剛批判過的李慎明文章中的一句話我很讚成：“但失誤和錯誤也不是毛主席一個人的。”（《澄清對毛澤東的幾個誤解》）在“紅八月”和西糾問題上，周恩來也要承擔相當的責任。
 
 
1966年“紅八月”裏，北京城區和近郊區1772人慘死的悲劇至今真相不明，死者的靈魂得不到安息。我根據已知的零星有關文獻，力圖拚湊出事件的完整輪廓。其中一些是我推測的，原因是缺乏當事人的第一手材料。對此文和我的有關幾篇文章，我希望得到文革史學界的指導，也希望作為當事人的西糾諸君和其他有關人員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