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席按] 關於八七會議的會址，有三種不同的說法。一種是陸定一和李維漢的說法，也是目前最權威的說法，為鄧小平所認可，即在漢口鄱陽街139號（原俄租界三教街41號）蘇聯農業顧問羅卓莫夫的家裏開的。二是鄧小平本人的說法，“在漢口原法租界一幢一樓一底的小洋房裏開的，哪條街幾號不記得了”並說是在後樓，間接地同意了第三種說法，也符合鄧小平幹實事而不爭論的性格。第三種說法是鄭超麟1945年的回憶錄和他1979年從監獄出來後多次對八七會議官方地址的考證與質疑。他認為目前官方認定的地址完全不對，八七會議在漢口鄱陽街123號一個叫RANSOME的美國傳教士家裏舉行的，是在一棟三層小樓的二層後樓召開的，室內有一桌一床，幾把椅子，參加會議的有15-16人或約18個人，沒有會議記錄，沒有太多的爭論，也沒有說鄧小平和李維漢與會。毛澤東有發言，但是被羅亦農給打斷了。會議很快結束，沒有開一天一夜或會議準備竟然有六天之長。
正如老A說的，如果這幾位當事人都串通好了，互相透透氣，也互相敬重，你好我好他也好，把曆史給定好了，就不至於留給後人太多的疑問了。
嘿，這大概也就是曆史老人的好玩之處。
(一)“八七會議”會址是怎樣被確認的
漢口鄱陽街139號(原俄租界三教街41號)。樓還是這幢樓，扶梯還是原來的扶梯，就連地板紋路也是77年前的紋路。二樓一間20多平方米的房間，置有椅子、長凳、方凳、圓凳，一張課桌就是主席台。1927年8月7日，中國共產黨在這裏秘密召開緊急會議。這就是中國共產黨曆史上著名的“八七會議”。
毛澤東在這次會議上，提出了“槍杆子裏麵出政權”的論斷；團中央代表陸定一出席了會議；鄧小平作為黨中央秘書參加了會議。與會者總共22人。
確認“八七會議”會址的過程中，有許多鮮為人知的故事。
陸定一細細辨認
1972年，武漢市革命博物館館長周斌他們到北京訪問了陸定一。陸定一說，他1966年2月在武漢時，曾去尋訪過“八七會議”會址。他認定會議是在俄租界一個名叫羅卓莫夫的俄羅斯人家裏開的。他走進鄱陽街139號，從一樓到二樓，細細辨認，說會議就在二樓的房間裏召開。當時會議非常秘密，都是從後門一個個進來，一個個出去的。
李維漢口吻肯定
同年，周斌他們又在北京阜外醫院訪問了李維漢。李維漢在“八七會議”前是中央委員。他是1927年6月下旬到武漢的，對武漢的街道不是很熟悉，會址的具體方位說不準，但印象中會議是在二樓召開，這個房子是在一排樓房的中間，不是單獨存在的一幢樓。李維漢記得很清楚，毛澤東當時坐在靠壁爐一邊。1976年，李維漢在鹹寧時，周斌又訪問過他。1977年，李維漢從鹹寧返京途經漢口時，又到“八七會議”會址察看，用肯定的口吻說，是的，就是這裏。
鄧小平題寫館名
1980年5月，李維漢請鄧小平為“八七會議”紀念館題寫了館名。同年7月15日，鄧小平與夫人卓琳來到了“八七會議”紀念館，周斌擔任接待和講解。周斌回憶說，鄧小平參觀得很仔細，從一樓到二樓，邊看邊說。當時二樓分前後房，鄧小平說，開會是在後房間。作為中央秘書，鄧小平是“八七會議”的籌備人員，他在這裏一共待了6天，最早進門，最後一個離開。
“八七會議”會址1978年開館以後，經李維漢、鄧小平親臨察看，最後確定了現在的這個模樣。
摘自《新民晚報》錢勤發/文
(二)《小平七憶八七會議》
一代偉人鄧小平與中國共產黨曆史上具有重大轉折意義的“八七會議”密切相聯。1927年夏，他作為黨中央秘書，籌備並參加了這次會議，他第一個來到開會的地方，接待代表，安排食宿，負責安全。他最早進入會場，最後一個離開。會議隻開了一天，他卻在那裏整整呆了六天，他所作的工作為會議順利召開和圓滿結束起了重要作用。“八七會議”是鄧小平第一次參加中央級別的重要會議。因為這次會議在中國革命曆史上的特殊地位，也因為這次會議是鄧小平革命生涯的一個新起點，所以鄧小平對它有著特殊的感情。建國後，他曾在不同曆史時期，用不同的方式，七次回憶“八七會議”的有關情況，為我們留下一筆寶貴的精神財富。
一憶“八七會議”
因為“八七會議”是在極其秘密的情況下召開的，會場臨時使用，會後不留痕跡。因此有關這次會議的許多情況沒有文獻記載，留下許多謎，給後人研究帶來一定難度。上世紀50年代後期，中國革命曆史博物館舉辦《中國共產黨曆史陳列》，展覽中把“八七會議”說成是在九江召開的。周恩來總理看後，指出“八七會議”不是在九江開的，而是在武漢開的。隨後，湖北省博物館根據文化部文物局的指示精神開始在武漢調查“八七會議”會址。
他們請來了瞿秋白夫人楊之華的哥哥楊葆青（1927年中央機關在漢的許多辦公房屋是他經手租用的）。但是，由於會議高度保密，楊葆青也未能找到會址。當年籌備“八七會議”期間，鄧小平與瞿秋白、楊之華夫婦同住在漢口德林公寓（現天津路與勝利街交匯處），所以楊之華就去詢問鄧小平。鄧小平對楊之華說：會議是在蘇聯顧問洛卓莫夫家裏開的。這是建國後鄧小平第一次談到“八七會議”。雖然簡單，但他肯定會議是在漢口召開，明確了開會地點是在蘇聯顧問家裏。
二憶“八七會議”
“文化大革命”中，對“八七會議”的研究和對會址的考證曾一度中斷。1972年，武漢市文物部門繼續做這項工作。為了弄清會議的基本情況，他們擬了一份征集提綱送到北京。同年9月，鄧小平收到中共中央辦公廳轉來的這份提綱。此時的鄧小平已被謫居江西新建。9月22日，他親筆寫了一份回憶材料回答所提問題。在這份材料裏他寫到“關於黨的‘八七會議’，當時我是黨中央秘書，是參加了的。當時由於汪蔣合作反共，白色恐怖嚴重，所以會議是在極端秘密的情況下舉行的”，他還回憶了到會人員，怎樣進的會場，代表們的吃住情況，會議由誰主持，主要內容是什麽等等。對記不清的問題，他明確寫到：“我不記得了。”這是他第一次筆憶“八七會議”。雖然事隔45年，但是記憶大部分是準確的。這份珍貴回憶材料與後來陸定一的回憶相互印證，對會址的最終確定和會址的複原起了重要作用。
三憶“八七會議”
就在鄧小平親筆回憶“八七會議”之前，1972年8月3日，鄧小平給毛澤東寫信，要求繼續為黨為人民工作。8月14日，毛澤東對來信作了批示，之後周總理以中央名義通知江西省委，宣布對鄧小平解除監督，恢複黨的生活，安排一些參觀訪問、調查研究等活動。在這種情況下，1972年11月13－14日，鄧小平參觀了井岡山革命舊址。14日，在井岡山革命博物館展廳，他邊走邊看，就像回到了當年。當看到“八七會議”會址的照片時，他不由自主地反客為主，向身邊的陪同人員介紹起這次會議的有關情況。介紹完後，他還對“八七會議”作了高度評價：“‘八七會議’決定在湘鄂粵贛四省搞農民暴動，舉行秋收起義，號召共產黨人拿起槍杆子，同國民黨反動派作堅決的鬥爭，挽救了革命，挽救了黨。”鄧小平的生動介紹給在場的人們上了一堂令人難以忘懷的黨史課。這是他第一次在公開場合談“八七會議”。
四憶“八七會議”
1978年，武漢市文物部門為了更準確地再現“八七會議”曆史，將複原的會場拍成照片，送請鄧小平審定。此時鄧小平已是第三次複出，恢複了黨政軍領導職務，工作十分繁忙。3月25日，時任武漢市革委會副主任兼文教辦主任的鄧墾向在京籌備八七會址紀念館的工作人員轉達鄧小平對複原陳列方案的意見。鄧墾說：昨天我見到小平同誌，請他看了八七會址複原的照片。根據他的回憶，參加“八七會議”的人員是分三批進入會場，由交通員帶進去的，一次不能人多。辦事的少數人去得最早，走得最晚。他是最先去，最後走的。到會隻有二十多人。他說當時武漢很熱，都睡地鋪，開會時甚至連門都不能開，進去了就不能出來。他強調說：搞這個紀念館就是為了革命傳統教育，宣傳會議解決了什麽問題，完成了什麽曆史任務。複原要體現當年艱苦奮鬥的精神。鄧墾還轉達了鄧小平對會場布置及桌子、凳子等具體問題的意見。
武漢文物部門根據鄧小平的回憶，並參考其他當事人的回憶複原了會場，並遵照鄧小平關於辦紀念館的指示精神，舉辦了輔助陳列。1978年8月7日，“八七會議”會址紀念館舉行隆重的落成典禮，正式對外開放。
五憶“八七會議”
1978年8月9日，一份人民日報編印的《情況匯編》放到鄧小平的案頭。這份《情況匯編》的“理論宣傳動態”欄目刊登了題為《“八七會議”到底在那裏開的？》的文章。為了弄清史實，有關人員請鄧穎超同誌閱。鄧穎超批示道：“據我知道是在漢口開的。鄧小平副主席和李維漢都是參加了這次會議的人，向他們核實一下就明確了”。隨後，人民日報將《情況匯編》和鄧穎超的具體意見報送鄧小平。鄧小平於8月9日在人民日報的來函上寫下了這樣的話：“我隻能肯定是在漢口原法租界一幢一樓一底的小洋房裏開的，哪條街幾號不記得了，可能李維漢同誌回憶得起。”這次回憶僅涉及到會址。他再次提到會議是在漢口原租界的洋房裏開的，並提供了李維漢了解情況的線索。
六憶“八七會議”
1979年10月，中國革命曆史博物館舉辦的《黨史陳列》在禁閉了13年之後重新開放。在舉辦這個陳列的過程中，為了更好地說明曆史，反映曆史的真實，擬增加兩件重要展品。一件是“八七會議”參加者名單；一件是遵義會議參加者名單。這兩次會議在中國革命史上都極其重要，究竟哪些人參加了，當時史學界還未搞清楚。中國革命博物館給鄧小平寫了一封信，並附上初步掌握的名單，請他幫助鑒定。信是1979年9月11日發出的。當時鄧小平重新工作不久，工作很忙，工作人員以為他不一定有時間來處理這樣的具體問題。想不到9月17日批複就下來了。鄧小平親筆寫道：“參加遵義會議的名單是確切的。‘八七會議’名單，大體差不多，我也記不清楚了，可能李維漢知道清楚些，他當時是中央秘書長，似乎也參加了‘八七會議’，可問問他本人。”工作人員如獲至寶，多年來搞不清楚的兩件重要史實解決了。
七憶“八七會議”
1980年7月15日，鄧小平故地重遊，重返“八七會議”會址。此時的三教街41號已是一座革命紀念館，一樓舉辦有輔助陳列，全麵反映“八七會議”的背景、經過和意義，二樓恢複了開會時的原貌。53年過去了，當鄧小平再次站在會場時，眼前的一切勾起他的回憶。他對工作人員說：“當時我們二十幾個人是分三天進來的，我是第一批進來的。當時我在這裏呆了六天，最後一個走的。”他告訴工作人員，會議可能是在靠後麵的房間開的（此時會場恢複在靠街麵的前房）。湖北省委書記陳丕顯問：“怎麽樣，像不像？”鄧小平說：“記不得了，基本上像。”在一樓輔助展廳，他看得很仔細，對會議的記錄、會議的翻譯、代表的名單、共產國際代表、他當時的身份等問題一一作答，還對何時決定召開這次會議、會議的報告、各地武裝起義等問題一一作了介紹。
這時的鄧小平已是76歲高齡。53年前的那次重要會議在他腦海裏留下了深深的印記。在重返會址之前，1980年5月20日，他親筆題寫了“‘八七會議’會址”六個大字，寄往武漢。作為事件親曆者，他的這次現場回憶是最具體、最詳細、最生動、最直接的一次，工作人員了解到許多鮮為人知的史實，澄清了一些不符曆史的問題。這次回憶大大推動了“八七會議”的研究和宣傳工作。（作者係武漢“八七會議”會址紀念館館長） ■趙曉琳
（三）《鄭超麟回憶錄》
我們在漢口聽到了南昌“八一”事變消息。此時秋白已經從廬山回來了，他一個人回來，其餘的要人都在葉賀軍中。八月七日前一日或二日，羅亦農告訴我，中央要開一個重要會議，由我代表湖北省委參加。這就是有名的“八七會議”。
會場在漢口俄租界一個西式公寓裏。西式店鋪旁邊有個扶梯，走上去，一個外國人坐在前樓看書，不理我們。這是屋主人，一個美國公民，曾寫一本小冊子關於中國革命的。我忘記了他的姓名。我們到後樓去，那裏已經到了好多中國人。我們以後又有人來。人數到齊後，走進來一個身材魁偉的俄國人，皮膚如此白淨是俄國人中少見的。秋白正要向我們介紹時，這位俄國同誌就自己說：他名尼古拉。後來有些文件常拿N字代替他，他就是羅明那茲，七八年後為了“半托洛茨基主義”罪名被斯大林槍斃了的。
到會的，除我和湖南省委代表彭公達兩人外，都是第五次大會選出的中央委員。當時在漢口的中央委員，除陳獨秀外，都到會了，連我們二人在內，一共十八人。我不記得這十八個人是誰，因為時間如此短促，發言的人又不多，沒有留下深刻印象。秋白當翻譯，自然參加；羅亦農參加，毛澤東參加，李震瀛參加，此外則記不起來。
這次會議惟一目的是為了通過一個很長的決議案。羅明那茲早起草好了，秋白早翻譯好了，寫得很清楚放在桌子上。羅明那茲說了一番話。瞿秋白讀了決議案，然後讓大家發言。毛澤東有發言，我忘記了他說的什麽。羅亦農的發言，則我很清楚記得。他說：“國民黨是不能維持他的政權的。”說完，他自己譯成俄語。羅明那茲立即斥責他。羅明那茲說：“國民黨有可能穩定它的統治。”
羅明那茲是第三國際派來接替魯易的。他帶來新的國際路線，叫中國同誌接受，而且做成中國同誌自己決議的形式。事實上，許多同誌到會時才聽國際代表說出這路線，才聽到瞿秋白宣讀的決議案。表決時，我也舉手；我是因為國際代表提出的，才舉手讚成，並非因為深思熟慮這個決議案，從衷心認為正確的。我想，一個真正的革命黨應當以真名稱呼實物；是上級機關命令叫下級接受的，就應當做成命令或訓令形式。“八七決議案”(或“告同誌書”)後來印了很多，曆史家總有幸運找得一份看看。我不記得其中所說新路線內容。沒有主張退出國民黨，是確定的。退出國民黨的訓令是九月間才收到的，我還記得九月中旬我同秋白到漢口俄國領事館去，我在候見室中坐著，他走進裏麵去，出來後告訴我：“國際有電報來叫我們退出國民黨。”右派國民黨和左派國民黨已經都把我們開除了，“八七會議決議案”還在說我們並不放棄國民黨旗幟。
“八七”時，陳獨秀雖在漢口，雖是中央委員，卻不參加。這個會議正是為了反對“他的”路線而開的。但自始至終，無論言語和文字，此次會議從未提起陳獨秀的姓名。中央委員陳獨秀不被邀請來參加中央會議，——這一點，未曾有人解釋過，也未曾有人問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