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時候家住中南海緊西南，三層樓，從頂層上望入中南海，能看到片片綠蔭間影影綽綽的房舍。學校在中南海的東南角，於是每天上下學，都要經過那圍繞中南海的紅牆。小時候，什麽東西都顯得大，顯得長，那牆瞧著就好高好高，上下學的路在腳下也覺得很長很長。但是那時小小的腦袋瓜裏會想，和中南海裏的老人家為鄰，真好！
到了1964年前後，大約中南海裏的老人家正緊張考慮又一個偉大的運動，嫌我們這小學校擾得他左耳根兒不清靜，把我們從西長安街攆到了李閣佬胡同，就在喧嘩繁鬧的西單大街後不遠。
那時新蓋了西單食品商場，我常常放學後穿幾條胡同到食品商場裏逛。 嘴饞歸嘴饞，兜裏永遠隻有很少一點零錢，所以櫃台後麵的那些裝扮得花花綠綠的雲腿呀，紅酒呀，都隻能盡想象去猜它們的味道，眼睛卻是很實際的盯在自己荷包允許的消費上。 從小喜歡食酸，最喜歡的東西是鹹金棗(鹽金棗)。便宜，一毛錢一小包，綠豆那麽大一點，深褐色，身上滾了鹽，鹹鹹的，酸酸的，味道濃，耐吃，好吃 (多年後聽夫人說，上海人給了鹹金棗一個很形像但很不雅觀的名字。這裏不提，留給上海朋友們悶著樂吧)。 次選是甘草欖， 再其次是曬幹的山楂。 有時幹脆跑到中藥店裏買一點烏梅，現在想起，仍能體會到曹操隊伍裏士兵們的感覺。
再過一年，1965年，老人家在緊鑼密鼓的布置他的即將到來的那又一場偉大革命，可能覺得我們這機關兼宿舍擾得他右耳根不清靜，於是我們家給趕到了西城的邊緣，如今西苑飯店的對麵。 西單食品場遠了，革命風暴來了，文革中西單商場出的爆炸案恰恰發生在從前我放學去那裏的時間段，想起來心中也不禁踹踹。 再後來上山下鄉，聽家裏人說，我們曾住過的，能望進老人家的大院子的三層小樓給拆成了望不進中南海紅牆的兩層，裏麵更住了警衛部隊。那大概也是不忘階級鬥爭的體現吧。 在戰天鬥地的艱苦中，鹹金棗也慢慢淡忘了，偶爾想起，便鉤起對童年這一時那一刻的溫馨的回憶。
再後來碾轉到了美國，居然不經意間在紐約的唐人街頭發現了鹹金棗，有香港出的，還有台灣來的，放在設計精巧的小塑料罐罐裏賣。 裏麵每一粒的體積要大了不少，顏色淡成更像綠色，但紅彤彤的標簽上寫得明明白白： 鹹金棗！ 彼時已不再囊中羞澀，想到不是常能去紐約，見到這久違的朋友，馬上買了幾罐。等不及回家，在車上就來個先嚐為快，一粒入嘴，滿不是想象中的味道，先以為是時隔多年，自己忘了味道，然而再吃多少，味道仍然不能給我記憶中那鹹金棗曾帶來的快樂。 我的結論是香港台灣的產品是水貨，隻有大陸才是正宗。 剩下的幾罐“鹹金棗”就再沒去碰過。 那以後還買到甘草欖，得到的是同樣的失望。
大約94年， 在揆違十幾年後，我又回到北京，一麵驚異於北京的翻天覆地的變化，一麵卻又嚐到因尋覓不著兒時熟悉的種種的遺憾。 中南海東牆外小學的舊址沒變，成了職業學校。但製服筆挺的年青保安不太理解人還有尋舊的需要，把我擋在門外。 乘車去六部口，去看看那度過童年時代的灰色小樓。 到了六部口沒有下車，那小樓的原址上矗立著現代化品位十足的樓宇，據說那是中宣部，安排在那裏當可讓現今中南海的主人放心。 北京到處是新事物，北京消失了許許多多舊事物，那消失的舊事物中，就包括我心中認為“正宗”的鹹金棗和甘草欖。 人認準一樣東西，往往很固執。 最近這些年幾乎年年回國，初時回去見到鹹金棗，總要來一點嚐嚐，然而以往那熟悉的，剛進嘴能讓人心一跳的味道，卻總是渺無蹤影。 如今食品店裏也賣烏梅了，可是那酸度遠遠不如過去，望著那梅是止不了渴的。
唯一沒有變味道的是本來就不需加味道的曬幹的山楂。
但是還是愛去西單商場南麵一層的食品部，對於果脯櫃台裏的各色食品仍十分留意。除了仍然喜歡那身份最卑賤的山楂，慢慢也對一些過去不熟悉的品種喜歡上了。 也許這就是人生吧，舊的不去，新的不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