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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林：我就是要“逢中必反”
發布者 yq 在 07-12-26 05: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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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 林·
“逢中必反”是一些中共及其支持者給經常批評中國政府的人貼的標簽。
根據維基百科全書，國家（ｎａｔｉｏｎ）有兩層含義：其一是人民及其語言、文化、種族的集合體（ａ ｇｒｏｕｐ ｏｆ ｐｅｏｐｌｅ ｊｏｉｎｅｄ ｔｏｇｅｔｈｅｒ ｂｙ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ｃｕｌ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ｅｔｈｎｉｃｉｔｙ）；其二是在一個獨立的政府統治下的領土及其居民（ａ ｔｅｒｒｉｔｏｒｙ ｕｎｄｅｒ ａ ｓｉｎｇｌｅ 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ｔｈｅ ｉｎｈａｂｉｔａｎｔｓ ｏｆ ｓｕｃｈ ａ ｔｅｒｒｉｔｏｒｙ）。有時候為了避免歧義，分別用ｓｔａｔｅ、ｎａｔｉｏｎ、ｃｏｕｎｔｒｙ來強調政府、人民和土地。１９８９年商務印書館出版的《現代漢語詞典》把國家定義為“⒈階級統治的工具，……⒉一個國家的整個區域”。在線新華詞典對“國家”依然采用這個解釋，但把“國”定義為“有土地、人民、主權的政體”。
“逢中必反”所隱含的是“反對中國的一切”，它是“漢奸”、“賣國賊”的代名詞。中共通過“逢中必反”這個帽子轉換了“中國”的概念，將中共的反對者誣控為人民的敵人。
完全“逢中必反”的人是不存在的，即便是曆史上臭名昭著的漢奸。但逢中國的某一“要素”（語言、文化、政府等）必反的人倒是有的，而且曾經還頗為時髦。比如，“文化革命先驅”魯迅就把中國文化歸納為“吃人”二字；毛澤東則提倡漢字走拚音化的道路，試圖用“洋文”（拚音）來取代中國字；“破四舊”更是逢中（國傳統）必批之、必毀之。曆朝的開國皇帝及其追隨者自然是逢前朝（中國）政府必反的人。
自由知識分子以批評政府為己任。政府的任何一項決策都會損害部份人的利益，被損害利益的人自然有權質問為什麽他們必須買單。從中獲利的人也可以為利益受損者呐喊，甚或為自己爭取更大的利益。所以，民主國家的任何一項法律或政策出台，總會有一些反對的聲音。我就是要充當反對的角色，“逢‘中’必反”，這個“中”是中國政府製定的各項政策。
我反對三峽工程，因為它毀掉了大量的曆史文物，破壞了原有的生態，使多少人失去家園。此外，三峽工程施工的難度及完工後的利弊也沒有令人信服的論證。最近 “德國之聲”苗子的報道《三峽工程問題多，是世界最大爛尾工程》就例舉了一些已經暴露出來的問題：如水流坡度的“疏忽”，山體的滑坡，需要移民人數的劇增，失去土地的農民的安置。三峽辦主任汪嘯風９月份的一次發言也承認，三峽工程生態環境安全存在諸多新老隱患，如不及時預防治理，恐釀大禍。
我反對“北京申奧”。北京辦奧運沒有什麽不可。問題是人家承辦奧運的多半是私人機構，最多從政府得到一些資助；而中國把“申奧”當成一件巨大的政治任務，全國人民都要為其買單，輿論宣傳就耗費了大量人力和物力。奧運村的施工中，由於貪汙、受賄導致的豆腐渣工程屢見不鮮。主會場“鳥巢”的施工費用一加再加，大大超過原先的預算。剛剛完工後，它在實用性上就暴露了問題：鋼架在陽光下的陰影投射到運動場中央，使主場地形成大麵積的黑白圖案，運動員在黑影裏比賽，對電視直播造成很大的困難。北京奧運會喂肥了一些貪官和承包商，爭了虛幻的麵子，到底為百姓多少好處？
“神五神六”、“嫦娥一號”我也要反。即使是按照官方公布的數字，每項工程也都要花費數十億人民幣。全國一年教育經費不到一萬億圓，其中重點大學、城市中學等占去了絕大部分數額，能夠用在農村中小學的遠不及一個“嫦娥”的花費。從原子彈爆炸成功到衛星上天、到神五神六、到嫦娥一號，所花費的巨資足以完善中小學義務教育。這些“強心劑”雖然能激發一時的愛國熱情，全民教育水平的提高才是強國之本。當百姓不會再為學費而煩愁，不用為沒錢治病而走投無路時，再去投資“奔月”才是錦上添花的好事。
青藏鐵路的建設我也反。青藏鐵路穿越三江源頭（長江，黃河，瀾滄江）、可可西裏、羌塘草原三個國家級自然保護區，穿過沙漠戈壁地帶和常年凍土地帶，還有世界聞名的雅魯藏布大峽穀，大麵積的雪山冰川。這三江流域人口密集，其中瀾滄江流經中國、緬甸、老撾、泰國、柬埔寨和越南。三江源地區生態環境逐年惡化，已成為我國西部土地荒漠化最嚴重的地區之一。青藏鐵路勢必進一步破壞高原植被，加速水土流失。青藏鐵路帶來的大量遊客則會大大加速西藏的商業化和漢化，使西藏文化受到毀滅性的破壞。拉薩如今與國內其它的旅遊熱點一樣擁擠不堪，而西藏人真正成了邊緣人群。
“發展經濟”也不一定是什麽絕對的好事。太湖、滇池等淡水湖泊的綠藻化，淡水水質的普遍下降，一片片土地的沙漠化，可耕地麵積的大量減少，空氣的汙染，風沙的肆虐都是盲目“發展經濟”的直接後果。“教授搖唇鼓舌，四處賺錢，越來越像商人；商人現身講壇，著書立說，越來越像教授。醫生見死不救，草菅人命，越來越像殺手；殺手出手麻利，不留後患，越來越像醫生。明星賣弄風騷，給錢就上，越來越像妓女；妓女楚楚動人，明碼標價，越來越像明星。警察橫行霸道，欺軟怕硬，越來越像地痞；地痞各霸一方，敢做敢當，越來越像警察。流言有根有據，基本屬實，越來越像新聞；新聞捕風捉影，隨意誇大，越來越像流言”，則是對當今社會狂熱地追求金錢，道德每況逾下的真實寫照。
“維護領土完整”也可以反。一個國家的疆域遼闊雖然在理論上有種種優勢，這些優勢能否發揮則是一個問題。即便優勢能夠發揮，其目的也是為了百姓生活得更好。當這個疆域上的一部分人由於種族、宗教、文化、製度等原因覺得被“綁”在一起而痛苦，因此要求獨立出去時，我們至少應該傾聽他們的聲音。魁北克人要獨立，加拿大政府非但沒有出動武裝力量去鎮壓，反而讓他們投票自決。新加坡從馬來西亞獨立出來後百姓過得更好，馬來西亞也沒有變得更糟。捷克和斯洛伐克分成了兩個國家，前蘇聯則被“分裂”成了多個國家，百姓得到的是更多的自由。“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歐洲大多數國家因為理念和製度相近，搞起了“歐洲共同體”。如果中國那天民主了、自由了，和周邊的國家和睦相處，再來一個“中華聯合體”什麽的，豈不是皆大歡喜？
即便我稱之為“少數幾件好事之一”的漢語拚音我也要反。且不說當初搞拚音的動機是為了取代漢字，拚音本身就不是很完善。比如，所有的拚音符號都用英文字母，卻插一個ü在裏麵。ｙ既然是作為聲母代替ｉ的，且ｙｕ發“魚”音，ｉｕ作為（複合）韻母也應該發“魚”音，可它卻成了ｉｏｕ的簡化。類似的還有ｗｅｎ和ｕｎ的不一致。雖然省了一個字母，卻給學習帶來額外的困難，增加了記憶的負擔，甚至引起使用的混亂。
甚至免除農業稅我也反。從清朝到民國，“田賦”與田地的好壞掛鉤，總數額低於收入的５％。共產黨收的“公糧”（含土地稅和農業稅）不顧田地的好壞搞一刀切，數額超過２５％的農業收入（幸好這個數額在一九六五年定了下來，在以後幾十年增產不增稅）。把農業稅納入個人所得稅的軌道，徹底免除其它收費才是正途。更重要的是，取消戶口製度還人們以遷徙權；土地私有化還農民以所有權；砍掉花錢而礙事的機構還百姓以自主權；完善義務教育和基本醫療保健製度以兌現中共政府簽署的《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所賦予公民的權利，這才能真正的利民。在名目繁多的收費有增無減的情況下，“免除農業稅”隻不過是治標不治本的權宜之計，是為“胡溫新政”塗脂抹粉的伎倆，收買人心的把戲；它給百姓一個“皇帝清明，貪官可惡”的幻覺。
那天中國民主了，民眾可以選擇政府了，我還是要“逢‘中’必反”。我要豎起耳朵聽他們所言；睜大眼睛看他們所行；開動腦筋分析他們言行的一致性與合理性。哪怕一項政策或法律看上去多麽的“利國利民”，我也是要“反”。我要質疑它的可行性；質疑它在執行中可能出現的問題；質疑它是否可以進一步完善。隻是到了那個時候，我再不用擔心被人扣上“逢中必反”的帽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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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逢中必反”所隱含的是“反對中國的一切”，它是“漢奸”、“賣國賊”的代名詞。中共通過“逢中必反”這個帽子轉換了“中國”的概念，將中共的反對者誣控為人民的敵人。
完全“逢中必反”的人是不存在的，即便是曆史上臭名昭著的漢奸。但逢中國的某一“要素”（語言、文化、政府等）必反的人倒是有的，而且曾經還頗為時髦。比如，“文化革命先驅”魯迅就把中國文化歸納為“吃人”二字；毛澤東則提倡漢字走拚音化的道路，試圖用“洋文”（拚音）來取代中國字；“破四舊”更是逢中（國傳統）必批之、必毀之。曆朝的開國皇帝及其追隨者自然是逢前朝（中國）政府必反的人。
自由知識分子以批評政府為己任。政府的任何一項決策都會損害部份人的利益，被損害利益的人自然有權質問為什麽他們必須買單。從中獲利的人也可以為利益受損者呐喊，甚或為自己爭取更大的利益。所以，民主國家的任何一項法律或政策出台，總會有一些反對的聲音。我就是要充當反對的角色，“逢‘中’必反”，這個“中”是中國政府製定的各項政策。
我反對三峽工程，因為它毀掉了大量的曆史文物，破壞了原有的生態，使多少人失去家園。此外，三峽工程施工的難度及完工後的利弊也沒有令人信服的論證。最近 “德國之聲”苗子的報道《三峽工程問題多，是世界最大爛尾工程》就例舉了一些已經暴露出來的問題：如水流坡度的“疏忽”，山體的滑坡，需要移民人數的劇增，失去土地的農民的安置。三峽辦主任汪嘯風９月份的一次發言也承認，三峽工程生態環境安全存在諸多新老隱患，如不及時預防治理，恐釀大禍。
我反對“北京申奧”。北京辦奧運沒有什麽不可。問題是人家承辦奧運的多半是私人機構，最多從政府得到一些資助；而中國把“申奧”當成一件巨大的政治任務，全國人民都要為其買單，輿論宣傳就耗費了大量人力和物力。奧運村的施工中，由於貪汙、受賄導致的豆腐渣工程屢見不鮮。主會場“鳥巢”的施工費用一加再加，大大超過原先的預算。剛剛完工後，它在實用性上就暴露了問題：鋼架在陽光下的陰影投射到運動場中央，使主場地形成大麵積的黑白圖案，運動員在黑影裏比賽，對電視直播造成很大的困難。北京奧運會喂肥了一些貪官和承包商，爭了虛幻的麵子，到底為百姓多少好處？
“神五神六”、“嫦娥一號”我也要反。即使是按照官方公布的數字，每項工程也都要花費數十億人民幣。全國一年教育經費不到一萬億圓，其中重點大學、城市中學等占去了絕大部分數額，能夠用在農村中小學的遠不及一個“嫦娥”的花費。從原子彈爆炸成功到衛星上天、到神五神六、到嫦娥一號，所花費的巨資足以完善中小學義務教育。這些“強心劑”雖然能激發一時的愛國熱情，全民教育水平的提高才是強國之本。當百姓不會再為學費而煩愁，不用為沒錢治病而走投無路時，再去投資“奔月”才是錦上添花的好事。
青藏鐵路的建設我也反。青藏鐵路穿越三江源頭（長江，黃河，瀾滄江）、可可西裏、羌塘草原三個國家級自然保護區，穿過沙漠戈壁地帶和常年凍土地帶，還有世界聞名的雅魯藏布大峽穀，大麵積的雪山冰川。這三江流域人口密集，其中瀾滄江流經中國、緬甸、老撾、泰國、柬埔寨和越南。三江源地區生態環境逐年惡化，已成為我國西部土地荒漠化最嚴重的地區之一。青藏鐵路勢必進一步破壞高原植被，加速水土流失。青藏鐵路帶來的大量遊客則會大大加速西藏的商業化和漢化，使西藏文化受到毀滅性的破壞。拉薩如今與國內其它的旅遊熱點一樣擁擠不堪，而西藏人真正成了邊緣人群。
“發展經濟”也不一定是什麽絕對的好事。太湖、滇池等淡水湖泊的綠藻化，淡水水質的普遍下降，一片片土地的沙漠化，可耕地麵積的大量減少，空氣的汙染，風沙的肆虐都是盲目“發展經濟”的直接後果。“教授搖唇鼓舌，四處賺錢，越來越像商人；商人現身講壇，著書立說，越來越像教授。醫生見死不救，草菅人命，越來越像殺手；殺手出手麻利，不留後患，越來越像醫生。明星賣弄風騷，給錢就上，越來越像妓女；妓女楚楚動人，明碼標價，越來越像明星。警察橫行霸道，欺軟怕硬，越來越像地痞；地痞各霸一方，敢做敢當，越來越像警察。流言有根有據，基本屬實，越來越像新聞；新聞捕風捉影，隨意誇大，越來越像流言”，則是對當今社會狂熱地追求金錢，道德每況逾下的真實寫照。
“維護領土完整”也可以反。一個國家的疆域遼闊雖然在理論上有種種優勢，這些優勢能否發揮則是一個問題。即便優勢能夠發揮，其目的也是為了百姓生活得更好。當這個疆域上的一部分人由於種族、宗教、文化、製度等原因覺得被“綁”在一起而痛苦，因此要求獨立出去時，我們至少應該傾聽他們的聲音。魁北克人要獨立，加拿大政府非但沒有出動武裝力量去鎮壓，反而讓他們投票自決。新加坡從馬來西亞獨立出來後百姓過得更好，馬來西亞也沒有變得更糟。捷克和斯洛伐克分成了兩個國家，前蘇聯則被“分裂”成了多個國家，百姓得到的是更多的自由。“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歐洲大多數國家因為理念和製度相近，搞起了“歐洲共同體”。如果中國那天民主了、自由了，和周邊的國家和睦相處，再來一個“中華聯合體”什麽的，豈不是皆大歡喜？
即便我稱之為“少數幾件好事之一”的漢語拚音我也要反。且不說當初搞拚音的動機是為了取代漢字，拚音本身就不是很完善。比如，所有的拚音符號都用英文字母，卻插一個ü在裏麵。ｙ既然是作為聲母代替ｉ的，且ｙｕ發“魚”音，ｉｕ作為（複合）韻母也應該發“魚”音，可它卻成了ｉｏｕ的簡化。類似的還有ｗｅｎ和ｕｎ的不一致。雖然省了一個字母，卻給學習帶來額外的困難，增加了記憶的負擔，甚至引起使用的混亂。
甚至免除農業稅我也反。從清朝到民國，“田賦”與田地的好壞掛鉤，總數額低於收入的５％。共產黨收的“公糧”（含土地稅和農業稅）不顧田地的好壞搞一刀切，數額超過２５％的農業收入（幸好這個數額在一九六五年定了下來，在以後幾十年增產不增稅）。把農業稅納入個人所得稅的軌道，徹底免除其它收費才是正途。更重要的是，取消戶口製度還人們以遷徙權；土地私有化還農民以所有權；砍掉花錢而礙事的機構還百姓以自主權；完善義務教育和基本醫療保健製度以兌現中共政府簽署的《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所賦予公民的權利，這才能真正的利民。在名目繁多的收費有增無減的情況下，“免除農業稅”隻不過是治標不治本的權宜之計，是為“胡溫新政”塗脂抹粉的伎倆，收買人心的把戲；它給百姓一個“皇帝清明，貪官可惡”的幻覺。
那天中國民主了，民眾可以選擇政府了，我還是要“逢‘中’必反”。我要豎起耳朵聽他們所言；睜大眼睛看他們所行；開動腦筋分析他們言行的一致性與合理性。哪怕一項政策或法律看上去多麽的“利國利民”，我也是要“反”。我要質疑它的可行性；質疑它在執行中可能出現的問題；質疑它是否可以進一步完善。隻是到了那個時候，我再不用擔心被人扣上“逢中必反”的帽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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