冼岩：這些人說他們是基督徒、自由民主鬥士（修訂稿）(ZT)

來稿／四個人一起接受對華援助協會的邀請，曆盡艱辛來到美國，卻在最後將被“偉大領袖”破例接見的關鍵時刻，其中三個人（或兩人，另一人為陪襯）合謀將另一人陰踢出局──這種原以為隻有在好萊塢影片中才能看到的“陰謀與背叛”情節，卻發生在自詡為“正義良心”的自由民主人士身上，並且是以“上帝”的名義。 按常理而論，作為同一目標下的戰友，都是好不容易才擁有了這一次難得機會，就算是邀請方臨時提出要剔除某人，其他人也應該合力為其爭取才對。但美國方麵並沒有區別對待的意思，反而是自己的戰友從背後捅出了致命一刀──怪不得突遭棒擊的郭飛雄視此為“奇恥大辱”，遠在太平洋彼岸的範亞峰“甚至在電話裏哽咽了起來”。 餘王二人對此的解釋無非兩點：一，布什會見時打的是“會見基督徒”的幌子，郭不是基督徒，參與見麵“是不適宜的”──他們為“偉大領袖”設想得倒是周到，但這樣的顧忌難道不是應該由美方提出嗎？為什麽美方沒提，餘王二人自己卻提出來，甚至還以要“退出會見”相要挾？在這樣的關節要害上，恐怕隻有受害者郭飛雄才能夠直言不諱地道明真相：會見風波“將國內民間社會中維權運動與獨立作家筆會的權力鬥爭不明智的引向國際舞台”──之所以先美國之憂而憂，急人家之所不急，無非是因為“權力鬥爭”這一人類曆史上千古永恒的主題而已，可以理解。 第一點可以理解，第二點卻難以消化。據說郭飛雄代表了激進道路，而餘王二人代表了保守道路；將郭飛雄排除在外，是為了避免激進連累保守，保護國內的基督徒，換言之是將宗教利益置於自由民主之上──這是何等的虛偽！既然郭飛雄不是基督徒，那麽無論他與布什會麵時說了什麽，都與基督教無關，又怎麽會危及國內的信仰自由？餘傑們需要對之負責的，隻是自己的言行，而不是別人的舉止。但他們似乎從來就沒有要以自己言行為自己“主內兄弟”負責的意思。餘傑所精心泡製的、特意在會見時當麵提出的，請布什埋葬中國的共產主義製度，這難道是負責任的表現？這難道還不夠激進，不會危及中國的信仰自由？郭飛雄再激進，也不會激進到邀請中國的戰略對手來埋葬中國現行製度的地步吧？會談時沒有讓這種“泛政治化”泛得不可收拾的，不是那些口口聲聲“必須對這一會麵之於國內教會及其傅牧師所在機構的影響負責”的餘王二人，而是必須兼顧其它政治利益的布什。如若不然，還不知道餘傑們要利用此次會麵“介入政治反抗運動”到什麽程度呢？為什麽你們放火就是溫和，別人點燈卻是激進？ 看來真實的原因還是要到“權力鬥爭”上去找。隻要不先驗地將誰假設為不食人間煙火的聖徒，事情的脈絡其實很簡單：自由民主運動的邏輯是“淘汰溫和”，越激進，越易建立起聲譽。郭飛雄由於更激進，近幾年積累聲望的速度很快，漸有後來居上之勢，直至對餘傑們形成了“權力鬥爭”的威脅，這當然是後者難以接受的。但是，郭飛雄的激進又是餘傑們所難以模仿的，因為餘傑們不僅要“權力”，還要享受別墅名車；不但要拚未來，還要顧現在。如此這般，就隻能在躲在背後來陰的了。 這樣的齷齪陰暗，卻被他們冠以基督之名，還要通過“抱在一起、向上帝禱告”的形式來作出決定──這難道是那個邀請被眾人歧視的乞丐坐到自己身邊來的基督所讚成、所主張的嗎？不過是你們自己心中的那點東西在作祟而已！背後捅了人家一刀，然後假腥腥為人家“禱告”，接著再一臉無辜地詫異：你為什麽不能接受我的“愛”──怪不得郭飛雄會聯想起太平天國馮秀全、蕭朝貴、楊秀清經常宣稱“上帝附體”的曆史細節，不如此做作別人可能還不會“感到惡心”。任何時候、任何地方的偽基督徒，都有著差不多的嘴臉；他們所作的是什麽，他們自己完全知道。 自由民主或宗教信仰都是好東西，但在這些鮮豔的招牌下，往往藏掖著狐臭。外表已經腐爛的東西，其臭味天下皆知，路人皆避；但有些東西的臭味被掩蓋在豔麗色彩下，隻能靠鼻嗅，不能憑眼觀。逆風時臭味被掩蓋，順風時其臭才遠揚。這次“偉大領袖”心血來潮的突然召見，使長年處於逆風低潮的國內異議人士有了一個順風揚帆的機會，於是其中一些惡醜就不可避免地散發了出來。在困境時可以抱成一團，稱兄道弟，到了收獲時，卻是唯我獨尊，能夠勢均力敵參與分享的人越少越好。就是在還需要共患難的現在，在自己所誓言要埋葬的製度下住著別墅、開著名車的自由鬥士餘傑，就可以將徒步走過了千山萬水、幾度出生入死的戰友，“神叫他愛”的“兄弟”郭飛雄一腳踢下台；等到大功告成的哪一天，這些人還會乖乖把他們已經倒手的東西拿出來給大家分享吧？ 筆者毫不懷疑，有些人現在追求憲政民主的動機是真誠的，但這種真誠是基於他們目前的利益處境；一旦處境發生變化，當他們搖身一變而成為新的既得利益者時，憲政民主口號不再是能給他們帶來一切的寶葫蘆，而變成了將要限製他們已有或可能擁有的一切，有些人就會毫不遲疑地將憲政民主踩在腳下，就象餘王二人一麵滿口“基督徒對於教會的一種責任感”，一麵毫不遲疑地給國內基督教製造麻煩一樣。實在丟不了的道具，也會將其扭曲變形，世界上那麽多國家憲政民主遭扭曲，就是這麽來的。 在異議人士中，筆者雖不讚同郭飛雄的一些做法，但認同其理想，欽佩其人品。無論中國未來是走向好的憲政民主還是好的權威社會，都需要民間社會的充分發育作為鋪墊。但這種發育應該是自發演進的，與現行體製非對抗性的。以十年為時間跨度來衡量，自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民間社會已有長足進步，這是經濟與社會自發演進的結果。這種自發演進而成的民間，才能與現在中國社會的土壤相適應，才能與現行體製良性互動。除非體製已失去自我調整的可能，隻能訴諸革命，否則不應選擇激進方式。激進手段必然加劇社會結構的剛性，減少自我演進的可能，甚至驟然中斷演進的過程。激進手段的出現有一種加劇相互敵視、形成惡性循環的效應，它往往使改良成為不可能，令革命成為唯一選擇。前清就是例證。 王怡說郭飛雄“搞政治”，尚“權謀”，其實郭飛雄“搞政治”哪裏搞得過他們，“權謀”又哪裏是這些人的對手！明明是自己親口親手所導致的結果，他們卻可以把這一切說成是“神的奇妙”；才以“激進”為理由把別人踢出局，馬上自己又可以在全世界麵前亮出激進得無以複加的旗幟──這大概就是餘傑所自鳴得意的“由所謂“政治不正確”的力量達成“政治正確””吧。隻要套上了上帝的光環，似乎一切齷齪陰暗就都成了聖徒的行徑，這說明這些人已經完成了由知識分子到政治活動家，再到真政客、偽基督徒的三步角色轉換，其政治權謀已經登峰造極，遠非郭飛雄們所能想象。 與郭飛雄一道，世人都將見證這一過程。 王怡是魔鬼，如果王怡是基督徒，基督徒就是魔鬼。 無神論的劉少奇對毛澤東說：“人相食，我們是要上史書的！”無神論的毛澤東在死前曾說，民心軍心不在我們這邊。死了要燒掉。無神論的鄧小平也怕被鞭屍，死了燒成骨灰扔大海。 可是，王怡剝奪了一個同胞向自由世界領袖表達的機會，他根本不誠心自責，反而誇誇其詞，把自己的惡行，推卸為上帝的安排。這種活生生的魔鬼，比毛澤東更為可怕，因為他把自己的罪行，對歸結於上帝的安排，完全失去自省的機能，與賓拉凳的說詞是如出一轍。沒有任何畏懼。 中國民主運動如果不擺脫對宗教，對道德和人的糾纏，回歸到政治和法律層麵，建立一種機製和製度，也就是憲政民主的話，將滑向萬劫不複的深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