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理嘉先生1931年生於上海，1950年考入燕京大學國文係，1952年隨燕大國文係轉入北京大學中國語言文學係。1954年畢業後留係，跟隨著名語言學家魏建功先生攻讀副博士學位。1958年畢業後留校任教，曆任講師、副教授、教授。他於1986-1996年間擔任北大中文係現代漢語教研室主任，1989-1992年間擔任北大中文係主管教學的副係主任，2011年起擔任國家語委普通話審音委員會顧問，2018年起擔任國家漢辦“國家級漢語水平考試（HSK）等級標準”項目組專家委員會顧問。
1950年8月的一天，在剛剛更名的上海站，王理嘉先生坐上了京滬線北上的列車。當時從上海到北京的火車還不能直達，必須在浦口轉車時是在一個晚上；列車到達浦口時，王先生向外望去，車廂外麵一片通明，原來是在等待過江。岸邊紅底白字的“解放全中國，建設新南京”的大木牌標語十分醒目，充滿著時代的戰鬥氣息。隨著人流，王先生下了車，然後乘坐輪渡跨越長江到南京，再換乘火車北上前往北京。老舊的蒸汽火車，車廂也較為老舊，且速度普遍在每小時50公裏左右。經過三晝夜的顛簸。王先生終於到達了北平火車站（通常指前門火車站）。1950年的北平城外路況普遍較差，且汽車較少，王先生雇用了三輪車夫。兩個小時後，王先生抵達了燕大校門口。
當他第一次站到燕京大學門口時，被這個美麗的校園迷住了。燕園門口有兩頭石獅子守衛，兩扇朱紅色大門敞開著，一眼望去隻見園內 樹木成蔭，掩映著一幢幢宮殿式的樓房，引人入勝。王先生後來回憶道：在京郊西山落日餘暉的照耀下，踏入暮色籠罩的燕園。雖然在西校門內潔白挺立的華表下，在校友橋前有各係高年級學長熱鬧親切的熱情接待，我的第一感覺仍然是，這個芳草遍地，滿眼翠綠的校園好生安靜啊。
迎接王先生的燕園原來是一座透著皇家氣息的世外野園。正如王先生在《燕園憶舊》中描述的：
踏入燕園的初夜，我就在男生宿舍的首座筒子樓----紅一樓一層119室入住了，幾晝夜旅途的困頓疲乏使我一挨枕頭就進入夢鄉。清晨，在小鳥啾啾聲中醒來的時候，一睜眼看到的竟是床邊綠色紗窗外一隻肥碩的野兔，在寬闊的窗台上探頭伸腦向屋裏好奇地張望。想不到在燕園第一個來探訪我的竟是一隻可愛的野兔。
那時候未名湖畔總是靜悄悄的。
三園相連，遍布池水湖塘，滿山坡盡是酸棗樹、桑樹，一派野外風光，是燕大學生“野遊”之處。與三園毗鄰隻有一路之隔的圓明園更是荒涼，一片廢墟，斷垣殘壁，滿目淒楚，偶見幾家農舍，牆外都用白石灰散亂地畫著大白圈，聽說為的是保護家畜，防狼。
正因為圓明園是野物出沒之地，所以燕園裏偶爾也難免會有它們的蹤跡。就在我就讀期間，鏡春園校景亭下麵的小山坡裏曾逮住過一隻個頭不小的獾。曾被稱為清八大古園之一的蔚秀園，是光緒皇帝之父、七王爺醇親王的賜園，那時也還保留著古園舊貌，園裏經常可見黃鼠狼、刺蝟一類野生動物，偶爾也有從圓明園跑來的狐狸。
這裏有兔子、獾、狼、刺蝟、黃鼠狼、狐狸，還有野狗，湖水池塘，加上酸棗樹和桑樹，構成了一個十足的充滿野趣的園子。但是這裏總是靜悄悄的，這裏有錢穆先生命名的未名湖和冰心先生命名的臨湖軒，儼然是一個做學問的好地方。
在 1926 年燕京大學正式遷至北京西郊美麗的燕園後，它作為教會大學就已經開始引人注目了，成為了帶著異域思想的學術樂園。自由的學術氛圍，吸引了大批知名學者。教育家陸誌韋，社會學家雷潔瓊，人類學家吳文藻，考古學家容庚，神學家趙紫宸，法學家張友漁，哲 學家張東蓀、馮友蘭，史學家顧頡剛、錢穆，政治學家蕭公權，文學家周作人、朱自清、鄭振鐸、陸侃如、冰心……這些中國文化史上大名鼎鼎的人物，都曾聚於燕京大學任教。
1950年的燕京大學國文係處於該校最後輝煌的階段，不僅名師薈萃，也是中國頂尖的文科院係之一。在這裏學習的王理嘉先生，一身藍布大褂西服褲，依然保留著“五四”時期的遺風。在寂靜的燕園裏他憧憬著未來。王先生在回憶文章中說：此後整整兩年的校園生活，燕園的寧靜一直是我心頭永恒的感覺。這種寧靜自然環境和學術環境以外，還有一種心靈的寧靜，那就是燕園是一座帶有宗教信仰的精神家園。每逢聖誕之日，這些燕大師生就會在校園，乃至於北京當時最具國際水準的北京飯店，舉行聖歌演唱。在電風琴伴奏和音樂係主任、美籍教授範天祥（Bliss M. Wiant）的指揮下，歌聲好似來自深山空穀，由遠而近，悠揚如天籟之音，激昂如電閃雷鳴。尤其當演唱韓德爾的《彌賽亞》時，會場氣氛肅穆，台下聽眾鴉雀無聲，上百人多聲部縱情高歌：”聖父聖母給我們生下了聖子……”，那美妙的合聲令台下聽眾如同置身於仙境之中，一時感情升華，如癡如醉。比如燕大受基督教大家庭觀念影響形成的親密師生關係，卻一直保持了下來。每到聖誕日，燕京大學教授的家便開放給學生們。入夜後，家家門前精心裝飾的聖誕樹閃亮著五顏六色的彩燈，迎接成群結隊喜氣洋洋的學生們。大家紛紛湧到教授家中賀節日，吃點心，歡聲笑語，其樂融融。
燕京大學校訓為“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務”，英文為“Freedom Through Truth for Service”。該校訓由首任校長司徒雷登確立，核心旨在強調探求真理以獲得思想與精神的自由，最終目的是服務社會與他人，體現了基督教信仰的服侍精神。 這和明代哲學家王陽明提出的“知行合一”心學觀正相契合，其核心理念，強調認識事物的道理（知）與在現實中實踐、運用這一道理（行）是一致的，不可分裂為兩件事。其真意為：真正的知識必然表現在行動上，不行則不謂真知，知中有行，行中有知，二者相輔相成。
王理嘉先生雖然沒有趕上聖誕節的慶祝活動，但是那種親密的師生之情和其樂融融的大家庭氛圍，對他的影響是深遠的；燕大的校訓成為了生命的一部分，王先生一生都在燕大校訓的踐行者。
1950年6月朝鮮戰爭爆發，幾千公裏外的槍炮聲震碎了燕園的寧靜。
1951年1月11日，教育部發出文件，強調新中國不允許外國人在我們國家內辦 學校的方針。包括燕京大學、協和醫學院等首批11所教會大學改為公辦；滬江大學、東吳大學等大學改為中國人自辦，仍維持私立，政府給予補貼。
燕京宣布改為國立後，燕京師生表示熱烈擁護。1951 年 2 月 12 日是燕京大學再生之日。還在頭一兩天，”貝公樓”（Bashford Hall）的牌子就被換成了”辦公樓”，”寧德閣”（Ninde Hall）改成了”民主樓”、”麥風閣”（Miner Hall）和”甘德閣”（Gamble Hall）改成了”姊妹閣”，”適樓”（Sage Hall）改成了”俄文樓”，”穆樓”（McBrier Recitation Hall）改成了”外文樓”……燕園裏凡帶有舊中國色彩和美國文化痕跡的名稱大都不複存在了。12 日這天，辦公樓前新搭起一座牌樓，上麵掛著巨大的橫幅，紅底白字醒目地寫著”慶祝燕大新生”。教育部部長馬敘倫和副部長錢俊瑞、曾昭掄等親臨燕大，代表政府宣布正式接管燕京大學。政務院隨後通過決議，批準了教育部的接管行動，並任命陸誌韋為校長。政務院的委任狀上還印有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澤東的簽章，毛澤東本人還親筆為燕京大學題寫了校名。
1951 年上半年，政府全力推行土改、鎮反和抗美援朝三大運動，一時還無暇顧及教會大學的進一步改造問題。因此，全校渡過了兩年來最為平靜的一個學期。當年的英語教師巫寧坤的回憶很傳神地從一個側麵描述了這段時間裏燕大教師們的工作生活情景。
一方麵，他們按照新政府的要求，在授課中政治掛帥。巫負責教”英國文學史”和”高級作文”。”對馬列一竅不通”，就從帶回國的幾百本書中，每天讀些馬克思的《資本論》和英國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家的著作及美國”進步作家”的小說，”驢頭不對馬嘴”地剝出一些階級鬥爭之類的概念，打成講稿，講給學生聽。另一方麵，教師們在私下裏仍舊保持著親密關係，你來我往，時常一起喝咖啡，品白酒，談天說地，撫琴吟詩。隻要在京，陸誌韋有時也會跑到年輕教師家去串門兒，”聊聊天兒，打打橋牌”。如英語係新任主任趙蘿蕤是趙紫宸的女兒，她丈夫陳夢家是著名的新月派詩人，在清華大學中文係任教，橋牌打得好。國學造詣極深，又喜歡打橋牌的陸誌韋，就常到陳夢家的家裏去打牌。兩位隻要坐在一起，常常”出口成章，妙趣橫生”，讓牌友們很是享受。
但是，1952年的院係調整，徹底改變了這一切。正如王先生所說：但是燕大在燕園消失後，燕園的寧靜也隨之而去。
1952年夏秋之際，燕京大學撤銷。其文、理、法各係並入北京大學，工科並入清華大學，原國文係主要並入北京大學中文係。 燕京大學的校址也成為了北京大學的新校址。王先生也轉到了北京大學中文係。先生異常興奮，並積極麵對這個嶄新的環境。他在回憶文章中這樣寫到“三校合並後，雖然居住條件都比以前差了很多，但是對知識的渴求，學習情緒之高漲，聽課之積極，政治上的進取心，都是過去無法比擬的。”“當時，林庚、遊國恩兩位先生的古代文學史。吳組湘先生的小說分析，浦江清先生的戲曲小說選，王瑤先生的新文學史，王力先生的漢語發展史，魏建功周祖謨兩位先生的文字音韻訓詁，高名凱先生的語言學概論，袁家驊先生的漢語方言學，岑麒祥先生的曆史比較語言學，凡此等等，是我們大開眼界，其中有許多課程都是當時其他高校還無法開設的。所以吸引了全國許多高校的青年教師來進修、聽課，後來這一大批青年教師大都成為各自高校中文係的學術骨幹和領軍人物。”
隨著各個學校學生的到來，燕園熱鬧了起來。原本荒蕪的燕農園也蓋起了一大片十分簡陋的大通間簡易樓，。在全國院係調整後的頭幾年，這裏卻是全校最有活力最熱鬧的地方。大通間裏的生活豐富多彩，最為壯觀的是晨起的集體出操。王先生在《燕園憶舊》中寫道：“每天晨光熹微，兩遍催促起床的進行曲一停止，燕農園15棟宿舍樓前各自的開闊地區，各係各年級已經站好隊形的學生立刻隨著廣播操的口令和樂曲，兩千來人各自在班上體育幹事的示範帶領下，整齊劃一，動作有致地做起矯健優美的體操來，英姿勃發，充滿了青春的活力。”讓王先生印象最深的是有一年慶祝五一勞動節，學校特許晚上不統一拉閘熄燈，於是大家一頓吃喝，一直鬧到了下半夜一點多。可是，第二天得照常上課，照常出操。第二天一大早，催促起床的進行曲按時響起，大家實在太困了，就裝聾作啞，賴床不起，想不出操，多睡一會兒。急得體育幹事大聲嚷嚷，可是也無濟於事。“正在千鈞一發之際，褚斌傑同學忽然在上鋪坐起來，提高嗓門說：各位！各位！我給大家念一首起床詩，聽完趕緊起床……，春眠不覺曉，處處聞啼鳥，夜來起床聲，小便知多少。頓時，大通間裏二十多人一起哄堂大笑，大家從迷迷糊糊中完全清醒過來，迅速起床，紛紛快步衝出樓外，站隊出操，無人缺席，全勤！”。
在這種溫馨、熱鬧的環境中，王理嘉先生於1954年本科畢業，隨即留校，並跟魏建功先生讀研究生。1958年研究生畢業，隨即在北京大學中文係任教，講授留學生高級漢語、現代漢語（語法，語音，詞匯）、語法修辭、漢語寫作、音係學基礎、語音專題研討、語音研究和普通話音位研究等課程。
1956年1月31日，國務院公布了《漢字簡化方案》，漢字簡化進入實施階段；同年2月6日，國務院又發布了《關於推廣普通話的指示》，推廣普通話工作正式展開。1958年《漢語拚音方案》由中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批準、用於標注現代標準漢語（普通話）的法定的拉丁字母拚音係統。
1958年秋季入學的小學生，成為中國第一批學習漢語拚音的人。據統計，僅1958年一年，全國就有5000萬小學生學習了漢語拚音。而在此前，為了能更好地完成漢語拚音教學工作，大批的中小學老師也分期分批地進行了培訓。城裏的教師由區文教局負責培訓，而農村的教師的培訓工作隻能依靠北京高校的大學生了。
燕大的校訓“因真理得自由而服務”是相連貫的。必須有自由才能得真理，但是得了真理就要服務於人類，比如科學家宣揚真理，也是一種服務的方式。本著這種精神王理嘉先生以極大的熱忱投入到了推廣普通話的熱潮之中。
1958年那年暑假，還在念研究生的王理嘉先生背上鋪蓋卷，跟同學們一起來到京郊房山。王理嘉先生後來回憶：“那時候，農村條件很差，交通也不方便。我們坐長途車到房山邊上，又坐著村裏的馬車進山，光路上就幾個小時。”
到了村裏，十裏八村的小學老師都搬著小板凳集中到生產大隊的場院裏。一塊小黑板，幾根粉筆頭兒，剛從報紙上學會新漢語拚音的大學生們，當起了老師的老師。
那時，農村老師普遍文化程度比較低，初中畢業就算是秀才了，更多的隻上過小學。之前，他們壓根兒就沒見過拉丁字母，一切都要從頭開始。
王先生和同學們一個字母，一個字母地教，老師們一點一點地學。三四天後，他們中的大部分人居然都掌握了。王理嘉先生還記得，結束培訓時，他還專門為他們出了一張卷子考核。“大部分人都考得不錯。連一個抱著吃奶的孩子來上課的女教師，也考了九十多分。”同時，王先生還教他們簡化漢字。因為他自己有深刻的體會。上世紀三十年代，王理嘉先生正在上海上小學。對著字帖描字模是他每天的必修課。對於一個七、八歲的孩子，每天一筆一畫地寫那些少則十幾畫，多則三十多畫的漢字，真是一件苦差事。那時，王先生經常會在店鋪的招牌上，家人的書信中，甚至老師私下的便條中看到這些俗體字。他想，如果在作業中，也能寫這些字就好了。有一次，他在作文中把“費”字寫成了俗體“費”，結果受到老師嚴厲地批評。王先生對此事一直記憶猶新，“在老師的眼中，寫俗體字是沒有文化的表現。”
1967年，一場史無前例的運動在燕園爆發。1969年至1971年，2000餘名北大教職員工響應號召，前往江西鄱陽湖畔的鯉魚洲五七幹校。一時間，從鳥語花香的燕園來到了血吸蟲遍布的鯉魚洲。真是才子佳人未名湖，牛鬼神說鯉魚洲。王理嘉先生便是其中的一員。這段經曆是北京大學校史中一段充滿艱難、反思與堅持的特殊時期。
1969年秋，工、軍宣傳隊組織北大7000多名師生分赴江西、漢中和北京遠郊農村勞動，接受再教育。其中到江西鯉魚洲農場勞動的教職工有2000多人，因鯉魚洲是血吸蟲重疫區，不少人染病。而血吸蟲病的蔓延使得不少人出現了腹腫、肝大等症狀，農場醫療手段有限，情況不斷惡化。根據廖太燕收集整理，當時南昌的各大醫院住滿了北大，清華的五七戰士，經普查發現80%的人受感染。
除了勞累和血吸蟲病，鯉魚洲更難熬的，還有精神折磨。軍代表、政治指導員、工宣隊想法設法修理這些知識份子，天天晚上開會，搞活動批鬥，鼓勵相互揭發。在所謂的“一打三反”中，黃萬裏教授被打成了所謂的美蔣特務。516運動清理階級隊伍中，陳貫良被逼自殺。
從1969年到1971年，幾千名中國知識精英在鯉魚洲經曆了人間煉獄。北大中文係主任陳平原教授，形容鯉魚洲是毛澤東改造不聽話的知識份子的中國版“古拉格群島”。用現代文學教授黃修己的話說，那是“十年噩夢中長達兩年的、又黑又慘的一段。”
厲以寧先生的一首五絕似乎可以概括當時在鯉魚洲的北大人的心情：
五絕
在鯉魚洲過新年有感
一九七 0 年
家事試忘懷，
國愁心底來，
怕逢元旦日，
何處見梅開？
注： 1970 年元旦在鯉魚洲上淒風苦雨中度過。
在鯉魚洲最讓王理嘉先生難忘的有兩件事。
1970年12月底，中文係教學小分隊帶工農兵學員去井岡山革命教育實踐。此前連續下雨，卡車在大堤上行駛時常常陷入汙泥，但小分隊仍決定繼續上路，其中一輛卡車打滑翻下大堤，10多人被困車底，多人受傷，老師張雪森與一名學員身亡。原本讓段寶林擬張雪森悼詞，因為兩人都是1954年從上海考進北大，感情較深，“寫了一些抒情的悲傷的話。分校領導聽後說：‘調子太低沉！我們部隊打仗，死人是經常的，都這樣淒淒慘慘戚戚怎麽行。’這篇稿子就沒有用。”
另一件事是這樣的。據王理嘉先生回憶，一個夜晚搞緊急集合，大家趕緊起床，背上行李鋪蓋，在外麵繞了一大圈就回來了，解開鋪蓋，躺進被窩剛要睡著，又響起緊急集合哨，搞得大家疲憊不堪，又趕快起來，穿錯衣服的，來不及疊被子的，找不著鞋子的，亂成一團。可等到集合好，隻是被管製者訓斥一頓就完事了，解散。幾十年後同事們回憶這段往事，忍不住氣憤地說，“這簡直就是拿老九當猴耍，故意作弄你。”自今日看來，我們深切理解北大教師們的心情，但軍宣隊的心理是如何呢？固然他們接到的總體指示就是改造知識分子，但應該不會具體到事無巨細的措施。惡作劇的緊急集合，雷鳴電閃不允許躲避，大雨滂沱仍舊讓卡車外出（以至釀成悲劇），諸多事端，顯然都是管製者自出機杼的“發明創造”。這些人在常態環境下也應都是普通人，可此時為何會殘忍冷酷到這樣的地步？政治對人性的“異化”實是令人觸目驚心。錢鍾書也說過，“他們很可能既不記憶在心，也無愧怍於心。他們的忘記也許正由於他們感到慚愧，也許更由於他們不覺慚愧。”我從善意一麵揣測，這些人或許還是慚愧的吧，不過終究，沒有人出來道聲慚愧。
王理嘉先生表示 “回憶當年鯉魚洲的歲月，不能隻是停留在悲情和豪情中，對曾在一個曆史時期內，普遍出現的‘五七幹校’，應該給以理性的審視和反思。”
從燕大被解散，經過三反五反，又經過反右運動，再到鯉魚洲五七幹校和文化大革命，從安靜的燕園，到鯉魚洲這個人間煉獄，王理嘉先生不僅挺過來了，而且能理性對待，這都得益於燕大校訓。燕大校歌裏唱到：
雄哉壯哉，燕京大學，輪奐美且崇。
人文薈萃，中西合璧，文化紀繁興。
巍巍燕大，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務。
精誠團結，同心同德，為國幹城，為國幹城。
立德立言，行善行道，前路光明。
巍巍燕大，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務。
歌詞“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務”融入校訓精神，彰顯了追求真理、服務社會的宗旨。這種服務社會，就是求是，就是知行合一。
劫後餘生。經過洗禮的王理嘉先生，一方麵對北京話、普通話進行了深入研究，並從實驗語音學的角度來確立普通話的讀音；另一方麵大力推廣漢語拚音方案，並配合漢語言的國際推廣，進行正音工作。同時，先生展示了宏大的國際視野，王理嘉先生於1983年美國斯坦福大學東亞係教授高級漢語等課程；1990年2月在泰國朱拉隆功大學學術訪問；1992年到1993年任韓國延世大學中文係客座教授，為研究生、本科生講授現代漢語、高級口語、音係學、音韻學、現代漢語專題研究課程。1999.7到11月在香港中文大學學術訪問，講授現代漢語語音學，普通話專題研究等課程。
王理嘉先生從事語言學研究和教學半個多世紀，主要學術成果分布在以下幾個領域：（1）普通話和北京話音位研究；（2）北京語音的實驗語音學研究；（3）《漢語拚音方案》和漢民族標準語的關係；（4）漢語規範問題；（5）詞義研究。特別令人感動的是，王老師晚年致力於闡釋《漢語拚音方案》的理論基礎以及方案與標準語的關係，多次在國家語委等語文政策部門講授相關知識，並擔任國家語委普通話審音委員會顧問。
王理嘉先生生前是中國民主同盟盟員。不知是不是巧合，北大中文係的不少先生都是中國民主同盟的盟員，包括高名凱先生、朱德熙先生、岑麒祥先生、林燾先生、唐作藩先生、王瑤先生、季鎮淮先生、袁行霈先生等，此外前北大校長丁石孫、副校長季羨林等也是民盟盟員。
王先生去世後，人們紛紛紀念他，“王老師為人謙和，淡泊名利，學風樸實嚴謹。”、“王老師謙和大度、兢兢業業，他們都是我人生路上的燈塔。”北大中文係在王理嘉先生的訃告中這樣評價王先生：他做到了“生命不息，學術不止”。
燕京大學前校長陸誌韋發表曾在燕大《青年作家》上發表了這樣一首詩《教給人怎樣做好詩的人》：
世界上還是短不了這個理
就是一個人為了窮苦受罪的人
多吃一點虧，就當做把他自己
毀了，他的名字決不會叫做傻瓜
他死了也不就變成第二個上帝
窮人笨人跪倒在他床前哭
聰明人會擦擦眼擤擤鼻涕
聰明人你還不如哭罷
許是你一生一世的一個轉機
我想把這首詩獻給王理嘉先生。
北大中文係的先生們 （十六） 知行合一王理嘉
墨村鄉士 (2026-05-06 23:26:36) 評論 (2)王理嘉先生1931年生於上海，1950年考入燕京大學國文係，1952年隨燕大國文係轉入北京大學中國語言文學係。1954年畢業後留係，跟隨著名語言學家魏建功先生攻讀副博士學位。1958年畢業後留校任教，曆任講師、副教授、教授。他於1986-1996年間擔任北大中文係現代漢語教研室主任，1989-1992年間擔任北大中文係主管教學的副係主任，2011年起擔任國家語委普通話審音委員會顧問，2018年起擔任國家漢辦“國家級漢語水平考試（HSK）等級標準”項目組專家委員會顧問。
1950年8月的一天，在剛剛更名的上海站，王理嘉先生坐上了京滬線北上的列車。當時從上海到北京的火車還不能直達，必須在浦口轉車時是在一個晚上；列車到達浦口時，王先生向外望去，車廂外麵一片通明，原來是在等待過江。岸邊紅底白字的“解放全中國，建設新南京”的大木牌標語十分醒目，充滿著時代的戰鬥氣息。隨著人流，王先生下了車，然後乘坐輪渡跨越長江到南京，再換乘火車北上前往北京。老舊的蒸汽火車，車廂也較為老舊，且速度普遍在每小時50公裏左右。經過三晝夜的顛簸。王先生終於到達了北平火車站（通常指前門火車站）。1950年的北平城外路況普遍較差，且汽車較少，王先生雇用了三輪車夫。兩個小時後，王先生抵達了燕大校門口。
當他第一次站到燕京大學門口時，被這個美麗的校園迷住了。燕園門口有兩頭石獅子守衛，兩扇朱紅色大門敞開著，一眼望去隻見園內 樹木成蔭，掩映著一幢幢宮殿式的樓房，引人入勝。王先生後來回憶道：在京郊西山落日餘暉的照耀下，踏入暮色籠罩的燕園。雖然在西校門內潔白挺立的華表下，在校友橋前有各係高年級學長熱鬧親切的熱情接待，我的第一感覺仍然是，這個芳草遍地，滿眼翠綠的校園好生安靜啊。
迎接王先生的燕園原來是一座透著皇家氣息的世外野園。正如王先生在《燕園憶舊》中描述的：
踏入燕園的初夜，我就在男生宿舍的首座筒子樓----紅一樓一層119室入住了，幾晝夜旅途的困頓疲乏使我一挨枕頭就進入夢鄉。清晨，在小鳥啾啾聲中醒來的時候，一睜眼看到的竟是床邊綠色紗窗外一隻肥碩的野兔，在寬闊的窗台上探頭伸腦向屋裏好奇地張望。想不到在燕園第一個來探訪我的竟是一隻可愛的野兔。
那時候未名湖畔總是靜悄悄的。
三園相連，遍布池水湖塘，滿山坡盡是酸棗樹、桑樹，一派野外風光，是燕大學生“野遊”之處。與三園毗鄰隻有一路之隔的圓明園更是荒涼，一片廢墟，斷垣殘壁，滿目淒楚，偶見幾家農舍，牆外都用白石灰散亂地畫著大白圈，聽說為的是保護家畜，防狼。
正因為圓明園是野物出沒之地，所以燕園裏偶爾也難免會有它們的蹤跡。就在我就讀期間，鏡春園校景亭下麵的小山坡裏曾逮住過一隻個頭不小的獾。曾被稱為清八大古園之一的蔚秀園，是光緒皇帝之父、七王爺醇親王的賜園，那時也還保留著古園舊貌，園裏經常可見黃鼠狼、刺蝟一類野生動物，偶爾也有從圓明園跑來的狐狸。
這裏有兔子、獾、狼、刺蝟、黃鼠狼、狐狸，還有野狗，湖水池塘，加上酸棗樹和桑樹，構成了一個十足的充滿野趣的園子。但是這裏總是靜悄悄的，這裏有錢穆先生命名的未名湖和冰心先生命名的臨湖軒，儼然是一個做學問的好地方。
在 1926 年燕京大學正式遷至北京西郊美麗的燕園後，它作為教會大學就已經開始引人注目了，成為了帶著異域思想的學術樂園。自由的學術氛圍，吸引了大批知名學者。教育家陸誌韋，社會學家雷潔瓊，人類學家吳文藻，考古學家容庚，神學家趙紫宸，法學家張友漁，哲 學家張東蓀、馮友蘭，史學家顧頡剛、錢穆，政治學家蕭公權，文學家周作人、朱自清、鄭振鐸、陸侃如、冰心……這些中國文化史上大名鼎鼎的人物，都曾聚於燕京大學任教。
1950年的燕京大學國文係處於該校最後輝煌的階段，不僅名師薈萃，也是中國頂尖的文科院係之一。在這裏學習的王理嘉先生，一身藍布大褂西服褲，依然保留著“五四”時期的遺風。在寂靜的燕園裏他憧憬著未來。王先生在回憶文章中說：此後整整兩年的校園生活，燕園的寧靜一直是我心頭永恒的感覺。這種寧靜自然環境和學術環境以外，還有一種心靈的寧靜，那就是燕園是一座帶有宗教信仰的精神家園。每逢聖誕之日，這些燕大師生就會在校園，乃至於北京當時最具國際水準的北京飯店，舉行聖歌演唱。在電風琴伴奏和音樂係主任、美籍教授範天祥（Bliss M. Wiant）的指揮下，歌聲好似來自深山空穀，由遠而近，悠揚如天籟之音，激昂如電閃雷鳴。尤其當演唱韓德爾的《彌賽亞》時，會場氣氛肅穆，台下聽眾鴉雀無聲，上百人多聲部縱情高歌：”聖父聖母給我們生下了聖子……”，那美妙的合聲令台下聽眾如同置身於仙境之中，一時感情升華，如癡如醉。比如燕大受基督教大家庭觀念影響形成的親密師生關係，卻一直保持了下來。每到聖誕日，燕京大學教授的家便開放給學生們。入夜後，家家門前精心裝飾的聖誕樹閃亮著五顏六色的彩燈，迎接成群結隊喜氣洋洋的學生們。大家紛紛湧到教授家中賀節日，吃點心，歡聲笑語，其樂融融。
燕京大學校訓為“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務”，英文為“Freedom Through Truth for Service”。該校訓由首任校長司徒雷登確立，核心旨在強調探求真理以獲得思想與精神的自由，最終目的是服務社會與他人，體現了基督教信仰的服侍精神。 這和明代哲學家王陽明提出的“知行合一”心學觀正相契合，其核心理念，強調認識事物的道理（知）與在現實中實踐、運用這一道理（行）是一致的，不可分裂為兩件事。其真意為：真正的知識必然表現在行動上，不行則不謂真知，知中有行，行中有知，二者相輔相成。
王理嘉先生雖然沒有趕上聖誕節的慶祝活動，但是那種親密的師生之情和其樂融融的大家庭氛圍，對他的影響是深遠的；燕大的校訓成為了生命的一部分，王先生一生都在燕大校訓的踐行者。
1950年6月朝鮮戰爭爆發，幾千公裏外的槍炮聲震碎了燕園的寧靜。
1951年1月11日，教育部發出文件，強調新中國不允許外國人在我們國家內辦 學校的方針。包括燕京大學、協和醫學院等首批11所教會大學改為公辦；滬江大學、東吳大學等大學改為中國人自辦，仍維持私立，政府給予補貼。
燕京宣布改為國立後，燕京師生表示熱烈擁護。1951 年 2 月 12 日是燕京大學再生之日。還在頭一兩天，”貝公樓”（Bashford Hall）的牌子就被換成了”辦公樓”，”寧德閣”（Ninde Hall）改成了”民主樓”、”麥風閣”（Miner Hall）和”甘德閣”（Gamble Hall）改成了”姊妹閣”，”適樓”（Sage Hall）改成了”俄文樓”，”穆樓”（McBrier Recitation Hall）改成了”外文樓”……燕園裏凡帶有舊中國色彩和美國文化痕跡的名稱大都不複存在了。12 日這天，辦公樓前新搭起一座牌樓，上麵掛著巨大的橫幅，紅底白字醒目地寫著”慶祝燕大新生”。教育部部長馬敘倫和副部長錢俊瑞、曾昭掄等親臨燕大，代表政府宣布正式接管燕京大學。政務院隨後通過決議，批準了教育部的接管行動，並任命陸誌韋為校長。政務院的委任狀上還印有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澤東的簽章，毛澤東本人還親筆為燕京大學題寫了校名。
1951 年上半年，政府全力推行土改、鎮反和抗美援朝三大運動，一時還無暇顧及教會大學的進一步改造問題。因此，全校渡過了兩年來最為平靜的一個學期。當年的英語教師巫寧坤的回憶很傳神地從一個側麵描述了這段時間裏燕大教師們的工作生活情景。
一方麵，他們按照新政府的要求，在授課中政治掛帥。巫負責教”英國文學史”和”高級作文”。”對馬列一竅不通”，就從帶回國的幾百本書中，每天讀些馬克思的《資本論》和英國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家的著作及美國”進步作家”的小說，”驢頭不對馬嘴”地剝出一些階級鬥爭之類的概念，打成講稿，講給學生聽。另一方麵，教師們在私下裏仍舊保持著親密關係，你來我往，時常一起喝咖啡，品白酒，談天說地，撫琴吟詩。隻要在京，陸誌韋有時也會跑到年輕教師家去串門兒，”聊聊天兒，打打橋牌”。如英語係新任主任趙蘿蕤是趙紫宸的女兒，她丈夫陳夢家是著名的新月派詩人，在清華大學中文係任教，橋牌打得好。國學造詣極深，又喜歡打橋牌的陸誌韋，就常到陳夢家的家裏去打牌。兩位隻要坐在一起，常常”出口成章，妙趣橫生”，讓牌友們很是享受。
但是，1952年的院係調整，徹底改變了這一切。正如王先生所說：但是燕大在燕園消失後，燕園的寧靜也隨之而去。
1952年夏秋之際，燕京大學撤銷。其文、理、法各係並入北京大學，工科並入清華大學，原國文係主要並入北京大學中文係。 燕京大學的校址也成為了北京大學的新校址。王先生也轉到了北京大學中文係。先生異常興奮，並積極麵對這個嶄新的環境。他在回憶文章中這樣寫到“三校合並後，雖然居住條件都比以前差了很多，但是對知識的渴求，學習情緒之高漲，聽課之積極，政治上的進取心，都是過去無法比擬的。”“當時，林庚、遊國恩兩位先生的古代文學史。吳組湘先生的小說分析，浦江清先生的戲曲小說選，王瑤先生的新文學史，王力先生的漢語發展史，魏建功周祖謨兩位先生的文字音韻訓詁，高名凱先生的語言學概論，袁家驊先生的漢語方言學，岑麒祥先生的曆史比較語言學，凡此等等，是我們大開眼界，其中有許多課程都是當時其他高校還無法開設的。所以吸引了全國許多高校的青年教師來進修、聽課，後來這一大批青年教師大都成為各自高校中文係的學術骨幹和領軍人物。”
隨著各個學校學生的到來，燕園熱鬧了起來。原本荒蕪的燕農園也蓋起了一大片十分簡陋的大通間簡易樓，。在全國院係調整後的頭幾年，這裏卻是全校最有活力最熱鬧的地方。大通間裏的生活豐富多彩，最為壯觀的是晨起的集體出操。王先生在《燕園憶舊》中寫道：“每天晨光熹微，兩遍催促起床的進行曲一停止，燕農園15棟宿舍樓前各自的開闊地區，各係各年級已經站好隊形的學生立刻隨著廣播操的口令和樂曲，兩千來人各自在班上體育幹事的示範帶領下，整齊劃一，動作有致地做起矯健優美的體操來，英姿勃發，充滿了青春的活力。”讓王先生印象最深的是有一年慶祝五一勞動節，學校特許晚上不統一拉閘熄燈，於是大家一頓吃喝，一直鬧到了下半夜一點多。可是，第二天得照常上課，照常出操。第二天一大早，催促起床的進行曲按時響起，大家實在太困了，就裝聾作啞，賴床不起，想不出操，多睡一會兒。急得體育幹事大聲嚷嚷，可是也無濟於事。“正在千鈞一發之際，褚斌傑同學忽然在上鋪坐起來，提高嗓門說：各位！各位！我給大家念一首起床詩，聽完趕緊起床……，春眠不覺曉，處處聞啼鳥，夜來起床聲，小便知多少。頓時，大通間裏二十多人一起哄堂大笑，大家從迷迷糊糊中完全清醒過來，迅速起床，紛紛快步衝出樓外，站隊出操，無人缺席，全勤！”。
在這種溫馨、熱鬧的環境中，王理嘉先生於1954年本科畢業，隨即留校，並跟魏建功先生讀研究生。1958年研究生畢業，隨即在北京大學中文係任教，講授留學生高級漢語、現代漢語（語法，語音，詞匯）、語法修辭、漢語寫作、音係學基礎、語音專題研討、語音研究和普通話音位研究等課程。
1956年1月31日，國務院公布了《漢字簡化方案》，漢字簡化進入實施階段；同年2月6日，國務院又發布了《關於推廣普通話的指示》，推廣普通話工作正式展開。1958年《漢語拚音方案》由中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批準、用於標注現代標準漢語（普通話）的法定的拉丁字母拚音係統。
1958年秋季入學的小學生，成為中國第一批學習漢語拚音的人。據統計，僅1958年一年，全國就有5000萬小學生學習了漢語拚音。而在此前，為了能更好地完成漢語拚音教學工作，大批的中小學老師也分期分批地進行了培訓。城裏的教師由區文教局負責培訓，而農村的教師的培訓工作隻能依靠北京高校的大學生了。
燕大的校訓“因真理得自由而服務”是相連貫的。必須有自由才能得真理，但是得了真理就要服務於人類，比如科學家宣揚真理，也是一種服務的方式。本著這種精神王理嘉先生以極大的熱忱投入到了推廣普通話的熱潮之中。
1958年那年暑假，還在念研究生的王理嘉先生背上鋪蓋卷，跟同學們一起來到京郊房山。王理嘉先生後來回憶：“那時候，農村條件很差，交通也不方便。我們坐長途車到房山邊上，又坐著村裏的馬車進山，光路上就幾個小時。”
到了村裏，十裏八村的小學老師都搬著小板凳集中到生產大隊的場院裏。一塊小黑板，幾根粉筆頭兒，剛從報紙上學會新漢語拚音的大學生們，當起了老師的老師。
那時，農村老師普遍文化程度比較低，初中畢業就算是秀才了，更多的隻上過小學。之前，他們壓根兒就沒見過拉丁字母，一切都要從頭開始。
王先生和同學們一個字母，一個字母地教，老師們一點一點地學。三四天後，他們中的大部分人居然都掌握了。王理嘉先生還記得，結束培訓時，他還專門為他們出了一張卷子考核。“大部分人都考得不錯。連一個抱著吃奶的孩子來上課的女教師，也考了九十多分。”同時，王先生還教他們簡化漢字。因為他自己有深刻的體會。上世紀三十年代，王理嘉先生正在上海上小學。對著字帖描字模是他每天的必修課。對於一個七、八歲的孩子，每天一筆一畫地寫那些少則十幾畫，多則三十多畫的漢字，真是一件苦差事。那時，王先生經常會在店鋪的招牌上，家人的書信中，甚至老師私下的便條中看到這些俗體字。他想，如果在作業中，也能寫這些字就好了。有一次，他在作文中把“費”字寫成了俗體“費”，結果受到老師嚴厲地批評。王先生對此事一直記憶猶新，“在老師的眼中，寫俗體字是沒有文化的表現。”
1967年，一場史無前例的運動在燕園爆發。1969年至1971年，2000餘名北大教職員工響應號召，前往江西鄱陽湖畔的鯉魚洲五七幹校。一時間，從鳥語花香的燕園來到了血吸蟲遍布的鯉魚洲。真是才子佳人未名湖，牛鬼神說鯉魚洲。王理嘉先生便是其中的一員。這段經曆是北京大學校史中一段充滿艱難、反思與堅持的特殊時期。
1969年秋，工、軍宣傳隊組織北大7000多名師生分赴江西、漢中和北京遠郊農村勞動，接受再教育。其中到江西鯉魚洲農場勞動的教職工有2000多人，因鯉魚洲是血吸蟲重疫區，不少人染病。而血吸蟲病的蔓延使得不少人出現了腹腫、肝大等症狀，農場醫療手段有限，情況不斷惡化。根據廖太燕收集整理，當時南昌的各大醫院住滿了北大，清華的五七戰士，經普查發現80%的人受感染。
除了勞累和血吸蟲病，鯉魚洲更難熬的，還有精神折磨。軍代表、政治指導員、工宣隊想法設法修理這些知識份子，天天晚上開會，搞活動批鬥，鼓勵相互揭發。在所謂的“一打三反”中，黃萬裏教授被打成了所謂的美蔣特務。516運動清理階級隊伍中，陳貫良被逼自殺。
從1969年到1971年，幾千名中國知識精英在鯉魚洲經曆了人間煉獄。北大中文係主任陳平原教授，形容鯉魚洲是毛澤東改造不聽話的知識份子的中國版“古拉格群島”。用現代文學教授黃修己的話說，那是“十年噩夢中長達兩年的、又黑又慘的一段。”
厲以寧先生的一首五絕似乎可以概括當時在鯉魚洲的北大人的心情：
五絕
在鯉魚洲過新年有感
一九七 0 年
家事試忘懷，
國愁心底來，
怕逢元旦日，
何處見梅開？
注： 1970 年元旦在鯉魚洲上淒風苦雨中度過。
在鯉魚洲最讓王理嘉先生難忘的有兩件事。
1970年12月底，中文係教學小分隊帶工農兵學員去井岡山革命教育實踐。此前連續下雨，卡車在大堤上行駛時常常陷入汙泥，但小分隊仍決定繼續上路，其中一輛卡車打滑翻下大堤，10多人被困車底，多人受傷，老師張雪森與一名學員身亡。原本讓段寶林擬張雪森悼詞，因為兩人都是1954年從上海考進北大，感情較深，“寫了一些抒情的悲傷的話。分校領導聽後說：‘調子太低沉！我們部隊打仗，死人是經常的，都這樣淒淒慘慘戚戚怎麽行。’這篇稿子就沒有用。”
另一件事是這樣的。據王理嘉先生回憶，一個夜晚搞緊急集合，大家趕緊起床，背上行李鋪蓋，在外麵繞了一大圈就回來了，解開鋪蓋，躺進被窩剛要睡著，又響起緊急集合哨，搞得大家疲憊不堪，又趕快起來，穿錯衣服的，來不及疊被子的，找不著鞋子的，亂成一團。可等到集合好，隻是被管製者訓斥一頓就完事了，解散。幾十年後同事們回憶這段往事，忍不住氣憤地說，“這簡直就是拿老九當猴耍，故意作弄你。”自今日看來，我們深切理解北大教師們的心情，但軍宣隊的心理是如何呢？固然他們接到的總體指示就是改造知識分子，但應該不會具體到事無巨細的措施。惡作劇的緊急集合，雷鳴電閃不允許躲避，大雨滂沱仍舊讓卡車外出（以至釀成悲劇），諸多事端，顯然都是管製者自出機杼的“發明創造”。這些人在常態環境下也應都是普通人，可此時為何會殘忍冷酷到這樣的地步？政治對人性的“異化”實是令人觸目驚心。錢鍾書也說過，“他們很可能既不記憶在心，也無愧怍於心。他們的忘記也許正由於他們感到慚愧，也許更由於他們不覺慚愧。”我從善意一麵揣測，這些人或許還是慚愧的吧，不過終究，沒有人出來道聲慚愧。
王理嘉先生表示 “回憶當年鯉魚洲的歲月，不能隻是停留在悲情和豪情中，對曾在一個曆史時期內，普遍出現的‘五七幹校’，應該給以理性的審視和反思。”
從燕大被解散，經過三反五反，又經過反右運動，再到鯉魚洲五七幹校和文化大革命，從安靜的燕園，到鯉魚洲這個人間煉獄，王理嘉先生不僅挺過來了，而且能理性對待，這都得益於燕大校訓。燕大校歌裏唱到：
雄哉壯哉，燕京大學，輪奐美且崇。
人文薈萃，中西合璧，文化紀繁興。
巍巍燕大，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務。
精誠團結，同心同德，為國幹城，為國幹城。
立德立言，行善行道，前路光明。
巍巍燕大，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務。
歌詞“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務”融入校訓精神，彰顯了追求真理、服務社會的宗旨。這種服務社會，就是求是，就是知行合一。
劫後餘生。經過洗禮的王理嘉先生，一方麵對北京話、普通話進行了深入研究，並從實驗語音學的角度來確立普通話的讀音；另一方麵大力推廣漢語拚音方案，並配合漢語言的國際推廣，進行正音工作。同時，先生展示了宏大的國際視野，王理嘉先生於1983年美國斯坦福大學東亞係教授高級漢語等課程；1990年2月在泰國朱拉隆功大學學術訪問；1992年到1993年任韓國延世大學中文係客座教授，為研究生、本科生講授現代漢語、高級口語、音係學、音韻學、現代漢語專題研究課程。1999.7到11月在香港中文大學學術訪問，講授現代漢語語音學，普通話專題研究等課程。
王理嘉先生從事語言學研究和教學半個多世紀，主要學術成果分布在以下幾個領域：（1）普通話和北京話音位研究；（2）北京語音的實驗語音學研究；（3）《漢語拚音方案》和漢民族標準語的關係；（4）漢語規範問題；（5）詞義研究。特別令人感動的是，王老師晚年致力於闡釋《漢語拚音方案》的理論基礎以及方案與標準語的關係，多次在國家語委等語文政策部門講授相關知識，並擔任國家語委普通話審音委員會顧問。
王理嘉先生生前是中國民主同盟盟員。不知是不是巧合，北大中文係的不少先生都是中國民主同盟的盟員，包括高名凱先生、朱德熙先生、岑麒祥先生、林燾先生、唐作藩先生、王瑤先生、季鎮淮先生、袁行霈先生等，此外前北大校長丁石孫、副校長季羨林等也是民盟盟員。
王先生去世後，人們紛紛紀念他，“王老師為人謙和，淡泊名利，學風樸實嚴謹。”、“王老師謙和大度、兢兢業業，他們都是我人生路上的燈塔。”北大中文係在王理嘉先生的訃告中這樣評價王先生：他做到了“生命不息，學術不止”。
燕京大學前校長陸誌韋發表曾在燕大《青年作家》上發表了這樣一首詩《教給人怎樣做好詩的人》：
世界上還是短不了這個理
就是一個人為了窮苦受罪的人
多吃一點虧，就當做把他自己
毀了，他的名字決不會叫做傻瓜
他死了也不就變成第二個上帝
窮人笨人跪倒在他床前哭
聰明人會擦擦眼擤擤鼻涕
聰明人你還不如哭罷
許是你一生一世的一個轉機
我想把這首詩獻給王理嘉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