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產國際遠東情報局運作; 牛蘭夫婦案
博文內容來自網上文章和有關人員的回憶
一
共產國際遠東情報局下屬各情報組、情報站是並行發展,互不交叉；人員縱向單線聯係,不發生橫向聯係是基本原則。
加入“拉姆紮”情報係統後的中共人員不允許再與本黨發生聯係也是嚴格的規定。
中央特科情報係統運作的原則與遠東情報局大體相同，且更為嚴格：一旦有情報人員被捕，不管被捕人員會否叛變，與之有聯係的上下線人員必須全部撤離，這也是許多中共地工為何會突然與組織失聯的原因。
上線知道下線的住址，反之則不一定知道（比如方文就不知道佐爾格的住所），所以下線家中窗台或門口要設置明顯的警號，上線抵近時首先觀察警號以判斷是否安全。
情報組長下麵設聯絡員，與組內交通員和外設情報站分別聯絡，分別告知接頭時間、地點、暗語，而交通員和情報員互不知對方身份。
劉思慕由留蘇同學顧淑型（陳翰笙夫人）引薦，經方文的下線肖炳實發展成為方文情報小組一員的。他加入“拉姆紮”後通過嶺南大學的同學甘乃光（時任國民政府內政部次長）的關係，進入國民政府內政部擔任甘乃光的秘書。
爾後劉思慕又發展了留德同學黃維立的妹妹黃維祐加入，黃維祐的父親時任國民政府財政部的秘書、幾個舅舅也在政府部門工作。
開始是肖炳實與劉思慕單線聯係，肖炳實去南京時給劉思慕帶去了萊卡相機和膠卷。劉思慕將重要文件帶回家中拍攝，每隔一周或兩周肖炳實前來接取，後來肖炳實將這一工作交給了黃維祐。
紅軍長征開始後，武漢行營成立，甘乃光出任行營第五處處長，劉思慕跟隨甘乃光到了武漢，任第五處上校法規專員，武漢行營基本上就沒有了機密可言。
劉思慕（1904—1985），1923年就學於廣州嶺南大學。後去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1927年回國從事地下工作。解放後，任《新聞日報》總編輯、上海市文化局副局長，外交部國際關係研究所副所長，行政9級。
黃維祐則從交通員上升到了聯絡員，她要做兩件事情：一是聯絡劉思慕，告知與交通員接頭的時間、地點、暗語。
二是聯絡交通員，告知與情報員接頭的時間、地點、暗語。
黃維祐派到武漢的第一個交通員是後來成為她丈夫的汪默清，汪默清與劉思慕在漢口順利接頭、取回情報、返抵上海。
汪默清返回上海後將劉思慕的情報交給黃維祐，黃維祐交給肖炳實，肖炳實交給方文，方文交給佐爾格，佐爾格交給譯電員，再由報務員克勞森發報給共產國際（紅參四局）。當時共產國際遠東情報局就是這樣運作的。
中央特科情報係統也大體相同，隻不過它的係統終端是國內的中共中央。
共產國際遠東情報局與中央特科情報係統是情報共享的，比如“佐爾格在上海從事情報工作期間，共發回莫斯科597份急電，其中有335份直接通報給了中國工農紅軍或中華蘇維埃政府”，這其中就包括國軍對鄂豫皖根據地的曆次“圍剿”軍事情報。中共方麵也將閻寶航獲取的德國突襲蘇聯計劃，中西功（上海情報科）獲取的日軍南進計劃等通報給蘇聯。
二
前文提到顧順章的被捕叛變對中共機關和地下組織造成了極大的破壞。也影響到了後來稱作的“牛蘭事件”。
顧順章在其供詞中對遠東局有這樣一段話：“共產國際派遣代表九人來上海，即係國際遠東局，大多數是俄人，也有波蘭人、德國人，姓名住址不太知道。遠東局主任，名叫牛蘭，我們都叫他老毛子。他有一個妻子，非常厲害，名字不詳”。
而1931年6月15日牛蘭在上海被捕了。牛蘭是被公共租界的英國巡捕被捕的，那是在6月1日新加坡的英國警察逮捕了一名從事秘密活動的法國共產黨人，發現他的文件中有一個電報地址和上海郵政信箱號碼後，發給上海的巡捕房核查，上海的巡捕根據這一線索很快將牛蘭抓獲。
在牛蘭夫婦的多所住處中被搜出大量文件，涉及遠東多個國家的共產黨組織，大量經費發放的賬冊也被收繳，多個銀行賬戶被凍結，凍結的資金總量達到4.7萬美元（在當時這是一個天文數字）。
牛蘭是在中國被捕的第一位共產國際的工作人員，而從他那裏搜得的共產黨文件又如此之多，因此他的被捕迅速成為轟動一時的新聞。
由於顧順章的供詞和6月22日被捕的向忠發在交代中都提到了這個共產國際派駐在上海的人。向忠發稱他為接替米夫的東方部負責人，目前已被英租界巡捕房拘捕、在押。
因此國民黨當局要求引渡，8月初，公共租界將牛蘭夫婦引渡給國民黨當局，隨後淞滬警備司令部將牛蘭夫婦移解南京。
牛蘭的被捕震動了共產國際和蘇聯的最高層，因為牛蘭掌握著遠東各國共產黨的高層名單，如果牛蘭叛變,這些國家的共產黨組織將麵臨著滅頂之災。為此最高層指示要不惜一切代價營救牛蘭夫婦。
由於牛蘭夫婦擁有多重掩護身份，經共產國際的發動，一場聲勢浩大的國際大營救迅速展開，國際團體、世界名人紛紛致電國民政府要求釋放牛蘭夫婦。
而南京國民政府一麵保持緘默，一麵加強了審訊。
“拉姆紮”自然也接到了營救指令，佐爾格要求方文首先探明牛蘭確實在國民政府手上，並要取得牛蘭的手跡作為物證。
佐爾格與方文一起分析案情後認為：此案為CC係主辦，而CC係的掌權者都是浙江人，應該從浙江尋找可靠的關係來達到目標。方文馬上想到自己的下屬柳憶遙正是浙江人，便把任務交給了柳憶遙。
柳憶遙不辱使命，找到了可靠的朋友鄭空性，鄭空性有個關係很好中學同桌叫張衝，在CC係的調查科擔任總幹事。鄭空性到南京找到了張衝。
張衝告訴鄭空性，牛蘭夫婦確實被他們關押著，而且他正是負責這個案子的主管，要牛蘭的手跡可以，拿3萬美元來。
盡管方文反對，但佐爾格認為“政治交易是不能用金錢來衡量的”，向莫斯科匯報了營救方案，蘇聯、共產國際最高層批準了佐爾格用3萬美元交換牛蘭一紙手跡的交易方案。派出赫爾曼·波勒爾、奧托·布勞恩兩人各攜帶2萬美元，化名後進入中國，經哈爾濱、大連抵達上海，將4萬美元交給了佐爾格，赫爾曼·波勒爾完成任務後返回，奧托·布勞恩卻留了下來。
本著先交貨後付錢的交易原則，柳憶遙、肖炳實陪著鄭空性取回了“一張寬一寸長三寸的天價字條”，佐爾格展開字條，上麵用俄文寫著“一切平安”，經認定確是牛蘭字跡後，佐爾格讓方文付款。
探明牛蘭的生死情況和所在位置後，開始了營救行動的第二步。
宋慶齡首先去南京探監，牛蘭應該知道營救行動正在展開。
探監後宋慶齡去到了蔣介石的辦公室，要求釋放牛蘭夫婦，甚至提出以蔣經國從蘇聯回國作為交換條件，遭到蔣介石的拒絕。
因牛蘭夫婦被捕後始終堅不吐口，國民黨也未能得到任何口供，故關於牛蘭的確切身分，一直未能搞清楚。
鑒於國內外輿論壓力，1932年7月，國民黨當局將此案移交法庭重新審理。潘漢年邀集當時在上海的文化界著名人士，聯名致電南京政府提出抗議。
中央特科通過掩護途徑，聘請律師出庭為牛蘭夫婦辯護。同時，配合佐爾格，通過史沫特萊邀請宋慶齡、斯諾等組成“牛蘭夫婦上海營救委員會”，參與設在歐洲的“國際營救牛蘭委員會”的援救活動。
8月，國民黨當局判處牛蘭夫婦無期徒刑。1937年7月，抗日戰爭全麵爆發，國民黨政府將牛蘭夫婦改判為驅逐出境。
營救牛蘭的代價和規模也讓張衝判斷出背後的老板應該就是蘇聯。一些參與交易和營救的人也明顯感到有被特務跟蹤的跡象，於是‘拉姆紮’得到“盡快撤離”的指示。
佐爾格、史沫特萊先後匆匆撤離上海，撤離前佐爾格對方文等人也作出了安排：等接替人選華爾敦到達上海後，方文將其工作交接後也撤往蘇聯，肖炳實撤往日本，柳憶遙撤往蘇聯。
另一位送錢後留下的奧托·布勞恩被博古向共產國際要求成為派駐到中央蘇區的軍事顧問，化名“李德”。
共產國際遠東情報局運作; 牛蘭夫婦案
毛囡 (2026-05-12 16:47:21) 評論 (0)共產國際遠東情報局運作; 牛蘭夫婦案
博文內容來自網上文章和有關人員的回憶
一
共產國際遠東情報局下屬各情報組、情報站是並行發展,互不交叉；人員縱向單線聯係,不發生橫向聯係是基本原則。
加入“拉姆紮”情報係統後的中共人員不允許再與本黨發生聯係也是嚴格的規定。
中央特科情報係統運作的原則與遠東情報局大體相同，且更為嚴格：一旦有情報人員被捕，不管被捕人員會否叛變，與之有聯係的上下線人員必須全部撤離，這也是許多中共地工為何會突然與組織失聯的原因。
上線知道下線的住址，反之則不一定知道（比如方文就不知道佐爾格的住所），所以下線家中窗台或門口要設置明顯的警號，上線抵近時首先觀察警號以判斷是否安全。
情報組長下麵設聯絡員，與組內交通員和外設情報站分別聯絡，分別告知接頭時間、地點、暗語，而交通員和情報員互不知對方身份。
劉思慕由留蘇同學顧淑型（陳翰笙夫人）引薦，經方文的下線肖炳實發展成為方文情報小組一員的。他加入“拉姆紮”後通過嶺南大學的同學甘乃光（時任國民政府內政部次長）的關係，進入國民政府內政部擔任甘乃光的秘書。
爾後劉思慕又發展了留德同學黃維立的妹妹黃維祐加入，黃維祐的父親時任國民政府財政部的秘書、幾個舅舅也在政府部門工作。
開始是肖炳實與劉思慕單線聯係，肖炳實去南京時給劉思慕帶去了萊卡相機和膠卷。劉思慕將重要文件帶回家中拍攝，每隔一周或兩周肖炳實前來接取，後來肖炳實將這一工作交給了黃維祐。
紅軍長征開始後，武漢行營成立，甘乃光出任行營第五處處長，劉思慕跟隨甘乃光到了武漢，任第五處上校法規專員，武漢行營基本上就沒有了機密可言。
劉思慕（1904—1985），1923年就學於廣州嶺南大學。後去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1927年回國從事地下工作。解放後，任《新聞日報》總編輯、上海市文化局副局長，外交部國際關係研究所副所長，行政9級。
黃維祐則從交通員上升到了聯絡員，她要做兩件事情：一是聯絡劉思慕，告知與交通員接頭的時間、地點、暗語。
二是聯絡交通員，告知與情報員接頭的時間、地點、暗語。
黃維祐派到武漢的第一個交通員是後來成為她丈夫的汪默清，汪默清與劉思慕在漢口順利接頭、取回情報、返抵上海。
汪默清返回上海後將劉思慕的情報交給黃維祐，黃維祐交給肖炳實，肖炳實交給方文，方文交給佐爾格，佐爾格交給譯電員，再由報務員克勞森發報給共產國際（紅參四局）。當時共產國際遠東情報局就是這樣運作的。
中央特科情報係統也大體相同，隻不過它的係統終端是國內的中共中央。
共產國際遠東情報局與中央特科情報係統是情報共享的，比如“佐爾格在上海從事情報工作期間，共發回莫斯科597份急電，其中有335份直接通報給了中國工農紅軍或中華蘇維埃政府”，這其中就包括國軍對鄂豫皖根據地的曆次“圍剿”軍事情報。中共方麵也將閻寶航獲取的德國突襲蘇聯計劃，中西功（上海情報科）獲取的日軍南進計劃等通報給蘇聯。
二
前文提到顧順章的被捕叛變對中共機關和地下組織造成了極大的破壞。也影響到了後來稱作的“牛蘭事件”。
顧順章在其供詞中對遠東局有這樣一段話：“共產國際派遣代表九人來上海，即係國際遠東局，大多數是俄人，也有波蘭人、德國人，姓名住址不太知道。遠東局主任，名叫牛蘭，我們都叫他老毛子。他有一個妻子，非常厲害，名字不詳”。
而1931年6月15日牛蘭在上海被捕了。牛蘭是被公共租界的英國巡捕被捕的，那是在6月1日新加坡的英國警察逮捕了一名從事秘密活動的法國共產黨人，發現他的文件中有一個電報地址和上海郵政信箱號碼後，發給上海的巡捕房核查，上海的巡捕根據這一線索很快將牛蘭抓獲。
在牛蘭夫婦的多所住處中被搜出大量文件，涉及遠東多個國家的共產黨組織，大量經費發放的賬冊也被收繳，多個銀行賬戶被凍結，凍結的資金總量達到4.7萬美元（在當時這是一個天文數字）。
牛蘭是在中國被捕的第一位共產國際的工作人員，而從他那裏搜得的共產黨文件又如此之多，因此他的被捕迅速成為轟動一時的新聞。
由於顧順章的供詞和6月22日被捕的向忠發在交代中都提到了這個共產國際派駐在上海的人。向忠發稱他為接替米夫的東方部負責人，目前已被英租界巡捕房拘捕、在押。
因此國民黨當局要求引渡，8月初，公共租界將牛蘭夫婦引渡給國民黨當局，隨後淞滬警備司令部將牛蘭夫婦移解南京。
牛蘭的被捕震動了共產國際和蘇聯的最高層，因為牛蘭掌握著遠東各國共產黨的高層名單，如果牛蘭叛變,這些國家的共產黨組織將麵臨著滅頂之災。為此最高層指示要不惜一切代價營救牛蘭夫婦。
由於牛蘭夫婦擁有多重掩護身份，經共產國際的發動，一場聲勢浩大的國際大營救迅速展開，國際團體、世界名人紛紛致電國民政府要求釋放牛蘭夫婦。
而南京國民政府一麵保持緘默，一麵加強了審訊。
“拉姆紮”自然也接到了營救指令，佐爾格要求方文首先探明牛蘭確實在國民政府手上，並要取得牛蘭的手跡作為物證。
佐爾格與方文一起分析案情後認為：此案為CC係主辦，而CC係的掌權者都是浙江人，應該從浙江尋找可靠的關係來達到目標。方文馬上想到自己的下屬柳憶遙正是浙江人，便把任務交給了柳憶遙。
柳憶遙不辱使命，找到了可靠的朋友鄭空性，鄭空性有個關係很好中學同桌叫張衝，在CC係的調查科擔任總幹事。鄭空性到南京找到了張衝。
張衝告訴鄭空性，牛蘭夫婦確實被他們關押著，而且他正是負責這個案子的主管，要牛蘭的手跡可以，拿3萬美元來。
盡管方文反對，但佐爾格認為“政治交易是不能用金錢來衡量的”，向莫斯科匯報了營救方案，蘇聯、共產國際最高層批準了佐爾格用3萬美元交換牛蘭一紙手跡的交易方案。派出赫爾曼·波勒爾、奧托·布勞恩兩人各攜帶2萬美元，化名後進入中國，經哈爾濱、大連抵達上海，將4萬美元交給了佐爾格，赫爾曼·波勒爾完成任務後返回，奧托·布勞恩卻留了下來。
本著先交貨後付錢的交易原則，柳憶遙、肖炳實陪著鄭空性取回了“一張寬一寸長三寸的天價字條”，佐爾格展開字條，上麵用俄文寫著“一切平安”，經認定確是牛蘭字跡後，佐爾格讓方文付款。
探明牛蘭的生死情況和所在位置後，開始了營救行動的第二步。
宋慶齡首先去南京探監，牛蘭應該知道營救行動正在展開。
探監後宋慶齡去到了蔣介石的辦公室，要求釋放牛蘭夫婦，甚至提出以蔣經國從蘇聯回國作為交換條件，遭到蔣介石的拒絕。
因牛蘭夫婦被捕後始終堅不吐口，國民黨也未能得到任何口供，故關於牛蘭的確切身分，一直未能搞清楚。
鑒於國內外輿論壓力，1932年7月，國民黨當局將此案移交法庭重新審理。潘漢年邀集當時在上海的文化界著名人士，聯名致電南京政府提出抗議。
中央特科通過掩護途徑，聘請律師出庭為牛蘭夫婦辯護。同時，配合佐爾格，通過史沫特萊邀請宋慶齡、斯諾等組成“牛蘭夫婦上海營救委員會”，參與設在歐洲的“國際營救牛蘭委員會”的援救活動。
8月，國民黨當局判處牛蘭夫婦無期徒刑。1937年7月，抗日戰爭全麵爆發，國民黨政府將牛蘭夫婦改判為驅逐出境。
營救牛蘭的代價和規模也讓張衝判斷出背後的老板應該就是蘇聯。一些參與交易和營救的人也明顯感到有被特務跟蹤的跡象，於是‘拉姆紮’得到“盡快撤離”的指示。
佐爾格、史沫特萊先後匆匆撤離上海，撤離前佐爾格對方文等人也作出了安排：等接替人選華爾敦到達上海後，方文將其工作交接後也撤往蘇聯，肖炳實撤往日本，柳憶遙撤往蘇聯。
另一位送錢後留下的奧托·布勞恩被博古向共產國際要求成為派駐到中央蘇區的軍事顧問，化名“李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