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中文係的先生們 （十一） 剛毅儒雅石安石

石安石先生，1932年生於重慶市合川縣，1997年逝世。北京大學中文係教授，語言學家，長期從事語言學教學與研究工作。主要著作有《語義論》《語言研究》，主持編寫《語言學基礎》《語言學概論》等，主要論文有《漢語詞組基本類型的鑒別問題》《漢語詞類劃分問題的再探討》《模糊語義與模糊度》等。

 

石安石先生於 1951年 考入北京大學中文係。1951年高考雖然並非真正意義上的全國統考，但是是新中國第一次自主出題的高考，因為1950年的高考還是沿用民國形式的高考。雖然由華北、東北、華東、中南、西北、西南六大行政區組織的高校聯合招生考試，但是四川高考語文采用全國卷，出現了建國後的第一篇高考作文——《一年來我在課外努力的工作》。石先生憑著這篇文章，從合川縣走向了北京。

 

石先生的家鄉合川縣以著名的釣魚城而名垂青史。釣魚城，地處南宋合州（今重慶合川）釣魚山，山雖不高，但由嘉陵江、涪江和渠江三江環繞。內城築於釣魚山上，外城依懸崖峭壁之勢而建，據險峻山勢結寨，堡壘星羅棋布，山城防禦功能完備。關鍵是，釣魚城由忠義英雄據守，天時、地利、人和，成就了釣魚城“上帝折鞭”處的美名。公元1243年，合州軍民在南宋將領王堅、張鈺的率領下，一邊耕種，一邊自造火炮彈藥抵抗蒙古大軍進攻，曆經大小戰鬥200餘次。作為影響南宋王朝生死之戰的釣魚城保衛戰長達36年，寫下了中外戰爭史上罕見的以弱勝強的戰例。

 

一座小小山寨何以抵禦元軍36載？釣魚城，有美麗的傳說，但更是傳奇，可謂“壯烈英雄氣，千秋尚凜然”。石先生就來自這樣一座充滿忠義的城市。

 

先生是一個很熱心的人，臉上總是帶著微笑，眼神裏透著一種英氣，充滿著鼓勵。短短的頭發，兩隻大大的眼睛炯炯有神，麵容慈祥，笑起來還有一對小酒窩。說話不緊不慢，給人以安全感。

 

據唐作藩先生回憶：

1954年8月下旬我進了燕園後，首先相識的北大中文係同事是石安石。他也是剛畢業留校，住在未名湖畔的備齋，和東語係同屆畢業的印尼語教師梁立基合住101室。當時我是漢語教研室的助教，石安石是語言學教研室的助教，他是個很熱心的人，經常到我所住的承澤園公寓來看我們。第一次到我家，見我們生活用品什麽都沒有，就送來兩個空酒瓶，給我們用來打油、買醬油，幫助我們開始了燕園裏的新生活。他協助高名凱先生輔導“語言學概論”，我們經常碰頭討論教學中的問題。

 

我們同屬共青團中文係一個教師支部，石安石是支部書記。

 

石安石先生不僅熱心，還熱愛生活。他喜歡音樂，拉得一手好二胡。王理嘉先生說：石安石當時是學校國樂社社長，拉得一手好二胡，總是被要求拉一曲瞎子阿炳的優美曲子。

 

趙祖謨先生回憶說：：

石安石為人開朗，愛笑。他二胡拉得好，每天晚飯後從他的屋子裏會傳出《步步高》、《二泉映月》等曲子的美妙聲音。

 

60年代，我和倪其心、侯學超先生組成一個文體小組，負責全係的文體工作。我們請石安石先生出馬教大家唱歌，他欣然同意，用毛筆把歌抄在粉連紙（粉連紙是一種白色單麵光滑的薄紙，比較薄，半透明，可以蒙在字畫上描摹。）上，每天晚飯後在樓道或216室教唱。後來，青年教師在他的帶領下，參加全係師生的歌詠比賽，獲得全係第二名。

 

文革中，金申熊決定搞一個京劇小合唱。他親自寫詞，設計唱腔，還請吳同寶、林燾兩位先生和裘錫圭幫忙。隻見四個人一邊打拍子一邊清唱，你說這個地方用“西皮”，我說那個地方用“二黃”，其認真程度不亞於他們做學問。一切就緒後，請石安石伴奏，找了十幾個人排練，這個節目在校內外多次演出，總能贏來熱烈的掌聲。

 

張曉先生回憶說：

筒子樓裏除了埋頭於書本之外還有樂聲，每天晚飯後“晚自習” 前，石安石老師悠揚的二胡聲總會在樓道裏回旋，裘錫圭老師在盥洗室一邊洗衣一邊旁若無人、字正腔圓地放聲高唱樣板戲，不滿意的句子會反複重唱，這種“藝術”隻有筒子樓的居民才能享受得到，也讓人難以忘懷。

 

石安石先生也許看上去文弱而儒雅，但是他剛毅而堅定，堅持原則，堅守信仰，維護和發揚了高名凱先生的理論。在那動亂的年代裏，堅持自我，堅持真理是很不容易的。

 

史有為先生深情地回憶到：

高先生的助教就是石安石先生，也是我們的“語言學概論”課的輔導老師。我們入學時，他大概剛畢業不久。他永遠是一副文弱儒雅的樣子，白淨淨的臉，總掛著微笑，話音也是那麽輕輕的柔柔的，讓人覺得很親近，可以隨便交談。即便是發表學術報告，他也好像在聊天，沒有一點兒那種不可等閑漠視的架勢與壓力。跟他熟稔那是在我畢業以後。我們經常在一起開會，總有交談的機會，而他也從不把你當作學生。而最讓人感動的是他對 高名凱先生的敬重追隨與對追求真諦的執著。

 

高先生在1965年已經過早逝世。而經過50年代和60年代一係列的批判運動之後，更在70年代受到結構主義洗禮之後，高先生的實詞不可分詞類的學說也早被語學界拋諸腦後。可是，依然有人明了高先生在語言學史上的重要地位，至少石安石先生就是這樣認識的。80年代初， 朱先生把高先生1948年的《漢語語法論》與王力的《中國現代語法》、呂叔湘的《中國文法要略》並列為語法學史上的40年代三大重要著作，一起編入商務印書館出版的“漢語語法叢書”（1986），並委托石先生校閱。 石先生以一絲不苟的態度，校正了錯訛誤漏，並撰寫了重印序言。在序中， 石先生不但鉤稽此書中的重要觀點，並聯係語言學曆史，厘清來龍去脈和區別，著重申述了 高 先生以漢語自身特點為基礎的漢語語法。指出該書強調了漢語虛詞為主的語法範疇，提出了“句型”的觀念，大大地突破了當時模仿西洋的漢語語法學框架。序言還堅持了高先生主張的“實詞不可分詞類”觀點，寫道：“經過深思熟慮，作者（即高先生）於1953年明確提出了漢語實詞不能分類的主張，從而在我國語言學界展開了規模空前的大討論。”“作者就詞類的性質、劃分詞類的標準和漢語的特點等方麵提出問題，點到了要害，無論反對還是讚成的人都從討論中獲益不少，這個討論大大促進了漢語詞類問題研究的深入。在此過程中，作者堅持它的基本結論，但與此有關的某些看法有所改變。”從中可以看到高先生那種為真理而生而戰的形象，同時也可看到石先生那種同樣不隨波逐流的剛正精神，這與他柔柔細語，永遠帶著微笑的形象形成了很大的反差。我知道，在這以後，他一而再地撰述文章，論述高先生的多個觀點，廓清人們對高先生理論的誤解。即使已經病入膏肓，不久人世，依然筆耕不輟。這，就是我們的輔導員老師的形象。 高先生若地下有知，應該為有這樣一位繼承人而感到安慰，也會為他的過早離開人間而感到惋惜。

 

北大出版社出版的《傳承：我們的北大學緣》一書中有這樣一段話：中國人的內涵、品質、學問、成長均來自於“活著的榜樣”。對於學人而言，“先生”正是這樣的榜樣，在人生品德、生活態度、學術良知、時代精神諸方麵提供了典範。我想石安石先生正是這樣一位先生。

 

石先生的導師高名凱先生一生刻苦勤奮，致力於學術研究，達到了廢寢忘食的程度。他在語言學、哲學、文學等幾個領域都留下了足跡。他長年從事教學，嚴於律己，直到1964年下半年逝世前，雖然身患肝炎，還同時開兩門課。在多年的教學工作中，他培養了許多青年教師和研究生。他指導學生，熱情耐心，提攜後輩，不遺餘力。他對我國的語言教學和科學研究事業做出了重大的貢獻。 1965年逝世時才64歲。

 

然而，命運有時候是很殘酷的，石安石去世時也才65歲。張曉先生寫到：石先生80年代不幸得了癌症，依然堅持上課，曾休克在講台上。1993年73級語言班同學聚會，石安石先生抱並參加，用二胡為大家拉了一曲，這是我最後一次聽他演奏。用生命演繹著生命不息、奮鬥不止的精神內涵。真是天妒英才。

 

張曉先生感歎道：晚年他得了癌症，仍然堅持上課，他跟學生的關係特別好。在凜冽的寒冬，那麽多學生前去腫瘤醫院為他送別，那場麵對一般教員來說是少有的。他的超乎一般的自尊和頑強，讓我深深地佩服。

 

“課比天大”。這是北大的傳統。學術先輩不僅有深厚學養，更熱愛教學、尊重學生人格、對學生有特別的感召力，為今人樹立了教書育人的榜樣。論及傳承，北大元老汪永銓先生的“五不唯”原則，即“不唯上，不唯書，不唯眾，不唯我，不唯風”，這種傳統在石先生身上得到了完美的體現，應該成為我們的座右銘。一流的大學追求質量，二流的大學追求數量，最好的大學追求唯一。北大本身具有唯一精神，這種唯一應當被守護。

 

寫這篇文章時，想在網上找一些介紹石安石先生的文章，每次打進去“石安石”三個字時，出來的都是“王安石”。我想石先生與王安石也許有相同之處的，名字裏都有“安石”兩個字。提到王安石，人們常提到王安石精神，其核心在於以“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三不足”為代表的改革創新精神。他銳意進取、敢於打破常規，麵對積貧積弱的北宋，堅持以變法強國為己任。此外，他還具有不計個人榮辱、不修邊幅的清廉人格，以及學識淵博、務實敢為的擔當精神。我想這些精神和品質用在石先生身上也不為過。

 

石安石先生正是北大精神的守護者和實踐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