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海拾貝
本人對中國文化感興趣，尤其是漢語。這裏發表的是個人對漢語的一點研究成果，樂意與愛好漢語的朋友們分享。
潘兆明先生1932年10月出生於浙江海寧。1951年7月畢業於上海格致中學，同年考入北京大學中文係，1955年畢業留校工作，任中文係講師、副教授。1984年北京大學對外漢語教學中心成立，潘兆明教授從中文係調到漢語中心任副主任並主持工作。1987年晉升教授，1990年起享受政府特殊津貼。1998年12月退休。
我上大學本科時，潘先生教我們寫作。每次上課，潘先生都穿得比較洋氣，頭發梳得光亮、整齊。先生帶著我們分析魯迅先生的作品，記憶猶新的是在分析《孔乙己》和《祝福》時，潘先生對其中的孔乙己和祥林嫂的分析和講解，特別強調了兩位主人公的命運，先生語氣深沉，充滿激情，好像在講述他自己的故事，很有代入感，至今難忘。不成想，潘先生也曾有過淒慘的命運，而這一切我在三十多年後才發現。
原來，在那場反右運動中，潘先生也不幸被劃成了右派，成為了北大當時700多名右派中的一個。更讓先生一輩子難以釋懷的是，1957 年 10月，國務院派來了陸平來到北大，繼續進行反右“補課”。這個“補課”，使二百多人被“補”進了“右派分子”中。“右派分子”在北大總人數中的比例從百分之五增加到了百分之七。先生就是1958年被補劃為右派的，而且是典型的“被動右派”，一下子從兆明墜入了黑暗。
感謝老同學郭力女士為我們記錄下了這一段曆史。郭力在《北大反右運動中的揭發與誣陷》一文中這樣描寫到：
中文係助教潘兆明：A君的誣陷，
中文係助教潘兆明，留校任教後擔任係工會文娛幹事，經常為大家組織文體活動，那時會議多，教師家一般沒有電話，他還經常充任義務通訊員，東家西家跑著送通知。在大家眼裏，他是一個熱心為公的小弟弟，人緣甚好。在反右開始時並沒有被觸及。但他覺得反右太荒唐，在1957年年底學校安排幹部下放勞動時，他第一個報了名，覺得換個環境幹體力勞動也不錯。於是潘兆明作為第一批下放幹部於1958年元月7日到了門頭溝齋堂。
在齋堂勞動三個月之後，四月中旬的一天，潘兆明突然接到一個緊急通知讓他回學校開會，他跟隨一個黨員教師匆匆回到學校。到了中文係總支辦公室，一位領導告訴他，明天下午到文史樓108開重要會議，一定要準時參加。
第二天下午，潘兆明來到教室，進門時，兩旁有人在發材料，他拿到兩份材料，先看了右手的，隻見油印的材料上寫著“徹底批判沈玉成的右派言行”，下麵羅列著一條條罪行。他不禁大吃一驚，“反右不是已經結束了嗎？怎麽又來了？”再拿起左手的材料一看，隻覺五雷轟頂，同樣的油印紙上寫著“徹底批判潘兆明的右派言行”，頓時，他眼前一片模糊，心想“搞錯了！一定是搞錯了！”
他蹭到後排，找了一個空位坐下來，慢慢定下神，細看紙上所列罪行，真是觸目驚心：攻擊社會主義製度，汙蔑偉大領袖，反對肅反運動，反對教學改革，簡直是十惡不赦。再細看那些具體的右派言行，無不是些捕風捉影、掐頭去尾、任意焊接、無限上綱的東西。他越看越吃驚，直打冷戰，他明白了，這不是搞錯了，而是在千方百計羅織罪名，欲置他於死地。
潘兆明聽著同事們的批判，覺得非常奇怪，這些批判基本上是一個模式，都是說之前對潘兆明印象如何好，今天看了材料，才知道他是一個兩麵派、野心家、反革命，然後挑出材料中的一條進行批判。潘兆明聽著，不禁心生反感，覺得這些批判，根本是無的放矢，這個人，根本不是自己，自己也不是什麽兩麵派，過去不是那麽好，現在也不是那麽壞。
他想到上年反右時，他也曾經按照提供的材料，批判好友倪其心、施於力，罵他們反黨反社會主義，現在看來，他們也是被冤枉的，都是好人，而自己卻是被當槍使了。
批判會結束，他回到宿舍，感覺恍若隔世。不知過了多久，他拿起那份材料，仔細看自己的罪狀。
第一條是攻擊社會主義製度，說：社會主義製度會產生官僚主義，資本主義的自由競爭能夠發展生產力。自己不可能說這樣的話，那這捕風捉影的罪狀是從哪兒來的呢？他想了很久，終於想起：“兩年前，日本在北京展覽館舉行‘日本工業展覽會’，學校號召教師黨團員去參觀，並發了票。我們五六個教師一起去了。參觀回來的路上，議論著展覽會的觀感，大家都對日本的日用商品印象深刻，像暖壺，日本有五種容積的，外殼有竹、木、鐵、塑料，顏色多樣，還有各種各樣把手和壺嘴的，包括先進的壓水暖壺。有人說：咱們這麽多年隻有五磅暖壺，外殼隻有竹的、鐵的，什麽時候才能改呀！當時學校正號召學習辯證唯物主義，我正癡迷於辯證法的奧妙，於是感慨說：看來辯證唯物主義說得對，任何事物都有兩麵性。比如我們社會主義計劃經濟是好的，避免了惡性競爭和大量廣告開支，但是因為生產的東西都能銷出去，生產部門容易墨守成規，不思進取，給官僚主義滋長提供了溫床，這麽多年我們隻有兩種熱水瓶就是例證。而資本主義的殘酷競爭當然不好，血淋淋的殘酷競爭，弄得不少工廠倒閉，工人失業，家破人亡；但其中也有積極的因素，正因為是你死我活的競爭，就迫使他們千方百計改進技術，降低成本，不斷開發新產品。日本有幾十種暖水瓶不就是很好的證明嗎？我的這番議論，博得大家點頭稱是。誰能料到，我的這番辯證法學習心得，兩年後，竟變成了反對社會主義、歌頌資本主義的反動言論，成為打成右派的一大罪狀！
“第二條罪狀‘汙蔑偉大領袖毛主席’就更是掐頭去尾、移花接木了。1957年2月，毛主席召開最高國務會議，提出大鳴大放，號召民主黨派幫助共產黨整風，反對官僚主義、宗派主義、主觀主義，3月，中央又召開全國宣傳工作會議，號召‘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助黨整風，要大家消除一切顧慮，踴躍向黨提意見。於是北大大會、中會、小會不斷，有時一天幾個會。都是叫大家提意見，可是大家哪裏來那麽多意見？工作上、生活上有什麽意見，很快就提完了，於是，幾天後，會場氣氛冷落下來。上麵就開始施壓，說是過去黨組織跟大家交心不夠，黨群之間好像隔著一堵牆，一條溝，但這次中央是真心誠意整黨，希望大家積極行動，拆掉心中的牆，挖掉心中的溝，和黨一家人，共同除三害。於是事態變得嚴重起來，平時你提不出意見就罷了，現在卻成了心中與黨有牆有溝，分明是懷有二心！
“那段時間，我每晚臨睡前躺在床上的最後功課就是千方百計想出幾條意見來對付明天的會議。如果想出一條意見來，就鬆了一口氣，想出兩條來，則大喜，也許這第二條還得珍藏起來，供後天會議上用。
“一次中文係教師團支部開助黨整風會議，我是主持人。有人提出斯大林個人崇拜問題，一時議論很熱烈，我想岔開這敏感話題，便說：蘇聯的事，跟我們關係不大，還是說我們自己的事吧！有人說：不，有關係呀！要不，劉少奇在八大政治報告上說：蘇聯反對個人崇拜對我國也是有實際意義的，這話怎麽理解呢？我就打圓場說：毛主席本人是很謙虛的，劉少奇說的實際意義，可能是指下麵有些宣傳沒有掌握分寸，今後要注意吧！有人就問：有什麽具體例子嗎？我當時腦中靈光一閃，懵懵懂懂說了下麵一段話，以致釀成大禍。因為我在大學畢業前後的兩年裏，聽了不少西方古典音樂，從而對當時某些隻空喊口號而毫無樂感的所謂‘革命歌曲’不大恭維。當時學校喇叭裏經常播放一首新歌：毛主席站在天安門上，金光閃閃萬裏明。我覺得，老和尚念經都比他好聽十倍。現在有人叫我舉例，我腦中就蹦出這首歌，就說，比如當下流行的一首歌，叫‘毛主席站在天安門上，金光閃閃萬裏明’，這歌詞有點毛病：領袖和人民之間，應該是一種親密無間的魚水關係，而這歌詞描繪的卻是一幅神像，領袖高高在上，身後金光閃閃，人民群眾隻好在天安門下仰視膜拜，這種宣傳，不是有點個人崇拜的味道麽？我說完，當時會場上也沒有什麽反應，現在卻成了我的第二大罪狀，一是攻擊社會主義製度，二是汙蔑偉大領袖，就這兩條，定你個右派分子就足足有餘了！
“再細看下麵的條條罪行：攻擊肅反運動擴大化，傷害了很多好人；反對教學改革，說學校隻學俄語是走大彎路；汙蔑人事分配製度是亂點鴛鴦譜（這篇作為我汙蔑人事分配製度罪證的文章竟然是別人的文章）……看著看著，隻覺胸中冒出一股涼氣，漸漸彌漫全身，渾身發冷，而頭腦卻分外清醒起來：這絕不是工作上出了什麽差錯，這是在精心地、刻意地羅織我的罪名，但，這是為什麽？”
潘兆明回憶：當時的材料都是油印手刻的，我從油印材料上熟悉的筆跡和行文習慣，就馬上知道陷害我的人是誰了！我就稱他為A君吧！A君和我都是語言專業的助教，同屬一個團支部，還都是支委。應該算是關係很密切的同事了，我也沒有得罪過他，為什麽他要這樣陷害我，致我於死地？百思不得其解！後來才慢慢看清他原來是個因階級出身不好，鬱鬱不得誌，而想借政治運動用他人鮮血染紅自己頂戴花翎的人，於是就和他徹底疏遠了。
麵對莫須有的罪名，麵對熟悉的告密者A君，麵對即將被摧毀的大好前程，潘先生真是“啞巴吃黃連，有苦說不出”，仿佛墜入了黑暗的深淵。全國有至少五十五萬人被推進了這個萬丈深淵，他們有的殺身成仁，有的自暴自棄，不少人妻離子散，家破人亡。可是那時候潘兆明先生才26歲，正值青春年華的大好時光，他還要辦好他的工會牆報，好要去參加京劇合唱隊的排練……。在這個黑暗的深淵裏，他在痛苦中掙紮，他要活下去。眼前的這個苦，比孔乙己的苦和祥林嫂的苦還要苦上一萬倍。
潘先生想起了他們中學的校訓，“格物致知，誠實勤樸”，1951年畢業於上海格致中學。這所百年老校，是上海市最早的公立中學之一，在這裏潘先生獲得了知識，還學到了格物致知、知行合一的傳統。倡導格物致知的王陽明曾說：“啞子吃苦瓜，與你說不得。你要知此苦，還須你自吃。……如此才是真知即是行矣。” 此為“知行合一”之基礎工夫。
潘先生決心像李玉和一樣，擦幹了身上的血跡，埋藏好其他受難者的屍體，從黑暗的深淵裏爬出，向著一條閃著微光的道路前行，道路阻且長，他不要劫後餘生，他要劫後重生。
這條重生之路就是對外漢語教學。幾十年來，潘兆明先生篳路藍縷，踔厲前行，開創出一條對外漢語教學的新模式。
北京大學的對外漢語教學，始於1952年北京大學外國留學生中國語文專修班。1952年，中國高等院校進行院係調整，清華大學東歐交換生中國語文專修班轉進北京大學，更名為北京大學外國留學生中國語文專修班，由教務長周培源兼任主任。20世紀50年代，北大是全國唯一從事留學生漢語培訓的單位，那時學生不到80人，教員僅十幾名，鄧懿（周一良夫人）為教學方麵負責人。那一代對外漢語教師以編寫出版《漢語教科書》為主要標誌，為北大和新中國對外漢語教學事業的初創作出了重要貢獻。
20世紀60年代初，北京大學外國留學生中國語文專修班被撤銷，全國外國留學生漢語培訓工作中心轉到北京外國語學院，1964年又轉到新成立的北京語言學院。在北大，留下八名教員成立了公共漢語教研組，負責入係留學生的漢語補習。1965年，中國接收3000名越南學生來華學習，北大接受了250名學生的漢語培訓任務，學校從中文係、俄語係和北師大借調教師、選留畢業生，漢語教研組教師驟增到40人。“文化大革命”爆發後，停止接收外國留學生，對外漢語教學中斷。1973年，北大在全國率先恢複接收外國留學生，直到70年代末，留學生人數尚不多，漢語教學規模較小，機構、人員也不夠穩定。但是，在課程設置、教材編寫、教學管理等方麵，北京大學還是取得了明顯的成績。
據王順洪先生回憶：
進入改革開放新時期，世界出現“漢語熱”，來華留學生迅速增加，對外漢語教育事業蓬勃發展。1984年10月，北大以原來的留學生漢語教研組為基礎，又從中文係調來部分教師，成立了對外漢語教學中心，中文係林燾教授兼主任，潘兆明、衛德泉任副主任。當時有教職工28人，長期生80多人，短期生200多人。對外漢語教學中心的成立，標誌著北大的對外漢語教育事業發展進入快車道。之後，學生人數逐年攀升，至2001年已達到長期生359人、短期生707人；另外，還從1986年開始招收培養了86名研究生。教師數量增到49人，不斷補充年輕教師，北大初步形成了一支老中青結合、整體素質好、學曆層次高、教學科研能力強、朝氣蓬勃的對外漢語教師隊伍。在漢語中心階段，各方麵工作都登上了新台階，這塊原來在北大並不起眼的地方，呈現出令人矚目的欣欣向榮的景象。我本人與許多中青年教師，正是有幸在這個時期，開始在這塊充滿希望的園地上耕耘、成長。
潘兆明教授在中文係工作期間，所教授的課程受到熱烈歡迎，他還曾主持全國語文高考命題工作；在主持北京大學對外漢語教學中心工作期間，克服草創階段的各種困難，在學科發展和隊伍建設等方麵做出了諸多開創性貢獻。他主導創新教學模式，組織編寫多部重要對外漢語教材，其中《漢語高級教程》係列教材獲1988-1992年度中國對外漢語優秀教材一等獎。為順應改革開放形勢，擴大對外漢語教學規模，潘兆明教授積極開展對外交流，為漢語中心的持續發展奠定了堅實基礎。
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潘兆明先生走出國門，先後赴德國、美國等地講學；1992-1997年在美國舊金山期間，創辦了“加州中國語言教育研究中心”。該中心是1993年成立的非牟利機構，隸屬南海公司，核心功能與宗旨為教師培訓與研修、 學術研討與交流、 教材與合作以及各種學術活動。致力於研究、推廣中文教學，促進美中教育文化交流，並提供教師培訓與學生交流平台。該中心長期致力於舉辦教學講座，是美西地區重要的華文教育學術交流機構。該機構不僅推動了北美地區華文教育的發展，還促進了北美華文教育與中國內地及港澳地區的交流。
潘先生逝世後，不少北美華文教育工作者，紛紛留言懷念潘先生。
一位華語學校的校長寫到：
一生致力海外華文教育，德高望重，澤被後學。昔日率領教師訪華，關懷備至，亦師亦友，溫厚如長者，令人難忘。其以身作則，播撒文化之種，啟迪無數學子與師者。今音容已遠，風範長存；所築之橋，所傳之光，將在後人心中延續不息。謹致深切追思與無限感念。
清明時節雨紛紛，路上行人欲斷魂。今天，我們懷著感恩與不舍，齊聚一堂，追思在海外華文教育界令人敬重的長者——潘兆明教授。
一位老華僑這樣寫到：
對我而言，能在潘教授帶領下，多次率領美西中文教師訪華研習團回國交流，是一段極為珍貴而溫暖的記憶。那不僅是參訪，更是一段被用心陪伴的旅程。這引起我對老北京麵食極大的興趣，在北京大學潘兆明教授引領下，我攀上金山嶺長城、鑽進胡同裏的恭王府、前往菜市口去尋覓老北京的味道。
一位潘先生培養出來的漢語老師寫到：
師者如光，微以致遠。漢語教師承載的不僅是教學任務，更是所有跨越山海的來華留學生對老師的需要與信任。
我們看見華文教育的發展，也更明白肩上的責任；但更難忘的，是潘教授一路無聲卻細膩的關懷——他關心每一位團員，記得大家的需求，親自為我們拍照，珍藏每一段笑容；一句幽默、一份體貼，都讓人至今難忘。
潘兆明教授熱愛對外漢語教育事業，治學嚴謹，領導有方，待人親和，備受廣大師生尊敬和愛戴。
從這些留言裏，我們看到了一個慈祥、溫厚的長者。師者如光，微以致遠。潘兆明先生為對外漢語教育事業做出了重要貢獻。
潘先生雖然離開了我們，但是燈光未遠。馮至《十四行集》第十七首寫到，原野裏有充滿生命的小路，這是多少無名行人的步履踏出來的；“在我們心靈的原野裏/也有幾條宛轉的小路，/但曾經在路上走過的/行人多半已不知去處”，他們中有“寂寞的兒童、白發的夫婦，/還有些年紀青青的男女，/還有死去的朋友……”馮至先生說：
我們紀念著他們的步履
不要荒蕪了這幾條小路。
我們將借著潘先生點亮的燈光，繼續走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