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海拾貝
本人對中國文化感興趣，尤其是漢語。這裏發表的是個人對漢語的一點研究成果，樂意與愛好漢語的朋友們分享。
王福堂先生原籍紹興，1934年出生於杭州。1952年秋進入北京大學中文係學習，1956年7月畢業後留校。從此與漢語方言學結下了不解之緣。1978年我考上了北大中文係漢語專業，王福堂先生給我們上方言課。對先生的第一印象是，40多歲，清臒的麵龐，戴著一副白色鏡框的眼鏡，衣著樸素，幹淨整潔；先生講話聲音不大，略帶沙啞，慢條斯理。看上去波瀾不驚，但眼睛裏偶爾有點憂鬱的表情，看得出來，先生是一個有故事的人。1979年先生帶我們去山西太原調查方言。山西雖然地處北方，但是由於曆史原因，特別是五胡亂華的影響，使得山西方言與大多數北方方言有很大的不同，因此有人主張把山西話從北方方言中分出來，獨立成為一個方言，叫晉語。我們當時住在山西黨校的院子裏，發音人從山西各縣來，我們每天的工作就是記音。山西黨校大院的門口有好幾株罌粟花，白天看上去很平常，可是到了夜間，罌粟花開放了，鮮紅欲滴，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方言調查結束以後，我們順利地完成了這門課。但是先生篤誌學術的精神和儒雅、高潔的品格深深地印在了我的腦海裏。
真正對先生有了更全麵的了解，還是看了趙祖謨先生的回憶。據趙祖謨先生回憶：
王福堂很少說笑，有潔癖，雖然穿的是和大家一樣的衣服，但總是很幹淨、平整。1963年部分教員和學生到通縣麥莊搞“四清”，王福堂在一個生產隊做工作人員，我留在公社做工作團辦公室的秘書。不久，和王福堂在同一個生產隊搞“四清”的一位教員對我說，王福堂給一個貧農婦女寫家事，寫得很動人，其中寫到那位婦女窮得走投無路時一度想自殺，她坐在井台上往下看，看到自己蓬亂的頭發和憔悴的臉，那個細節很有感染力。還說王福堂酷愛《安娜·卡列尼娜》，過上一兩年就要讀一遍。真想不到，搞方言學書生氣十足的王福堂竟有這般浪漫情懷。
趙先生的回憶，向我們展示了王福堂先生的另一麵，一個有血有肉又有情的北大人。
然而，這一切都在那場偉大的運動中徹底改變了。1968年7月軍宣隊、工宣隊進校，教師和學生統統成了“臭老九”。當時的中文係教員洪子誠回憶說，“那時大家每天六點鍾起床之後要集體出操，白天學習文件，晚上九點鍾集體接受軍宣隊訓話，所有教員排得密密麻麻，大家安靜地聽著。”這樣的集中管理持續了有兩個月時間，揪出了一些“現行反革命分子”。揪出來的人低頭、彎腰挨一番批鬥，其他的老師必須一起喊口號，但究竟犯了什麽錯誤誰也不知道。王福堂先生便是這“現行反革命分子”中的一個。
趙祖謨先生在回憶錄中詳細記錄了當時的場景：
軍宣隊的一位排長就對大家說：“5%是就全國的情況來說的，至於到了具體單位，那就可能是10%、20%、30%。”在這種氣氛下，稍不留意就可能被“揪”出來了。周強先生成了“現行反革命”，王福堂先生成了“現行反革命”，嚴家炎、謝冕、曹先擢、唐沅四位先生成了“現行反革命小集團”。王福堂的事我記得比較清楚。他在私下裏感慨了一句。像劉少奇這樣一位國家主席，忽然就成了階下囚（大意如此）。工軍宣隊知道後就派人在教職工裏做了布置，說王福堂有惡劣攻擊“文化大革命”的言論，屬“現行反革命”。這天晚上，大家都集中在樓道裏，軍宣隊卻沒有訓話，而是突然宣布：“把現行反革命分子王福堂帶上來！”當時王福堂還站在教職工中間，毫無思想準備地被拉到一張方凳上站著，在猛烈的質問下慌不擇言地說了一句“宦海沉浮”。於是這就成了他是“現行反革命”分子的主要依據。那時定一個敵我矛盾不需要嚴格審查，用不著充分的證據，連審批手續都不需要，先定性再逼供信，人的命運在幾十分鍾裏就改變了。
一個小排長便能改變一個大學者的命運。當時北京對“三支兩軍”幹部有這樣一個順口溜：“在家坐沙發，出門坐‘華沙’。一串鑰匙嘩啦啦，裏裏外外我當家。” 工宣隊和軍宣隊的進入，使北大斯文掃地。北大中文係的一個同學，手持長矛巡邏，氣惱地說：“他媽的，下次再搞文化大革命，我再也不參加了！”個個都學會國罵。
做人難，做北大人更難，做一個“有罪”的北大人就難上加難了。王福堂先生從一個大雅君子一下子變成了“現行反革命”分子。真不知道王先生是怎麽挺過來的。我們習慣於用孟子的話來解釋王福堂先生的行為，“天將降大任於是人也，必先苦其心誌，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所以動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 問題是，這樣的從肉體到精神上摧殘人的生命，是當時的一個既定方針、政策。有過類似經曆的錢理群先生說：“在我的苦難記憶裏，最不堪回首的一頁頁，全是關於在外在壓力下，內心的動搖、屈服，以至叛變，自我人性的扭曲、醜惡，以至變態……這樣一些慘不忍睹的記錄，我無法抹去這一切，它夢魘一般壓在我的心上，無時無刻咬嚼著我的靈魂。”
曆史總是兩麵的：有壓迫，就有反抗；有消滅“臭老九”的險惡用心，“臭老九”也必要堅守自己的知識分子傳統。對於從來就懷有“天生我才必有用”的使命感的“北大人”，就更是自覺。憑著這種自覺性，王福堂先生忍辱負重，精心鑽研，在學術上取得了很大成就。王福堂先生畢生致力於漢語語言學特別是漢語方言學的研究和教學，注重理論和實踐相結合，在方言學基礎理論、漢語方言田野調查等許多方麵做出了奠基性、開拓性的研究。為我國方言學事業的長遠發展殫精竭力。曾獲“教育部普通高等學校第一屆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成果獎語言學二等獎”（《漢語方音字匯》第二版，1995）、“教育部普通高等學校第二屆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成果獎語言學二等獎”（《漢語方言詞匯》第二版，1998）、“國家級教學成果二等獎”（漢語方言學係列課程，2001）等多個重量級獎項。
錢理群先生曾總結道：我們這些老北大人，也可以這樣總結自己的一生：“在逆境中抗爭，在順境中奮發”，我們也做到了“無悔一生”。
值得慶幸的是，文革結束了，王福堂先生的從逆境之中生存下來了。王福堂先生在年過半百時遇到了知音和摯愛王洪君先生，兩位先生相濡以沫，比翼齊飛。我想王洪君先生給王福堂先生帶來的不僅是事業上的幫助，更多的心靈上的慰藉。先生酷愛音樂，尤其是交響樂。據趙祖謨先生回憶：
他愛聽交響樂。“文化大革命”期間，中文係工會給19樓的教員買了一台黑白電視機，一到晚上許多人都到放電視機的屋子去看。遇到熱門節目，還把電視機搬到樓道裏。王福堂一般不去看，但電視台轉播小澤征爾指揮波士頓交響樂團來華演奏時，他也來到電視室，靜靜地從頭看到尾。過了幾天，小澤征爾在首都體育館指揮中央樂團和波士頓交響樂團合演時王福堂去了，我和我愛人張曉也去了。我對交響樂是個門外漢，但小澤征爾那富有節奏感的瀟灑的指揮和樂隊演奏的磅礴氣勢，讓我十分欽佩。我問王福堂先生感受怎麽樣，他淡淡地說：“還可以。”“還可以”這三個字讓我感到在交響樂的欣賞上我和他不屬同一檔次。
趙祖謨先生回憶的大概是1978年的事。據當時的媒體報道，1978年6月，日本指揮家小澤征爾首次訪問中國並與中央樂團合作，演出了包括中國作品與西方經典在內的曲目。核心曲目包括：薑建華演奏的二胡名曲《二泉映月》（使小澤感動落淚）、琵琶協奏曲《草原小姐妹》、交響詩《劉胡蘭》、柏遼茲《羅馬狂歡節序曲》以及勃拉姆斯《D大調第二交響曲》。
我想，王福堂先生看了這場演出之後，一定是很開心的。他說“還可以”，實際上應該是“非常棒”，但是對他這個曾經的“現行反革命分子”來說，還是心有餘悸，說話還需謹慎。
值得欣慰的是，王福堂先生在晚年一直在追隨著他的音樂夢。據王福堂先生的博士生李娟的丈夫張玉珂先生回憶：
我和李娟與王福堂先生交流最多的是音樂！也許是因為研究語言學的緣故，先生對音樂的理解和賞析都是專業級的。他家有專用音響，幾乎收集全了所有西方古典音樂大師不同版本的作品，音樂一放，他就能聽出是哪個樂隊哪個時間的演出。從開始的磁帶、CD以及數碼產品，他送給了我們很多珍藏版作品。想起那些品一杯西湖龍井，與先生一起欣賞音樂的日子，令人感慨萬千！其實最早對先生的感覺是有點清高、文質彬彬、不苟言笑，是音樂打開了我還有女兒與先生溝通的屏障，是先生對音樂的解析帶給了我們全家一個美好的音樂世界。
從一張王福堂先生晚年的照片上，我看到王福堂先生稍微發胖的身體，精神矍鑠，給我一種十分溫馨的感覺。王福堂先生終於享受了一個輝煌的黃昏。
音樂讓我們時常想起王福堂先生，那個儒雅、脫俗、高潔、睿智的大雅君子，未名湖邊飄飛的銀杏和湖水一樣沉靜寬仁的先生，既是北大中文人精神上的守望，也積澱出他們行事浪漫又包容的底色。
博主讀語言專業，現又在博客裏寫小說，很有意思。
田曉菲讀北大英文係，現在卻主攻中國古籍。我倒想看看她怎麽分析莎士比亞和《仲夏夜之夢》。博主提到《安娜·卡列尼娜》，而托爾斯泰很厭惡莎士比亞，大概特別討厭《仲夏夜之夢》吧。但托爾斯泰很欣賞狄更斯。莎士比亞有沒有揭示真相？計算機語言模型無法深入探討。
於梨華讀過台大的外文係和曆史係、UCLA的英文係和新聞係，後來做作家。
學好邏輯，才能準確理解人、語言、世界。思維抽象和文化跨越小學和大學、文科和理科，不能割裂。
老是動武也不行。1979年話劇《伽利略》在北京熱演，這比78年的科學大會更重要。這也是新文化運動和蔡元培、毛澤東之爭的真正出路。語言研究要跟上科學的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