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海拾貝
本人對中國文化感興趣，尤其是漢語。這裏發表的是個人對漢語的一點研究成果，樂意與愛好漢語的朋友們分享。
胡雙寶先生在中文係的先生們裏是一個比較特別的存在。先生長相憨厚、總是一頭短發，戴著一副深度眼鏡，騎著一輛老舊的自行車；先生說話有點笨拙，常常伴以動作，手舞足蹈，甚至抓耳撓腮，來幫助自己傳達意思；加上略帶陝西口音的普通話，一點也看不出是一個學者。先生平時衣著樸素，有些不修邊幅，給人一種“難得糊塗”的印象。
但是，人不可貌相。用今天的話說，胡先生可是根紅苗正。
胡雙寶先生1932年出生於山西省文水縣，1947年15歲就參加革命了，成為了一個“紅小鬼”， 山西解放得早，是從老革命根據地出來的，說不定是紅二代。1954年4月加入中國共產黨。1956年進入北京大學俄語係學習時，已經是一個老革命了。
胡先生1949年才上初中一年級，1951年9月，作為當時師大附中二部（今一零一中學）的初中三年級學生，遷到今一零一中學所在地，在學校一直擔任幹部工作，1952年初開展“三反五反”運動，兼管食堂。1955年，做青年團的專職幹部。入北大俄語係後，次年轉入中文係學習；畢業後留校任教，1958年秋，被抽點出來負責中文係外國留學生的教學組織與安排。同時還負責其他的行政工作。
先生大智若愚，但是一點也不糊塗。先生為人低調，愛憎分明，同時也十分厚道，忠誠。
據胡先生自己回憶：1961年9月至1964年11月，我跟金公在北大教工宿舍19樓201號房間一起住了3年多。我們同年出生，我虛長他40天。1955年金公北京大學中文係畢業後，做王瑤先生的現代文學研究生，後改做助教，相繼參加科研及古代文學的資料收集和注釋工作，由現代文學轉為古代文學。我們同住一室時，他的日常工作是協助遊國恩先生做楚辭研究。而我隻在1957年至1958年上過一年中文係的課，後來就在係裏做行政工作，不關教學與科研。
胡先生說的金公，就是大名鼎鼎的金開誠。1958年初，正處於學術上升時期的年輕助教金開誠和樂黛雲、褚斌傑等說是1957年4、5月間辦同人刊物(實際未辦成)，屬“反黨”性質，被劃為“右派”集團，有的去勞動，有的貶至外單位。在這種背景下，金開誠先生和胡先生被安排在了同一個宿舍。一個老革命和一個大右派住在一起，自然會引起人們的議論。
據周先慎先生回憶，上個世紀60年代中後期，階級鬥爭的風浪洶湧起來。有人提出“金寶齋”的問題，指的是當時金開誠和胡雙寶同住的19齋某室，胡先生是共產黨員，金先生當時的身份卻是不能再摘帽子的“摘帽右派”，以他們二人為主，常有人到他們宿舍去聊天，內容據我所知無非是京劇欣賞和金石書法一類問題，可在當時，在有的人眼裏，好像政治身份不同的人聚在一起聊這聊那，就有了反黨的“裴多菲俱樂部”的嫌疑了，因此而被指為“階級鬥爭的新動向”。
幺書儀先生還記得：北大19樓是筒子樓，從剛剛留校的年輕教師，直到兩地問題尚未解決的單身教員，都住在一起。研究楚辭的金開誠和教寫作課的胡雙寶同住一室，他們有共同的愛好-----京劇，偶爾到他們的屋子裏去，還看到過胡雙寶先生收藏的戲票和節目單。
而胡先生在回憶這段曆史時，對右派這件事隻字未提。
1960年，胡先生，這個不在意“成分”的北大老師，還利用手中的權力將裘錫圭先生挑中，分配到北京大學中文係教古文字，成就了一個偉大的文字學家。
先生大智若愚，做學問也絕不含糊。
上本科的時候，先生給我們開了一門課叫語文政策，主要講文字改革的過程，講漢語拚音製定的過程以及標點符號等漢語規範化的問題。後來先生還給我們開了一門寫作課，他的課從修改文章入手，聯係實際，針對性、實用性很強，對同學影響很大。胡先生雖然不善言辭，但是寫出來的文章卻是極漂亮的。
先生的學問淵博，正如李守業先生所總結的：
胡雙寶先生關注語文生活的方方麵麵，小到一字一詞，大到國家與語言文字政策法規，都留意在心，落筆為文。不管是對字詞的考釋還是對漢語漢字的思考，或是對語文政策標準的建議，無不從漢語漢字的實際出發，無不從現實語文生活的實際出發。他關於漢字和漢語相適應的觀點，持論公允，有理有據。
同時，先生的研究範圍廣泛，《語言文化述評》所涉獵的知識就涉及文獻、版本、曆史地理等多個學科。這本集子中的文章或是對語文生活的所思所考，或是對圖書的評論介紹，又或是對社會生活中的觀察感悟，內容豐富，文字精練，集專業性、知識性、通俗性為一體，頗具可讀性。
胡雙寶先生利用山西方言和唐代的漢語資料，提出漢語中的常用詞“哥”源自鮮卑語的“阿幹”一詞，鮮卑人以此稱尊長。比如：
李唐皇室中，兒子管父親 叫“哥”，父親對兒子也自稱“哥哥”。比如《舊唐書·王據傳》:“玄宗泣曰:'四哥仁孝，同氣唯有太平。”這裏的四哥，指的是唐玄宗的父親唐睿宗。《淳化閣帖》收有唐太宗寫給他的兒子李治的信，在信裏，唐太宗自稱“哥哥敕”。
這個“哥”字的結論已成定論。
1984年，胡雙寶先生調入北大出版社。他作為責任編輯出版了圖書近300種，內容涉及漢語言文字、語言學、文學、曆史、文化、古籍整理等多個方麵。離休之後，他更多地承擔稿件的複審、終審工作，複審終審圖書多達1550多種。他的學問精深，見識廣博，被稱為“學者型編審”。審讀稿件認真、細致，解決稿件問題深入、專業。不局限於改正稿件的問題，還能夠在學術層麵上彌補稿件的疏漏和不足，拾遺補缺，釋疑解惑。
在出版社的日子裏，先生把主要精力放在了承擔國家重大文化工程《儒藏》（精華編）的複審、終審工作上。他的審稿意見對於問題的梳理深入全麵，不但解決文字、音韻、訓詁等方麵的問題，也廣泛涉及典章製度、史料史實、文化史等眾多專業領域。同時他還能依托自己的學術功底，給出解決問題的路徑和緣由。他對很多的問題處理方式，後來都成了編輯們遵循的範例。
胡先生甘為別人做嫁衣裳，表現出一種孺子牛的犧牲精神。《全漢賦》的編纂，始於1987年春。經過數年艱苦爬梳，費振剛先生與胡雙寶、宗明華兩位先生一起，從浩瀚的各類文獻中輯錄出漢賦83家、293篇，其中完篇或基本完整者約100篇，存目者24篇。1993年，《全漢賦》由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這是一個斷代文體總集的新品種，受到學界推重和歡迎，“全漢賦”之專名，由此得到普遍認可。
大多數編輯，或編輯審稿獨到，或動筆為文見長，像胡先生這樣兩者兼備，水平還很高的編輯則是很少見的。在編輯一部錢穆先生的著作時，發現了一個錯誤。胡先生說“錢先生對於所講的問題爛熟於心，但難免臨時有一些疏誤。”而且記錄人的記錄、按語也有一些錯誤。比如《第八篇 楚辭（上）》，裏麵講“二南”時，提到陳國的位置。原稿寫的是“桐柏山的東南方即陳國”。胡雙寶審稿後提出位置有誤，正確的說法應該是“桐柏山的北麵即陳國”，並給出譚其驤《中國曆史地圖集》為證，還親自為這一條做了注釋。
馬辛民在回憶胡雙寶先生時說：“胡老師不善言辭，卻是編審中的‘第一快’，幹起活又快又好。年逾八十，還保持著年輕人的工作狀態，為保證複審、終審的質量，幾乎每周都騎車到學校圖書館查閱資料。哪怕在青光眼手術後，仍然加班加點，全身心投入工作。”
蔣紹愚先生，籍貫浙江富陽，1940年出生於上海。1962年畢業於北京大學中文係，畢業後留校任教至今。在那一批先生裏，年齡稍小一點，個子也稍小一點，因此被叫做“小蔣”。先生讀書不算晚，但是動蕩的年代，耽誤了先生的學術生涯，“我的第一篇論文《杜詩詞語劄記》是1980年發表的，那時候我已經40歲了，比起你們來晚多了。”蔣先生在一次采訪中感歎道。另外，蔣先生結婚也比較晚，因此，給人一種大器晚成的感覺。
先生雖然大器晚成，但是先生聰穎而用功，厚積薄發，一飛衝天。
就像嚴紹????先生回憶的一件事：這是1967年的夏天，馬振芳、洪子誠、黃書雄、蔣紹愚和我幾個“真假單身人”，每天上午在二院接受“大革命教育‘後，下午實在”窮極無聊“，就相約到頤和園遊泳去。遊泳中子誠的泳技最好，諸位次之，蔣公（紹愚）和我可能位居尾聲，但蔣公聰穎，未幾即從”狗刨“晉級到”蛙泳“。
蔣紹愚先生上課，講課慢條斯理，有自己的節奏。文革中，有人給中文係的先生們起外號，如叫朱德熙先生“煮得稀”，唐作藩先生“糖做飯”，而蔣先生被叫成“醬燒魚”。這種惡搞自然是對先生們的不敬，但是做學問和烹飪也有共通之處，都需要一種敬業精神，一種鑽研精神。
蔣先生在一次采訪中說：我一個總的想法，不論是講基礎課也好，講專題課也好，不要“炒冷飯”。什麽叫“炒冷飯”呢？就是一門課不會隻講一次，過了幾年以後教案基本上有了，今年用的這部教案，明年還是這部，後年還是這部。雖然對於學生來說，聽的對象不同，但是作為一個教員，我就覺得心裏不安，我覺得這樣就沒有盡到老師的責任。講義都發黃了，還照著這個講義念，這是不好的。
正是憑著這種不炒冷飯的精神，蔣先生奉朱德熙先生之命，開始了近代漢語的研究。從1980年發表第一篇文章後，先生的研究如井噴似爆發，連續取得了很多重大成果，同時還被評為2006年第二屆高等學校教學名師。此外，蔣紹愚先生曾多次應邀出國講學或做研究工作。1981－1982年在荷蘭萊頓大學漢學研究院做研究工作，1989－1990 年在美國斯坦福大學任教，1991年在美國俄亥俄州立大學作研究，1993年到捷克查理大學 講學。1995-1997任澳門大學中文係教授，1999年在奧斯陸挪威科學院作研究。
2002年，蔣紹愚先生到台灣史語所講學，史語所大樓裏有這樣一則介紹講座的廣告：
在張師寶三特別邀請下，北京大學中文係來台大客座教授蔣紹愚先生準備針對訓詁學的研究進行演講 (好長的句子喔，開心) 時間地點： 十一月十一日晚間六點半(進修部上課時間ABC) 普通教室302。 看看對岸培育出的老師也好，應該和台灣出身的教授氣質不同；再看看他怎麽講話,怎麽答問，是個不錯的機會。有心聽講的同學請在十一月四日前跟我登記(下次訓詁課前)， 到時候才好準備講義或茶水之類的資源。
聽講人想看看大陸來的學者的氣質，台灣學者西化的比較多，大多是穿西服的。不知道蔣先生那天講座時穿的西服還是中式服裝。我知道蔣先生是不喜歡穿西服的，記得有一次，出國前，蔣先生一直穿著中式衣服，快到機場了，直到大家催他換上西服時，蔣先生才不緊不慢地脫下外麵的中式上衣，露出了早已穿好的西服。我想，學問大概不是以穿著來衡量和判斷的。蔣先生那天講的是“給”字句、“教”字句表被動的來源，那天聽課的人一定被蔣先生的學問折服了。
比如杜甫《秋興八首》中的“香稻啄餘鸚鵡粒，碧梧棲老鳳凰枝”到底該怎麽理解，一直存在爭議。王力先生認為還原為“鸚鵡啄餘香稻粒，鳳凰起棲碧梧枝”；蔣紹愚把它歸結為主謂倒置，應還原為“香稻鸚鵡啄餘粒，碧梧鳳凰棲老枝”。獨具匠心。
做學問講究“工匠精神”，蔣先生就是憑著這種腳踏實地、一絲不苟的認真態度，精雕細琢、精益求精的執著追求，和兢兢業業、心無旁騖的可貴情懷，四十而立，一鳴驚人。但是，先生卻非常謙虛。前幾年，中文係要采訪一批老教授。蔣紹愚先生是最低調的一位，開始他說“不要采訪我，我不夠格”，係黨委書記賀桂梅發動教研室老師打電話勸說：“您得接受采訪，您對語言學科的貢獻很大。” 賀桂梅說：“蔣紹愚老師平時給人非常嚴肅的感覺，接受邀請之後做了特別認真嚴謹的準備。采訪時說到激動處還流下了眼淚。”
今年，蔣先生86歲了，從當年的“小蔣”，變成了“老蔣”，或“蔣老”。最近在網上看到蔣先生講課的視頻，風度和氣質都不減當年。我在這裏，衷心祝願蔣紹愚先生健康長壽，永葆學術青春。
計算機語言模型把更多不同體係混在一起，更會造成詭辯、玄學和熵趨勢的泛濫。OpenAI、Google、百度得操心這些事情，清華國學院和姚期智教授也得考慮怎麽教學生。
很多人不願學邏輯，是因為傳統邏輯和形式邏輯有很多缺陷。所以需要新的邏輯體係，所以我問使用什麽邏輯體係比較好。
這些問題很重要，我就多說了幾句。
好像西南聯大文學院所有專業都得上邏輯必修課；但教授金嶽霖後來去北大哲學係，一位學生殷海光去台大，另外一名學生王浩來美國。文學院包括廣義人文。
謝謝各位介紹情況。文學城有位橡溪筆談，說是北大漢語專業79級高材生，研究生考分比第二名高一百多分，他的博客在：https://blog.wenxuecity.com/myoverview/71805/。
另外，馬振方老師是男性，經常被寫成馬振芳。
貴係比較出名的是哈佛大學田曉菲教授，她寫過《秋水堂論金瓶梅》。有種說法：佛教信仰是無神論，因為有人認為佛不是神。愛潑斯坦案鬧大後，再看《金瓶梅》研究就更有文化價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