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冊歲月第三部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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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伯言、程兆菊夫婦家所在的濟南南關祥雲裏離號稱“天下第一泉”的釣突泉很近。在“四麵荷花三麵柳，一城山水半城湖”的泉城濟南，春日的風景是令人迷醉的。當春風吹綠了柳梢兒，黃得耀眼的迎春花俏麗的枝條兒向著遊人搖曳，豔紅的杏花，妖嬈的桃花，潔白的梨花相繼開放，裝點著城裏的街巷，公園，還有嵯峨靈秀的千佛山。趵突泉汩汩噴湧的泉水更歡實了，和著春的節奏騰躍翻滾，祥雲裏那一片兒不少街巷的石板路上有泉水漫過，女孩子們走出家門兒，就在街上洗臉，涮手帕，淘米，洗菜，她們用小手兒捧一捧水放到嘴裏，是清涼甘甜的。難怪古往今來多少文人墨客對古稱曆下今之濟南那樣留戀忘返，留下無數記述詠讚她的詩文。陸伯言身為前清的秀才，解放後的省文史館館員，解放前世道平穩些的年份，解放後頭一、兩年，和意趣相投的朋友時有唱和，而春季更是詩文的豐收季節。可是自從鎮反運動中兒子國棟被無端地關押審查，一九五七年又被打成極右分子，先後被勞教和判刑，小女兒在魯南一個縣裏當了右派，老先生再也打不起精神，沒有了寄情山水，吟風詠月的雅興，除了每逢共產黨有何新政，為了表示緊跟形勢，不得不搜腸刮肚，寫詩撰文，算是交公差之外，平日連筆都懶得拿了。即使內心鬱悶，也不敢效杜甫，陸遊感時詠懷，因為他知道，當世絕非可以直抒胸臆的年代，他們家遭到的禍事兒已經夠多的了，他不能再“弄文罹文網”了。雖然他是省裏有名的抗日誌士，民主人士，解放後又緊跟形勢，“三反五反”運動中受到了保護，也當過幾年濟南市的政協委員，黨和政府對他算是頗為禮遇，但是黨在政治上是毫不容情的，他的親弟弟夫妻倆，他自己的兒子和小女兒都沒有因為他而有所看顧。任何人隻要碰到“政治”高壓線，全會在劫難逃，不用說隻是個一時為共產黨所用的“民主人士”，即使功高蓋世的彭、黃那種開國元勳，不也如雷擊秀木般轟然墜地。解放前跟聞一多齊名的吳晗，建國後紅得發紫，貴為北京市副市長，曆次運動安然無恙，可謂春風得意，卻因為一個四百年前的海瑞而莫名其妙地成為神州大地千夫所指的惡人，何況“區區”如陸伯言者豈能不戒懼有加，隻能把憂思，鬱悶深埋在心底，隻有在夜靜更深，和老妻對燈枯坐的時候，才深深地歎一口長氣。這幾年，他老得很快，原本硬朗的身體漸現“龍鍾”之態，也懶得出門兒走動了。前些日子被大女兒一家硬拽著去趵突泉轉了一圈兒，他坐在“李清照紀念堂”前，感歎這位宋代女詞人的不幸身世，想人常說“寧為太平犬，不做亂世人”，固然不無道理，但是解放後，全國已經太平了，卻有那麽多的“士”人，平民慘遭不幸。……他掛念遠在大西北的兒子、兒媳和在魯南山區孤苦度日的女兒，他替性子梗直，書生意氣，不見容於當世的弟弟擔心，隻要睜開眼，憂愁就會襲來，即使在趵突泉邊，遊人如織，亮亮和明明兩個孩子嘻笑，喊“爺爺”，“姥爺”，他的憂思也一樣—如李清照的詞句—“才下眉頭，又上心頭”。從去年報上的批判文章如巨浪排空，聲勢越來越猛，他的憂思也日甚一日。今年春天，他到省文史館參加政治學習，每次都是學習那些批判文章，然後大家鸚鵡學舌地發言，無非是重複報紙上那些話，表示對共產黨，對毛主席的忠誠，對文化大革命的擁護。而每次學習完了回家的路上，他的步履都更加沉重，一邊走，一邊揣想家人在這場運動中可能的遭遇。國棟正在服刑，國群已經摘帽，他們已經沉陷於穀底，隻要沒有“現行”（反革命）的活動，應該不會再有什麽更大的災難，他特別擔心弟弟伯川，怕他再遭什麽禍事。他已經囑咐過伯川夫婦幾次，陸伯川說：“哥，嫂，你們別這樣擔心了。我們每日謹小慎微，不敢有任何越軌言行，但是，如果‘閉門家中坐，禍從天上來，’是福不是禍，是禍躲不過。他們一定要整人，咱也沒有辦法兒。大不了就是貼大字報，開批鬥會，還能怎麽樣呢？”還有一件讓陸伯言和程兆菊憂心的事，就是程兆萍。程兆萍在程家四姐妹中年紀最小，比程兆菊小了快二十歲，是父母的掌上明珠，兩個姐姐對這個美如花，弱如柳的小妹妹百般寵愛，卻不料在幾姐妹中她命最苦，遭遇最慘，虧得從解放前就讓她的兩個孩子來濟南上學，前幾年都中專畢業參加了工作，兆萍總算衣食無憂，也不愁孩子的事了。但是，前年農村一場“四清”運動，她在本村的靠山—一個當大隊黨支部書記的遠房表弟—倒了，兩個孩子因為政審作假都受了處分，兆萍不堪欺壓，淩辱，逃到濟南，躲到陸家，落臨時戶口用的介紹信是已經下台的村支書提前備好的，上邊寫的情況是假的，就是說，他陸伯言家裏窩藏著一個逃亡在外的女地主分子，這可是無須“上綱兒”就在“綱兒”上的大毛病，程兆萍在難處，投奔於此，他們不可能對她拒之於於門外。但這等於是在家裏放了顆不定時炸彈。轉眼間，程兆萍在陸家已經待了一年多了，日子一天天過去，最初怕大隊會來“捉拿”，時間長了，見沒什麽事，也就不擔心了。程兆萍在陸家替姐姐做家務，把外甥女周繼香替了出來，學增、學慧兄妹倆還不時寄錢來。但是風生水起，運動來了，陸伯言和程兆菊時常為這事憂心忡忡，心裏像十五個吊桶打水七上八下，程兆萍自己更急得走坐不安。剛逃離方莊來到濟南那些日子，她怕大隊派人來抓她，聽見街上有點動靜兒，心就“嘭嘭”跳，夜晚常常被惡夢嚇醒。足足過了半年，才慢慢定下心來。她想，姐姐姐夫年紀大了，就安心在這裏伺候他們吧。學增、學慧都說要接她去，她不願去給他們添麻煩。他們都受了處分，還離了婚。學增在井下為救人受了重傷，差點把命搭上，傷好了，調到別的礦上去了，前不久跟一個叫房芳的女工結了婚。學慧還帶著孩子自己過，這種時候，她這個地主分子娘上他們那裏去，不給他們惹禍？……先在濟南待著吧。可是，從今年過了年，姐夫出去學習回來，老是緊皺著眉頭。她也跟姐姐一起上街道開過會，會上講的都是階級鬥爭的事，說階級敵人如何破壞，居民，革命群眾要如何提高警惕，程兆萍聽得心驚肉跳，覺得人家講的就是她這個逃亡的地主分子，覺得會場上的人都在看她，她頭都不敢抬，恨不得地上有個縫兒讓她鑽進去才好。形勢一天比一天緊了，她怕有一天紙裏包不住火，自己的真實身份暴露了，會給姐夫和姐姐惹來大麻煩。他們的煩心事已經夠多的了，那豈不是讓他們雪上加霜？程兆萍想這事想得整夜睡不著覺，怎麽辦？孩子那裏去不得，回方莊？她逃出來這麽長時間，大隊裏會怎樣整治人？那還不是最可怕的。她隻要想到李存倉，想到李存倉和李存鎖兩人的老婆，就嚇得渾身哆嗦。合天底下多麽大的地麵兒啊，竟沒有程兆萍可以容身，安安穩穩地吃口飯，素素靜靜地睡個覺的地方。這天晚上，程兆萍睡不著，起來上廁所，聽見姐夫和姐姐在說話。姐姐唉聲歎氣，說：“不行就給學增打個長途電話，讓他來把他娘接走吧。”姐夫說：“如果不能回方莊，還不如就在這裏算了，撐到哪天算哪天吧。”姐姐說：“讓人家查出來，可就是大麻煩了。”姐夫說：“你在這條街上人緣好，街坊鄰居都處得不錯，居委會，派出所一般不可能找咱們的事兒。也許能混下去。再說，兆萍是你的親妹妹，她正在難處，投奔到咱家來，咱能攆她走？現在這種時候，她能上哪裏去？上孩子那裏去，不行，回老家？老家要是待得下去，她能跑出來？等等看看再說吧。”程兆萍回屋躺下，更睡不著了，他們冒這麽大的危險，也狠不下心來攆她走。但是，姐姐姐夫都是上了歲數的人了，她不能再裝憨賣呆，繼續賴在這裏，再給他們惹麻煩了。豁出去，回老家，就是刀山火海也回去，能活就活兩天，反正兩個孩子的事已經這樣了，她也沒有掛心事了，實在活不下去，就死了拉倒兒。……她又想李存鎖，不知道他怎麽樣了，如果真的活不成了，臨死也要再見他一麵，……第二天早飯後，程兆萍收拾完，來到堂屋，姐姐在給亮亮打毛衣，姐夫戴著老花眼鏡看報紙，程兆萍說：“姐夫，姐姐，我給您兩人說件事。”陸伯言摘下眼鏡，說：“四妹，什麽事？還這樣鄭重，你說吧。”程兆萍說：“我看這個什麽‘文化’革命，挺厲害，搞起來，了不得。我在這裏，怕是要出事兒。到哪一天真出了事兒，我挨難看不說，讓你們受連累，就太不好了。我想好了，我得走。”姐姐說：“你想往哪去？找孩子去？”程兆萍說：“兩個孩子都因為家裏的事受了處分，我不上他們那裏去。我回方莊，反正就這樣了，回去，也夠不上勞改，判刑的罪。”姐姐說：“那你不是重新跳到火坑裏去了？人家本來就欺負你，你跑出來這麽些天，回去了，人家還不沒命地作踐你？不行，我不能讓你走。你回了那個方莊兒，還不把我掛死？”說著，就流下淚來，陸伯言說：“四妹，你擔心的事兒，我和你姐也不是沒考慮，你都來了一年多了，不什麽事兒也沒出？這個文化大革命，農村怎樣搞還不知道，估計方莊不會來抓人，我看還是先住著，聽聽風聲再說。”程兆萍說：“我真怕連累你們。”陸伯言說：“俺兩人都這麽大年紀了，已經是反革命，右派的親屬了，再多的問題也就這樣了，虱子多了不咬，隨他去吧，你就先住著，到時候人家來攆再說。”程兆萍說：“姐姐，姐夫關心我，我知道，但我主意已定，我把被子，棉衣拆洗了，正在做，做完了，就走，回方莊。你們就別留我了。”

春天過去，夏天來了。這是一個“熱火朝天”的夏天。公曆六月，全濟南市的中學，大學都大鬧起來。學生們響應偉大領袖毛主席的號召，“拿起筆作刀槍”，向教育“黑線”，向資產階級，向“反動學術權威”，向“反黨反社會主義分子”發起了攻勢。陸伯川夫婦兩人一開始就是學生們發起進攻的突破口，活靶子，很快就成了人人喊打的“黑幫”。陸國筠也被貼了大字報，讓反革命的兒子陸良轉學過來是她的罪狀之一。一時間，校園儼然成為硝煙彌天的戰場，學生們活像被紅布煽惑得怒氣衝衝的公牛，兩眼發紅，搖頭晃腦，橫衝直撞，向著心目中的“敵人”咆哮，攻擊，嘶咬。校領導和老師們特別是像陸伯川夫婦一類早就入了“另冊”的人，一個個像待宰的牛羊，琴瑟縮縮，大氣兒也不敢出。人們很快就發現，這次運動和建國以來曆次運動不一樣，學生們的活動不是學校黨組織發動的，而是受到報紙、廣播上有關文論的鼓動，其他學校學生活動的“傳染”而自發地動起來的，像是雨季裏漫山遍野的亂草雜木，野性十足，瘋長蔓延，讓嘉禾枯萎，百花調零。又像從天而降的洪水濁浪，桀傲不馴，裂堤摧岸，讓江河橫溢，遍地汪洋。千千萬萬過慣了尋常日子的凡夫俗子們被每天出現的新鮮、怪異的狀況弄得目瞪口呆，暈頭轉向。八月裏，先是人們從廣播裏知道了北京的學生中出現了什麽“紅衛兵”，偉大領袖毛主席還給他們寫了信，支持他們的革命行動，稱讚他們“對反動派造反有理”。人們對“造反”這個詞感到驚諤，因為傳統上“造反”是個帶貶義的詞，解放以來的曆史書把封建社會中曆次“造反”都說成是“起義”，民國時期共產黨領導的反對國民黨政權的鬥爭則稱“革命”，很少有人以“造反”名之。而現在，解放十七年了，共產黨掌權，人民當家做主了，怎麽又鼓動“造反”?造誰的“反”？接著，人們從報上看到，偉大領袖毛主席在勞動人民文化宮接見革命群眾，號召道：“你們要關心國家大事，要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八月十八日，毛主席又穿上軍裝，戴上了“紅衛兵”的袖章，在天安門廣場接見了紅衛兵。很快，紅衛兵組織就像野火燒遍荒原一樣，出現在全國城鄉大學，中學，紅衛兵們像清期末年的“義和團”，或者像封建王朝的“錦衣衛”，帶著某種特權，神秘，恐怖色彩，一個個穿著簇新的或陳舊的洗得發白了的綠軍裝,胳膊上戴著印有“紅衛兵”三個黑字的紅袖章，有的肩上還挎著小軍用背包，手裏拿著六十四開本的“紅寶書”—《毛主席語錄》，猶如從天而降的神兵—報紙上稱他們為“天兵天將”—嗚嗚呀呀衝向社會，向著他們心中的“四舊”、“封、資、修”發起進攻，所到之處，手腳並用，打、砸、搶、抓、抄，外加點火燒，上演全武行。街道、商店的舊名字要改，“大觀園”改成“東方紅”，省府前街改成“紅星路”，祥雲裏改成“向陽裏”，紅衛兵們看見女人燙頭發或披肩發伸上剪子“哢哧哢哧”一陣亂剪，看見有人穿“喇叭褲”或窄褲腿，女人穿旗袍，跑過去不由分說就剪開，撕壞。街麵上，公園裏凡是帶點古色古香的設施，文物古跡，甚至奇花，異木，動不動就砸爛，毀掉。好像他們是另一個星球上來的另類生物，仇視人類社會美好的，古老的，現代的，文明的一切，必欲統統毀滅之而後快。山東冠縣的紅衛兵砸爛了武訓墓，挖出了武訓的屍骨，抬著“遊街示眾”，這是比古往今來任何匪患都更慘烈的浩劫。紅衛兵們取得了在社會各處大破“四舊”戰役的勝利之後，又開始了針對“階級敵人”的革命行動，讓整個中國大小城市和很多鄉村進入了“紅色恐怖”狀態。他們矛頭所指的階級敵人除了社會上的地、富、反、壞、右分子之外，更多的是解放後曆次政治運動尚未被徹底剝奪的階層和個人，這些人共同的特點是個“有”字，或者有“產”，曾經有的“產”早已被“共”，但還有房產—自已還住著大房子，花園洋房，擁有一般工人，市民沒有的生活物品；有“智”：有學問，有思想，有專業知識，是某方麵的權威，什麽“家”；有“名”，或因對國家，民族有貢獻，在某領域，某學科有建樹而享有名聲，或因德高望重，受世人景仰；有“位”，從舊社會到新社會，曾經或現在依然為政府和世人所重，具有較高的地位。總之，這些人和兩手沾滿油泥的工人，腳上沾著泥土和牛糞的農民，手握槍杆的士兵，住在棚屋裏的市民是另一類人，是舊社會過來的或現在新生的“特權”階層，為打造工農兵當家做主的“紅色江山”，要對這些舊社會的“遺老遺少”來一場總清算，再剝奪。像突如其來的颶風，讓山河易容，像猝不及防的迅雷，讓神人變色。紅衛兵們成群結隊，惡狠狠地撞開一座座小洋樓兒，大宅院的鐵門，木門，忽喇喇闖進去，凶神惡煞般喝令家中所有人“低頭”，“站好”，“蹲下”，“滾開”，任由他們瘋狂抄檢，不止翻箱倒櫃，連床鋪都翻個底兒朝天，沙發墊層都給剪開，撕爛，把他們認定的“反動罪證”，封資修“黑貨”，金銀珠寶，文物字畫，“黑書”裝上汽車，排車，然後給“黑幫”戶主下達“專政”命令後，揚長而去。……當這股風剛剛刮起，還沒波及到祥雲裏的時候，陸國筠偷著給方學增打了電話，讓他抓緊趕過來，設法讓四姨平安脫身。方學增說，工礦係統怎樣搞文化大革命，上級尚未布置，他所在的煤礦地處偏遠，把母親接去沒有問題。程兆萍怕紅衛兵進門後，盤查她的身汾，急急忙忙把手頭的針線活兒做完，又毛毛地收拾自己的東西，讓國筠上車站給買車票，她要馬上離開濟南，回方莊兒。國筠說：“四姨，祥雲裏是個比較偏僻的小巷兒，紅衛兵抄到這裏，估計還得過幾天。我給學增表弟打電話了，他馬上趕過來，即使回方莊，也得等他來到，讓他送你回去。”陸伯言、程兆菊也勸她稍安勿燥，等學增來到再說。程兆萍隻好強忍著火燒火燎的心情，耐著性子等著兒子。

方學增雖然在偏遠的礦山工作，生活，但從報紙和廣播上知道全國大小城市的紅衛兵衝向社會“破四舊”，“橫掃牛鬼蛇神”，對階級敵人實行“紅色恐怖”，十分擔心濟南三姨一家的安危，更掛念在那裏避難的母親。他恨不得立即插翅飛到濟南去，但他新調來的臥虎山煤礦剛進行完設備安裝，正在試運行，他確實不能離開，好歹正常生產了，各處都比較順利，他正準備找礦長請假，突然接到國筠表姐的電話，趕忙去找了礦長，說他母親知道他調到一個新煤礦工作，想來礦上看看，她現在正在濟南親戚家。方學增一邊這樣說，一邊心裏暗想，關於母親的事，他仍然不能完全說出實情，仍然要對組織說假活。礦長對方學增來礦後的工作十分滿意，對他的要求滿口答應。方學增回家後，跟房芳—和他結婚不到一年，也調到臥虎山煤礦工作了—說了要去濟南接母親的事，房芳很高興，催他快些上路。方學增說：“咱兩人結婚前，我把我家的情況都給你說了，俺娘可是戴著帽子的地主分子，你不嫌？不怕受連累？”房芳說：“你家的事兒我都知道。我是跟的你這個人，不是跟的你有問題的親屬。你要不是家庭有問題，馬雲嫌你，我還撈不著找你哩。你母親—咱娘是地主分子，那是因為你家解放前土地多給戴的‘帽子’。她也不是什麽惡人。她無論戴什麽‘帽子’，也是你的娘，你的娘就是我的娘。狗不嫌家貧，子不嫌母醜。兒子，媳婦兒也不能嫌自己的娘戴‘帽子’。我不怕受連累。有什麽好連累的？我不就是個看風機的工人？不怕。你放心，娘來了，我保證是個好兒媳婦兒。”方學增說：“還有一件愁事。娘來了，住哪裏呢？咱在礦上住的房子那麽小，住不開。再說，住在礦上也太顯眼。”房芳說：“這好辦。剛才我就想好了。事太湊巧了，俺老家離樺樹溝煤礦遠一些，離這邊兒近，隻有十多裏路，房子，鍋灶火炕家具都是現成的。俺娘俺大大都‘走’了，我上了班，房子一直閑著。娘來了，就住在那裏，咱把吃的燒的用的都備好了，星期六咱就回去。平常日子，下班早，也能回去。這樣還省得礦上的人說長道短。”方學增問：“莊上的人怎麽樣？”房芳說：“沒事兒。都是山東老鄉，天高皇帝遠，沒人問閑事兒。要不關裏成份不好的都往關外跑？放心，出不了事兒。”方學增說：“那太好了，我怎麽感謝你才好？”房芳說：“還要你怎麽感謝我？不做夢想馬雲，真心跟我好，就是感謝了—別生氣，逗你玩兒的。好了，不說了，我給你收拾收拾帶的東西，你快點上路吧。我這個兒媳婦還沒見婆婆哩，等不及了。”方學增讓房芳說得心裏寬綽亮堂起來，連夜跟運煤車去了火車站，後半夜就坐上了去濟南的火車。

“紅衛兵抄家的隊伍到了某某街了，那條街上像模像樣的人家沒有落下的。”“某某街某某號那戶被抄得真厲害，紅衛兵搬走了那麽些東西，真不得了。”“從那家抄出來那些古書，還有那些字畫，讓那檔子孩子一把火兒給燒了，真可惜。”“這些孩子打人狠著哩，就在大街上，讓人跪在太陽地兒裏，拳打腳踢，拿銅扣皮帶沒好地抽，小膽兒的，不敢睜眼看。”“這個弄法兒，得人死了，……有打死的，也有自殺的。……”“有一戶，聽說抄出了變天賬，上邊記著老家被分了多少地，多少房產，城裏被充公了多少財產。看來還真是想複辟。那家老頭子老太婆當時就讓紅衛兵給戴上高帽子去遊街示眾了。”“哎喲，可了不得，聽說還有抄出來的電台，槍支，房契，地契，國民黨時期的紙幣，國民黨的旗子，蔣介石的像，看來是真有人盼著複辟變天啊。”“有的人家抄出來那麽多的金銀財寶，子孫後代幾輩子也用不完。看來革命是不徹底呀。比起人家來，咱真是枉活一世。”……這些消息不斷地從街坊鄰居傳來，陸伯言夫婦，程兆萍他們一天比一天更加緊張不安了。就像風聞蝗災將至的農民時時望天，祈盼遮天敞日的蝗蟲不落在自家田裏，他們滿心希望紅衛兵能放過他們家。程兆菊對陸伯言說：“憋悶死了，也嚇死了。也沒處打聽，不知道紅衛兵上咱家來不？”陸伯言說：“看來他們是有備而行。上哪條街，抄誰的家，是有計劃有目標的。上不上咱家來，就看咱在他們眼裏夠不夠“格”兒了。不過，除非他們不來祥雲裏，隻要來，抄一戶，也是咱。我估計脫不了。”程兆菊說：“那咱就這麽坐著等人家上門兒，咱不誰備準備？”陸伯言說：“可不敢準備，怎麽準備？也不能向外轉東西。不用說咱沒處兒可轉，就是有地方兒，那也是玩火。咱也沒有“變天賬”，也沒有反動物品，我寫的那些東西，也不怕他們看。家裏的東西是咱的私財，他們願意弄走，就盡著他們弄。咱在城裏，沒攤上農村的土改，這回算補上這一課就是了。什麽東西都是身外之物，隻要他們不作踐人，就感謝上帝了。我們就聽天由命，逆來順受吧。”程兆菊說：“哼，‘逆來順受’，憑什麽咱自家的東西，讓他們白白抄走？咱又沒犯法。”陸伯言說：“你好糊塗。憑什麽？憑他們是‘毛主席的紅衛兵’。咱沒犯法，你以為那些被抄了家，被拉出去遊街，還有那些打死的打傷的，自殺了的，他們是犯了法的？什麽也別想了，等著吧。是福不是禍，是禍躲不過。”……他們就這樣一天天提心吊膽，戰戰兢兢地等著。程兆菊不時地在胸前劃十字，求上帝保佑。陸伯言說：“恐怕上帝也顧不過來了。”程兆萍做好了飯，端到桌上，程兆菊吃不下，陸伯言說：“思想壓力大，就反胃，幹噦。但是無論如何都要好好吃飯。吃不下也要硬吃。他們來了，還不定怎麽折騰，飯吃不好，怎麽撐得過去？”三個人就互相勸著，挨乎著，多多少少地吃一點飯。程兆萍又怕抄家的上門兒，又盼兒子快來，坐立不安，起來坐下，坐下又起來，聽見有什麽動靜兒，趕緊往大門口兒跑。陸伯言說：“四妹，你就沉住氣等，等學增來就行了。”……前段時間，大中學校文化大革命形勢嚴峻，周橋參加工作組去了師院，每天很晚才回到家，七月底，工作組奉命撤出，但文化大革命形勢越來越緊張，省委機關疲於應付，晚上常常加班開會。陸國筠每天在學校裏看那些五花八門兒的大字報，看得頭腦子都脹了，每天回到家，總是精疲力盡，但還得咬牙撐著做飯，伺候一家人吃了飯，交待亮亮、明明兩個孩子刷鍋洗碗，看會兒書，早上床睡覺，別出去亂跑，她一個人匆匆趕往祥雲裏。她不放心。她知道爸媽被抄家這一關是躲不掉的，隻是早一天晚一天而己。她過來，送點兒吃的，看看情況，安慰幾句，再匆匆離去。陸國筠給方學增打過電話的第三天晚上，又來爸媽家，程兆萍給她開了大門，急不可耐地說：“學增還不知哪天來到，我真怕來了抄家的，給你爸媽惹麻煩，我急死了。不如你找人給我買車票，我走了算了。”陸國筠說：“學增在電話裏說得很死，很快就來了，你就安心等吧。”陸國筠進屋來，對媽說：“四姨非要走。”程兆菊對程兆萍說：“那可不行。你前腳走了，學增後腳來了，讓孩子撲個空，心裏多難受？他回方莊兒帶你走，肯定走不成。”陸伯言說：“兆萍，安心等吧。就算來抄家的，你是兆菊的親妹妹，妹妹住在姐姐家，也不犯什麽大罪。他們也是人，不是老虎，還能把人吃了？安心等著吧。”轉臉問陸國筠：“怎麽樣，貼你大字報多不多？凶不凶？”陸國筠淡淡地說：“貼我的大字報沒有幾張，也沒什麽了不得的問題—能有什麽問題？你們不用擔心我。”第二天晚上，國筠又來了，程兆菊問：“國筠，你在學校裏，聽沒聽說學生—紅衛兵他們還上街不？抄家快抄完了嗎？”陸國筠說：“我在學校裏是批判、鬥爭對象，紅衛兵們見了我都立愣著眼，他們的活動計劃哪會讓我們知道？不過看上去他們的勁頭兒越來越足。”程兆菊說：“這是哪來這麽股子邪勁呢？”陸國筠說：“你想啊，他們都是些半大不小的孩子，在課堂上和家裏，讓老師和家長管著，憋著多少年了。現在一下子放開了，還不像野馬脫了韁繩，撒起歡兒來？這樣衝衝打打，又‘革命’又風光，當頭頭兒的耀武揚威，學習不好，抬不起頭來的學生也和別的同學一樣平起平坐了，誰也不用上課聽講，下課做作業，動不動就考試，費神傷腦筋了，這有多痛快呀，能不有勁兒嗎？是不是還上街抄家，沒聽到消息。”陸伯言說：“我們就別猜了。這些年我有經驗了。凡到這種時候，就往最壞處想，往往錯不了。因為咱天生是共產黨革命的對象，怎麽能脫了清身兒？”陸國筠說：“明明她爸爸讓我再交待您一次，紅衛兵上了門，一定不要抗拒，不要跟他們頂牛，要服從，要配合，要聽之任之。”陸伯言說：“我早就說過了，要逆來順受，要任人宰割。”陸國筠看看老爸，老媽，沉重地歎了口氣。過一會兒，程兆菊說：“學校裏鬧騰得那麽厲害，亮亮怎麽樣？有人欺負他嗎？”陸國筠說：“亮亮沒事兒，照常上學校，他也不會作什麽事兒，因為屬於‘黑五類’，沒資格當紅衛兵，紅衛兵有活動，要麽不讓他們參加，讓他們參加，也不過打打雜兒，跑跑腿兒什麽的，幹些打漿糊，貼大字報一類的活兒。有點兒像農村的四類分子子弟。”陸伯言說：“參加不上紅衛兵，孩子思想上肯定壓力很大。”陸國筠說：“還好。也不是他自己。一個班裏參加紅衛兵的不過一、二十個人，像是共青團。紅衛兵之外，有什麽‘紅外圍’，是那些家庭或者社會關係有這樣那樣的‘汙點’，但不嚴重，暫時不能加入紅衛兵，需要接受‘考驗’的，屬於‘黑五類’的學生，一個班總有十幾個。”程兆菊說：“俺的娘哎，都是些孩子，還分了三六九等。”陸國筠說：“那沒辦法兒。不搞運動，什麽入團，當幹部，升學，參軍，還不都這樣？不過不像現在這樣一個班的學生，有的戴著紅衛兵袖章，有的不戴這樣顯眼。”陸伯言說：“這個時候，不加入那個‘紅衛兵’也好，省得跟著一起行點子惡事。”程兆菊說：“你怎麽不讓兩個孩子一起來？我和你爸可想他們了。”陸國筠說：“我不知道這邊什麽情況，孩子小，要是家裏翻弄得不像個樣兒，讓他們見了，不好。他們在那邊，很安全，你們不用掛他們。”程兆菊說：“我就是不放心亮亮。”陸國筠說：“亮亮也沒事兒。不用擔心。”實際上，運動開始沒幾天，就有學生貼出了陸國筠的大字報，大字報上指名道姓地點出了“反革命的兒子陸良”，陸良看見了，臉立即變了色，放學回到姑家，一個人憋在小屋兒裏，偷偷流眼淚，明明拽出他來，吃了丁點兒飯。晚飯後，他說，他要回祥雲裏，不上學了。陸國筠說：“那怎麽行，你那麽小，不上學了怎麽行？”亮亮說：“我連累姑了。”周橋說：“亮亮，你不懂得。這叫‘群眾運動’，學生也好，老師也好，想怎麽寫就怎麽寫，寫出來就可以往外貼，要不怎麽叫‘大民主’呢。這不是黨組織的意見，不用管他。你轉學來是學校黨支部同意的，連累不著你姑。你現在私自離校，那不成了對抗 文化大革命了？”亮亮看看姑爸，又看看姑，點點頭。八月中旬，學校裏成立紅衛兵組織，陸良作為“黑五類”，自然被排斥在外，他說話明顯地少了，回到家，不問不說話，有時一個人發呆，像在想心事，問他想什麽，他說：“沒想什麽。”明明去年才上初中，雖然初一的學生年紀小，但是同樣成立了紅衛兵，明明作為革命幹部的女兒頭一批就加入了紅衛兵，戴上了紅袖章，興奮得臉通紅，眼睛發亮，亮亮看了一眼明明胳膊上火一樣紅，十分紮眼的紅袖章，一句話也沒說，就回了自己小房間。吃飯的時候，明明說：“我們班的紅衛兵開過會了，人人寫了‘決心書’，運動中要立場堅定，誓死捍衛偉大領袖毛主席，捍衛黨，捍衛毛澤東思想，捍衛毛主席的親密戰友林副主席，捍衛中央文革，捍衛敬愛的江青同誌。對階級敵人、黑幫，即便是自己的親人，也要劃清界線，毫不留情，針鋒相對地跟他們做鬥爭。”一直默不作聲的亮亮突然問：“要是姥姥姥爺被人說成‘黑幫’，你怎麽辦？也和他們劃清界線？”明明愣了一下，臉發紅，遲疑了一下，不好意思地看了媽媽一眼，說：“是的，那也一樣要劃清界線。”亮亮又問：“我是‘黑五類’子弟，你也得和我劃清界線了？”明明想了想，說：“你是小孩兒，不是階級敵人，是要教育，爭取的對象。當然，如果你有反動言行，那也要跟你鬥爭。”陸國筠說：“明明，怎麽跟哥哥說話？哥哥怎麽會有‘反動言行’？你是怎麽回事兒？”明明瞪大了眼睛，說：“媽媽，我哪裏‘怎麽回事兒’了？我說得不對嗎？我說得一點兒也不錯啊。”陸國筠說：“你說得也不能說錯，可是話不能這樣說。”明明說：“那不就行了嗎？隻要正確，就要堅持。紅衛兵捍衛偉大領袖毛主席，捍衛戰無不勝的毛澤東思想，就要立場堅定，旗幟鮮明，堅持真理。”周橋微微搖一下頭，說：“明明，你還太小，還不是很明白媽媽說的話的意思。無論怎樣革命，你都要記住，即便真的需要和什麽人‘劃清界線’，也不要對自已的老師，親人做無禮，出格的事，任何情況下，即使麵對真正的—我說的是真正的，而不是群眾運動中有的人亂扣帽子的—壞人，對他們批也好，鬥也好，也要文鬥，不能武鬥，不能動手打人，不能罵人。打人罵人不是革命行動，現在有些紅衛兵胡亂打人罵人，張口‘他媽的’，小小的孩子還自稱‘老子’。你可不要學他們。”明明說：“同學們說那是造反精神強的表現，再說，毛主席還說‘革命不是請客吃飯，不是做文章，不是繪畫繡花，不能那樣雅致，那樣溫良恭儉讓。’哩。”周橋說：“毛主席的話是在什麽年代，在什麽情況下，針對什麽事情說的？和現在一樣嗎？不能生搬硬套。”明明說：“爸爸，你說的不打人罵人我保證做到，但是你末了說的這個觀點不對。毛主席的話是放之四海，過去，現在和將來永恒的真理，什麽時侯都適合。爸爸，你的想法兒很危險。”周橋還想說什麽，陸國筠說：“好了，時候兒不早了，不討論了。明明，亮亮，快弄水洗腳，睡覺。”夜深了，孩子早睡熟了。周橋和陸國筠躺在床上，陸國筠說：“亮亮思想壓力太大了，看著好可憐。”周橋說：“不行就讓他請假呆在家裏算了，也不要回祥雲裏。倒是明明這種亢奮狀態讓人擔心。”陸國筠說：“聽聽她今天晚上說了些什麽話，讓人聽了寒心，憂心。這麽點兒孩子有什麽是非分辯能力？就是那些最新潮，最刺激，最激進的東西，才符合他們的口味兒哩。”周橋說：“你還跟她說不通，說服不了她。”陸國筠說：“你看她那興奮，決絕的樣子，我都怕她了。我們還有姥姥、姥爺那麽愛她，換來的卻是這一套。”周橋說：“你別忘了，他們從幼兒園開始，受的教育，天天講的都是熱愛毛主席，熱愛共產黨，我們也是這樣教育的，可以不聽爸媽的話，但必須聽黨和毛主席的活。而且這些孩子別看年紀小，實際上也很功利。他們知道，愛黨，愛毛主席才有出路，有前途。這比親情之愛更重要，更有用。”陸國筠說：“我接受不了。……我看著學校裏那些凶聲惡氣的紅衛兵，看著明明今晚上的樣子，老想魯迅先生說的‘救救孩子’。”周橋說：“這種想法兒很危險。記住，在任何人麵前都不能有絲毫流露。”……陸國筠坐在公交車上，想著爸媽在恐懼中等著來人抄家，好像被抄家是一項必須完成的“任務”似的，想著四姨猶如驚弓之鳥，急於逃離但又無合適的歸處，而自己的寶貝乖乖女，爸媽百般寵愛的寶貝外甥閨女卻在“旗幟鮮明”地要跟姥爺姥姥“劃清界線”，看樣子，如果爸媽被“揪”了出來，這個孩子也會毫不猶豫地“大義滅親”。陸國筠覺得好悲哀，好酸楚，覺得胃口針紮般地疼，她有胃痛的毛病，受涼，吃的不合適，特別是心情不好的時候就會疼起來。為這吃過不少藥，但是沒多大作用，文革開始以來幾個月，疼得越來越厲害了。她到醫院去拿藥，一個年長的女大夫偷偷對她說，這幾個月學校的老師來看病的特別多，都是心病。藥物是治不了心病的，還是要自己想開些，善自排解。陸國筠回到家，周橋見陸國筠臉色不好，一邊倒了開水遞給她，一邊問：“我看你臉色不好，怎麽了？胃又疼了？”陸國筠說：“在路上疼了一陣，這會兒好些了，不要緊。”周橋又問：“怎樣，有紅衛兵去爸媽家鬧騰嗎？”陸國筠說：“還沒有。紅衛兵抄家搞了了好幾天了，這股風也許刮過去了吧，但願爸媽和四姨能躲過這一劫。”周橋說：“我們當然希望這樣。不過，據我觀察—你在你們學校裏也應該看得出來—紅衛兵們的狂熱情緒仍然在上升，正接近或達到沸點，一時半會兒不會冷下來，除非中央下達什麽約束性的文件。另外，你可能也注意到了，現在中學、大學的紅衛兵全是由家庭出身好，不少是幹部子弟組成的，這些人有‘自來紅’的優越感，自認為國家社會就應該由他們來主導，這次革命也是如此，他們決心對舊社會過來的還有點地位、資產的人來一次大掃蕩，鞏固父輩—也就是他們未來的—政權，所以他們就表現得特別強勢，甚至霸道。這不是個好現象。總之，我覺得祥雲裏那邊還是凶多吉少，你也不要太擔心，抄就讓他們抄吧，東西抄走就抄走，隻要人沒事兒就行了。不和他們頂牛，衝突，人一般不會有什麽事兒。”陸國筠說：“我給爸媽交待幾回了，不會頂牛的。”“那就好。”

第二天，陸伯言“凡事往最壞處想”和周橋“凶多吉少”的話就應驗了。這天從早晨起來就又熱又悶。上午九點多鍾，祥雲裏陸家剛吃過早飯沒大會兒，程兆菊、程兆萍聽見巷口傳來“造反有理”的歌聲，雜遝的腳步聲，兩人對陸伯言低聲說：“紅衛兵來了。”陸伯言把手上的一本書放下，站了起來。片刻，大門外有人喲呼：“陸伯言的家，就是這個大門。”接著就是噢天嗚地的叫門聲：“開門，快開門！”和用腳跺門的“嘭嘭”聲，用拳頭砸門的“梆梆”聲。程兆萍嚇得打了軟腿兒，幾乎不會邁步了，哆哆嗦嗦地去開了大門，門剛打開，程兆萍心慌又是小腳兒，來不及躲閃，被門外闖進來的人一下撞倒，跌到門屋地上，正掙紮著爬起來，從門外“忽喇喇”闖進來十幾個半大孩子，有男有女，清一色的黃軍裝，胳膊上都戴著“紅衛兵”袖章，男孩子多半留著平頭，也有剃成光頭的，女孩兒短發齊耳或者腦後紮個“刷子”。領頭的是個姑娘，圓臉，兩隻大眼虎虎有神，腰裏紮著武裝帶，往院子中間一站，沉下臉來，十分威嚴，用略帶嘶啞的聲音喝道：“陸伯言，滾過來！”已經在堂屋門外誠惶誠恐肅立著的陸伯言走到她跟前，那女紅衛兵說：“陸伯言，你聽好了，我們是濟南紅衛中學高二三班的紅衛兵，今天對你們家采取革命行動，進行查抄，你和你的家人必須老老實實地服從命令，配合查抄，不得違抗，否則你要承擔一切嚴重後果。”陸伯言壓低了嗓音，小心翼翼地問：“敢問小同誌，我的罪過是什麽？”程兆菊已經站在陸伯言身後，暗暗拽他的衣襟，陸伯言低聲對她說：“不妨事。我問清楚了，心裏明白，也好配合審查，接受批判。”那姑娘兩隻好看的大眼瞪得溜圓，厲聲說：“不要喊我們‘同誌’，哪個是你的同誌？什麽罪過，你心裏最清楚。你是前清的秀才，解放前當過省參議員，是資本家。你弟弟兩口子都是右派，你兒子是國民黨員，極右派，在押的反革命分子，你的小女兒也是右派，你大女兒是教育黑線的標兵人物，混進了黨組織和領導班子，你那個女婿雖然竊據高位，但一向右傾，曾被打成右傾機會主義分子。你還有反動的海外關係，你的親家全家逃台。你們全家是一窩黑。這裏就是個黑窩。怎麽，我們對這個黑窩采取革命行動，搜查反革命罪證，你敢反對嗎？”陸伯言連忙說：“不敢，不敢。”女頭頭又問：“對你家采取革命行動，正確不正確？”陸伯言忙說：“正確，正確。”女頭頭繼續問：“你覺得冤不冤？”陸伯言低聲說：“不冤。”女頭頭問：“你們家就這三口人？”陸伯言答：“是。”女頭頭指著程兆菊問：“你是陸伯言的什麽人？”程兆菊回答：“我是他的老伴兒。”女頭頭又指著程兆萍向：“你呢？”程兆萍指指程兆菊，說：“這是俺姐姐，我是她妹妹，來走親戚的。”女頭頭皺一下眉頭，說：“聽口音你不是濟南人，你家是哪裏？”程兆萍說：“俺是陶陽縣人。”女頭頭說：“陶陽縣人，陸家的親戚。不會是好成汾，說不定是逃出來的四類分子。告訴你，你屬於遣返對象。快滾。走慢了，我們查清了你的身份，就來專你的政了。”程兆萍忙說：“我馬上就‘滾’。”女頭頭對陸家人說：“你們三個人在西廂房門北邊站好，不許亂動，不得幹擾我們的工作。我們查抄中發現了罪證，找你們算賬。”程兆菊抖抖嗦嗦地問：“老先生年紀大了，心髒不好，這裏太陽曬著，太熱，讓他上南屋門外蔭涼裏坐坐，行不？”女頭頭說：“沒那麽嬌氣。少費話，就在那裏站著，曬曬太陽，觸及靈魂。”女頭頭旁邊一個矮墩子男學生說：“臭毛病不少！你們這些寄生蟲，一不做工，二不種田，住深宅大院，吃山珍海味，擎（白字，應為“貝”字旁加一個“青”字）吃坐穿，養尊處優，這回該輪到你們吃吃苦頭兒了。”一個大高個子，像大蝦似的男紅衛兵說：“少和他們囉嗦。咱們快開始吧。”女頭頭兒說：“按咱昨晚製定的作戰計劃，第一小組堂屋，第二小組東、西廂房，第三小組南房和門屋，立即開始行動。我和兩個女生在院子裏查驗，登記。”十幾個紅衛兵分頭在家中各處開始了搜查。女頭頭和兩個女生從堂屋搬出一張桌子，三隻圓凳兒。有個女生從小黃書包兒裏拿出表格兒，白紙，毛筆，墨汁，放到桌子上，女頭頭兒掐著腰到院內各個房間轉了一圈兒，回來，就在桌子上展開白紙，拿起毛筆，沾了墨汁，眉頭稍稍一皺，不一會兒，“刷刷”地寫好一篇大字報，兩個女生扲著放到一邊晾著。從各個房間裏傳出來抄檢的響聲此伏彼起，陸家人聽得心驚肉跳，兩個女人不時哆嗦一下。“吭當”—是打開櫥門，“哧拉”是撕開沙發坐墊，“嘩啦”是把箱子，抽屜裏的東西往地上傾倒，“哢嚓”是把家具上的什麽部件踩斷了，“哐郎”—是櫥櫃倒地了，“泚啦”一聲聲尖利的脆響，是瓷器或玻璃器具，鏡子碎了。好一陣亂拆，亂翻，亂扔，各個房間裏塵土飛揚，從大敞的門窗一股股衝到院子裏來，抄家的公幹人員和被抄家的“罪眷”不時有人被嗆得打噴嚏。翻檢一通，紅衛兵們開始從各個房間往院子裏搬運“戰利品”，矮墩子和另一個男生各人抱出一大羅線裝古書，胡亂扔到桌子跟前，陸伯言看了，忍不住說：“紅衛兵兄弟，那都是些古書，有的還是善本，珍本，不關係政治，更不是反動東西。別弄壞了。”矮墩子說：“什麽寶貝？全是老封建黑貨！”大蝦男生抱出了一大抱卷軸兒，“欻拉”摔到地上，說：“這些玩意兒，沉得很。”一邊隨便展開一幅，說：“你們看，這畫的什麽玩意兒呀。”說完，胡亂扔到書堆上，那畫立時被弄破了，陸伯言急了，對女頭頭說：“紅衛兵領導，那可都是名人字畫，有唐寅的，鄭板橋的，吳昌碩的，還有張大千的，都是很珍貴的，即使要充公，也要愛惜。”女頭頭兒說：“弄這些破爛東西，純是吃飽了撐的。不用你吩咐，我們知道怎麽做。給你說，這些破爛玩意兒，俺學校裏堆了好幾屋。”一個小個子女生搬出來一個鑲金邊的小木箱兒，放到桌上，女頭頭掀開箱蓋兒一看，見裏邊全是錚亮閃光灼人眼目的金銀鑽石首飾，女頭頭和小個子女紅衛兵 ，兩個穿著簡樸的黃軍裝—如果不是頭發稍長些，幾乎認不出她們是女子—戴著紅袖章的女“革命派”，刹那間顯露出了女子愛美，喜歡甚至渴望飾品的天性，她們一下子激動得臉發紅，眼發亮，異口同聲地說：“我的娘哎，這麽多首飾，多麽好的首飾！”兩人拿起來看，甚至下意識地放到自己身上比量，片刻，小個子女生把手裏拿著的一條項練兒往盒子裏一扔，說：“看他們多麽奢侈，全給他們拿走，沒收。”女頭頭說：“對，全部沒收，好，今天收獲太大了。”程兆菊見自己的首飾落到了他們手裏，心疼死了，大了大膽，說：“小姐姐們，那是俺娘家陪送的，求求你們，別都拿走，給留下幾樣兒吧。”女頭頭說：“這都是陪嫁的？說明你娘家也是大地主，早就應該物歸原主—還給勞動人民了，給你們留下？做夢去吧。”程兆菊還想再說什麽，陸伯言低聲說：“不要再求告了，沒用。”一會兒，一個眉請目秀的男生抱著一個大瓷花瓶，從堂屋門出來，嘻嘻哈哈地往外走，一邊說：“這個瓷瓶好漂亮。”陸伯言見了，喊道：“那個同學，那可是清朝康熙年間的東西，可抱緊了，別摔壞了。”那眉清目秀的男生竟然說：“老家夥，嚇唬誰呢？什麽了不起的寶貝東西？生氣我摔碎它！”說著，兩手真的把那瓷瓶扔到台階下邊，好端端一個瓷瓶碎成了幾片兒。陸伯言疼死了，而且他認為這男紅衛兵是有意傷害他，羞辱他，士可殺不可辱，他氣瘋了，程兆菊一把沒有拽住他，他兩步跑到女頭頭跟前，說：“你們這些孩子，太不像話了。你們知道這些書畫，這些瓷器多麽貴重嗎？這全是稀世珍寶。這是文物，是文化珍品，是毀了就沒法再生的東西。你們批我，鬥我，拿走什麽東西，整死我都行，為什麽糟蹋這些東西？你們口口聲聲說‘勞動人民’，這些東西不是古人的勞動成果嗎？這些東西是反革命罪證嗎？你們是在暴殄天物，是在犯罪！”女頭頭被這個老頭子說得愣住了，有一刹那沒反應過來，好像自己和同夥真的做錯了什麽似的，那個眉清目秀的男紅衛兵跑到陸伯言跟前，抬手扇了陸伯言一個耳光，氣得臉都變了形，鼻子都歪了，說：“你這個老不死的反動家夥，你敢說我們毛主席的紅衛兵犯罪？你才是反動透頂的犯罪分子！我就是把你的寶貝瓷瓶摔爛了，你不說，我還不摔呢，氣死你！生氣把這些爛東西一把火全點了它！你這些破爛東西有什麽價值？沒這些東西，我們就不能建沒社會主義了？見你的鬼去吧。把這些封資修的東西砸爛了，燒光了，我們就能建沒一個紅彤彤的，嶄嶄新的，錚錚亮的，毛澤東思想光芒普照的新世界！你和你這些破爛貨，和你們的舊世界一起去見閻王吧！”眉請目秀的男紅衛兵一陣激昂慷慨的大批判發言鼓舞了紅衛兵們的戰鬥精神，矮墩子男生不等他說完，就照老頭子臉上砸了一拳，一下把陸伯言打得鼻子和嘴都出了血，邊打邊說：“你這個老東西，進門就看你不老實，怎麽樣，原形畢露了吧？你逃不過紅衛兵的火眼金睛。你竟敢說毛主席的紅衛兵‘犯罪’，真是狗膽包天。今天，我們一定要讓你嚐嚐無產階級專政的鐵拳的滋味兒，把你的反動氣焰打下去，要不然你就不知道毛主席的紅衛兵的厲害。”一邊說，一邊朝陸伯言身上一陣拳打腳踢，大蝦男生和眉清目秀男生不甘示弱，也偎上來，一個拿巴掌抽老頭子的臉，一個用拳頭捶老頭子的前胸，小個子女紅衛兵也夠把著擠過去伸出小巴掌朝陸伯言身上扇，還有兩三個女生也伸拳捋臂地擠進去開打，程兆菊、程手止萍兩人過去想護著陸伯言，一邊哀告道：“求求你們行行好，別打了，別打了。……”大蝦男生轉過身來，一隻手一個把她兩人推倒在地上，程兆菊來不及站起來，跪著爬著到了女頭頭跟前，說：“求求你，讓他們別打了，他有心髒病，別給打死了呀。”男、女紅衛兵正打得起勁，隻有一個文弱瘦小的女生嚇得小臉兒臘黃，沒參加“戰鬥”，縮在女頭頭身後，悄悄地拽拽女頭頭的軍裝衣襟，低聲說：“頭兒，讓他們住手吧，別真出了人命。……”女頭頭圓圓臉上毫無表情，一雙大眼睛靜如止水地看著眼前的一幕，很顯然，對這種場景，已經司空見慣，習以為常了。她略一思索，下令道：“毛主席說，‘要文鬥，不要武鬥’，紅衛兵最聽毛主席的話。我們是在迫不得已的情況下采取革命行動的，現在行動停止。江青同誌說，好人打壞人，活該。教訓一下這個黑幫就行了。你們幾個住手。”打人的紅衛兵們意猶末盡，矮墩子和大蝦兩人各又踢了一腳，身軀高大的陸伯言一直屹立著任這幫和他孫子差不多大小的男娃女娃毒打，沒有倒下，但被他們最後這兩腳踢得站不住了，終於像一棵老鬆樹一樣“撲通”摔倒在地上，而且立即蜷縮在那裏了，程兆菊、程兆萍兩人慌了神，忙偎到他跟前，程兆菊忙從他上衣口袋裏掏出硝酸甘油片兒，塞到他嘴裏，讓他在地上躺好。那小膽兒女生怯生生地問：“用上醫院嗎？”程兆菊抬頭感激地看那女孩兒一眼，說：“得過去這一陣才能去。”矮墩子男生手指著小膽兒女生說：“看你這膽小鬼樣子！瞎白是工人階級後代。紅衛兵就不該要你這樣兒的。”大蝦男生說：“沒事兒，這幾天咱到戶兒裏抄家，不有好幾個犯心髒病的？就一個老太婆—家裏沒旁人—毀了，別的那、兩三個，吃了那片片兒，點事兒沒有。這老東西又臭又硬，死不了他。”眉清目秀的男生惡狠狠地說：“死了也沒什麽大不了，這種黑幫，一個個都是舊社會的殘渣餘孽，死一個少一個。”女頭頭說：“好了，我們不管他們的事了，抓緊完成咱們的任務，各組兒組長再回房好好檢查一遍，看有沒有漏掉的特別是‘變天賬’、黃金、槍支之類重要東西，其他人抓緊往門外搬運，裝車，我們撤兵。”紅衛兵們又忙碌起來。陸伯言還在地上躺著，程兆萍從屋裏找來一把傘撐起來，為他擋著火燒火燎般的陽光，程兆菊蜷坐在他跟前，抓著他的手，低聲飲泣。過了十幾分鍾，陸伯言慢慢睜開了眼睛，上氣下接下氣地說：“不要哭，……我……死不了……”女頭頭指揮著小膽兒女生把大字報貼到堂屋門外牆上，厲聲朝程兆菊喊道：“老太婆，過來。”程兆菊蜷坐這一會子，腿麻了，急切中站不起來，咬牙掙紮著，讓程兆萍架起來，挪步到女頭頭跟前，女頭頭說：“你們家老黑幫在裝死，我們向你宣布幾條指令，你聽好了：第一，陸伯言不得私自外出，隨時準備接受批鬥；第二，明天上午，你們去紅衛中學紅衛兵大隊隊部領取查抄物品收據；第三，這個原籍陶陽的婦女兩天內離開本市，滾回老家去；第四，限你們十天之內從北屋、東屋、西屋搬出，隻留下南屋和門屋歸你們居住。搬出的房屋由街道居委會會同房管部門分配給無房少房的工人和市民，廚房公用。今後，你們要服從本院革命群眾的監督和改造。我們會和街道居委會聯係。聽清楚了嗎？以上內容都寫在大字報上了，你們必須尊照執行，不得抗拒，否則我們將會對你們采取更加嚴厲的革命行動！”女頭頭又朝程兆萍喊道：“剛才說你聽見了嗎？馬上滾蛋！考慮到車票不一定好買，給你兩天的寬限，兩天後我們來檢查，你要是賴著不走，我們就派人押送。”程兆萍忙說：“我走，我走，不用押送。”紅衛兵們一趟又一趟向大門外搬東西裝車，他們汗流浹背，軍裝上衣被汗水濕透了，總算搬完了，女紅衛兵頭頭搭眼朝全院巡視了一遍，下命令道：“走，收兵。”紅衛兵們洋洋得意地出了院子，在大門外又一陣嘰嘰喳喳，裝完車走了，腳步聲漸漸遠去，消失—他們得勝回營了。中午的太陽火辣辣地曬著，棗樹上的知了“吱吱”地叫得人耳朵跟著響，頭腦子疼，石榴樹葉兒，幾株草花兒葉子都蔫了，院子裏，各個屋裏滿地都是衣裳，被褥，枕頭，撕壞的本子，舊書報，摔碎的瓷器，茶具，東倒西歪的椅子，凳子，滿地碎破璃渣子，程兆菊、程兆萍兩人扶著陸伯言站起來，扶著他去了沒怎麽翻弄的門屋，讓他在小床上躺下，程兆萍端水來讓他喝了幾口，合上眼休息。程兆菊、程兆萍開始收拾院兒裏的東西，猛聽見有人敲大門，跟剛才一樣，不是個好動靜兒，程兆萍以為那些人又回來了，哆哆嗦嗦地開開大門，一下闖進來二、三十個紅衛兵，是另外一撥兒，他們看見堂屋牆上貼了大字報，滿院一片狼籍，一個人高馬大，紮著武裝帶十分威嚴，頭頭模樣的男紅衛兵不無懊喪地說：“糟糕，我們晚來一步，讓紅衛中學這幫小子搶先了。”轉臉對戰戰兢兢的程兆菊、程兆萍說：“告訴你們，這才是個頭兒，難過的日子還在後頭哩。你們這些吸血鬼，害人蟲！”說完對一幫紅衛兵說：“走，撤。”這幫人往外走，有幾個男生一邊走一邊把地上的凳子，書本子胡亂踢開，他們走到大門底下，有人瞥見陸伯言在門屋裏躺著，說：“這裏還有個老混蛋裝死哩。看起來紅衛中學這幫小子造反精神不賴。”這二、三十個紅衛兵像一陣旋風一樣刮出了院子，走了。程兆菊說：“這真是不讓人活了。”話音未落，外邊又有人敲門，程兆萍嚇得渾身發抖，不敢去開門了，聽見有人在門外喊：“姨，是我，繼香。”程兆萍急忙跑去開了大門，見周繼香後邊站著個穿舊軍裝的高個子，嚇得臉變了色，忙往後退，周繼香說：“姨，你別害怕，你沒看清，這是洪秀她外頭的，高獻春，你見過一回，忘了。”高獻春往前走一步，喊道：“四姨姥娘，我是獻春。”程兆萍難為情地說：“我一看見穿黃軍裝的就打哆嗦，尋思又來紅衛兵了，讓他們嚇破膽了。”周繼香問：“抄家的來了？好歹沒脫了？”程兆萍說：“半頭晌午，來了兩撥兒了。”程兆菊聽見周繼香來了，也走過來，周繼香忙走上前，抓住她的手，說：“姨，你和俺姨父受苦了。”程兆菊的眼淚刷地流下來，說：“孩子，你快來看看你姨父吧，差點沒讓人家打死。”周繼香和高獻春跟著程兆菊走進小門屋來看陸伯言。周繼香流著淚說：“姨父，我和獻春來看你了，俺來晚了，讓你挨了這麽一頓。”陸伯言說：“你們就是在這裏，也擋不住他們打人，誰敢反對紅衛兵？那就是現行反革命啊。”程兆菊說：“你們是沒看見，那些紅衛兵別管男的女的那個厲害，那個作踐。不光毀壞東西，他們都是些孩子，打你姨父這麽個老頭子，那個狠啊，連女孩子也那樣凶。”周繼香說：“抄家就抄家唄，怎麽還打人？”程兆菊說：“他們沒人心眼兒，敗壞東西，好好的古書，字畫亂扔一氣，把大清朝時候的一個大花瓶生生地給摔爛了，你姨父急了—那些東西是他的命，打了這麽些年的仗也沒毀了，日本鬼子來的時候弄到陶陽在山洞裏藏了好幾年，好歹保護下來—說了他們幾句，他們惱了，偎上就打起來了。”高獻春說：“有什麽錯誤，說什麽錯誤，打人，打老人，不是殘無人道嗎？毛主席說‘要文鬥，不要武鬥’，他們為什麽不聽？”程兆菊說：“可是他們還說毛主席他夫人江青說的‘好人打壞人，活該’。”周繼香說：“真叫人納悶。沒搞運動，都是些規規矩矩的孩子，怎麽這一來運動，跟喝了‘符兒’似的，人全變了，那麽狠呀。”陸伯言說：“對侍‘階級敵人’，能不狠嗎？這正是上邊兒希望的。”邊說，邊疼得“哎喲”一聲，程兆菊說：“咱別在這屋了，讓你姨父歇歇。”幾個人來到院裏，高獻春忙彎腰收拾東西，程兆菊說：“獻春，你快騎上自行車，去給你國筠表姨說一聲，讓她請假過來，得拉著你姨姥爺上醫院檢查，看哪裏打傷了沒有。”高獻春騎上自行車去了。周繼香一邊迭忙地收拾院子，一邊問：“都抄走的什麽東西？”程兆菊說：“咱有什麽？把你姨父攢了一輩子的古書，字畫，文物，全弄走了。”程兆萍說：“他們把你姥娘陪送你三姨的首飾全拿走了。”周繼香說：“那個還犯‘私’？”程兆菊說：“他們還講理啊？就跟土匪一樣。拿走就拿走吧。這個社會兒也不興戴這個。你姨父天天說什麽什麽是‘身外之物’，這回好了，成了家外之物了。”

高獻春到育新中學找到陸國筠，說了祥雲裏家裏被抄家的情況，陸國筠的臉立時就變了色，說：“到底還是沒脫了。獻春，你先回去，幫著拾掇拾掇。我給你表姨父還有恒剛打電話，也得等亮亮明明放了學，好一塊兒過去。”高獻春走了，陸國筠給周橋辦公室打電話，那邊說部領導都開會去了，沒法兒找。她又給周恒剛打電話，恒剛說向領導請了假馬上趕過來。陸國筠找學校領導請了假回了家。中午，亮亮、明明放了學也來家了，亮亮走在前頭，進家門叫一聲“姑”，就拿起條帚掃地，明明隨後也進了家門兒，很歡快的樣子，嘴裏哼哼著剛學會的“紅衛兵戰歌”，裏頭有“滾他媽的蛋”這樣的歌詞，陸國筠心裏正難受，不高興地說：“明明，你一個女孩子，這是唱的什麽混賬歌兒，怎麽還有髒話？不許唱了。”明明說：“媽媽，你可不敢說是什麽‘混賬歌兒’，這是剛在全國流行的‘紅衛兵戰歌’，相當於少年先鋒隊隊歌兒，紅衛兵組織要求每個紅衛兵戰士都要盡快學會，馬上唱起來。有髒話怎麽了？對階級敵人就是要罵，‘嘻笑怒罵，皆成文章’嘛。這叫‘造反精神’。”陸國筠說：“不知好歹，一派胡言。”說話間周恒剛騎車來了，陸國筠給他說了姥娘家被抄家，姥爺挨打的情形，亮亮聽見姑說的話，放下手裏的條帚， 專注地聽姑說話，聽著聽著就悶悶地流淚，明明聽見媽媽的活，不哼歌兒了，眼圈兒有點紅，但好像隨即想起了什麽，臉上現出成人般的冷漠表情。陸國筠說：“爸爸找不到，咱們不吃飯了，快去姥姥家，在街上隨便買點東西在公交車上吃。”周恒剛說：“那就抓緊走吧，亮亮，明明快點兒。”明明一雙明亮的眼睛看著周恒剛，說：“哥哥，你是解放軍，姥姥家這種情況，你去合適嗎？我不去。”周恒剛說：“明明，解放軍怎麽了？解放軍也不能不要親情啊，你為什麽不去？學校裏有活動？”明明說：“我們紅衛兵小分隊今天過午有活動，沒有活動也不去。”周恒剛說：“那是為什麽？”明明板起麵孔，一字一板地說：“姥爺家被紅衛兵抄了家，我身為紅衛兵去跑去慰問，探望，那成什麽了？我們班的紅衛兵是宣過誓的，在任何情況下，絕對忠於、誓死捍衛毛主席，不能有一絲一毫地背離，不能打半點折扣。除此之外的任何事情都顧不上了。我們紅衛兵要同所有傳統觀念，所有傳統的社會關係，打著舊製度、舊社會烙印的一切徹底決裂。我要說到做到。”周恒剛說：“明明，你不是特別小的孩子了，怎麽這樣幼稚？你這是說的些什麽話？在自己家裏，對自己的親人怎麽能有這種態度？”明明說：“哥哥，你說錯了，我不是‘幼稚’，是堅定，正因為我不是太小了，有了判斷是非的能力了，才會有這麽大的決心，這樣堅定的信念。”周恒剛急了，說：“明明，你這種想法兒是不對的，再怎麽‘革命’，也不能不要親情，姥姥、姥爺那麽疼你，你卻這樣對他們，他們會多麽傷心？”明明說：“我也傷心，但是我隻能和革命群眾站在一起，跟偉大頌袖毛主席站在一起。”周恒剛說：“明明你知道不知道，在現實社會中，所謂‘大義滅親’，和自己有問題的—其實還不一定是真的有問題—親屬‘劃清界線’，其實並不是大公無私，他骨子裏最自私，是通過摒棄親人而保全自己，就好像一個房間裏失了火，一個人不和大家一起應對災難，而是自己奪路逃生一樣。明明，你現在還小，不知道你自己的行為意味著什麽。你不明白，眼前的革命隻是一時的，而親情卻是伴隨人的一生的。你會為此付出沉重的代價，將來有一天，你會後悔的。”明明的臉紅一陣，青一陣，嗚嗚地哭了起來，說：“我說不過你。反正我就不去，我下午還得上學校。”周恒剛說：“今天是星期六，不去不行嗎？”明明說：“必須去，紅衛兵有活動。”周恒剛說：“什麽活動？也是上街抄家，甚至打人？”明明說：“抄家怎麽啦？中央人民廣播電台，人民日報都讚揚了紅衛兵小將上街‘破四舊’的革命行動，偉大領袖毛主席還說‘造反有理’呢。”陸國筠急著去祥雲裏看望受難的父母，卻因為自已的女兒耽擱了這麽大會子，她急得頭腦子快脹開了，這會子聽著自己的女兒和她同父異母的哥哥兩人的爭論，她臉黃了，身子涼了，心碎了，她都不認識自己的孩子了，這是那個他們和爸媽疼著，寵著長大的孩子嗎？這是她那個天真，善良，純潔的乖乖女嗎？她怎麽會對自己最親的親人—從剛會說話開始到這次運動前，她對自己最親近的人排序，總是姥姥第一，姥爺第二，然後才是媽媽、爸爸—沒點感情，沒點憐憫，她怎麽會變得這樣冷漠甚至冷酷？是“革命熱情”讓她狂熱，還是擔心被革命隊伍拋棄的恐懼讓她變得六親不認？這麽短的時間，她就如外國人攻擊中國所說的那樣被“洗腦”了？幾乎像中了魔法兒，太可怕了，太不可思議了。陸國筠胸口堵得厲害，悶得難受，透不過氣來，她想號哭，她想叫喊，但她出不了聲兒，她想抓過她來狠狠地打一頓，但她從小到現在都不會打人，更沒有戳過自己孩子一指頭，她想責罵她沒有良心，但她知道那沒點用處，她對自己的女兒絕望了，再說，她不能再耽擱了，明明對姥姥、姥爺沒感情了，她對老爸、老媽卻掛念死了，她沒時間也沒力氣和女兒較真了，她心裏明白，現在，在今天的中國，出了這個屋門，明明是“對的”，她手裏握著“真理”，她即便和她較真，也爭不過她。她含著淚對明明說：“好，明明，咱們周家的紅衛兵小將，我們不耽誤你了，你去革命吧，我和亮亮—我們本來就是‘黑五類’—還有和‘黑五類’劃不清界線的周恒剛去看你被人打傷的姥爺和你可憐的姥娘去了。為了向你們的組織證明你覺悟高，對我們今天的行動你也可以揭發。另外，得吃了飯才能去革命，今天中午咱們家不做飯了，昨天我剛買了飯菜票兒，還在老地方放著，你一會兒去夥房買飯回來自己吃，走時別忘了帶開水，學校的茶爐工造了反，不燒開水了，‘黑幫’老師不會燒，多長時間燒不開一壺，你喝了生水會拉肚子。”明明小臉變得紙一樣白，頭上臉上全是汗珠兒，嘴唇動了動，想說什麽話，但沒說出口，陸國筠說：“恒剛，亮亮，咱們走。”周恒剛看著低下頭的明明，跺了跺腳，出了屋，亮亮一臉和他年紀不相稱的哀傷，難過地看看明明，又看看姑，無奈地跟在周恒剛身後往外走了，陸國筠急匆匆地在他們後頭邁出了房門，三人腳步急驟地下了樓梯，一溜煙奔向省委宿舍大門。留在家裏的明明像小牛兒哀叫一樣，“哞哞”地哭了起來。

陸國筠他們三人下了公共汽車，腳不沾地趕到祥雲裏，進了家門，院子裏，房間裏的劫後慘象讓陸國筠和周恒剛驚愕，亮亮“呼呼”地跑進堂屋，撲到奶奶懷裏，“嗚嗚”地哭起來，又抬頭問：“俺爺爺讓那些人打傷了嗎？他在哪裏？”奶奶說：“紅衛兵剛走，先讓他在門屋裏躺了一大會子，把這屋拾掇了一下，把他架這屋來，在裏間屋躺著哩。”亮亮跑到裏間屋爺爺床跟前，喊一聲“爺爺”，又趴下哭。陸國筠和周恒剛來到床前問候老人，周繼香來給老人送水，說：“亮亮，孩子起來，別哭了，哭得爺爺心裏難受。”程兆菊說：“讓他哭一陣吧。一是他聽說爺爺挨了打，心裏疼得慌；再就是這些日子，在學校裏沒少受欺負，心裏抱屈，哭出來好受些。”又說：“國筠，你和恒剛連亮亮都出來吧，讓你爸爸歇歇。”陸國筠和周恒剛都上外間屋來，亮亮不哭了，也走出來。程兆菊問：“今天不是星期六嗎？怎麽明明沒來？我和你爸好些天沒見她了，挺想她。你爸問了好幾回了。”陸國筠故作平淡地說：“明明本來也要來，可是她也參加紅衛兵了，活動多，比上課還忙。今下午還得上學校。”程兆菊點點頭，說：“噢，明明也是紅衛兵，那好，不會挨欺負。她也得上戶兒裏抄家嗎？可得交待她，別跟著那些孩子學著打人。咱不能喪那個良心。”陸國筠說：“她年齡小，不過跟著高年級的孩子轟轟，咱不用問她的事兒。”程兆菊說：“國筠，你們先收拾收拾屋子，你四姨做了飯，湊合著吃點。吃完飯，你們得送你爸上醫院檢查檢查，他說他頭暈，身上疼。從醫院回來還得抓緊騰房子。”周恒剛問：“怎麽還得騰房子？騰什麽房子？”程兆菊從門後頭拿過來一張寫滿字的大白紙，展開來，讓他們看，說：“這是紅衛兵臨走給下的命令，都在這大字報上寫著，貼在外頭牆上，剛才一陣風刮下來了。”幾個人看了大字報,陸國筠說:“這些孩子真厲害，到誰家都來這一套。”高獻春說:“他們憑什麽下命令讓往外拿房子？這是誰定的政策？”周恒剛說：“獻春哥，你從農村來，不大了解城市裏文化大革命的形勢，現在哪還講什麽政策？現在是‘和尚打傘，無法無天’，無政府主義大泛濫。誰也沒辦法兒。”周繼香說：“那怎麽辦，真得搬？”陸國筠說:“讓搬就得搬，不然讓紅衛兵知道了，還得受二茬罪。”陸國筠走到西屋門口，見屋裏一片狼籍，心裏一陣酸痛。她一邊收拾屋裏東西，一邊對周恒剛說：“恒剛，這個西屋，我和你國群姨兩人住了好多年，後來，我們離開家了，姥姥仍然按原樣兒保留著，什麽都沒動，還天天進來打掃，收拾，就和我們住時一樣。沒想到，讓這些孩子給糟塌成這樣，這不，還幹脆把房子給充公了，想想心裏真不是滋味兒。”周恒剛蹙著眉，看看屋裏，說：“媽媽，也別太難過了。這不過是暫時的，是曆史的一段曲折，像河流決了口臨時改了道，或者像行軍跑錯了路兒，唱歌跑了調兒。早晚有一天，落實政策了，房子又回來了，還可以再照原樣恢複起來。”陸國筠吃驚地看著這個青年軍官，自己的繼子，苦笑了一下，說：“真會有那一天嗎？”周恒剛說：“怎麽不會？一定會的。像現在這樣鬧，正常嗎？這樣下去，國家，民族不就完了嗎？”陸國筠說：“這話可不許亂講。”周恒剛說：“那當然，對誰也不會說，隻是自己心中有數兒就是了。”陸國筠看著英氣，沉穩，堅毅的恒剛，多麽像他爸準備奔赴延安時那樣子啊。陸國筠說：“恒剛，無論刮什麽風，你都不隨風倒，總是有自己的主見，什麽時候明明頭腦不那麽簡單就好了。”周恒剛說：“她年紀小，天真，幼稚，輕信，從小接受忠於毛主席，忠於共產黨的教育，她現在的態度很正常，運動開始後，很多學生，特別是中學生都這樣，我聽說有個中學生的父親有曆史問題，他回家逼他父親跪著交侍‘罪行’，拿著他父親的交待材料回了學校，他父母雙雙自殺了。明明不會太過份。你放心，生活會教育她的。”陸國筠點點頭，覺得心裏寬綽些了，她回到堂屋，對忙著收拾屋子的周繼香說：“繼香姐，四姨馬上就得走，你姨和姨父兩個老人還有一個傷號，沒辦法兒。你再過來吧。”周繼香說：“讓獻春再收拾一陣，他就去拿我的替換衣服，我就住下了。讓獻春把屋子給搬完。”程兆菊說：“屋也好搬。把幾個屋裏咱的衣裳，被褥和零粹東西搬到南屋和門屋堆放好就行了。大家具搬出來也沒處放，就放到那裏，反正都是街坊來住，誰住就讓誰用。剛解放咱往外捐那些房子時也是那樣弄的。”陸國筠問媽媽：“是不是給國群打電話讓她回來看看我爸，這種時候，我爸心裏會想她。”媽媽說：“搞運動，不知道人家整她不？不給她打電話了，讓她白擔心，白難受。她自己就夠難的了。”

午飯後，陸國筠和亮亮陪老爺子去了醫院。外科病人特別多，有不少是學校裏開批鬥“黑幫”的大會和抄家被打傷的，足足等了兩個小時，才挨上號，讓大夫看，還拍了片子。檢查的結果，病曆上寫的傷情是：多處皮下淤血，右第二、三肋骨骨折，腰部軟組織損傷，輕度腦震蕩。醫生給開了針藥，在醫院走廊裏打了吊針，想住院沒有床位。天黑了，針才打完，回到家，程兆菊聽國筠說了爸爸的傷情，驚問：“肋巴條斷了，那不麻煩了？”陸國筠說：“大夫說了，不要緊，臥床休息，多注意，它會慢慢愈合，恢複。大夫說，我爸這是打得輕的，萬幸，沒有致命的傷。”陸伯言說：“你不用太擔心，沒事兒，和我一起檢查的，有的打得血頭血臉，還有把內髒打壞了的，重度腦震蕩的，得打好幾天吊針。也有弄醫院來沒救過來死了的，我算是撿了一條命，躺一段時間就好了。”

這天快半夜，外邊有人敲門，周繼香去開了大門，見是方學增來了，程兆萍聽見動靜慌忙起來，顛著小腳兒迎出門來，方學增見到母親，臉上強裝出笑容，但眼角裏已經浸出淚水，喊了一聲“娘”，哽咽著說不出話，程兆萍拉住兒子的手哭了起來，說：“兒，你可來了，人家紅衛兵來抄家，給我下了死命令，讓我回老家。”方學增說：“娘，你沉住氣，別哭，別害怕。咱離開濟南，不回老家，你跟我上東北，去了也不住到礦上，就住到你兒媳婦房芳家的閑房子裏，那裏離礦不遠。很方便。”方學增跟著娘到堂屋問候了三姨和姨父。程兆菊也起來了，讓繼香做飯給學增吃，學增說在火車上吃過飯了，不讓做。程兆菊和程兆萍母子兩人上小門屋說說話。程兆萍說：“增兒剛才說讓我跟他上東北，我尋思還是讓他送我回方莊吧。死活隨他去了。”程兆菊說：“你說什麽傻話？孩子讓你去，你為什麽不跟他去？你回方莊，孩子不掛著你？俺們也不放心。別胡尋思了。”程兆萍說：“孩子因為家裏的事已經受處分了，還離了婚，這才剛結婚不久，我去了，再惹出事兒來，學增挨難看不說，兒媳婦也不高興。”方學增說：“娘，你放心。你這個兒媳婦兒不關心政治，隻看重親情，人特別善良，一心孝順老的，她特別願意讓你去。”程兆菊說:“別三心二意了，跟孩子去吧。”方學增說：“娘，說什麽也不能回方莊，農村搞起文化大革命來，還不知道怎樣亂哩。我在火車上，聽一個從北京回來的人說，北京大興縣，紅衛兵和當地的公安一起，殺了不少四類分子和他們的親屬，不光有老人，也有孩子，太慘了。…可不得了。娘跟著我上東北沒什麽問題，我們那個礦在山裏，很閉塞，運動肯定會來得晚，搞起來也不會鬧很凶。在那裏會比較安全，即使真要挨整受苦，我和房芳也甘願和娘一起挨整受苦。娘，你就不要猶豫了。”程兆菊說：“孩子她姨，你就跟學增去吧。”程兆萍說：“去就去吧，到那裏看看不行，我再回老家。那就快買票，抓緊走吧，紅衛兵再來了了不得。”方學增說：“我出了站，就把返回的火車票買好了，兩張都買了。明天就走。礦上的工作也忙，得抓緊回去。”

第二天，周繼香早早地做了飯打發程兆萍母子兩人吃了飯。程兆萍和兒子到南屋東裏間，程兆菊已經起來了，和程兆萍姊妹兩人相擁而泣，躺在床上的陸伯言說：“兆菊，四妹跟孩子去東北，是好事。四妹和孩子要走了，別哭哭啼啼的。相信天無絕人之路。”程兆萍說：“姐夫，我走投無路的時候，你們收留了我。現在，你和俺姐最苦最難的時候，我倒走了，真不放心呀。姐夫，你和俺姐可得挺住，千萬要保重呀。”陸伯言說：“四妹，你請放心走。我撐折騰。我頂得住，你姐就頂得住。我這輩子什麽事沒經曆過？日本鬼子軟的硬的都沒弄垮我，別說這些毛孩子了。”程兆菊說:“兆萍，人家不讓你在這裏，姐舍不得也沒辦法兒。你和孩子好好走吧。別擔心我和你姐夫，俺好生地活著，盼孩子們好哩。”

程兆萍母子去車站坐火車，陸國筠、高獻春和周恒剛三人去車站送走他們，回來的路上，高獻春說：“這樣抄家，打人，把人活活整死，還有大興縣—那可是在天子腳下，毛主席他老人家眼皮底下—那樣的事，太可怕了。怎麽會這樣呢？”周恒剛說：“這種大轟大嗡大民主，搞起來像洪水暴發，必然泥沙俱下，裏邊什麽人都有，魚龍混雜，總少不了狂熱分子，過激分子，越凶越狠越‘革命’，什麽事都做得出來。按西方政治學的說法，這叫‘暴民專政’。”陸國筠說：“這些學生，平時溫文爾雅的，有的女生還羞羞慚慚的，怎麽運動來了，一個個像變了一個人，連那些女孩子都凶神惡煞的，跟小野獸兒似的。”周恒剛說：“人本來就是從動物—野獸—進化來的，本來就有人性和獸性兩重性，人類的進步，從野蠻走向文明，就是人類一步步擺脫獸性，同時彰顯，煥發和弘揚人性，像中國曆史上項羽火燒阿房宮，張獻忠屠殺無辜，更典型的是日寇對中國人民的血腥屠殺都是獸性的集體大發作。而我們現在搞的運動，以最革命的目標相號召，以個人的前途和命運作激勵，人們特別是其中的激進分子自然會爭先恐後，行為狂熱，走極端，這種時候，什麽‘良知’，道德那些人性的東西都退避三舍了，人身上潛伏著的獸性就被激發出來。實際上，當潮流退去的時候，這些狂熱分子一定會為他們今天的過激行為付出代價，他們注定是犧牲品。因為這種過激行為是為運動造聲威，掀潮流，打局麵，但運動過後，總要恢複秩序，激進分子的利用價值就完了，他們就會被那些有城府，老謀深算，善於明哲保身，相對中庸的人士取而代之了。”高獻春說：“表姨，恒剛表弟是個思想家。不過有些話不能跟外人說。”陸國筠說：“是啊，他那個腦子不閑著，天天琢磨這些事。我和你姨父也挺替他擔心的。”周恒剛說：“媽，你們不用擔心我。我知道輕重，不會亂說，無論如何得保護自己。”

夜深了，陸伯言、程兆菊老夫妻倆房裏還亮著燈。程兆萍走了，他們少了一樁心事。家裏收拾得差不多了，晚飯後，國筠和恒剛，亮亮回省委宿舍了。獻春回洪秀那邊了。周繼香住下了，在西裏間睡。過不了多久，另外幾口屋就會住進人來，這個院子就成大雜院兒了。真是世事難料。陸家在捐出了廠、店類的資產和多餘的房產多年之後，連自己家住的宅院也被瓜分得七零八落，所剩無幾了，更讓兩位老人心疼如搗的是，陸伯言幾十年珍藏的古書，字畫、文物，程兆菊心愛的，多數從來沒戴過的，那麽好，那麽貴重的首飾，她留著準備將來給亮亮、大壯、二強的媳婦兒和明明的，所有這一切，都讓紅衛兵抄走了，家裏有點價值的一切全都灰飛煙滅，沒有蹤影了，就隻撇下這點遮風擋雨的舊屋了。陸伯言自嘲地想，“共產”、“革命”，在祥雲裏陸家總算“共”徹底了，他陸伯言也成了和眾街坊一樣的，但永遠不會被承認的“無產者”了，這個社會對陸家的“革命”也應該說“進行到底”了。程兆菊說：“哪輩子造的孽，讓咱遭這樣的罪，上帝不問這方人了。”陸伯言說：“中國這塊地方，上帝共總沒真的來管過，別指望他了。咱自己打起精神來，咬著牙挺住朝前過吧，這才是個頭兒，往後還不知有什麽事兒哩。咱還是原先的老主意，死都得撐，一定要闖過這一關。”程兆菊說：“你隻要想開，我怎麽都行。”陸伯言說：“我現在特別擔心伯川，他沒少受磨難，但書生氣難除，脆而不堅，我怕他挺不住。……”程兆菊說：“我讓國筠抽時間上大學看看他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