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大變局與大轉型

中國大變局與大轉型

——選自王誌勇《福音、文化與國度：三化異象與基督徒侍奉的天國戰略》

我們在基督裏是天國的公民，這種公民身份要求我們在中國大陸1840年就已經拉開序幕的“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中，旗幟鮮明地反對各種形式的踐踏個體人權的皇權專製，自覺自願地承擔建立真正實行憲政法治的新中國的曆史使命。這也是當初清教徒在英國所麵對的使命，就是破處以查理一世為代表的英國過往所主張的絕對君主製，正如當時清教徒共和派所表達的那樣：“我們和保王派之間存在的爭議是，應該允許國王像上帝那樣憑個人意誌統治，視國民如螻蟻，還是讓人民按照自己製定的法律要求進行自我管理，生活在自己批準的政府之下。”[1]

1629年，查理二世聲稱：“君主不必對上帝以外的任何人交代自己的行為。”太在1649年接受審判時仍然傲慢地聲稱：“世上再高的權力也不能審判國王。”[2] 當然，清教徒所捍衛的不僅僅是政治自由，更是宗教與良心自由，正如清教徒政治家克倫威爾所強調的那樣：“宗教自由對我們來說是最寶貴的：讓所有的新教徒從主教的暴政中獲得自由並按照自己的意願和良心服務上。還有什麽比這更加重要？”[3] 清教徒所要推翻的就是這種“君權神授”、“君權至上”式的絕對君主製。清教徒在神學上所主張的就是聖約神學與良心自由，在政治上所主張的則是上帝的主權和約法之下人民通過選舉由議會掌權做主，徹底推翻“君權神授”的荒誕，實現“人權神授”的憲政共和製度。自從上帝於主前1512年在西奈山設立《約法十章》，到主後1215年英國《大憲章》，1620年《五月花號公約》，1776年《獨立宣言》，1789年美國《憲法》，憲政共和的理想才得以逐漸實現。人類經過了3000多年的曆程才把聖約神學與憲政共和完美地結合起來，這是人類文明發展的偉大成果，我們中國教會必須以謙卑之心領受。

根據胡平老師的分析，古代中國人沒有現代的國家概念。幾千年來，中國人不認為世界上還有和自己平起平坐的別的國家，有的隻是蠻、夷、戎、狄，它們理當依附於中國，被中國同化。在有些語境中，中國就是天下；在有些語境中，中國不等同於天下，但卻始終是天下的中心；天下就是以中國為中心的天下。在這裏，中國既是有邊界的，又是沒有邊界的。按照中國的天下觀，統一天下，或天下歸為一統，這是理所當然、天經地義的。昔日宋朝開國皇帝趙匡胤要攻占南唐，南唐後主派人求情。趙匡胤回答說：“不須多言，江南亦何罪？但天下一家，臥榻之側，豈容他人鼾睡？”這種以武力統一天下的思想和做法在中國文化中是根深蒂固的。

李鴻章有句名言，他把清末以來中國受西方衝擊而造成的巨大變化稱之為“三千年未有之變局”。何謂“三千年未有之變局”？不少人解釋說，那是因為中國被西方的蠻夷打敗了，打得割地賠款。其實，在曆史上，中國不止一次被所謂的蠻夷打敗，而且好幾次敗得很慘，都是國破家亡。例如蒙古人和滿族人，豈止是打敗了中國，而且還占領了中國，統治了中國。但是，當時的中國人依然保持了文化上的高度自信。因為蒙古人、滿族人在占領中國之後依然接受了認同了中國的文化。不是中國人被蒙化被滿化，而是蒙人滿人被中國化，而且還是自願地中國化。可見中國文化在當時仍然是最好的文化，最高級的文化，乃至唯一的文化。

可是，和西方的衝突就不同了。在和西方的衝突中，中國人第一次發現，原來天外有天；中國的文化並非唯一的文化，在中國文化之外還有西方的文化；中國的文化也不是最好最高級的文化，至少在某些方麵，西方的文化更好更高級（最起碼也是不差，是不分上下）。於是，中國人失去了那種“唯我獨尊”、“天下第一”乃至“天下唯一”的文化自信或曰驕傲；所謂“天朝”心態從此瓦解。這種衝擊與震撼之大，現在的我們，恐怕連想象都很難想象了。[4] 以胡適為代表的現代知識分子開始痛擊中國文化的野蠻，強調向西方學習：“全世界的人類裏，尋不出第二國有這樣的野蠻製度! 聖賢經傳，全沒有拯救的功用。一千年的理學大儒，天天談仁說義，卻不曾看見他們的母妻姊妹受的慘無人道的痛苦。忽然從西洋來了一些傳教士，他們傳教之外，還帶來了一點新風俗，幾個新觀點。他們給了我們不少的教訓，其中最大的一點是教我們把女人也當人看待。”[5] 非常重要的是，我們不僅要“把女人也當人看待”，更要把所有人當人看待，徹底廢棄幾千年來人壓迫人的皇權專製製度，走向真正的憲政共和。

因此，在中國仍然麵對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中，我們不僅要建立現代意義上的憲政民主國家，更是要謙卑地學習和吸收西方文化，也就是基督教文明，從而使中國社會和文化走向以基督教建立國家和文明的正路。非常明確，這本書最終成為政治神學與公民神學之作，寫給具有天國公民意識的基督徒，旨在裝備中國基督徒成為上帝國度的精兵，勇猛精進，九死不悔，跨過約旦河，進入迦南地，建立以愛主愛人、守約守法為根本的基督教國家與文明。因此，基督徒的政治神學與公共神學必然是文明神學，是以建立基督教文明為導向的。正如十七世紀英國清教徒時代、十八世紀美國獨立戰爭時期，在中國目前急劇轉型的時期，我們需要上帝興起“不從專製者”（Nonconformists）、“黑袍兵團”（the Black Robed Regiment），就是一群穿著日內瓦黑色聖袍的牧師群體，他們能夠在教會講壇和公共領域中勇敢地傳講上帝的真理，通過講道和行動以眼淚、汗水和獻血闡明並捍衛上帝賜給每個人的宗教自由與政治自由。[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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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費爾斯，《奧利弗·克倫威爾與清教徒革命》，108頁。

[2] 費爾斯，《奧利弗·克倫威爾與清教徒革命》，294頁。

[3] 費爾斯，《奧利弗·克倫威爾與清教徒革命》，114-115頁。

[4] 參考胡平老師2024年1月22日臉書貼文。

[5] 選自1928年胡適為基督教女青年會成立二十周年所作的賀文，原題為《祝賀女青年會》。

[6] See Dan Fisher, Bring Back the Black Robed Regiment: How the 18^th century church stood for liberty and why it must do so again, third edition (Edmond, Oklahoma: Black Rib Publishing, 2023); Unlimited Submission? How Romans 13:1-5 has been incorrectly used to silence Christians and the Church (Edmond, OK: Black Rob Publishing, 20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