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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誌勇:上帝的國度在人間

(2025-07-03 07:23:39) 下一個

上帝的國度在人間

——選自王誌勇《福音、國度與文化:三化異象與基督徒侍奉的天國戰略》

我們反複強調,上帝的國度指向上帝的主權和統治。隻有一個上帝,有形無形的一切都是上帝創造的,都在上帝的掌管之下。上帝也賜給我們權柄和責任,讓我們在這個世界中按照上帝的約法治理全地,建立文明。人的墮落毫不損己上帝的主權和統治,人的墮落也毫不損己上帝的律法和秩序,人的墮落隻能使得人本身自欺欺人,生活在蒙蔽和虛幻之中。

更重要的是,上帝並沒有任憑我們在罪惡中沉淪,而是通過耶穌基督的救贖使得我們脫離罪的捆綁和迷惑,重新認識和承認上帝的主權和國度,上帝重新成為我們的上帝,我們重新成為上帝的子民。因此,上帝的救贖絕不是讓我們離開這個世界,而是讓我們重新在這個世界中成為上帝的兒女,重新承擔治理全地、建立文明的使命。這種文明使命就是我們在本書中強調的基督教文明論或基督教文明哲學的根本。

因此,我們在本書中的一大突破就是把上帝國度在世界上的進展與文明的發展聯係在一起。這種文明的進程就是“民族福音化”、“教會國度化”與“文化基督化”的進程。一旦我們放棄這樣的盼望和追求,我們就陷入到各種形式的不信和軟弱之中。正如筆者鍾愛的神學家巴文克在《基督教與教會的大公性》一文中所強調的那樣:“上帝的國度確實不出於這個世界,但它確實要求這個世界中的一切都要為上帝的國度服務。上帝的國度排除一切,上帝的國度忌邪恨惡,它不會任憑這個世界上有與它並駕齊驅的獨立或中性的國度。任憑這個時代自行其是,在安靜退隱中尋求壯大力量,當然很容易做到。但是,此生此世我們不會得到這樣的安息。因為每一個受造物都是美好的,倘若以感恩之心領受,就不需要拒絕任何東西。既然上帝的聖言和祈禱已經使這一切都得到聖化,所以,排斥任何受造物都是對於上帝的不感恩,都是誤判、錯估他的美善和恩賜。我們的爭戰是唯獨針對罪的。不管當下認信基督的人被置於其中的關係如何複雜,不管社會、政治尤其是科學的問題如何嚴肅、艱難深知高不可攀,要從這樣的爭戰中撤退,都是我們自身的不信和軟弱。也許我們用基督教的動機來遮掩這樣的撤退,把當代的文化視為妖魔來拒斥,仍然不能遮掩我們的不信和軟弱。”[1]

本書寫作曆時二十多年之久,首先本書不是學院派學者的專題寫作。他們的寫作就像製作一個家俱,根據需要選取合適的樣式和木材,花費一定的時間就能做成,這也是好的,各有各的功用。本書的寫作更像是神學性、思想性的“隨筆”,讀書靈修,如在在自己的花園中獨自徜徉,喜歡的花朵,信手拈來,插在花瓶中,就成為目前的樣式。筆者不是國家體製內的廷臣,也不是大學機構中的學者,也不是任何智囊或學術機構裏的作者,甚至也不是單純作為一個基督徒或牧師寫作,而是作為一個人,一個獨立的人,一個清醒的人,一個清醒的基督徒,或在清晨,或在深夜,就這樣自由地閱讀,自由地思考,自由地祈禱,自由地寫作,自由地把自己心靈花園中的花朵呈現在上帝和世人的麵前。

在1998年普林斯頓大學加爾文主義講座中,凱波爾在第一次講座中就談及“信仰生命的脈搏”(the pilse of religious life)有示弱,有時強,我們無法掌握這種強弱。但是,正如凱波爾所強調的那樣,我們深知:“當信仰生命的高潮來臨時,聖靈在人們心中的工作是不可抗拒的。加爾文主義者、清教徒和朝聖者先輩曼所經曆的就是上帝在人心中綻開的偉大的工作。聖靈在每個人心中做工的程度不同,因為在任何偉大的運動中都是如此。在那些時代塑造生命中心,推動偉大的變革的人,他們在最大程度上經曆來來自聖靈的更高的力量。他們來自不同的民族,來自社會的各個階層。他們都被上帝接納,得以進入大而可畏的永生上帝的密契之中。因著上帝在人心中的這種工作,一個人整個的生命都當活在上帝的麵前,這種確信成為加爾文主義思想的根基。此種決定性的觀念,更準確地說,此種偉大的事實,主導了加爾文主義者生活的各個領域。加爾文主義那囊括萬有的生命體係就是原則這一源頭性的觀念發出的。”[2]

毫無疑問,十六世紀的西歐各國就是“信仰生命的脈搏”強有力地跳動的時代,那時基督教信仰的主題主導了社會生活的各個環節。目前的歐美各國似乎經曆“大背道”、“大重置”的時期,而中國教會則經曆著“大混亂”、“大轉型”的時期。如何看?怎麽辦?正如凱波爾在加爾文主義講座最後所坦承的那樣:“生命的感動不是從人而來,這是上帝的特權。信仰生活在一個世紀裏高漲,在下一個世紀中低落,潮漲潮消,這一切唯獨在於上帝的主權。在道德的世界中,我們有時會遇到春天,萬物複蘇,欣欣向榮;然後寒冷的冬天到了,所有的生命溪流都化為寒冰,所有的宗教激情都變成岩石。……應該記得伊奧利亞的風弦琴,人們常常把它放在地下室外邊,讓清風去拂響它的樂章。除非有風吹來,琴始終靜默無聲。即便有風出來,如果琴沒有預備好,沒有在那裏等風吹來,我們或許隻能聽到微風吹過的沙沙之聲,絕不會聽到琴所發出的令人心曠神怡的天籟之音的一個音符。加爾文主義就像這樣的風弦琴,沒有來自上帝的聖靈的感動,它絕對沒有任何力量可言。無論如何,我們仍然感受到,上帝賦予我們這樣的責任,就是讓我們保護好這個風弦琴,將弦調正調好。讓我們站在上帝的錫安聖山的窗口前,等待聖靈的風吹來吧!”[3]

當年卡爾·巴特撰寫《羅馬人書注釋》,是因為他深信他所學過的大部分神學都需要一定的修訂。巴特寫作不是為了出版,而是為了在一些誌趣相投的朋友中間傳閱。[4] 雖然筆者血樣學養有限,但我確實深信目前華人教會對於基督教神學與思想的領受不僅停留在膚淺的層麵,並且很多方麵在翻譯和理解上是錯誤的,因此就努力把自己的研究和領受整理出來。本書很多部分也在筆者很多學友之間傳閱,如今以書籍的形式出版,希望上帝祝福使用,能夠幫助到更多的人。本書的寫作就像一個小小的芥菜種,慢慢地長起來。如今這本書長成幾百萬字這樣的大樹,我自己也感到驚奇!願上帝繼續施恩,各樣自由的鳥兒都能在這顆大樹的蔭涼中得到點點滴滴的蔭涼和棲息。

 

[1] See Herman Bavinck, Our Reasonable Faith, trans. Henry Zylstra (Grand Rapids: Eerdmans, 1956), p. 10.

[2] Kuyper, Lectures on Calvinism, pp. 25-26.

[3] Kuyper, Lectures on Calvinism, p. 199.

[4] 胡斯都·L. 岡察雷斯,《基督教思想史》,第3卷,陳澤民等譯(南京:譯林出版社,2010年), 468-46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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