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爾文主義在國家論上的問題

新加爾文主義在國家論上的問題

——選自王誌勇《福音、國度與文化：三化異象與基督徒侍奉的天國戰略》

可惜，荷蘭新加爾文主義領袖凱波爾並沒有完全擺脫自由主義的影響。他一方麵主張基督的主權涵蓋個人與社會生活的“每一寸空間”（“every inch” approach to the lordship of Christ），一方麵否定了基督教國家在捍衛基督教信仰方麵的積極作用，尤其是否定基督對於國家的王權，致使荷蘭這個以改革宗為國教的基督教國家不斷向穆斯林移民開放，基督教在荷蘭的地位和影響不斷下降，大有被異教文化尤其是伊斯蘭教吞噬的勢頭。

赫爾曼·巴文克在其《改革宗教義學》中甚至直接否定了耶穌基督對於國家的王權：“作為上帝的子民，不管是在舊約之下還是在新約之下，教會都是神權製的共同體。主是教會的審判官、賜律者和君王（賽33:22）。但是，在公共領域中，上帝把主權賜給了政府，在教會中上帝指定基督為君王。”[1] 巴文克如此把基督的王權僅僅局限在教會之中，如此區分上帝的主權與基督的主權，[2] 實在是不明白聖經中核心的啟示：天上地下所有的權柄都是屬於上帝的，都已經賜給了主耶穌基督，正如《詩篇》所預言的：“受膏者說：我要傳聖旨。耶和華曾對我說：你是我的兒子，我今日生你。你求我，我就將列國賜你為基業，將地極賜你為田產。你必用鐵杖打破他們。你必將他們如同窯匠的瓦器摔碎”（詩2:7-9）。巴文克等此類等說法更是直接違背了耶穌基督的宣告：“耶穌進前來，對他們說：天上地下所有的權柄都賜給我了”（太28:18）。

假如主耶穌基督隻是在教會中才有王權，在國家中沒有王權，這就是說基督沒有任何王權，因為所有地方的教會也都是生活在國家之中。巴文克這個方麵的說法，顯然背離的古典改革宗神學的認信，落入現代主義或自由主義的牢籠之中。在十九世紀的荷蘭，以安德森·皮爾森（Allard Pierson,1831-1896年）為代表的現代主義思潮的根本就是否定上帝的啟示的無謬性與權威性，從而否定建立在上帝的啟示的基礎上並以傳揚上帝的啟示為根本的教會的作用，然後把國家置於至高無上的地位，完全把教會和神學排斥在公共領域之外（The sovereigh state should come to rule the people without any resources to churches or theology.）。[3] 這就是約翰·巴文克所強調的“主的王權在世界中的危機”（the crisis of the Lord’s kingship in the world）。[4] 當初猶太人的離經叛道就是明確否定基督的王權，他們寧肯讓不信的外邦人為他們的君王：“那日是預備逾越節的日子，約有午正。彼拉多對猶太人說：‘看哪！這是你們的王。’他們喊著說：‘除掉他！除掉他！釘他在十字架上！’彼拉多說：“我可以把你們的王釘十字架嗎？”祭司長回答說：“除了該撒，我們沒有王”（月19:24-25）。這種王權之爭乃是自古以來一切政治與宗教衝突的核心：“外邦為什麽爭鬧，萬民為什麽謀算虛妄的事。世上的君王一齊起來，臣宰一同商議，要敵擋耶和華，並他的受膏者，說：我們要掙開他們的捆綁，脫去他們的繩索”（詩2:1-2）。

赫爾曼·巴文克這種說法實在是荒謬絕倫，匪夷所思！毫無疑問，這樣的論述乃是受到自由主義毒酵的影響，不僅缺乏屬靈的看見，並且站到了仇敵陣營之中，將基督與基督徒在公共領域中的主導權拱手相讓。時至今日，如果不是曆史證明，我們也都很容易這麽想，仿佛我們比上帝還寬容。這是因為我們缺乏屬靈的視角，不明白上帝的旨意：“我又要叫你和女人彼此為仇。你的後裔和女人的後裔也彼此為仇。女人的後裔要傷你的頭，你要傷他的腳跟”（創3:15）。曆史的軌跡已經成已經證明，凱波爾與巴文克此類的主張不僅是極其錯誤的，並且對於基督的生活與見證造成了巨大的危害，直接導致了西方基督教國家被共產主義和伊斯蘭恐怖主義滲透的巨大危機，這是2025年的今日世界有目共睹的！

在本質上，這種論述根本上不明白上帝的心意與曆史的發展，不知道靈魂與國家乃是靈命爭戰的兩大核心——一是以個人為聚焦的心靈深處，二是以國家為聚焦的公共領域。正如約翰·巴文克所強調的那樣：“舊約聖經強調耶和華的國度在以色列國民族中預先表征出來，這個民族包括教會與國家，是在祭司與君王兩大職分中聯合在一起的，因此被稱為‘祭司的國度’（出19:6）。在耶路撒冷的聖山上，聖殿與宮殿毗鄰而居，這也是錫安山之名既指向聖殿也指向宮殿的原因。”[5]

凱波爾等此類說法受啟蒙運動以來的理性主義的影響，中了魔鬼的詭計。撒但不僅爭奪我們的靈魂，更是直接爭奪國家政權，因為一旦奪取國家政權，撒但及其差役就會欺騙、奴役更多的靈魂。基督徒的自以為寬容，卻不曉得仇敵的凶殘，給了魔鬼可乘之機，使其通過無神論者與穆斯林恐怖主義分子對基督教國家長驅直入，毫無阻擋，甚至享受特別的保護和福利，使得這些勢力大有滲透和摧毀西方基督教文明之勢。筆者將在《根基、框架與秩序：三重建構與基督教聖約世界觀神學》（暫名）一書中從神學角度詳盡地駁斥新加爾文主義在國家與教會關係上的錯謬之處，此處不會詳盡展開。

1896年，凱波爾提議在受其影響的教會中廢除《比利時信條》36條論及的執政官捍衛基督教信仰的責任，他認為國家不必執行以上帝啟示的十誡律法的第一版內容。在一個多元化的國家中，各種偽宗教應當得到寬容，他的理由就是國家無法判斷教會的真假，當然也無法判斷宗教的真假。因此，國家應當一視同仁地對待各種宗教。凱波爾最出名的提倡就是“自由國家，自由教會”（free church in a free nation）。他反對以基督教為國教，當然也反對基督教國家的概念，從而加劇了荷蘭這一傳統的以改革宗立國的基督教國家的世俗化與多元化。今日荷蘭穆斯林移民肆虐的亂象與凱波爾所代表的這種基督教內部世俗化和多元化的思潮是直接相關的。[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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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Bavinck, Reformed Dogmatics, vol. 4, p. 329.

[2] See Nathaniel Cray Sutano & Cory Brock, T&T Clark Handbook of Neo-Calvinism, pp. 41-43.

[3] Arie L. Molendijk, Protestant Theology & Modernity in the Nineteenth-Century Netherland, p. 63.

[4] J, H. Bavinck, Between the Beginning and the End, p. 98.

[5] J, H. Bavinck, Between the Beginning and the End, p. 36.

[6] Quoted in Alvarado, “The Kuyper Option: Kuyper’s Concept of the Church in the Context of  Strategic Christian Action,” in For Law and Liberty: Essays on the Trans-Atlantic Legacy of Protestant Political Thought, ed. Brad Littlejohn (Lincoln, NE: 2016), p. 157.   Alvarado, “Preface,” in Hoedemaker, The Politics of Antithesis: The Antirevolutionary Government of Abraham Kuyper 1901-1905, translated by Ruben Alvarado (Aalten, Netherlands: Wordbridge, 2021), p. 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