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和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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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以基督教立國
原則：離開基督教信仰，自由人的政府將無法維持長久。
——選自王誌勇《美國以基督教立國：清教徒神學與英美保守主義建國二十五大原則》
注釋：1、此處我們所談及的並不是泛泛而論的“宗教立國”，而是以基督教立國，在美國尤其是以清教徒神學立國。[1] 美國以基督教立國，這是不爭的事實。任何一個國家的穩定和繁榮都需要一個主流性、主導性的宗教，而美國立國並興盛所依賴的宗教不是社會主義，不是伊斯蘭教，不是印度教，不是多元宗教，更不是世俗化或世俗主義，而是來自聖經啟示和歐洲正傳的基督教。當然，美國立國過程中也有啟蒙運動與自然神論的影響，但這並非美國立國的主流性、決定性的影響。
2、對於美國而言，宗教立國是以基督教新教中的清教徒神學建立憲政民主國家。按照桑多茲的考察，“美國是一個以教會為其靈魂的國家”（America is a nation with the soul of a church.）。[2]進一步言之，這種基督教乃是以清教徒神學為核心的基督教。托克維爾強調，當初的清教徒“將一種稱之為民主的、共和的基督教之外，再沒辦法用其他詞匯來稱呼的基督教，帶進了新大陸。這一點，當然對在政治活動中確立共和和民主製度有很大的幫助。在此，一開始政治和宗教便協調一致，而且之後從沒有中斷過這種關係。”[3] 托克維爾雖然身為天主教教徒，但他自己坦率承認：“天主教就像一個專製君主國。”[4] 因此，奠定美國憲政的並非是天主教。這種“民主的、共和的基督教”，當然不是今天泛泛而論的在神學上被斬首、在政治上喪失基督教國家和文明之理想的福音派基督教，[5] 而是改革宗傳統，尤其是清教徒神學。在柏克看來，基督教是西方文明的源泉，如果人們拋棄了基督教，就必然會用有害的迷信取代它。[6] 美國的共和主義，在本質上屬於“某種較為寬鬆的、世俗化的清教主義”。[7] 正是這樣的宗教，“使英裔美國人的社會得以建立”。[8] 一旦完全偏離清教徒所提倡的睿智、冷靜、勤勞和節儉的生活，走向奢侈、鋪張和浪費，就會摧毀共和國得以建立的美德的根基。不管是希臘還是羅馬的曆史，都一再表明：“一旦道德淪喪，一個民族絕無可能繼續保持自由。”[9]
3、因此，不管是當初美國的締造者們，還是今日我們中國基督徒，所要建立或捍衛的絕不是隨便一個品牌的國家和文明，而是基督教國家與文明。無須諱言，任何人都有自己的宗教或信仰。宗教是指根基性的信仰體係，包括人的本源、人與宇宙的關係以及人與同胞的關係。宗教並非一定是有神論的，正如印度的佛教是無神論宗教一樣。在這個意義上，馬克思主義也是一種宗教，馬克思主義者所強調並宣誓為之奮鬥終生的就是“共產主義信仰”，即“共產教”、“拜物教”（materialism）。就其理論上的虛幻性和實踐上的殺戮性來看，共產主義可被稱為從二十世紀延續到今天的世上最大的邪教。
4、關鍵不是宗教立國，關鍵是以什麽樣的宗教立國。托克維爾談及基督教在美國發揮的決定性影響時強調：“專製製度能不要宗教信仰而進行統治，但自由的國家卻不能這樣。在他們所讚揚的共和製度下，宗教，比在他們所批判的君主製度下更為必要，而在民主共和製度下，比在任何其他製度下更為必要。當政治紐帶鬆弛但道德紐帶並未得到加強時，社會怎麽能避免崩潰呢？假如一個自主的民族不服從上帝，它能作出什麽呢？”[10] 因此，要真正建立憲政、共和、民主的國家，必須有與之相契合的宗教信仰來支撐。亨廷頓強調：“人類幾千年的曆史證明，宗教不是一個‘小差異’，而可能是人與人之間存在的最根本的差異。”[11] 中國人強調“道不同不相與謀”，可以說，宗教信仰的差異乃是人與人之間、國家與國家之間分水嶺式的差異。
5、脫離了基督教信仰，自由就成為放縱私欲的自殺，製度就成為奴役人民的牢籠，科學就帶來整個人類的毀滅，文化就走向弱肉強食的野蠻。內莫在其研究中指出，按照奧古斯丁在《上帝之城》中所揭示的思路，不公義的國家就是“巨大的匪幫”。[12] 內莫解釋說：“對真上帝的了解和敬拜對人形成真正的民主和真正的共和國來說必不可少。……隨著人們信仰真正的上帝，且恩典促人去愛，人們才能踐行真正的正義，才會有真正的‘共和國’。除了基督徒，不可能有真正的國家，沒有教會，國家便不可能存在。”[13] 羅馬帝國本身千年以來一直是燒殺搶掠，羅馬陷落本身雖然頗為遺憾，但在曆史上毫無深刻的重要性。如今中國大陸的“紅色中國”，幾千年來已經習慣了欺壓百姓、勝王敗寇的惡習，所謂的朝代更替無非是“城頭變換大王旗”、“你方唱罷我登場”，沒有任何實質性的進步意義！對於中國基督徒而言，我們仍然麵對以基督教建立國家和文明的重任。
6、宗教塑造民眾的道德，道德決定民眾的素質，民眾的素質決定政治的狀態。美國第一任總統華盛頓在其告別演說中特別談及宗教和道德的重要性，明確地說：“在導致政治昌盛的各種意向和習慣中，宗教和道德是必不可少的支柱。那種想竭力破壞人類幸福的偉大支柱──人類與公民職責的最堅強支柱──的人，卻妄想別人讚他愛國，必然是枉費心機。純粹的政治家應當同虔誠的人一樣，尊重並珍惜宗教和道德。它們與個人的和公眾的幸福之間的關係，即便寫一本書也述說不完。我們隻須簡單地問一句，如果在法院藉以調查事件的誓言中，宗教責任感不再存在，那麽那裏談得上財產、名譽和生命的安全呢？我們還應當告誡自己，不要耽於幻想，認為道德可以不靠宗教維持。盡管高尚的教育對於特殊結構的心靈可能有所影響，但根據理智和經驗，不容許我們期望在排除宗教原則的情況下，國民道德仍能普遍存在。”離棄基督教的道德原則，國民道德就喪失了基本的標準和底線。
7、沒有主導性的宗教，不僅不能建立憲政民主的製度，就是維持一個民族和文化的存續也是不可能的。托克維爾明確指出：“一個社會如果沒有這樣的信仰，就不能夠欣欣向榮，這並不難理解；甚至可以這樣說，一個缺乏共同信仰的社會，是根本無法存在的，因為如果沒有共同的思想，就不會有共同的行動，在這種情況下雖然有人存在，但根本構不成社會。因此，為了達到使社會成立，甚至欣欣向榮的目的，我們就有必要用某種主要的思想把全體公民的精神經常聚攏起來，並使之保持整體性。”[14]當代美國著名保守主義思想家裏查德·霍夫施塔德指出：“作為一個國家，我們的命運依賴於一種而不是多種意識形態。”[15] 使美國成為美國的意識形態顯然不是世俗化的自由主義，更不是無神論的社會主義，而是以基督教為根基的保守主義。托克維爾總結說：“在美國，啟發民智的正是宗教，而將人導向自由的則是遵守上帝的誡命。”[16] 托克維爾的結論就是，美國人的製度之所以能夠建立並持續，“其中的一個主要原因就是宗教……美國人用行動證明：他們認為要讓民主製度具有德化的性質必須依靠宗教。美國人對於這個問題的看法，正是所有民主國家都應該理解的真理。”[17] 當然，毫無疑問，托克維爾強調的是基督教，尤其是以清教徒為代表的基督教新教！
8、要確保美國的“合眾為一”，最大的威脅就是種族的、地方的、民族的、經濟的和文化的多樣性造成的分裂美國的威脅。因此，羅斯福警告說：“有一種情況絕對會導致國家的崩潰並阻礙美國作為一個國家繼續存在的一切可能，那就是聽任美國成為一個充滿民族糾紛的國家。”[18] 如果美國國家領導人數典忘祖，背叛美國的基督教傳統，放鬆對移民的審查，使得無數共產黨員和伊斯蘭教徒移民美國，美國在人口構成上必然迅速轉向社會主義國家或伊斯蘭教國家，從對基督教文明的認同轉向對非基督教文明的認同。毫無疑問，這樣的美國領導人背叛了美國建國的理想，他們對非法移民和外來思想的放縱隻能毀壞美國建國的根基，使得美國成為“精神分裂的無所適從的國家”！因此，亨廷頓分析說，這些貌似公平的多元主義文化論者，“他們並非要美國認同另一種文明，而是要建立一個擁有眾多文明的國家，即一個不屬於任何文明的、缺少一個文化核心的國家。曆史表明，如此構成的國家不可能作為一個具有內聚力的社會而長期存在。一個多文明的美國將不再是美利堅合眾國，而是聯合國。”[19] 毫無疑問，亨廷頓所強調和捍衛的乃是美國的基督教文明，這種文明乃是美國的“文化核心”。
9、教會雖然不能作為宗教組織直接參政，但必須被視為是第一大重要的公共性的組織。教會不屬於任何黨派，不屬於任何民族，而是把各個黨派和民族都凝聚在一起的粘合劑。托克維爾強調，不管美國基督教有多少宗派，都是信奉上帝教導的同樣的道德律，基督徒的道德標準在各個地方都是一致的，這是確保美國社會與文化的統一性的關鍵。當然，在反律主義的毒酵的影響下，目前很多美國教會不再明確地教導上帝所啟示的以十誡為綜述的道德律，這也是美國社會出現很多怪現象的原因。美國教會必須深刻悔改，重新回到宗教改革的正傳，重新回到清教徒對於上帝的律法的強調。清教徒強調，基督徒人生的首要目的是榮耀上帝，而榮耀上帝的標準就是整個聖經，尤其是上帝所啟示的以十誡為綜述的道德律，乃是基督徒順服上帝、造福他人的標準。[20]
10、美國基督教神職人員雖然不在政府部門擔任公職，不參加黨派性的政治，但他們確實通過傳講上帝的真道為社會提供道德上的穩定性，從而使得國家能夠保持長期的興盛。神職人員主要發揮一種教化性、道德性的力量。要捍衛美國的自由和安全，神職人員必須堅定不移地堅持聖經明確啟示、曆代大公教會保守的宗教原則和道德價值。真正的神職人員不要過多地陷入到當下的黨派政治中去，要知道作為上帝的使者比社會任何政黨和意見領袖都更加尊貴。神職人員千萬不可輕看教牧的職分，千萬不可忽視為教會和社會守望祈禱。托克維爾在觀察美國神職人員在政界的地位時強調：“我驚奇地發現，他們沒有一個人出任公職。我沒有看到一個擔任行政職務的神職人員，在眾議院和參議院裏也沒有看到他們的代表。……他們大部分人好像自願不搞政治，而將這一行的榮譽讓給他人。”[21] 托克維爾甚至強調：“一旦宗教信仰的解說人參與到政治中去，信仰就將產生幾乎無法避免的危機；我認為，現代民主國家應當不計代價地維護基督教。因此，我寧可將神職人員關在教堂裏，也不願讓讓他們越出教堂的大牆一步。”[22]
11、美國憲法第一條修正案規定：“國會不得製定有關下列事項的法律：確立國教或禁止信仰自由。”聯邦政府不得設立任何宗教或宗派為國教，人人都享有宗教自由，每個宗教或教派都在法律上都得到平等的保護。這一修正案在本質上所提倡的絕不是接納一切宗教的宗教自由，而是在基督教內部的教派自由。這一修正案是對聯邦政府中立法部門的限製，但這並不意味著美國各州不能設立國教，實際上美國立國之初若幹州是有自己的國教的，例如，當初的弗吉尼亞州是以聖公會為國教的。同時，美國憲法也絕對預設美利堅合眾國是以基督教為依托的，盡管不是明確地以基督教的某個宗派為美國統一性的宗教信仰，但以基督教立國是美國締造者們的共識。
12、宗教和現實利益分不開，但宗教不可依附於任何現世利益集團，應當保持自己崇高的獨立性。托克維爾強調：“宗教一旦依附於現世利益，幾乎又會和世上的一切權力一樣脆弱無力。隻有宗教能夠永垂不朽，然而與那些短命的權力結盟，就是把自己拴在這個權力的命運上，並且經常是伴隨著昔日支持這些權利的激情的消失而滅亡的。所以，宗教同各種政治權力結盟時，隻會讓自己擔起沉重的盟約義務。不需要依靠政治權力的幫助，宗教就能生存，而假如給與政治權力以幫助，就會使自己滅亡。”[23]
13、最需要謹慎的就是“政教的密切結合”。法國大革命將天主教教會當作重點打擊對象，就是因為長期以來教會與王權同流合汙、腐敗墮落。托克維爾就歐洲基督教的衰微分析說：“歐洲的不信教人士，不是把基督徒當作宗教敵人加以攻擊的，而主要是把他們當作政治敵人。他們之所以仇恨宗教信仰，不是把它視為一種錯誤信仰，多半是把它視為一個政黨的意見。他們排斥教士，不是因為教士是上帝的代表，而是因為教士是政府的朋友。在歐洲，基督教曾準許人們把它與俗世政權緊密結合起來。今天，那些與基督教結合的政權已經衰落，而基督教本身則仿佛被埋在那些政權的廢墟堆裏。它雖然還活著，卻被死去的政權壓在底下，隻要清除壓著它的瓦礫，它就會立刻站起來。”[24] 因此，基督教教會和教士應當竭力保守自己的獨立性和超越性，不可輕易與任何政權、政黨、政綱密切結合。
14、基督教的活力不在於得到國家的支持，特別是國家稅收的輔助，而是在於自身的純正有力。在美國，正是因為基督教沒有直接得到國家的財政支持，而是直接參與宗教市場上的競爭，才變得始終具有創新與應變的能力。因此，托克維爾強調：“無論你怎樣尋找，除去人們意誌的自由聯合外，你在人們之間再也找尋不到真正的強大力量了。而且在這個世界上，隻有宗教或愛國主義可以使全體公民永久地向同一目標前進。”[25] 因此，柏克強調：“沒有宗教，人們就永遠都不可能消除內心的種種私欲，當人們意識到他們是受到更高的委托來行使權力——這項權力，要想具有合法性就必須依照永恒法的形式（對意誌和理性來說亦然）——他們就會對該如何將權力交付於卑鄙無能者的手中加倍謹慎。當他們為人官員時，就不是運用權威去分配一份可憐的工作，而是在履行一項神聖的職責；不是為了他們肮髒的一己私利，不是為了他們荒唐的反複無常，更不是為了他們專橫的意誌。他們隻會把那項權力（任何人在交出或者接受它的時候都會顫抖）托付給那些能夠讓美德和智慧主宰自己行動的，並能在總體上負責的人。”[26]
15、基督教的地位和功用不是來自國家所授予的特權，而是基督教自身的力量，特別是基督教內部本身不斷的悔改和更新。基督教本身作為一個信仰群體在人數和勢力上大有影響，能夠塑造精英人才，能夠團結勞苦大眾，這才是最根本性的硬件。如果基督徒忽略了本身的發展，一味地追求外在的政治權力，反倒是本末倒置了。因為，托克維爾強調：“雖然法律允許美國人自行決定一切，宗教卻阻止他們想入非非，禁止他們任意妄為。在美國，宗教始終不直接參加社會的管理，卻被看作政治設施中的最主要的一部分，由於雖然它沒有向美國人提倡愛好自由，卻讓美國人能夠輕鬆地享用自由。”[27] 值得我們注意的是，托克維爾在此強調，基督教在美國本身就是“政治設施中最主要的部分”（the foremost of the political institutions of that country）。[28] 那些把宗教和政治截然二分的人，既不懂得何謂宗教，也不明白何謂政治。真正的“政教分離”隻是國家和教會在組織和功能上的劃分，絕不是把宗教和政治截然分開，更不是把基督教趕出公共領域，甚至不允許基督徒參政。身為國家的公民，基督徒積極參政是理所當然的；對政治沒有參與權，就不是真正的公民；有參與權卻不參與，就是違背自己的責任。身為上帝的子民，基督徒參政當然要有基督的立場和追求，基督徒不可能與無神論、敵基督的人在大是大非的政治問題上同流合汙。排斥基督徒參政，不僅僅是政治上的歧視，更是直接違背上帝賜給基督徒的權利和責任。基督徒牧者攔阻基督徒積極參政，不僅違背聖經中明確的教訓，也直接侵害了基督徒作為公民的基本權益和責任。
16、真正的宗教信仰自由來自上帝的賜予。上帝不喜歡各種形式的宗教狂熱，特別是要把其他宗教信徒都以暴力手段滅掉的惡行。很多宗教狂人往往覺得隻有自己是“麥子”，別人都是“稗子”，並且他們想把所遇到的“稗子”都滅掉，但上帝的旨意是：“容這兩樣一齊長，等著收割”（太13:30）。因此，我們要有寬容忍耐之心，基督徒所崇尚的公民政府乃是法治政府，正如美國的忠誠誓言所宣告的那樣，美國是“在上帝之下統一的國家”（one nation under God）、“人人共享自由和公義”（with liberty and justice for all），當然也包括人人享有宗教信仰上的自由。但是，那些濫用個人自由、不信仰任何宗教的人，自身也喪失了被信任的任何基礎。托克維爾列舉了這樣一個例子：有一個證人被傳到法庭作證，此人在法庭上宣布不相信上帝的存在，也不相信靈魂的不滅性。主持審判的庭長說：“由於證人在作證前已失去了法庭對他的信任，所以拒絕此人宣誓作證。”[29] 那些不信至高上帝和絕對真理的人，怎能期望得到別人的信任呢？
17、特別是在世界範圍內，我們必須承認多元宗教與文化的存在的現實性。正如亨廷頓所強調的那樣：“全球單一文化論者想把世界變成美國一樣。美國國內的多元文化論者則想把美國變成像世界一樣。一個多元文化的美國是不可能的，因為非西方的美國便不成其為美國。多元文化的世界則是不可避免的，因為建立全球帝國是不可能的。維護美國和希望，就需要重建西方認同；維護世界安全，則需要接受全球的文化多元性。”[30] 接受全球文化的多元性，絕不意味著放棄美國的基督教信仰和文明。保守主義與自由主義的主要區別之一在於，前者強調基督教對於自由和秩序的根本重要性，而後者則恰恰相反，他們往往走向世俗化，把基督教當作攻擊和毀滅的對象。
18、決定政治的重要因素是民情，決定民情的重要因素是宗教。一旦宗教被破壞，民情就會走向萎靡不振，而政治就會走向專製獨裁。托克維爾敏銳地指出：“當宗教在一個國家被破壞的時候，那些智力高的人將變得遲疑，不知所措，而其餘的人多半會處於麻木不仁的狀態。對於同自己和同胞最有利害關係的事物，每個人僅能習以為常地抱有混亂的和變化不定的概念。他們不是把自己的正確觀點放棄，就是保衛不住它。於是，他們由於無力解決人生提出的一些重大問題便陷入絕望狀態，以至於自暴自棄，索性不去想它們。這樣的狀態隻能令人的精神萎靡不振，意誌的彈力鬆弛，培養出準備接受奴役的公民。一個民族淪落到這種狀態後，不僅會任憑別人奪走自己的自由，而且往往會自願獻出自由。”[31]
19、基督教向人呈現的終極性權威，就是上帝本身。因此，美國國家的座右銘就是：“上帝是我們所信靠的”（In God We Trust）。托克維爾分析說：“在宗教方麵一旦也像在政治方麵那樣不再存在權威，人們立馬會對因此而出現的無限獨立的情景感到驚恐。一切事物的此種經常動蕩狀態，將令人們坐立難安和筋疲力盡。由於在精神世界已經發生動搖，因此人們便想盡力在物質世界建立鞏固的秩序。然而，它們再恢複昔日的信仰已不可能，所以把自己交給一個人去統治。至於我，我對人們能夠永遠保持宗教的完全獨立，又保持政治的充分自由表示懷疑。我一向認為，人如果沒有信仰，就必然會遭到奴役；而如果想有自由，就必須信奉宗教。所以，在身份平等的國家，宗教的這種巨大功用比在任何國家都明顯。”[32] 毫無疑問，宗教不可能是完全獨立於政治自由之外，最起碼宗教信仰自由本身就是國家當尊重和保護的最重要的基本人權之一。一旦我們不關心政治，一旦我們不珍惜基督教國家提供的宗教信仰自由的保障，就會落在納粹主義、共產主義、伊斯蘭教恐怖主義的轄製之下，我們身為基督徒就不可能享受宗教信仰自由，這是幾個世紀的曆史鐵證所證明的。
20、一旦人們放棄基督教信仰，一旦不信基督教的人口增加，美國就會陷入巨大的危險和混亂之中。麵對2020年美國總統大選的亂象，金複新反思說：“製度沒變，隻是人變了，從有信仰有一定道德水準的歐洲移民，換成各國來的大量低素質人口和被洗腦後白左、安提法、黑命貴，就選出了張牙舞爪的國會女四人幫。隻是選民結構變了，從隻能由負責任納稅男性的選民，變成婦女、各族裔、不納稅者、仇視美國的人都可以投票，甚至非法移民和死人都可以隨意投票，美國的問題就越來越多，最後亡就亡在民主二字上麵。——沒有信仰和道德，什麽製度都會變形、變味甚至變態。製度畢竟要人來執行，人要行，即便是中共那套製度，隻要嚴格執行憲法規定人民享有的權力，也能強國富民。人不行了，製度設計得再優越，都成了文字遊戲，又有何用？”[33]
21、美國在全世界捍衛自由，推動憲政民主製度，這種世界性的地位和功用是重要的。但是，有識之士一定要認識到，自由、憲政與民主並非人人都讚同的“普世價值”，而是完全建立在聖經啟示和基督教文明的根基上。一旦美國國內基督教喪失優勢地位，美國所謂的自由與民主製度也會隨時受到異己勢力的顛覆，正如希特勒納粹主義顛覆德國的民主製度一樣。因此，托克維爾在談及民主的缺陷時強調，美國的立法者的成功之處就是“以宗教道德的不變對抗政界的經常變動”。[34] 倘若美國人背棄基督教的正傳以及正統基督教所培養的誠實與勇敢的道德精神，盡管美國的法律製度表麵上不變，也會走向混亂和貧窮，這就是人所擔心的美國的“拉美化”：成為委內瑞拉性質的國家。托克維爾還指出，當時歐洲的問題就在於宗教和道德的崩潰：“區別善惡的標準完全顛倒了，宗教正在喪失對人們心靈的控製力，從道德世界看來一切都變得不可靠和不可信了，君民任意行事，沒人能說清專製的放縱極限和自然的界限在哪裏。”[35] 這種宗教的鬆弛和道德的敗壞最後導致的就是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戰在歐洲的接連爆發。
22、民主社會最大的危險是什麽？托克維爾指出：“當一個人用這種誠實且合法的辦法過分地追求幸福時，最終會有讓自己非凡的才華失去用武之地的危險；而假如他僅僅忙於改善自己身邊的一切，最終又會降低自己的人格。這才是危險的所在，並且將再無其他的危險。”[36] 如何麵對這種危險？解決之道就是：“處於民主國家的立法者及所有有德有識之士，應當毫不鬆懈地努力提高人們的靈魂，並將之引向天堂。所有關心民主社會未來之人，都應該團結在一起，攜手努力，使民主社會能夠洋溢著永恒的愛好、崇高的情感和對非物質享樂的熱愛。”[37] 隻有繼續保持我們對於上帝和真理的熱愛，隻有繼續甘心樂意地為上帝和真理獻上我們的汗水、眼淚和熱血，我們才能擺脫民主社會中非常容易出現的“平庸之惡”。這種“平庸之人”使得人喪失最基本的良心和責任意識，把責任完全推給政黨、國家和製度。[38] 薛華強調：“受過宗教改革洗禮的國家，個人自由亦非萬能靈藥。當基督教信仰基礎被人淡忘時，不論哪一個政黨當選，結果仍然是一樣。當原則沒有了，餘下的隻有務求達到目的，不擇手段的權術。”[39]
23、美國民主的大敵是什麽？就是那些想方設法甚至不擇手段地攻擊和推翻基督教的各種異教和意識形態，尤其是以唯物主義為根基的社會主義，更是以“社會福利”、“社會公義”的名義成為美國許多極左人士的金招牌，他們以此顛覆基督教信仰所提倡的法律麵前人人平等、不勞動者不得食等基本價值，完全離棄上帝所啟示的道德法則，把同性戀、吸毒等罪惡美化為個人的自由和權利。[40]托克維爾明確指出：“假如民主國家的輿論界中有人宣揚有害的理論，說一切都將隨著肉體的消滅而消滅，那就應當把這些人視為這個國家的大敵。我在很多方麵都反對唯物主義。我認為他們的學說是有害的，並且討厭他們的妄自尊大。若說唯物主義體係對人還有一點兒用處，大概就是它讓人有了一個對自己的樸素認識。但是，唯物主義者本人卻不這樣認識自己。當他們自認為有充分證據證明自己也不過是獸類時，反而表現得十分高傲，仿佛自己就是神明。在所有國家，唯物主義都是人的精神的危險病症。但唯物主義在民主國家尤為可怕，因為它會同在民主國家中的人心常有的那種邪惡巧妙結合。”[41] 人心中常有的汙穢就是嫉妒、懶惰、貪婪，這些罪欲在民主國家中更容易泛濫。隻有基督教的教化，才能馴服人們心中的這些唯利是圖、無法無天的怪獸。唯物主義強調物質決定一切，否定上帝和靈魂的存在，最終導致的就是赤裸裸的物欲放縱和權力鬥爭，即使選舉也會肆無忌憚、毫不羞恥地弄虛作假，使得民主社會隨時走向崩潰。基督徒必須堅決反對社會主義，堅決反對共產主義，堅決反對唯物主義，因為這些意識形態乃是魔鬼用於屠戮人的靈魂和身體的武器！但是，我們還有比共產主義或社會主義更危險的敵人！泰勒強調：“今天對於自由民主的最大威脅不是來自共產主義，盡管共產主義的威脅非常巨大甚至致命。比共產主義更危險的就是再在偉大的英語民主國家中把民主與其在耶穌基督裏的福音中的根本完全斬斷。”[42] 正如潘恩所警告的那樣：“人必須作出選擇的是，到底是接受上帝的統治，還是自己把自己置於暴君的統治之下”（Men must choose to be governed by God or they condemn themselves to be ruled by tyrants.）。
24、美國與西方文明的複興必須重新回到基督教信仰，尤其是回到清教徒敬畏上帝、守約守法的精神。維沃在《思想的後果》一書的最後認為“不訴諸宗教是行不通的”：“我認為對於一種‘孤立、貧困、汙穢、野蠻和匱乏’的生活來說，宗教信仰可以為它帶來最強大的維係力量。所有的例子都表明，信仰缺失將導致某種形式的怨念（bitterness）。……這種怨念就在於不相信地獄的存在；因為（根據不可辯駁的神學三段論推理）如果沒有地獄，就沒有正義。而怨念總會推動自我毀滅。當一個人看到這個世界的回報不足以彌補這個世界的痛苦的時候，並且當它拒不承認存在其他回報的可能性的時候，這種簡單的計算就能讓他產生終結一切的念頭。問題就是如何讓人不再這麽絕望地感到賞罰不公。今天的人們究竟是想繼續生活下去，還是想毀滅世界？有時這種怨念是如此之深，以至於它讓人們產生了選擇後者的想法。”[43] 米德在總結英美社會崛起時強調：“當我們必須尋求對英語世界支配地位的解釋時，應該要歸因於其動態宗教，而不是世俗化。一個開明的現代化並沒有戰勝存在於英語世界中根深蒂固的傳統宗教。相反，在英語國家人們的宗教生活中，動態宗教滲透進靜態宗教並成為其補充物。金發姑娘之所以能夠在黑暗恐怖的叢林中成功穿越西進，是因為如同她之前的東方三博士一樣，有一顆星為她照亮了道路。”[44] 當然，美國的仇敵也是那些明確地反對基督教特別是清教徒神學的人，美國20世紀60年代興起的激進左翼人士後來反思說：“當時流行的‘文化革命’所鼓吹的就是要把人們從傳統思想的牢籠中解放出來。這是社會的園藝學家，他們要‘綠化’美國，讓後工業時代的人們衝出清教徒主義的束縛。這是心存報複觀點的天使，要摧毀美國這個‘罪惡的帝國’，解放全世界的囚徒。”[45] 因此，很多人否認美國的基督教傳統，更是否認清教徒神學對於美國建國的奠基性、決定性的影響，他們的目的就是要排除基督教在公共領域中的影響，直到最終把美國變成一個徹底世俗化、多元化的國家，從而使得美國文化喪失自己原有的以基督教為本的靈魂，最終徹底被異教異質的文化滲透和顛覆。
[1]約翰·艾茲摩爾，《美國憲法的基督教背景：開國先父的信仰和選擇》，13-25頁。
[2] Ellis Sandoz, Give Me Liberty: Studies in Constitutionalism and Philosophy (South Bend, Indiana: St. Augustine Press, 2013), p. 9.
[3] 托克維爾，《論美國的民主》，上卷第二部分第九章，202頁
[4] 托克維爾，《論美國的民主》，上卷第二部分第九章，202頁。
[5] See Mark A. Noll, The Scandal of the Evangelical Mind (Grand Rapids: Eerdmans, 1994).
[6] Edmund Burke，Select Works of Edmund Burke，Vol. II，Reflections on the Revolution in France ( Indianapolis: Liberty Fund，1999) ，p. 186.
[7] 伍德，《美利堅合眾國的締造：1776-1787》，386頁。
[8] 托克維爾，《論美國的民主》，下卷第一部分第一章，313頁。
[9] 伍德，《美利堅合眾國的締造：1776-1787》，391頁。
[10] 托克維爾，《論美國的民主》，上卷第2部分第九章，206頁。
[11] 亨廷頓，《文明的衝突》，229頁。
[12] Augustine, The City of God, ed. and trans. T. W. Dys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Book 4.4. p.147.
[13] 菲利普·內莫，《教會法與神聖帝國的興衰——中世紀政治思想史講稿》，張竝譯（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11年），128-129頁。
[14] 托克維爾，《論美國的民主》，下卷第1部分第二章，315頁。
[15] Richard Hofstadter, quoted in Hans Kohn, American Nationalism: An Interpretive Essay (New York: Macmillan, 1957), p. 13.
[16] 托克維爾，《論美國的民主》，上卷第1部分第二章，29頁。
[17] 托克維爾，《論美國的民主》，下卷第二部分第十五章，416頁。
[18] 引自亨廷頓《文明的衝突》，281頁。
[19] 亨廷頓，《文明的衝突》，281-282頁。
[20] 王誌勇，《清教徒之約》（上海：三聯，2012年）。
[21] 托克維爾，《論美國的民主》，上卷第二部分第九章，208-209頁。
[22] 托克維爾，《論美國的民主》，下卷第二部分第十五章，418頁。
[23] 托克維爾，《論美國的民主》，上卷第二部分第九章，209頁。
[24] 托克維爾，《論美國的民主》，上卷第二部分第九章，211頁，
[25] 托克維爾，《論美國的民主》，上卷第一部分第五章，64-65頁。
[26] 柏克，《法國大革命反思錄》，馮麗譯（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15年），42-43頁。
[27] 托克維爾，《論美國的民主》，上卷第二部分第九章，205頁。
[28] Alexis de Tocqueville, Democracy in America, vol. 1, p. 362.
[29] 托克維爾，《論美國的民主》，上卷第二部分第九章，205頁。
[30] 亨廷頓，《文明的衝突》，293頁。
[31] 托克維爾，《論美國的民主》，下卷第一部分第五章，325頁。
[32] 托克維爾，《論美國的民主》，下卷第一部分第五章，325頁。
[33] 金複新，“緊急呼籲美國人民勇敢站起來反抗拜登竊國”， https://m.creaders.net/blog/d/388451，2020年11月7日查考。
[34] 托克維爾，《論美國的民主》，上卷第二部分第九章，218頁。
[35] 托克維爾，《論美國的民主》，上卷第二部分第九章，219頁。
[36] 托克維爾，《論美國的民主》，下卷第二部分第十五章，417頁。
[37] 托克維爾，《論美國的民主》，下卷第二部分第十五章，417頁。
[38] 漢娜·阿倫特，《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一份關於平庸的惡的報告》，安尼譯（南京：譯林出版社，2017年）；傑羅姆·科恩編，《反抗“平庸之惡”》，陳聯營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
[39] 薛華，《前車可鑒》：西方思想文化的興衰》，梁祖永等譯（北京：華夏出版社，2008年），212頁。
[40] See Cheryl K. Chumley, Socialist Don’t Sleep: Christians Must Rise or American Will Fall (West Palm Beach, FL: Humanix Books, 2021); Scott David Allen, Why Social Justice Is Not Biblical Justice (Grand Rapids: Credo House Publishers, 2020); Michael Novak and Paul Adams with Elizabeth Shaw, Social Justice Isn’t What You Think It Is (New York: Encounter Books, 2015).
[41] 托克維爾，《論美國的民主》，下卷第二部分第十五章，417頁。
[42] E. L Hebden Taylor, The Christian Philosophy of Law, Politics and the State: A Study of the Political and Legal Thought of Herman Dooyeweerd of the Free University of Amsterdam, Holland as the Basis for Christian Action in the English-Speaking World (Nutley, New Jersey: The Craig Press, 1969), p. 610.
[43] 理查德·M.維沃，《思想的後果》，王珀譯（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15年），190頁。
[44] 米德，《上帝與黃金：英國、美國與現代世界的形成》，264頁。
[45] 彼德·科利爾、戴維·霍洛維茨，《破壞性的一代——對六十年代的再思考》（北京：文津出版社，2004年），4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