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和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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輝煌與警醒
海內外公知人士對1989年六四運動的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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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誌勇 牧師摘編
簡介：此處從我個人經曆與觀察的角度收錄六篇反思1989年六四民主運動的短文。沒有對奧斯維辛集中營的的反思，就不可能早有德國神學；沒有對1989年六四運動以及共產黨血腥鎮壓的反思，就不可能有中國神學。《三化大全》一書不僅代表了筆者對改革宗神學的研究，更是代表了我們六四一代人對於中國現實和未來的思考。反思六四運動，不僅能夠使得我們直麵共產主義的荒謬、中國專製文化的凶殘，更能使我們麵對人性的軟弱，進而尋求上帝的憐憫和救贖。
第一篇是劉曉波的《我的自省和悔罪》，這是我從劉曉波1991年撰寫、2017年在台北出版的《末日幸存者獨白——劉曉波的“六四”回憶錄》節選出來的。此文是我所見到的迄今為止對於六四運動最有熱度和深度的反思性作品。第二篇收錄胡平老師2017年6月4日發表的《紀念“六四”的四層意義》。第三篇是2020年蘇曉康老師在臉書上發表的文章《連個不可返還的終點》，第四篇是蘇曉康老師2024年6月四日發表的《海外流亡者是一群自私者》。第五篇是餘傑弟兄2021年在美國自由亞洲電台發表的文章《不能直麵失敗，就不能贏得勝利》。
劉曉波是“六四”前後中國大陸知識界最有反思和批判精神的思想家，他直接參與、帶領了“六四”運動後期廣場的活動，尤其是他發起的絕食運動，更是把“六四”運動推向最後的高潮。蘇曉康老師是《河殤》的主要作者，也是中國大陸八十年代最有影響的啟蒙學者之一，是八九學運在思想上的重要推動者，我認為他的反思最深刻犀利。餘傑弟兄沒有直接參與八九年“六四”運動，但他是當今中文世界中少有的以思想和文字著稱的基督徒保守主義思想家，他的分析不乏深刻和犀利之處。
毫無疑問，1989年學運乃是以北京大學生為主體、波及全中國、影響全世界的波瀾壯闊的捍衛公民自由、反對共產黨一黨專製的民主運動。可歌可泣，光輝悲壯！永載史冊，永遠難忘！以鄧小平、李鵬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統治集團內部的頑固派不願意放棄長期竊奪的國家政權，悍然在全世界人民麵前對“六四”運動進行武力鎮壓，以坦克碾壓、機槍掃射的方式對待和平示威的學生與市民，這是極其殘暴的反人民、反人性、反人類的國家恐怖主義行動。德國納粹黨衛軍在二戰中犯下了滔天罪行，以致盟軍得到命令，黨衛軍隊員一律處決，不用上報，因為黨衛軍隊員不是軍人，不享受軍人戰俘待遇。戰後有人認為黨衛隊也是軍人，時任紐倫堡軍事法庭首席審判長那瓦倫斯淡淡地說：“軍人不會對內開槍，不會對平民屠殺，不會忠於某個政黨或個人，所以，他們是匪徒，不是軍人。”
如此以坦克和機槍鎮壓學生和市民的劊子手們當然是可恥的，他們必然在曆史與上帝的法庭麵前承擔自己的罪責。但是，這次運動的主體大學生群體本身也不是完全無辜的。劉曉波深度參與這次運動，在其反思中沉痛地說：“現在想來，《國際歌》在當時的確最能表現廣場上的氣氛，《國際歌》聲的鳴響也在一定程度上說明了這次運動的性質，它絕不是偉大的民主運動，而是奴隸們的反抗運動。”[1] “‘八九抗議運動’確實不是一場真正的民主運動，而是帶有濃重的農民起義色彩的發泄不滿的反抗運動。十年所積累的所有不滿情緒借此機會來了一次大爆發。”[2] 更可怕的是，“左右這次運動的力量之一就是層出不窮的謠言。謠言的力量絕不次於任何一個學生領袖和知識精英的宣言、演講。”[3] 劉曉波的反思有些沉重，甚至有些嚴苛。盡管八九學運本身存在種種瑕疵，但是瑕不掩瑜，這次運動本身在整體上還是一場以大學生為主體的民主運動。
當時幾個大學生抓住了向天安門城樓懸掛的毛澤東遺像投擲穢物的“天安門三君子”：來自毛澤東家鄉湖南瀏陽的三位青年餘誌堅、喻東嶽、魯德成。他們用雞蛋和顏料，潑向掛在天安門城樓上的毛澤東像。他們被天安門廣場的民運學生扭送公安局，這三人後來都被判處重刑。當他們被大學生扭送公安局時，外國記者在一旁拍照，那幾個大學生竟然圍住外國記者，禁止記者拍照，並且要沒收記者的照片。記者對此不解，堅持不給。大學生們便要強行搶奪，這時外國記者麵對一群高喊“爭取新聞自由”的大學生抗議性地高喊：“新聞自由！新聞自由！”來自台灣的侯德健親眼目睹此種荒唐情景，就是：“台灣人也有這種現象。要自由隻為自己無法無天，卻不允許別人自由。大概是因為都是‘龍的傳人’的吧。” [4]
這就是六四運動的複雜之處，我們必須承認運動過程中不民主、不自由的地方。這場運動既是中國曆史上規模最大的反暴政、爭自由的民主運動，最大程度地向全世界和全人類展現了中國人民追求自由和民主的崇高心願，當然也是中國曆史上現場最混亂、結局最可悲的學生激進運動。2024年6月10日，身在哈佛大學但思想比較保守的陶瑞弟兄在推特上發文強調：“大部分學生運動是負麵的！伊朗的年輕人用他們的自由扶持了扼殺他們自由的政權。殺戮是可恥的，上帝必要審判，但是我也感謝上帝——學生沒有掌權！”目前美國常青藤大學中左翼泛濫，哈佛大學等大學中相當一部分的老師和學生公然支持哈馬斯肆無忌憚地屠殺和平居民的恐怖分子，這也使我們對於學生運動的性質和後果打上一個大大的問號。
毫無疑問，共產黨的黨衛軍屠殺百姓令人發指，無比邪惡，這是關乎大是大非的真理。即使是暴力清場，也不必用坦克碾壓和機槍掃射的方式，造成大規模人員的死亡和受傷。這種極其粗暴的國家恐怖主義方式，無論如何都是沒有任何理由和借口的，因此中國共產黨對於這種大屠殺諱莫如深，一直動用各種新聞管製和媒體操縱的手段想抹殺曆史的記憶，他們自己也深知這是赤裸裸的對於中國人民和全人類的犯罪。但是，參與“六四”運動的人有沒有需要反思之處呢？無疑也是有的。“六四”有沒有成功的可能性呢？當然是有的，任何曆史事件都沒有機械的必然性。假如學生在適當時候退出廣場，轉向對話與妥協，也許體製內的改革派能夠更好地進一步推動改革開放。因此，蘇曉康老師非常痛心地指出：當初參與六四運動的人對於自身的動機和責任缺乏深度的反省。餘傑強調我們必須直麵六四運動的失敗，不可以“英雄”、“領袖”自居，否則無非是在吃那些遇難者的“人血饅頭”而已。
胡平老師在2020年紀念“六四”三十一周年時曾說：“‘六四’是對和平的民主運動的血腥鎮壓，‘六四’是對中國民主轉型進程的攔腰中斷。正是‘六四’，世界上才出現了名叫‘中國模式’的怪胎。在中國模式下，經濟的發展非但沒有促進政治的自由民主，反倒強化了中共的一黨專製，反倒使得中共政權對普世價值更蔑視更敵視，並進而對世界和平更具威脅。”胡平老師最著名的反思就是“見好就收”，不管是1989年的學運，還是後來香港的公民抗命運動，他都一再強調：“學生可見好就收，轉為對話及其他方式。”從公民抗命的理論角度而言，這當然是非常深刻的主張。但在轟轟烈烈的群眾運動中，如前所說，這種“見好就收”之說確實對於現場的參與者而言是難之又難的。從道義的角度而言，我們更多責備的不是參加公民抗命運動的學生和市民沒有“見好就收”，而是早已經磨刀霍霍，並且不斷計劃矛盾、挑起事端、製造暴力鎮壓借口的中共政權。
2024年11月29日，胡平老師在自由亞洲電台發文《林毓生與中國當地自由主義》，他沉痛、深刻地反思說“六四“運動：“一場最大規模的民主運動，在最可能贏得勝利的時候遭遇到最慘重的失敗。早在89年9月，林毓生在接受采訪時，引用德國社會學家韋伯的意圖倫理和責任倫理概念，指出，基於革命的浪漫主義加上中國傳統的‘內在超越’精神，使得一些激進的民運領袖拒絕妥協。他們一味地強調自己的良好的主觀意圖，不顧及自己主張和行為的客觀後果。他們隻有意圖倫理的概念，沒有責任倫理的概念，以至於在民運遭到失敗後都拒絕承認自己在其中負有責任。”這種責任倫理的缺乏，在89民運領袖身上尤其明顯！人人都在凸顯自己在運動中的地位和貢獻，沒有人願意為運動的失敗承擔責任！
另外，根據2024年6月10日陳小平老師在臉書上的帖文，說明了當時天安門廣場與整個學生運動確實存在完全失控的情況：“六四絕食前後，朝中改革派（代理人閻命複）開始先與自由派知識分子接觸，（為的是中蘇會談）體改所所長陳一谘先生開始直接與廣場師生接觸，而何維淩是在最後開槍前幾天出場的。他應該是朝中改革派與廣場師生、自由派知識分子接觸失敗之後，拿著鄧樸方的‘尚方寶劍’出場的。他夜堵包遵信門口捎話的事兒，我記得是第二天在中國文化書院開聯席會議時聽包先生說的。此時別說鄧樸方尚方寶劍，這個時候就是鄧小平的尚方寶劍，都已經不靈了。實際上，自絕食之後，廣場形勢已經進入‘非中心時刻’。非中心時刻的意思是，此前所有為運動成立的組織，都成了過時組織，再也無法發揮作用。記得陶斯亮問我，我們想對話，你告訴我去找誰呀，找到的那個人說話能算數嗎？而各地學生進京聲援，全球資源集中於廣場，這導致出現廣場‘堡壘效應’。它使所有撤退廣場的努力都成了無用功。可以商討的結論：非中心時刻+廣場的堡壘效應，決定了89年這場運動不是勝利，就是被鎮壓。好像看不到第三種解決方案？”由此可見，當時中共或者完全放棄權力，或者暴力清場，群眾運動至此已經沒有了妥協的餘地。2025年6月4日陳小平老師在臉書上發文，他最終的結語是：“如果有錯，是我們當初天真地相信黨國極權共產黨會改革，愚蠢地不會相信它會在北京用幾十萬正規軍殺人。我們努力了，我們沒有做錯過什麽，但我們‘最後輸得如此慘烈’，這是因為我們沒有力量對付鄧小平的三十萬大軍。”確實，包括筆者在內的當初一代人確實努力了，我們流過汗，流過淚，流過血。轟轟烈烈的六四運動成為我們這一代無怨無悔、為中國憲政民主不惜舍命的輝煌歲月！盡管就當是的結果而言，我們確實失敗了，但這種失敗在中國走向憲政民主的進程中，確實用血淚書寫了屬於我們這代人的輝煌的篇章。
治愈六四運動時期出現的時空現象，所有人都承認，這種失控是大規模革命時期經常出現的現象。曆史學家尤金·韋伯（Eugen Weber）在《拷問法國大革命》一書的序中認為，大革命領導人的年輕和缺乏政治經驗是大革命時空的重要原因。法國大革命“事與願違的原因之一可能是參與者過去年輕，18世紀90年代最著名的人物都不超過40歲，而拿破侖等人更是隻有20多歲。卡米娜·德穆蘭死時34歲，丹東35歲，羅伯斯皮爾36歲，聖鞠斯特27歲。比年齡更重要的是經驗的缺乏。成功領導了17和18世紀革命的英國和美國的紳士們都是公共事務的老手。法國人則不是，他們中很少有人來得及積累起足夠的經驗。……革命的雪崩之勢和革命者的無力控製局勢引發了混亂，由此催生了比君主製時期更為嚴重的專製。”[5] 北京六四運動也是如此，年輕的學生領袖們一方麵血氣方剛，野心勃勃，不達目的誓不罷休，一方麵又缺乏經驗，不知道適可而止，見好就收，根本不知道政治鬥爭的長期性、複雜性和殘酷性。
筆者非常欣賞劉曉波對自己靈魂深處陰暗麵的深刻剖析，讚同胡平老師“見好就收”的公民抵抗運動理論，理解蘇曉康先生和餘傑弟兄對於深刻反思的呼籲，從陳小平老師反應的情況也看到麵對大規模群眾運動的複雜與無奈之處。我在餘傑臉書的評論部分寫道：“作為六四直接參與者，我們必須承認我們當年的幼稚和膚淺。我記得當時我在廣場學生靜坐群體中，有位外國記者采訪，我外語稍稍好一些，就直接回答問題。外國記者問：你們是否認為解放軍會開槍？我仍然記得我當時很有確信的回答是：人民的軍隊不會對人民開槍！我們必須承認八九一代的局限性，這樣我們才能不斷反省、學習、進步。否則，我們就會對自己自以為是、對別人苦大仇深的地步。”當然，在八九學運中我比較熟悉的是吳仁華老師、陳小平老師、周封鎖弟兄等，他們多年來為紀念六四奔波，始終強調自己不是“英雄”，也不是“領袖”，而是一個“參與者”和“幸存者”，他們的負擔就是讓更多的人了解曆史真相，了解共產黨的凶殘，了解人心人性本身的軟弱和幽暗，這無疑是值得我們尊重的。
吳祚來先生也是流亡海外的六四參與者和公共知識分子，他在2024年6月4日推特的帖文中強調：“當年的學生領袖或民運人士們，多少年來一直持續反共，持續為大陸民主自由而奔走呼喚，他們有更多的發言機會，重要場合有更多的參與。就這，也有人嫉妒得不行，似乎是在論資排輩，這也太可憐了吧，參加公益活動，相當辛苦，很多的時候都是自費參與，完全是盡義務，因良心，在責任。民運或反共在海外，日益分眾化，也有不少的合作與合力，日益走向成熟理性，更少的內鬥內爭，特別是這次紀念八九民運35周年，世界性的活動全麵展開，大量新生力量參與，當年民運領袖學生領袖們更是表現卓越。通過祭念六四，影響到全世界，讓更多的人認知到中共的邪惡，反共才更有力量，更有希望。”吳祚來所言有其合理之處，確實曆世曆代以來都有嫉妒紛爭、彼此撕咬之事。不得不說，他在此處的分析仍然停留在“反共”的層麵，沒有深入到人性深處。
但是，吳祚來先生講得非常人性化，也有其深刻與合理之處。他在6月6日推特上繼續發文說：“八九學生領袖，隻是從校園走向廣場的學生運動召集人動員角色，有政治主張與訴求，代表了校園與社會主流民意。我們把他們當學生，當校園民主運動領袖更妥當，這樣就不會過高地要求他們，過度地指責他們的局限性。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局限，認知與能力局限，社會配合局限；人力、經濟力支持局限——學潮與民運失敗，現在看來有其必然性，更大的責任，當然在中共。其次，說承認社會沒有成長起來，沒有形成強大的力量，僅靠學生細胳膊，無法與來自帝國的坦克與機槍對抗，當然對抗力量主要是使命與學生。……反思應該是每一個人的責任，特別是批判性的反思，由獨立的力量去審視，而批評者聲言，要讓當時的參與者解剖自己，這也是共產黨的思維，逼人寫檢討，不允許再犯錯。同道的批評、批判，不要太過嚴厲，更不要盛氣淩人，就事論事，真誠的有品質的批判，應該有，見骨見血也沒問題，畢竟幸存者相比那些犧牲者，已是大幸，承受批評也是應當的。”不要苛責當時的年輕學生，不要苛責當時的年輕學生領袖，因為他們是在承擔當時許多不願意承擔責任的成年人包括知識分子當擔負的責任！在任何改變中國專製困局的運動中，那些更有能力、遠見和謀略的成年人應該勇敢地站出來！
從宏觀角度觀之，八九民運乃是中國人民爭取自由和民主的偉大運動，這場運動展現了人民的力量，展現了人性中對政治自由的崇高渴求。在運動之中，不管是體製內的大學生還是改革派，不管是知識分子還是普通市民，都展現了偉大的參與、克製與犧牲的精神，這是中國曆史乃至世界曆史都不可忽略的波瀾壯闊的亮麗場景。以北京高校為代表的青年學生更是展現出挺身而出、義無反顧的英雄精神。這是八九民運所展現的任何力量都不能抹殺的光榮之處。
另外，最值得我們警醒的就是人性的險惡和暴政的凶殘。中國共產黨內部頑固派的冥頑不化、血腥鎮壓向我們展現了東方專製主義與共產主義極權統治的猙獰麵目，這是我們不可忘記的曆史的陰暗。在微觀的角度來看，我們對於八九民運的反思必須深入到人性層麵，當時參加運動的大多數學生都有為自由和民主獻身的情懷，但他們因所在的環境與所受的教育的緣故，和那些鎮壓六四的人們在心靈深處往往是同構的，都不同程度地帶有東方專製主義的流毒與馬克思主義的影響，其想法和做法往往都有不合乎民主與法治之處。
當然，我們必須承認的是，從曆史的角度言之，我們需要把六四運動置於中國從1840年開始的大變局與轉型的背景之中，當時的年輕大學生有其不成熟的地方，甚至共產黨本身也沒有處理如此大規模的群眾抗議運動的經驗。因此，八九民運的血腥收場不僅是當時大學生的悲劇，也是共產黨改革開放的悲劇，更是中國人民從皇權帝製轉向憲政民主之轉型過程中出現的國殤性的悲劇。從基督教信仰與真理的角度來看，如果我們不願意探究、認識、領受西方基督教的正統正傳，如果基督教會與公民社會在中國還沒有形成強大、穩定的力量，如果我們隻想通過激進的群眾運動方式而實現西方基督教上千年才孕育出來的憲政法治、民主自由的製度，我們就仍然停留在舍本逐末、本末倒置的激進與空想層麵。
作為1989年“六四”運動的深度參與者，作為“六四”運動三十五周年的觀察者、反思者和悔改者，筆者始終思考和追求的就是為中國社會的人心變革與文化轉型闡明合乎聖經啟示與西方基督教文明的總體方向和基本藍圖。這個方向就是在個人層麵認罪悔改，歸向上帝與耶穌基督，接受聖經真理尤其是以清教徒神學為代表的基督教正統信仰；在社會層麵就是領受真正的來自上帝的真理與聖靈的啟蒙，建立獨立的個體人格、幸福的婚姻家庭、聖潔的基督教會、自治的公民群體，離棄各種形式的無神論與激進主張，學習以英美保守主義為代表的西方基督教國家與文明。如此建造，安步當車，十年樹木，百年樹人，循序漸進，必有所成。一得之見，分享共勉！謹以此文紀念1989年六四民主運動三十五周年。——王誌勇
劉曉波：我的反思與懺悔
——選自劉曉波《末日幸存者的獨白：劉曉波的“六四”回憶錄》
除了謊言，一無所有。
中國，除了謊言，你一無所有。
我想正視謊言、揭穿謊言，為自己的良心負責，為自己的罪惡負責。
懺悔是自我拯救。但是，懺悔也有邪惡的一麵。上帝為人類的罪惡打開了一道暢通無阻的後門——懺悔，任何罪人都能因懺悔而得到自我的良心解脫和上帝的寬恕。同時，懺悔和真誠還能感動無數旁觀者，使他們由憎恨而憐憫，覺得此人盡管罪惡滔天，但還真誠，還有節，還能從此棄惡從善。懺悔是人類的另一種自我塑造。當人類求其完美的戲我形象不可得時，就用懺悔來裝飾其弱點。這樣，會使人做起惡來也心安理得，因為人有退路了。
一個雙手沾滿了人獻血的殺人犯，他的懺悔所應的的原諒和寬恕是不是罪上加罪呢？人為什麽非要等作惡之後才懺悔，為什麽不能聰一開始就不作惡呢？不作惡就不必懺悔。但是，這不可能。人性自有其惡的一麵，犯罪從人類誕生之日起就無法避免。罪人除了要受到法律的製裁意外，還要成熟到的審案。減輕社會的道德壓力的最好方式就是懺悔。特別是那些能夠超然於法律之上的大惡人，唯有通過良心發現和懺悔自責才能獲得靈魂的解脫。每念及此，我有有一種生而為人乃最大恥辱的感覺。十全十美的上帝缺創造出罪惡累累的人類，豈不是莫大的諷刺。在心理上彌合這一裂痕的辦法隻能是懺悔。完美的上帝同時也是世界上最完美的垃圾桶，懺悔就是清潔工。沒有人能像上帝那樣完美，更沒有人能像上帝那樣容忍罪惡。隻有上帝才能超然於人類智商，一寬容的態度無限之地接受人類的一切罪惡。換言之，懺悔使上帝成了壯哉人類罪惡的無底洞。
如果世界每一偶上帝，人類也會變得聖潔，既不作惡也不懺悔。但者種僅僅是“如果”。沒有上帝，人的犯罪便毫無意義，上帝就是為人的罪惡而存在的。那麽，人類隻能在兩種現實中進行選擇：要嘛是有上帝、有罪惡，也有懺悔的世界；要嘛是隻有罪惡而沒有上帝，也沒有懺悔的世界。我選擇前者，故而寫了《末日幸存者的獨白》。
謊言比暴力更可怕。特別是在中國，刺刀和謊言維係著鐵一樣的專製秩序，謊言編輯目力所及、耳聽所聞的每一個抵擋，電視、廣播、會議、演講、聊天、談情……謊言滲透了中國的每一個細胞，我們已經到了說謊的極致；不是迫於無奈而不得不說謊，而是資源地、本能地說謊——謊言即真實。不僅說謊，還會找出太多的義正詞嚴之理為說謊辯護。套用毛澤東的話，中國人的道理千頭萬緒，國根結底就是一句話：說謊有理。理直氣壯地說謊、理直氣壯地為謊言辯護，真真世界之最也。正如我的朋友周舵所言：說謊說謊中國人的精神癌症。我也是患者之一。
謊言之於中國的專製，比刺刀更有效。有什麽樣的人民就有什麽樣的政府，如此這般的人民隻配這般的政府，說謊的人民隻配說謊的政府，統治者和被統治者在說謊這點上，真可謂合作得天衣無縫，確確是中國特色的“天仙配”。我也是這配合者之一。
“六四”的槍聲驚呆了世界，中共的殘酷引起全球性義憤。但是，更猙獰著在於，“六四”提供了一個以謊言來撈稻草、自我貼金的良好時機。各種人、懷著不同的冬季，說著各異的謊言，此乃機不可失。政治性謊言、道德性謊言、求生性謊言、光房謊言、精英謊言、民間謊言……連篇累牘，見諸於海內外的各種傳播媒介。正如白傑明（Geremie Barme）所言：中國在各方麵都是一元化，隻有謊言多元化。“六四”事件被謊言打扮得一塌糊塗，也被謊言強奸得人老珠黃。
在大陸，官方用那種屢試不爽的宣傳為開槍殺人進行拙劣而滑稽的辯護：在大清查的壓力下，絕大多數參與“六四”的人為自我保護而真誠地用謊言來洗刷自己，一口咬定自己於八九抗議運動沒有任何關係，頗蕾絲“文革”結束後，大多數參與者都在“春節”自己。這種“春節話”已經成為中國熱色的運動注意的不可缺少的重要因素，每次運動必將伴有這種純潔化。這有各類“精英”（包括我自己）的謊言。淪為階下囚的大多數人都表示了悔罪，遊行流亡海外的人則為樂自己的英雄形象而不著邊際地渲染天安門廣場的血腥場麵，吾爾開希、李祿等人根本不管他們所經曆的事實是怎樣的，一味向國際輿論描述他們所說的和靠自己的想象創造出的流血場麵，於是乎，他們就成了傲立於血泊中的英雄。
中國當代的反對派英雄都是由官方一手創造的，真希望那些英雄們有點清醒點自知之明，千萬別錯估了自己的分量。遺憾的是，很少有人自知英名的水分。如果共產黨稍聰明點，當代中國就不會有持不同政見的英雄。共產黨的愚蠢、不寬容和說謊虛構了、捏造了許多英雄，這些虛假的英雄是共產黨的謊言文化的重要組成不分。共產黨在欺騙自己的同時也欺騙了公眾。換季的是，那些英雄的良好的自我感覺也是被共產黨的謊言所迷惑的結果。英雄騙局的唯一特征就是自欺欺人。這種自欺欺人甚至比魯迅筆下的阿Q的“精神勝利法”更可悲、更可笑、更荒謬、更具有中國特色。
由此看來，我內心的掙紮、磨難在很大的程度上是由官方的那種無中生有、無限上綱的宣傳造成的，正像導致“八九抗議運動”逐步升級的最主要的原因是光房的一係列錯誤決策一樣/現在反省真讓我無地自容：官方的虛構使我進入了一種當今之世蛇我其誰的頂天立地的心態之中，真的意味我劉曉波一肩擔下“八九抗議運動”。我居然也被官方的謊言欺騙了（實際上是自我陶醉）！？居然也和官方一樣認定了自己是八九學院的頭號“黑手”！？這說明，無論是多麽卑劣的謊言，隻要能與己有利，人不禁自願說謊，而且自願受騙。如果沒有官方給我戴的高帽，也許我會更心安理得地決定悔罪。
在中國這個非人化的社會裏，自我犧牲和獻身精神也被非人化了。無論在儒家文化占正統地位的古代中國，還是在馬列主義占主宰地位的當代中國，基於群體和社會高於個體和私情的正統價值觀，都極力提倡自我犧牲和無私奉獻。一九四九年之後，這種價值觀成為共產主義教育的核心內容之一。從三過家門而不入的獨代聖人大禹到當代中國的聖人雷鋒、焦裕祿、甚至周恩來，都被塑造成無私忘我的典型。這種典型是人們懂得了隻有打著一切為公的旗幟才能最有效地謀取個人私利。在這種虛假的價值觀念占統治地位的社會中，人不能公開地理直氣壯地為自己謀取合理的私利，隻能在為國家為人民為事業的幌子的保護下暗地裏謀取私利。這種現象是公有製最為殘酷的一麵：“個人的公有化”。在周恩來式的典型的觀念中，國家、事業、人民、黨這些大而空的字眼兒遠高於男女之戀、父子之情、兄弟之誼。他們把最沒有社會效益——默默無聞地埋頭於最煩碎、最浪費精力、最折磨人的家務之中——的一切留給你自己的親人，卻把最有社會效益（出人頭地、受人尊敬、獲得讚美、當救世主）——的一切留給自己。他們陶醉於社會眾人的好爸爸的天降大任之中，但就是不甘於當自己的親生兒子的好爸爸。從《人到中年》到近兩年風靡全國的電影《焦裕祿》皆如此。在骨子裏，這種舍棄親情的奉獻卻是一種冠冕堂皇的卑鄙、自私和獻媚。而中國婦女的傳統美德就是完全認同這種卑鄙、自私和獻媚，並把自己的一生無條件地奉獻給他們。“政府把一切獻給黨、國家、民族、人民和事業，妻子把一切獻給丈夫。”在這種雙重奉獻中，人被化解了、取消了、閹割了。共產主義文化最成功的一個方麵就是把這種非人性的卑鄙、自私普及化、公開化、神聖化，使之成為人們獲取功名利祿的最佳手段之一。“周恩來情結”表麵上看是共產文化的傑作，但在深層上則是大陰謀家老子的傳人——無私方能大私。
凡共產主義教育皆以“洗腦”為最後宗旨，思想政治工作從嬰兒呱呱墜地開始，滲透於一切形式中，不斷開會、學習、寫匯報、貪心是“洗腦”，而且分房子、提職稱、當幹部、穿衣吃飯都在“洗腦”，黨的關懷無微不至，其最終的關切就是使人成為“黨的人”。在中國，黨的“終極關懷”的普及和滲透的程度，要遠遠超過西方的基督教對人類的終極關懷。我是在黨的關懷下成長起來的，所謂“生在紅旗下，長在毛澤東思想的新時代”，無論我怎樣翻盤，怎樣掙紮，深層的生命結構仍然是黨塑造的，我是黨的關懷的方麵的點綴和裝飾。
那時，我以為隻有鮮花和掌聲能夠毒化靈魂，現在我才知道，恐懼和高壓也能粉粹人的意誌。真正能夠同時抗拒兩方麵的威脅的人，才堪稱大智大勇者。
中國的領導層的那種草木皆兵的恐懼感在很大程度上來自他們為自己虛構的敵人，中國的英雄在很大程度上依賴於虛構的叛徒。
口頭上講不為自己的行為辯解、解釋，不管別人的評價，而實際上為總在為自己辯解，特別在乎別人說什麽。外表的瀟灑超脫恰恰從另一方麵昭示了我內心的沉重。我像一個長了頭瘡的人，忌諱別人看到或談起，當這頭瘡的存在世人皆知、無法隱瞞之時，索性就來個不掩飾，在光天化日之下招搖過市，以此來顯示自己的堅硬、個性，我行我素和飄飄欲仙，通過不掩飾來更隱秘地裝扮自己。每當夜深人靜，孤燈長明之時，我便對鏡垂淚、哀鳴，自怨自憐地舔著自己的傷口。隻有在此時，我才真正地體驗到了心理變態的滋味，體驗到了明星隕落的悲哀。我是多麽疼愛自己的社會名聲啊。
坐牢，沒有勇氣和堅韌；爭取到了自由，又想貪得無厭地保持良好的公眾形象；麵對英名墮落的既成事實，還要找各種理由做自我變化。真是一場“六四”，山風海雨攪人，弄得人人不知自己為何物，不知自己的半斤八兩。
悔罪、為悔罪辯解和因悔罪而悔恨，我在秦城監獄和出獄後的這段心靈曆程，完全是由謊言的惡性循環構成的。悔罪是謊言，因為我無罪；為罪辯解也是謊言，因為謊言是任何理由都無法為之辯護的，為謊言辯護隻能是謊上加謊；因悔罪而悔恨還是謊言，因為這種悔恨主要不是由於感到出賣良知的罪惡而產生的，而是由於意識到悔罪有損於自己的公眾形象而產生的，而我的公眾形象又是由官方的謊言和我自己的謊言塑造出來的。這種謊言的惡性循環把我所獲得的自由虛偽化了，因為我的自由等於虛偽的悔罪和官方的政治需要。
我不是走出了小監獄（秦城）而又進入了大監獄（專製社會），而是一直沒有走出自我設置的心靈牢房，不敢麵對真實的心靈才是我的真正牢房，才是謊言的惡性循環的終極根源。擴而言之，正是我們每個人的心靈牢房構成了專製社會的大牢房。因而，衝破專製主義牢房的前提是砸碎我們自己的心獄。
我生活在一個缺乏宗教背景和形而上學思辨的文化傳統中，舊傳統士大夫的政治性人格通過共產主義新傳統使中國知識分子的生命感度政治化、功利化、甚至庸俗化了。我也擺脫不了這個傳統。盡管身在他鄉，但我對國內的政治動靜極為敏感，每天瞪大眼睛注視，一有動靜變坐立不安，怎麽會甘於為學術而學術的寂寞呢。雖然我以前寫的文章都是學術性的，但在學術性的背後卻深藏著對現行政治體製的強烈不滿和激奮批判，藉討論傳統文化之名抨擊一九四九年後的共產文化的傳統。
生活和人生就是悲劇，任何人都無法擺脫。生命的意義既不是追求虛幻的永恒，更不是走向涅槃逃避悲劇，而是在正視這種無法回避的悲劇的情境中，投身於其中，以不可為而為之的選擇去完成輝煌的一生，哪怕短暫、哪怕瞬間，也要投入。悲劇像一道望不見底的深淵，固然令人恐懼，但它是人類無法抵禦的致命誘惑，或者自願跳下去，或者被迫跳下去，結果都一樣——粉身碎骨。既然如此，何不主動跳下去，誰陷得深誰的生命就深刻而豐富，陷得越深越有意義。
我忽然感到這世界上最美的傑作就是耶穌被釘在十字架上的形象，人類的苦難由她一肩擔起，他代表人類受到上帝的懲罰。但她的受難不是屈辱，而是榮耀；不是失敗，而是成功。從根本上講，人與人之間沒有強壯與瘦弱、聰明與愚蠢、文明與野蠻、偉大與渺小、高貴與低賤……之分，或者說，其他的一切區別都無足輕重，重要的僅僅在於：麵對殉難的十字架，是否有勇氣走上去。毫無懼色地背起十字架者即聖人，退怯者即庸人。
我是一隻迷途的野獸，對周圍的世界和自己的心靈並不理解，陌生而愚蠢的生活呈現出完全不同的景觀：令人不寒而栗，但又毫無意義。一種苦澀從嘴邊一直滲入心底。我感到做作的生命比庸俗更卑微。
芸芸眾生的平庸不是我的命運，不論值不值得，也不論有無觀眾，唯有問心無愧。隻有通過殉難，才能把自己從無個性、無坎坷的平庸生存中提升出來，才能與那些對苦難麻木不仁、對危險萬分恐懼的人群徹底分離出來。絕食，即使不能拯救學運和民族，起碼能夠拯救自己。我應該以一種輕鬆而坦然的心境麵對自己，把動機淨化得純而又純，不為別人，隻為自己。看看我究竟能夠承受多大的苦難，我的生命能否在關鍵的時刻超越生命的極限——死亡。每次激動、每次痛苦、每次身處逆境，都會為一個人提供超越生死的機會。抓住這個機會就等於超越了死亡——不是死毀滅了生命，而是生命創造了死亡，創造死亡就是創造一種神聖的價值。這種動機即便是一種為出名而采取的鋌而走險的行為，是個人主義的登峰造極，但它絕不是那種斤斤計較於蠅頭小利、塵世功名的個人主義，而是超越性的、聖潔化的、接近絕對價值的個人主義，是一次掙脫平庸生活的個人嚐試。
這是一九四九年之後，中國知識分子為爭取民主、反對暴力而進行的第一次絕食，它將載入史冊，洗刷中國知識界俯首稱臣的恥辱。為此付出代價值得。人生在世，無論做什麽、怎麽做都要付出代價，不為冒險付代價，就要為委曲求全付代價。與其畏首畏尾地長命百歲，不如轟轟烈烈、敢作敢為地走向墳墓。生命短暫，機會難逢。
我從未見過、體驗過如此巨大的公眾場麵，這可謂盛況空前。麵對人群的狂熱歡呼，我竟失去了最拿手的演講技能，隻是不斷地重複：“謝謝！謝謝！”這絕不是因為怯場，而是因為激動——一下子成為公眾矚目的中心而飄飄然。想想一九八六年底，我去北京大學演講，幾千人的大禮堂擠得水泄不通，我仍然口若懸河，滔滔不絕。而那時的場麵，與現在比起來，真可謂大巫見小巫。人群是多麽可怕的力量，這分不出姓名和個性的巨大群體，僅憑其狂熱就能使人顛三倒四，分不清南北。
王丹剛剛十九歲，吾爾開希也不過二十一歲，他們的年齡和經驗都不足以擔負起如此重大的責任。但是，在我們這些長胡子的、有經驗的人都不願或不敢站出來承擔責任的時候，他們畢竟站出來，一直走在最前麵，用他們不成熟的聲音和行動發起了一場中國現代史上規模空前的抗議運動，使在強權專製下沉默了幾十年的中國民眾，運用上街遊行的民主權利，表達了對現政府和某些最高層領導人的不滿，形成一種來自民間的社會政治動員。從這個意義上說，王丹、柴玲、吾爾開希、封從德等學生領袖是了不起的。想到此，我忽然覺得我對這些青年學生的指責過於苛刻，其中夾雜著中國知識分子特有的自負和自我標榜。
參加此次運動的北京市民大都動機純正，毫無個人功利的考慮，而我們這些有名有姓的知識分子則滿肚子花花腸，疑慮重重，私心很重。與市民們的單純和勇敢相比，知識界顯得渾濁而怯懦，但他們得到了國際聲譽和大量的資助，還一個個地自視為英雄。
胡平：紀念“六四”的四層意義
2017年6月4日
今天是“六四”28周年。“六四”過去28年了。每年的這一天，我們海外的朋友們都要在一起聚會，表達對中共暴政的抗議，表達對“六四”死難者的哀思，表達對自由民主的信念。因為直到今天，在中國大陸還不能公開地舉行這樣的紀念活動，因此，我們在海外紀念“六四”，其第一層意義就是，我們不僅僅是為我們自己，同時也是替國內千千萬萬的民眾，表達我們共同的哀思，共同的抗議，共同的信念。
中共執政六十多年的曆史，就是鎮壓人民的一部罪惡史。“六四”不是第一次，也不是最後一次，甚至還不是最殘暴最血腥的一次。隻因為它發生在舉世聞名的天安門廣場，發生在全世界人民的眾目睽睽之下，因此它就成為一個符號，一個標誌，一個象征。它象征著暴政，象征著反抗，象征著犧牲，象征著希望。我們紀念“六四”的第二層意義在於，我們不僅僅是悼念28年前倒在長安街上的英靈，而且也是悼念六十多年來死於中共暴政下的無數冤魂，我們抗議的不僅僅是“六四”那一場血腥屠殺，而且也是抗議六十多年來中共對人民的殘酷鎮壓，我們要求的不僅僅是平反“六四”，而且是要徹底結束一黨專政，確保基本人權，實現自由民主。
紀念“六四”第三層意義是，“六四”不但屬於中國，而且還屬於世界。“六四”發生在舉世矚目的天安門廣場，借助於現代傳媒，全世界的人民都如同身臨其境，見證了那場殘暴的屠殺。“六四”屠殺不但是對全中國人民的良心的粗暴踐踏，也是對全世界人民的良心的公然挑釁。我們紀念“六四”，不但是為了呼喚和激發中國人民的道義良知，也是為了呼喚和激發全世界人民的道義良知。中國是個大國，中國的人口佔世界人口的五分之一。中國的問題不隻是中國的問題，而且也是世界的問題。隻要中國還處在共產暴政之下，世界的自由民主就不能不受到嚴重的威脅；中國沒有自由民主，世界就沒有和平與安寧。
當今世界，各種各樣的紀念日和紀念活動數不勝數，然而在我看來，沒有什麽紀念日能比“六四”更重要的了。因為“六四”不僅僅涉及曆史，而且還涉及現實。其他的紀念日或紀念活動，例如紀念反法西斯戰爭勝利七十周年，紀念對猶太人的大屠殺，紀念柏林牆的倒塌，等等。這些都僅僅是對曆史的紀念。畢竟，法西斯政權和東歐共產政權都早已灰飛煙滅，其罪行都得到嚴肅的清算。縱然在某些地方，正義姍姍來遲，殺人凶手已經壽終正寢，逃脫了應有的懲罰，但畢竟正義的原則已經重新確立。但“六四”不是這樣，“六四”還沒有成為曆史，那個殺人的政府還坐在台上，還在繼續壓迫人民，死難者的名譽還在蒙受玷汙死不瞑目，自由鬥士還身陷牢獄或流亡海外，正義的原則還沒有得到哪怕是最起碼的伸張。“六四”還不是過去完成時，而是現在進行時。我們的集會，不但具有紀念的意義，而且還具有抗爭的意義。在這裏，紀念就是抗爭。這就是紀念“六四”的第四層意義。
埋葬中共暴政，埋葬人類曆史上最後一個專製強權，任重道遠，我們的抗爭無比艱難，也無比神聖，無比光榮。對自由的渴望深深地植根於人心之中，它永遠不會熄滅。自由民主好比不死的鳳凰，它可以失敗一百次一千次，但每一次它都會浴火重生。相反，共產專製隻能輸一次，它一旦倒下，就再也爬不起來。隻要我們不屈不撓，堅持抗爭，最終的勝利必定屬於我們。
蘇曉康：兩個不可返還的終點
2020年6月4日
【按：從技術性的角度來說，“六四”乃是一個所謂 point of no return，無返還的終點，一旦越過，便成為新一段曆史的起點，也就是說，中國的麻煩早已不那麽單純了。當局因六四殺人而將中國撥向“激進走資”一途，以至公平傾斜、社會分裂，三十年下來，整個民族傷痕累累，怨怒深重，豈是解套一個“六四”就能挽救的？在這個縱深的意義上，鄧小平正是禍首，即使“六四“這筆帳能饒他，後來的帳又叫誰去擔？所以積重難返、環環相套，中共隻能不碰它。今天巴黎的南希發給我一個曆史紀錄片《天安門-1989年大屠殺的真相》，是英德法三國2019年製作的，訪談了一批六四親曆者，南希是這個紀錄片的翻譯，也是她領著攝製團隊來我家採訪我的。時間構成距離，而隔開距離才可能透視曆史的真相，所以我才願意將此片再次貼上網，順便也將“不可返還”的看法分享出來，那是一篇文章：《中共絕對不碰“六四”》。】
“六四”又快到了。去年（2019）是三十周年，全球發怒過一次，但是難撼北京金城湯池，BBC去年的節目欲解其妙，說"遺忘術"乃中共法寶，點中要害，但是“六四”成為中國的巨難，另有許多原因，有人分析過嗎？
年年歲歲說六四，歲歲年年語相似。中國人長期的一個疑惑是，中共為何不借“平反六四”找回合法性？中共這個黨，極富“平反糾錯”的曆史經曆，黨史上早期就給大量被王明、張國燾整肅的人平反；四九後最大的平反事件，即五七右派和文革，鄧小平甚至就是靠胡耀邦平反“冤假錯”案，而找回執政合法性，開創了生氣勃勃的八十年代。
然而，六四是中共曆史上唯一沒有寫入黨史或黨章的重大事件，也沒有經過黨的全體大會討論通過任何一項決議。原因有三：
1、許多老同誌無法認同我們的軍隊向手無寸鐵的老百姓和青年學生開槍；
2、沒有人敢出來承擔責任；
3、黨內缺乏共識，無法給那件事定性。
具體一分析，那就非常複雜了。
第一、過去那些平反都是路線鬥爭的結果，贏家可以否定前任所做的一切，比如李立三否定陳獨秀、瞿秋白又否定李立三、王明從蘇聯回來又否定李和瞿、毛澤東延安整風又否定王明，毛從此立於“紅太陽”地位，隻有他整人，沒人再整得過他，直到文革他死掉。鄧小平部分否定毛，才能改革開放，一路走到“六四”屠殺；
第二、給六四平反的最佳時期已過。鄧小平活著的時候，由他自己把那件事辦了，可能是最相宜的。當然他必須承擔“屠殺”的責任，也必須懲辦李鵬、陳希同等“謊報軍情”的責任，替他分擔罪責，那時候這麽做，就像否定文革一樣，中共隻有暫時名譽損失，不傷元氣。鄧死後，任何人碰“六四”，隻能打倒鄧，把他釘上曆史恥辱柱，黨內有誰肯做？毋寧大家心裏都認為，就讓鄧去背這個黑鍋吧。
第三、這三十年腐敗橫行，這個黨早就不是共產黨了，而是既得利益黨、資本家黨、腐敗黨。如果給六四平反，很快就會出現兩個機構：反貪局和中國廉政公署，有幾十萬甚至幾百萬黨的幹部被審查，其傳票也會像雪片一樣飛到歐美各國，通緝那些在國外安享天年的離退休幹部，該進監獄的、該判死刑的，一個也跑不了。
這些年，又出了一個“和解”說，所謂“握手言歡”也，可是誰跟誰和解呢？中共想跟咱和解嗎？“和解”之謂，不說有乞求之嫌，至少也是“自作多情”，仿佛中共已作困獸猶鬥，你若不“和解”它，它便要玉石俱焚似的，又似乎當年被鎮壓的一方，死乞白賴不肯給它一個台階，它好下來，保全顏麵，哪有那麽回事嘛！
“南非模式”也罷，“非暴力不合作主義”也罷，都是好東西，可咱就是使不上，所謂“沒那金剛鑽，別攬瓷器活”。“南非模式”的操辦人是圖圖大主教，有一個基督教的信仰襯墊在那裏托著，才有“贖罪”“寬恕”這些超越性價值的介入；又如聖雄甘地的印度法寶，那背後也是佛教的價值支撐，諸如不殺生、來世等等。對債孽深重的中共來說，這些絕對都是好東西，可它就是不肯讓人家發展，滅殺還來不及呢。設若這個十年裏它放手讓家庭教會（據稱已近上億信徒）發展，或者江澤民當初不去圍剿“法輪功”（也算佛教的一支吧？），那麽當下中國便早已有了“和解”的土壤。
缺了宗教這一環，便隻剩下法理的解套。六四這場危機，在法理上隻有鎮壓者和被鎮壓者，雙方的角色和位置，既不能互換，也不能均攤（各打五十大板），說到底，對“和平請願”施以暴力的責任，一絲一毫都無法歸咎於請願者的“不妥協”，而隻能由掌握暴力的執政者來承擔；也唯有因循法理的裁決，才能實現“公正”，消弭六四積累的全部怨恨。
假如把以上兩個不同的環節一鍋煮了，就會出現今天的一個思路，也是不少人一直在鼓吹的一個觀點：雙方都有錯，激化是兩邊的“壞人”挑撥的，這為官方將來的“方案”提供了一個解套的思路，最後給鄧小平一個“聽信挑撥”的輕微定論，李鵬是肯定要成“替罪羊”的，他自己都很清楚；隻要為鄧解了套，趙紫陽也能平反，“天安門母親”也能獲得賠償，然後江胡兩屆自然順理成章。
如今鼓吹“大和解”的人，就是在一鍋煮，用心是好的，可你煮得成嗎？還不要去說，這法理的一環，當局也沒興趣，因為六四引起的執政合法性危機，已被它的“經濟起飛”所化解，它可以不理睬這個“公正”問題，而扔給民間和受害者去咀嚼，諒你們也鬧不到哪裏去。這二十年的事功，叫當局的功利心大振，於是離那非現世的宗教越發遠去了，想拽都拽不回來的。
從技術性的角度來說，“六四”乃是一個所謂 point of no return，無返還的終點，一旦越過，便成為新一段曆史的起點，也就是說，中國的麻煩早已不那麽單純了。當局因六四殺人而將中國撥向“激進走資”一途，以至公平傾斜、社會分裂，三十年下來，整個民族傷痕累累，怨怒深重，豈是解套一個“六四”就能挽救的？在這個縱深的意義上，鄧小平正是禍首，即使“六四”這筆帳能饒他，後來的帳又叫誰去擔？所以積重難返、環環相套，中共隻能不碰它。
蘇曉康：海外流亡者是一群自私者
2024年6月4日
【按：我已經想關閉臉書，也有一陣子不再貼文。但是今天「六四」三十五週年，還是按耐不住，不是因為別的，而是看不下去三十五年前的那些學生領袖們，還在自我標榜他們當年的“豐功偉績”、還在“吃”這個“人血饅頭”；三十五年過去了，他們仍然拒絕“反思”、檢討、承擔責任，仍然把一切推給鄧小平和共產黨了事，這種態度叫什麽？叫自私，因為在公共場所（天安門廣場）舉行的公開行為，都是有責任要承擔的，而且那裡還發生了一場大屠殺，無數蔣連捷們至今屍骨未寒，因為共產黨和八九學領們都不認這筆賬。從三十年後看去，這群人在當年也不是中國最優秀的一群人，但是這群人撥動了中國和世界的軌跡，這毋寧是一個悲劇。再說多的也沒有，“六四”32週年說過一回，今天拿來再說一回，標題是《八九學運偉大嗎？》，兩年前的按語：今天參加《2021年“六四”32周年全球網絡視屏紀念大會》，上去聽大家都在老調重彈，我便說了一通不一樣的、難聽的——三十年說一樣的話，太乏味了，而且，我也老了，未知還有下一回？這種網絡會議更是易碎品，隨風而逝，所以把發言文字貼在這裡。】
不，它是一次失敗的民間抗議，而且，它跟中共的博弈，本來要贏的，最後卻輸掉了，好像，屠殺發生以後，人們便失去想像力和理解力，它是可能避免的，中國人是可以不必付出這個代價的，而且也連帶全世界不必掉進全球化的陷阱??。
所以，今天我們要問：
1、你們一定會輸嗎？
2、你們為什麽輸了？
三十年過去了，我至今聽不到八九參與者，從當年的學生領袖、知識菁英、到黨內改革派，對這場政治衝突，向曆史和人民做出負責、清晰的真相說明，更沒有看到有一個人有像樣的反思。
真相和反思的意義，第一是可以寬慰無數死者的親人，二是為討公道而釐清罪責，三是為今後的抗爭留下經驗教訓。
可是，我看到的是所有人要不就是顯示自己當年的成功，要不就是推卸責任，其做法無非是曲解曆史、掩蓋真相。
許多人的說詞，還是三十年前的，如“八九”引發了“蘇東波”、屠殺暴露了共產黨的殘暴，後一句幾乎是「兒童話語」，而如果是當年的參與者，至少也五十歲以上了吧。
先說這個失敗的後果非常嚴重：
第一、 六四亡靈至今不得昭雪，長安街血跡未乾，天安門母親至今追討公義不成；
第二、中國文明曾有的千載難逢的變革機遇被斷送，甚至中共可能的改革走向也永遠消失，中國人為此將付出的代價，幾百年後才看得清楚；
第三、在六四的血泊上，中國由一個邪惡製度主導而崛起，以全球化擊敗西方文明，對世界的影響無法估計；
第四、中國的崛起，令中華民族付出環境和道德兩大代價，幾代人都無法挽回。
說說當年的風雲人物，大部分也快要被公眾社會遺忘了：
1、廣場絕食總指揮——
柴玲：逃出中國後在普林斯頓和哈佛拿到學位，又經商致富，然後又信了基督教，可是她至今沒有對當年堅持在廣場不肯撤退做出任何合理的解釋和反省；
李錄：據稱是“不撤退”主張的最核心人物，逃出中國後，也在美國拿學位並致富，然後又回頭去幫助中共；
張伯笠：當年絕食指揮者中唯一的成年人，六四後在普林斯頓做訪問學者，後信基督教，再成為傳道人，在獲得信仰之後同樣未見其反省。
2、知識精英——
鄭義：八九年最早介入學潮的知識精英，自稱是“絕食傳授人”（這個簡單的事實，至今也模糊不清），他後來隻寫為學運辯護的文字，還說“我是來打架的”，那麽他“跟鄧小平打了一架”，對長安街無辜被殺的民眾，鄧不會交代，他怎麽交待？
王軍濤，當年在廣場直接操作學運，據說是為了“幫助政府平息學潮”，他出獄後到美國讀了政治學博士之後，雖然罕見的舉起王炳章曾經舉起的“辛亥革命”旗幟，卻並未見到他對自己當年的“政治學行為”及其失敗，給出一個清晰的解釋。
3、改革派——
趙紫陽：八九當年他拒絕執行戒嚴而被罷免，其後被軟禁整個後半生，並絕不檢討，光明磊落，然而，他對當年戈趙會“拋鄧”而導致情勢失控，令鄧小平大開殺戒，卻致死沒有說明真相和原委，他也絲毫沒有對民眾的歉疚，反而在自傳中流露對鄧小平的歉意。趙紫陽係統的人們，至今也隻歌頌他或為他洗刷。
最後我要說明一點，八九屠殺的罪責，百分之百在中共，然而這並不能替代民間一方的真相釐清，和對失誤的反思；再看看今天的中國，我不知道大家流亡了三十年，這輩子何顏以見江東父老？
餘傑：不能直麵失敗，就不能贏得勝利
2021年09月08日，自由亞洲電台
【三十多年來，海外紀念六四的活動多多少少淪為封神榜，很多根本沒有參與過六四的人物也在爭奪話語權；掌握了一定話語權的人，則不斷誇大自己在八九學運和民運中的作用和地位。然後，永遠把自己定格在那個輝煌的曆史時刻，享受那種呼風喚雨、撒豆成兵的美妙感受。對六四最好的紀念不是各自寫一部封神榜，而是老老實實地寫出各自的懺悔錄，不要讓劉曉波的《末日幸存者的獨白》成為廣陵散般的絕響。】——2024年6月4日
不能直麵失敗，就不能贏得勝利
我在中國的時候，每年的六四紀念日通常是沒有自由的，或被國保軟禁在家，或在國保的陪同下“被旅遊”，隻能通過寫文章的方式紀念六四。當我離開中國之後，在自由的美國有了紀念六四的自由，但我參加了一次此類活動之後就不再參加了。因為，我在此類活動上聽到的永遠是千篇一律的豪言壯語、慷慨激昂，恨不得“壯誌饑餐中共肉，笑談渴飲屠夫血”。那一刻，人人都變成了英雄豪傑，彷彿共產黨已經被他們打垮，他們即將打包行李回到中國，“皇帝輪流做，今天到我家”了。
在“二零二一年六四三十二周年全球網絡視頻紀念大會”上，當年被共產黨歸入六四黑手行列的蘇曉康說了一通與眾人不一樣的、似乎很難聽的話。他指出：“三十年過去了，我至今聽不到八九參與者，從當年的學生領袖、知識菁英到黨內改革派，對這場政治衝突，向曆史和人民做出負責、清晰的真相說明，更沒有看到有一個人有像樣的反思。真相和反思的意義，第一是可以寬慰無數死者的親人，二是為討公道而釐清罪責，三是為今後的抗爭留下經驗教訓。可是，我看到的是所有人要不就是顯示自己當年的成功，要不就是推卸責任，其做法無非是曲解曆史、掩蓋真相。”蘇曉康指出，許多人的說詞，還是三十年前的，如“八九”引發了“蘇東波”、屠殺暴露了共產黨的殘暴，後一句幾乎是“兒童話語”。而如果是當年的參與者，至少也五十歲以上了吧。三十年歲月未能喚醒幾人，他們都曾是中國最優秀的學生，卻寧願被私利綁架，到死也不會說一句誠實的話，跟鄧小平一樣油滑。他直接點名對其中的若幹人物提出嚴厲的追問：“我不知道大家流亡了三十年，這輩子何顏以見江東父老？”
蘇曉康認為，如果不是自欺欺人，必須承認六四是一場失敗的民間反對運動。而六四並不必然是失敗的結局，抗爭者在此過程中犯下了種種錯誤。六四的失敗，後果非常嚴重，主要有四個方麵：第一、六四亡靈至今不得昭雪，長安街血跡未乾，天安門母親至今追討公義不成；第二、中國文明曾有的千載難逢的變革機遇被斷送，甚至中共可能的改革走向也永遠消失， 中國人為此將付出的代價幾百年後纔看得清楚；第三、在六四的血泊上，中國由一個邪惡製度主導而崛起，以全球化擊敗西方文明，對世界的影響無法估計；第四、中國的崛起讓中華民族付出環境和道德兩大代價，幾代人都無法挽回。
這是我看到的，六四的參與者中極為罕見的反思與自我反思。當然，此前並非沒有一個人有像樣的反思，劉曉波在《末日幸存者的獨白》中早已有了深刻的懺悔。他嚴厲地自我剖析、究責與悔罪那內心的磨難與激烈拉扯。他毫不留情地揭露知識菁英的怯懦無能，批判學生領袖的爭權與功利。他那通透赤裸、痛苦撕裂的直白描述，刻畫出迄今最翔實、最撼人心弦的一部六四回憶錄與懺悔錄。作家查建英寫道，在所有的六四學運領袖中，可能隻有劉曉波寫下了這樣的懺悔，“他把自己也放在聚光燈下嚴厲審視，分析自己的複雜動機：道德激情、機會主義、對榮耀和影響力的渴望。”然而，很多六四參與者不僅不願像劉曉波這樣懺悔，而且還撰文對劉曉波發起惡毒的攻擊：他們認為，這不過是劉曉波又一次地自我形象塑造，並且是在幫助官方“抹黑”學運領袖和知識精英。
如今，蘇曉康所提出的意見同樣不被接納。很多人給出相當負麵的回應，很多人根本就掩耳盜鈴，實在讓人遺憾。不能承認和直麵失敗，如何能夠贏得下一次戰鬥的勝利呢？
從“封神榜”到“懺悔錄”
三十多年來，海外紀念六四的活動多多少少淪為封神榜，很多根本沒有參與過六四的人物也在爭奪話語權；掌握了一定話語權的人，則不斷誇大自己在八九學運和民運中的作用和地位。然後，永遠把自己定格在那個輝煌的曆史時刻，享受那種呼風喚雨、撒豆成兵的美妙感受。
對六四最好的紀念不是各自寫一部封神榜，而是老老實實地寫出各自的懺悔錄，不要讓劉曉波的《末日倖存者的獨白》成為廣陵散般的絕響。
六四無疑是一場慘敗。即便是蘇聯、東歐的劇變，也根本不是中國抗爭者的功勞，不能自欺欺人地貪天功為己有。東歐各國的民主運動從一九五零年代開始就前赴後繼、不絕於縷。而中共的六四屠殺，並沒有讓東歐的獨裁者們望而卻步，東德和羅馬尼亞共產黨的高層都曾第一時間飛到北京來取經，他們未能複製六四屠殺的經驗，乃是因為這些國家的軍隊和警察已經不聽使喚了。
六四的慘敗，後果確實非常嚴重。對於中國共產黨來說，六四是其野蠻崛起的起點。它意識到，在中國，統治合法性不是靠選票和憲法，而是靠暴力和殺戮，其建構天下帝國也要用同樣的手段，所以同樣的暴政和屠殺如今施施然地發生在香港。
其次，對於學生領袖和知識分子來說，對當時的表現的自我反省是必須的。當年，在相當意義上，反對者與反對的對象是精神同構的：學生與軍人唱同一首歌——《血染的風采》、《國際歌》；決策過程是非民主的，鄧小平在家中召集元老會議罷免趙紫陽並決定開槍，而廣場上少數幾個人就可以推翻高自聯關於撤出廣場的決議；學生將汙染毛澤東像的湖南三勇士扭送公安局，此行為惡劣跟共產黨如出一轍，迄今為止，整個過程沒有多少人站出來說清楚。這不是一個人的問題，是一代人甚至幾代人的問題，必須刮骨去毒。
思想史家林毓生在六四屠殺後三個月接受台灣媒體訪問時就指出，革命的浪漫主義加上中國傳統的“內在超越”精神，使得學生不願妥協。中國文化基本上是一個“意圖倫理”為主導的文化，所以堅持“責任倫理”的人一開始就不占上風。在西方，民主的落實和發展，得益於獨立於政治的“民間社會”的“基本結構”（如教會、獨立的社團）甚多。意大利學者羅傑若在《歐洲自由主義史》一書中，即藉分析加爾文教派對民主發展的貢獻，指出民間社會與民主的關聯性。但是，受實用觀念左右的中國知識分子多寧願投入政治的改革，很少人有耐心去做促進“民間社會”成長的工作。林毓生的分析和批判，三十年後，在中國知識分子圈中依然是“知音少，弦斷有誰聽”。
第三，六四流亡者羣體在海外三十多年來的表現，整體上說確實不能讓公眾滿意（盡管有少數人做得很好 ）。有一部分人可以說相當惡劣，有人搖身一變，以億萬富豪的身份榮歸中國，成為中共的座上嘉賓，為了讓自己的財富倍增，不惜為虎作倀，與頑強抵抗的天安門母親相比根本就是判若雲泥。他們中的很多人是被香港的黃雀行動救出中國的，三十多年後，香港遭難，香港不少年輕一代反抗者被迫流亡海外，那些受惠於香港、在西方早已事業有成乃至相當富裕的六四一代，卻對香港正在發生的慘劇不聞不問，也沒有捐款成立一個基金會來幫助那些流亡的香港年輕人。且不說現代政治倫理，就是用中國古訓“滴水之恩，當湧泉相報”來衡量，亦是忘恩負義、自私自利。所以，對他們的質疑和批判是必須的。
陳小平：1989年六四反思
2026年06月04日，臉書
今天，2025年6月4日，我在紐約參加了六四36年的第三個討論會。出於種種原因，我在這幾個場合未發言。
今天，坐在會場，聆聽著發言，難以抑製地想到了今天是36年前的我的“奪命大逃亡”的起點。這兩天，吳仁華兄在台灣和海外社交媒體上連載我們的逃亡故事。感謝這位南平房6號的鄰居、政法大學的老同事，他的文字讓我逐漸找回那些被時間塵封的細節。
如果說，八九運動是以悼胡為起跑線，那這個平房就是發令槍。當時政法大學有40位青年教師住在這個小平房---學校的政策是，無論單身已婚，每人一廚一室一廳，1986年的北京三環內能夠有這種住房待遇，算得上“天上人間”吧？
胡去世的次日下午，政法大學師生已經以驚人的速度將悼念花圈送到天安門廣場並且還有一個十來分鍾的悼念儀式。這一行動的決策與執行，都發生在小平房。整個八九期間，政法大學一係列令人矚目的行動，多是在這片平房裏策劃執行。36年過去，有些人已告別人間，有些人現在是大學或學院的領導，出於謹慎，我不在此談論細節。
天亮時分，劉蘇裏和吳仁華帶領40餘名政法學生從廣場安全撤回，回到平房。如果政法大學有學生死在廣場，這2位老師的壓力有多大？這些學生都是他們招呼去廣場給絕食四君子維護秩序的。
蘇裏兄耐克鞋上的血跡、教學樓前搶回的學生遺體、天空中呼嘯的飛機、政法大學主樓前疾馳的軍車——一切都營造出一種恐怖氛圍，仿佛解放軍隨時會衝進校園抓人殺人。一位老師焦急地說：“趕緊逃吧，他們進來後，會衝著你們幾個來的。”
此前，我曾在社交媒體上提及，一位如今已成為大富豪的政法大學同事協助安排了北京段的逃亡。他先將我們安頓在北京電影學院一位中共老導演家中。這位朋友幫我們與外界聯係，購買火車票，最終在硝煙彌漫的北京送我們登上了逃亡列車。
記得王軍濤兄曾說，若找不到我們幾個，他絕不離開北京。為此，蘇裏兄甚至正兒八經地理發、化妝，出門與軍濤兄接頭，確認逃亡路線。仁華兄此刻與一位美人故事打開了第一頁。此後延續到了美國。。。記得我還和蘇裏兄起草了一份入獄聲明，打算登報公開發表，但在被提醒極度危險後，隻得作罷。最終，我們登上了北京站的逃亡列車。
紀念會上，鄭旭光兄問：“為何八九年關鍵一戰我們輸得如此慘烈？”借他的話，即便我們輸了，何必36年後還這般糾問？一次就能贏，當然好；若需再戰才能贏不也正常嗎？捷克人1968年失敗，1989年不也贏回來了嗎？更何況，我們麵對的是人類曆史上前所未有的極權黨國，牧師邵俊說認為，這地方沒有上帝，被魔鬼霸占著。如此這般，輸了一次又如何？
有發言者感歎，36年後我們仍在海外流亡。我一向是喜歡哪裏有自由，哪裏就是祖國這句話，而且，我一直這樣對自己說，“美好的仗我們已經打過。”
一個黨國極權國家的人能親曆一場關乎中國與人類命運的大事件——正如美國國務卿盧比奧所言，“行使言論自由與和平集會自由，呼籲民主、人權和結束猖獗腐敗”——何為遺憾？
我是八九事件從第一天到最後一天的親曆者，良心拷問後，我的答案是：我和我們沒有做錯什麽。雖然我認為胡平先生“見好就收”道理對但實際無法操作，但他今天說，36年前那場運動“和平、理性、自律，簡直是一個奇跡”，我卻說不出半個不字。
如果有錯，是我們當初天真地相信黨國極權共產黨會改革，愚蠢地不會相信它會在北京用幾十萬正規軍殺人。
我們努力了，我們沒有做錯過什麽，但我們“最後輸得如此慘烈”，這是因為我們沒有力量對付鄧小平的三十萬大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