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解宗教改革時期神學常見的四大方法性錯誤

理解宗教改革時期神學常見的四大方法性錯誤
--選自王誌勇《基督教聖約世界觀神學原理傳習錄》

         要正確理解宗教改革時期神學，必須首先破除方法論方麵的一些錯誤。

    第一個常見的錯誤就是曆史倒置。在以往對宗教改革的理解上，往往認為當時最有爭議的問題就是最重要的問題。這當然也是爭議者本身在當時的曆史處境中往往自然具有的想法。但是，從聖經整體的啟示來看，從曆史發展的進程來看，我們就不能想當然地把具體曆史處境中的問題上升到至高無上的重要地位，更不能把關乎具體問題的具體爭議和結論上升為普遍性的標準，並用這樣的標準來衡量以前的人。這樣的方法性錯誤就是“曆史的倒置”（anarchronism）。

        第二個方法性的錯誤就是以偏概全，“以部分代替整體”（confuses a part for the whole）。比如“和好”（reconcilation）、“救贖”（redemption）、“成聖”（sanctification）、“稱義”（justification）都是從不同的角度講說基督所給我們帶來的恩惠，“和好”注重的是關係的恢複，“救贖”注重的是贖價的付出，“成聖”代表基督所贏得的上帝的恩典在信徒身上的工作，而“稱義”所強調的則是上帝在基督裏根據他自己的法律宣告我們無罪。假如我們把其中一個教義放在中心性的地位，我們所犯的錯誤就是一部份取代整體。[1]

         第三個方法性的錯誤就是區域混亂。任何教義性命題都有一定的範圍和功用，脫離、超出這種本有的範圍和功用，就把這個教義性命題放在了它本來不屬於的範圍。比如能否通過遵行律法得永生，就是類似的問題。上帝賜給我們律法，是作為我們的行為規範，其功用也僅僅限於行為規範的功用。這不僅僅是出自桑德爾的發現，在十七世紀英國清教徒神學家Edmund Calamy (1600-1666)中就有明確的主張：上帝在西奈山上賜給以色列人律法目的並不在於讓他們完全遵守，從而贏得救恩或永生，而是作為“順服的標準”（the rule of obeideience）。上帝在西奈山上賜給以色列人的律法本身“並不是作為聖約賜下的，而是作為生活的標準賜給那些已經在聖約之中的人。”[2] 有人認為，律法主義者認為人能夠通過完美地遵行律法，從而最終得到永生，耶穌和保羅時代的法利賽人所犯的就是這樣的錯誤。然而，這種想法既不合乎聖經，也不合乎曆史本身的見證。法利賽人從來沒有認為靠自己遵行律法就能得救，就能贏得上帝的恩寵。這本身就超出了上帝賜給律法的範圍和功用。[3]

        第四個常見錯誤是表達簡化（Reductionism）。這種簡化常常是強調性的表達，在修辭上有一定的用處。但不留意，就會導致種種誤解，比如把“唯獨聖經”理解為隻有聖經才是基督徒信仰與生活的標準，不曉得在宗教改革時期，路德和加爾文等改教領袖都沒有排除信經和信條在基督教教義和生活方麵的補充性的規範作用。另外，有很多人習慣把改革宗信仰稱為“加爾文主義”，其實加爾文僅僅隻是一個區域性、時代性的代表人物，在改革宗神學的曆史發展上並不具有獨尊性的地位。[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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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William Wrede, Paulus, 2d ed. (Tübingen: J. C. B. Mohr, 1907); Albert Schweitzer, The Mysticism of Paul the Apostle (1931; repr., New York: Seabury, 1968).

[2] Edmund Calamy，Two solemne covenants made between God and man: viz. [brace] the covenant of workes, and the covenant of grace. [brace] Clearly laid open, distinguished, and vindicated from many dangerous opinions; the right knowledge of which [sic] will be very profitable to all those that have escaped the first, and are confirmed in the second at the Sacrament. January 15. 1646.（London: Printed for Thomas Banks, and are to be sold in Blackfriers at the top of Bridewell staires and in Westminster Hall at the signe of the Seale, 1647）, p. 8-11.

[3] E. P. Sander, Paul and Palestinian Judaism (Philadelphia: Fortress, 1977);Thomas R. Schreiner, The law and its Fufillment (Grand rapids: Baker, 1993).

[4] Richard A. Muller, The Unaccommodated Calvi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After Calvi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