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世澄先生於1922年生於北京內城，是北京大學中文係長期任職的資深老教務員，被稱為中文係的“活檔案”。
馮世澄先生不是教書的，但卻是一位真正的先生。在北京話裏，“先生”是一個內涵豐富、講究輩分與社交禮儀的稱謂。它不僅指代老師或丈夫，在老北京的市井生活中，它更是對各行各業有手藝、有社會地位之人的尊稱；同時，“先生”一詞還自帶特有的兒化音變。
馮先生在北大中文係工作了近六十年。沙灘紅樓、燕園裏的文史樓、二院和五院都是馮先生曾經工作過的地方。曾任北大中文係主任的溫儒敏先生有過這樣一段描寫：
老北大的國文係曾立足沙灘紅樓。五十年代初院係調整後，北大中文係先後設在文史樓和二院，“文革”期間一度搬到32樓學生宿舍。 如今燕園見縫插針，大興土木，車水馬龍，熙熙嚷嚷，象五院這樣的傳統的院落顯得有些落寞，但難得安份，一踏進五院就有一種氣息浸潤情懷，讓人靜下心來，覺得大學的氛圍本該如此的。
五院是靜園6個院落的其中之一，一至四院建於20年代，原是燕京大學女生宿舍。五院和六院是後來加建的。6個院落一式磚木構設，彼此聯通，古色古香，卻不見奢華炫耀，那種內斂溫和的情韻讓人親切放鬆。 五院兩層30多個房間，大都用作教研室。每個教研室一間，幾張桌子幾個板凳，還有三五書架，既沒有“國學大典”，也不見文物墨寶，堆放的多是老師的書刊，很是簡陋。除了教研室活動，老師們平時不大來這裏。“人氣”最旺的是收發室，是五院的中樞，原在東南角，裏外兩間。20多年前，幾乎每天可以看到一位老者端坐其中，中等偏胖的身材，細聲漫氣彬彬有禮地接待師生，他就是教務兼收發馮世澄。馮先生人緣極好，記性極好，五十年代後畢業的曆屆學生他幾乎全叫得上名字，是中文係的活檔案。他在係裏日子久了，也熏陶得能舞文弄墨。好幾部以北大為題材的小說，都曾把馮先生作為原型。我寫《北京大學中文係百年圖史》（北大出版社2010年版），也給這位老教務“名家”的禮遇，專有一節寫到他的。
溫儒敏先生對馮先生的描寫是很準確的，但是說馮先生“他在係裏日子久了，也熏陶得能舞文弄墨”，這句話隻說對了一半兒。因為馮先生的舞文弄墨可不是在北大熏陶出來的。馮先生1942年進入國立師範學院國文係學習，1946年畢業，雖然談不上滿腹經綸，但也是灌了半肚子墨水的。
七七事變的槍聲刺破了北平的天空，盧溝橋的炮火喚醒了成千上萬北平青年抗日救國的熱情，他們紛紛南渡，尋找救國的出路。馮世澄先生便隨著這支南渡大軍一路到了湖南。
“南渡”，原來是一個曆史情結。曆史上有晉人南渡，宋人南渡，明人南渡。用“南渡”來寄托這批師生當時的命運之歎，最早可見於陳寅恪先生的《南湖即景》：
風物居然似舊京，荷花海子憶升平。
橋邊鬢影還明滅，樓外歌聲雜醉醒。
南渡自應思往事，北歸端恐待來生。
黃河難塞黃金盡，日暮人間幾萬程。
此詩寫於1938年夏，當時陳寅恪先生幾經輾轉，終於抵達雲南蒙自南湖畔的西南聯大分校。《南湖即景》一詩，賦予蒙自南湖獨特的時代況味，將家國滄桑與世途蒼涼融於詩句之中，頗令時人感慟，也代表了像馮先生這樣的抗戰學子的心情。
當時國民政府教育部為收容從華北、華東、華中淪陷區疏散到內地的上海、山東、江蘇、安徽等大學一批名流學者和青年學生，保留高等教育實力，決定在抗日大後方湘黔鐵路沿線城鎮創辦全國第一所國立師範學院，教育部長陳立夫電令留學博士、教育家、時任光華大學（今華東師範大學）副校長廖世承負責籌建。
1938年10月27日，國立師範學院在林木隱蔽的藍田光明山李園正式開學，廖世承任校長。李園為校本部（今漣源市政府所在地），不久在李園以北新建第一棟校舍，為第二院（今漣源市一中所在地），引《論語》“君子有九思”命名為“九思堂”。在湖南藍田（今婁底漣源市）辦學期間，由校長廖世承確立的教育理念與精神氣質。其核心在於“仁愛精勤”的校訓、艱苦卓絕的學術堅守，以及深厚的“國民導師”社會責任感。
“仁愛精勤”的校訓由首任院長廖世承確立。“仁愛”強調師德與關懷，“精勤”要求治學嚴謹、勤勉踏實。這一精神不僅是國師的靈魂，後來也成為湖南師範大學一脈相承的核心價值觀。
“國師”的宏大擔當：“國師，國師，文化的先進，國民的導師”是國師校歌中的核心精神。在烽火連天的歲月中，師生踐行“勞之先之，不厭不倦”的育人理念，致力於成為國家與鄉村教育的火種。
當時的藍田，被譽為“小南京”，當時的國立師範學院可謂名師薈萃，吸引了大批國內外頂尖學者，如錢鍾書就曾在藍田國師任教（其散文集《寫在人生邊上》的部分篇章及《圍城》的創作靈感均發源於此）。學校在物質極度匱乏下，依然千方百計充實圖書館藏書，保持了極高的學術與教學水準。國師不僅注重學術，更開辦民眾學校與民眾教育館，踐行社會教育，這種將知識服務社會的家國情懷，構成了國師傳統的基石。
在江山半壁沉淪的苦難歲月裏，教育家廖世承先生嘔心瀝血、披荊斬棘，在僻處湘中山區的藍田不僅創辦了國師，並在那裏艱難地堅持了六年之久(1938—1944)。後因敵騎逼近、炮聲可聞，始被迫播遷湘西漵浦，抗戰勝利後再遷南嶽。解放後經過一些波折，師院發展壯大成今日的湖南師範大學。在當時的戰爭環境下，國師在藍田慘淡經營的六年卻顯示了輝煌，與隨後略走下坡路的漵浦、南嶽階段比較，可說是黃金時期。在“宏施教澤”精神的熏陶下，藍田小鎮一時也成為抗戰後方一顆燦爛的文化明珠。
1942年，抗日戰爭期間，馮世澄先生考入了當時遷至湖南藍田（今漣源）的國立師範學院國文學係。馮先生是國師鼎盛時期的學生，親身感受過“學術巔峰”：錢基博先生當時任國文係主任，治學嚴厲。馮先生曾親曆錢基博先生查考學生筆記、糾正字句的嚴謹作風。而錢鍾書先生在此任教期間（1939-1941）留下的學術餘暉，也影響了馮先生那一屆學生。除錢家父子外，馮先生在校期間還聽過曆史學家皮名舉、心理學家高覺敷等名師的講課。
1945年8月日本投降了，馮先生和千百萬抗戰學子一樣，欣喜若狂。正如陳寅恪先生在《乙酉八月十一日晨起聞日本乞降喜賦》一詩中描述的：
降書夕到醒方知，何幸今生見此時。
聞訊杜陵歡至泣，還家賀監病彌衰。
國仇已雪南遷恥，家祭難忘北定詩。
念往憂來無限感，喜心題句又成悲。
帶著這種悲喜交加的心情，馮先生於1946年畢業後，隨著北歸的複員浪潮回到了北平。“國師”畢業學生主要服務於各省市學校及一般教育行政，待遇清苦，社會各界評價他們“不厭不倦，勞之先之”。由於在校期間表現出的極佳文字和行政素養，馮先生得以進入北京大學工作，開始了他與北大中文係六十年代情緣，成為名副其實的“五朝元老”。
這裏的五朝指的是不同時期主政的中文係主任。馮先生進入北大中文係時，說不定和當時的係主任胡適先生還有過交集。共和國成立以後，1950年到1966年，楊晦先生擔任北大中文係主任。這期間，經曆了院係調整，校園搬遷，還經曆了一係列運動，包括三反、五反、反右運動等。在1950年代，正值係主任楊晦先生主持工作。馮先生和當時的係辦職員張明哲、王曼嘉等不僅負責日常排課、發講義等教務，還是連接教師與學生的紐帶。馮世澄先生主要負責教務，張明哲在50年代初期至中期更多地參與了係務的管理與協調工作。院係調整以後，作為係秘書，馮先生曾為王力、遊國恩等學術大師提供行政保障，特別是在1954年中文係建立多個專門教研室（如語言學教研室、中國文學史教研室）的過程中，起到了重要的紐帶作用。
而1954年的一個小插曲，卻讓馮先生的名字永垂青史。據張元勳回憶：
我的案頭放著一份1954年8月15日的《解放日報》,其7-11版刊登的是《全國高等學校一九五四年暑期招考新生錄取名單（華東區部份）》，第十版：“北京大學中國語言文學係“新生名單中有一個”彭令昭“。當我們負笈京華、歡樂聚首燕園之初，”彭令昭“一直是名下無人的”隱君子“。兩個月過去了，在楊晦先生為全年級開講《文藝學引論》的階梯大教室，我們終於弄清了那個叫”林昭“的姑娘就是”隱君子彭令昭“。她在全年級的”亮相“，是因為係辦公室的馮世澄先生舉著一捆寄給”彭令昭“的書，並且喊著這個名字，而從座間起立跑到馮先生旁邊的卻是林昭，她是蘇州人，”令“與”林“是同音字。她自中學即投稿發文，以”令昭“為筆者，後則改用”林昭“，蓋以”令“、”林“是同音字。此處對她名字的說明為了糾正當今的某些文章中的妄說，說她”非常像“、也”非常愛“林黛玉，自己才改為”林昭“的。其實，林昭是最不喜歡別人說她是”林黛玉“的。
林昭（1932年12月16日—1968年4月29日），原名彭令昭，林昭是其筆名。蘇州人。解放前在蘇州讀中學時 即參加進步活動。1954年以江蘇省考分第一進入北京大學中文係，1958年被錯劃為右派。她堅持說真話無罪，“文革” 時在獄中繼續抨擊個人迷信和極左路線，寧死不屈，被殺害於上海。1980年得到平反昭雪。
文革期間，中文係由向景潔先生主持工作。1966年6月18日,在北大校園發生了著名的“618事件”。那一天,一些學生未報告工作組，就在全校範圍內對那些已經被“揪出來”的人展開了大規模的暴力攻擊。他們在多處場地，把校係兩級和學校附屬單位的正在受到“批鬥”的人拉來“鬥爭”，實際上是毆打和進行人身侮辱。幾十個學生到中文係辦公室所在的“二院”，高喊“把程賢策揪出來”。程賢策在倉促中逃入一個女廁所。正在廁所中的一位女職員受了一驚,但是立刻幫他藏好,並試圖阻止學生闖進女廁所,但是學生不聽，把他從廁所裏抓了出來。
中文係的教授王力、吳組緗、王瑤等也被抓來。學生用拳頭和棍子打他們。有學生一皮帶就把王瑤打倒在地。有學生從廁所裏拿來放在馬桶旁邊的大便紙簍，扣在也被“揪出來”的中文係副主任向景潔的頭上。向景潔身上還被倒了幾瓶墨水。晚上向景潔回到家中，他的妻子看到他背上滿是青紫傷痕,給他敷了藥膏。
文革的血雨腥風，馮先生以一種默默的抵抗，以一種仁愛來盡到自己的責任。“勞之先之，不厭不倦”。1969年至1971年間，馮先生以及中文係眾多教授一同前往江西鯉魚洲北大分校參加勞動。一同前往的還有中文係辦公室主任崔庚昌。崔庚昌曾擔任連隊的“大廚師”，因廚藝精湛（尤其是烹調鄱陽湖的鮮魚）被大家親切地稱為“老崔”。兩年的鯉魚洲生涯中，最為人稱道的就是那個著名的“糖三角”對聯故事（上聯由一位名叫陳夢麟的學生出，下聯由馮世澄先生對出）就發生在老崔負責的食堂生活場景中。
陸儉明先生對此有一段生動的回憶：
上麵說到，江西盛產稻穀，基本不種麥子。開始上麵配發的糧食都是機米。後來，考慮到教職員工中有相當一部分是北方人，他們習慣吃麵食，覺得米飯不經餓，所以後來配發一定數量的麵粉，可以每半個月吃一次饅頭花卷糖三角。吃飯也吃出對子來了。忘了是誰，一邊吃著糖三角，一邊高聲說：“我想到一個上聯，‘糖三角三角無糖’。哪一位來對下聯？”可是也沒有人能對出下聯。過了倆月，中文係老教務員馮世澄先生也來鯉魚洲了。一天，又輪到吃麵食的日子，跟馮先生說起了那糖三角的上聯。他覺得上聯出得好，有意思。當時，他並沒說要對出下聯。過了兩天，吃晚飯的時候，他宣布，那糖三角的上聯，有了下聯了，那就是“蜜四果四果有蜜”。果者，果子，即糕點也。如今北方一些農村就將糕點稱為果子。舊時過年過節走親戚，送的禮物就是一盒蜜四果。顯然，馮先生的下聯對得非常好，上下聯為：
糖三角三角有糖
蜜四果四果有蜜
不過沒有人出橫批。我想橫批可為“甜甜蜜蜜”———這也是一種苦中作樂之“甜蜜”。
糖三角，又稱糖包，是中國傳統麵食，起源於山西陽泉、壽陽地區，以三角形外觀為特征。其以麵粉為主料，包裹紅糖、芝麻等餡料製成，部分變種加入南瓜泥調整色澤與口感，成品表皮暄軟、內餡綿甜。製作時需將麵粉與酵母和麵並發酵至蜂窩狀，經揉麵排氣後分劑擀皮。餡料通常按紅糖與麵粉2:1比例混合，避免蒸製時糖汁溢出。通過捏合三角中心點、抬高收緊邊緣塑形，經二次發酵後蒸製12分鍾，關火燜3-5分鍾成熟。 傳統工藝采用吊爐烤製或兌堿揉麵，紅糖餡可添加熟麵粉調節流動性，部分做法使用糖粞水增強風味。
果者,果子,即糕點也。如今北方一些農村就將糕點稱為果子。舊時過年過節走親戚,送的禮物就是一盒蜜四果。蜜四果是一種食品，其常見成分包括紅棗、山楂和蜂蜜等。
能對出這個下聯，也顯出了馮先生的功力。隻是平時藏而不露罷了。
文革結束，1978年中文係搬到了五院。溫儒敏先生是這樣描述五院的：
還是那青灰磚牆，單簷垂花院門，連排的花格門窗油漆斑駁；院子裏古鬆依然蟠曲如蓋，花架上的紫藤卻已繁華落盡，遍布南牆的“爬山虎”也不見燦爛時節的濃密揮灑；南側後院肆意瘋長的側柏、加楊、香椿等植物，在凜冽的寒風中有所收斂，院子顯得愈加雜亂和蕭瑟。
中文係在五院的這三十年，不僅是中文係煥發新生的歲月，也是馮先生事業的頂峰。1979年，季鎮淮先生出任中文係主任。馮世澄先生與季鎮淮先生之間的交誼，被視為北京大學中文係行政管理與學術風骨交相輝映的典範。如果說馮先生與楊晦先生是忘年之交合，那麽他與季鎮淮先生則是在動蕩期及撥亂反正時期建立了深厚的“抗戰學子”之情。季先生長馮先生五歲，但是他們基本上可以算一輩人，兩人都有南渡北歸的經曆。
在季鎮淮先生擔任係主任期間，兩人在維護教育公平方麵留下了著名的軼事：
在某年研究生招考中，係裏出現了一起由於非學術因素導致優秀學生可能落選的爭議。馮世澄作為教務員深知內情，由於他的正直，他不僅沒有隱瞞，反而協助當時的年輕職員劉棟，暗中支持受委屈的學生向係主任“告禦狀”。
季鎮淮先生作為聞一多先生的弟子，生性剛直。他在得知馮世澄反映的情況後，頂住壓力扭轉了局麵。這一事件讓馮世澄在學生中贏得了“俠義”之名，也加深了他與季先生之間基於原則的信任。季鎮淮先生晚年居住在中關園或十二公寓。據校友回憶，馮世澄先生退休前後，常去探望臥病或居家的季先生。季鎮淮先生是典型的儒者，嚴肅且不苟言笑；而馮世澄是典型的老北京，風趣圓融。兩人一莊一諧，在季先生晚年清寂的生活中，馮世澄帶來的“係裏掌故”和京味幽默是極大的慰藉。在溫儒敏等後輩教授眼中，季鎮淮代表了中文係學術上的“硬骨頭”，而馮世澄則代表了中文係行政上的“溫情脈脈”。兩人共同塑造了那個時代北大中文係“君子係”的特征：重人情、重原則、重風骨。
我在北大讀書和工作時，也是經常要去五院的。五院在圖書館旁邊，我們去五院一般不走正門，而是走“後門”，嚴格地說，五院的“後門”是後麵的院牆坍塌了，出現了一個大豁口，沒人修理，就成了後門。關鍵是從這裏進去，直接就是係辦公室，不用繞。當然，很多老先生還是走正門的。正如溫儒敏先生在回憶中寫到的：
流連五院，想望五院，幾十年來，一代又一代學者在這裏讀書、講學、交往，諸如王力、遊國恩、魏建功、楊晦、袁家驊、吳組緗、季鎮淮、朱德熙、王瑤、周祖謨、林庚、林燾、褚斌傑、徐通鏘，等等，這樣一批鼎鼎有名的學問家，以及來自世界各地的諸多大家名流，都在五院留下足跡。五院的書香味濃，文化積澱厚，五院承載著沉甸甸中國文化分量，每位師生在這裏都能勾起許多難忘的記憶，五院已經融入到生命中，有一種難於割舍的感情了。當你想起這些院落庭園，曾有那麽多大師名人在此活動過，一切便都就變得親切、人格化起來。這些名家有許多個性化的傳奇故事，想象這些故事就發生在類似五院的北大環境中，這就是傳統的感受吧。 新樓肯定比舊院寬敞而現代，每人一間也是早就期盼的，但北大中文係真的要離開五院了，又難免有些失落。新建的人文學苑也是有點仿古的，設備自然錯不了，但還能象五院那樣優雅，那樣隨性自在地自由出入嗎？
我每次去五院，除了看信，還要和馮先生聊上幾句，接受一下他的標準的北京話的熏陶。北大中文係裏除了林燾先生、林庚先生、索振羽先生等少數先生是地道的北京人以外，大多數教授都是南方人，因此平時要聽到標準的北京話還得到係辦公室找馮先生。
馮先生的北京話是標準的內城北京話。馮世澄先生所代表的北京內城發音（俗稱“城裏話”），在語言學調查中被認為比南城音（外城音）更接近“北京官話”的文雅標準。由於內城（東城、西城）曆史上多為八旗子弟、官員及文人居住區，其發音具有文雅、清晰、吞音相對較少的特點。為此，在20世紀80年代，由北京大學中文係語言學教研室編撰、北大出版社出版的經典工具書《漢語方音字匯》（1985年版）中，馮世澄先生被列為北京點的第一發音人。
馮世澄先生學習過的國立師範學院，有這樣的校歌：
國師國師，文化的先進，國民的導師。
陶甑人才，作育多士，建樹一代良規。
忠於為人，勇於克己，披荊斬棘，履險為夷。
宏施教澤，百年以為期，千載有餘思。
國師國師，青年的先導，建國的良師。
愛護幼童，扶植少壯，創立和[平]基址。
國立師範學院成立於抗日戰爭最艱苦的時期，校歌中“披荊斬棘，履險為夷”、“建國的良師”等詞句，反映了當時師生在炮火下弦歌不輟、以教育救國為己任的崇高使命感。
校歌中明確提出了“文化的先進，國民的導師”，強調教師不僅要傳授知識，更要在品德（忠於為人、勇於克己）和教育實踐（愛護幼童、扶植少壯）上做出表率。
馮先生就是這樣的表率。
孔慶東教授回憶：1984年，中國人對民主還比較認真的年頭，北大讓全校師生員工推薦海澱區人大代表。我們中文係文學83班由英俊而溫情的班主任溫儒敏老師主持，專門在本禪房——32樓416召開了一個提名推薦會。因為每逢開會，五十多人擠在我們十個人的宿舍裏，男生女生被迫要親密接觸，所以這次仍然出席率達到95%。
會上，有人提名副校長沙健孫（教過我們中共黨史），有人提名係團總支書記李小凡、有人提係主任費振剛，有人提名黨史老師沈大姑……周長慶同學提名係教務員馮世澄，說這位老先生幾十年如一日勤勤懇懇地為師生服務，而且對所有同學都很親切。王清平同學馬上就喊：“馮先生人好，堅決同意！”朱芹芹等同學也趕緊跟貼。
也許馮先生並不適合當人大代表，但是作為忠於為人、勇於克己的表率，馮先生是當之無愧的。
北大中文係的先生們 （十七） 仁愛精勤馮世澄
墨村鄉士 (2026-05-13 18:36:44) 評論 (0)馮世澄先生於1922年生於北京內城，是北京大學中文係長期任職的資深老教務員，被稱為中文係的“活檔案”。
馮世澄先生不是教書的，但卻是一位真正的先生。在北京話裏，“先生”是一個內涵豐富、講究輩分與社交禮儀的稱謂。它不僅指代老師或丈夫，在老北京的市井生活中，它更是對各行各業有手藝、有社會地位之人的尊稱；同時，“先生”一詞還自帶特有的兒化音變。
馮先生在北大中文係工作了近六十年。沙灘紅樓、燕園裏的文史樓、二院和五院都是馮先生曾經工作過的地方。曾任北大中文係主任的溫儒敏先生有過這樣一段描寫：
老北大的國文係曾立足沙灘紅樓。五十年代初院係調整後，北大中文係先後設在文史樓和二院，“文革”期間一度搬到32樓學生宿舍。 如今燕園見縫插針，大興土木，車水馬龍，熙熙嚷嚷，象五院這樣的傳統的院落顯得有些落寞，但難得安份，一踏進五院就有一種氣息浸潤情懷，讓人靜下心來，覺得大學的氛圍本該如此的。
五院是靜園6個院落的其中之一，一至四院建於20年代，原是燕京大學女生宿舍。五院和六院是後來加建的。6個院落一式磚木構設，彼此聯通，古色古香，卻不見奢華炫耀，那種內斂溫和的情韻讓人親切放鬆。 五院兩層30多個房間，大都用作教研室。每個教研室一間，幾張桌子幾個板凳，還有三五書架，既沒有“國學大典”，也不見文物墨寶，堆放的多是老師的書刊，很是簡陋。除了教研室活動，老師們平時不大來這裏。“人氣”最旺的是收發室，是五院的中樞，原在東南角，裏外兩間。20多年前，幾乎每天可以看到一位老者端坐其中，中等偏胖的身材，細聲漫氣彬彬有禮地接待師生，他就是教務兼收發馮世澄。馮先生人緣極好，記性極好，五十年代後畢業的曆屆學生他幾乎全叫得上名字，是中文係的活檔案。他在係裏日子久了，也熏陶得能舞文弄墨。好幾部以北大為題材的小說，都曾把馮先生作為原型。我寫《北京大學中文係百年圖史》（北大出版社2010年版），也給這位老教務“名家”的禮遇，專有一節寫到他的。
溫儒敏先生對馮先生的描寫是很準確的，但是說馮先生“他在係裏日子久了，也熏陶得能舞文弄墨”，這句話隻說對了一半兒。因為馮先生的舞文弄墨可不是在北大熏陶出來的。馮先生1942年進入國立師範學院國文係學習，1946年畢業，雖然談不上滿腹經綸，但也是灌了半肚子墨水的。
七七事變的槍聲刺破了北平的天空，盧溝橋的炮火喚醒了成千上萬北平青年抗日救國的熱情，他們紛紛南渡，尋找救國的出路。馮世澄先生便隨著這支南渡大軍一路到了湖南。
“南渡”，原來是一個曆史情結。曆史上有晉人南渡，宋人南渡，明人南渡。用“南渡”來寄托這批師生當時的命運之歎，最早可見於陳寅恪先生的《南湖即景》：
風物居然似舊京，荷花海子憶升平。
橋邊鬢影還明滅，樓外歌聲雜醉醒。
南渡自應思往事，北歸端恐待來生。
黃河難塞黃金盡，日暮人間幾萬程。
此詩寫於1938年夏，當時陳寅恪先生幾經輾轉，終於抵達雲南蒙自南湖畔的西南聯大分校。《南湖即景》一詩，賦予蒙自南湖獨特的時代況味，將家國滄桑與世途蒼涼融於詩句之中，頗令時人感慟，也代表了像馮先生這樣的抗戰學子的心情。
當時國民政府教育部為收容從華北、華東、華中淪陷區疏散到內地的上海、山東、江蘇、安徽等大學一批名流學者和青年學生，保留高等教育實力，決定在抗日大後方湘黔鐵路沿線城鎮創辦全國第一所國立師範學院，教育部長陳立夫電令留學博士、教育家、時任光華大學（今華東師範大學）副校長廖世承負責籌建。
1938年10月27日，國立師範學院在林木隱蔽的藍田光明山李園正式開學，廖世承任校長。李園為校本部（今漣源市政府所在地），不久在李園以北新建第一棟校舍，為第二院（今漣源市一中所在地），引《論語》“君子有九思”命名為“九思堂”。在湖南藍田（今婁底漣源市）辦學期間，由校長廖世承確立的教育理念與精神氣質。其核心在於“仁愛精勤”的校訓、艱苦卓絕的學術堅守，以及深厚的“國民導師”社會責任感。
“仁愛精勤”的校訓由首任院長廖世承確立。“仁愛”強調師德與關懷，“精勤”要求治學嚴謹、勤勉踏實。這一精神不僅是國師的靈魂，後來也成為湖南師範大學一脈相承的核心價值觀。
“國師”的宏大擔當：“國師，國師，文化的先進，國民的導師”是國師校歌中的核心精神。在烽火連天的歲月中，師生踐行“勞之先之，不厭不倦”的育人理念，致力於成為國家與鄉村教育的火種。
當時的藍田，被譽為“小南京”，當時的國立師範學院可謂名師薈萃，吸引了大批國內外頂尖學者，如錢鍾書就曾在藍田國師任教（其散文集《寫在人生邊上》的部分篇章及《圍城》的創作靈感均發源於此）。學校在物質極度匱乏下，依然千方百計充實圖書館藏書，保持了極高的學術與教學水準。國師不僅注重學術，更開辦民眾學校與民眾教育館，踐行社會教育，這種將知識服務社會的家國情懷，構成了國師傳統的基石。
在江山半壁沉淪的苦難歲月裏，教育家廖世承先生嘔心瀝血、披荊斬棘，在僻處湘中山區的藍田不僅創辦了國師，並在那裏艱難地堅持了六年之久(1938—1944)。後因敵騎逼近、炮聲可聞，始被迫播遷湘西漵浦，抗戰勝利後再遷南嶽。解放後經過一些波折，師院發展壯大成今日的湖南師範大學。在當時的戰爭環境下，國師在藍田慘淡經營的六年卻顯示了輝煌，與隨後略走下坡路的漵浦、南嶽階段比較，可說是黃金時期。在“宏施教澤”精神的熏陶下，藍田小鎮一時也成為抗戰後方一顆燦爛的文化明珠。
1942年，抗日戰爭期間，馮世澄先生考入了當時遷至湖南藍田（今漣源）的國立師範學院國文學係。馮先生是國師鼎盛時期的學生，親身感受過“學術巔峰”：錢基博先生當時任國文係主任，治學嚴厲。馮先生曾親曆錢基博先生查考學生筆記、糾正字句的嚴謹作風。而錢鍾書先生在此任教期間（1939-1941）留下的學術餘暉，也影響了馮先生那一屆學生。除錢家父子外，馮先生在校期間還聽過曆史學家皮名舉、心理學家高覺敷等名師的講課。
1945年8月日本投降了，馮先生和千百萬抗戰學子一樣，欣喜若狂。正如陳寅恪先生在《乙酉八月十一日晨起聞日本乞降喜賦》一詩中描述的：
降書夕到醒方知，何幸今生見此時。
聞訊杜陵歡至泣，還家賀監病彌衰。
國仇已雪南遷恥，家祭難忘北定詩。
念往憂來無限感，喜心題句又成悲。
帶著這種悲喜交加的心情，馮先生於1946年畢業後，隨著北歸的複員浪潮回到了北平。“國師”畢業學生主要服務於各省市學校及一般教育行政，待遇清苦，社會各界評價他們“不厭不倦，勞之先之”。由於在校期間表現出的極佳文字和行政素養，馮先生得以進入北京大學工作，開始了他與北大中文係六十年代情緣，成為名副其實的“五朝元老”。
這裏的五朝指的是不同時期主政的中文係主任。馮先生進入北大中文係時，說不定和當時的係主任胡適先生還有過交集。共和國成立以後，1950年到1966年，楊晦先生擔任北大中文係主任。這期間，經曆了院係調整，校園搬遷，還經曆了一係列運動，包括三反、五反、反右運動等。在1950年代，正值係主任楊晦先生主持工作。馮先生和當時的係辦職員張明哲、王曼嘉等不僅負責日常排課、發講義等教務，還是連接教師與學生的紐帶。馮世澄先生主要負責教務，張明哲在50年代初期至中期更多地參與了係務的管理與協調工作。院係調整以後，作為係秘書，馮先生曾為王力、遊國恩等學術大師提供行政保障，特別是在1954年中文係建立多個專門教研室（如語言學教研室、中國文學史教研室）的過程中，起到了重要的紐帶作用。
而1954年的一個小插曲，卻讓馮先生的名字永垂青史。據張元勳回憶：
我的案頭放著一份1954年8月15日的《解放日報》,其7-11版刊登的是《全國高等學校一九五四年暑期招考新生錄取名單（華東區部份）》，第十版：“北京大學中國語言文學係“新生名單中有一個”彭令昭“。當我們負笈京華、歡樂聚首燕園之初，”彭令昭“一直是名下無人的”隱君子“。兩個月過去了，在楊晦先生為全年級開講《文藝學引論》的階梯大教室，我們終於弄清了那個叫”林昭“的姑娘就是”隱君子彭令昭“。她在全年級的”亮相“，是因為係辦公室的馮世澄先生舉著一捆寄給”彭令昭“的書，並且喊著這個名字，而從座間起立跑到馮先生旁邊的卻是林昭，她是蘇州人，”令“與”林“是同音字。她自中學即投稿發文，以”令昭“為筆者，後則改用”林昭“，蓋以”令“、”林“是同音字。此處對她名字的說明為了糾正當今的某些文章中的妄說，說她”非常像“、也”非常愛“林黛玉，自己才改為”林昭“的。其實，林昭是最不喜歡別人說她是”林黛玉“的。
林昭（1932年12月16日—1968年4月29日），原名彭令昭，林昭是其筆名。蘇州人。解放前在蘇州讀中學時 即參加進步活動。1954年以江蘇省考分第一進入北京大學中文係，1958年被錯劃為右派。她堅持說真話無罪，“文革” 時在獄中繼續抨擊個人迷信和極左路線，寧死不屈，被殺害於上海。1980年得到平反昭雪。
文革期間，中文係由向景潔先生主持工作。1966年6月18日,在北大校園發生了著名的“618事件”。那一天,一些學生未報告工作組，就在全校範圍內對那些已經被“揪出來”的人展開了大規模的暴力攻擊。他們在多處場地，把校係兩級和學校附屬單位的正在受到“批鬥”的人拉來“鬥爭”，實際上是毆打和進行人身侮辱。幾十個學生到中文係辦公室所在的“二院”，高喊“把程賢策揪出來”。程賢策在倉促中逃入一個女廁所。正在廁所中的一位女職員受了一驚,但是立刻幫他藏好,並試圖阻止學生闖進女廁所,但是學生不聽，把他從廁所裏抓了出來。
中文係的教授王力、吳組緗、王瑤等也被抓來。學生用拳頭和棍子打他們。有學生一皮帶就把王瑤打倒在地。有學生從廁所裏拿來放在馬桶旁邊的大便紙簍，扣在也被“揪出來”的中文係副主任向景潔的頭上。向景潔身上還被倒了幾瓶墨水。晚上向景潔回到家中，他的妻子看到他背上滿是青紫傷痕,給他敷了藥膏。
文革的血雨腥風，馮先生以一種默默的抵抗，以一種仁愛來盡到自己的責任。“勞之先之，不厭不倦”。1969年至1971年間，馮先生以及中文係眾多教授一同前往江西鯉魚洲北大分校參加勞動。一同前往的還有中文係辦公室主任崔庚昌。崔庚昌曾擔任連隊的“大廚師”，因廚藝精湛（尤其是烹調鄱陽湖的鮮魚）被大家親切地稱為“老崔”。兩年的鯉魚洲生涯中，最為人稱道的就是那個著名的“糖三角”對聯故事（上聯由一位名叫陳夢麟的學生出，下聯由馮世澄先生對出）就發生在老崔負責的食堂生活場景中。
陸儉明先生對此有一段生動的回憶：
上麵說到，江西盛產稻穀，基本不種麥子。開始上麵配發的糧食都是機米。後來，考慮到教職員工中有相當一部分是北方人，他們習慣吃麵食，覺得米飯不經餓，所以後來配發一定數量的麵粉，可以每半個月吃一次饅頭花卷糖三角。吃飯也吃出對子來了。忘了是誰，一邊吃著糖三角，一邊高聲說：“我想到一個上聯，‘糖三角三角無糖’。哪一位來對下聯？”可是也沒有人能對出下聯。過了倆月，中文係老教務員馮世澄先生也來鯉魚洲了。一天，又輪到吃麵食的日子，跟馮先生說起了那糖三角的上聯。他覺得上聯出得好，有意思。當時，他並沒說要對出下聯。過了兩天，吃晚飯的時候，他宣布，那糖三角的上聯，有了下聯了，那就是“蜜四果四果有蜜”。果者，果子，即糕點也。如今北方一些農村就將糕點稱為果子。舊時過年過節走親戚，送的禮物就是一盒蜜四果。顯然，馮先生的下聯對得非常好，上下聯為：
糖三角三角有糖
蜜四果四果有蜜
不過沒有人出橫批。我想橫批可為“甜甜蜜蜜”———這也是一種苦中作樂之“甜蜜”。
糖三角，又稱糖包，是中國傳統麵食，起源於山西陽泉、壽陽地區，以三角形外觀為特征。其以麵粉為主料，包裹紅糖、芝麻等餡料製成，部分變種加入南瓜泥調整色澤與口感，成品表皮暄軟、內餡綿甜。製作時需將麵粉與酵母和麵並發酵至蜂窩狀，經揉麵排氣後分劑擀皮。餡料通常按紅糖與麵粉2:1比例混合，避免蒸製時糖汁溢出。通過捏合三角中心點、抬高收緊邊緣塑形，經二次發酵後蒸製12分鍾，關火燜3-5分鍾成熟。 傳統工藝采用吊爐烤製或兌堿揉麵，紅糖餡可添加熟麵粉調節流動性，部分做法使用糖粞水增強風味。
果者,果子,即糕點也。如今北方一些農村就將糕點稱為果子。舊時過年過節走親戚,送的禮物就是一盒蜜四果。蜜四果是一種食品，其常見成分包括紅棗、山楂和蜂蜜等。
能對出這個下聯，也顯出了馮先生的功力。隻是平時藏而不露罷了。
文革結束，1978年中文係搬到了五院。溫儒敏先生是這樣描述五院的：
還是那青灰磚牆，單簷垂花院門，連排的花格門窗油漆斑駁；院子裏古鬆依然蟠曲如蓋，花架上的紫藤卻已繁華落盡，遍布南牆的“爬山虎”也不見燦爛時節的濃密揮灑；南側後院肆意瘋長的側柏、加楊、香椿等植物，在凜冽的寒風中有所收斂，院子顯得愈加雜亂和蕭瑟。
中文係在五院的這三十年，不僅是中文係煥發新生的歲月，也是馮先生事業的頂峰。1979年，季鎮淮先生出任中文係主任。馮世澄先生與季鎮淮先生之間的交誼，被視為北京大學中文係行政管理與學術風骨交相輝映的典範。如果說馮先生與楊晦先生是忘年之交合，那麽他與季鎮淮先生則是在動蕩期及撥亂反正時期建立了深厚的“抗戰學子”之情。季先生長馮先生五歲，但是他們基本上可以算一輩人，兩人都有南渡北歸的經曆。
在季鎮淮先生擔任係主任期間，兩人在維護教育公平方麵留下了著名的軼事：
在某年研究生招考中，係裏出現了一起由於非學術因素導致優秀學生可能落選的爭議。馮世澄作為教務員深知內情，由於他的正直，他不僅沒有隱瞞，反而協助當時的年輕職員劉棟，暗中支持受委屈的學生向係主任“告禦狀”。
季鎮淮先生作為聞一多先生的弟子，生性剛直。他在得知馮世澄反映的情況後，頂住壓力扭轉了局麵。這一事件讓馮世澄在學生中贏得了“俠義”之名，也加深了他與季先生之間基於原則的信任。季鎮淮先生晚年居住在中關園或十二公寓。據校友回憶，馮世澄先生退休前後，常去探望臥病或居家的季先生。季鎮淮先生是典型的儒者，嚴肅且不苟言笑；而馮世澄是典型的老北京，風趣圓融。兩人一莊一諧，在季先生晚年清寂的生活中，馮世澄帶來的“係裏掌故”和京味幽默是極大的慰藉。在溫儒敏等後輩教授眼中，季鎮淮代表了中文係學術上的“硬骨頭”，而馮世澄則代表了中文係行政上的“溫情脈脈”。兩人共同塑造了那個時代北大中文係“君子係”的特征：重人情、重原則、重風骨。
我在北大讀書和工作時，也是經常要去五院的。五院在圖書館旁邊，我們去五院一般不走正門，而是走“後門”，嚴格地說，五院的“後門”是後麵的院牆坍塌了，出現了一個大豁口，沒人修理，就成了後門。關鍵是從這裏進去，直接就是係辦公室，不用繞。當然，很多老先生還是走正門的。正如溫儒敏先生在回憶中寫到的：
流連五院，想望五院，幾十年來，一代又一代學者在這裏讀書、講學、交往，諸如王力、遊國恩、魏建功、楊晦、袁家驊、吳組緗、季鎮淮、朱德熙、王瑤、周祖謨、林庚、林燾、褚斌傑、徐通鏘，等等，這樣一批鼎鼎有名的學問家，以及來自世界各地的諸多大家名流，都在五院留下足跡。五院的書香味濃，文化積澱厚，五院承載著沉甸甸中國文化分量，每位師生在這裏都能勾起許多難忘的記憶，五院已經融入到生命中，有一種難於割舍的感情了。當你想起這些院落庭園，曾有那麽多大師名人在此活動過，一切便都就變得親切、人格化起來。這些名家有許多個性化的傳奇故事，想象這些故事就發生在類似五院的北大環境中，這就是傳統的感受吧。 新樓肯定比舊院寬敞而現代，每人一間也是早就期盼的，但北大中文係真的要離開五院了，又難免有些失落。新建的人文學苑也是有點仿古的，設備自然錯不了，但還能象五院那樣優雅，那樣隨性自在地自由出入嗎？
我每次去五院，除了看信，還要和馮先生聊上幾句，接受一下他的標準的北京話的熏陶。北大中文係裏除了林燾先生、林庚先生、索振羽先生等少數先生是地道的北京人以外，大多數教授都是南方人，因此平時要聽到標準的北京話還得到係辦公室找馮先生。
馮先生的北京話是標準的內城北京話。馮世澄先生所代表的北京內城發音（俗稱“城裏話”），在語言學調查中被認為比南城音（外城音）更接近“北京官話”的文雅標準。由於內城（東城、西城）曆史上多為八旗子弟、官員及文人居住區，其發音具有文雅、清晰、吞音相對較少的特點。為此，在20世紀80年代，由北京大學中文係語言學教研室編撰、北大出版社出版的經典工具書《漢語方音字匯》（1985年版）中，馮世澄先生被列為北京點的第一發音人。
馮世澄先生學習過的國立師範學院，有這樣的校歌：
國師國師，文化的先進，國民的導師。
陶甑人才，作育多士，建樹一代良規。
忠於為人，勇於克己，披荊斬棘，履險為夷。
宏施教澤，百年以為期，千載有餘思。
國師國師，青年的先導，建國的良師。
愛護幼童，扶植少壯，創立和[平]基址。
國立師範學院成立於抗日戰爭最艱苦的時期，校歌中“披荊斬棘，履險為夷”、“建國的良師”等詞句，反映了當時師生在炮火下弦歌不輟、以教育救國為己任的崇高使命感。
校歌中明確提出了“文化的先進，國民的導師”，強調教師不僅要傳授知識，更要在品德（忠於為人、勇於克己）和教育實踐（愛護幼童、扶植少壯）上做出表率。
馮先生就是這樣的表率。
孔慶東教授回憶：1984年，中國人對民主還比較認真的年頭，北大讓全校師生員工推薦海澱區人大代表。我們中文係文學83班由英俊而溫情的班主任溫儒敏老師主持，專門在本禪房——32樓416召開了一個提名推薦會。因為每逢開會，五十多人擠在我們十個人的宿舍裏，男生女生被迫要親密接觸，所以這次仍然出席率達到95%。
會上，有人提名副校長沙健孫（教過我們中共黨史），有人提名係團總支書記李小凡、有人提係主任費振剛，有人提名黨史老師沈大姑……周長慶同學提名係教務員馮世澄，說這位老先生幾十年如一日勤勤懇懇地為師生服務，而且對所有同學都很親切。王清平同學馬上就喊：“馮先生人好，堅決同意！”朱芹芹等同學也趕緊跟貼。
也許馮先生並不適合當人大代表，但是作為忠於為人、勇於克己的表率，馮先生是當之無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