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幾年，我每年回國，最重要的原因，就是看父親。母親去世已經十年了，從那以後，父親一直是一個人生活，兩年後住進了養老院。雖然我哥哥也在國內，但父親反而更習慣這種相對獨立、有規律的生活。進養老院到現在已經八年了。今年他95歲。在我們這個家族裏，能活到這個年紀的，沒有第二個。我心裏很清楚，這很大程度上要歸功於養老院。
對我們這些在海外的上代留學生來說，每年還回去，很大一個原因，是父母還在。一旦父母都不在了，回去的動力估計就會明顯減弱了，至少不會再像現在這樣，一年一次地惦記著往回跑。
這次見到父親，明顯感覺他又老了一些。雖然還能自理，拄著拐杖慢慢走路，但步子更小了，腰也更彎了，說話也更含糊了。但發現他腦子還算清醒，雖然事情忘得很快。其實他年輕時說話就不算清楚，現在就更難聽明白了。聽力也是時好時壞。我在美國時常給他打微信視頻，打三次，能接起一次就不錯了。有時接不通，還要打電話給樓層的服務員，請他們幫忙去幫助父親打開視頻。即便接通，也說不了多久，他聽不清，我也聽不清他說話。更多時候，隻是“見一麵”，心裏就踏實了一些。
回想起來，我小時候對父親的印象，其實並不深。七歲那年，大概是1964年，父親因為工作調動，從省委的一個部門下放到地委工作，我母親也決定一起去。當時父母可能以為隻是暫時的，就把我和哥哥留在舅舅、舅母家。沒想到這一別就是十年。直到1975年他們回到省城，我那時候剛好中學畢業。從小到大，真正和父母在一起的時間，加起來恐怕連一年都不到。
父親又是那種少言寡語的人，不善表達。我和哥哥每年暑假坐長途汽車去看他們，一個多月的時間，很快就過去了。那種關係，說不上親密，反倒有點生疏。母親還會經常寫信，叮囑我好好學習，爭取進步。父親卻從來沒有寫過信。以至於很長一段時間，再見到他，連“爸爸”都叫不出口。
後來重新生活在一起，才慢慢把這個稱呼叫出來了。
父親是離休的，出生在山東的老解放區，15歲參軍，據他說還給張愛萍當過勤務員。他個子不高，人也機靈，這種小兵在部隊裏往往容易被首長喜歡。但他一直有個心結，就是“出身不好”。這件事壓了他一輩子，也影響了家庭。文革那個年代，家庭出身幾乎決定了一切。地主出身這幾個字，對一個年輕人來說，是很重的負擔。隻能低調做人，盡量不讓人抓住話柄。
去年我回國時，曾經問過他：“你們家為什麽會被劃成地主？”他一下子有點激動，用手比劃著，說“一共就25畝地”。我又問，那怎麽還能參軍？他說，是他舅舅幫他找的這條路。我心想，多虧走了這一步，不然後麵就慘了。在山東解放區，很多出身不好的人，命運都很慘。還有一些駭人的說法，說很多地主家的大姑娘被活活弄死。那些事情，我們沒有親眼見過，但那種恐懼，是真實存在過的。
我從來沒有見過我爺爺。他在大連日偽時期做過鎮長，也做過一點小生意。“三反五反”時期被抓，坐了十多年牢。奶奶五十多歲就去世了，爺爺出獄後，在生產隊孤老終生，大概68歲，去世的時候連家屬都沒有通知。1968年暑假我去看父母時，母親告訴我，爺爺已經去世了。我記得父親當時低落的表情，但因為我從未見過爺爺，我自己並沒有太多悲傷。隻是到了今天，再回想那個場景，父親知道自己的父親去世，卻無法去送一程，那種無力和絕望，是可以想象的。
後來父母調回省城之後，我便隨著父親單位下鄉到了郊區，但能經常坐市郊車回家。1976年，毛澤東去世後不久，有一個周末我回家，一進門，父親忽然對我說：“你可能有希望了。”他沒有多解釋，但我明白他的意思。一個時代結束了，也許新的時代快開始了。
但這個“開始”，來得極其漫長。雖然打倒了四人幫，但是“按既定方針辦”的那幾年，中央延續著文革的餘波，看不到太多改變。我們知青在農村，一邊勞動，一邊偷偷複習功課，準備高考。那一年都很難熬。直到1977年，鄧小平複出，高考恢複，大家才真正覺得，新時代真的來了。那一代人，對後來的改革開放，尤其是對鄧小平，是帶著感激之情的。
我拿到大學錄取通知書那天，騎著自行車去醫院找父親。他當時因支農得了黃疸性肝炎，回來住進了傳染病醫院。我隔著窗戶，把通知書舉給他看。我至今記得他的眼神，有一種含而不露的喜悅，還有一絲淚光。
父親還在，所以我必須每年回來看看他。回國之後，我基本不安排別的事情。每天早飯後，下午再去養老院陪他。也不一定說什麽話。他看他的手機，看電視，我做我的事情，但兩個人在一個空間裏，感覺就是不一樣。
父親對生命一向偏悲觀。八十多歲時，他就常說“沒幾年活頭了”。去年我回國看他，他說“可能是最後一次見麵了”。今年我剛進門，他又說了一遍。我就跟他說，去年你也說這句話， 80歲的時候你就開始說這句話，已經說了十幾年了。我告訴他，還有五年就一百歲了，慢慢活著吧。
他嘴上說不行了，但我看他對生活的態度，其實並不消極。他在養老院裏，是那種不給別人添麻煩的“模範老人”。每天自己把床鋪收拾得整整齊齊，像在部隊一樣。房間幹幹淨淨，東西擺放井井有條，而且他都記得什麽東西放在什麽地方。
隻是觀念還是老的一套。我給他買點東西，他第一反應總是問多少錢，然後說“太貴”。我對他說，你現在一年收入十幾萬，一個人根本花不完。你是拿六十年代的收入標準，來衡量今天的物價，當然覺得貴。如果按現在的收入看，其實都不算什麽。但這些道理，說了也沒用。我慢慢也就不跟他爭了。隻要他每天能吃好、睡好，就夠了。
父親這一輩子，不運動，不打球，不遊泳，不下棋，也不打牌。打過麻將，但從不上癮。唯一的愛好，大概就是做飯和走路。他的作息很好，現在晚上九點多睡覺，早上五點左右起床。胃口也不錯，雖然他說吃得不多，但我看他的飯量，有時比我的還大。他基本上靠的是能吃、能睡，還有排便通暢。年輕時有點高血壓，沒想到到這個年紀反而降下來了，平時也不太吃藥，隻是偶爾吃點通便的中成藥。
我當然希望他能一直這樣下去，活到一百歲。那時候我也七十多了，不知道還能不能這樣萬裏奔波來看他，也不好說。但不管怎樣，我還是會盡量一年一年地回來。至少，不讓他像我爺爺那樣，孤老而去。
2025.5.9 於中國
（不知道為什麽，在寫這篇文章的時候，幾次忍不住落淚，有點刹不住。）
一年一次的回國，就為看父親
遠遠的霧 (2026-05-08 17:34:53) 評論 (25)這幾年，我每年回國，最重要的原因，就是看父親。母親去世已經十年了，從那以後，父親一直是一個人生活，兩年後住進了養老院。雖然我哥哥也在國內，但父親反而更習慣這種相對獨立、有規律的生活。進養老院到現在已經八年了。今年他95歲。在我們這個家族裏，能活到這個年紀的，沒有第二個。我心裏很清楚，這很大程度上要歸功於養老院。
對我們這些在海外的上代留學生來說，每年還回去，很大一個原因，是父母還在。一旦父母都不在了，回去的動力估計就會明顯減弱了，至少不會再像現在這樣，一年一次地惦記著往回跑。
這次見到父親，明顯感覺他又老了一些。雖然還能自理，拄著拐杖慢慢走路，但步子更小了，腰也更彎了，說話也更含糊了。但發現他腦子還算清醒，雖然事情忘得很快。其實他年輕時說話就不算清楚，現在就更難聽明白了。聽力也是時好時壞。我在美國時常給他打微信視頻，打三次，能接起一次就不錯了。有時接不通，還要打電話給樓層的服務員，請他們幫忙去幫助父親打開視頻。即便接通，也說不了多久，他聽不清，我也聽不清他說話。更多時候，隻是“見一麵”，心裏就踏實了一些。
回想起來，我小時候對父親的印象，其實並不深。七歲那年，大概是1964年，父親因為工作調動，從省委的一個部門下放到地委工作，我母親也決定一起去。當時父母可能以為隻是暫時的，就把我和哥哥留在舅舅、舅母家。沒想到這一別就是十年。直到1975年他們回到省城，我那時候剛好中學畢業。從小到大，真正和父母在一起的時間，加起來恐怕連一年都不到。
父親又是那種少言寡語的人，不善表達。我和哥哥每年暑假坐長途汽車去看他們，一個多月的時間，很快就過去了。那種關係，說不上親密，反倒有點生疏。母親還會經常寫信，叮囑我好好學習，爭取進步。父親卻從來沒有寫過信。以至於很長一段時間，再見到他，連“爸爸”都叫不出口。
後來重新生活在一起，才慢慢把這個稱呼叫出來了。
父親是離休的，出生在山東的老解放區，15歲參軍，據他說還給張愛萍當過勤務員。他個子不高，人也機靈，這種小兵在部隊裏往往容易被首長喜歡。但他一直有個心結，就是“出身不好”。這件事壓了他一輩子，也影響了家庭。文革那個年代，家庭出身幾乎決定了一切。地主出身這幾個字，對一個年輕人來說，是很重的負擔。隻能低調做人，盡量不讓人抓住話柄。
去年我回國時，曾經問過他：“你們家為什麽會被劃成地主？”他一下子有點激動，用手比劃著，說“一共就25畝地”。我又問，那怎麽還能參軍？他說，是他舅舅幫他找的這條路。我心想，多虧走了這一步，不然後麵就慘了。在山東解放區，很多出身不好的人，命運都很慘。還有一些駭人的說法，說很多地主家的大姑娘被活活弄死。那些事情，我們沒有親眼見過，但那種恐懼，是真實存在過的。
我從來沒有見過我爺爺。他在大連日偽時期做過鎮長，也做過一點小生意。“三反五反”時期被抓，坐了十多年牢。奶奶五十多歲就去世了，爺爺出獄後，在生產隊孤老終生，大概68歲，去世的時候連家屬都沒有通知。1968年暑假我去看父母時，母親告訴我，爺爺已經去世了。我記得父親當時低落的表情，但因為我從未見過爺爺，我自己並沒有太多悲傷。隻是到了今天，再回想那個場景，父親知道自己的父親去世，卻無法去送一程，那種無力和絕望，是可以想象的。
後來父母調回省城之後，我便隨著父親單位下鄉到了郊區，但能經常坐市郊車回家。1976年，毛澤東去世後不久，有一個周末我回家，一進門，父親忽然對我說：“你可能有希望了。”他沒有多解釋，但我明白他的意思。一個時代結束了，也許新的時代快開始了。
但這個“開始”，來得極其漫長。雖然打倒了四人幫，但是“按既定方針辦”的那幾年，中央延續著文革的餘波，看不到太多改變。我們知青在農村，一邊勞動，一邊偷偷複習功課，準備高考。那一年都很難熬。直到1977年，鄧小平複出，高考恢複，大家才真正覺得，新時代真的來了。那一代人，對後來的改革開放，尤其是對鄧小平，是帶著感激之情的。
我拿到大學錄取通知書那天，騎著自行車去醫院找父親。他當時因支農得了黃疸性肝炎，回來住進了傳染病醫院。我隔著窗戶，把通知書舉給他看。我至今記得他的眼神，有一種含而不露的喜悅，還有一絲淚光。
父親還在，所以我必須每年回來看看他。回國之後，我基本不安排別的事情。每天早飯後，下午再去養老院陪他。也不一定說什麽話。他看他的手機，看電視，我做我的事情，但兩個人在一個空間裏，感覺就是不一樣。
父親對生命一向偏悲觀。八十多歲時，他就常說“沒幾年活頭了”。去年我回國看他，他說“可能是最後一次見麵了”。今年我剛進門，他又說了一遍。我就跟他說，去年你也說這句話， 80歲的時候你就開始說這句話，已經說了十幾年了。我告訴他，還有五年就一百歲了，慢慢活著吧。
他嘴上說不行了，但我看他對生活的態度，其實並不消極。他在養老院裏，是那種不給別人添麻煩的“模範老人”。每天自己把床鋪收拾得整整齊齊，像在部隊一樣。房間幹幹淨淨，東西擺放井井有條，而且他都記得什麽東西放在什麽地方。
隻是觀念還是老的一套。我給他買點東西，他第一反應總是問多少錢，然後說“太貴”。我對他說，你現在一年收入十幾萬，一個人根本花不完。你是拿六十年代的收入標準，來衡量今天的物價，當然覺得貴。如果按現在的收入看，其實都不算什麽。但這些道理，說了也沒用。我慢慢也就不跟他爭了。隻要他每天能吃好、睡好，就夠了。
父親這一輩子，不運動，不打球，不遊泳，不下棋，也不打牌。打過麻將，但從不上癮。唯一的愛好，大概就是做飯和走路。他的作息很好，現在晚上九點多睡覺，早上五點左右起床。胃口也不錯，雖然他說吃得不多，但我看他的飯量，有時比我的還大。他基本上靠的是能吃、能睡，還有排便通暢。年輕時有點高血壓，沒想到到這個年紀反而降下來了，平時也不太吃藥，隻是偶爾吃點通便的中成藥。
我當然希望他能一直這樣下去，活到一百歲。那時候我也七十多了，不知道還能不能這樣萬裏奔波來看他，也不好說。但不管怎樣，我還是會盡量一年一年地回來。至少，不讓他像我爺爺那樣，孤老而去。
2025.5.9 於中國
（不知道為什麽，在寫這篇文章的時候，幾次忍不住落淚，有點刹不住。）